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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三章（十一）

作者：light12  於 2010-1-17 18:13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時間: 16 1 2010 22:26


Ｂ．在閩變中堅持關門主義，坐視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倒台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

「第五次反『圍剿』進行兩個月之後，當福建事變出現之時，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是必能確定地援助它的。此計不用，第五次『圍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時候，雖已不利於出浙江，但還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此計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後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這又是毛慣用的事後 「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 的謊言。

所謂「福建事變」又稱「閩變」，乃是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以其私人武裝第十九路軍為主力，在福建發動的反蔣事變。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等人在福建發布《人民權利宣言》，事變爆發。22日，李濟深等人宣布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12月下旬，蔣介石抽調進攻江西蘇區的中央軍十餘萬人，由贛東和浙江分路進攻延平﹑古田等地。1934年1月上﹑中旬，延平﹑古田﹑福州先後被國軍佔領，「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軍總部分別遷往漳州和泉州。21日，泉州﹑漳州相繼失守，福建事變終告失敗。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逃往香港，第十九路軍的番號被取消，軍隊被蔣介石改編。




「中華共和國」國旗

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指責共產黨出賣了蔡廷鍇：

「十二月中旬，中央軍約十餘萬人由蔣鼎文統率，兼程自浙、贛兩省分路南下入閩。閩方因何江西共黨有諒解，以為共黨可與之夾擊中央軍。孰知共軍竟自贛東讓開，中央大軍數萬乃一舉而侵入閩北。」

所以，照李宗仁的說法，「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乃是中共背信棄義，與蔣介石連手搞垮的。但從李德介紹的情況來看，他所謂「中共為國軍讓路」並非我黨有意為之，而是為了執行弗雷德計劃（詳見下），將紅軍主力調到蘇區西北的永豐一帶造成的贛東兵力空虛。但中共確實沒有策應蔡廷鍇所率19路軍，甚至沒有趁機和19路軍夾擊國軍的意願。此舉非常之蠢，蓋當時國軍正在進行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19路軍乃是共同對蔣作戰的事實友軍，豈能見死不救，坐視蔣介石各個擊破？

那麼，這背時主意是誰想出來的？據李德說，閩變尚未發生，中共就刺探到了消息。項英通知李德，上海來的電報說蔡廷鍇將起事，估計能得到宋子文和其它國民黨反對派政治家支持，粵桂兩省至少中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軍事代表弗雷德建議，一旦蔡廷鍇開戰，中央紅軍就在西北一線突破敵人陣地，越過贛江，從敵人背後向南昌挺進。

據他說，對於該如何對待蔡廷鍇和十九路軍，中共當時有三種不同主張。

第一種主張是博古一個人提出來的，他認為應該抓住這個難得的時機，組成全國範圍的抗日統一戰線。因此，中共應該全面支持蔡廷鍇，即使蔡自己有顧慮，在軍事上也要給予直接的支持。

第二種主張為上海局與駐在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團所持。他們認為不可信任蔡廷鍇，蔡反蔣不過是軍閥之間的一般鬥爭，中共應該最大限度地利用這種鬥爭來加強自己在內戰中的地位。

第三種則是毛澤東的主張，「毛澤東把蔡廷鍇的起義稱為『反動統治階級的一部分企圖通過新的謀略來欺騙民眾，以便逃避它們越來越迫切的滅亡』。因此，他的結論是：我們不應該馬上支持十九路軍和『人民革命政府』。當事變正在發展時，他不斷地批評福建政府，說它『不一致』、『不履行對中華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義務』（他指的是福建政府曾答應的物質上和經濟上的援助），說它『不主動不堅決』等等。他警告說，要『謹慎』、『要三思而行』。他認為，十九路軍必須首先在閩北打擊蔣介石的部隊，然後我們才可以積極干預，給予支持。」

據李德說，事變發生后，瑞金和上海爭論不休，耽誤了數周時間。最後，紅軍按弗雷德計劃（亦即自西北一線突破敵軍陣地，越過贛江，向南昌挺進的計劃）行事，一軍團開至永豐，三、五軍團在廣昌待命。但偵察結果表明，國軍在贛江以東縱深層層修築堡壘，紅軍無法突破。待到福建政府行將垮台時，李德才決定改變計劃，不待共產國際批准，立即將執行弗雷德計劃的先頭部隊七個師調到福建，在南平地區向蔣介石的部隊右翼發動進攻，以策應十九路軍。但已為時過晚，十九路軍一個師長投降了國府，其部佔據了南平，紅軍無法渡過閩江，只好轉向東南，在閩中攻城略地。福州便在此期間陷落了。

所以，主張無所作為，坐視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倒台的，恰是毛澤東本人，而一開頭就主張援助福建的是博古，最後終於決定採取策應行動的則是李德，恰與官修黨史相反。

這當然是李德的一面之詞，可惜毛澤東為他作了旁證。1934年1月24至25日，毛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報告中說：至於福建所謂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說他有一點革命的性質，不完全是反動的，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人民革命政府只不過是部分統治階級以及在共產主義和反動政治之間用「第三條道路」的虛偽口號來欺騙人民的鬼把戲而已。

