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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蘆笛周恩來為什麼怕毛澤東？（九）

作者：light12 於 2009-10-9 20:21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時間: 18 8 2007 16:25

周恩來為什麼怕毛澤東？（九）

蘆笛

（二）黨領袖們作法自斃

先請大家去看看少奇同志1945年5月14日在黨的七大上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亦即著名的《論黨》，我已經把該文轉貼到了論壇。

少奇的文章歷來沒有文采，枯澀難讀，估計沒有幾個讀者能承受那酷刑，這兒把要點挑出來：

１、「黨章的總綱上確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
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
教條主義的與經驗主義的偏向。」

２、「我們黨的歷史道路，就是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革命
特點所早巳闡明的歷史道路。毛澤東同志的道路，是最正確最完全地代
表了我們黨的歷史，代表了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近代革命的歷史。……
真正的我們黨的歷史，中國無產階級與中國人民的正確的革命方向，是
在毛澤東同志那裡，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為中心而繼續著，存在著，
發展著；而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也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人為中心而存
在，而發展。」

３、「我們的毛澤東同志，不只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
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他不但敢於率領全
黨和全體人民進行翻天覆地的戰鬥，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論上的修養和最
大的理論上的勇氣，他在理論上敢於進行大膽的創造，拋棄馬克思主義
理論中某些已經過時的、不適合於中國具體環境的個別原理和個別結論，
而代之以適合於中國歷史環境的新原理和新結論，所以他能成功地進行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件艱巨的事業。」

４、「過去有無數歷史事實證明：當著革命是在毛澤東同志及其思想的
指導之下，革命就勝利，就發展；而當著革命是脫離了毛澤東同志及其
思想的指導時，革命就失敗，就後退。」

５、「現在的重要任務，就是動員全黨來學習毛澤東思想，宣傳毛澤東
思想，用毛澤東思想來武裝我們的黨員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澤東思想變
為實際的不可抗禦的力量。」

６、「如果在我們黨員和幹部中，有那一個不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而
宣傳教條主義、經驗主義，不站在全體人民利益上，而站在個人利益或
少數人的集團利益上，不執行黨中央的路線，而違反黨中央的路線，不
服從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而向這個領導鬧獨立性，就是說，離
開我們黨的共同綱領，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則，離開
全體人民的利益，而去搞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山頭主義，那就失去了
我們團結的基礎，就必須進行不調和的但是適當的鬥爭，來克服這些錯
誤傾向，才能達到我們的團結。」

一言以蔽之：毛的道路就是黨的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反對他就是反對黨，就是反對革命。一切成績都是聽他的話的結果，一切錯誤都是違背他的指示使然。「不服從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而向這個領導鬧獨立性，……就必須進行不調和的但是適當的鬥爭。」

文革過來人不難立即看出林副統帥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的講話以及《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是從哪兒發源的。林副那些膾炙人口的教導毫無原創性，基本是剽竊劉的發明，再加上大批最高級形容詞而已，造神並不自林副始。

如歷史證明的，黨領袖們這麼干，乃是自掘墳墓，自行剝奪了自己最起碼的獨立思考和建言權利，杜絕了和毛澤東持不同政見的一切可能。倘若不守這規矩，那就是反黨，就是反革命，而對反革命分子就只能堅決鎮壓，「不調和的但是適當的鬥爭」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

本來毛在抗戰前便已經升為事實上的領袖，斯諾訪問延安乃是1936年的事，但他在《西行漫記》中即已明確指出，毛乃是中共中地位最高的人，還特地把毛的自傳列為該書的一章，其他共黨領袖包括總書記張聞天都沒能享受這特殊待遇。抗戰爆發后只過了兩三年，毛的高瞻遠矚就得到證明，在黨內威望迅速上升，張戎記錄了這一事實：

「在毛為打內戰開綠燈之後，中共軍隊放開手來在敵後與國民黨爭奪地
盤，屢佔上風。到一九四0年一月，八路軍從抗戰開始時的四萬六千人
發展到二十四萬人。新四軍在劉少奇領導下也翻了三倍，成為三萬人。
一個個敵後根據地建立起來，晉察冀擴大到二千五百萬人口。中共已成
長為一支擁有廣闊地盤的強大力量。在這時，抗戰兩年多了，從愛國激
情中冷靜下來的中共領導們體會到毛澤東的高明。一九四0年二月，彭
德懷由衷地讚美毛說：中共『有了富於政治遠見，預見事變，並且善於
處理事變的中央，有了英明的領袖』。周恩來也心悅誠服地歸順了毛。」

