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ht12

https://big5.backchina.com/?260533

(ZT) 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二）

作者：light12 於 2009-9-3 23:00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已有2評論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二） 時間: 2009-9-03 周四, 上午6:08

作者：蘆笛
確保偉大領袖新型內戰成功的第二個客觀因素，乃是蔣介石死硬的愛國主義。這死硬的愛國主義精神，使得抗戰成了他一個人力排眾議、一意孤行的戰爭。

我黨指控國民黨內部有龐大的親日派勢力，這話說得不錯。國共兩黨都有深厚的外國背景。我黨的蘇俄背景就不必說了。國民黨雖然後來比較乾淨，早期也好不到哪兒去，要人都是日本海龜。同盟會本是日本右派組織黑龍會扶植起來的，其中甚至有日本會員。日本右派一直大力支持孫中山與清廷、袁世凱搗亂，以使中國處於永恆內亂中。而孫氏的夢想，便是中日合併，實行「大亞洲主義」。

孫文這一賣國思想對黨徒們影響至深至巨。記得90年代初台灣《中央日報》登載過張群訪談錄。記者說，有人指責他是國民黨內的親日派，問他是不是真的。他說，那其實是受國父「中日聯邦」設想的影響，國民黨內有這種想法的人很多，云云。確實如此，許多國民黨人都受孫中山「大亞洲主義」的影響，認為中日應當聯手對付西方白人的侵略，而這正是日本人在二戰中的口號，所謂「日中親善，互相提攜」、「大東亞共榮圈」、「亞洲民族解放戰爭」等等，其實都是孫文當年一直在向日本人拚命兜銷的陳貨。日本人建立滿洲國，就曾以孫文多次向日本叫賣滿蒙的事實為據，聲稱他們是實行中華民國國父的遺願。

賣國父孫文為他的忠實信徒的留下的遺教，使得他們在中日戰爭爆發后，都覺得這是兄弟相殘。對他們來說，此乃錯誤的戰爭——同文同種的黃人不去打白人，卻自相殘殺（有趣的是，留日大賢林思雲先生至今有此想法，可見這種謬論蠱惑力之持久）。因此，國民黨人的反帝激情其實集中在白人頭上，與英美結盟完全是形格勢禁之下，不得已而為之。這種中日親善之情，在抗戰勝利后立即就流露出來，看一眼岡村寧次的回憶錄就夠了：

「9月某日，為做好接收準備，中國總司令部派某中將到津浦線南部各地視察。該中將對所在地日軍將士作了如下的談話，使我將士大為感動：

『日軍並非戰敗，中國軍亦非勝利。儘管如此，我等應停止一切爭議，讓既往之事付諸東流，而致力於中日之合作。』」（16）

「新編第一軍是蔣介石嫡系美式優良裝備的精銳部隊，在加爾各答受過美式訓練，軍紀嚴明。其年青將校擅長外交，態度明朗，對與日本作戰，深以為憾。有的甚至高喊：『我們黃色人種之團結，乃亞洲當務之急。看一看香港！想一想鴉片戰爭！』當夜，兩國軍官在當地飯館舉行聯歡會。中國第一師司令部除師長外全體軍官出席；我方包括我、參謀及守備隊長以下全體軍官出席。兩國軍官攜手進入飯館。這一情景使麕集的人山人海的群眾和士兵，投以驚奇的目光。 ……

以戰爭結束為轉機，中國方面特別是上層人物之間，掀起加強日、中合作之熱潮。……各地接收中也到處可見。中國甚至有將日本的高級技術、軍事技術及技術人員等，引進中國之意圖。但因美國對此不滿，此風遂被扼止。」（17）

南京大屠殺就發生在昨日，竟能忘記得那麼快，而無足輕重的香港，卻當成不能或忘的深重國讎；對美國的高科技沒興趣，卻對日本那二流國家的科技羨慕不止。這種奇特的感情錯位，在在提示了國民黨「打錯人了」的遺憾。前去受降的何應欽向岡村寧次充分表示了這遺憾：

