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六）

作者：蘆笛

國府決策的第三個致命錯誤，李宗仁已經在其回憶錄中痛陳過了，那就是在接收淪陷區與整編國軍中作出了一系列錯誤決策。

李宗仁指責，國府未能及時從峨眉山上跑下來，及時搶摘桃子（「峨眉山」、「摘桃子」云云，是偉大領袖的誣衊性指責，不是老李說的），讓共軍著了先鞭，主要是因為蔣介石沒有聽取他的忠告。他說，1944年春，他曾向蔣建言，現在便要考慮到戰後的接收問題。他認為勝利后，蘇聯和中共將變成最頭痛的難題。他建議，準備與蘇聯向東北作進軍競賽，並隔離中共和蘇聯的陸地交通和直接接觸。敵人一旦宣布投降，我統帥部應立即命令各地日、偽軍就地待命，維持當地治安和交通，以待我接收部隊的到達。他還主張用「後浪推前浪」方式接收淪陷區：原駐河南、安徽和蘇北的國軍向山東、河北前進，原駐山西、寧夏、綏遠的，則向察哈爾前進。各該軍所遺防地，則由後方部隊遞補。如此不出一月，華北所有重鎮及津浦、平漢交通線皆為我大軍所有，然後再令日軍集結，就地解除武裝。

他說，可惜蔣介石沒聽取他的忠告，戰事剛結束，中國統帥部立即命令日本駐華司令官岡村寧次，將日軍向數點集中，聽候繳械。例如長江以北敵人便奉命於短期內集中於鄭州、洛陽、開封、徐州、蚌埠、石家莊、濟南、北平等重鎮。而日軍集中后所遺留的若干戰略據點的各交通線的防務，國軍卻未能即時一一接防。因而原來通行無阻的津浦、平漢等線，勝利后頓時交通斷絕，直至大陸易手都無法恢復。當時他曾一再警告何應欽，要他千萬不可操之過急，草率從事。但後者卻說，奉蔣委員長面諭，如今抗戰勝利，如不將敵人迅速集中繳械，將有損於國家威信。誰知後患便因此造成，云云。

至於向收復地區進軍，中央也沒採納他提出的「後浪推前浪」的辦法。主要是因為，全付美式配備的嫡系中央軍共四、五十個師，此時尚集中於滇西、緬北一帶。如以後浪推前浪方式向華北前進，則原在安徽、河南一帶的非嫡系部隊將先入華北，甚或東北，這在私心自用的蔣先生看來，顯然是對他不利的，所以他只要原駐鄂北、豫西的劉峙部隊和原駐皖西大別山的李品仙部隊，分別開進隴海線上的鄭州和徐州受降接收，接收后即不得再向北方前進，至於華北、東北的接收，卻要等留在滇、緬一帶的部隊調去辯理。但是四、五十個師大軍要自西南山區開往華北，談何容易。大軍尚僕僕在途，東北、華北的版圖大半已再度變色了（56）。

李宗仁是否提過這些建議，從史學考證的角度來看，是無從落實的孤證。這其實也不重要，關鍵看他說的是否事實。我儘可能地（當然是在本人極受限的閱讀條件下）查對了一點史料，覺得他說的有如實之處，也有誇張的地方。

要說清這個問題，先得知道華北和華中為何會落在共軍手裡。一般人的錯覺，是以為敵後只有共軍，這在戰爭後期的華北確實如此，但據國內學者唐利國先生研究，早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國民黨已經考慮到在抗日戰爭中要採用游擊戰術。如參謀本部1936年底擬訂、1937年3月定稿的《民國二十六年度國防作戰計劃（甲案）》中，曾明文規定：「作戰時間，應有專門機關指導民眾，組織義勇軍並別動隊，采游擊戰術，以牽制敵軍，並擾亂其後方。」1937年秋，國府已在山西、河北留置了游擊部隊。1937年冬，國府在漢口召開的軍事會議進一步強調了在敵後開展游擊戰（57）。因此，說只有中共才在敵後開展游擊戰，乃是我黨欺騙宣傳之一。

由於中日戰爭戰線犬牙交錯的特色，抗戰期間長期或一度滯留敵後的國民黨軍隊曾經非常多，其中廣為人知的當數國軍在中條山以及大別山區留置的重兵集團。軍委會要求各級國軍普遍編組特種出擊部隊，經常襲擾敵軍，並定期上報出擊戰績。在大的戰役、會戰前後，國民黨軍各部更要派遣一定數量的搜索隊、土工掘路隊、便衣隊、突擊隊、快速隊等到敵後執行偵察、搜索、破壞交通、擾亂對方等各類游擊任務（58）。隨著淪陷區擴大，從事敵後游擊戰的地域也跟著擴大，幾乎每個戰區均包含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敵後游擊戰，涉及範圍達十餘省，游擊隊數量成百上千，作戰次數成千上萬。據何應欽軍事報告，從事游擊戰的國軍，1938年底達80餘萬，1940年底有60餘萬，以後經過整編，逐年減少，至1944年4月仍有27萬（59）。