至此本就夠了，可毛從斯大林通過主持編寫《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偽造蘇共歷史中得到啟發，非要去效法斯大林作擁有絕對權威的領袖，這才有延安整風以及少奇同志發起的造神運動。這運動把毛澤東捧到至少和黨平起平坐的地位，使他成了再不能批評、反對、遑論撤換的絕對領袖。

這在奪權時代或許有一定功利上的合理性。我反覆指出，列寧發明的革命工藝學的要旨，在於建立一個令行禁止的政治軍隊。把初期的群雄黨改造為「毛氏宗祠」的一家黨，或許有利於最大限度地使黨軍事化，變成由一個擁有絕對權威的總司令指揮的戰鬥隊，從而使黨最大限度地發揮出戰鬥力來。毛在此期間的表現也相當明智，雖然他把戰友當成了幕僚，緊緊捏住了最高決策權，但還是能聽取下屬正確建議的，起碼在搶佔東北的過程中是如此。

但在掌權之後還繼續搞這套，就只能使毛和戰友們成了主奴關係，再無平等可言。無論毛怎麼倒行逆施，危及黨國統治，他們都只能絕對服從，否則就是背叛了毛澤東道路。反過來，毛也習慣了這種主奴關係，一旦有人膽敢暗示他錯了，他就要鐵腕鎮壓以維持主子權威。當毛以為以劉為首的官僚集團開始挑戰這關係時，當然就只會應之以文化大革命，而戰友們就只有延頸授首一條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約束他的胡作非為的可能，更沒有自衛回擊的條件。

歷史也曾給了領袖們跳出這陷阱的機會。1956年，蘇共召開20大，赫魯曉夫作了秘密報告，總結了斯大林暴政出現的歷史教訓，提出反對個人崇拜。此乃蘇共基於血淚教訓的最起碼改革。赫氏看到了我在上面指出的簡單道理，那就是若把最高領袖捧成只能服從的上帝，則最終所有的其他領袖都毫無安全可言，哪怕光從黨領袖們自身安危著眼，共黨都必須實行赫魯曉夫主義。

當時蘇共由於慣性仍然是各國共黨的老子黨，因此中共也「儕輩跟隨愧望塵」，在八大上修改了黨章，在總綱中去掉了「以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切工作的指針」這一條，代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甚至還根據毛「退居二線」的假惺惺聲明，因人設事，特地創立了「黨的名譽主席」這從未兌現的職位。

大勢所趨之下，毛只能「因勢利導」，但他不久就發動反擊。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說：「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轉引自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

懂點洋文的人都能看出來，這完全是文盲笑話。所謂「個人崇拜」，英文是「cult of personality」，譯為「個人迷信」似乎還更接近原意，但仍然無法傳達「cult」的意思，那是指「邪教崇拜」。中文無法翻譯此詞，以致毛鬧出這笑話來。既然如此，江共為何要在國外廣撒《Falungong Is a Cult》呢？根據偉大領袖教導，「Cult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萬一是正確的cult呢？

1959年的廬山會議就是個人崇拜邪教無情吞噬黨國忠良的首次表演，它生動顯示了誰若敢與毛有政策主張的輕微分歧，誰就要被全黨視為背叛「毛澤東道路」，變成「反黨分子」，受到無情懲罰。彭德懷的下場昭示了劉少奇的下場，而令人瞠目結舌的是，劉竟然看不出這點來。他不但帶頭把彭往死里整，而且還在８月１７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長篇大論地論證推行個人崇拜邪教的必要性：

「所謂反對『個人崇拜』問題，在蘇共二十大以後，在我們黨裡面，
有人要在中國也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就有這個意見。……這些
問題實際上從（蘇共）二十次大會以後，他就一貫要在中國搞反個人
崇拜運動。

我想我是積極搞個人崇拜的。個人崇拜這個名詞不大那麼妥當，我想
我是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的。還在七大以前，在起草中國共產
黨七大黨章的時候，我們的黨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七大以前我
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黨裡面要有領袖，要有領袖就要有威信。
在那個時期彭德懷同志是反對在黨章上寫那一條的。在（蘇共）二十
次大會後，他是反對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的。……