「我任軍政部長以來，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國內情況未能如願以償，而日本軍部內，也有不諒解蔣委員長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啟戰端，誠不勝遺憾之至。我曾對磯谷、喜多兩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佔中國，外國勢將介入，事態將向困難發展。7月3日蘆溝橋事變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國放棄親蘇政策，並接受廣田五原則時，我也曾說過中日相戰兩敗俱傷，結果將使共黨勢力擴大。此事不幸為我言中。」（18）

這就是為何孫中山的傳人汪精衛為何會投降日本，讓我黨譏為「降兵如潮，降將如毛」。其實若不是蔣介石當家，戰爭恐怕根本也就打不起來。就算是打起來，國軍遭受重創后也很快就會屈服，何至於苦撐八年之久？

抗戰爆發之初，國民黨內部的親日派深知中日實力的天壤之別，對抗戰前途悲觀失望，成立了所謂「低調俱樂部」。當時我黨勢力正在惡性膨脹，「和平接管」了大量土地，更是引起了他們的警覺，覺得抗戰只能讓中國化為焦土，讓共黨坐大，什麼好處都沒有，汪精衛就是為此最後決定投降日本人的。

必須指出，唱「低調」者，並不都是出於孫中山哺育出來的「日中親善，互相提攜」的深厚階級感情，其中不乏與日本並無淵源的老成謀國之輩。胡適曾被指為「低調俱樂部」的成員。雖然他只是為那伙人取了個諢名而已，但不能不說他的思路與他們有共通之處。1937年8月5日，亦即七七事變后不到一月，胡適和陶希聖即聯名向蔣介石上書，主張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以此換得日本讓步，從根本上調整兩國關係（19）。

竊以為，不能用「賣國主義」、「投降主義」等國產標籤，去對這種思潮作簡單的道德批判。我在舊作中反覆指出過，自鴉片戰爭以來，一部中國近代外交史，就是「蠢動——挨打——再蠢動——再挨打——循環往複以至無窮」的蠢動失敗史。開頭是朝廷的「清流」禍國，死不承認國家極度孱弱腐敗，根本不是鬼子的對手，越打吃虧就越大。直到八國聯軍佔領了北京，老佛爺才算醒了過來，學著鬼子搞新政。民初的統治者也算清醒。可五四運動之後，尤其是國共兩黨在20年代把列寧的「反帝民族解放鬥爭」理論引入中國，為老毛子火中取栗，挑起了一系列涉外事件之後，全國知青便統統成了排外「清流」。

這結果便是梁任公觀察到的那樣，國力和民氣出現了「二律背反」：國力因國家陷入無窮內亂而日益下降，與此同步發生的，卻是民氣變得越來越躁狂囂張（蘆按，這不是他的原話而是我的表述，原話出處已不能記憶，無從查到。如果記錯，就算是我說的吧），「反帝」激情日益高漲。任何一個略有常智的人都看得出此中荒唐：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病夫去侮罵武功高手，還能有什麼好下場？

當時許多有識之士都憂心忡忡地注意到了這一點，楊杏佛曾在與梁啟超的論戰中指出：「但知是非，不顧利害，不計成敗」已經成為「『五卅』后民族獨立運動的精神」（20）。

蔣廷黻也指出：

「中國國力和民族意識覺醒的程度不能相稱……我們堅決要求國際地位平等，但是我們沒有支持此種要求的國力。」

為國立下大功的資深外交家顔惠慶說得更直截了當：

「當時中國負責任的、明白事理的人對此採取保留和沉默的態度，而那些主張武力外交的魯莽的政客們，卻以排外和幼稚的口號煽動民眾情緒，根本不知道這樣做簡直是在玩弄導火索，遲早會引爆炸藥桶。這種興師動眾的宣傳在國內搞得轟轟烈烈，看起來很成功，而給國際外交鬥爭帶來的卻是災難。在處理棘手的外交問題時，必須考慮我國軍事力量不足，其他方面準備不夠，以及所處的不利的國際環境。採取冒險蠻幹的做法，雖說動機是愛國的，但效果卻是令人不能容忍的。」（22）

