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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五）

作者：light12 於 2009-9-10 12:36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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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五）海納百川 時間: 10 9 2009 03:58

作者：蘆笛

確保偉大領袖新型內戰戰略成功最後一個客觀因素，是國統區因為持久抗戰遭到的極大削弱，以及國民黨犯下的一系列決策錯誤。蔣介石只看得到軍力，看不到其他實力尤其是共黨極權體制的軟實力，未能看見國府已被日本人打得五癆七傷，國民經濟破產，再沒有承擔戡亂戰爭的國力，又沒有我黨那種控制輿論強行動員戰爭資源的能力。在此情況下還要將國家投入大規模內戰，與共黨比拼內力，到最後必然脫陽倒斃。

那麼，「解放區」為何不會財政破產？齊飛網友提出了這個問題。我的樸素感覺是，中共根據地是農村，基本經濟模式是自給自足的原始農業經濟，最大的資源是人力，最主要的支出是人力費用，我黨可以盡情使用這資源而不需支出費用。這與佔據城市的國府完全不同，後者必須養活大量密集的人口，不可能讓他們如農民一樣自己去掙扎求生，光是調撥糧食就是很大一筆費用。這就是為何毛澤東遲遲不攻打大城市。斯大林覺得很奇怪：馬列從來認為城市代表先進，鄉村代表落後，而毛澤東竟然不去首先佔領城市，依靠無產階級！這就是斯大林為何說毛是人造黃油馬列主義者。毛澤東也想不通：我們為何要去打大城市，負責養活大量無用人口，而不把這包袱留給蔣介石，讓他活活累死還天怒人怨？

這也算是偉大領袖的戰略眼光吧。的確，進化得越複雜的國家或地區，就越發熬不了艱難困苦，對戰禍的承受力也就越差。管理城市和管理農村是兩回事。城市的龐大人口無法去土中刨食，需要政府餵養，又是政治文化經濟中心，人口密集，居民成分複雜，頭腦複雜，信息靈通，傳媒發達，七嘴八舌，不滿情緒容易蔓延開去，甚至發生大規模示威，進一步動搖民心士氣。農村則人口分散，不需政府餵養，抗議示威也沒人看。此所以大飢荒時期我黨要將大量城市人口下放到農村去，確保城市糧食供應（當然是相對意義上的，不過城市居民畢竟還有點定量糧，哪怕是減量供應也比沒有強），而讓廣大農民自行掙命，默默餓死。若是北京上海廣州餓死幾百萬人，那反應可要遠遠大於農村裡餓死了幾千萬。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本該充分意識到自己的弱點，謀求最合理的解決方式，可惜他犯下了一系列錯誤決策，還實施了若干自殺莠政。

第一個錯誤決策，乃是沒想到抗戰結束后的事。此乃國共最大的區別。如前文所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是把抗戰看成是新時期的特殊條件下的內戰，從洛川會議那天起就高瞻遠矚，瞄準了北京的紫禁城，整個「抗戰」戰略都是據此長遠目標制定的。

到了戰爭後期，毛澤東更是看到了美蘇聯盟將在戰後破裂，將自己明確地定位於蘇聯代理，將蔣介石誣為美帝代理（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國共反映美蘇」），從此定位出發，制定了明確的奪權戰略。他在黨的七大會議上說，美國以長城為界拒蘇的可能性很大，如其方針得逞，美國就可能成為新的斯科比，中國有可能變成希臘（蘆注，當時英軍總司令名斯科比，令希臘共產黨解除了武裝，參與國家民主建設）。據此，他給中共制定的戰後戰略是，第一，決不交槍，堅決自衛，蔣反我亦反，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第二，為了防止美蔣沿長城封鎖，遮斷蘇聯，現在就開始集中二三十個旅，準備將來開到滿洲去，背靠蘇聯，「得到技術條件」，「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53）。

