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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蘆笛張學良為何發動西安事變？（三）

作者：light12 於 2009-7-14 06:31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時間: 2009-7-14 周二, 上午1:42

作者：蘆笛
三、半流產的「西北大聯合」

1936年6月間，陳濟棠、李宗仁等兩廣軍閥舉兵反抗國府，兩廣事變爆發。中共興奮異常，立即派人與兩廣軍閥和宋哲元聯繫，並決定「加速西北的發動來響應和配合這一發動」，創立「最廣泛的抗日討逆統一戰線」，使這次發動持久擴大，充實而轉變為全中國人民的武裝抗日的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28）。偉大統帥毛主席確有戰略眼光：蔣介石此時正調集重兵，全力對付兩廣，如果西北和華北軍閥同時大規模發難，則南京政府很難挺過去。要搞垮國府，此其時矣。

然而少帥卻無視中共的催促。他深知西北貧瘠，無法跟富庶的廣東相比。東北軍全靠南京政府提供餉械。若舉事後蘇援不滾滾而來，則不僅無法抵擋中央軍的飛機大炮，就連幾十萬大軍也遲早要斷炊。因此，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在事前落實蘇聯的態度。中共中央也很體貼他這隱衷，不但特地派出鄧發經甘肅新疆前往蘇聯彙報，安排援助事宜，而且還專門在1936年6月向國際報告中特別提出，東北軍一旦脫離南京政府，餉械就將完全斷絕，加上紅軍，每月至少應得到國際300萬元的資助，以及飛機、重炮、各類步槍、機槍、架橋設備和各種彈藥（29）。

正因為少帥深知蘇援是成功前提，因此他在1936年8月間制定的行動計劃，第一條就是：「紅軍應立即開始實施打通蘇聯，以便推動西北國防政府的成立。」（30）毛澤東立即回電給密使劉鼎，明確表示中共原則上同意。政治局還在8月10日專門開會討論了此事，決定「打通蘇聯的意義是偉大的，應放在第一位「，它是黨和紅軍目前階段的基本任務，黨的所有工作均應圍繞它進行，對此不應有任何動搖。此後毛澤東等人還特地致函張學良，明確表示完全同意他的意見，先打通蘇聯，再在九月份發動（31）。

獲得蘇援，按說應該沒什麼問題，因為「西北大聯合」的計劃莫斯科是同意的。九一八事變前，南京政府支持張學良收回中東鐵路，得罪了斯大林。蘇聯不但因此發動對東北的武力進犯，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中東鐵路事件，而且與中國斷交，不遺餘力顛覆南京政府。1936年4月，共產國際為中共代表團制定工作計劃時，曾明確規定近期以爭取東北軍、晉軍與紅軍停戰為主，以後則要爭取「組織抗日聯軍，以西北為中心」建立「反蔣統一戰線」（32）。這就是毛澤東策劃「西北大聯合」的靈感來源。直到1936年7月，共產國際還給中共中央下令：「應設法取得與東北軍共同進行抗日的發動，但對張學良必須格外小心，因為在環境改變的情況下，張學良很可能會背叛我們。」（33）。

但隨著發動兩廣事變的陳濟棠迅速土崩瓦解，斯大林意識到了蔣介石的實力。更重要的是，東北地區從來是沙俄和日本爭奪的重點。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人獨霸了全東北，激化了蘇日矛盾，蘇聯開始尋求改善中蘇關係。1935年10月間，蔣介石向蘇聯大使提議兩國簽訂軍事互助條約。兩個月後，蘇聯政府明確表示，願意與南京政府討論軍事互助問題（34）。

因為有可能與南京政府修好，斯大林便毫不猶豫地放棄了扶植反蔣勢力推翻中國政府的計劃。正當「西北大聯合」的發動進入倒計時之際，共產國際卻突然於1936年8月15日向中共下令：

