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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三反」運動雜憶（三）

作者：light12 於 2009-11-29 22:42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已有2評論

時間: 29 11 2009 11:27

作者：斷章師爺

人對環境的適應性還是比較強的，經受了最初階段的打擊和痛苦以後，不久我也開始接受現實，並且在他們兩位的幫助下逐步振作起來。那時，我們已經從學生宿舍搬出，住在單身教工宿舍的第四層上。我和W兄兩人一間寢室，X兄獨自一間。

每天，我們從工地歸來，吃過晚飯，洗凈了身上的塵土和汗水，就聚集在我們那間寒磣的斗室里。抽著劣質煙，喝著茶末子，開始海闊天空地談論起各種話題。我們三人，命運相仿，意氣相投，如針拾芥。每每是「斜倚香榻坐到明」，只不過我們的「香榻」是簡陋的木板床。舉凡哲學、文學、藝術、科學和現實生活，無不涉獵。煙霧瀰漫的屋子裡面不斷地蹦出康德的「兩律背反」，黑格爾的「絕對唯心主義」和弗羅依德的「戀母情綜」等詞眼。我們一知半解地記住些零散而淺顯的概念，卻興緻所之，姿意發揮。大膽地抒發自己的見解，無情地駁斥對方的觀點是我們一貫的作派。

我們喜歡用三十年代文人的習慣把契柯夫叫作柴霍夫，稱雨果為囂俄。我們象議論老友軼事似地談到柴科夫斯基和梅克公爵夫人的精神戀愛是因為「老柴那話兒不行了」。學嘴學舌地重複著一些眾所周知的老調，什麼陀斯妥耶夫斯基筆下的人物情調灰暗、命運悲慘是和他在臨處決前獲得沙皇的特赦，精神受極度刺激有關，什麼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旨在為猶太人的不公平命運聲張正義，還煞有介事地嘆惜著托翁（托爾斯泰）晚年致力於尋求拯救社會的藥方，對於俄羅斯文學乃至世界文學，是一種不可彌補的損失。我們一本正經地談論著愛因斯旦未完成的統一場論，其實只讀了幾本介紹性的通俗小冊子，根本沒有能力閱讀原著。想當然地認為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在哲學上的意義大過在科學上的貢獻。扳著手指計算著劍橋卡文迪西實驗室和哥本哈根玻爾研究所培養出來的科學巨擘（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曾有機會去這兩處「科學的麥加」進修和訪問。卻完全沒有朝聖的感覺）。我們象東林黨人似地議論著「家事、國事、天下事」，把刻下身受的磨難看作是「餓其肌體，勞其筋骨」，設想著去承當未來的「大任」。

一度，可能是高層授意，書禁稍稍有些解凍。除了毛澤東先生的雄文四卷和革命群眾口誅筆伐的「宏論」外，書店裡居然可以買到赫胥禮教授的《天演論》，還是嚴復老先生用古文翻譯的版本。我們三人自然是人手一冊，先睹為快羅。晚間的寢室論壇也就「物競天擇」和「適者生存」了很長一段時間。此外，還出版了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簡編》和郭沫若先生的《李白與杜甫》。郭沫若先生此書一味貶杜揚李，是一本上邀天寵的阿世之作。我們毫不客氣地月旦郭先生的觀點，對於他的人格和學問卻「一分為二」，尤其是對於書中考證李白籍貫的那幾節內容，感到新奇有趣。老實說，我們談論的大部分僅僅是空話，甚至只是一堆廢話。但是，那又有什麼關係？我們畢竟只是一些二十齣頭的年青人。正如W兄所說的，誰知道我們的未來會是什麼樣呢。

