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6)：英國的民主社會主義試驗(下)

作者：金嗩吶

工黨戰後執政的時間要遠遠少於保守黨，尤其是國有化的弊端日益顯露后，工黨遭遇了一次比一次更為慘痛的失敗。工黨的精英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反省自己失敗的原因，開始認識到在保守黨多年全盤私有化的基礎上，在普通民眾普遍嘗到了自由市場經濟的好處后，要想以公有制和國有化來吸引選民，推行黨章第四條「生產、分配和交換資料公有制」，恐怕選民們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

其實，西方政黨面臨著最大的難題就是選民成熟，不能玩「掛羊頭賣狗肉」、「打左燈往右轉」的之類把戲。像毛主席一樣一邊說農民「翻身當家做主人」，一邊剝奪農民的遷徙自由，對進城農民當盲流收拾，恐怕誰也做不到。或者改革開放那樣一邊說加強工人老大哥的領導階級地位，一邊搞「4050，買斷工齡」，也未必行得通。總體上說，「瞞天過海、偷梁換柱」、「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這些三十六計的絕活，只適合在民智未開的人群中使用和被使用。而且玩起這些來個個樂此不疲，美得屁顛屁顛的。

工黨必須洗心革面，否則，永無翻身的機會，所以就有了修改黨章這一說。這可是離經叛道的事兒。按咱們的說法，誰這麼做誰就是社會主義的叛徒，弄不好就要遺臭萬年。然而這是一個需要叛徒而產生叛徒的時代。由於工黨領袖史密斯的突然去世，41歲的毛頭小伙布萊爾提前被推上歷史的前台。作為戰後出生的新一代領導人，布萊爾沒有歷史的包袱，看到的都是工黨屢次競選失敗，他下決心放棄公有制條款，並親自起草了新的第四條款，不這樣做就不能入主唐寧街。

新四條在保留工黨追求社會正義和平等，突出公共利益和集體行動重要性的同時，肯定了市場和私營企業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新四條在1995年工黨大會上以65％的選票被接受，說明新一代領導核心布萊爾終於得到全黨大多數的認可。看來工黨選擇了布萊爾，也是歷史的必然。

路線對了頭，一步一層樓。黨章的改變，為布萊爾的「第三條道路」理論的出現鋪平了道路。正是以此為指導，工黨終於在1997年贏得了大選的勝利，18年後重新上台。布萊爾有機會實現他的「第三條道路」的理想。2001的英國大選，無疑是對布萊爾第三條道路的一次全民公決，工黨以壓倒性多數的勝利證明了自己選擇的正確，也讓工黨過足了執政的癮。縱觀布萊爾執政10年期間，在國內社會、經濟和政治改革方面均取得了比較突出的業績：英國經濟連續10年保持穩定增長，社會福利和公共服務體系改革已初顯成效，他提倡的憲政改革也促使英國的政治進一步民主化。10年來，英國年平均國民生產增長率達到2.8％，人均年實際收入增加2.7％。目前，英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高於德、法、意等歐盟大國，失業率亦降至4％，為近30年來最低。英國從昔日「歐洲病夫」一躍成為「優等生」。

其實時至今日我也弄不清「第三條道路」是個什麼東東，只是大體上知道二戰後，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國家宣稱自己的體制是「第三條道路」，即一種介乎於自由資本主義和原教旨共產主義之間，但比兩者任一要好的發展模式。「第三條道路」通常就是不左不右、中庸之道的意思，連查韋斯都說自己是有別於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布萊爾的智囊們把「第三條道路」定義為「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結合，用以對政府管理、福利國家、教育、政治文化、勞動力就業等領域進行社會改革」；他們對「第三條道路」所作的描述是「一種現代化的社會民主主義」。

經過了幾次全球經濟危機和兩次世界大戰，自由資本主義已認識到了其發展過程中所產生的社會不公平，故向社會主義學習，引入了「福利社會」的概念和實踐，緩和了資本主義的勞資矛盾，使西方進入了「福利資本主義」的時代；而社會主義在其實踐中，出現了嚴重的效率低下，社會貧窮化的問題，故要實行市場機制，以提高經濟效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並不是永遠并行的兩股鐵軌，而是相互影響，相互學習，呈逐漸趨同的態勢。而「趨同」 的結果就是「第三條道路」。