「把蔣介石與日寇等量齊觀是不對的，這個方針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在現階段，一切都應該服從抗日。此外，不能同時有效地進行既反對日本又反對蔣介石的鬥爭，也不能認為整個國民黨和整個蔣介石的軍隊都是日寇的同盟者。為了切實有效地進行武裝抗日，還需要有蔣介石的軍隊參加，或者其絕大部分軍隊參加。鑒於以上情況，必須採取停止紅軍同蔣介石軍隊之間的軍事行動並同蔣介石軍隊協同抗日的方針。……為此，我們認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必須正式向國民黨和蔣介石提出建議，立即就停止軍事行動和簽訂共同抗日具體協議進行談判。共產黨和紅軍司令部應該宣布他們準備馬上派出代表團，或者在蘇區接待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代表團。」（35）

中共當然只能緊跟著上級作180度大轉彎，次日中央當即作出決定，將「抗日反蔣」的口號改為「聯蔣抗日」（36），此後王明同志在莫斯科召開的代表團會議上的報告中說，根據國際現在的指示，只能爭取成立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沒有南京參加，則不行的」，「若只組織一部分國防政府，則變為內戰政府」（37），正確指出「西北國防政府」的成立只能導致內戰。中共中央隨即正式發布指示，宣稱「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38）。

然而滑稽的是，莫斯科這一重要命令，中共竟然不傳達給張楊。毛澤東雖讓潘漢年告訴張學良，與南京政府在短期內成立統一戰線，是我們進行整個統一戰線的重心，但他卻把中共之所以作出這一重大政策轉向，說成是因為南京在對日政策上有了切實改變，因此政策重心應當是聯蔣抗日。就連這委婉的說法，潘漢年都沒敢去向張傳達，蓋他剛剛才把張鼓動起來反蔣，突然又要他去反過來遊說他聯蔣，實在是難以開口。幸虧張學良自己聽到了國共秘密和談的消息，不待潘漢年從蘇區歸來遊說他，便主動向中共表示贊成這一新方針（39）。正因為他主動轉了彎子，中共便不必再向他解釋政策轉變的真正原因，他便始終給蒙在鼓裡，誤以為莫斯科仍未放棄「西北大聯合」計劃。中共突然改變態度，並不是因為莫斯科不再支持西北獨立，而是因為蔣介石放棄了剿共政策。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以堅持「打通蘇聯」的內戰助長了張學良的錯覺。「打通蘇聯」本是「西北大聯合」計劃的成功關鍵和重要操作內容之一，中共和張學良曾為此多次會商過。如上所述，張8月初制定的聯合行動計劃第一條，就是讓紅軍「立即實施打通蘇聯，以便推動西北國防政府的成立」。但在莫斯科來電命令聯蔣之後，中共還在9月中旬至10月底發動了寧夏戰役，試圖取回蘇聯在外蒙邊境為中共準備的一千噸軍火。該戰役失敗后，蘇聯又改到新疆送貨，專等西路軍去取。這些事張學良全知道，當然會誤以為「西北大聯合」計劃還在進行中。

更嚴重的是，「蘇聯援助」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張註銷了的支票，偉大領袖卻還在用它「買空賣空」。

10月間，張學良與閻錫山密謀「逼蔣抗日」。據張向中共的通報，閻擬請蔣「聯紅抗日」。如蔣不幹，閻決不顧一切犧牲，聯晉軍、東北軍、紅軍全力抗戰，並將綏遠省的五個縣給紅軍。但他最關心三個問題：蘇聯能否批准中國紅軍到綏遠並聯絡外蒙；蘇聯能否接濟紅軍、東北軍與晉軍；聯合作戰紅軍能否聽指揮。張學良當場向閻拍了胸脯，聲言「俄已計劃在開戰時，空軍能一次運送一萬兵到敵人陣地后。」事後他轉告葉劍英時，葉竟然對閻的問題作了肯定答覆。不僅如此，當葉劍英將此事彙報給中央后，毛竟然回電讓葉通過張轉告閻錫山，「某方援助我們可擔任介紹」（22）。從表面來看，這話似乎沒有說死，然而卻再次強化了張原有的誤會。任何人處在張的位置，都只會以為中共當儘力幫助閻錫山得到蘇援，就算老閻得不到，自己是毫無問題的。