施耐庵先生說「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談」。當年我們三人在團結六樓秉燭夜談的快意，至今回想起來，還令我留戀。93年中秋，母親去世，我日夜兼程趕回上海奔喪。W兄聞迅后，專程自涌赴滬與我及X兄相聚。分手二十年，再度相逢。X兄所里的秘書幫我們三人訂好了「金陵飯店」，我們正擬聯床夜話。不料，核查身份時發現我只有護照，沒有身份證。忠於職守的企台小姐，堅稱「持護照者須去涉外賓館」。結果，我們三人只能流落街頭，成了午夜牛郎。好不容易在八仙橋附近尋到一家個體茶館，W兄付了一筆較豐的茶資給那位有些象阿慶嫂的老闆娘，她十分爽快，關上店門，燒足開水，讓我們在裡面坐了一整夜。在這個銅壺煮三江的小茶館裡面我們重敘別後之情，分外親熱，雲遮霧瘴地邊喝茶、邊抽煙、邊聊天、邊打瞌睡，著實歡暢。等到雞鳴看天時，已經累得精疲力盡了。黎明時分，返回「金陵飯店」，企台小姐還未上班，打開房門，呼呼大睡，直到日上三竿。

到1973年初，這樣的「改造」生涯已經快三年了，我們完全適應了這種惡劣、荒唐、奇特而又可笑的環境，成了實足的「改造油子」。「工宣隊」和「軍宣隊」以及「革命群眾」對於監督我們的「改造」不再那麼起勁了，看守和防範也越來越松。那位位負責管轄我們的J師傅甚至還到我們的寢室來聊天、下棋，以示「體恤」。我們向他訴說錢不夠用，他建議我們申請困難補助。不久，我們的生活費就從每月 15 圓增加到 24 圓。頓時我們就覺得自己闊綽起來了，W兄和X兄都開始抽起兩角八分的「飛馬牌」香煙來，有時甚至抽三角五分的「大前門」。記得有一次，我們跟著一輛卡車出去裝水泥。路過一個小鎮吃飯，同去的教職員工們都隨便要個三、四角錢的菜應付一餐，我和W兄卻每人點了個七角錢的炒鱔糊，大快朵頤了一番。

那時學校的地下布滿了蛛網似的防空洞，再挖下去要危及地面的建築了，「防空」工地上已經沒有什麼太多的活可干。（改革開放后，上海市區的不少防空洞都開闢成簡易旅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外來旅客的住宿困難。此舉可謂「化腐朽為神奇」。母校地處徐家匯黃金地段附近，當年我們為之流過汗水，付過辛勞的「地下長城」必然會招徠到大批顧客。）通常，我們只到工地去消磨上半天，下午就溜號。Y先生也不再有興緻來跟蹤追跡了。

每星期總有兩、三個下午，我們會長途跋涉，從徐家匯趕到南市的城隍廟，去湖心亭茶室消消停停地吃茶聊天。儘管廣播和報紙還在不知疲倦地敲著「階級鬥爭要天天講」的革命警鐘，社會上的風聲已經不那麼緊了。茶室里更有一種從從容容，悠哉悠哉的氣氛。茶客泡上一壺茶，盡可坐在那兒不愁寂寞地消磨大半日光陰。湖心亭的窗欞寬大，四面臨湖，視野開闊，一邊品茗，一邊隨意觀看九曲橋上的行人和景緻，很是寫意。談話多了，不免口渴，開水是任你喝的。水喝多了，感到口淡，化上角把錢，可以買包瓜子、橄欖或者五香豆過口。廳軒一側還設有廁所，內逼的話，踱步進去，即可方便。

湖心亭茶室生意興隆，去喝茶的人絡繹不絕，社會上的各色人等都有。大多數茶客帶有市民色彩，他們口才便給，消息靈通，談天說地，興緻勃勃。但是腹笥畢竟有限，所聊的無非是社會新聞、坊間流言、地方掌故、市面行情和所謂的「小道消息」（未經官方證實的內幕新聞）。記得有一位操本地口音的中年漢子，專好講些歷史故事。他曾頗為自得地指出《三國演義》里說曹操為了拉攏關羽幫他打天下，不惜「上馬金，下馬銀」。其實這「金，銀」兩字錯了，應該是「敬，迎」。即「上馬敬，下馬迎」。試想雲長公是天下第一等英雄，哪裡會在乎金銀財寶。他所看重的是曹操的禮遇，所以才會斬顏良、誅文丑來答謝。他的這類說辭受到很多茶客的讚賞。