這些話是在七大會議上說的，其時蘇聯還根本沒有出兵，毛也不可能得知雅爾塔秘密協議，但他就能看到這一步后著，不能不說他在這問題上確有戰略預見能力。

相比之下，蔣介石似乎只顧抗日，不想後事。而且，他太看重對盟國的義務，與毛澤東為保存實力不惜對斯大林陽奉陰違完全不同。為了配合盟軍作戰，他竟然把中央軍幾十個師調往緬甸戰區，那完全是國軍的精銳，無論論戰鬥力還是裝備，都是當時中國第一流軍隊。這戰略調動使得中國戰區防守空虛，致使國軍在日寇於1944年發動豫湘桂戰役之後一潰千里，損失兵力五六十萬人，丟了7個空軍基地和36個飛機場，喪失豫湘桂粵閩黔等省的大部或一部、4個省會和146座城市、20餘萬平方公里土地和6000萬人口，喪失了主要交通線和全部出海口。

這戰役乃是日寇對中國人作的最後一次大孽，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戰後國共的實力對比。正如國內網人指出的，此前由於1943年華北大旱，加上日軍掃蕩，人力物力無法供養黨政軍，中共被迫實行精兵減政，一方面將大量幹部、軍隊轉移至陝北進行屯田，另一方面將華北部隊進行地方化與游擊化，根本無力對日軍展開進攻。

但豫湘桂戰役改變了這一切，日軍從華北抽調了大量兵力去攻擊國軍，剩餘的日軍和偽軍被迫收縮地盤。我黨趁機擴張，不但將既有的根據地面積恢復到原來的最高水平，而且還跟隨日軍南下，填補日軍留在身後的真空，相繼建立了河南與湘鄂贛根據地。然而若不是蔣介石把精兵弄到印度與緬甸去，也不至於敗得那麼慘。最嚴重的後果李宗仁已經指出了，那就是停戰後中央軍精銳盡陷於該地，無法及時回撤去「摘桃子」，尤其是搶先佔領至關重要的東北。

當然說起來，這個錯誤還可以原諒，蓋第一，誰也沒料到日本投降會那麼快，無論是蔣介石，是斯大林還是毛澤東，都以為戰爭還要頗長時間才能結束，因為誰也不知道老美有了原子彈，而原子彈竟會徹底改變戰爭方式。第二，蔣介石得罪不起盟國。他和毛澤東不一樣，毛不怕亡國，他可是怕得要死。沒有美國援助，國府根本不可能挺下去。

第二個致命錯誤是對蘇外交失誤以及軍事決策失誤，為蘇軍搶佔東北后違反條約搗鬼留足了空間。

對這個問題，國內學者汪朝光有專論作了相當精湛的分析，這裡轉述一下大意。如有誤解之處，由我承擔文責，我自己的發揮當然更是如此。

蔣介石得知雅爾塔密約后，知道蘇聯出兵東北已經無法阻止。他面臨的是兩難處境：要麼捍衛領土完整與國家利益，那必將觸怒斯大林，促使他把中共放出來顛覆國府；要麼出讓部分領土與國家利益，請求斯大林遏制中共，把東北交給國府，那必然引起國內輿論大嘩，破壞國府的公眾形象。無論作何選擇都對國府極為不利。這說起來也是國府的劣勢，至於嚴密控制了輿論、毫無民意壓力、歷來隱瞞國際條約的我黨就絕無此問題，怪不得愛黨人士要歌頌極權制度的優越性。

老蔣想來想去，最後還是選擇「賣國遏共」的方針，也就是承認外蒙「獨立」，同意蘇聯在東北獲得特殊權益，諸如中蘇「共管」中長鐵路、「共享」旅順港、大連成為自由港等等，換來蘇聯答應把東北移交給國府，也不對中共提供援助。

然而談判代表宋子文與王世傑怕落下賣國賊的罵名（這也是我黨的優勢，黨魁無論怎麼放手賣國，絕無此類擔憂，反而能做驚天動地的民族英雄，毛周就是最光輝的榜樣），在出讓權益問題上與蘇方爭執了許久，卻忽略了與蘇方敲定蘇軍怎麼向國軍移交東北的具體方法，中央政府也不提醒他們這問題。於是條約只籠統規定，中方派代表在收復區設立行政機構，指揮中國軍隊；收復區停止軍事行動后，中國政府即負管理公務之全權。卻沒有規定蘇聯協助國府接收及其撤軍程序的具體有效並有約束力的步驟。

