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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八）

作者：light12 於 2009-7-20 06:5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時間: 19 7 2009 20:12

作者：蘆笛

（四）西安事變爆發后的其他蠢舉

1、規定放蔣三條件

我在另文中說過，宋慶齡確實轉發過斯大林給中共的最後通牒，非此無以解釋中共何以會在抓到蔣介石、佔了上風之後，不但突然改變殺蔣政策，反倒作出重大讓步，接受了國府早在1936年7月4日就提出的和平方案，而正是這讓步換來了蔣介石口頭同意停止剿共。

和平解決事變的重大契機還不光是中共作出讓步，更是宋子文和宋美齡的斡旋。兩人相繼飛到西安，代表蔣介石和張楊等人談判，基本接受了對方的要求。在這過程中，蔣介石從未直接出面，兩宋也未留下任何文字憑據，只是口頭擔保蔣被釋放后一定會恪守承諾。

任何一個心智正常的人都能看出，此乃蔣介石的讓步底線：他身為國家領袖，豈能屈從於叛亂將領的威嚇，留下文字把柄，讓對方捏在手裡不斷訛詐？若是幹了這種事，他以後還怎麼領導全國？因此，若堅持要他留下書面保證，他寧死也不會同意，那麼僵局就絕無希望打破。而蘇聯業已抽腿，沒有老大哥的援助，「西北大聯合」只會被討逆軍蕩平。而且，若他真是不守信用，區區一紙保證對他又能有什麼約束力？因此提這要求除了使得問題無法解決外，什麼意思都沒有。

張學良看出了這點，因此很痛快地就接受了這君子協定。然而毛澤東可不是君子，他最怕的就是蔣介石背信棄義，一旦獲得自由后便大舉報復。前文引用的張國燾證詞便披露了他對蔣報復的擔心。據張國燾說，蔣介石回京后，毛的焦慮便達到了頂點：

「當時毛澤東最感頭痛的是蔣介石返回南京后，可能對陝北發動報復行動。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蔣介石由張學良護送返回南京，周恩來的急電，當晚到達保安，毛澤東顯得特別焦急。他似斷定蔣介石的報復必然會來，而且會很迅速和慘酷。他曾斷斷續續的表示，糟了！張學良也跟著到南京去，目的無非是想減輕自己對蔣的罪過，難道他不會把罪過都推向中共頭上？我們不是曾經推動張學良反蔣抗日，說什麼可得蘇聯援助，擁護張學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這些難道張學良不會自動或者被逼的和盤托出？再者，西安沒有張學良，東北軍將解體。張、楊、共三角聯盟也已不復存在。蔣介石很快的就可以收拾張、楊在西安的勢力。蔣介石的拳頭，難道不會打到中共頭上、再來一次從四方八面圍剿我們么？」（1）

這當然是孤證，在我黨體制下也永遠無可能變成「眾證」，因此為史家不取。但它相當可信，蓋它介紹的不但是我黨典型的陰暗思維方式，於今托黨的福已變成全民思維方式，而且直接為偉大領袖的言行證實。

12月24日深夜，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要求他堅持放蔣三條件：第一是中央軍全部撤出潼關。第二是南京及蔣通過公開的政治文件宣布國內和平，與民更始，不咎既往，並召集救國會議。第三是開始部分釋放政治犯。電報強調，沒有這些條件保證就放蔣，對西安的地位，張楊以及其軍隊的安全都是非常危險的。毛澤東還認為，挾蔣在手還有文章可做，有利於爭取到這些保證。即使打起仗來，只要打幾個勝仗就能奠定和平基礎（2）。

這些條件，特別是頭兩條，再充分不過地暴露了毛的心病：害怕蔣回去后大舉報復，因此想讓蔣和南京政府書面保證不咎既往。而給彭德懷的電報則暴露了「革命樂觀主義精神」已經成了他想事的方式——他總是指望打幾個勝仗便能開創大局面，長征時在貴州境內如此，到達陝北后東征、西征也如此，可惜一直沒出現這種奇迹。難道如今便能出現？敵我實力對比如此懸殊，事變又備受國內外輿論譴責，張楊內外交困，「挾蔣在手」到底能訛詐出什麼好結果來？既不敢殺，又不敢放，那就只能刀兵相見。既然有把握打幾個勝仗就能迫使南京屈服，那就乾脆把蔣殺掉算了，何以又不敢殺呢？厚黑學並非真正智慧，光從這點上便能看出來。

