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急診室效應與大國之難

急診室效應與大國之難

2009-7-27 來源：南風窗 蕭功秦

　　記得10年前，在戊戌變法100周年的時候，筆者提出過一個觀點：中國要特別警惕出現「急診室效應」。

　　什麼叫「急診室效應」？當長期不改革，一個人變成危重病人的時候，送到急診室，醫生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必須動大手術，不動手術這個人就要死了，因為病太重了。另一種意見說病人抵抗力太弱了，不能動大手術，一動手術他就要死了。動手術也要死，不動手術也要死，兩種意見都對，但這兩種意見是一對悖論。

　　第一種我們叫做激進派醫生，第二種叫保守派醫生。激進派和保守派都抓住了問題的本質，但都無法解決問題。這才是真正的困難。要避免這個問題，必須不失時機地進行改革。但從這10年的形勢看來，筆者當時的擔心不幸應驗了，心中怎不悵然？

　　由於存在較多社會不公問題，動不了手來解決，社會的矛盾不斷尖銳化，對立情緒嚴重。現在解決問題的難度越來越大。尤其是這兩年，受經濟情況影響，政府陷入兩難之中。一個鄧玉嬌案最後變成一件影響力巨大的事件。如果我們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就對公民社會的發育多加關注和引導的話，問題可能要好一些。現在從政府的角度去考慮，要承認公民社會，首先出現的會是對立性組織，但是不走這條路的話，又很危險。這是一個兩難。另一個兩難是政府對官員的約束能力非常弱，第三者又發揮不出多大作用。

　　筆者和「危機派」的觀點還是有差異的。總的來說，這些年發展還是不錯的，國家的力量和組織能力還很強，中產階級發展也比較快，整體上誰也不希望大亂，民工也不希望亂。沒有誰希望成為絕望階層，這是個好事情，說明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共識還是存在的。適當進行政府改革，把嚴重的問題緩解下來，還是有可能的。

　　中國是一個大國，小船好調頭，大船很難掉頭，牽一髮而動全身，應該充分理解它的困難，給政府更多的時間。說實在話，走到這一步也不容易。蘇聯模式的代價太大了，事實證明，蘇聯解體之後，社會沒有因為建立民主政治就安定下來，兩極分化的問題更加嚴重。

　　地方「蘇丹化」

　　筆者始終無法理解的一個現象是，縣一級的公、檢、法的經費完全是地方供給的，也就是把地方的公、檢、法完全置於縣政府的手裡，一直沒有分開。

　　這是一種最落後的制度。在中國傳統社會裡都知道要竭力避免這種情況。巡按使、監察使這些巡視地方、監察地方的官員，其官薪和任免都掌握在朝廷手裡，它是一個垂直的系統，和地方完全沒有關係，才能夠超越地方利益，發出正確信息，進行有效監督。古人早就注意到的問題，為什麼現在一直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不能解決？為什麼難度就那麼大呢？而且要改變這個事情的時候，在地方遭到的反對聲音就越來越大，地方政府覺得，自己掌握這個權力實在太重要了。

　　這是很明顯的，比如一個縣委書記，他要干一件壞事情，他會找黑社會去做，因為黑社會有求於他，黑社會搞砸了，他讓公安去解決，公安解決不了，讓檢察院解決，檢察院解決不了，讓法院去解決。他有四道關口，這是多麼大的安全係數。實在解決不了，他下面還有保底，上面還有保護人。這種結構可稱作「比附網結構 」。公檢法成了「比附網結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筆者記得，改革初期中央領導已經注意過這個現象。有一位領導人說，我們縣委裡面近親繁殖現象已經很嚴重了，有個笑話說，縣委開會，一個常委說，「俺同意俺二舅的意見。」但這個問題一直到現在、30年了都沒有解決，反而盤根錯節，進一步發展，形成了一種中國式的地方「蘇丹化」現象。

　　「蘇丹化政權」是一個政治學術語，指政權的權力運作是任意的，官員把自己的管理範圍當作私產，利用一種朋黨的方法進行統治，形成比附網結構來自我保護，從而導致非法行為的收益極大、成本極低、風險極小。這種體制隨著市場經濟的發育，更加明顯，因為它的機會更多。解決這種情況，在西方很多國家有一些有利的條件，比如法治約束、公民社會、市場組織、非政府組織等，但在中國都不具備。目前我們正在受這種現象越來越嚴重的困擾，反而形成了一種尾大不掉的局面。

　　一個生意人曾對筆者說，現在共產黨的官員是歷史上最好的官員，我問為什麼這麼說，他說現在官員想的都是招商引資，想的是把企業拉過去發展當地的經濟，他說共產黨執政之後從來沒有這樣做過，能夠把當地的經濟搞上去，是多麼好的事情。整個行政部門完全動員起來了，要見一個縣委書記，當天就可以見。筆者在台灣的時候，也有台商跟我說，中共搞起經濟來，也像野戰軍一樣，聯合辦公，圖章一氣敲過來，速度之快，是前所未見的，怪不得經濟發展這麼快。

　　這當然也是兩面刃。因為高效率的一個原因是老百姓的談判地位很低。權力很大，效率很高，干好事容易，制度跟不上的時候，人皆有之的幽暗面、自私心就有很大空間自行其是。但還是有機會保證效率的同時限制其負面效應。比如資產評估權，如果能夠公開，可以避免最壞的事情發生。明明是3000萬的礦山，你100萬就賣給人了，如果是一個比較公開的環境，根本拿不出這個方案來。現實中卻「大呼隆」，一下子開放資產評估權，馬上就造成大量的腐敗。一窩蜂，不這麼乾的倒成了傻瓜。