然而國軍的敵後游擊戰並不是很成功，個人認為原因很多，首先是國軍沒有掌握共軍那種軍民操控術，無法化整為零融入人民，因而也就無法在佔領軍面前有效隱蔽自己，成了日軍眼中的明顯目標；其次是國軍始終無法擺脫正規戰的觀念，日軍打來了總是和敵人硬拼，不會效共軍游而不擊；最後則是受到日軍和共軍的雙面夾擊，成了敵後共軍的主要作戰目標，我黨在敵後的地盤基本是從「頑軍」那兒搶來的，這就是官修黨史上所謂「反摩擦」，彭德懷在其自述中說得清清楚楚：

「我認為百團大戰在軍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別是在打了反磨擦戰役之後，必須打反日的百團大戰，表示我們是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這才能爭取廣大的中間勢力。」

這就是說，百團大戰乃是一種「政治秀」，其主要目的，是向廣大中間勢力表明共軍「反摩擦」有理，證明國府的指責「共產黨搗亂」、「八路軍游而不擊」、「不聽指揮」等是無恥謊言，而不是為了把日本人趕出去。共軍「反摩擦」的結果，便是使得所謂「頑軍」受不了兩面夾擊，紛紛投降日本人。「頑軍」長官們作此選擇倒不是因為其「階級本性」，而是共黨不給他們活路：投靠日軍還能保存實力，投靠共軍則只會被我黨將其部隊徹底消化后，把他們當作糞便排出去。

據岡村寧次說，他在就任華北方面軍司令后，了解到防區內的國軍沒有中央軍，都是地方軍，乃是各派系舊軍閥，雖接受中央政府軍餉，但對蔣介石未必忠誠，只求保存實力，因此他要求部下對這些地方軍進行誘降工作，結果非常有效。從1942年春開始，那些將領陸續投降，到43年秋幾乎全部歸順日軍。據他估計，到戰爭末期，投降日軍的地方軍兵力共約40萬人，其中華北部分約30萬。他說，這些將領對蔣介石不夠忠誠，「對國家民族倒有相當誠意」，他們初次見到他時就說：「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道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如果貴軍要與中央軍作戰，我們不能協助，這點望能諒解。」（60）

如所周知，除了個別例外如何鍵外，抗戰前還真沒有幾個地方軍閥對我黨有什麼深仇大恨，一般都對剿共毫無興趣，更對共黨本性毫無認識，因此多與我黨密謀倒蔣。陳濟棠、蔡廷鍇、陳銘樞、李宗仁、劉湘、楊虎城、張學良、閻錫山等人，都曾與我黨有過勾結。抗戰爆發后，許多雜牌部隊開頭還打得非常勇敢頑強，然而滯留在敵後的軍閥們到後來卻與我黨成了仇人。這仇恨竟然大過了國讎，以致連在台兒庄戰役中拚死殺敵、死不後退、因此立下大功而被舉國愛戴的名將龐炳勛都投降了日本人，您說我黨「反摩擦」的威力大不大？

就是這新型內戰的無窮威力，使得華北大片地區淪共。我黨在停戰時成了華北敵後最主要的武力，當然是近水樓台先得月，搶起桃子來格外方便。蘇聯出兵后，毛澤東立即下令全軍向日軍反攻，主要的作戰行動竟然是在日軍投降以後進行的，這與東北蘇軍如出一轍：日本宣布投降后，蘇軍竟然不停止進攻，仍然實行「大縱深作戰」，盡最大限度地佔據中國的領土，以便掠走最多的中國財產（61）。

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的應對有正有誤。正確的是，在日本投降后，他充分利用了國府為同盟國承認之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與中國作為盟國重要成員的合法身份，援引遠東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的命令，堅持除了東北之外的中國大陸、台灣以及北緯16度以北越南境內的所有日本部隊，都只能向中國國民政府主席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及其代表投降（62），拒絕了八路軍的非法要求：

「本委員長經電令各部隊一律聽候本會命令，根據盟邦協議，執行受降之一切決定。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原地駐防待命……恪守盟邦共同協議之規定，各部隊勿再擅自行動。」（63）

