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蘆笛 試解林副統帥倉惶出逃之謎：九﹑關於「禮送林副出境」的神話

   關於此事，我查到的說法一共有三個主要來源：官方版本、吳法憲回憶錄以及舒雲的採訪報告。不但這些說法彼此矛盾，就連同一來源的說法都破綻百出。史學考證中還真難得見到如此有趣而特殊的案例，其中所有當事人的證詞都無法自圓其說，似乎都是謊言或起碼部分是謊言。惟其如此，也就難以在比較辨析不同證言、排除不可能事件之後，推導出誰的說法更可信，只能另起爐灶，提出更可信的假說。

   各方唯一不持異議的，便是由官方提供的林彪一行出逃的時程：

   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時32分，林彪專機256從山海關機場起飛。凌晨1時55分，256號三叉戟飛機從中蒙邊界414號界樁上空飛入蒙古境內，在中方雷達上失去蹤跡。凌晨2時半，256在蒙古人民共和國溫都爾汗東北的草原上機毀人亡。

   同日凌晨3點15分，周宇馳等劫持3685號直升飛機企圖外逃。因遇到空軍攔劫，該機於6點多在京郊懷柔縣境內降落。周宇馳、於新野開槍自殺，李偉信被活捉。

   除此之外，在以下幾個關鍵問題上，所有的說法都互相矛盾甚至自相矛盾：

   １、誰在監視以及怎樣監視256專機飛行

   官方版本有兩個，分別由汪東興與李德生提供。汪說：

   「我們正在向毛主席彙報時，吳法憲從西郊機場打電話找我，說林彪的專機已經起飛30多分鐘了，飛機在向北飛行，即將從張家口一帶飛出河北，進入內蒙古。吳法憲請示，要不要派強擊機攔截，我說：『我立即去請示毛主席，你不要離開。』

   當時，毛主席的房間里沒有電話，電話在辦公室里，離談話的房間還有幾十米遠。我馬上跑步回去，報告毛主席和周總理。毛主席聽了報告以後說：『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周總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見，讓我馬上去傳達給吳法憲。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訴了吳法憲一句話，就是不要派飛機阻攔，其它的話，我沒有告訴他。」（1）

   該證詞提示，負責雷達監控的乃是在西郊機場的吳法憲。

   李德生則說他在空司進行了監控：

   「9月13日零點32分，北戴河的警衛部隊報告，林彪不顧警衛部隊阻攔，已乘三叉戟飛機強行起飛了！……總理一聽這個消息，馬上出去打電話報告了毛主席，並請示了一些事情，回來后立即對我說，林彪乘飛機逃跑了！命令我馬上到軍委空軍司令部，代替他坐陣指揮，隨時報告情況。總理指示我二十四小時都不能離開。實際上，我五天五夜都沒有離開空軍司令部。同時，總理派楊德中同志隨吳法憲（監視他）去西郊機場掌握情況，派紀登奎同志去北京空軍司令部。總理還發布了『禁空令』：關閉全國機場，所有飛機停飛，開動全部雷達監視天空。

   我的汽車急馳空軍司令部，下車后我快步進入作戰部指揮所，並找來空軍參謀長梁璞，一起注視著整幅牆壁大的雷達屏幕。這時，我看到屏幕上清楚地顯示出那架飛機標誌的亮點正向北移動。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境線之間。……

   飛機耍了個花招，是先向西飛了一段，又調轉方向往北飛的。

   我和梁璞緊張地注視著熒光屏。梁璞說：『這架飛機飛行不一般，情況異常。』我問他：『有什麼特點？』梁說：『第一，飛的不是國際航線；第二，方向往北，馬上要出國境到蒙古了；第三，飛的是低空。』我坐在一張很大的寫字檯前。這是空軍指揮所，桌上裝有直通總理的紅機子專線電話，我不斷將飛機的位置﹑高度﹑方向﹑到達地點等等情況向總理彙報。當我向總理請示處置辦法時，總理告訴我，已請示了毛主席，主席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9月13日凌晨，那架飛機出了國境。我及時報告總理。

   凌晨3：15分，沙河機場報告『起飛了一架直升機，正向張家口飛去。』我立即報告總理，他請示毛主席后，指示說：『要它迫降，不聽就打下來，決不能讓它飛走!』我命令北空起飛了八架『殲6』攔截，迫使直升機回頭，迫降在懷柔境內。（36）

   此說與他的另一份回憶錄基本一致（37）。

   然而吳法憲卻說，9月13日凌晨一點左右，他在西郊機場打電話給周恩來，報告潘景寅的表態，周卻告訴他，林彪、葉群已經上了飛機，而且飛機已經起飛了，要吳注意看飛機的航向，注意它往哪裡飛，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報告他，他準備去和林彪談話。於是吳便奉命跟蹤256飛機：

   「我一直在雷達監視器前關注著飛機的動向，並隨時向周恩來報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飛機一開始向西飛，然後慢慢轉彎向北飛去。當飛機開始向西飛的時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師指揮所的報話機，不停地向飛機喊話，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飛。可喊了大約十五分鐘，潘景寅不作回答。這些情況，我都及時報告給了周恩來。

