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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蘆笛從「巨人的肩膀」說到「整理國故」

作者：light12 於 2009-8-5 00:32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時間: 04 8 2009 04:16

從「巨人的肩膀」說到「整理國故」

蘆笛

牛頓那段語錄人人耳熟能詳，然而很少有人問過自己，什麼是「巨人的肩膀」？我剛才想了一下，所謂「肩膀」，大概該是「為後人的研究和思考提供基礎」，而所謂「巨人的肩膀」，則是「為後人的研究和思考指出了嶄新的方向，開闢了新的道路」。整個科學研究就是「疊羅漢，搭人梯」，所有的人都站在其他人的肩膀上。但一般的研究者的肩膀上只能站上個把人，只有巨人的肩上才能站上全人類或起碼是整整一代科學家。

對科學家、思想家和學者來說，要有寬窄不一的「肩膀」，當然必須做出重大發現，或是提出某種重大的思想、理論與學說，使得後人可以利用他們作出新的發現，用今日話語來說，科學或學術發現或是某種新思想的價值，在於它們的「可持續發展性」，亦即後人可以在那基礎上蓋出什麼樣的建築來。如今科學或學術研究已經成了社會化大生產。一般的研究者作出的發現，也就是能讓他人再在上面砌上一兩塊磚，而大師則能提供一個牆基，不世出的天纔則能讓後人在那地基上建起一個美輪美奐的宮殿來。

新的發現或思想之所以能起到這種作用，是因為在得出這些發現的過程中，作者使用了某種革命性思路，建立了一種嶄新的思維方式，因而開闢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換言之：手段比成果更重要，「怎麼想（或怎麼研究）」的意義大於「想出（研究出）了什麼」。

例如哥伯尼的日心說，在現代人看來不但沒什麼了不起，而且根本就是錯誤的——誰都知道，太陽並非宇宙中心。但它的革命性意義，是徹底顛倒了當時的人的宇宙觀，整個改變了時人的視角，告訴大家，人類所感知的那個世界並不一定就是真實的世界，換一個視角就能得出完全不同的圖景。從認識論上來說，它的意義永遠不會過時。

又如拉瓦錫用實驗推翻了「燃素說」，揭示了燃燒的本質。這發現如今不過是初中生的必備知識，但它與伽利略的一系列實驗一道，奠定了實證科學的基本思路：所有的假說都必須經過實驗驗證，始能上升為「定律」。

再如牛頓之所以偉大，倒不光是他做出的一系列發現，而是他向人類顯示，使用數學原理去穿鑿大自然，竟能證明星體運動與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運動受的是同一力學原理的支配，藉此將全宇宙統一在一起，建立起一個宏大、完美、包羅萬象的統一體系來。

又如康德對他的學說非常自豪，號稱自己在哲學領域裡實現了「哥伯尼革命」，這一點都不假。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他的哲學思辨直接秉承哥伯尼，同樣是告訴大家，人類所感知的那個世界並不一定就是真實的世界，而總結出來的所謂「客觀規律」未必也就真是「客觀規律」，不過是邏輯思維為自然界武斷立法而已。

再如馬克思建立了馬克思主義，雖然被實踐證明毫不可行，災難無窮，用理性來檢驗也是破綻百出，無法成立。但他畢竟提出了嶄新的「唯物史觀」思路，雖然它不能成立，乃是典型的線性思維，但在他之前畢竟沒人想到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以通過考察社會生產力去考察社會制度。因此，他在人類思想史上的地位是無法抹煞的。

因此，說到底，最重要的還是思維方式。

明乎此，則不難判定民國時代的大學者們的貢獻如何。似乎可以說，民國時代雖然是春秋戰國之後中國唯一思想空前活躍、學術繁榮的短暫時代，但繁榮的主要還是學術而非思想。沒有哪個文人提出過原創性的思想。因此，那是一個沒有思想家的時代。但出了許多大學者。那個時代的學者的最大貢獻，是在清代樸學考據基礎上引入了西式思維方式，作出最大貢獻的就是王國維先生。第一，他作出了許多重大學術發現，殷商世系的考證就是同代人絕對無法逾越的。第二，他建立了許多嶄新的研究方法，給同代人乃至後人以巨大的啟迪，開闢了一條全新的探索道路。這就是他留給後人的「肩膀」。

相比之下，陳寅恪、錢鍾書等人可能聰明絕頂，學問淵深，但我實在孤陋寡聞，不知道他們留下了什麼「肩膀」，可以讓後人站上去。

在我看來，民國時代的學術繁榮前提，當然首先是亂世使得政府失去了干涉學術研究的權力，學者因而享有相當於西方的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但直接原因則是西學東漸：大學者們學來了西方的思維方式，再將之與清朝原有的漢學考據方法結合起來，因而推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學術成果。說到底，他們取得的重大成就，統統都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結果。這兒的「體」說的是「思維方式」，這兒的「用」說的是研究對象，也就是「用西方思維方式研究中國課題」。