另一位三十齣頭的人，知道不少上海灘的梨園掌故。談起天蟾舞台、共舞台的角兒口若懸河。記得他曾談起過一樁伶界大王余叔岩的趣事，至今還有些印象。話說余老闆（舊時對名伶的稱謂）帶班從北京到上海登台。打炮戲是「定軍山」，余自然飾諸葛亮。搭班飾黃忠一角的因為包銀問題和余發生口角，思量著上台後要余好看。開戲后，羽扇綸巾的諸葛亮在中軍帳里坐定，把幾路人馬一一安排定當，就要下台。不料已經奉令的黃忠迴轉身來口稱「末將此行尚無勝算，敢請丞相再示妙計。」這是原來劇情里沒有的，倘若余叔岩一個停頓，接不上口，這場戲就算演砸了。幸虧余經驗老到，明知這小子在使壞，卻不慌不忙的一聲「漢升，附耳過來！」飾黃忠的沒想到余會有這一著，只得乖乖地湊耳上去。余叔岩心中忿極，卻不露聲色，對著他的耳朵輕輕地開了一聲國罵，卻是主、謂、賓、補語一應俱全。飾黃忠的挨了罵，還要翹起拇指連呼「妙計啊！妙計！」下台後悄悄地捲鋪蓋走人。

又有一位滿臉精悍的小夥子，深諳茶道。據他說武夷山的老和尚養了幾隻猴子專門攀上險峰絕壁去採摘嫩芽，稱為「猴尖」，味道極佳。又說地道的茶博士（指茶倌）手提長嘴銅壺隔著一張桌子就可替茶客續水，壺嘴輕輕點上三下，不多不少，正好滿杯。這是有名式的，稱為「鳳凰三點頭」。前些年回國，去館子吃飯，稍微講究些的店堂裡面，都有一位身著中裝的服務員，隔著好幾個座位就往杯子里添水。第一次還著實嚇了一跳，隨即條件反射似地想起了那位小夥子說的「鳳凰三點頭」。

還有一位胖胖的中年漢子，臉孔紅通通的。每逢他踏進茶室，不少人都朝他打招呼。據說，他筆下很是來得，人稱「華東三支筆」。因為無緣和他攀談，他的文字和肚裡的功夫究竟如何了得，也沒法考較。X兄說「三支筆」先生的眼睛很有神，我倒也沒有什麽印象，只是覺得他的氣色很好。諸如此類的茶客，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我們三人第一次去湖心亭就居中佔了一付座頭。一開口就大談「竹林七賢」，又是什麼「建安七子」。從稽康、阮籍「棄經典，尚老莊，蔑禮法，崇放達」到孔融、王粲「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滔滔不絕地一路聊下去。聽得周圍的茶客莫名其妙，不知我們這三位是何方神聖。接著，我們拿出在寢室裡面胡吹亂侃的勁頭，從希臘的城邦到羅馬的議會；從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到啟蒙運動的個性發展；從尼採的超人、天才到叔本華的意志、表象；從韓愈提倡古文到胡適開創白話文學；從愛因斯旦厭惡軍事制度到羅素同情蘇俄革命，反正是古今中外，海闊天空。有次，我們坐在那位評說《三國演義》的中年漢子旁邊，故意一遞一答問起「關雲長的別號叫什麼，青龍偃月刀是否有另外的名稱」。一般人看書自然不會去關注這些冷僻角落。接著就近乎賣弄地談起「關雲長又名長生，偃月刀亦稱冷艷鋸」。現在回想起來，這些掉書袋的幼稚舉動不僅無聊，簡直有些惡作劇的成分。

兩三天下來，我們居然成了湖心亭茶客中最引人矚目的三人。有一位頭髮花白的老人，很少和周圍的茶客搭訕。自從我們成了那兒的熟客以後，他常常移樽過來和我們同桌。老人似乎晚境寂寥，常年穿著一身陳舊的黑呢制服，每次只要清茶一壺，抽一角幾分的「勞動牌」香煙。我們把瓜子、話梅等佐茶的零食移過去，請他隨意用些，有時也向他遞煙。每次他都十分客氣，再三致謝。當林彪元帥乘三叉戟飛機出逃身亡后，他問我為什麼把英文的 trident 譯成三叉戟。我哪裡會知道呢？只記得以前在《英語學習》里看過一篇閱讀材料 Odyssey ，裡面提及象徵海神權力的武器正是這個 trident，下面的註解中稱之為三叉戟，就告訴了他。不料老人就此認為我的學問了不得，逢人就誇獎我的中英文「不是一般的水平」。現在回想起來，實在臉紅。老人眼框下有一顆痣，X兄說這在相書上稱為淚痣，主命苦。看來也可能有些道理。