他還通過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命令岡村寧次，規定日本陸海空軍只能向蔣或何指定的部隊指揮官投降（64）。岡村寧次自稱，他努力執行了這一命令，拒絕向八路軍投降。據他說，停戰後，日軍在華北與蘇北對共軍攻擊實行自衛戰鬥，共死傷7000多人，「從這一情況可以推知，共軍非法要求及非法攻擊次數之多。」（65）這大概是我黨八年以來唯一一次大規模向日軍作戰，可惜那是在戰爭已經結束后，對士氣徹底崩解、只是暫時代替戰勝國維持治安的降軍作出的。

如國內學者汪朝光教授指出的，老蔣這一決定相當關鍵，迫使我黨放棄了奪取大城市的原定方針：「蔣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敵軍投降，敵偽只能將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給蔣介石。在此種形勢下，我軍應改變方針，除個別地點仍可佔領外，一般應以相當兵力威脅大城市及要道，使敵偽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著重於奪取小城市及廣大鄉村」。（66）

在向收復區進軍一事上，蔣介石也未曾如李宗仁所稱那樣，私心自用，提防雜牌，故而沒有採取他建議的 「波浪式推進」。早在8月12日，侍從室就提出了「發動全線部隊從速推進，並特別派遣部隊進據各重要據點」、「飭各戰區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廣州、武漢、徐州、青島、濟南、東北等地推進」，以及請求美國幫助空運海運部隊等建議（67）。第一戰區胡宗南部、第二戰區閻錫山部和第十二戰區傅作義部很快就分別進佔了太原、鄭州、歸綏、大同等戰略要地。只是由於劉少奇命令共軍「用糾纏扭打的戰法」，「徹底破壞所有鐵道」（68），政府軍才未能順利全面接收華北。

傅作義、閻錫山都是所謂雜牌，然而蔣介石並未讓他們停留在原地不動。北上接收平津的第十一戰區孫連仲所部三個軍（曾崇義的三十軍，高樹勛的新八軍以及馬法五的四十軍）也都是雜牌（69），並未如李宗仁所言，是被胡宗南所部胡博翰摻了沙子（70）。可見李宗仁的指控有挾嫌報復之嫌。蔣介石犯的最大錯誤，還是如前文所述，未能及時搶佔南滿，阻斷關內外共軍交通。

不過李宗仁其他指控倒確能成立。例如他說，蔣介石命令日軍集中在幾個點聽候繳械，遺留的若干戰略據點聽任共軍搶佔，更使得原來通行無阻的津浦、平漢等重要交通線被共軍截斷，直至大陸易手時都未能恢復，這倒基本是事實。

蔣介石關心的似乎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將日軍繳械，並迅速將他們遣送回國，以致一面求美國人幫助運送國軍，一面又動用本來就很落後的運輸力量去忙這不急之務。據岡村寧次說，「中國政府動員全部水陸交通部門，為此甚至影響了一般交通，造成了經濟惡果」，使得200萬軍民在戰後10個月內即全部撤回日本（71）。

此乃老蔣最大的昏招。那時的當務之急，是讓日偽軍嚴格維持現狀，打退共軍的非法進攻，直到國軍前來接防。當時英國人在東南亞就是這麼做的，否則馬來亞等地早被共黨游擊隊接管了。蔣介石這麼做的結果，是使得國府對華北只進行了空洞的接收，廣大鄉村、中小城市乃至重要的交通線都落在了共黨手中。

李宗仁指控的另一指控也基本是事實，那就是國府在戰後整編裁軍，削弱了自己，壯大了八路。

他說，陳誠就任軍政部長后，第一項重要命令就是將收復區的偽軍及有功抗戰的游擊隊一律解散。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40萬偽「滿洲國軍」被強行遣散，「此舉直如晴空霹靂，數十萬偽軍頓時解體，林彪乃乘機延攬，偽軍的精華遂悉為中共所吸收」 。其他地區的偽軍和抗日游擊隊也是這樣，他們奉命集中解散，原有防地卻無國軍接防，讓共軍乘虛而入。這些部隊長官久候無著落，又奉嚴令，不準就地籌措給養，走投無路便投向共黨。李目擊陳誠這樣無理蠻幹，勸告陳誠說，這種干法是替共產黨湊本錢，陳卻自負地說：「他們要到共產黨那裡去，我求之不得，正可一鍋煮掉！」

李還說，陳誠借裁軍和整編軍隊，消滅異己，大量裁撤雜牌部隊，或是將雜牌與嫡系「混編」，不僅製造了大量的失業軍人，而且打亂了原有的指揮系統，使得士氣消沉，戰鬥力也大為下降，云云（72）。