蔡元培將這點說得很清楚。他在為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作的序言中指出，該書的特長，第一是使用了證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系統的研究。這其實都是西方的研究方法，並非古已有之。馮友蘭已經在其自述中承認了，在胡適之前，中國連部哲學史都沒有。他沒能直接說出的是，古人根本不知道該怎麼搞研究。

古人所謂治學，唯一有三分近似西方學術研究的，只有清代的漢學，也就是通過訓詁、校對等考據手段，證明史料或典籍的可靠性。這精神倒是跟西方的實證精神暗合。可惜古人不懂西式系統的治學方式，於是所有的研究心得都以註疏經典的方式零碎給出，也就是在某本經典中夾進註解，有的是技術性的，如列舉前人對經文中某個字的全部解釋；有的是闡述性質的，亦即在註解中夾入自己的理解；有的則屬於考據性質，說明該段是後世誰誰竄入的，並非原著。

不管這些註疏的性質是什麼，研究者都絕對不敢自己寫篇論文或是專著出來，系統介紹自己的研究成果，或是建立某種新的學說。孔子是「述而不作」，後人除了極個別的例外則是「注而不作」。比起戰國時代諸家蜂起、紛紛著書立說的繁榮景象來，國人在秦漢以後經歷了可怕的智力大倒退。其所以如此，乃是崇拜儒教聖賢使然：連至聖先師都是「述而不作」，後世小子何人，豈敢著書立說？

這結果，便是所謂「國故」完全是一堆混沌不明、真偽難辨的大雜燴。不熟悉國故的讀者不妨去看看金庸的《俠客行》。金庸沒有意識到也絕不會承認，那伙在洞里苦苦琢磨圖解註疏的俠客劍士乾的事，其實就是秦漢以後學者們的「學術研究」：

「白自在誦讀壁上所刻註解：『莊子說劍篇云：「太子曰：吾主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
垂冠，縵胡之纓，短后之衣。」司馬注云：「縵胡之纓，謂粗纓無文理也。」溫兄，「縵
胡」二字應當連在一起解釋，「縵胡」就是粗糙簡陋，「縵胡纓」是說他頭上所帶之纓並不
精緻，並非說他帶了胡人之纓。這個「胡」字，是胡裡胡塗之胡，非西域胡人之胡。』

溫仁厚搖頭道：『不然，你看下一句註解：「左思魏者賦云：縵胡之纓。註：銑曰，縵
胡，武士纓名。」這是一種武士所戴之纓，可以粗陋，也可精緻。前幾年我曾向涼州果毅門
的掌門人康昆請教過，他是西域胡人，於胡人之事是無所不知的。他說胡人武士冠上有纓，
那形狀是這樣的……』說著蹲了下來，用手指在地下畫圖示形。」

金庸沒能寫的，是另一大笑話：古人不知道可以像鬼子那樣，在文章末尾或是頁面末尾加腳註，直接就把註解寫在經文里，於是後人的註疏在傳抄時常常竄入正文，變成了經文的一部分。

任何一個敢承認事實的人都不能不承認，這種東西，只能稱為原始材料的雜亂堆集，絕對不配稱為學術。可在鬼子打進來以前，竟然也就從未有人系統整理過這堆大雜燴，去偽存真，去粗取精，讓它稍微有點條理，也才能有點學術的起碼樣子。

用馮友蘭自己的話來說便是：

「秦漢以後封建哲學家們，在講述自己思想的時候，無論有沒有新的東西，總是用註解古代經典的方式表達出來。從表面上看，似乎後來的思想在古代已經有了，後來人所有的不過就是對於古代經典的不完全的了解。在我們班上，講中國古代哲學史，就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

當時的學生真是如在五里霧中，看不清道路，摸不出頭緒。當時真希望有一部用近代的史學方法寫出的中國哲學史，從其中可以看出一些中國古代哲學家的哲學思想的一點系統，以及中國哲學發展的一些線索。當時也有翻譯過來的日本漢學家所寫的《中國哲學史》，但都過於簡略，不解決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胡適的書出來了。他用漢學家的方法審查史料，確定歷史中一個哲學家的年代，判斷流傳下來的一個哲學家的著作的真偽，他所認為是偽的都不用了。這就是蔡元培所說的他的書的第一個特長：證明的方法。

用這個方法，他把三皇五帝都砍掉了。一部哲學史從老子、孔子講起。這就是蔡元培所說的『扼要的手段『。這對於當時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有掃除障礙、開闢道路的作用。當時我們正陷入毫無邊際的經典註疏的大海之中，爬了半年才能望見周公。見了這個手段，覺得面目一新，精神為之一爽。

