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蘆笛 中國文人的「票友」味

作者：蘆笛

中國文人的「票友」味


蘆笛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久未露面的若思在張朴先生的大作後面跟了兩個帖，說得非常精彩：

「張先生去採訪聶元梓的目的，是為文革歷史找到另一個版本的證詞，還是找一些材料來批聶？

如果是後者，不必見到聶就能辦到；如果是前者，張先生本人在文中的動靜太大，我想聽聽聶自己說的，可是張先生的『旁白』總是插進來，而且分不清哪是opinion（且不清楚是來自某人還是張先生本人）,哪是fact（即有旁證以及邏輯的分析）。」

「老蘆說龍應台票友氣息重不假，中文世界的寫作人多有這個毛病，就是採訪者把自己放得太大，用自己的主觀來主導一切，對被採訪者要麼傾聽不夠，要麼求證不夠。老蘆說的那是西方的標準，西方的摳門線絲。」

確實是這麼回事，這傢伙說得準確之極，只是我看不懂什麼叫「摳門線絲」。在西方呆久了，天天看鬼子的文章，不知不覺間便養成了人家的品評習慣，再折回頭去閱讀國人寫的文字，就不能不聞到鋪天蓋地的票友氣息。這不是說張朴先生的文章，而是一種總體現象。Generally speaking，大約中國的文人，都只能算票友，起碼寫非虛構（non-fiction）文字是如此。

所謂「票友」的第一重涵義，是指國產文人不會做research。所謂research並不光是理工科乾麵包的事，文科也照樣有這名堂，而且使用的方法與理工科毫無二致。要採訪某個歷史人物或是介紹某個歷史事件，其實也是個project。動手之前，先得作文獻複習，把時代背景、當時的大事記、課題涉及到的基本事實弄清楚，將需要查明的問題一一列出表來，這應該是起碼的homework（家庭作業吧），再在採訪或進一步閱讀的過程中，根據擬定的提綱，有針對性地、有重點地追問被採訪者，或是尋找多種來源的信息，再作參詳比較，解決原來的疑難，得出一個比較完整的畫面來。

換言之，所謂文科的research，必須在開題時就有個明確的目標，先整理出待調查的歷史或人物的基本輪廓來，弄明白哪些是已知或公認的事實，哪些是需要查明的問題，為自己確立調查的任務。再從這目的出發，有針對性地去搜集各方面的證言與其他信息，分析整理經調查獲得的一切信息，最後拿出無懈可擊的調查結論來。如果不作這些案頭準備便去胡亂採訪，那調查就只能是失敗。

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舒雲寫的一系列九一三事件調查。明眼人一望即知，該同志絲毫不知道該怎麼調查一個如此複雜的歷史事件，盤問如此眾多的證人，不知道有哪些關鍵問題需要查清，在找到關鍵證人時又該有針對性地明確追問哪些問題，比較不同來源的證詞，及時察覺其中的矛盾或出入，據此清晰地準確地追問證人，查明至關重要的細節。最後她訪問了眾多的重要證人，寫出來的所謂「調查報告」卻把渾水攪得更渾了，完全是作負功。

所謂「票友」的第二重涵義，就是若思指出的通病，國產文人沒有「客觀」的觀念，分不清「賓主」，不滿足於扮演簡單的記錄者的角色，卻常常在採訪錄中將自己與採訪對象混在一起，發生奇特的角色錯位，沒有清晰交代證詞來源的習慣，以致讀者根本分不清哪些話是作者說的，哪些話是證人說的。

這方面最典型的「反面教材」，還是舒雲寫的九一三調查報告。即使讀者有高斯的智商以及福爾摩斯的破案能力，也絕無可能分辨其中的大量話語到底是作者說的，是她採訪的證人說的，還是她simply地從報紙上抄來的。自始至終，她一直不能在自己與證人之間劃出個明確的界限來，時時「代證人立言」，「夾敘夾議」，時時搶過證人的話筒大放厥詞，借證人之口表達自己的先入之見。

