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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蘆笛 張學良為何發動西安事變? (四)

作者:light12  於 2009-7-15 07:08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時間: 2009-7-15 周三, 上午4:50
作者:蘆笛
四、誰被「逼到了懸崖邊上」?


以上史實,基本寫在楊教授的傑作《西安事變新探》中。讀者應能看出,張楊之所以敢發動「西安事變」,是因為他們誤以為那是在執行早就與中共和莫斯科商定的「西北大聯合」計劃,事發后蘇方必然信守諾言,源源不絕地提供軍援。如果沒有這個保證,則他們絕對不敢舉事。

殊不料事變發生后,蘇聯竟然強烈譴責,將它說成是日本人的陰謀,全國輿論更是激憤如沸。12月15日,蔣夢麟等北平六大學校長通電張學良,強烈譴責事變:

「陝中之變,舉國震驚。介公負國家之重,若遭危害,國家事業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護送介公出險,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贖於國人。若執迷不悟,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正為敵人所深快,足下當為國家民族之罪人矣。」

12月16日《清華大學校刊》發表了《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說:

「此次西安變亂,事出意外,薄海震驚。同人等服務學校,對於政治素無黨派之見,日夕所期望者,厥為國家之興盛、民族之康樂,以為苟有能使中國民族達於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國人皆應擁護。又以為現在對外交鬥爭經全國一致在政府整個計劃之下,同心協力,方所奏功。若分崩離析而侈言抗戰,徒為敵人所竊笑。正數月來統一甫成,而國際觀感已有改變,外侮防禦已著功效,方期國家命運漸可挽回,民族危機漸可避免。乃變亂突起,舉國復有陷於混亂之虞,長敵國外患之勢,寒前線將士之心,事之可痛,無逾於此。統一之局成之甚難,而毀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餘年,始能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壞,恐世界大勢斷不容我再有統一之機會。同人等認為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

胡適寫了《叛逆張學良》一文,呼籲全國反對張學良,傅斯年則乾脆斥罵張學良「做起事來頗像土匪」。就連「唯美主義者」聞一多,也在講堂上大罵出口。文化界可謂人人口誅筆伐。懾於這種空前激烈的輿論反彈,張學良原來著意籠絡的閻錫山、宋哲元、韓復渠等人都不敢表態支持,遑論舉兵響應,張楊可謂內外交困。

最致命的威脅還是蘇聯的公開譴責。楊虎城在下野出國前夕對周恩來坦承,這次事變之不成,完全在於蘇聯力主中國應在蔣的領導下實現和平統一,當然不會有援助西安之舉,這是事變事實上不能成功的關鍵(45)。這話說得明明白白:當初他們之所以發動事變,就是誤以為蘇聯會信守承諾,大舉援助,這就是事變成功的關鍵。一旦發現這寶押空了,當然只能同意和平解決。一言以蔽之,張楊之所以發動西安事變,是以為有蘇聯的支持,而後來同意和平解決,乃是因為蘇聯「出賣了西安」。

然而楊奎松教授似乎卻認為,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為了「逼蔣抗日」,他是被蔣介石逼反了的。

楊教授的理由似乎是,國府加緊對中共的圍剿、特別是中央軍入陝會同東北軍進剿造成了張學良的兩難處境:通敵賣放再不像過去那麼容易了,東北軍難免要和紅軍有摩擦情事,引起中共甚至他手下激進少壯軍人的不滿,反過來,蔣介石也對他消極怠工非常不滿。這艱難的鋼絲走到一定地步,當然就會激發出他破釜沉舟,作驚天一擲的決心來。此外,張學良早就懷疑蔣「對他開始了惡意的布置」,始終在「提防大老闆下他的毒手」,此後又為中共說合,公開表明了只願抗日不願剿共的立場,遭到蔣嚴斥。在此情況下蔣突然來西安督戰,完全出於張學良的意外,不能不引起他的恐慌,「把張學良一下子逼到了懸崖邊上」,「張學良……此時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使盡渾身解數,勸蔣和共,一是破釜沉舟,發動政變,但第一條路顯然走不通」(49)。

竊以為這論證難以成立。

首先,如上所述,張學良根本就不知道莫斯科否決了「西北大聯合」計劃。國共雙方秘密和談的消息,使得他以為中共從「反蔣」改為「聯蔣」,乃是因為蔣介石改變了政策。既然如此,當他後來發現蔣並未改變安內攘外政策時,繼續執行原計劃當然就是順理成章的,蔣介石逼不逼他都一樣。反過來,如果他早知道蘇聯的最新立場是反對把蔣介石當成敵人,那無論蔣介石再怎麼逼他剿共,他也斷然不敢貿然舉事,這一點可從他在事變后終於得知莫斯科態度后不得不同意和平解決中輕易看出。因此,不是蔣介石逼反了張學良,而是中共有意無意誤導了張學良,使得他一直以為「西北大聯合」的計劃還和過去一樣,始終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和鼓勵。