   當飛機飛到了赤峰附近的時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們的殲擊機部隊，就問周恩來要不要把三叉戟攔截回來。周恩來說：『這要請示毛主席。』過了一會兒，周恩來答覆我說：『毛主席不同意，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兩點多鐘時，周恩來又來電話問飛機到了什麼地方。我說：『已經快出國境了，離中蒙邊界只有一百公里。飛機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見了。』很快，飛機就從雷達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報告了周恩來，說飛機已經飛出國界，雷達看不見了。

   不久，周恩來又來電話說：『絕不準有任何飛機到北京來，如果有飛機飛到北京來，你我都要掉腦袋。』我說：『請總理放心，我絕對保證，如果有飛機到北京來，我會攔截，並把它打掉。』周恩來表示同意。

   我當即打電話給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向他傳達了周恩來的命令，要他打開所有的雷達進行警戒，絕對不允准有任何一架飛機飛向北京，如果有飛機飛來，就攔截，並把它打掉。

   緊接著，周恩來下達了禁航的命令，命令全國所有的飛機一律不準起飛，如果要起飛，必須要有毛澤東、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五人的聯名命令。

   我又立即打電話向北空的李際泰、沈空的張雍耿傳達了禁航的命令。其它軍區空軍，我要空軍司令部調度室作了傳達。當時我找司令部參謀長梁璞沒有找到，因為國慶節即將來臨，他到天安門組織國慶節預演去了。命令是由司令部一個值班的副參謀長負責傳達的。

   隨後，我又向空三十四師的時念堂當面作了交代，三十四師在西郊、南苑、沙河三個機場的飛機，絕對不準起飛，要立即傳達禁航的命令。

   到清晨兩點多鐘，周恩來又打來電話問我在那裡，我說還在西郊機場。周恩來說：『我叫楊德中到你那裡來。』我說：『好。』楊德中隨後就趕到了機場，和我在一起。我明白，這是不信任我了。

   到了清晨三點多鐘，時念堂報告我說：『有三個人到了沙河機場，要直升飛機起飛。』我當即命令：『不準起飛，如果起飛就把它打下來！』我立即把這件事報告了周恩來，周恩來表示同意，同時要我查一查，這三個人究竟是誰，是地方的還是部隊的？

   不久，直升飛機強行起飛了。我報告周恩來說：『飛機飛向南口方向。我已經命令張家口的殲七飛機準備起飛攔截。如果直升飛機飛向國界，就把它打下來。』周恩來表示同意我的處置。

 當直升飛機飛越南口和懷來時，我又向周恩來報告了一次。飛機飛到張家口附近時，我請示周恩來說：『飛機已經由殲擊機跟蹤，如果再向北飛，就把它打掉。』周恩來表示同意。以後，直升飛機開始在張家口上空盤旋，又經宣化、懷來、南口上空，飛回到沙河上空，並有向西郊機場飛行的趨勢。我向周恩來報告說：『看樣子是要在西郊機場降落，但萬一飛向北京市裡，我就把它打掉。』周恩來立即表示同意。

   放下電話，我和楊德中一起走出候機室，來到室外，遙望天空，這時已經可以隱約看到飛機了。但過了一會，飛機並沒有在機場降落，而是向東飛去。我向周恩來報告說：『我已經命令空二十師來接替空七師繼續跟蹤。』周恩來說；『好！』

   這時，周恩來已經派李德生到空軍司令部了解情況和『協助指揮』，梁璞也回到了指揮所。」（38）

   這兒說得明明白白，跟蹤林彪座機出逃由吳法憲在西郊機場獨力進行，建議攔截256飛機的是他，建議攔截直升飛機的也是他，根本就沒有李德生和梁璞什麼事。兩人是在直升飛機起飛后才到空司的，那時林彪座機已在溫都爾汗墜毀幾十分鐘了。空司作戰值班室那晚根本就不是指揮中心，李德生頂多只在後來參與了跟蹤迫降直升飛機。

   就連對迫降直升飛機一事，兩人的說法也不一致。吳說是直升飛機起飛后他向周報告，周當即同意攔截，於是吳便命令殲七起飛，而李說的則是他向周報告，周請示毛后才下令攔截，於是李便命令北空起飛八架殲六迫降了該機。

   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軍事指揮只能有一個中心，決不能政出多門，否則下級無所適從，必然導致災難。如今吳、李二人一在西郊機場，一在空司，平行指揮同一行動，究竟讓下面聽誰的？如果兩個司令部都派出戰機，兩批戰機就算不發生誤會打起來，也要干擾對真正目標的搜索。難道戎馬一生的周恩來連這都不懂，竟然會在此重大危機時刻犯下這種劣等錯誤？

   以常理度之，周派絲毫不懂空戰技術的陸軍將領李德生去空司，並不是讓他去指揮作戰，而是讓他去監視空軍，防止異動。因此，李德生多半是自吹自擂。至少在攔截直升飛機這件事上，吳法憲說的是真話，是他在指揮，老李不過是在密切監視該行動罷了。

   舒雲的調查報告則兼收並蓄了上述兩種說法，絲毫沒有意識到兩者之間的矛盾（39）。

   這兩種說法不但互相衝突，而且在以下細節上破綻百出，根本經不起推敲：

   １） 通過雷達監視器竟能確定256的航線

   前節所引256專機副駕駛康庭梓的證詞已介紹了雷達監控飛機的操作過程，那就是由雷達員從熒光屏上判明飛機的高度、方位、速度等信息，將這些信息通過報話機報告給標圖員。頭戴耳機的標圖員根據所報信息，「用帶顏色的畫筆標在緊貼地圖的玻璃板上」，描出飛機的軌跡。如此才能看出飛機在地圖上的位置，而這從雷達屏幕上是看不出來的。

