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蘆笛 一、「教科書」不是同一類書 二、中日殊途的原因之一

作者：蘆笛

一、「教科書」不是同一類書


在《天涯》的《煮酒論史》上看到一篇介紹民國文人軼事的佳作。據該文介紹，林語堂在一次演講中談到讀書，說學校里專讀教科書，而教科書並不是真正的書。讀一部小說概論，不如讀《三國》、《水滸》；讀一部歷史教科書，不如讀《史記》。

林語堂這話當然不錯，可惜只適用於中文系和歷史系，並不適用於理工科乾麵包。誰都知道理工科學生學的就是教科書，即使是課外讀物，仍然是教科書，只是編得更深罷了。我記得當年上大學時找的課外讀物，無非也就是鬼子編的教科書，此外並沒有什麼非教科書的讀物，等到後來搞科研，主要讀物便成了學術期刊上的論文與綜述。即使如此，為了時時更新自己的知識，仍然需要不時閱讀總結本行最新發現的教科書和專著（monograph），後者的編寫路數仍然是教科書那套。所以，似乎可以說，理工科乾麵包的唯一讀物，便是教科書。無論是科學家、是工程師、是大夫，都是教科書煉成的。

然而誰都知道，光看文科教科書，絕無可能變成作家或歷史學家。要學會文學創作，你得去看別人寫的小說或詩歌，這才能照貓畫虎，從模仿開始到寫出自己的風格來；要作文學評論家，你也得看大量的文學作品，這才能有點品味，知道什麼作品好，什麼作品差；要學會治史，你得去看大量正史與野史，還得學會一定的邏輯推理功夫，這才能作史學考證，而不是只能當錄音機、字紙簍。所有這一切本事都不可能通過閱讀文科教科書學到。文革期間我失學十年，也曾把文革前的中文系和歷史系教科書找來從頭到尾地看了一遍，覺得實在無味，充其量只能算識字課本，無非是給你一個中國文學和歷史發展的大致輪廓罷了，實在談不上什麼學問。

由此看來，同是教科書，不同學科有本質的不同。文科教科書如林語堂所說，確實「並不是真正的書」，屬於可以忽略的讀物，與「成名成家」並無直接相干。所以，大作家似乎都沒受過科班教育，而「大學問家」王國維、梁啟超等人也不是中文系出身的，其學問與教科書無關（那陣子中國根本也就沒有什麼教科書，這玩意本是從西方引進來的），錢穆、梁漱溟等人乾脆連科班教育都沒受過，他們是天生寫教科書而不是讀教科書的人。

這在理工科中根本就無法想象，即使是自學成才的科學家或發明家，頂多也就是沒有進過學校，但自學教科書這步是決計無法省略的，蓋除了教科書，理工科也就無書可看了，所謂「學習科學」，其實也就是「學習不同程度的教科書」。

文科教科書還可以算是啟蒙教材，好歹可以教你認字，記住幾首前人的詩作，經濟學教科書在我看來就毫無用處。這話已在舊作中講過了：自然科學教科書里寫的是早已確定並反覆驗證過的定律，而經濟學教科書羅列的，不過是不可能在受控條件下驗證的形形色色的假說與模型，乃是最典型的偽科學，我看與宗教理論也差不多。經濟系學生的尷尬是，與理工科學人相似，除了教科書，他們同樣沒什麼別的專業書可看，然而他們看的卻是trash，於是就連文科學人都不如。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何同是教科書，不同學科卻有著本質的不同，理工科的知識和技能完全靠教科書傳授，而文科的知識和技能就不可能通過教科書傳授？同樣是送孩子上學，為什麼送進理工科大學好歹能學點技藝，錢沒有白花，而送進文科學院則只能掃盲，若送去學經濟，則連掃盲也未必能做到，學到的無非是一堆連自圓其說都做不到的P話？同樣是教育產品，質量差別何以如此之大？

那位說了：文科和理工科使用的思維方式未必同一，理科使用的是抽象思維，而文科若是創作則需要形象思維，藝術創作需要才氣，而科班教育恰好只能扼殺它，此所以中文系不可能培養出小說家、劇作家或詩人，充其量只能培養出文學評論家。