這結果便是老蔣事前便預見到的：若「我對蘇所要求之答覆為具體，而蘇對我所要求之答覆為抽象，乃即我方最大之失敗」，換言之，國府作出了領土與民族權益具體而微的讓步，換來的卻是蘇聯將東北移交給國府的空洞承諾。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就這麼一個為毛子留足搗鬼空間的爛條約，國府居然也就盲目信任之。就在我黨認準目標，全力以赴搶佔東北的同時，國府竟然以為毛子會信守承諾，把東北裝在金盤子里端給國府，渾沒把迅速佔領東北當回事。

9月間，蔣介石不斷接到中共進入東北的密報，也曾引起了警惕，承認「讓共黨佔領東北，此為最險之事也」。但直到10月1日，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才通知蘇方，國府準備海運軍隊到大連登陸，接收東北。不料蘇方竟說，據中蘇條約規定，大連是商港，不能運輸軍隊，而且還蠻橫地不許國府組織地方團隊維護治安，也不許國府空運部隊到東北。

國府對蘇方賴賬毫無思想準備，事到臨頭只好跟蘇聯談判，但中蘇條約及其附件中對此並無具體規定，只好任由毛子糊弄。扯皮到10月下旬，蘇方仍不讓步，國府只好決定在營口與葫蘆島登陸。毛子卻把葫蘆島與營口讓給了共軍，要他們牢牢把守，一面對國府說那倆地並無蘇軍，現為中國軍隊佔據，若國軍登陸引起糾紛乃是中國內政問題，他們不便干涉。國府一籌莫展，直到11月間才在美國幫助下，在秦皇島登陸成功，16日攻佔山海關，26日攻佔錦州。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蔣經國作為談判人員到了長春多日，竟然一直未發現長春地區已有大量中共軍隊。直到11月12日他才發現此事。東北行營因此決定停止接收，撤回關內。

事已至此，國府仍無應變之道，據汪先生介紹，當時國府內部有三種意見：一為向蘇聯作出更多讓步，換取國府的實際接收；二為中斷中蘇交涉，將東北問題公諸國際，同時重點經營華北。實際上是放棄東北，保住華北；三為杜聿明等人提出的軍事解決方案：國軍立即攻入東北，先殲滅關外共軍，再掉頭與華北共軍決戰。

壞主意勝過沒主意，這三策隨便采哪策，都比沒主意強。不幸的是，蔣介石採用的竟然是抗戰之前用過的「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也就是一邊跟毛子交涉，一邊準備武力接收，其實也就是沒主意。

這其間，蔣介石還舉棋不定。開頭他眼見交涉不出什麼名堂來，便於11月7日重訂東北接收計劃，竟說什麼「此後對東北只可如俗語所謂『死馬當作活馬醫』而已，必須先收復關內與內蒙，而後再圖東北也。」

此後因東北行營撤回關內，毛子怕引起國際公憤，只好假惺惺地「讓步」，中蘇達成兩項協議，一是蘇方延期撤兵以維護治安，二是從12月底到次年1月中旬，由國府排除行政人員及若干保安團隊，對瀋陽、長春、哈爾濱三市以及遼北、松江、嫩江三省（註：當時東北劃為九省）進行象徵性接收（被張嘉璈稱為「等於虛飾」）。這就等於放手讓蘇軍武裝扶植中共，讓中共從容招兵買馬，並給毛子那強姦犯土匪大軍以充分的搶劫強姦機會，好淫遍良家婦女，並把東北的工廠設備拆得乾乾淨淨。

最不能原諒的是，國軍雖然早在11月間便攻佔了錦州，然而蔣介石卻因怕「中途再受其（蘇）脅制，陷於進退維谷之境」，竟然決定蘇不撤，我亦不進，不談經濟，任其擱置一段時間再說，說什麼「應特別慎重，不在於急於接收也」，將正規軍置於錦州一線不動。從45年11月直到46年2月這段期間，國府既不交涉，也不抵抗，外交與軍事都無所作為，坐視共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不但百倍擴大了武裝，而且建起了根據地。直到46年2-3月間，隨著蘇軍逐漸撤離，蔣介石的膽子才大了起來，總算下令國軍北上，於3月13日佔領了瀋陽，然後沿長春鐵路北上，東北內戰由此開場（54）。