幸虧張學良那花花公子竟然比我黨還高明，他大概知道要蔣作出這些讓步，就是讓他公開承認自己向劫持者們屈服了，等於在全國人民面前公開自我羞辱，這是絕無可能的，還不如做個漂亮姿態，相信兩宋作出的君子協定，就坡騎驢，趁機跨下這如此難下的虎背算了。因此，他力主放蔣，好不容易才說服周恩來，但楊虎城仍不同意。張懶得再跟他們啰嗦，索性快刀斬亂麻，陪蔣介石飛回洛陽去了（3）。

因此，放蔣乃是張學良一人的主張，違反了中共與楊虎城的意願。若他忠實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辦事，堅持那放蔣三條件，則僵局無望打破，必然要以動武收場。誠如宋子文所言，「戰火一開，就很難壓制」。蔣介石多半會死在東北軍少壯軍人手中。那結局就是前文虛擬過的那樣：東北軍和17路軍土崩瓦解，紅軍被全殲。在此關鍵時刻，少帥再次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

2、公布兩宋的口頭承諾

張學良護送蔣介石返回南京后，引起了楊虎城和中共對蔣大舉報復的極大恐慌。他們的對策，簡直蠢到連我都不好意思轉述：既然沒能讓蔣作出書面擔保，那就把私下的協議兜出來，讓蔣無法反悔。12月27日，西安《解放日報》刊登了據說是蔣作出的六條承諾。次日，毛澤東發表聲明，也列出了蔣「允諾的條件」。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該文「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

此文的第一個意義，便是再次證實上引張國燾證詞所言不虛，毛澤東確實對蔣食言而肥、大舉報復充滿了恐懼，直接就在該文中流露了：

「蔣氏在西安曾說了將要認真抗日的話，當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擊革命勢力，因為不但信義問題關係蔣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實際的政治道路上，在蔣氏及其一派面前橫著一種已經膨脹起來而不利於他們的勢力，這就是在西安事變中欲置蔣氏於死地的所謂討伐派。」

偉大領袖盼望蔣信守承諾到了這地步，不但告訴蔣「信義問題關係蔣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不惜出之以挑撥手段，告訴蔣不是中共，而是主張討伐的何應欽的派系，才對他構成了真正威脅。更令人噁心的是，我黨不但把自己挑唆張楊發動「西北大聯合」於前，煽動張學良殺蔣於後的責任推卸得一乾二淨，還冒充「調停人」，把和平解決事變的功勞算在自己身上，向蔣介石評功擺好：

「蔣氏應當記憶，他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除西安事變的領導者張楊二將軍之外，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主張和平解決，並為此而作了種種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觀點出發。設使內戰擴大，張楊長期禁錮蔣氏，則事變的進展徒然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在這種情形下，共產黨堅決揭破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汪精衛、何應欽等的陰謀，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這次事變，這和張楊二將軍及宋子文氏等國民黨人的主張可謂不謀而合。這就是全國人民的主張，因為現在的內戰是人民所痛惡的。」

這話說得也倒不錯，可惜是斯大林的意思。而且，哪怕在斯大林下令后，偉大領袖考慮的還是如何與討逆軍大打內戰，甚至想把「人民所痛惡的」內戰打到鄭州、南京去。當然老蔣不可能知道這些黑幕，所以他只該感謝中共的不殺之恩。

聲明末尾，毛「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再度提醒蔣介石信守諾言，直接表明了他對此事的看重，間接流露了他對蔣背信棄義大舉報復的恐懼：

「蔣氏已因接受西安條件而恢復自由了。今後的問題是蔣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實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將全部救亡條件切實兌現。」（4）