我想我是積極提高某些個人威信的，我現在還要搞。我現在還要搞小
平同志、林彪同志的個人崇拜，以後我還會要搞。對彭德懷同志的威
信，我也沒有損傷過。如果說他去掉點個人野心，多有點馬克思主義，
我想我也可以替他搞點個人崇拜的。我這個人是搞這一行的，是犯這
個『錯誤』吧！這不是為了對某一個人好，也不是為了我自己好爭選
票。在革命隊伍中間，個人威信跟黨的威信、階級威信是不可分離的。
黨的、無產階級的威信是通過某些個人崇高的威信表現出來的，在威
信這一點上，無產階級長期不如資產階級的威信高，很長的一個時期，
人家總是看不大起無產階級，因此就要注意這個問題。一個黨的、階
級的、革命的、人民的領袖非有不可，有了有很大的好處。」

「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曉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
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在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
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
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李銳《廬山會議實
錄增訂本》）

如歷史生動證明的那樣，少奇同志這些昏話，完全是「欲練神功，揮劍自宮」，把宰割自己的屠刀跪送給偉大領袖。但他若不這麼做，又還能有什麼選擇？他本人就是發起個人崇拜邪教的祖師爺，靠這一手爬到了皇儲高位，乃是毛以下的最大受益者。否定這套就必然要否定他在黨史上的地位。這就是他比毛還積極還狠毒地整肅彭德懷的基本原因，那並不完全因為彭是「高饒餘孽」。

可悲的是直到臨死，光美同志不但沒有悟出少奇的大錯，遑論懺悔，而且竟然繼續攻擊誣衊彭德懷：

「在廬山會議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也錯誤地批判了彭德
懷同志。雖然少奇同志認為，彭總信中所說到的一些事是符合事實的，
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反映問題，即使有些意見說得不對，也不算
犯錯誤，但他並不贊成彭總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內已經開始著手
糾『左』，彭總的做法使人感覺要追究個人責任，要大家表態站在哪一
邊，這不是要導致黨分裂嗎？少奇同志在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時說過，黨
在幼年階段曾遭受慘重打擊，但仍能發展壯大起來，就因為保存了自己
的旗幟，沒有分裂。他是把黨的團結看得高一切的。」（黃崢《王光美
訪談錄》）

在彭德懷的意見書公開印行多年後，光美還竟敢堅持誣衊彭企圖分裂黨！

慢說彭寫的是私人信件，根本沒有想到毛會公開印發，而且那信中也絲毫沒有「追究個人責任，要大家表態站在哪一邊」的意思，就算王的指控是真，那追究責任又有什麼不應該的？難道在「貼了５０億」（這是全會包括毛本人都承認的數字）、餓死大量人口之後，還不能追究推行這禍國政策的領袖的責任？難道讓政治局或中央投票決定何種政策是正確的（彭根本沒有這意思，完全是王光美栽贓，這裡是虛擬口氣），竟然是「分裂黨」的罪行？

由此可見劉王這對「第一夫婦」是什麼德行。可惜這登龍術並不是只有劉會使。大飢荒的惡果暴露出來后，毛的威信下降，劉鄧的威信相應上升。林彪同志敏銳地察覺了這一趨勢，在《論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封底寫下此話：

「毛，應照顧他，使他沒有小幫幫的必要，他就不小幫幫了。政治上對
其每一創舉與功績公道主動地指出來，則他自無鋒芒的必要。」

於是他便挺身出來做「大幫幫」，「公道主動地指出」毛的「每一創舉與功績」，大規模重施劉少奇當年「為了打鬼，藉助鍾馗」、借捧毛搞倒國際派、自己爬上去的戰略。新舊時代造神運動的區別，只在於黨的能力決定了的規模不同。延安時代我黨尚未控制全國，造出來的不過是「黨神」，而林副統帥造出來的則是「國神」。如所周知，這場運動使得毛成了不能質疑，只能無限崇拜無限敬仰無限熱愛無限忠誠的上帝，使得「誰反對毛主席我們就打倒誰」成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信奉的第一條教義。

自此之後，黨國要員們的生存就完全取決於毛瞬時內的喜怒哀樂了。此乃其他領袖包括林彪在內的最有效的自殺術。後來林彪面對毛的整肅只能束手待斃，連招架之功都沒有，完全是自作自受，挖坑自埋。