當然,蔣介石突然飛臨西安,確有可能引起本來就虛心的張學良的恐慌,但若張知道 「西北大聯合」計劃已被莫斯科註銷,反蔣已為莫斯科禁止,則這種恐懼心理絕不足以促使他鋌而走險。真正觸發事變的直接誘因,我看還是蔣刻意外泄了將蔣鼎文、衛立煌調來接替張,並將東北軍調離西北的人事調動腹案(50)。蔣這一「敲山震虎、打草驚蛇」之計,非但沒有達到敦促張抓緊剿共的原設計目的,反而引發了副反應:這人事更動一旦成真,勢必使張念念不忘的「西北大聯合」計劃化為泡影,因此張不能不先下手為強,搶在被調走前動手。在這種情況下,蔣到西安本身也構成了巨大的誘惑——若能抓住蔣作人質,「西北大聯合」計劃就更容易成功。

在我看來,這就是為何張不等打通蘇聯就提前行事的原因。對張來說,西安事變不過是提前執行原定計劃而已。它唯一的計劃外因素,不過是尚未打通蘇聯便發動。但抓到蔣這最有效的人質足可彌補這一不足:國府可能會因投鼠忌器而不敢或延遲發動進攻,那樣即可由兵力雄厚的東北軍從容打通蘇聯,實在不行還可以請莫斯科直接出兵,如蘇軍當年幫助盛世才蕩平競爭對手然。

其次,西安事變之所以發生,也不是如楊教授所說,是蔣介石堅持剿共逼出來的,其實楊教授披露的大量史料本身就證明這一結論顛倒了因果關係:不是蔣介石堅持剿共,而是中共堅持內戰逼得蔣介石不能不剿共,從而把通共的張學良逼進了進退維谷的困境中。

《西安事變新探》(下稱「該書」)披露,因為國難當頭,蔣介石早在1935年年底便主動開始與中共和談。1936年4月底至5月中旬,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前往南京與國民黨方面談判,要求國軍停止進攻山西紅軍。經反覆商談后,國民黨方面於5月15日第一次以書面形式提出了四項條件作為兩黨進一步談判的基礎(下稱「五月方案」):

「一、停戰自屬於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陝北紅軍經寧夏趨察綏外蒙之邊境,其他游擊隊,則交由國民革命軍改編。

二、國防政府應就現代國民政府改組,加入抗日分子,肅清漢奸。

三、對日實行宣戰時,全國武裝抗日隊伍自當統一編製。

四、希望黨的領袖來京共負政治上的責任,並促進聯俄。」(51)

這才是真正的「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如果中共真是日夜盼望「北上抗日」、「東進抗日」,那麼以上四條就完美地滿足了他們的要求:北上東進至察綏外蒙邊境,既推進到了與東北接壤的抗戰前線,又圓了中共「打通蘇聯」的夢,讓他們從此源源獲得蘇聯軍火援助。更難得的是,這些條件沒有涉及到取消蘇維埃政府和改編紅軍等問題,中共如果以國家民族為念,根本就沒有理由拒絕。

然而報告於6月上旬送到中央時,毛澤東卻嗤之以鼻。他拒絕的出發點不是國家民族利益,甚至也不是中共的利益,卻是蘇聯的利益:

「南京以鐵道部次長曾養甫出面答覆我們的信已收到,滿紙聯合抗日,實際拒絕我們的條件,希望紅軍出察綏外蒙邊境,導火日蘇戰爭。」(52)

倘若日蘇戰爭爆發,中國不是可以免了戰禍了么?就算不能倖免,起碼也有了一個強大盟國,可以與之南北夾擊日本,不至於孤軍血戰,苦撐苦熬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為什麼民族英雄毛澤東要對此光明前景疾之若蛇蠍呢?