也有人認為「第三條道路」布萊爾的競選花招。在實踐中，布萊爾政府愛用的口號是最初的「新工黨，新英國」和後來的「第二次現代化」。正是以這些模糊不清且具有一定欺騙性的口號為指導，布萊爾班子既穩住了黨內的老牌社會民主主之者，使他們不能以「篡黨」之名而對布萊爾作梗；又以「沒有撒切爾的撒切爾主義」的路線獲得了中右勢力的支持。在布萊爾上台不久，他很快就扔掉了「第三條道路」溫情脈脈的面具，露出了「撒切爾主義傳人」的猙獰面目，對內對外奉行新保守主義的路線，繼續走資，削減福利，實行私有化。

歐洲另外一個大國法國的國有化運動搞得也不善乎。法國20世紀30年代開始在近60年的時間裡進行過３次國有化浪潮，基本也是一浪高過一浪：

二戰前夕的１９３６年，法國政府為了應對爆發戰爭的威脅，對包括鐵路、飛機製造和軍工廠等工業企業進行了國有化。法國企業的國有化也因此在這一時期達到了高潮。1945年，法國臨時政府將戰時與法西斯合作的雷諾汽車公司收歸國有，此舉正式拉開了國有化的序幕。1946年法國正式頒布大規模「國有化」法令，對煤炭、電力和運輸等基礎工業實行國有。時至上世紀８０年代初，法國又掀起了第三次國有化高潮。這次國有化取得了積極成效，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工業設備落後，高新技術產業落後於美、日的局面。不過，這是法國、也是西歐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國有化浪潮。

三次國有化的最後結果是法國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國有化程度最高。但是需要說明的是，法國的國有企業最基本的資產組織形式是股份制，國有企業大都是國有資本和私人資本相互融合的混合公司。國有企業內部組織一般實行董事會下的經理負責制。董事會的組成實行「三方代表制」原則，國家代表、企業職工代表和與企業的專家、知名人士代表各占董事會成員的1/3，這是法國國有企業的一個特點。
　　
饒是這樣，還是要「辛辛苦苦幾十年，一步退到解放前」，從80年代末法國就開始了大規模私有化運動——法國對12個國有集團、共29家國有企業進行了非國有化改造。並一發而不可收，從此以後，法國政府一直致力於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通過出售法國電信股票、開放法國燃氣公司資本、加速高速公路全面私有化，使國有企業的股權不斷地轉化為資本。總的來說，推進國有企業部分私有化促進了法國經濟的發展。國有企業在經歷私有化后，企業數量大幅減少，總體規模明顯縮小，企業在不斷改進中趨於完善和加強。儘管每次私有化都會伴隨著工人罷工，因為習慣了國有企業工作模式的工人可管不了那麼多，對於他們來說，國有企業的部分私有化就意味著工人失業。可是，為謀求發展，越來越多的法國國企加入了部分私有化的隊伍，因為誰也沒有辦法解決國企效率低下，進而導致社會發展緩慢的問題。

相對於私人企業，從理論上說，國有企業具有較高的社會性。首先，它使資本由個體私有變為整個社會所公有，為整個的共同利益服務。其次，這類由國家所有，由國家統一掌握和支配的企業，已不再像私人企業那樣，以追求利潤作為唯一目的，它必須把社會公眾的利益和需要作為重要的經營目標。而且，它事實上也會讓社會公眾不同程度地享受到由它帶來的利益，因而具有較高的社會性。因此，國有企業不僅是政府政治、經濟政策的工具，也是國家宏觀調節的重要經濟基礎。

依我看，人的自私包括「貪」和「懶」。私有制會毒化社會，把人變得貪婪，互相傾軋，最後為爭奪個人私利把社會變成角斗場，而且會帶來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而公有制會鈍化社會，把人變懶惰，最終把國家搞窮。所以，無論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都有各自的問題。但私有制的問題可以解決，如通過國家監督、干預二次分配、企業家自身的慈善活動、甚至宗教信仰等，避免上述問題出現。比如說北歐的社會民主黨，就做到在私有制的國家裡，「通過實行社會的經濟民主，消除階級差別和一切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現象」，「讓平等、關心、合作和互助」精神貫穿於整個社會。但全部私有化似乎也不行，比如對付資本的貪婪恐怕還得靠國家，國家金融市場需要有效的全國性管理，不能全交給私人。而公有制現在除了「殺雞嚇猴」、「褪毛雞刺激猴」這些帶血的手段之外，再找不到其他有效的方法。所以，最後不可避免地要帶來全面的經濟危機，甚至道德危機和政治危機，「殺雞嚇猴」、「褪毛雞刺激猴」對社會毒化作用更大。我認為這就是兩者的重要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