正因為此，1964年年底，毛和劉爭吵時才能罵道：你有什麼了不起的？我動一動小拇指就能打倒你！這其實是毛主席的偉大謙虛。他何須動手指？動動嘴就行了。

可笑的是，劉根本就無從遏制這一趨勢，因為他本人就是這邪教的始作俑者，不久前還在廬山會議上專門論證過其必要性。他當然也看出了生存下去的前提乃是贏得毛的歡心。為此處處緊跟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在「反修鬥爭」、「社教運動」、「文化大革命」中比毛還積極，不但炮製出殺氣騰騰的「桃園經驗」和「后十條」來，而且還在文革初期頻頻「捨車保帥」，毫不猶豫地犧牲部下，從多年心腹大將彭真直到各省市自治區的宣傳部長們（其實張戎的父親張老先生就是劉少奇在文革初打下去的。劉主持文革的第一個大動作就是犧牲從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文化界名流以及負責文教宣的黨干們），還在全國範圍內拉下大網，準備捕獲成千上萬的新「右派」們。

可惜劉以為只要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便能保平安，卻不知道毛最難伺候的就是他的反覆無常。忠實執行他的意圖往往是自跳陷阱，讓他反過來把這當成罪狀。百萬右派上了這當，高崗、黃克誠、周小舟等同志也是這麼翻船的。劉少奇經受「后十條」的慘痛教訓之後，還以為可以靠當積極分子救命，似乎只能說明他連自己早就成了毛病態想象中的威脅都懵然無覺，連「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成語都沒聽說過。

邪教造神運動，使得毛共所有的幹部自二把手劉少奇以下，紛紛踴躍投入馬屁大賽，只知揣摩上帝心思，忠實執行他的每個意願，敢於並善於及時出賣所有可以出賣的人。此乃在那個流氓黑幫會、土匪山寨里生存的前提，金庸在《天龍八部》中描寫的「星宿派」與之庶幾有三分神似。

這種爛污制度決定了「洪洞縣裡無好人」。周恩來不過是這爛污大軍里的普通一兵，在本質上與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陶鑄、陳伯達、林彪、江青、張春橋等人並無不同，既不比其他人高尚，也不比其他人卑鄙，只不過遠比其他人更乖覺，不但深知如何避免引起偉大領袖猜忌，更知道必須準確判定毛的哪些指示要立刻執行，哪些只是誘敵深入的「拖刀計」，千萬不可當真。全黨能逃脫毛這種陷阱的似乎只有兩人，一是周恩來，一是葉劍英。但葉的地位根本無法與周相比，天生就安全得多，何況他還在「二月逆流」時中了毛的拖刀計（請參考丁抒《文革初軍內部署與葉劍英的崛起》）。

總而言之，愚以為，用文明人的道德標準去裁判比較周和其他黨國領袖是毫無意義的。周當然是助紂為虐無所不為的奴才，但除了彭德懷等個別異數外，又有哪位黨國領袖不是這種東西？根據《王光美訪談錄》：

「少奇預感到情況嚴重，作好了最壞的打算，鄭重地對我和三個孩子作
了遺囑。他說：『將來，我死了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
像恩格斯一樣。大海連著五大洋，我要看著全世界實現共產主義。你們
要記住，這就是我給你們的遺囑。』……『你們放心，我不會自殺的，
除非把我槍斃或斗死。你們，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
要在各種鍛煉中成長。你們要記住：爸爸是個無產者，你們也一定要做
個無產者。爸爸是人民的兒子，你們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兒女，永遠跟
著黨，永遠為人民。』

少奇從來沒有對孩子們說過這樣嚴肅沉重的話，因為孩子們還小啊！說
完這些，少奇好象做完了一件大事，從桌旁站起來，堅定地一字一句地
說：『共產主義事業萬歲！』『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共產
黨萬歲！』然後，在孩子們的注視下，離開飯廳，走向自己的辦公室。」

這且不說，文革后新鳳霞有次見到王光美，王光美拉住她的手說：「鳳霞，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新因此對蔡詠梅感嘆道：「她男人都被毛主席整死了，她還說這樣的話，你說壞不壞？」（蔡詠梅《吳祖光一生的遺憾》）

新老太太其實說少了，根據光美同志自己的證詞，劉家一共被毛整死６個人，然而光美還死而無怨。這其實沒有什麼難理解的。劉本是無產階級老馬屁家，不是靠戰功而是靠馬屁爬上去的。否定了毛澤東思想，否定了毛本人，也就否定了他自己的光榮歷史，因此他只能與毛同行到底，之死靡他，無怨無悔。這不是什麼無私而是大私，基本動機還是為了保住自己在歷史上的名聲。同理，正因為毛共是一家黨而非群雄黨，所以只要我黨存在一天，毛就絕對不會被否定。