顏老先生沒有指出的，乃是「那些主張武力外交的魯莽的政客們」之所以要這麼干，完全是出於個人私利，用胡漢民的話來說是「以抗日為倒蔣」，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則是「在討日令的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

所以，政客們不是「魯莽」，更不是不是不知道玩弄導火索的危險——毛澤東不是在洛川會議上語重心長的警告過全黨，不要小看日本人的武力，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么？看出中國絕非日本人的對手，並不需要什麼過人的聰明才智。

這世上，大概也只會有中國憤青才會神智錯亂到以為光憑本國的力量即能打敗日本。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如狂風掃落葉一般，席捲整個南洋。區區3.5萬日軍在兩周內即攻陷新加坡，迫降了將近14萬英軍、印軍和澳大利亞軍組成的聯軍。13萬日軍在菲律賓登陸，五個月後就全殲了15萬美菲聯軍（迫降10萬，余者打死或打傷）。連西方強國都不是對手，讓中國那內部四分五裂、毫無國防能力的東亞病夫上去，當然只能是我黨笑罵的「一觸即潰，一潰千里」。

所以，在「愛國」政客們，「抗日秀」的原意是供內銷的，並不準備出口。愛國主義本是西方發明，但中國人在引入時作了實質上的改進，把它變成了一種所向披靡的內戰法寶，此即所謂「以夷制華」，乃是中國第五大發明。

不幸的是，蔣介石卻是個真正的愛國者。他何嘗不知以中國之積弱，與日本交戰完全是自殺？可惜他不是真正的獨裁者，不能罔顧民意，更何況麾下還有馮玉祥、李宗仁等「以抗日為倒蔣」的野心家們。他要真是為了顧全國脈民命而忍恥媾和，內戰立刻就要再度爆發。強敵窺伺在側，再與西南西北軍閥大打內戰，亡國無日。而且日本人欺人太甚，東北淪陷后又在覬覦華北。如此蠶食下去，究竟伊於胡底？

在這種情況下，取勝的一線希望全在於友邦的支援。就是為此，蔣介石才在戰前就採取了容共政策，指望把蘇聯拉來作盟軍。可惜他連毛澤東都玩不過，又豈是斯大林那厚黑學祖師爺的對手？1937年10月22日，蔣介石電令時在莫斯科訪問的楊傑向蘇方詢問，如中國武力抵抗到底，蘇俄「是否有參戰之決心與其時期」（23）。11月，伏羅希洛夫、斯大林在會見楊傑和張沖時都答應，在緊急關頭，蘇聯將參戰（24）。然而當南京危急，蔣介石要蘇聯兌現諾言時，斯大林卻聲稱:「假使蘇聯不因日方挑釁而即刻對日出兵，恐將被認為是侵略行動，日本在國際輿論的地位將馬上改善。」 (25)

國際支援既不可得，蔣介石就只能實行和戰兩手，在竭力抵抗的同時，也希望戰爭能因日本人的讓步而迅速停息下來，為此曾在早期通過秘密使節與日本「民間人士」有過一點接觸。終因蔣介石死硬的愛國立場與日本陸軍的驕橫而以毫無結果告終。