此文的第二個意義，就是顯示了偉大領袖那難以思議的愚蠢：既然你如此盼望蔣介石信守承諾，生怕他大舉報復，那就不能去刺激羞辱他，讓他下不了台吧？蔣最忌諱的就是怕人懷疑他在生死關頭沒能做到王陽明的教導，犧牲了「領袖偉大之人格」。你卻到處去說他對張楊作出了秘密承諾，把它們一條兩條開出來，提醒他信守刺刀下的諾言，讓他這臉往哪兒藏去？更何況他獲釋之後，第一件事便是表示「言必信，行必果」，這就該放心了吧？即使你沒有信任他人的能力，非來這套不可，也得先等他翻臉再說吧？如此「先發制人」，不是千方百計刺激他惱羞成怒，乾脆矢口否認那本來就是口說無憑的君子協定么？有張學良在他手上，難道還不能逼出個欽定《西安事變真相》，把中共的幕後挑唆加油添醋地說出來，然後再大舉興兵討伐？

這愚蠢作法，不但使真正的調停人兩宋大發雷霆，威脅要退出調停工作，而且也使得蔣的態度轉硬，張學良被軍事法庭判刑，不能說和這沒關係。中共和楊虎城擔心蔣的報復，竟然連投鼠忌器之心都沒有，當真是誰跟他們共事誰倒霉。

這種種蠢動，連共產國際都看不下去，來電勸告「不要老是叫喊蔣介石在西安做出了什麼保證」，而毛澤東也意識到此舉之蠢，在政治局會議上承認這麼做在政治上是幼稚的（5）。

不難想象，如果蔣介石受的是我黨教育而非王陽明那套「心學」，他一旦獲釋後會怎麼行動。然而即使是受了這種羞辱，他仍然始終信守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由此看來，真正打倒蔣介石的人，還是他自己。

3、為實現西北半獨立而欲與國府開戰

如另文所述，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乃是實現西北獨立。此後因蘇聯臨陣抽腿，不予支持，只好改為半獨立，也就是西北由「三位一體」統治，有自己獨立的軍政系統，不容中央政府插手。它和原來的「西北大聯合」計劃的區別，只在於沒有與蘇聯結盟一條，但仍然是國中之國。

這就是蔣介石回到南京后中央和西安的分歧所在，所有扯皮都是圍繞這一核心展開的：楊虎城和中共要的是割據西北稱雄，而蔣介石要的是確保與抗戰成敗攸關的西北國防基地。

張學良陪蔣介石回京后，受到軍法審判，被判刑十年，旋即為蔣特赦，但「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也就是被蔣介石軟禁起來。作為發動對武裝叛亂的高級將領的懲罰，這應當是寬大無邊了。即使是在西方，犯了這種叛國罪大概也會被槍決。然而消息傳到西安后，中共、楊虎城、東北軍將領仍極感震動。毛力主以強硬政策謀求西北半獨立，在給時駐西安的中共代表周恩來和博古的電報中說：

「目前，只要三方面團結，真正的硬一下，並把紅軍的聲威傳出去，使中央軍不敢猛進（猛進時消滅其一部），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局面。」（6）

本著這一精神，西安提出三條要求：釋放張學良；中央軍撤出潼關；政府改組，清除「親日派」。

這三條或許是宋子文擔保過的，但都沒有實現可能：張學良是經過法庭判決的，豈能由軍閥以武力干擾司法？中央軍是國軍，並非外國軍隊，上哪兒去只該由中央政府決定，豈容割據地方的軍閥置喙？以發動兵變要求中央政府改組，塞進自己看中的人，政府如果屈從，則國將不國。「親日」若只是政策主張，則並不構成叛國罪，不是清洗理由。

就連張學良自己都覺得不妥，他給蔣介石提了兩個方案，第一個方案建議堅持剿共（他直接稱為「剿匪」），將東北軍調到河南，由中央軍接防，楊虎城出國考察半年，但不開缺，等抗戰爆發后再召回國。第二個方案則是不再剿共，將楊虎城部調往甘肅，將東北軍調往河南湖北一帶，由中央軍進駐陝西。

蔣介石大概覺得這兩個方案都過於嚴厲，他當時考慮國策的全部出發點是為抗日作準備，為此決定聯共。為此，他把張學良的兩個方案修改得非常溫和寬大，拿掉了「剿匪」這條。第一個選案是將東北軍全部調往甘肅，第17路軍仍駐陝西原防，歸綏靖主任楊虎城指揮，但中央軍必須進駐自潼關至寶雞沿鐵路各縣。第二個選案則是將東北軍調往河南安徽，楊虎城出任甘肅省主席，第17路軍調往甘肅（7）。