所謂「票友」的第三個涵義，也就是若思說的國產文人分不清「觀點」和「事實」。用我自己的表述，這裡所謂「觀點」，要麼是指作者對事件或人物的價值批判，要麼是作者的假設或猜測，要麼是作者自己作的人物心理分析（包括行為動機分析）。而所謂「事實」我已經指出過了，分「硬事實」與「軟事實」兩類，前者是指有直接證據（如實物證據與文獻證據）支持的命題，而後者則是通過邏輯排除法得出的唯一可以成立的解釋。國產文人最常見的毛病，是不知道該在文中處處說明哪些話是已知的事實，證據何在，哪些話是自己的猜測或推理，卻把自己的猜測或假說當成牢不可破的事實，據之大發宏論，甚至能當成全文立論的依據，卻絲毫不知道必須向讀者說明那不過是個空中樓閣。

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文字，乃是國內清史專家戴逸老先生關於袁世凱告密的「論文」。那篇搞笑文字最顯眼的特點，就是全文立論依據不但完全是作者的猜測，而且是破綻百出、毫不成立的猜測。然而作者卻懵然無覺，既不知道該向讀者說明那不過是猜測，又不知道那猜測千瘡百孔，卻底氣十足地將那猜測當成確鑿的事實而大發宏論。

所謂「票友」的第四個涵義，是指國產文人缺乏邏輯分析能力，不知道怎麼去對搜集到的原始材料作邏輯整理加工（processing），去粗取精，去偽存真，通過分析比較多種來源的信息，描出一幅比較清晰、比較逼真的全景圖來。

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還是舒雲的九一三調查報告。除了「夾敘夾議」，「神龍見首不見尾」、「代證人立言」之外，她唯一註明了來源的證詞，都是原始錄音稿，不但絲毫未作文字整理，以使之具有起碼的可讀性與可理解性，而且連其中大量明顯互相矛盾或自相矛盾的細節都視而不見，只知道將原始證詞無比「忠實」地雜亂陳列出來。其實任何一個非文盲都不該犯這種錯誤。原始證言不經過文字加工，一般都是雜亂無章毫無可讀性的，讀者看了只會滿頭霧水。只要忠實於證人的原意，必要的文字整理完全是應該的，尤其是採訪我黨大老粗高幹更是如此。如此整理過的證詞，只要徵得採訪者的同意，即可視為忠實的第一手證詞。至於證詞中與他人矛盾或自相矛盾的說法，則當時就該察覺並追問到底，以期查明真相，哪能連皮帶毛地端上來請讀者受用？

所謂「票友」的第五重涵義，是國產文人的「文學氣息」太重，太喜歡、太講究「做文章」，只追求文章的文學效果與感染力，卻完全忘記或是根本不知道最有說服力的不是文字渲染，而是赤裸裸的事實。一篇有價值的文章，首先必須言之有物，「飯不夠，菜來湊」乃是野狐禪。即使記錄了有血有肉的事實，文字太花哨，太誇張，太「抒情」，也反而會削弱作品的表達力與感染力。

不幸的是，國產文人這套滿頭插花的劉姥姥功夫大概是無法斷根了。國產所謂「報告文學」幾乎無一不是這種爛灑狗血、拿濫情當抒情的噁心文字。70年代轟動全國的什麼《哥德巴赫猜想》、《生命之樹常綠》、《修氏理論的女主人》等爛文章，無一不是滿紙狗血，空洞無物的爛文字。你看了只會朦朧地覺得主人公們非常非常了不起，但他們具體到底作出了什麼貢獻則只有天曉得。在我印象中，除了陳景潤作出了「1+2」的證明這條比較確鑿之外，蔡希陶的唯一功績好像就是從美國偷來了「大金元」煙草種子，而「修氏理論」到底有什麼內容，我到現在也稀里糊塗，只知道女主人「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至於「時代的脈搏」到底是什麼，我這輩子大概也沒本事弄明白了。

國產文人這些毛病，似乎不完全是惡俗黨文化造的大孽，老祖宗似乎也好不到哪兒去。前些天沒事，刨了點古文出來看，發現古人寫景實在太差勁，例如著名的桐城派姚鼐的《登泰山記》中的景色描寫：

「道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

戊申晦，五鼓，與子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樗蒲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絳皓駁色，而皆若僂。」

過去當然覺得美極，但現在讀了卻覺得與西方文學中的景色描寫大異其趣。反覆玩之才發現，那描寫的確美，但不是景色美，而是文字美。論內容，它其實非常空洞。謂予不信，不妨將它翻譯成現代漢語，則那美感頓失。歪？文字美沒有了，只剩下光禿禿的景色美，而後者實在貧瘠。

所以，看來也不能責怪現代國人喜歡這種花活。要擺脫這種文人票友氣息，大約還需要幾代人的持續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