   這就是當時進行雷達監控飛行的操作常規，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不但陸軍將領李德生無此常識，就連空軍司令吳法憲甚至空司作戰部的參謀人員也居然不懂這常規。

   李在一份回憶錄說的是從雷達屏幕上監視256機的航線：

   「我的汽車急馳空軍司令部，下車后我快步進入作戰部指揮所，並找來空軍參謀長梁璞，一起注視著整幅牆壁大的雷達屏幕。這時，我看到屏幕上清楚地顯示出那架飛機標誌的亮點正向北移動。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境線之間。」（36）

   但另一份回憶錄上卻變成了標圖板：

   「我看到標圖板上顯示二五六飛機正在向北飛行，已越過承德，到了內蒙上空。我立即將飛機飛行的方向和準確位置向周恩來總理報告。」 （37）

   舒雲採訪的空司人員（未指明出處，只好籠統判為「空司人員」）則忽而說標圖板：

   「李德生坐在一張很大的寫字桌前，桌上有直通周恩來和汪東興的『紅機子』。白雲指著總空情標圖板，向李德生報告三叉戟飛機的飛行動態和飛行特點。」 （41，下同）

   忽而又說是雷達熒光屏：

   「空軍參謀長梁璞望著雷達熒光屏上的三叉戟飛機，說這架飛機飛行不一般，情況異常。」

   還必須指出，無論是李德生說的「整幅牆壁大的雷達屏幕」，還是舒雲說的（當然只可能是她轉述，可惜她習慣性地「省略」 了出處說明）「空軍指揮所的標圖板是布滿整幅牆壁的大熒光屏」，都不可能存在——當時的中國沒有組合電視技術。

   類似地，吳法憲也在回憶錄里也說：「我一直在雷達監視器前關注著飛機的動向，並隨時向周恩來報告。」

   很難想象親歷了雷達跟蹤的人會犯這種低級錯誤，特別是李德生對那「整幅牆壁大的雷達屏幕上的亮點移動」的生動描述，不能不讓人懷疑發源於好萊塢。

   ２） 航線各說不一

   舒雲在《林彪座機墜毀前後的空軍指揮所》中先說：

   「此時，空軍指揮所、北京軍區指揮所、北京軍區空軍指揮所，以西西郊機場調度室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三叉戟飛機飛出去是一條直線。」（40）

   所以，四個地方都看得清清楚楚，林副越境是直線叛國。

   但同一篇文章馬上又說：

   「據梁璞回憶，出境前，三叉戟飛機在邊境上空繞了一圈。這有些讓人想不通，到了國境，要逃還不快逃，為什麼還要繞上一圈？」

   這又變成了曲線叛國。她採訪的據說都是目擊者，這些人目擊了一生最刻骨銘心的事件，卻會在這本不可能出錯的事上互相矛盾，不亦怪哉？

   類似地，吳法憲在回憶錄里說：「當飛機飛到赤峰附近的時候，我想到我們在赤峰附近有我們的殲擊機部隊，就問周恩來要不要把飛機攔截回來。周恩來說：『這要請示毛主席。』過了一會兒，周恩來答覆我說：『毛主席不同意，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可空司作戰參謀朱秉秀卻說：「看樣子，林立果一夥事先仔細研究過航線，考慮過如何躲過地空導彈和空中殲擊機的打擊。三叉戟飛機自己建立的那條航線，沿途基本上沒有機場，也沒有地空導彈部隊，又是茫茫黑夜，根本不可能攔截到。」 （40）

   因此，要麼飛機沒有飛過赤峰一帶，要麼赤峰附近的「殲擊機部隊」是影子部隊，只存在於吳法憲的想象中，要不就是有殲擊機部隊而無機場，在共產黨領導下，什麼人間奇迹都可以造出來。

   ２、能否監視

   一般人不知道，同步追蹤不按固定航線飛行的林副專機，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在當時極度落後的中國很難想象。

   胡萍在接受舒雲採訪時介紹過當時跟蹤專機的常規操作：

   「吳法憲不止一次交代我，林彪在北戴河，每天要用飛機，你直接安排，就不要通過我了。注意保密，飛機呼號臨時改變。我冤屈在哪兒？我是管專機的，林彪坐的那幾架飛機，都有準備。電話一來，馬上就出發。從北京送到北戴河，吃的喝的用的，還有文件，幾乎每天都有飛機為林家服務。太頻繁了，容易泄密，吳法憲有交代，凡是到北戴河的飛機，由你掌握，以訓練的名義。這在內部很平常，別的首長也這樣。改航線那是外行，到北戴河，不能說到上海，實打實，起飛后沿途雷達都要看，上北戴河，你說去上海，根本不可能。但可以多發幾條到其他地方的航線，專機飛行一向神秘，『文革』前江青到上海，不但正常的任務派遣程序被取消，連飛行中起碼的空中聯絡也被限制，只准按下發話鍵，而不能講話，至於飛機上拉的是什麼人，根本不知道。聲東擊西這在全國最重要的專機任務中司空見慣。」 （31）