這兩個選案都非常寬大，特別是第一選案並未把「三位一體」拆開，它要求的只是中央軍進駐隴海線沿線各縣。這完全是從抗日大計出發的，並不是針對「三位一體」的報復。蔣介石知道抗戰一開，敵強我弱，沿海地域一定會淪陷，中央政府只能轉移到內地去堅持抗戰。他原來考慮以西北作為抗戰基地，但隨著紅軍長征，中央軍進入四川，他又把抗戰基地改在西南。但當時唯一能援助中國抗日的只有蘇聯一國，因此必須確保西北處於中央政府控制之下，以便通過西北獲得國際援助。

但這兩個方案卻被西安斷然拒絕，他們將蔣介石提出的兩個選案視為報復，準備以內戰捍衛西北的半獨立。毛澤東乃是最堅決的主戰派，他熱衷的還是那個萬里奔襲的偉大戰略。過去張學良是聯軍總司令，他還得服從張的意願，如今張成了階下囚，紅軍便可自主作戰了。他特地要求周與楊虎城和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約法三章，聲明紅軍保持獨立的指揮系統，擔任單獨作戰的一方面（8），而這「單獨作戰的一方面」按毛的構想則是：

「紅軍主力應以第一步出商洛（蘆註：陝西商州、洛南），第二步出豫西，第三步出京漢路為上策。如此方能改變整個局勢，分化南京，迫蔣就範。留二方面軍在渭北策應友軍在內線作戰。爾後內線之紅軍與友軍同外線之紅軍主力互相策應為戰略上之配合作戰。」（9）

此人看來對京漢線有一種偏執性愛好。當初紅軍東征山西時，他在戰後總結中就說什麼「此次失著是太謹慎，未能立即出河北」，紅旗一旦插到京漢鐵路，情況必定大大不同。他怎麼連紅軍根本不可能在中州那種「四戰之地」立下足來的人類常識都沒有？紅旗一旦插到京漢鐵路，情況必然大大不同：紅軍再不能打山地游擊戰，也無法與運兵快捷的國軍打運動戰，優勢徹底失去，只有坐待圍殲。這並不需要什麼軍事才能，只需有點人類常識就能看出，他何以就是不知道？

對西安方面的好戰叫囂，蔣介石表現了極大的忍耐。他請楊虎城的代表給楊捎去親筆信，苦口婆心曉以大義，指出楊不但沒有執行中央政府的人事明令，省府也沒有按中央法令恢復原有關係，事變中成立的組織如臨時軍事委員會之類仍未撤銷，「形式上有不奉政令割據獨立之嫌」，當務之急是「廓清外間之疑慮，表示絕不割據獨立，亦不破壞統一」，因此應該迅速表示接受中央命令，取消事變后成立的組織，停止反對中央的宣傳，這才是大局所在。至於「軍事善後等具體細目，非無商量餘地」。他還在最後誠摯地呼籲：「須知陝西，無論軍民，不能離整個國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無陝西以作國防之基礎。中央離陝西無以建國，陝西離中央無一遂其生存與發展。故必須立下決心，向和平統一之方向做去，迅復事變以前之常態，確立此後努力之始基。」（10）

據捎去這封手書的楊虎城的代表說，蔣介石在和他談話時非常激動，以致痛哭（11）。看來這位曾文正公的傳人是真相信「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卻不知道這種心態只能被我黨哺育出來的後人視為愚蠢。

就連張學良自己都多次「含淚請求」西安方面不要動武。1月13日，他請楊虎城的代表捎去親筆信和經過蔣介石修改的兩個選案，並竭力敦促西安接受第二方案，讓東北軍調出西北，否則「決難挽此劫運」——難逃覆滅下場。他更絕望地向袍澤呼籲：「盼諸兄計及國家利害，勿專為我個人謀也」，其實就是哀求西安方面手下留情，不要讓他夾在衝突雙方中坐蠟（12）。1月19日，他再次寫信給楊虎城，要他立即接受國府提出的第一方案，直截了當地告訴他，「關於弟個人出處問題，在陝甘解決前是不便談起，斷不可以為解決當前問題之焦點」（13）。

