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第三章 蘇區左王（五）

 時間: 09 1 2010 18:54

（三）寧都會議錯了么？


官修黨史說，「王明路線」將毛的正確的軍事戰略譴責為「右傾機會主義」、「等待主義」、「狹隘經驗論」、「游擊主義」等等，解除了毛對紅軍的領導權，代之以左傾冒險主義，招致一系列重大失敗，最終喪失了中央蘇區，云云。

這些說法當然有些許事實含量，可惜濃度甚低，乃是對複雜的歷史事實的漫畫式誇張，比較符合少兒的接受能力與欣賞習慣。

首先，所謂剝奪毛的軍權，無非就是蘇區中央局在寧都會議上解除了毛的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事後由中央批准，並正式任命周恩來出任該職。但毛仍然是政治局委員與中革軍委委員。當時中央還比較「民主」，重大軍事戰略的制定都經過軍委會議和政治局會議討論，並上報共產國際代表團批准。只是在長征前夕，因為要脫離根據地流動作戰，才決定成立由博古、周恩來和李德組成三人團負責軍事指揮。 因此，對重大軍事決策，毛澤東都有建議權與表決權。從下文對福建事變的介紹可以看出，當時中共「民主」過了頭，對於是否該援助19路軍，瑞金和上海爭論不休，竟然遲遲不能作出決策，以致延誤了軍機。而且，毛在事後剽竊他人建議自炫，其實也就是承認了他在軍委或政治局會議上仍有發言權。

其次，寧都會議由來有自，既有策略分歧（亦即所謂「路線鬥爭」），又有權力鬥爭內容，更是毛澤東的個人作風造成的積怨使然。

毋庸諱言，四中全會後成立的臨時中央，在中共革命戰略上仍然很左。這也是必然的，蓋中共革命本來就是蘇俄革命的忠實拷貝，唯斯大林馬首是瞻。斯大林本來就是國際共運頭號左王，其口號歷來是「進攻路線」，中共豈能兩樣？當時共產革命只有蘇俄模式，亦即佔領中心城市，再赤化全國。中共別無其他參考系，當然只能按那模式照貓畫虎。而且，從馬列原教旨來說，中共革命既然據說是由無產階級領導，當然只能在產業工人密度最高的城市爆發，蓋「無產階級」並不是一個單純的財產佔有觀念，而是與生產方式相聯繫的。只有毛澤東那不懂馬克思主義乃至任何一種西洋學說的舊文人，才會把「無產階級」當成「無產者」的同義語，以為「山溝溝里能出馬列主義」。因此，既然要干共產革命，對馬列原教旨略知皮毛的中共領袖們，當然只可能堅持「城市中心論」。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臨時中央才會在1932年1月9日作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聲稱「佔取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是放到黨的全部工作與蘇維埃運動的議事日程上面了」，要求中央蘇區佔取南昌、撫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將目前分散的各蘇維埃根據地聯成一片，開始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 而毛澤東當時並沒有從根本上懷疑這個總方針。

如前所述，據國內學者研究，毛澤東 「農村包圍城市」 的「理論」，是在長征后才形成的。的確，如毛和臨時中央就東征福建一事爆發的爭吵證明的，他比中央更左更熱昏，甚至認為國府已經喪失了進攻蘇區的能力，紅軍應該結束內線防禦，轉入外線進攻，奪取中心城市，爭取一省勝利（詳見下）。在中央蘇區時代，他並無反對攻打所有大城市的一般性想法，只是就事論事，在具體戰役策劃中出於現實考慮反對攻打某一具體城市罷了。例如他反對攻打贛州，並不是從理論上指出不該攻打大城市，應把經營重點放在農村，而是說贛州乃敵軍必守的堅城，三面環水，紅軍技術裝備差，很可能久攻不克，於我不利， 給出的完全是具體的戰術上的理由，根本不是一般性地論證中國革命不能照搬蘇聯模式，必須走自己的路的戰略理論。