據楊天石教授的研究，萱野長知、小川平吉、頭山滿、秋山定輔等日本「民間人士」，在抗戰中曾與國民黨高層的密使秘密接觸，企圖迅速解決「支那事變」。這些爛人都是孫中山當年的密友，鼎力協助孫氏將中國搞亂，其中萱野是興中會會員，同盟會會員，曾應黃興之召參與辛亥革命漢陽之役，1915年又被孫中山任命為中華革命軍顧問，協助居正在山東起兵反袁。小川則在辛亥期間與頭山滿，內田良平、犬養毅等人組成有鄰會，援助孫文。頭山滿就更不用說了，一直在孫氏生前積極贊助他「唱衰」中國（26）。因此，從革命輩分來講，他們可算蔣介石的父執輩。蔣介石自命孫文傳人，不能不對這些爛人十分恭敬。

老蔣設下的停戰前提，是日本必須尊重中國的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他在給萱野的密電中將這說得清清楚楚：

「中日事變誠為兩國之不幸，萱野翁不辭辛勞，至深感佩。惟和平之基礎，必須建立於平等與互讓之基礎上，尤不能忽視盧溝橋事變前後之中國現實狀態。」（27）

楊天石教授的研究表明，蔣介石一直堅持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為雙方停戰談判的前提。無論是在《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上，是答覆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還是與日本「民間人士」的秘密接觸，國府的代表都秉承蔣介石的指示，堅持了這一立場。用蔣氏的話來說便是：「倭必先尊重中國領土、行政、主權之完整，並即恢復七七事變前之原狀，然後方謀停戰。」（28）

抗戰初期我軍迭遭慘敗，並未影響蔣介石的決心。就連在1941年，抗戰進入了最艱苦、勝利希望最渺茫的黯淡時刻，蔣介石「抗戰到底」的決心仍然毫不動搖。其時蘇聯踐踏了過去對中國作出的種種保證，與日本訂立所謂「中立條約」，相互承認並尊重偽滿與外蒙的「主權與領土完整」，中斷了給中國的軍火援助。英國同意對日妥協，竟在公開文件中將滿洲當成一個獨立國家，並表示尊重日本在該「國」中的經濟權（29）。就連美國似乎也靠不住了。蔣介石得到情報，謂美日達成妥協，美國已同意日本佔領中國的華北與滿洲（30。蘆按，此情報看來有誤，日美會談並不順利，似無美國同意日本佔領中國華北一說。美國國務卿最後提出了著名的《赫爾備忘錄》，被日本人視為最後通牒，由此觸發了太平洋戰爭。但即使是在該備忘錄中，美國也只是要求日本從中國撤退，並未指明必須從滿洲撤退。由此可見，美國人當時對早已成為既成事實的滿洲國的態度相當曖昧。如楊天石教授的研究表明的那樣，若不是蔣公堅持，滿洲和台灣都未必會在戰後回歸中國），他仍然向國內外莊嚴宣告：

「我們非完全驅逐寇軍於我們的國境以外，徹底消滅他侵略的野心，我們的抗戰，是決不能停止的。我們若非使東北同胞獲得真正的自由，東北的失地完全恢復，在我們神聖的抗戰，亦決不會停止的。」（31）

就在珍珠港事變爆發前一天，他還讓拉鐵摩爾轉告羅斯福總統：「中國決不能放棄東北，否則新疆、西藏皆將不保，外蒙亦難收復。」（32）

如果說蔣介石在抗戰初期態度死硬還能理解，在我軍一再遭受毀滅性打擊，華北和沿海大城市相繼淪陷，國脈如絲，西方列強隔岸觀火，漠不關心，內外交困之際，還如山西騾子一般倔強，死挺下去，那就只能用個性來解釋了。

須知憤青的「腎上腺愛國」與理性愛國的區別，是前者其實是一種病態，與意淫一般，是在想象中獲取某種滿足欣快，因此勢必不能持久，在現實露出猙獰面目來后就會迅速消散。因此，蔣介石若要在百姓吃夠苦頭后與日本媾和，絕不會引起強烈的民意反彈。就連憤青們也不可能像抗戰爆發前那樣，慷慨激昂地起來示威，恐怕要反過來歡呼蔣委員長英明也未可知。如果他充分利用國民黨內深厚的親日派資源，與日妥協，起碼不會在國內引起強烈的反對（別有用心的共黨不計，但他們的反對無濟於事）。