這說得再明白不過：若雙方動武，他就只能夾在中間化為齏粉。然而西安方面的真正目的乃是西北半獨立，又豈會存投鼠忌器之心？楊虎城與中共仍然堅持要蔣介石在防區問題上讓步，使得蔣介石的忍讓終於到了盡頭。20日，他再度給楊虎城去信，一針見血地指出，西安方面的目的是「不許中央過問西北之一切，亦無異使陝甘不為國家軍令政令所及之陝甘，而直欲使西北淪亡為東北淪亡之續」，「企圖割據與罔恤國本，乃有加於昔」，他明確告訴楊虎城，中央要以陝西為國防根據，絕不會放棄西北，限楊虎城25日12時前答覆，否則戰爭將不可避免（14）。

即使到了此時，蔣介石仍未放棄和平努力，他特地讓張沖向中共代表潘漢年解釋中央軍為何非得進駐隴海線沿線不可，那是因為中央必須接通西北諸戰略要地直至新疆，也必須通過該線接通四川。這樣一旦抗戰發生，沿海受困，中國才能通過西北接取國際援助。因此，不但中央軍必須控制隴海路，而且行營必須設在西安。他願將延長、延川、延安、鄜縣、慶陽、淳化一帶撥給紅軍駐防，中央當視同一體，給紅軍與中央軍同等給養，中共可在駐防當地參加政權，只希望中共顧念國家艱難，為整個民族著想，力勸楊虎城接受和平方案（15）。

然而我黨不可能理解蔣介石的心事，更不會相信他說話算話，於是便決定把和戰決策推給楊虎城與東北軍將領，自己「處在建議與贊助地位，免致不利時招怨」，同時決定無論和戰，紅軍都按原計劃出陝南，立足於打（16）。22日，中共代表彭德懷、任弼時等人趕到西安，與楊虎城和東北左派軍官分別會談，會議堅持接受國府第一方案的前提是中央軍退出甘肅，並商談了萬一戰爭爆發時三方的協同作戰軍事計劃（17）。

幸虧偉大船長斯大林同志再一次揮巨手，指航向。共產國際於1月20日來電嚴厲批評中共，指出中共執行的方針是想分裂國民黨而不是與之合作，把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達成的妥協看成是南京的屈服，把東北軍和17路軍視為反對南京的聯盟，這實際上是為親日派發動內戰提供借口，要求我黨立即把主要任務放到爭取停戰、爭取與南京政府共同抗日上來，與張楊軍隊的合作必須服從於這一主要任務。只有親日派發動進攻時才可自衛，但無論如何不能為這種進攻提供口實（18）。

大老闆發了話，中共只好趕快轉向，向楊虎城和東北軍將領說明自己主張和平。這激起了東北軍和17路軍的不滿，「紅軍出賣朋友」的空氣甚囂塵上。東北軍少壯軍官前去向周恩來抗議。受他們的影響，楊虎城也傾向於打。周恩來為此向中央建議，即使戰爭爆發也要與兩軍同進退，「我勝則蔣可讓步，我敗則友軍必不怪我，我可擴大，蔣仍可與我們談判。」（19）

此乃絕對昏招，戰端一開，「三位一體」必敗無疑，哪有什麼「我勝則蔣可讓步」一說？東北軍和17路軍的戰鬥力如何，連周恩來自己都心中有數。西安事變一發生，楊虎城手下的軍長馮欽哉就立即宣布擁護中央。此後17路軍士氣一直低迷。周恩來自己就多次向中共中央報告過：「十七路士氣不旺，戰鬥力弱」，東北軍「只能勝不能敗，只能進不能退」，「能守不能攻」（20），軍閥的軍隊習慣於呆在城市享福，豈能如紅軍那樣主動放棄城市，轉入鄉村打運動戰？更何況如後來的事變昭示的那樣，東北軍內部矛盾重重，起勁咋呼的不過是一小撮左派少壯軍官，而這些人根本就控制不了軍隊。一旦戰局不利，勢必紛紛倒戈，到那時當然是「我敗則友軍必不怪我」，然而那嚴重後果豈是「友軍不怪」可以彌補的？

然而毛也就被他說服了，於30日複電周恩來等人，聲明「我們與張楊是三位一體，進則同進，退則同退，我們不能獨異，失去張楊」，要周「向張楊兩部表示，我們始終同他們一道，在他們不同意撤兵以前，我們不單獨行動，協助他們爭取更有利條件」（21）。