中共的拒絕並未使國府喪失耐心,1936年7月4日,陳立夫又通過曾養甫等向周小舟提交了新方案(下稱「七月方案」,文中「K方」指國府,「C方」指共方):

「一、K方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去集合願意參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裝力量,不論黨派,在同一目的下,實現指揮與編製的統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張,應於此時放棄過去政治主張,並以其政治軍事全部力量置於統一指揮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認全國武裝隊伍應統一指揮與編製的原則時,即行停止圍剿,並商定其武裝隊伍之駐紮區域,與其他國軍同等待遇。

四、K方在C方決意放棄蘇維埃政權的條件下,即以K方為主體,基於民主的原則,改善現政治結構,集中全國人才,充實政府力量,以負擔民族革命之任務。」(53)

這個方案要求的只是中共放棄推翻國府、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政治主張,將紅軍改編為統一指揮的國防力量,這完全是基於當時深重國難的最起碼要求。中共若接受該方案,則國府不但承諾給予與其它國軍同等待遇,而且答應實行民主政改,吸納全國人才包括中共人員充實政府以領導全民抗戰。最重要的是,它照顧了我黨生怕引發日蘇戰爭的心病,放棄了讓我黨轉移到察綏外蒙邊境的要求。

任何一個面對地方武裝反抗的中央政府都只可能做到這個地步。如此合情合理的要求,中共根本就沒有理由拒絕。實際上,西安事變發生后,周恩來於12月23日特地向蔣介石表態,同意放棄宣揚共產主義,原則上同意廢除蘇維埃政府,在中央政府領導下一致抗日,甚至表示不要求參與政府改組,願在將來參加國民大會,追隨民主的中央政府。這其實就是答應了國府的七月方案。正因為周作了這些保證,蔣才在12月25日作出了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口頭承諾(54)。七七事變后,中共更公開聲明願為三民主義奮鬥,放棄「蘇維埃共和國」稱號,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併發誓接受中央政府的統一軍事指揮,在表面上採取這些措施,其實就是履行了與蔣介石在西安達成的秘密諒解。

因此,我黨通過西安事變取得的實際成果,國府早就在七月方案中主動提供了。為什麼中共當初就是不能接受?如果中共當時接受了該方案,張學良豈不是就此從進退兩難、兩面得罪的困境中解脫出來,又怎麼還會被蔣「一下子逼到了懸崖邊上」?他還有什麼必要發動「兵諫」?如此昭如日月的事實,楊教授何以述而不見?

更何況七月方案送至陝北中共中央時,已是共產國際8月15日的聯蔣指示下達之後,中共已奉命改「抗日反蔣」為「聯蔣抗日」,按理說就更不該拒絕了,然而中共就是以「默殺」的方式否決了它。

對此不可理喻的行為,楊教授竟認為「要中共在這種條件下與南京政府取得妥協,仍舊是難以想象的」!敝人遲鈍,實在看不出有什麼「難以想象」之處。既然西安事變后中共可以接受類似方案,事變前何以又不能?箇中原因,其實不過是西安事變使得斯大林龍顏震怒,終於讓中共知道若再頑固堅持內戰,就要被大老闆無情拋棄而已。

不僅如此,楊教授還說:「中共這時顯然不能理解:南京方面既然願意談判解決問題,為何不能停止軍事進攻?如果繼續用軍事方式來對付共產黨,那麼,又有誰能相信國民黨確有和平誠意?」(55)

他自己披露的史料本身就又一次說明這個問題根本就問反了,應該是:「中共既然願意談判解決問題,為何不能停止武力擴張?如果繼續四齣攻城略地,騷擾地方,那麼,又有誰能相信中共確有和平誠意?」

上引國府七月方案第三條就說得明明白白:「K方在C方承認全國武裝隊伍應統一指揮與編製的原則時,即行停止圍剿。」國府要求的僅僅是中共承認全國武裝力量應統一指揮與編製的原則,中共一旦做到這點,則國府就停止圍剿。但中共卻頑固拒絕認同這抗日救國的最起碼前提,堅持以武力擴張根據地,這還能責怪國府「繼續用軍事方式來對付共產黨」么?

其實,該書披露的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就說明了一切,限於篇幅,這裡只能摘要轉述:

一、「陝北甘北蘇區人口稀少糧食十分困難,……無紅軍活動之餘地」。「目前陝北蘇區即已大為縮小,紅軍之財政糧食已達十分困難程度」。

二、「為著保存現有根據地,紅軍主力必須佔領甘肅西部寧夏綏遠一帶,依紅軍現實條件,如不取得這一地帶,則不可避免的要向東南方面發展,……即不是抗日方向而是內戰方向。」

三、希望通過與蔣談判獲得青海、甘西、寧夏至綏遠一帶地區。但「即使蔣承認紅軍佔領這個地帶(這個可能是很大的),也不見得能使這一地帶的土著統治者自動的讓出防地(這個可能是很少的)」。

四、「這一地帶……滿布著為紅軍目前技術條件所不能克服的許多堅固的城池堡壘及圍寨」,因此需要「蘇聯方面能答應並且做到及時的確實的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