後人回顧這段痛史，不難看出此乃蔣中正犯的致命大錯。被迫「以賣國遏共」，簽訂喪權辱國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倒毋庸深責，蓋老蔣也確實沒有其他選擇，並不是如毛周一樣有無從遏止的澎湃賣國激情。該責備的是他對毛子毫無戒心，以為那種爛污帝國主義會信守盟約，竟然滿足在空洞的承諾中，卻絲毫沒有想到用板上釘釘的具體的移交細則捆住對方，明確規定我軍的行軍路線與接防辦法並劃定防區，規定政權的移交辦法與接管政府的許可權等等，卻留下浩瀚的搗鬼空間，生怕那歷史上第一爛污主義不「胡日鬼」（山西話）。

外交上被毛子玩弄也倒罷了，在發現共軍已大舉滲透之後還無所作為，就絕對不能原諒了。敬愛的劉伯承元帥教導我們：「兩軍相逢勇者勝。」老毛志在必得，不惜丟掉關內的所有根據地，也要搶下東北來，而老蔣明知讓共黨佔領東北乃是最兇險的事，卻因懼怕蘇聯，按兵不動，甚至連「死馬當活馬醫」都沒做到，既捨不得扔掉，又沒勇氣去搶，最後是什麼也得不到，白白把外蒙送了出去，還貼上中長鐵路與旅大，最後還讓毛子把東北的整個武庫送給了中共。

其實老蔣要有三分我等對老共的理性與感性認識，便不難看出上述杜聿明提出武力解決方案實為上策，只是可以與宣傳攻勢、對蘇交涉等手段結合起來。既然蘇方放話不干涉中國內政，那就要他們嚴守中立，否則中國將向國際社會控訴蘇軍的違約侵略行為，然後迅速集結國軍的王牌部隊，攻入關內，迅速佔領南滿與熱察，隔斷關內外共軍交通，防止共軍向關外增兵，向關內提供武備，再次第佔領各大城市，尋機殲滅共軍主力。

須知那時中共剛剛出關，還來不及組織人民，建立根據地。東北人民只知道國府抗戰，不知道還有什麼八路軍（當時的民謠是：「毛澤東，毛澤東，抗戰八年不見你，如今出來耍威風」），用我黨的話來說就是「正統思想很頑固」，只會歡迎國府國軍，對土八路毫無興趣。而且，共軍閑了八年，過去都是分散的地方游擊武裝，如今乃是首次集結起來，人數並不是很多，而且根本不能打仗，還沒來得及建立炮兵，即使有了大炮也不會用（據劉統披露，共軍最初用大炮是從炮膛里望出去，比劃著瞄準目標），而接收的中央軍與日軍血戰八年，乃是百戰雄獅，完全可以輕易掃平那群烏合之眾。

然而老蔣卻不敢采此策，坐失先機，聽任共黨從容坐大。最混賬的是，在東北行營撤回關內，蘇聯擔憂國際反彈，好不容易願意讓步時，他還不抓緊時機行使此策，最低限度應該要求蘇軍讓出南滿和熱察綏，讓國軍佔領，以阻斷共軍關內外交通，卻滿足於象徵性接收，甚至要求蘇聯延期撤兵，好給他們扶持武裝中共的的充分機會！

這在我看來乃是老蔣犯的第一大錯。奇怪的是，除了汪朝光先生外，沒有多少史家注意到這點，卻多持李宗仁與白先勇之說，將國軍在收復四平后停止北進當成了轉折點。那個失誤當然也很關鍵。然而我覺得楊奎松教授所持「兵力不足」說也有道理（55）。彼時共軍羽翼初成，國軍兵力單薄，推進到四平戰線已經相當長了。即使老蔣不聽馬歇爾的停戰勸告，命白崇禧宜將勝勇追窮寇，奪下了哈爾濱，後來也未必能抵擋林彪捲土重來。所以，依愚見，老蔣最根本的失誤，還是沒在佔領錦州后迅速擴大戰果，牢牢控制住南滿，阻斷關內外交通。如果蔣公有三分毛澤東決絕的賭徒氣質，則我黨大舉滲透入東北本來是可以中途遏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