在熙熙攘攘的眾多茶客中，有時也會遇見一些雅人高士。有天午後，春陽晴暖，一位老者由二位女士攙扶著登上了湖心亭茶樓，正好坐在我們旁邊。老先生器宇不凡，臉色紅潤而有光澤。二位女士態度雍容，一位中年，另一位比我們更年青些。安置好老者后，二位女士向同桌的人禮貌地略微致意，就下樓去逛「豫園」了。老先生先是安詳地喝著茶，慢慢就開始留意我們的談吐。聽著我們旁若無人的縱論，他顯出很有興趣的樣子。不一會，他竟開口問我們「可曾見過中山先生？」顯然，這是老先生的一句發語辭。那時我們才二十來歲，自然不可能見過中山先生。接著老先生就饒有興味地介紹起當年他看見中山先生的情境。那是民國初，老先生還在杭州蕙蘭學校（一所頗有名氣的教會學校）念書。一天校方通知全校師生集隊前往城邊。到了那兒，已經聚集了不少人眾，有舉旗的、有唱歌的、也有呼口號的，十分熱鬧。忽然，人群安靜下來，在全副武裝的士兵簇擁下孫中山先生騎馬走了出來。地方上的頭面人物趨前相迎。儀容翩翩的中山先生身著戎裝，騎在馬上與他們逐一握手。據老先生自己介紹姓周，在基督教三自愛國會工作。顯然他是一位資深的宗教界人士。

另外有一位四十多歲光景的男士，鬢髮留得較長，看上去有些「藝術家」的派頭。他很少說話，總是默默地抽著一管煙斗，散發出蠻好聞的煙葉味道。一天，我們正在起勁地談論著基督教傳入中國的年代。X兄說最初是唐太宗時候，經波斯前來中國傳教的，當時稱之為景教，這是他從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簡編》中看來的。我不識得藏拙，憑著記憶中的胡亂印象添了一句，說當時的西洋傳教士就住在如今的河南開封一帶，又稱為「藍帽教士」。（唐代建都長安，開封是北宋的都城，當時稱為汴梁，足見我此說的荒謬。）這位「藝術家」意味深長地打量了我一眼，冷冷插了一句「那是猶太教士」。平時專好和人抬杠的我突然感到心虛，嘴裡喃喃了一陣，終也沒敢再吱聲。多年後，我在東亞圖書館里借到過一本陳垣教授的皇皇巨著《開封一賜樂業教考》，書前還有漢學家高本漢教授（Berhard Karlgren）寫的序。書中提及猶太人從北宋年間就在開封定居了，他們自稱信奉「一賜樂業」教，其實就是「以色列」教。因為他們頭戴藍色的帽子，當時稱他們為「藍帽回回」，以區別戴白帽的伊斯蘭信徒。看到這兒，儘管事隔二十來年，我還是禁不住感到一陣羞赧。

還有一次，我們三人正坐在湖心亭茶樓上「激揚文字」時，突然看到C老師那鸛鳥似的瘦長身形探頭探腦地出現在樓梯口。原來C老師屢屢聽我們說起泡茶館的樂趣，一時心動，竟然也光臨湖心亭茶館，不惜與「引車賣漿者流」為伍。我們三人立即起身相迎，執弟子禮，恭恭敬敬地把他請過來，忙著替他端凳倒茶。周圍的茶客看到我們這三個平時目空一切的「狂生」對於這麽個其貌不揚的人如此尊敬，都暗暗納悶，實在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年前我回國時，去母校拜訪以前的一位同學。問起C老師，知道他還健在，退休后獨自一人住在單身教工樓里。據他說C老師退休前連個付高的職稱都未曾評上。而我在讀碩士研究生時的同班同學，一個個都早已經是正教授和「博導」了。我不由得想起了「黃鐘稀音，瓦釜雷鳴」這句古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