因此，看來李德的證詞是真實的，難怪他會對毛澤東事後文過飾非的行為特別生氣：

「一年以後，毛澤東利用福建事變以及在事變中出現的缺點和錯誤，並以此為把柄篡奪了黨和軍隊的領導權。他仍然說十九路軍是『反革命內部的一個派別，這個派別企圖用更多的欺騙……來維持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他還無恥地歪曲事實說，黨雖然正確地認識到，我們必須利用國民黨內部的矛盾，以突破敵人的封鎖，但『博古和其它人卻讓紅軍主力西調，勞而無功地攻擊永豐地區的堡壘，而不是與十九路軍直接配合，消滅蔣介石的主力部隊』。但是，對於福建事變的真實過程，對於延續了數周的意見分歧和衝突，以及對於他自己、中央委員會上海局、遺憾的是還有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其中起的惡劣作用，他卻很明智，閉口不談。」

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總軍事顧問是駐在上海的弗雷德），其回憶錄里處處流露了對共產國際和國際派那些「真正的馬列主義者」的感情傾向，然而他在上面這段話里竟然指責共產國際代表團起了惡劣作用，因此，這段證詞讀來相當可信。

此外，從毛的一貫作風來看，他對於策應友軍從來無興趣。前文介紹過，蘇區中央局之所以要召開寧都會議罷了毛的官，一個原因就是當時國軍正在圍剿鄂豫皖、湘鄂西等蘇區，中央要一方面軍北上威脅南昌，以減輕這兩個蘇區所受的壓力。但毛澤東卻與周恩來等人致電鄂豫皖中央分局，要他們自己消滅敵人，否則即使其它蘇區策應，也並不能幫助鄂豫皖蘇區消滅敵人，並聲稱中央蘇區自顧不暇，無法策應，堅持按兵不動，無所作為。那還是策應同一血脈的紅軍，他都不願意，對於標榜「走第三條道路」的蔡廷鍇的軍隊，他又豈會主張紅軍主力「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

事實上，這是彭德懷而不是毛的主張。彭在其回憶錄中說：

「福建事變是國民黨內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變后抗日派和親日派鬥爭的繼續和發展，是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反對買辦地主階級的代表蔣介石的鬥爭。我們應利用這一新形勢，打破蔣介石正在準備的第五次「圍剿」。根據這個簡單的認識，寫了一個電報給總政委轉中央博古，建議：留五軍團保衛中央蘇區；集中一、三軍團和七、九兩個軍團，向閩浙贛邊區進軍，依方誌敏、邵式平根據地威脅南京、上海、杭州，支持十九路軍的福建事變，推動抗日運動，破壞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計劃。博古批評這個建議，說是脫離中央蘇區根據地的冒險主義。此事是路經建寧總政委處轉告我的。」

類似地，毛所謂「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也是彭德懷的建議：

「一九三四年十月，紅軍突出敵重圍，十一月到達宜章、郴州問。我建議以三軍團迅速向湘潭、寧鄉、益陽挺進，威脅長沙，在靈活機動中抓住戰機消滅敵軍小股，迫使蔣軍改變部署，阻擊、牽制敵人；同時我中央率領其它兵團，進佔漵浦、辰溪、沅陵一帶，迅速發動群眾創造戰場，創造根據地，粉碎敵軍進攻。否則，將被迫經過湘桂邊之西延山脈，同桂軍作戰，其後果是不利的。」

這是彭在被關押審查期間寫的交代材料，他絕對不敢剽竊偉大領袖的創議。而且，如果當時得到毛的贊同，他也一定會提起，以表明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歷史上從來和他站在一起，沒有什麼「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一說。

因此，看來真實的情況是，毛再一次掠人之美，「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於自己，把一切錯誤歸於別人」。毛是政治局委員兼中革軍委委員，參與討論所有重大軍事決策。因此，將領們向中央提交的重大戰略建議，他一定會及時得知。當時雖然不同意，但在事後很久卻把它竊為己有，用來證明自己一向偉大光榮正確。大概彭德懷不興學習毛著，從未看過《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因此不知道他的兩個建議都被毛剽竊了，於是在交代材料中便實話實說，未能與偉大領袖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話說回來，即使毛真的提過那兩個建議，那也是昏招。我在前節說過，中央紅軍趁閩變發生，設法打通與閩浙贛蘇區的連接，乃是黎川失守后打敗第五次圍剿的唯一希望。但我那方案跟毛的完全不一樣，並不是長期脫離根據地作戰。須知跳出外線作戰的隱憂，便是後路被切斷，無法返回根據地，就此成了流寇，因此不宜離開根據地太遠。毛所謂「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的大手筆實在太宏大，等於徹底放棄根據地。提前進行長征，而且還把路線搬到江南水鄉去，那一帶水道縱橫，根本不利於紅軍打運動戰，又是國府統治區域的精華所在，是國府必爭之地。該區公路與鐵路交通比落後的內地發達多了，便於國府運兵，真要突進到那地方去，只怕要全軍覆沒。因此，即使毛澤東提出過那主張，也絕對是昏招，這才是如假包換的左傾冒險主義與盲動主義。

至於老彭說的突圍而出后應在湘中開創根據地，那也是空想主義（不知道空想主義該是左傾還是右傾），毫無可行性。被強敵攆著屁股追的流寇，根本不可能立下足來開創根據地，這一簡單道理，已被後來紅軍一再想在貴州雲南等地建立根據地而終不可得的事實證明了。在雲貴那些交通極為不便之地尚且如此，而況有粵漢線通過的湖南乎？

（第三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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