此話有理，然而我所不解者，乃是：演劇與美術雕塑等等，同樣是形象思維，同樣是藝術創作，為何人家又能在美院、電影學院等傳授有關知識與技能涅？舉野雞章京余大郎為例，他中專上的是美術學校，大學上的是中文系，然而他能靠中專傳授的技藝糊口，卻連一篇像樣的文章都寫不出來，你說他那「大學」上得冤不冤？無怪乎在牛氣衝天的理科學人看來，文科大學根本不配稱為大學。

由此看來，「教科書差異」不但反映了不同學科的特點，更反映了教育制度的缺陷。前人在效法鬼子開辦大學時，對不同學科作了區別對待，理工科、美院、戲劇學院等等並非國貨，因此只好從西方全盤引進，連模仿都談不上，而文史專業咱們則自以為古已有之，不必引進，因此便只是作了皮相模仿，用西式院校取代了傳統的私塾和書院。但除了效法鬼子編寫教科書這條外，它們與西方的文史專業完全是兩回事，所以當然只能大量製造出廢品來，中文系畢業生不會創作，而歷史系學生不會做研究，連起碼的邏輯思維能力都欠奉。

要根治這毛病，看來還得讓中文和歷史的「教育家」們到西方取經，看看鬼子到底是怎麼教授文史的。


二、中日殊途的原因之一


近現代史上最觸目的一個現象，就是中日殊途。日本人的靈活應變能力與天朝麻木不仁的巨大惰性形成了鮮明對比，換言之，日本人的靈活與中國人的死硬，兩者都堪稱世界之最。

造成這殊途的原因當然很多，我已經在舊作中說過一些。竊以為，最主要的特點，是日本基本上沒有原生文化，文明從一開始就是從外國引入的，因此培養出了倭人善於學習的傳統，不需要如國人一般克服夜郎心態，而這就是中國全面向西方學習的一直遇到的主觀障礙，幾乎是不可逾越的。

除此之外當然還有別的原因，例如唐德剛和黃仁宇都指出，日本古代社會結構與西方的封建社會非常相似，而與中國的傳統社會根本不一樣，因此，日本要改用西方制度，面臨的困難當然就要小得多。

這當然有道理，然而那兩位歷史學家也就到此止步，沒有說出具體機制來：為何與西方封建社會相似就有利於西式改革？不僅如此，此說似乎還與真實的歷史圖景相矛盾：在某種程度上，明治維新可以看成是「反封建」革命：武士們捧出虛君明治天皇來，「尊王攘夷」，與掌握實權的幕府交戰，擊敗後者后建立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此前主張西化的反而是幕府而非天皇，但等到明治天皇給捧起來后，天皇政府卻接過了幕府原來的主張，把它變成自己的政策。這一切似乎並不能用「封建社會更容易走資」來解釋。

我認為，中國和日本的不同，主要有兩點，一是中國不是西式封建社會，也不是西式階級社會，而是官僚社會，統治集團是與生產方式無關的官僚集團，它在本質上是個暴力敲詐集團，必然會以無情的敲詐使得民間資產階級永無可能自發產生，因此無可能自發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即使在受到西方強烈衝擊后，官僚集團也不會輕易讓步，「可以亡國而不可以破家」乃是他們的堅定信條。因此，朝廷若要按西方模式改建社會，必然要遭到他們的瘋狂抵抗。而日本並無這官僚集團，原來把持權力的幕府已被擊敗，朝廷要改革並無什麼阻力。

第二個重大區別就是中國的官僚社會早在過去兩千年中便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久經考驗的社會制度。改革首先觸動的就是這套制度。我已經在《略論晚清改革的重大失誤》中指出了，要使自上而下的改革成功，最先要做的事就是按照西方模式改革官制，廢除原始的六部與事實上的「地方自治」，將一切權力收歸朝廷，由朝廷推出全國性的改革計劃並強力實施。但要在當時的中國這麼做，等於砸爛原來的國家機器，從頭另建一套，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請參考《漫話中國古代的「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

日本卻沒有這個問題，蓋政權原來在幕府手上，天皇不過是個虛君，連個能有效施政的朝廷都沒有，「尊王攘夷」戰爭結束后，從頭建立新政府，當然可以按照西方模式建造。有趣的是，武士們來自於孔教的「忠君思想」竟然歪打正著，使得他們建立了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而這正是改良的前提。晚清改革卻反其道而行之，傻搞什麼「地方自治」，害得最後國家解體。

從這個角度來看，毛共革命與日本的「明治革命」有某種相似，可惜老毛是按蘇聯模式改建國家，於是結果也就完全兩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