中國封建歷史家的與哲學史有關的著作，從《漢書•藝文志》一直到《宋史•道學傳》，都是以儒家為正統，其餘各『家『，或被認為是『支與流裔』，或被認為是『異端邪說』。胡適廢除了正統與非正統的觀念，無論哪一家哪一派的哲學思想都是中國哲學的組成部分。這就是蔡元培所說的『平等的態度』。這是這部書的思想性。在這一點上，這部書反映了五四時期反封建的潮流。

蔡先生所說的這部書的第四特長是『系統的研究』。所指的大概是，用發展的觀點，研究哲學流派的來龍去脈。杜威的實用主義在研究社會現象的時候，本來是注重用發生的方法。上面已經說到，杜威曾向我提出過這個問題。胡適在當時宣傳杜威的實用主義，但是限於實用主義的真理論。至於發生法，他很少提起，不過總是受一點影響。蔡元培所看見的就是這一點影響。

我在當時覺得，胡適的這一部書還有一點特別。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哲學家們的哲學思想，無論有沒有新的東西，基本上都是用註釋古代經典的形式表達出來，所以都把經典的原文作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胡適的這部書，把自己的話作為正文，用大字頂格寫下來，而把引用古人的話，用小字低一格寫下來。這表明，封建時代的著作，是以古人為主。

胡適的這部書，還有一種更廣泛的影響。蔡元培所說的，寫中國古代哲學史的兩層難處，並不限於寫中國哲學史。無論寫哪一種專史以至通史，都有這兩層難處。第一種難處是材料，第二種難處是方法。寫一種中國的什麼專史以至通史，必須掌握封建歷史家所掌握的那些材料，還要有能力對於這些材料作精密的審查，嚴格的取捨，取精用宏，這是第一層。第二層是需要掌握方法，不是和封建歷史學家那樣，選抄編排，而是要分析史料，並將分析所得綜合地敘述出來。就這兩層說，這是資產階級歷史學的要求。至於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學，還要求在散漫的歷史事實之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來。

大概在1921年左右，蔡元培以北京大學校長的身份，到美國考察，來到紐約。那時候我在紐約。在一次中國留學生的歡迎會上，蔡元培說：『有一個故事：一個人交了一個朋友，會點石成金。隨便一塊石頭，只要他用手指頭一點，那塊石頭就變成金子了。那個朋友對那個人說：「你要多少金子，都可以點給你。」那個人說：「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的那個手指頭。」』蔡元培說：『你們在這裡留學，首先要學的是那個手指頭。』那個手指頭就是方法，當然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

在清朝末年，嚴復算是比較懂得西方哲學的了。但是他的精力主要用在翻譯，沒有來得及用那個手指頭研究中國哲學。胡適是在哲學方面用那個指頭比較早的一個成功的人。」

馮友蘭在此指出的是傳統學術的致命缺陷：真偽夾雜、瑣碎冗贅、毫無系統、政治價值觀干擾學術，而胡適則對症下藥，用西方的實證精神，使用傳統的樸學手段，將後人附會的三皇五帝砍去，直接從有著作傳世的老子孔子講起（「證明的方法」）；撇去大量的垃圾與繁瑣考據，只把理論要點總結出來（「扼要的手段」）；用發展的動態眼光考察古代思想的流變趨勢，從整個思想史的角度去梳理各家學說，使之取得類似西方學說的系統性（「系統的方法」），而不是埋首於無窮的無聊註疏中，去揣摩「縵胡纓」到底是什麼東西；在研究中摒棄尊孔孟為正統的傳統權勢觀念，排除政治觀點對學術研究的干擾（「平等的眼光」）。

這些方法在今日看來毫不足奇——連研究生都知道該怎麼寫科技綜述，哪怕是小學生，寫作文也知道先要有個寫作提綱，說出來的話才不會天一句地一句，然而在那個時代卻如黃鐘大呂，振聾發聵，為國人大刀闊斧開闢出了個耳目一新的新天地。自此之後，中國人才學會了怎麼做研究，怎麼寫文學史、哲學史、思想史、科技史，等等。有趣的是，如今學習國學的人只可能從這些書籍入手，卻「數典忘祖」，壓根兒不知道這是鬼子的搞法，古人從來就不懂這一套。

這就是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出「整理國故」口號的涵義，也就是用西方治學方法，去整理前人留下的大批良莠夾雜的文字遺產，這就是他留給同代人以及後人的「肩膀」。可惜如今國學捍衛者們至今不知：不使用鬼子那隻點石成金的手指頭，以西式科學手段整理國故，那堆東西不過是體積比較壯觀的垃圾而已。由此可見，「巨人」們是否留下「肩膀」是一回事，後人是否知道使用它們是另一回事，而越是國學的衛道者，就越不知道如何使用前人留下的肩膀。

在這點上，孔教的衛道者們倒確實忠於道統，蓋此乃孔教最醒目的特色。然而僅憑這一點便可得知，他們的捍衛必然只能是事與願違的感情發泄。老蘆無知，還從未聽說過一種感情現象可以載入學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