1932年3月間，就紅軍下一步的發展方向問題，毛澤東和蘇區中央局的大多數成員發生爭論。中央局多數人主張紅軍主力向北發展，相機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較大城市。而毛主張紅軍向東發展，進入閩東南，打開局面。過後他向官兵解釋，那是因為沿贛江向北發展沒有多少發展餘地，因為國府剿共大本營就在南昌，向西發展有贛江阻隔，不便大軍行動，向南發展則會與遇到廣東軍閥，云云。

這當然符合避實擊虛的兵法，可惜與馬克思主義沒什麼相干，也談不上什麼反對城市中心論。在上海中央看來，毛這種考慮當然是為強敵嚇倒，害怕中央軍。這種想法再自然不過——就連有的現代學者，都還認為張國燾在草地時反對北上是因為害怕胡宗南的中央軍，何況當時的中共中央？

雙方都沒有意識到，這種爭論，其實反映了馬列理論並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科學原理，不能用於中國革命實踐，必須作根本篡改。只是到了延安后，黨魁們開始反思失敗教訓，才朦朧感到了這個問題，於是毛率先提出「馬列主義中國化」的口號，並獲得國際派的贊同。 這口號本身只表明了兩個事實：第一，馬克思主義不是什麼科學理論。真正的科學理論沒有什麼「普遍真理」與「具體實踐」的差距，在 「理論」與「實際」 之間沒有鴻溝，不存在什麼「理論脫離實際」的問題——能脫離實際存在的理論絕不是科學。科學理論更不需要「本土化」——誰聽說過「牛頓力學中國化」、「相對論中國化」、「進化論中國化」？第二，無論是國際派還是毛澤東，統統都是科盲，徹底缺乏現代常識。

弔詭的是，正因為毛澤東不懂馬克思主義原教旨，沒有馬列思維定式對思想的束縛，所以，只有他那個「穴居人馬克思主義者」（「Caveman Maxist」，這是斯大林對毛澤東的準確評價），也才有可能將馬克思主義歪曲得面目全非（所謂「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最終將20世紀的「城市中心論」篡改為中古的「農村中心論」。

但當時無論是中央還是毛澤東，對馬克思理論與中國實際情況之間那深如河漢的鴻溝都懵然無覺，於是雙方便作了許多無謂的口舌之爭。其實誰也不比誰高明到哪兒去，根本不是官修黨史說的那種黑白分明的「路線鬥爭」。過去沒有這種無聊吵鬧，乃是因為毛澤東在根據地中是說一不二的土皇帝，但自1931年起中央大員紛紛進入蘇區后，毛澤東和他們的權力衝突就必然要與政策爭論攪在一起，雙方都要用「正確路線」包裝自己的政策主張，指責對方犯了路線錯誤。

4月14日，上海中央致信蘇區，批評蘇區中央局「不了解紅軍的積極行動的必要而陷入庸俗的保守主義」，命令對右傾「做最堅決無情的爭鬥」。 4月25日，張聞天在中共中央機關報《紅旗周刊》上，發表《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文，不點名批評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戰略「表現出了濃厚的等待主義」，「把『鞏固蘇區根據地』當作符咒一樣的去念」。

毛澤東反唇相譏，5月3日，他覆電蘇區中央局，指責：「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三次戰爭和日本出兵之後的中國統治勢力，特別是蔣系，已經受到很大的打擊，對於我們只能取守勢防禦的攻擊，至於粵軍亦是防禦攻擊性質。決不應誇大敵人力量，以為敵人還有像去年三次進攻給中央蘇區以大摧殘的可能，而且在戰略上把自己錯誤起來，走入錯誤道路。」「在三次戰爭以後，我們的軍事戰略，大規模上決不應再採取防禦式的內線作戰戰略，相反要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我們的任務是奪取中心城市實現一省勝利，似要以消滅敵人做前提。在現時的敵我形勢下，在我軍的給養條件下，均必須跳出敵人的園圍之外，採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才能達到目的。」