實際上，當時國民黨內外，除了汪精衛一派以外，主張與日妥協的大有人在。漢口即將陷落前，孔祥熙的心腹賈存德向萱野等人表示，共產黨正積極發展勢力，漢口陷落將導致赤化蔓延，希望日軍暫勿進攻漢口，擬由孔祥熙、居正、何應欽、李宗仁出面會談，由日本提出議案（33）。然而蔣介石通過早期的試探，已經知道日本人絕不會答應撤出中國領土，嚴令禁止再進行此類接觸：「賈某事，應嚴令停止活動，否則即作漢奸通敵論罪。敵想復訂停戰協定，以亡我國，其計劃極毒，請兄負責制止，免誤大政方針。千萬注意是荷！」（34）此後他又多次制止孔祥熙的秘密活動，甚至以「殺無赦」警告孔祥熙及其密使蕭振瀛（35）。

對於那些並非親戚的國民黨元老，他可就不是那麼客氣了，不但派軍統在越南謀刺意圖投敵的汪精衛而誤中曾仲鳴，而且還派軍統在上海乾掉了被日本特務土肥原說服、起草了《和平救國宣言》的唐紹儀。可見他破釜沉舟的決心有多決絕。

蔣介石的決心，來自於他通過早期秘密接觸后，認定日本人絕不會輕易放棄已經佔領的大片土地，中國不可能以和平手段收回失地，就連讓日本人同意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都無可能。中國別無選擇，只有不惜一切代價抗戰到底。

事實證明他對日本的認識是正確的。倭陸相板垣征四郎就曾驕橫地說：「按照原來的估計，漢口陷落時，國民政府將無條件投降，日本方面沒有必要發表規定撤兵的聲明。」（36）

蔣介石當然知道共黨趁機崛起的禍害，但在兩個魔鬼之間，他選擇了與自認為危害較小的魔鬼結盟，去共同對付他認為危害較大的魔鬼。在這點上，他非常像邱吉爾，後者也是認定蘇聯乃是危害性較小的魔鬼，因而與蘇結盟去對付危害性更大的納粹德國，到快勝利時才發現蘇聯勢力空前膨脹而後悔不迭。蔣介石與邱吉爾相似的另一點是，兩人都因個性強悍而都在毫無勝利希望的情況下力排眾議堅持下去。如果沒有邱吉爾，很難想象英國會在敦刻爾克撤退後獨自堅持對德作戰。更難想象的是，中國若無蔣介石，怎麼還可能與日本血戰八年，苦撐不倒，寧死不屈。換國民黨任何一個人去坐他的位置，都勢必要走上汪精衛那條路。

因此，似乎可以說，抗戰乃是蔣介石一個人的戰爭。沒有老蔣，中國也就不會有抗戰。人民的好總理在洛川會議上的預言完全是正確的，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估計完全錯了。弔詭的是，毛的偉大勝利，恰來自於其基本估計的錯誤。若是他的估計正確，老蔣如汪精衛一般及時投降，就地停戰，掉過頭去痛剿共軍，則我黨也就絕無上台的希望。

這其間的是非功過，實在是難說得很。我在英國時，跟那兒的人說，你們把邱吉爾當成大英雄，我看實在是哭錯了墳頭。如果他在敦刻爾克撤退後聽了哈利法克斯爵爺的話，與德國媾和，讓德國人心無旁騖地去結果老毛子，世界今日恐怕要光明得多。你們和德國人死扛，最後是丟掉了自己的大帝國，從超級大國變成了個二三流國家，這種英雄到底給英國帶來什麼好處？然而即使是理性如英國人，也難接受我這奇談怪論。由此看來，評論先總統蔣公的功過是非，確實超出了我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