幸虧那個在事變爆發時捉住蔣介石、後來做了大漢奸的孫銘九，此時又接替少帥重任，挺身出來挽救革命挽救黨。2月2日，他夥同苗劍秋（后被殺）、應德田（後來也做了漢奸）等人發動兵變，妄圖一舉清除東北軍內的「妥協派」，派兵槍殺了王希哲他哥王以哲，還在城中到處搜索東北軍高級將領，引起東北軍內訌。將領們或紛紛向中央政府輸誠，派兵反攻，或帶兵遠走高飛，離開那是非之地。幾十萬大軍旦夕之間便如雪獅子向火，融化得一乾二淨，被老蔣輕易東調改編。楊虎城失去了倚仗，只好黯然去國，去歐洲「考察」，內戰自然也就打不起來了。

這樣，西安事變的唯一贏家便是中共。我黨不但逃過了發動內戰必然招致的毀滅，而且直接從東北軍與17路軍土崩瓦解中獲利。令人難以置信的是，蔣介石非但沒有利用這難得的機會，在派中央軍接防陝西時順便把紅軍也一鍋熬了，反而讓中共填補東北軍和17路軍調走後留下的真空，使得我黨的根據地迅速擴大到23個縣（22），到抗戰爆發后更是讓我黨任意擴張。

因此，我黨倖存下來的功績，似乎也不能完全歸結於斯大林為我黨撥正船頭，漢奸孫銘九等人的功勞更是微不足道。最主要的恩公還是蔣中正。他可以囚禁張學良，迫使楊虎城出國，卻始終恪守在西安時作出的「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承諾。

這是為什麼？為的是為國家留一線國脈。上文已經說過，老蔣當時制定國策的全部出發點都是在為抗日作準備。當時英美法對日本侵略都取綏靖態度，只有蘇日矛盾較大。如果抗戰爆發，唯一能指望得到援助的只有蘇聯。打狗要看主人面，為了巴結上蘇聯，不能不對中共網開四面。因此，西安事變的唯一成果，就是堅定了他的容共決心。因此，他可以懲罰張楊，但絕不會報復中共，只會反給他們大量的好處，蓋張楊沒有老毛子作後台。

這教訓就是，誰愛國誰倒霉。偉大領袖得以倖存下來，不是有什麼了不得的鬼谷子兵法，而是因為他的對手是個真誠的愛國者。當然，蔣介石的過錯不是愛國，而是無知：他不知道「聯俄」與「剿共」完全可以并行不悖，蓋斯大林是克里姆林宮新沙皇，隨時可以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利益犧牲中共。如果魚和熊掌不可得而兼之，則他只會毫不猶豫地舍中共而取國府。

1、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347頁。
2、《西安事變簡史》，93-94頁；《毛澤東致任、彭電》，1936年12月25日，《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6期，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389頁。
3、《西安事變新探》，390頁。
4、《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毛澤東選集》第一卷，http://www.cntheory.com/news/jindwx/2008/123/0812315144H11GDB4H4H49C678H59C.html。
5、《西安事變新探》，399-400頁
6、《洛甫、澤東致周、博電》，1936年1月4日，《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6期。
7、《西安事變新探》，410-411頁。
8、同上，413頁。
9、《毛澤東軍事文集》，http://www.xiaoshuo.com/readbook/0011014170_13381.html
10、《蔣介石致楊虎城書》，1937年1月10日，《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110-111頁。
11、《西安事變新探》，418頁。
12、《張學良致楊虎城等函》，《張學良致王以哲、何柱國等函》，1937年1月13日，《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110-111頁。
13、《張學良文集》，1122頁。
14、《西安事變檔案史料選編》，133-136頁。
15、《西安事變新探》，424-425頁。
16、《洛甫、毛澤東致周恩來、博古電》，1937年1月21日，《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6期。
17、《西安事變新探》，423-424頁。
18、《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3期，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433頁。
19、《西安事變新探》，441頁。
20、同上，412頁。
21、《毛澤東軍事文集》，http://www.mzdthought.com/html/mxzz/mzdjswj/1/2005/0913/5595.html。
22、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27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