五、軍事部署大致可定為,進攻上述地帶,多數城寨或堅城待接取飛機大炮后再奪取之。

六、如以上計劃因各種原因不能實現,「則我們只好決定作黃河以東計劃,把三個方面軍之發展方向放在甘南、陝南、川北、豫西與鄂西,待明年冬天再執行黃河以西的計劃。」(56)

這是對大老闆說:中共為了生存和發展,不能不武力擴張,攻佔青海、甘西、寧夏至綏遠一帶,無論蔣介石是否同意給予這些地區,紅軍都必須動武,因此需要蘇聯提供飛機大炮。若各種原因使得該計劃不能實現,則中共將被迫違反共產國際「停止紅軍同蔣介石軍隊之間的軍事行動並同蔣介石軍隊協同抗日」的命令,將內戰引向與抗日相反的東南方向。換言之,無論是何種情形,中共都非得打內戰不可,區別只在於內戰是打向西北還是殺向東南。這就是莫斯科可有的選擇:給我飛機大炮,則我向西北打。若是不給,那我就只好向東南打了。

這困境其實是中共自己造出來的。陝甘北部當然「非多兵久駐之地」,生存困難,但國府不是在五月方案中提議陝北紅軍經寧夏趨察綏外蒙之邊境么?接受了那方案,和蘇聯連成一片,還會有什麼生存困難?又何必發動戰爭,千辛萬苦地經寧夏向綏遠挺進,打通蘇聯,接取飛機大炮?我黨給上級領導開出來的那兩個選擇中,為何獨獨不包括東北方向?就算非擴張不可,那也完全可以向東北方向挺進,去實現和日本人血戰到底的夙願,把侵略者無理強佔的土地奪回來。如此則既能解決自己的生存危機,又能為國立功,何樂而不為?為何我黨害怕那個方向會怕到超過斯大林的地步,以致連大老闆不許向東南方向打內戰的命令都敢違反?為什麼連斯大林都沒本事逼他們抗日?日本人真的就那麼可怕么?

不幸的是,看來日本人就是可怕,起碼斯大林非常害怕。他盼望中國抗日,恰是因為他害怕日本進攻蘇聯,因此千方百計要把這禍水引入中國,讓日本陷在中國泥沼之中。因此,蘇聯可以在幕後煽動中國抗日,自己卻萬萬不能卷進去。正是因為熟知並充分體諒大老闆這心病,中央給國際的報告才會刻意排除向東北方向擴張的計劃,否則勢必將大老闆逼入馬列主義意識形態與社會帝國主義強權外交的尖銳衝突之中:如果中國紅軍到察綏外蒙邊境上去抗日,出於「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蘇聯不能不支持自己的「階級弟兄」,但那就可能引發日蘇武裝衝突,違反蘇聯的國家利益。因此,中共寧肯用「向東南方向打內戰」作為換取「向西北方向打內戰以獲取飛機大炮」的籌碼,也絕不會批斯大林真正的逆鱗,提出轉移到察綏外蒙邊境上去。

不能不承認中共中央確實吃透了領導意圖,莫斯科回電錶示「同意你們佔領寧夏地區和甘肅西部的計劃,同時,堅決的指出,不能允許紅軍再向新疆方面前進,以免紅軍脫離中國主要區域」(57),甚至連「不許向東南方向打內戰」的禁令都沒下。

我黨於是主動發動了寧夏戰役。而毛澤東此前曾致電國府,莊嚴承諾「我方首先執行停止對國民黨軍隊攻擊,僅取防禦方針,等候和議談判,集力抗日」(58)。這到底是誰言而無信,缺乏誠意?

其實根據秋實先生的考證,蔣介石剿共,有深心在焉,目的是挑起日蘇戰爭,讓中國逃過戰禍。這就是國府在上述「五月方案」中提出讓紅軍開赴察綏外蒙之邊境的真義,不幸卻被偉大領袖的慧眼看穿,予以斷然拒絕。秋實先生接著介紹:

「中共既不肯出兵察綏抗日,又不肯在蘇維埃改制和紅軍改編問題上妥協,蔣介石就計劃用東、南、西三面合圍陝北的辦法,將紅軍趕到外蒙邊境去。10月下旬蔣介石對馮玉祥說,關於同中共關係問題,他已考慮很久。問題主要有三點:(1)『人的問題,這好解決,從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飯,一屋子開會,現在變成對打的冤家』,『如妥協成功,仍在一起對外,並無不可』。(2)黨的問題,『這好辦,待我們實行憲政,各黨派都可參政,共黨當然不能例外』。(3)軍隊問題,『這是最不易解決的問題,誰敢去領導他們的軍隊呢?何況現在他們不答應改編,我想還是送他們到外蒙古去吧!』他希望馮玉祥和其他人能夠想到辦法,使紅軍『能夠服從統一與服從領導』,否則只有將紅軍趕到外蒙去。