這番吵鬧，實質是毛和臨時中央比賽誰更左。毛告訴中央：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不是我，而是你們。三次反圍剿以及日本出兵，使得統治者們特別是蔣系遭到了重大打擊，現在他們對我們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發動大規模圍剿了。所以，我們現在決不能再在內線防禦，而要採取外線進攻戰略，奪取中心城市，實現一省勝利。

可見當時毛澤東的腦袋熱昏到何等地步，甚至超過了臨時中央，根本就不是官修黨史上那個英明睿智的天才。

中央當然不願作「右傾機會主義者」，於是再給蘇區中央局發出指示信，點名批評毛澤東的「游擊主義」和「純粹防禦路線」。宣稱「澤東及其它純粹防禦路線的指揮者」的「消極態度」，是當前「極大的危險」，要求蘇區中央局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毛澤東贊成積極鬥爭的路線，使他在紅軍及群眾中宣傳積極路線，爭取黨和紅軍的幹部說服他的純粹防禦路線的錯誤與危險，公開討論澤東的觀點。 忠於上級的蘇區中央局領導周恩來等人，當然也只會認為毛澤東的主張是「百分之百的右傾機會主義」，「完全背離了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指示」。

在寧都會議前後蘇區中央局和毛澤東的爭吵，與此前的無謂吵鬧的區別只在於兩點：第一，權力鬥爭的成分更濃厚。第二，從大局來看，毛澤東明顯錯了。

1932年6月間，國府發動了對湘鄂西和鄂豫皖蘇區的圍剿，作為對中央蘇區第四次圍剿的序幕。到了8月間，兩個蘇區的情勢都極為緊急。為了逆轉這被動局面，上海臨時中央更加希望紅一方面軍採取「進攻路線」，迫使蔣介石分兵，以減輕那兩個蘇區承受的壓力。這想法的產生很自然，與中央在1935年1月間命令張國燾放棄川陝蘇區傾巢而出，策應紅一方面軍，以及毛澤東在「解放戰爭」中頂不住國軍對西北的進攻，要求劉鄧放棄根據地，千里躍進大別山如出一轍。在此背景下，蘇區中央局於6月17日通過決議，提出「採取更積極的進攻策略」，「奪取贛河流域的南昌、九江、撫州、吉安、贛州、萍鄉等中心城市」。

然而毛澤東雖然在周恩來等人的批評下，「深刻承認了自己以前的錯誤」， 同意了紅軍主力北上，舉行樂安、宜黃戰役，並在是年8月間攻克樂安、宜黃等城，但他內心深處並不可能解除與中央軍交戰的恐懼。因此，當蘇區中央局於9月7日批評一方面軍「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黃以西打擊陳誠、吳奇偉部」，命令「首先襲取永豐，將敵向西調動，給以各個擊破」，毛便反對這一方針，建議讓部隊休整，分兵發動群眾。周恩來同意了他的主張，與毛澤東、王稼祥、朱德聯名複電，反對襲取永豐，聲稱部隊需要休整，並已分兵發展游擊運動與新蘇區。此後周在毛的鼓動下，無視中央局頻頻來電催促，一直按兵不動，無所作為。

1932年9月中旬，張國燾等致電中共臨時中央，報告紅四方面軍的轉戰情況，並要求中央緊急動員各臨近蘇區軍民策應。臨時中央將該電轉給當時在中央蘇區前方指揮作戰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然而周毛等人在得知四方面軍作戰失利之後，除了給鄂豫皖中央分局兩次去電，用三次反圍剿經驗教導他們怎麼打仗，甚至指責他們不會打仗（「一月余激戰三次，僅擊敗敵人，未能消滅敵人一路」）之外，仍不採取策應行動，堅持要在當地分散兵力，赤化南豐、樂安地區。

9月 25日，蘇區中央局複電周、毛等人，指出他們的行動方針「在實際上將延緩作戰時間一個月以上」，而不能呼應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紅軍和河西紅十六軍、紅八軍的行動，「可以演成嚴重錯誤」。