在反覆得到「國際援助不成問題」的保證后，張仍未能完全放心。以他輕率衝動的性格，這次做事倒堪稱把細。11月5日，他請葉劍英捎去親筆信，詢問中共下一步行動計劃，特別關注中共獲取蘇聯援助的情況，以及蘇聯對援助西北抗日軍隊的態度。這分明是再次向中共落實，與蔣翻臉后蘇聯能否提供他所需的援助。毛周絕不至於看不出這意思來，然而卻回信表示對張的想法極為理解，但西路軍難以接應蘇聯從新疆提供的援助，請張派于學忠部協助西路軍前往新疆「辦貨」，越快越好，云云。張學良隨即電令在於學忠為紅軍提供協助，並回電中共，說「惟貨尚不能滿意」（40）。

至此，張最關心的問題總算得到了落實：中共已經證明自己並非空手套白狼，確實說話算話，具有良好信譽，不僅按他在8月初制定的聯合行動計劃發動了旨在打通蘇聯的寧夏戰役，而且證明了自己確實能夠弄到蘇援。張給代理商的答覆非常耐人尋味：「惟貨尚不能滿意」——只是貨還不能讓人滿意，這兒的「惟」表示了美中不足，「尚」表示了對將來改善供應的期盼，而「滿意」當然是以東北軍而不是紅軍的標準作出的判斷。它的準確解讀是：這次沒有送來我需要的飛機、重炮、坦克等等，堪稱美中不足。當然這也可以理解，因為「西北大聯合」尚未正式發動，希望發動后蘇聯能履行前言。

這就是張敢於發動西安事變的前提，這信心是我黨給他的。他不過是按雙方制定的聯合行動計劃行事，發動了得到莫斯科批准的「西北大聯合」工程，事發后，蘇制飛機大炮坦克定當滾滾而來。直到事變發生后，蘇聯官方媒體強烈譴責張學良，他才開始得知蘇聯的真實態度。

然而即使到了此時，中共還要誤導他，不但不向他傳達共產國際早在8月15日就下達了的命令，而且在他聽到蘇聯的官方反應后，致電中共中央詢問共產國際的態度時，還要繼續欺騙他，說什麼「遠方政府目前為應付外交，或尚不能公開贊助我們」。更糟糕的是，毛澤東在向張傳達共產國際12月20日來電時，竟然刪去了關鍵的第一條：「張學良的行動，不管出自何種動機，客觀上只能有損於中國人民抗日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助長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只向他傳達了其餘部分（41）。

這結果就是延續了張楊的錯覺。張學良和周恩來12月22日接連致電中共中央，明確主張迅速公開成立西北軍政委員會，周恩來還強調指出：「西北聯合局面張楊及其部下左派均望早日宣布」，此舉必能「堅定內部」，他還建議推張學良為西北抗日聯軍總司令（42）。這與原來的「西北大聯合」計劃相比，只是將「西北國防政府」改為「西北軍政委員會」。然而這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名稱改變，連毛澤東都承認，成立西北軍政委員會等於成立事實上的政府。只是因為中共怕失去「第三者」的地位，才拖延著沒有公開宣布（43）。

張楊的錯覺是在事變發動后才逐漸消散的，但問題是他們已經騎在虎背上了，只能儘可能利用手中的人質，謀求全身而退。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張楊仍未放棄西北獨立的幻想，將同意成立「三位一體」（蘆註：張、楊、共一體）的軍政委員會與抗日聯軍，當作釋放蔣介石的條件（44）。甚至直到張學良隨蔣介石回南京失去自由后，退而謀求「西北半獨立」仍然是楊虎城的奮鬥目標，只是因為中共方面已經決定放棄成立西北半獨立局面的想法，不願與南京作戰，他考慮再三后才決定做中共政策的犧牲品，擁蔣抗日（45）。

這些事實雄辯地表明，張楊確實把發動西安事變當成執行「西北大聯合」計劃，目的是謀求西北獨立。哪怕在發現蘇聯不支持后，謀求西北半獨立仍然是他們的首要目標。直到中共臨陣抽腿，不願與南京作戰，他們才改以「逼蔣容共」為訴求。從頭到尾，西安事變和「抗日」根本就沒有什麼關係。

這就是歷史的滑稽：西安事變其實是「半流產的『西北大聯合』」。所謂「半流產」，乃是神經中樞莫斯科業已取消了原來的指令，而執行終端張學良還在忠實執行那指令。之所以出現這種怪事，乃是中共那傳導神經未能忠實地傳達那指令，乾沒了最關鍵的信息。