   因為缺乏專業採訪訓練乃至起碼的文字整理能力，舒雲的調查報告中除了來歷不明的敘述與議論外，可以判明來源的證言似乎都是原始錄音稿，「信噪比」極低，有意義的信息被大批無關宏旨而且常常不知何所指的「干擾噪音」淹沒，如同密碼一般難懂。胡萍這段雜亂無章的話就頗典型，但在過濾了噪音之後還是可以破譯的。這兒有用的信息就只有幾句話：專機起飛后，沿途雷達都要接力跟蹤，以確保安全，因此其動向無法對地勤人員保密，保密措施只能是同時多發幾條航線，不讓地面知道乘客是誰，並嚴格管制空中聯絡。

   由此可見，中國當時沒有遠程警戒雷達，否則跟蹤專機飛行就會採用，以使掌握專機行蹤的地勤人員數目減到最低限度，以免讓眾多的雷達站接力跟蹤，增加泄密的風險。據此可以判定，跟蹤256飛機不是西郊機場的雷達可以獨力完成的，飛機的動態必須由沿途雷達站報到西郊機場后，標出圖來才能查明。但256根本沒按航線飛，沿途是否有雷達站大可存疑。在這種情況下要查明它的去向，就必須開動華北地區所有的雷達站去搜索。

   前文已經介紹過，根據康庭梓證詞，林副專機在飛到距山海關機場１２０公里處即從雷達屏幕上消失，而那軌跡乃是用原始的標圖作業顯示的。按常理推測，因為到北戴河避暑開會的中央首長經常使用山海關機場，所以該機場應為重點保護對象，那兒的雷達功率﹑解析度等等一定是國內第一流的，然而林副專機因為在低空飛行，在１２０公里處便逃出了機場雷達的監視。

   雷達發現目標，乃是靠飛機把雷達發射的無線電波反射回來，而這電波是直線傳播，由此便形成了與地球球面相切的切面，處在這切面以下的空域便是雷達盲區。飛機飛得越低，處在這盲區的時間也就越長，也就越不會被敵人發現。這就是兵家所謂「超低空突防」的原理。

   據蒙古前副外長永棟介紹，林副的專機與眾不同，上面裝了蘇聯最先進的測高儀（41）。雖然這不是軍用飛機超低空突防所用的雷達，不能防止飛機在作超低空飛行時撞到眼前突然冒出的山或其它較高的障礙物上去，但在平原地區作低空飛行還是相當安全的，因為那儀錶能準確指示高度，不會因為高度指示不準而撞毀。

   根據李德生以及舒雲採訪的空司人員的證詞，那飛機一直在作低空飛行。假定它的高度始終保持在逃出山海關機場雷達監視時，那麼，要讓飛機始終處在雷達網的監視下，它的行經地域之內就得跟栽秧一樣，以２４０公里的「行距」與「株距」種下雷達站。考慮到雷達搜索麵是圓形而非正方形，將因此造成的站點之間的盲區考慮進去，則各站點相距還得從２４０公里降為１７０公里，才能有效覆蓋所有區域。

   換言之，北中國得像棋盤格子一樣，每隔１７０公里就建一個雷達站，這才能持續監視該機的飛行軌跡。如果雷達站之間相距超過了這個距離，則必然要出現銜接不上的盲區，此時飛機就要從前一個雷達屏幕上消失，而下一個雷達站還沒有發現，這就要給其它雷達站帶來麻煩。特別是當用手工作業標記飛機軌跡之時就更是如此。三叉戟１Ｅ低空飛行時速約６００公里，飛機從雷達站中心到飛出搜索麵只需要１７分鐘左右。如果飛機未飛越雷達站中心，只是雷達搜索圈邊緣倏忽穿過，時間就更短了。在這種情況下使用手工描圖而不是計算機處理，就很容易丟失它的蹤跡，無法準確得知它到底是從哪個方位消失了。

華北雷達密度是否達到了上述「合理密植」的要求，非常值得懷疑。文革大串連中我在京廣線﹑隴海線上來回旅行了若干次，似乎從來沒見到什麼雷達站。

   上文還假定那飛機始終保持在山海關附近的高度，如果此後飛機降低了高度，那雷達站的密度就得急劇增加，才能保證飛機不逃出視野。如果再考慮上山區的複雜情況，同步追蹤那飛機就更困難了。

   此外，林立果是空軍作戰部副部長，官方還說他出逃前帶上了三北地區的雷達兵部署圖，難道他不會專找沒有雷達站的地方走？上引空司參謀朱秉秀的證詞就指出：「三叉戟飛機自己建立的那條航線，沿途基本上沒有機場，也沒有地空導彈部隊，又是茫茫黑夜，根本不可能攔截到。」

   就算華北真是密密麻麻地種滿了雷達站，覆蓋了所有空域，讓林立果無法逃避，那些雷達首先還得開機才行。可上引吳法憲證詞說得明明白白，林彪出境后，周恩來給他下的第一個命令是不許有任何飛機飛到北京。吳立即向北京軍區空軍司令員李際泰傳達了此令，命令他打開所有雷達進行警戒。可見此前連北空都沒有打開全部雷達，何來李德生說的「全國雷達都打開了」？既然沒有開機，又如何能接力跟蹤？既然不由各地雷達站接力，吳法憲又怎麼可能光靠西郊機場的雷達便能全程跟蹤256專機？