客觀地說，毛之所以需要劉、林一類馬屁家抬轎，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個人崇拜邪教不但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也給黨本身造成無從修復的巨創，但它是極權國家必然出現的現象。

這道理我已經在舊作中反覆解釋過了：新式獨裁製度相對於傳統帝制的最大弊病，乃是它沒有「天命論」指定的「真命天子」，所以在理論上任何黨員都可以當選為黨魁。而成為黨魁的唯一法理依據，便是「正確」。如果黨魁被大眾認為犯了錯誤，那大位立刻不保。這和傳統帝王完全是兩回事。舊式皇帝再怎麼倒行逆施，只要不引起全國叛亂，就絕不會有人敢懷疑他不是真命天子。

但極權政黨黨魁的任何錯誤都可能變成他人搶奪大位的口實。偉大領袖不就是靠指責「立三路線」、「王明路線」篡黨奪權的么？在此之後他怎麼還敢認錯？那不是邀請別人來奪位么？和傳統帝王不同，他can't afford虛懷納諫。在他眼中，彭德懷委婉指出大躍進造成的災難就只能是篡黨奪權的大陰謀。不僅是他，就連劉少奇等人都這麼認為，而且王光美萬死千傷之後還要堅持這無恥誹謗。可見這的確是我黨無從彌補的死穴。

因此，毛必須以個人崇拜邪教來作為「天命論」的代用品，告訴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他是不能取代的真命天子。可惜這邪教並不能真正代替「天命論」。它只能保證一代君王的權威，並不能傳代工作。

更糟的是，它把君臣關係鎖死在惡性互動中。傳統「天命論」非但不剝奪忠臣勸諫皇帝甚至抨擊昏君的道義立場，而且還鼓勵這麼做。但個人崇拜邪教則把一切正常政策爭論都當成了謀篡大罪，造成全國只允許一個腦袋工作的可怕局面。當這個劣質變態腦袋造成大躍進式災難時，這邪教不但杜絕了改正錯誤的可能，還使想匡救錯誤的臣子成了皇帝維護權威的犧牲品。傳統社會當然多次出現胡亂屠殺群臣的昏君暴君，但它和新時代有個本質區別：朱元璋式暴行更與個人變態有關，具有個人偶然性，並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波爾布特式屠殺黨國忠良則是那制度設計的內在死穴決定了的必然的「先發制人」。

明白了這一點，則立刻可以明白周恩來為何那麼怕毛澤東。他非怕不可，不怕不足以生存下去。不但是他，我黨諸大員沒有不怕的，不怕就要身敗名裂，死無葬身之地。唯一例外大概只有彭德懷。中南海袞袞諸公中，竟然只有他一人反對過那個人崇拜邪教。

但彭這麼做，與其說是看出了那邪教的自傷神效，不如說是出自樸素的反感。否則他也就不會寫出那意見書來，不但為自己招來殺身大禍，而且還在死後多年讓光美那美帝戰略情報局特務兼梅花黨黨魁誣衊誹謗。

例如他若有我這點見識，就只會在意見書上列出所有必須立即糾正的嚴重問題，然後挑出毛的有關語錄來，證明那是下面的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發作」，偏離了偉大領袖英明教導造成的。要這麼做毫不為難，因為毛是「辯證法大師」，無論什麼指示都要講究「兩點論」，所以只需忽略其主要精神，專把虛幌一槍的那「另外一種可能性」舉出來作論據就行了。真要那麼寫，則毛只會心花怒放，當即就下令糾左，而中國或許也就少餓死了許多人。

但就算彭總有此洞察力，那也畢竟只能治標於一時。那致命死穴還是存在。就算黨國其他領袖與他同心協力破除了個人崇拜邪教（那是不可能的，劉少奇就是只不可逾越的攔路虎），那又怎麼樣？如今我黨不搞這套，少奇同志的警告不是立刻就應驗了么──「黨的、無產階級的威信是通過某些個人崇高的威信表現出來的，在威信這一點上，無產階級長期不如資產階級的威信高」？

說到底，缺乏「天命論」而且找不到代用品，乃是我黨永遠無法解決的致命難題。沒有個人崇拜邪教，黨就沒有威信，人民就不會死心塌地擁護，就無法長治久安。但有了那玩意兒又會造成大規模自傷。這難題我看根本就無從解決。恩來那種庸人可做的，也就是明哲保身而已。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