　　幾年以前，筆者碰到一個大老闆，他說，我都不好意思，國有資產評估然後賣給我們，實在太便宜了。他拿到這些好處，當然要分給那些官員。當時的決策顯然有問題，其實並不是必然要走到這條路上來。當時有機會做得更好，不要那麼快，不要那麼「大躍進」，不要一下子鋪開來。

　　在一個公民社會或者說傳統的市民社會極度缺乏的環境裡面，市場經濟將會極大地刺激地方保護網的形成。現在改革的難度真的很大。

　　「白老鼠過迷宮」

　　在常態下，官僚文化的特點是喜歡平庸。官僚對於政治的穩定和經濟發展是不可缺少的，它是秩序的建構者和執行者，我們那麼需要秩序，所以官僚不可缺少。

　　但是中國處在過渡時期，又需要一種創新精神。這就形成了一種矛盾。官僚某種意義上有一種特殊的反淘汰機制。其特點就是要把有稜角的人去掉。所謂的官僚病，就是指它喜歡平庸的人，在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創新的時候，官僚文化難以提供這種創新，只有在特殊情況下、絕地反擊的時候，官僚體制才會產生一些特殊的人物，但那個時代一過去，就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了。

　　任何轉型都是不完美的。在市場化的過程中，所有的民族、國家，都會出現一個腐敗和兩極分化的「事故高發地段」。18世紀的英國、19世紀的美國，都是它們歷史上最腐敗的時期，但是它們都解決了。中國也應該從歷史上看到信心，以試錯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制度不能靠在頭腦里憑空設計，制度設計是一個試錯的結果，筆者比喻為「白老鼠過迷宮」。白老鼠要走出迷宮，它的智慧是不夠的，它的信息也是不夠的，它不是預先設計出一個最佳的走出迷宮的道路，它是在不斷的碰撞當中，找到一條走出迷宮的道路。這就是試錯。

　　中國的政府應該特別容忍有試錯的機會，通過試錯來解決問題。不允許試錯是不可能憑空想出一個解決問題的方法的。關鍵是試錯的機制要發達；要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彈性的考慮，而不是用簡單的一刀切的辦法來限制別人。

　　但眼下試錯的動力在遞減。改革之初，兩個勞動力的工分還不如一個雞蛋，已經走上了一條絕路，那時候的改革是絕地反擊。而今天由於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改革的動力在遞減，加上社會漸入小康，和上世紀80年代相比，民間力量參與政治進程、推動改革的能力也在遞減。

　　中國的老百姓從小接受的是革命文化的熏陶，沒有懂得談判的可能性，一旦和政府發生對立，就是你死我活，逼得政府沒有退路，不得不用強制手段，越強制反而越強化民眾的道義感。為什麼多年來就這樣？因為你沒有試錯機制，意識形態創新能力薄弱，沒有任何新的話語。

　　找回常識理性

　　筆者提倡一種常識理性和世俗理性，也即超越意識形態的、超越教條的思考方式，它追求一種合適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以達到一個有效的目標。常識理性能讓人們擺脫憤青情結，形成健康的民間制衡力量。一旦他們參與政治生活，就會形成一個有力的制約。

　　這種常識理性是中國所缺乏的。包括現在的「新左派」和「自由派」的爭論當中，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到意識形態的影子。後者假定西方有一個很好的制度，我們之所以搞不好，就是沒有按這個制度辦事，把這個制度變成了一種信仰。這種制度在歷史上是怎麼產生的，它需要哪些條件，為什麼落後國家實施西方的民主制度有很多失敗的例子，都不考慮。這種思維方式就是意識形態思維。前者的問題同樣嚴重。

　　重新梳理100年來的歷史需要常識理性。為什麼清末新政失敗？為什麼立憲運動失敗？為什麼辛亥革命失敗？為什麼袁世凱的威權政治一度能夠保證社會秩序，最後還是失去了控制？為什麼紅色革命一度那麼具有凝聚力，最後會走向極左的道路？根據當時的條件、環境，從常識理性去梳理這些問題，這種梳理反過來有利於理解中國當代問題。

　　理解現實問題也需要常識理性的幫助，不要走到另外一種意識形態的怪圈。中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重建公民社會。從歷史上來說，所有的國家、民族，古今中外，都存在中間的社會組織，民眾在社會中間組織中受到規範，由這個中間組織來和官府進行談判。在中國古代，有宗法組織、有士紳階層，在近代有公民社會，有工會、農會、企業家協會，都是有一個中間組織。

　　中國當代的情況是什麼樣的呢？1949年之後，所有的中間組織都取消掉了，只有政府和民眾的結合。民眾生活在一個黨的基層組織裡面，沒有一個公民社會，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利益多元化已經出現了，經濟和社會的多元化需要社會組織的多元化，但公民組織作為一個社會制度始終沒有跟上來，始終是滯后的。為什麼沒有跟上來呢？可能政府害怕這個東西形成對抗政府的不穩定因素。一旦發生問題，政府面對的就是一個沒有組織的、烏合之眾的個體。這種個體一旦受到某種力量的誘導，就會走向對抗。

　　這就是筆者現在比較擔心的情形。中國要避免民粹主義的前景，眼下比較好的辦法是讓老百姓在社區當中獲得民主的訓練。老百姓在自己生活的環境當中，獲得民主的經驗，才能夠在未來的政治生活當中，謹慎地使用自己的權力。

　　公民社會的發育，我們已經看到了它的正面意義。尤其是在汶川大地震時，很多公益組織都存在並且有效地運作了。政府對此還有很多疑慮，但砍掉有形的組織，砍不掉無形的東西。不讓它存在，黑社會和地下宗教組織就會來接管、整合這種力量。這些問題都是中國未來社會發展過程中很嚴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