這歷史的誤會當然主要是我黨造成的，但莫斯科也難辭其咎。斯大林猜疑成性，一直在記著中東鐵路事件的仇，懷疑張學良是日本間諜，因此不顧張學良的多次嘗試，拒絕與他來往，而是堅持讓中共作獨家代理，而且還要中共提防張學良（33），甚至為中共批准他入黨而嚴厲警告中共：「不能把張學良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特別是在西南失敗之後，張學良很有可能再次動搖，甚至直接出賣我們」，嚇得中共放棄了吸收張入黨的打算（46）。如果斯大林像對待宋慶齡那樣對待張學良，與之建立直接聯繫，則信息也就不會因中介轉達失真，西安事變也就不會發生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毛澤東吞沒了最關鍵的信息也未便深責。作為政治勢力，我黨當時唯一的份量就是蘇聯獨家代理的身份。毛澤東所謂「買空賣空」確為實事求是之論。天下哪有告訴客戶原有訂單無法兌現的推銷員？要和唯利是圖的軍閥們結成統一戰線，唯一能打動他們的當然只有俄餉俄械，因此明知是吊銷了的支票也得用。更何況大老闆自己就在朝令夕改，發送容易使人誤會的信息——明知「打通蘇聯」乃是「西北大聯合」計劃最關鍵的一步，卻在取消「西北大聯合」之後仍向中共提供軍火，這就不能不在顧客心目中強化既有的錯覺。

在整個這檔子「狗爬樓梯上貓當」的爛事中，最令人佩服的是周恩來的辯才與個人魅力。據張學良後來回憶，當初周恩來說捉蔣，講得頭頭是道，後來說放蔣，也是頭頭是道。他終生生活在周的個人魔力之下，至死是個鐵桿周迷。

被好總理迷倒的又豈止他一人？楊虎城直到事變后黯然出國前夕，仍然以為西安事變不成，是因為日蘇競相拉攏南京，而蘇聯為自身利益出賣了西安，壓根兒不知道不知道莫斯科早就取消了「西北大聯合」計劃，不是蘇聯出賣他們，而是中共欺騙了他們。所以他還特地對好總理說，共產黨確實夠朋友，他以後一定「保持與共黨紅軍作朋友」（45）！

最精彩的還是張學良失去自由后，好總理憑三寸不爛之舌，從容應付東北軍少壯軍官抗議的精彩表演。此事楊奎松教授在《西安事變新探》中有記述，但極為簡略（47），據張國燾說則是：

「東北軍的少壯派鼓噪起來了。五十幾個少壯軍官，以死來威逼周恩來。他們持著武器，在一個會場中向周質問他們的少帥那裡去了？他們說西安事變是中共挑動起來的，事後中共又提出和平解決的辦法，出賣盟友，與蔣系人員，秘密妥協，犧牲東北軍，以圖自身的私利。從前共方老是說蘇聯援助，結果竟是騙人的，現在張少帥去南京，當然凶多吉少，東北軍人也將死無噍類。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禍首的周恩來負責。

周恩來面臨著這種險境，施展出全身解數，幸而應付過去了。他態度鎮靜，措詞誠懇，向會眾說明：張少帥隨蔣赴京，實出意外，他不贊成，但來不及阻止。他又說到如果我們內鬨，張少帥的生命就會沒有了，東北軍也會完蛋的；如果我們團結鎮靜，蔣對我們的力量將有所畏懼，不敢為難你們的少帥；三角聯盟也能繼續存在，發揮作用。周並向那些憤怒的軍人們誓言，中共決不出賣三角聯盟，始終與盟友站在一條戰線上，決不讓少帥和東北軍一方受害。那些暴躁軍人終於在無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顧全大局。」（48）

很明顯，張國燾只可能是從周恩來或其他人那兒聽來的，但這記述仍有相當可信度。「中共決不出賣三角聯盟，始終與盟友站在一條戰線上」云云，確實是周反覆向東北軍將領和楊虎城等人作的保證，也確實起到了作用，以致楊虎城明知自己成了中共政策的犧牲品，仍然表示「願做共黨朋友到底」（45）！

和好總理比起來，《戰國策》上的張儀、蘇秦，乃至《三國演義》上「舌戰群儒」的諸葛亮又何足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