   有趣的是，吳法憲自己也說，當周宇馳等人乘坐的直升飛機飛過西郊機場，向東飛去之後，他便命令空二十師接替空七師繼續跟蹤（見上引證詞），這等於證實監視低空飛行的目標必須由各地雷達站接力，那他又是如何在全國雷達站開機前，靠一個雷達便能目送林副出境的？

   這結果就是，吳法憲實際上指控李德生、舒雲採訪過的所有的空司人員以及他本人都撒了謊。李德生和梁璞是在林彪越境后才到空司去的，所以兩人聲稱在空司監控林彪越境乃是謊言，而且吳本人「一直在雷達監視器前關注著飛機的動向」的故事更是雙重謊言。

   然而無論是汪東興還是李德生都承認，吳在西郊機場完成了那不可能的業績，而且還主動提出了攔截256的建議。他們這麼說，等於是參與吳一道撒謊。於此，我們便遇上了一系列環環相扣的謊言瀑布（cascade），其中所有的當事人都撒了謊。

   突破這謊言瀑布只有兩種可能答案，第一種是吳法憲錯了，李德生和舒雲採訪的空司人員才是對的，全國雷達站確實及時打開了，雙方都參加了全程監控。吳法憲之所以這麼說，或是有意撒謊，或是記憶出錯，或因他當時不在空司，不了解空司當晚的活動而在回憶錄里瞎說一氣。

   吳有意撒謊抹殺他人功勞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他同時也間接指控了自己撒謊，那並非有意為之，而是從字裡行間泄露出來的。不是思慮周密、閱讀仔細的讀者就不能察覺。用這種「曲線救國」的方式誣陷他人，如同說吳晗用《海瑞罷官》曲折隱晦地攻擊毛澤東、為彭德懷翻案一般離奇。更不必說誰也不會幹為誣陷他人把自己也套進去的蠢事。

   吳記錯了的可能性也很小。九一三事件是他絕無可能淡忘的最重大的命運轉折點，為此受過無數次審訊，寫過無數次交代，本來就難以忘卻的記憶早被強化為永久記憶了。他會在這種生死系之的大事上出記憶差錯么？

   吳那晚不在空司、在西郊機場看來倒確實是事實，因為各家證詞一致。那他會不會因為不了解空司的活動，誤認為空司當晚無所事事？這也不大可能。他交代得清清楚楚：256專機越境后，周恩來先來電話警告吳，絕對不許有飛機來京，否則他和吳都要掉腦袋，緊接著又下了全國禁航令。吳聞命后立即打電話到空司找參謀長梁璞，但後者不在，只好令值班的副參謀長負責向各軍區傳達該令。當時空司除他外，無任何人知道出了什麼事，更無從預知他即將倒大霉。他傳達的是以腦袋作擔保的緊急軍令，如果梁璞當時真在空司，絕對不敢佯稱不在，不來接電話。因此，吳說的若非真情，那就只能是有意撒謊。但若他是有意撒謊，未見得會如此絲絲入扣，連梁璞何故缺席、何時回到空司都交代得明明白白。

   因此，我認為，對李德生、梁璞何時到達空司一事，吳法憲弄錯的可能雖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概率極低。

   退一步說，就算吳法憲錯了，李德生說的才是實話，全國的雷達都打開了，那還有個雷達站間協調聯絡的嚴重問題。中國幅員這麼大，從各地湧入空軍司令部或西郊機場的信息需要大型計算機處理，才能在瞬時內標記出飛機軌跡來。二戰期間還沒計算機，英國人解決這個問題乃是雇傭大批女郎，如同打彈子一般，圍著一個大地圖用長桿推飛機模型，指揮員站在大廳高處往下看。但這種原始的手工作業，在英國那小國倒沒太大問題，在中國那麼大的國家便難以想象了。

   何況那還是７０年代極度落後的中國。從跟老大哥鬧翻后，先是３年大飢荒，后是林副的「突出政治」，軍隊根本就不練武，遑論技術投入，接著又是文革，軍隊科技落後到極點，能有大型計算機處理各地報上來的信息么？更何況各地只能用電話口頭彙報情況，根本就不是今天這種各地計算機聯網的局面。哪怕有現代計算機都還難處理各地紛至沓來的口頭信息，再迅速將其綜合后，描出某個特定飛機的運行軌跡來。要在當時中國完成這任務根本就不可思議。

   再退一步說，假定中國當時確有遠程雷達，能在西郊機場和／或空司全程禮送林副出境，用不著各地雷達站接力，那也無從解釋吳法憲、李德生等人能從雷達熒屏上歷歷看見256專機航線的咄咄怪事。

   既然吳法憲在此事上撒謊或弄錯的可能性都很低，剩下來的可能就是，他的間接指控是真的：那晚其實誰都沒能監控林副出逃，整個「開槍為他送行」的故事乃是按照中央文件的大致精神，由各人自行虛構出來的，未經集體討論，統一創作。此說非但不像「全程監控林副」說那樣可以輕易被邏輯證偽，而且能解釋為何所有的人都揚言參與了全程監視，但所有的證詞都破綻百出，不但無法捏在一起，而且無從通過比較辨析來判斷誰說的更接近事實。

   按福爾摩斯的教導，在所有其他可能被排除之後，最後剩下來的那種可能不管表面上看來何等荒謬，都只可能是事實。在此案例中，所有當事人的說法雖然不能徹底否定，但成立的概率都極低，無法取信，只能採用與之相反的假設。雖然此說與大眾堅信的相抵觸，但它成立的可能仍然要比那些言之鑿鑿、活龍活現的證言高得多。