同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致電中共蘇區中央局，堅持原定行動計劃，聲稱：「現在如能馬上求得戰爭，的確對於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並開展向北發展的局面，我們對此已考慮再四。但在目前敵情與方面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9月26日，中央局致電周毛等人，要他們攻城打援，並向西追擊永豐與西來增援之敵，再度反對他們「在輕敵之下分散布置赤化工作」的方針，指出那不但會失去在運動戰中各個擊破敵人的戰機，而且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

同日，周毛等複電中央局，流露了對中央軍的懼怕心理，聲稱樂安敵軍吳奇偉師非高樹勛一旅可比，如攻樂安三日不下，西來援敵必至，內外夾擊轉增不利。同時強調說：「攻樂安無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滅吳奇偉，以現時紅軍實力，將不能接著打強大增援敵隊。此請中央局特別注意。」

9月29日與30日，蘇區中央局連續致電周毛等人，批評他們分兵擴大蘇區的方針「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布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我們現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豐河兩岸，做一個時期擴大蘇區工作等意見，是對形勢估計不足，不去深刻領會攻取宜黃受分散所造成之嚴重的錯誤教訓」。強調對一切離開原則完成目前任務的分散赤化的觀點，「應給以無情的打擊」。

在收到中央局如此嚴重的警告后，周、毛等人仍然抗命不從，於9月30日致電蘇區中央局急轉鄂豫皖中央分局並轉臨時中央，祭出毛「不打無把握之仗」的法寶，聲稱「若僅擊敗敵人，而不能消滅敵人，不能繳獲槍彈、俘虜，不能繼續作戰，這將不易變更現有局勢，他蘇區援助亦難消滅敵人，不易調動進攻鄂豫皖敵軍。」直接否定了其他蘇區策應鄂豫皖的可能，並再度為四方面軍慷慨免費提供戰略指導：「鄂豫皖在現時必須選擇敵人之弱點，首先消滅敵之一部，如無此把握而蘇區尚能活動，應勿急求戰，多疲勞敵軍，俟造成更有把握的決戰。」

至此，中央局忍無可忍，終於決定暫停軍事行動，立即在前方開蘇區中央局全會。這就是在1932年10月間召開的著名的「寧都會議」。如所周知，毛在會上遭到了大多數與會者的批評，最後被解除總政委職務，專任政府工作。在我看來，中央局給毛這點微不足道的處分完全是應該的。

首先，毛澤東煽動周恩來抗命的理由，根本就不能自圓其說，直接違反了他的「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對付敵人」的原則：如果敵軍真的非常強大，威脅到中央蘇區的存亡，那麼他就不該堅持在大敵當前時分兵作群眾工作，赤化新佔領地區，因此也就不能說中央局指責他「輕敵」毫無根據。反過來，如果敵軍並不是那麼強大，或至少未對中央蘇區構成威脅，那麼他煽惑周恩來違抗中央局的集體決定，拒絕集中兵力主動出擊，以策應四方面軍，就完全是錯誤的。

其次，若從全局來看，一方面軍絕對有必要迅速採取大的行動以吸引國軍注意。此時湘鄂西與鄂豫皖蘇區都陷入危局，紅四方面軍（時稱四軍團）與二軍團（當時改名紅三軍）瀕臨滅頂。為了營救友軍，一方面軍冒一定風險、甚至作出一定犧牲是應該的。後來四方面軍為了策應一方面軍，不惜扔下川陝根據地南下，為何一方面軍就不能作這種犧牲？紅一方面軍若能像後來第四次反圍剿那樣，以佯攻城市調動敵人，打一個大兵團伏擊戰，消滅中央軍的一兩個師，必然能引起蔣介石注意，分散國軍對其他蘇區的壓力。