至11月上旬,蔣介石雙管齊下,一面命陳立夫與潘漢年舉行談判,謀求政治解決途徑,一面催逼西北剿共部隊節節推進,加強軍事攻勢,給紅軍造成了極大困難。然而,紅軍即使在危急情況下,也沒有向北逃向外蒙邊境的計劃。正相反,他們準備的第二次長征方案,卻是分頭轉移到河南等內地,謀求建立新的根據地。」(59)

所以,如果尊重歷史,說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逼蔣抗日」,似乎遠不如說蔣介石採取的「你不抗日我就剿」的政策是「逼共抗日」更接近歷史的真實。

當然,被「一下子逼到了懸崖邊上」的也大有人在,不過不是張學良。

如該書生動介紹的那樣,寧夏戰役失敗后,紅軍被分割於黃河兩岸,無法突出重圍,八九萬人困在貧瘠的陝甘北挨餓受凍。政治局為此在11月13日召開會議,決定放棄陝北再度突圍長征,於當日電告共產國際,「在河東之主力軍不得不改變行動方向,現擬第一步從慶陽、鎮原、合水南下,佔領平涼、涇川、長武、分州、正寧、寧縣等戰略機動地區,之後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視情況再定」(60)。

但僅僅7天後形勢就更加惡化了。河東紅軍全部被國軍「壓在定邊、鹽池以北,豫旺堡以東,曲子鎮以南的狹小地段,幾乎無法周旋」(蘆註:此處南北方位似乎倒置了,應予互換)。以致中央不得不改變行動方針,準備分散突圍。洛甫為此電告國際:「紅軍主力在現地區不利作戰時將被迫恐怕得準備分路遠出,去支持相當長時期的游擊戰爭」(61)。

雖然此後紅軍在山城堡消滅了胡宗南一個旅的大半,但這並未遏阻胡宗南的攻勢(62),這杯水車薪更不能解除紅軍在整個戰略態勢上的被動與危急。從這個角度來看,楊奎松教授所謂「張學良被一下子逼到了懸崖邊上」之說也不無道理,只是該修改為「中共被一下子逼到了懸崖邊上」,使得張學良不能不焦慮萬分,挺身出來解救他心目中的英雄群體。

但即使改為這更加客觀準確的表述,也必須指出這懸崖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如果我黨接受國府的五月方案,毅然開赴察綏邊境抗戰,在蘇聯援助下與日寇血戰到底,豈不是早就將蘇聯拉入偉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為真正的救國事業立下了不朽殊勛,將為全民族世世代代感戴么?張學良不也就能借這東風打回老家,重做東北王么?即使我黨接受國府的七月方案,那也就用不著他搞「兵諫」了。不管我黨接受了哪個方案,他都沒有必要以發動西安事變「曲線救國」,以致被軟禁了終生。

綜上所述,西安事變最初是張楊為謀求西北獨立而發動的軍事政變。它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共未能通知張楊莫斯科的最新立場是「聯蔣抗日」,致使他們誤以為發動后莫斯科會按原計劃行事,提供軍事援助,並與之訂立共同防衛條約。只是在事變發生后,張楊才通過媒體得知莫斯科的態度,被斯大林釜底抽薪,失去了與國府對抗的資本,被迫將「革命」改為「兵諫」,亦即由原來的「反蔣獨立」改為「逼蔣聯共」 ,並最終被迫同意放蔣。也同樣是因為莫斯科的壓力,中共才被迫接受了國府早在1937年7月間便提出的和平方案,換取了蔣介石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的口頭承諾。因此,蘇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預,是事變發生乃至最終得以和平解決的根本原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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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毛澤東年譜》(上)595頁。
秋實:《乾坤一擲為哪般 ——西安事變前張、共、蔣關係探密》,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z_special/2003/02/200302011216.shtml
60、《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電》,1936年11月13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259頁。
61、《洛甫致國際書記處電》,1935年11月20日,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264頁。
62、《彭德懷自述》,網路版,http://www.jysls.com/thread-154958-1-1.html。據參與指揮的紅軍總政委張國燾的證詞,該戰役「截掉他們(蘆按,指胡宗南部)一段尾子,頗有斬獲,俘獲人槍各千餘」(《我的回憶》,第三冊,3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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