   3、能否攔截

   要攔截256專機，必須滿足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地面警戒雷達能發現該機位置。第二，戰鬥機起飛后能找到該機。前文已經討論過，當時中國很難做到第一條，所謂「全程監控」多半是謊言。這條做不到，還談什麼攔截？

   但汪東興卻說，並不是我英勇的人民空軍沒本事攔截，而是毛顧及影響，決定放林彪出國：

   「我們正在向毛主席彙報時，吳法憲從西郊機場打電話找我，說林彪的專機已經起飛30多分鐘了，飛機在向北飛行，即將從張家口一帶飛出河北，進入內蒙古。吳法憲請示，要不要派強擊機攔截，我說：『我立即去請示毛主席，你不要離開。』

   ……

   這時時針指向13日凌晨1點12分。飛機從起飛時算起，已經飛了40分鐘，快要飛出國境了。把這架飛機放過去，是毛主席﹑周總理的意見。這個意見是對的。要是把這架飛機攔截下來。那可不得了！會在全國造成不好的影響。林彪是黨的副主席，我們當時並不知道他要飛到哪裡去，做什麼事，攔截專機，我們怎麼向全國人民交代！」（1）

   這位軍委常委真是個典型的毛共大老粗，絲毫不知現代戰爭為何物，蔚為富有中國特色的奇觀。吳法憲回憶錄中說的是用殲擊機（戰鬥機）「攔截回來」，不是他說的「強擊機（戰鬥轟炸機）攔截」。「攔截」的意思很模糊，包括擊落和迫降在內。共軍首長居然使用這種曖昧語言向最高統帥彙報作戰方案，而且到最後也沒說清楚，甚至變成 「攔截下來」，帶上了更多「擊落」的意思，天知道辯證法（＝模糊思維）大師毛澤東最後弄明白了沒有。如此頭等軍國大事都稀里糊塗，難怪國人的模糊思維習慣無從破除。

   如果「攔截」或「攔截下來」的意思是動用戰鬥機擊落之，則我想毛大概不會同意，這理由就是汪說的那條：無法向全黨交代。人家還在境內巡視大好河山，你就把人家打下來，這不成了正主席謀殺副主席了么？偉大領袖雖是超級流氓，不過這種拙劣的流氓手段品位太低，他老人家看不上。當初放走達賴喇嘛，據說就是毛的決定。這決定確實顯示了他的流氓段位：無論是把萬家生佛抓來坐牢還是處死，都實在說不過去，不如讓他跑掉算了。

   但如果「攔截」是指「迫降」，則我實在看不出偉大領袖為何會不同意。毛當初決定放走林，乃是讓他到廣州去自我暴露，不是讓他去投靠蘇修。現在既然發現上了當，只怕既定方針得及時修改才行，那也沒什麼「那可不得了！會在全國造成不好的影響」。全國人民能知道什麼？怕的是林不明不白地死了，只要活捉，只管批倒批臭，不提這出走被抓的事不就行了么？

   不僅如此，汪副主席居然沒有意識到這說法和官方其它說法構成了明顯矛盾：張耀祠不是曾下令８３４１部隊追擊么？李德生在回憶錄里也說：「北戴河的警衛部隊報告，林彪不顧警衛部隊阻攔，已乘三叉戟飛機強行起飛了！山海關機場曾三次報告李作鵬，飛機強行起飛怎麼辦？李作鵬竟然沒有下令阻止起飛。」 （36）

   無論是追擊林彪座車，還是「阻止飛機起飛」，和動用戰鬥機迫降他的專機究竟有何區別？無非是一在地面一在空中罷了。地上攔得，空中攔不得？這是什麼邏輯？所以，根據汪東興傳達的主席思想，警衛部隊其實違反了主席指示，反倒是「沒有下令阻止起飛」的李作鵬才是深得主席思想真髓的偉大戰士！既然如此，那為什麼在後來審判李作鵬時，要把「故意放跑林彪」當成他的反黨罪狀之一？僅此一端就足以表明，毛放走林彪不假，但只想放他在國內跳梁，並沒想讓他逃到蘇聯去。

   畢竟，林彪逃到蘇聯去意味著極大麻煩，起碼要給我黨造成意識形態上的極大尷尬──林副可是黨章決定的接班人，如今這接班人竟然投奔蘇聯社會帝國主義，中國的頭號仇敵，到底算什麼事？該怎麼向人民解釋這空前醜聞？雖說中國人民好糊弄，但如果林彪跑到莫斯科電台去發表演說，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毛澤東及其一切走狗」，那又該怎麼辦？偷聽敵台的人有的是，我黨不可能一手遮天，那消息遲早要泄露到民間去。

   何況副統帥大人熟知黨國的政治軍事絕密，包括黨國領袖們不可告人的陰謀詭計，這些絕密落到了中共頭號意識形態仇敵手中，能有什麼好處？時駐蒙古使館二秘孫一先就披露:

「對於三叉戟２５６號飛機上是否裝帶有機密文件，當時誰也不清楚，因為時間剛剛過去短短一個星期，掌管文件的部門還來不及徹底清查核對。總理從國家安全的角度考慮，當然要十分重視現場有沒有機密文件。『九一三』之後，國內向使館發的第一個電報，就提到『未燒完的文件物品要求轉交我們』。」 （42）