毛澤東這種自相矛盾的舉措，似乎只能有一個合理解釋：雖然中央軍尚未對中央蘇區構成威脅，起碼沒有嚴重到紅軍必須迅速集結兵力準備應戰的程度，但他懼怕中央軍，不敢與之交戰，更極度自私，不願為營救友軍損耗實力，因此力持「其他蘇區策應無效論」、「不打無把握之仗論」、「中央軍吳奇偉部不比高樹勛部論」。這就是他為何在寧都會議上遭到大多數人批評后仍固執己見，不同意改變既定方針，出擊敵人。這不能不說是只顧自己利益，不顧革命全局的本位主義。

更何況大多數與會者對毛澤東的批評都有相當道理，例如說指責毛的「誘敵深入」是「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說毛犯了「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等等，不能把這些批評一概斥之為「左傾」。

須知兵無常法，該在內線還是在外線作戰，必須因時因地制宜，根據具體情況靈活處理。所謂「誘敵深入」，無非是將敵軍誘入內線，尋機殲滅之。它不過是一種戰術，有其使用範圍，豈能絕對化、固定化為永恆不變、放之一切情況而皆準的神聖原則，萬應靈丹，普適公式？

毛澤東這主張是根據三次反圍剿的經驗提出來的。無非是因為敵強我弱，進行內線作戰能充分利用己方的天時地利人和，在自己選定的時間和地點與敵軍決戰。此乃普通常識，並不是只有天才才能想出來。偉大領袖自己也承認了這一點：

「這裡單說戰略退卻，江西叫做『誘敵深入』，四川叫做『收緊陣地』。從前的軍事理論家和實際家也無不承認這是弱軍對強軍作戰時在戰爭開始階段必須採取的方針。外國的軍事家就曾這樣說：『戰略守勢的作戰，大都先避不利的決戰，使至有利的情況始求決戰。』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對此也沒有任何的增加。」

在三次反圍剿中，擔負圍剿任務的國軍乃是大雜燴，主力是雜牌。軍閥部隊為防止蔣介石吞併，從來只想保存實力，對紅軍作戰並不積極，因此行動遲緩，各懷異志，由此導致敵軍行動不同步，彼此之間呼應不靈，甚至互不策應救援。在這種情況下，紅軍當然可以抓住戰機，殲滅冒進深入的一部敵人，則余敵自然膽怯而退。

但這戰術也有弊端：首先，若一定要等到敵軍深入才作戰，則很有可能誤了戰機。圍剿軍總是先在外線的出發陣地完成集結，然後再向蘇區內線推進。這集結過程一般不會同步。若要死抱著「誘敵深入」的框框，不敢先發制人，打出外線去，突襲並殲滅先到達出發陣地的某部敵軍，藉此打亂敵軍的整個圍剿部署，而要坐待所有的敵軍完成集結后深入己方領土后，才去尋找殲敵機會，那就有可能貽誤了戰機，被迫與具有局部優勢的敵軍作戰。

其次，在內線作戰，對境內的經濟和民生破壞極大。尤其是紅軍實行「堅壁清野」的殘民方針，嚴重影響了農村生產。若曠日持久，則本來就貧瘠的蘇區絕無可能持續支撐沉重的戰爭負擔。而這就是第五次圍剿中發生的事。

最後，「誘敵深入」之所以能奏效，其前提是敵軍有長驅直入的意願。若敵軍並無此種意願，而是採用第五次圍剿那種步步為營的戰術，任你引誘也不上鉤，則紅軍主動後撤，就只能自行幫助敵軍減輕推進的阻力。這就是第五次圍剿中面臨的不可解決的難題。

其實，毛澤東把「誘敵深入」當成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生命線與幸福線，只反映了他思維能力的窳陋。他沒有理論能力，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總結出一般性規律來，這才會把「誘敵深入」的戰術當成一般性戰略原則加以鼓吹，卻看不到真正的一般性指導原則，是爭取戰爭的主動權，而所謂「奪得主動權」，乃是「迫使敵人以我期望的兵力，在我選定的時間和地點與我作戰」。毛過去採用的「誘敵深入」之所以奏效，恰是因為它滿足了這一點。但「誘敵深入」既不是「奪得主動權」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它的充分條件。換言之，誘敵深入未必就能奪得主動權，不誘敵深入也未必不能奪得主動權，迫使敵人在我選定的戰場上與我作戰。