這些指控基本屬實，戰後國府裁軍確實犯了很多錯誤，但這並不完全是李氏指責的「蔣先生私心自用，消滅異己」。該計劃的考慮因素很多。首先是殘破的國家實在難以養活如此龐大的軍隊；其次是美國人的影響，陳誠認為美國只有90個師就能打大戰，國軍裁到100個師又有何不可（73）。本來，近代軍隊編製就是從西方引入的，國人一直在仿效人家。等到老美成了戰勝國，老蔣和陳誠當然想按美軍模式改建國軍。最主要的，還是老蔣想解決歷史遺留難題，在軍事上實現國家統一。

當時所謂「國軍」，實在是五花八門的軍閥部隊的大雜燴，編製和指揮系統異常混亂，政出多門，軍令和軍政分為兩個獨立系統，各軍兵種之間更談不上什麼協同配合。此乃自辛亥乃至晚清傳下來的背時遺產，一直未能清理。抗戰前蔣氏每次想解決這問題，都要觸發軍閥大戰。抗戰使得軍閥們除桂系外基本失去了槍杆子，他當然要在戰後藉機整頓。否則若還是戰前那個各自擁兵自雄的烏煙瘴氣模樣，談何國家統一？

既然要整編，自然要汰弱留強。《劍橋中華民國史》指出：

「鮑爾及其他德國軍官給予蔣介石軍隊的軍事訓練和軍事知識（雖然按照西方標準通常只是初步的），連同軍隊對蔣介石效忠的結合力，使這支軍隊無疑比他的任何政敵的軍隊在軍事上更有戰鬥力，在政治上更可信賴。」（74）

的確如此，無論是在抗戰還是戡亂戰爭中，中央軍都是主力部隊，更忠實可靠，也更有戰鬥力，投降的多是雜牌部隊。雜牌部隊在抗戰初期倒是打得很英勇，但後來受不了共軍的擠兌襲擊，便紛紛投降日軍了。中央軍倒還不曾出現過大規模投敵的事。新編國軍當然只能以它為主力，李宗仁再吃醋也沒道理。桂系逃過了整編，也逃過了三大戰役，但在中央軍主力被基本消滅后，便成了配合我黨顛覆國府在江南的統治的決定性因素。為免離題，按下不表。

因此，如果沒有我黨，老蔣這麼干倒是應該的。但在我黨取代軍閥成了最大威脅后，他還刻舟求劍，隧道眼中只看到軍閥的威脅，看不到我黨的可怕力量，不顧內部反對一意孤行，那就是亡國昏君的幹活了。就連著名匪諜郭汝瑰都說：

「圍繞著整軍，蔣軍內部發生過激烈的爭論。奇怪的是，蔣、白、陳都堅決反共，而整軍的態度各不相同。蔣介石堅決反共，國共兩軍在全國已廣泛展開戰鬥，蔣軍將領許多人都叫囂停止整軍，但蔣介石還是要整，陳誠希圖迎合蔣介石意旨取寵，也大聲疾呼整軍，對於蔣軍要整，對滿洲國及汪偽部隊，更要整編，聲稱國防軍不能容納偽軍，以保持國防軍的純粹性。……白崇禧認為內戰不可避免，反對整軍。」（75）

就這樣，從1945年初至1946年初，國軍陸續裁了110萬人，編製減少了約三分之一。1946年初，軍政部還計劃在18個月內進一步裁軍208萬人，將全軍縮編為50個師。就連地方保安團隊也要複員三分之一（76）。雖然這個宏偉規劃因全面內戰爆發而不得不在7月份終止，但此前的裁軍任務已經如期完成。國軍至少裁減了150萬人。而共軍則在此期內瘋狂擴張，只是為了應付美國人，從地方部隊中裁去了11萬老弱病殘，而且他們都得到了妥善安置，並無生計問題（77）。

這結果便是李宗仁說的，將大量無謀生技能的職業軍人推向社會，撒手不管他們的死活。據重慶警備司令孫元良回憶，僅重慶一地即有登記失業軍官4千多人（78）。1947年5月12日，中央訓練團將官班失業學員500餘人，至孫中山墳前痛哭流涕，表示若不能按目前待遇發給編余者，將繼續向行政院請願，史稱「哭陵事件」，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響（79）。

由此在失業軍人中產生了那個著名的歌謠：「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處處不養爺，爺去投八路。」這應該是中國歷史上最壯觀的「為淵驅魚，為叢驅雀」運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