   更別說此舉可能引發的其它連鎖反應了。官方曾透露，當時生怕蘇聯趁機入侵。孫一先在回憶錄中披露：

   「我認為更大的災難也許是他跑到蘇聯去搬兵；蘇聯領導人把中國的內情透徹了解之後，就像１９６８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樣，下令壓在中國邊界上的百萬蘇軍大舉入侵，護送林彪回到北京，當蘇聯的『兒皇帝』，這並非是不可能的。在中外歷史上，這種情形是不少見的。據了解，周總理和軍方領導人一起，在林彪叛逃之後確確實實做了防止蘇聯入侵的軍事部署。總理當時下令在軍事上作充分的準備，決不是無的放矢。」（同上）

   既然如此，故意放走林彪，豈不是跟自己過不去？毛就算再想顯示氣度，也不至於到這種程度吧？周宇馳等人乘坐的直升飛機不是就被迫降了么？為何不能如法炮製林副專機？

   所以，看來更可能的還是，中共沒有把林彪攔下來，其實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心有餘而力有所不逮，沒有那個技術能力。舒雲採訪的空司作戰參謀已經老實承認了：

   「據朱秉秀回憶：吳法憲弄不懂，對付直升飛機我們有手段，打三叉戟飛機，從技術角度看當時沒有手段，我們作戰參謀沒有提出來打。真正落實打，技術上不好解決。當時夜航大隊的飛機都是殲五、殲六，沒有裝備空空導彈。配有空空導彈的飛機不在引導範圍。而且殲擊機起飛不那麼簡單，要有準備的時間。三叉戟飛機的速度並不比殲擊機慢，攔截也不大可能。地空導彈可以守株待兔，但那時中國的地空導彈主要是打台灣的美製U－2高空偵察機，都是2萬米的高度。而三叉戟飛機高度太低，無線電跟蹤不到，導彈無法制導。看樣子，林立果一夥事先仔細研究過航線，考慮過如何躲過地空導彈和空中殲擊機的打擊。三叉戟飛機自己建立的那條航線，沿途基本上沒有機場，也沒有地空導彈部隊，又是茫茫黑夜，根本不可能攔截到。」 （40）

   就連「對付直升飛機我們有手段」其實也是大話。李德生業已承認，地面雷達雖能找到直升飛機，但負責空中搜索的八架殲六都找不到：

   「地面電台這時向直升飛機呼叫返航，直升飛機不聽不理。我問了梁璞一些技術問題后，立即叫梁璞命令北京空軍部隊起飛八架殲六戰鬥機攔截直升機！夜航作戰，全憑機上雷達導航。而殲六飛機和直升飛機速差非常大，又是從高空往下搜索，低空飛行的直升飛機和各種地面物體都反映在飛機雷達上，如滿天繁星。八架飛機都沒有找到目標。

   後來只好採取地面為殲六飛機導航，指示目標位置，向目標開炮。即使打不到，也能對直升飛機造成威脅，迫其降落。這一措施收到了效果。」

   「事後得知，直升飛機駕駛員陳修文同志發現林彪死黨周宇馳、於新野要判逃，就想往回飛，但周宇馳懂飛行，用槍逼迫他繼續北飛。正在這時，殲六飛機開炮了，雖然沒有打中，卻給陳修文找到借口，說要躲避射擊，東轉西轉，將飛機飛回到北京郊區，最後在懷柔縣境內迫降。」 （37）

   連緩慢飛行的直升機都沒有本事迫降或擊落，真是說不出的窩囊。但六七十年代的空軍確實是飯桶，中國領空乃無人之境，誰都可以大搖大擺闖入，再從容全身而退。當時的防空只是對高空偵察機有點轍，那還全靠劉亞樓想出來的所謂「導彈游擊戰」，亦即用蘇聯人裝備訓練出來的幾個導彈營在全國到處「救火」。哪兒有敵機頻頻騷擾，就把導彈營拉到那兒去。但那類導彈是對付高空偵察機的，對付中低空飛行毫無用處。中國的主力戰機都是高空戰機，機載雷達乃是從蘇聯引入的原始的圓錐掃描體制的脈衝搜索雷達，有效作用距離短，抗干擾能力不強，低空探測效果差，很不可靠，更缺乏配套機載武器，得靠地面雷達指引到達作戰空域。在夜裡從高空根本就無法找到低空目標，李德生已經坦率承認這一事實了。

   地面警戒雷達更是提不起。國軍空軍人員多次駕機「起義」飛入中國領空，竟然無一次被發現，遑論遇到戰鬥機攔截引導。其中以黃植誠、李大維和林賢順的案例最搞笑。

   1981 年8月8日，國軍空軍第5聯隊少校考核官黃植誠借考核新飛行員之機，駕駛F-5E教練機 「起義」。當他飛入福州空域時，後座學員許秋麟發現到了大陸，便堅決要求回台灣。黃植誠尊重他的意願，便掉頭飛出大陸，飛到國軍控制的東引島上空，讓許跳傘，隨後再次飛往大陸，在福州機場安全降落。黃進來又出去，出去又進來，如入無人之境，中共空軍從頭到尾毫無察覺。直到他降落在福州機場上后，機場人員才大吃一驚。