從這個角度來看，蘇區中央局大多數委員批評毛澤東是「等待主義」、「守株待兔」，並非毫無道理，而他們提出的佯攻樂安，圍城打援，調動敵軍，在運動中殲敵的設想，也不是毫不可行的。事實上，第四次反圍剿就是採用了此策，取得了紅軍自創立以來的空前大捷。

至於「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更是實事求是的批評。如所周知，毛澤東對「洋房子先生們」極度輕蔑鄙視，傲岸自雄，桀驁不馴，專橫跋扈，而且好弄權術，任人唯親，專一培育扶植私人勢力，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提拔道德品質極差的阿諛逢迎者（如李韶九、劉士奇等人），鐵腕整肅膽敢反對他的鯁直之士。這種作派在收拾李文林、江漢波等土鱉時都引起了強烈反彈，打「ＡＢ團」與富田事件的血腥屠殺，使得蘇區黨內軍內怨聲載道，積怨累累。中央大員進入蘇區組成中央局以後，當然遲早要對毛澤東這套霸王作派產生強烈反感。

正因為此，毛澤東煽惑周恩來按兵不動，在友軍陷入危難時專註於分兵赤化新蘇區，不過是促使中央局委員們早就積下的一肚子氣爆發的導火索罷了。在寧都會議召開前的9月30日，蘇區中央局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就說：

「毛澤東同志對擴大中央蘇區、佔領中心城市以及爭取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鬥爭表現動搖。……到東部山區的機會主義仍在繼續，他常常試圖加以實施，忽視黨的領導，而提拔幹部是從私人關係出發，而不是出於社會實踐的需要。雖然莫斯克文同志（即周恩來）在那裡，但他實際上很難貫徹蘇區中央局的意見，從根本上改變他們的活動。因此，為了軍事領導人觀點的一致，我們堅決而公開地批評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並想把他召回到後方中央蘇維埃政府中工作。」

這就是為何遠在上海、不和毛澤東直接打交道的臨時中央的態度反倒比蘇區中央局的溫和得多。在寧都會議期間，中央還致電蘇區中央局，指示：

「至於與毛澤東同志的分歧，我們再重複一遍：請嘗試用同志式的態度來爭取他贊成積極鬥爭的路線。……不進行反對毛澤東的公開討論。現在我們反對將他從軍隊中召回，如果他服從黨的紀律的話。」

儘管中央作了這指示，蘇區中央局還是公然抗命，撤了毛澤東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可見毛澤東在蘇區真是搞得天怒人怨，眾叛親離。其實這點處分真是微不足道，與他整肅政敵的毒辣手段形成了鮮明對照。然而他卻刻骨銘心地銜恨一輩子，似乎受了什麼慘無人道的迫害。這人從來有高度文學誇張的才能，什麼「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就是代表作。寧都會議自然也不例外，他後來說什麼：

「寧都會議后，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個孤家寡人。我說，有一個菩薩，本來很靈，但被扔到茅坑裡去，搞得很臭。後來，在長征中間，我們舉行了一次會議，叫遵義會議，我這個臭的菩薩，才開始香了起來。」

「我就受過壓，得過三次大的處分，被開除過黨籍，撤銷過軍職，不讓我指揮軍隊，不讓我參加黨的領導工作。我就在一個房子里，兩三年一個鬼也不上門。我也不找任何人，因為說我搞宗派主義，什麼鄧、毛、謝、古。其實我連鄧小平同志的面也沒有見過。後來說在武漢見過，但是，我一點印象也沒有，可能見過沒有談話吧!」

這些話完全是危言聳聽。可笑的是媒體至今還把這些極度誇張的話語當成信史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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