   1983年4月22日，國軍陸軍航空兵第1支隊第1分隊少校分隊長李大維駕駛U-6A偵察機從台灣花蓮起飛，飛往大陸。因當時天氣惡劣，他無法找到機場，在福建寧德三都港盤旋時被港內軍艦誤會，遭到高炮射擊，便在海灘上迫降。李在福建上空為尋找機場盤旋良久，連軍艦上的官兵都用肉眼發現了，空軍的雷達卻就是毫無所覺，笨到這個地步，令人咄咄稱奇。

   那位看官說了：這是突發事件，我英勇的人民空軍猝不及防；林副則是大搖大擺從山海關機場起飛的，全軍高度注意追蹤，當然也就容易發現。可問題是，哪怕事前通知我英勇的人民空軍，空中地面一齊搜索，人家還是照樣沒本事找到前來「投誠」的林賢順。

   1989年2月11日，國軍空軍第737聯隊第5大隊中校輔導員林賢順駕F-5E戰鬥機飛往大陸。台灣機場迅即發現他的出逃，命令12架戰鬥機起飛追擊。因為心情急切，台灣指揮部竟然在無線電話中用明語發令，若林的飛機飛越海峽中線，發現后立即擊落。這明令被對岸中共空軍監聽到后，當即派出4架戰鬥機去迎戰12架飛機。光這數量比就提示，共軍乃是從無線電監聽中獲得情報，並非從雷達上發現台灣飛機的異動。那4架戰鬥機其實是飛上去作肉眼偵察的。

   台灣方面為避免惡化情勢，在戰鬥即將爆發前把己方飛機召回去了。於是共軍的4架飛機就開始尋找林賢順的飛機。但據說因為當天大陸上空霧很大，始終找不到，只好返航。林飛入大陸后，到處尋找機場，一直找到汕頭、豐順都未找到，最後燃料用盡，只好在豐順城外跳傘。他在大陸上空安全旅遊了很長時間，從福建一直玩到廣東。我英勇的人民雷達兵竟然懵然無覺，而我英勇的人民空軍也就慷慨大方地讓他到祖國各地看看大好河山！

   最搞笑的還是官方媒體披露的另一則笑話，只是無法確定故事發生在何時。

   話說當年空七軍航修廠修好一架殲6飛機，組織試飛，鑒定修理成果。飛機起飛后按照規定的試飛航線飛行。跟蹤雷達起初還能準確掌握該機動態，通報其飛行坐標。不料試飛航線上有幾個山頭，飛機飛過山頭時，跟蹤雷達竟丟失了目標，卻把山頭當成目標，圍繞著幾個山頭報來報去，以為飛機在試驗轉彎盤旋的飛行性能。等到該機返航時，被警戒雷達發現，報到了雷達團指揮所，值班人員誤判為敵機入侵，以敵情編批通報了出來。空七軍指揮所隨即命令駐寧明機場的航空兵團緊急起飛四架殲6迎敵。

   那試飛飛機完全給蒙在鼓裡，平安返航。4架殲6用肉眼找了一陣找不到，也就返航了。空七軍指揮所卻忘記了自己發的命令，把它們當成了入侵敵機，便下令導彈二營擊落之，總算因導彈營長惦記那飛出去的4架殲6的下落，沒有聽令，才避免了擊落自家的飛機（43）。

   以上故事都是官方媒體披露的，由此可見我英勇的人民空軍當年是什麼窩囊樣。

   所以，偉大領袖聽任林彪逃往蘇聯，多半是我黨為了掩飾自己沒用編造出來的神話，毛所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云云，恐怕是在下級報告無法找到林彪專機時使用的精神勝利法，他老人家可是這種「革命樂觀主義」的專家。

   如果林彪專機真的成功逃出了我軍雷達監視，那麼老毛就只能瞎猜一氣，根據山海關機場報上來的最後方位，猜測副統帥是逃往蘇聯了。這一下可夠他受的：他本以為副統帥如同如來佛手中的孫猴子，他只需作個翻腕動作，便能如捻死臭蟲一樣地捻死之。如今副統帥竟然鬥智贏了他，跑到哪兒去都不知道了，他還不得氣個半死？或許，這就是他此後大病一場的一個因素吧？雖然那不會是主要因素。

   既然「全程監控林副出逃」極有可能屬於虛構，那為什麼不光是官方堅持此說，就連吳法憲乃至舒雲採訪的所有空司人員，都要眾口一詞地維護那謊言？我想，除了出於對揭穿官方謊言的政治後果的恐懼心理之外，更是空軍的職業榮譽感使然——要讓他們承認連那麼大的三叉戟客機都沒本事找到，豈不過於丟臉？吳法憲更急於表白他不但和林彪出逃無關（那畢竟在他心目中是叛黨叛國的可恥罪行），而且還盡了一切努力想法攔截該機。是毛決定放走林彪，並不是他沒本事攔下來。這和他在回憶錄里堅持虛報志願軍空軍戰果的作法一致。

   當然，必須承認，和前文大部分結論不同，本節的結論並不是在通過排除不可能事件后，嚴格推導出來的未知事實，更缺乏直接證據支持，論本質只能算一種假說。但從思辨的角度來看，它雖是假說，卻比上述三個來源的各種版本破綻更少，可信度更高。堅持「全程監控林副出境說」的人就算無法出示直接證據，首先也得彌縫本文列舉的大量破綻，才能談到讓人信服，光喊「那麼多人都這麼說，當然就是真的」，並不能證明該說確為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