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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蘆笛 張學良為何發動西安事變？ （二）

作者：light12  於 2009-7-13 09:11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時間: 2009-7-13 周一, 上午2:19
作者：蘆笛

二、少帥的心事


民族英雄張學良一槍不放，拱手讓出東四省，逃入內地后，作為實力人物，一直是胡漢民的拉攏對象。據楊天石教授在哈佛燕京學社查到的胡漢民檔案，1934年初，胡漢民通過其妻兄密告陳濟棠：「小張已下決心為將來北方之主動，目前則仍與汪、蔣敷衍，免其猜忌。其計劃須與兩廣互為呼應，故囑劉即歸，謁商當局，如我人之主張仍前不變，則東北當密派軍事代表來粵密商。……事有端倪，仍囑劉返滬密商也。」胡漢民聯絡張學良的計劃得到李宗仁的積極贊同，「言非合南北之力以挾門神不可（蘆註：指蔣介石）」（11）。

由此可見，少帥早就有了倒蔣之心，曾答應胡漢民「為將來北方之主動」。待到他到了西北后，這心思就更堅定了，原因很簡單：他一直在處心積慮地保持實力，但東北軍進駐西北負責圍剿紅軍后，被紅軍殲滅了兩個師，蔣介石隨即取消了這兩個師的番號，並拒絕了張提出的撫恤陣亡師長的請求。張因此懷恨在心，認定蔣籍紅軍之手消滅他的私人武裝，準備與蔣介石武力攤牌，在西北獨霸一方，為此與我黨秘密建立了聯繫。1936年4月27日，中共密使劉鼎向中央彙報了少帥的心事：

「你看他的計劃，大則要把他家這庄大房屋的一角（靠他住的這一邊）完全拿過來，東頭的一條大道他也企圖著；小則把他的幾個傭人都要練為強幹的打手。最近他預備出去大活動，目下還要裝得老實些，趕這功夫要向他鄰近各房本家以及住在大門口的愛好老藍布袍子的幾個小夥子和嚴老老等相好去。他已經開始用了『愛X』、『抗X』話向內向外活動，將使大老闆無法公開反對，同時預備著硬幹，預備著和大老闆打一架也可也。」（12）

這意思是說，張學良想把他駐防的西北地區完全拿下來，並謀求向東發展。眼下他假裝老實，抓緊時間將袍澤訓練為強悍打手，並聯絡各地反蔣勢力。為此他已經打出了「愛國」「抗日」的招牌，這是為了使蔣介石無法公開反對他。與此同時他還準備武力反抗中央，實現西北割據。

這計劃中哪有一絲抗日的影子？少帥自己說得明明白白：他圖的是在丟了東北王的王位后，變成過去那樣獨霸一方的西北王，之所以要喊「愛國」、「抗日」的口號，乃是為了「使大老闆無法公開反對」，莫非這就是愛國主義？

那麼，如此不可告人的心事，張學良為何會告訴中共密使？張國燾說穿了這秘密：

「張學良的計劃是以西北為根據，與蔣介石對抗，他認為『聯蔣抗日』不可能，只有形成西北單獨抗日的局面，『反蔣抗日』才有前途。他最重視我們能拉攏他與蘇聯的關係，以期獲得蘇聯的實際援助。他不重視紅軍的力量，認為在『反蔣抗日』中起不了大作用。」（13）

所以，中共的力量雖然非常弱小，但它是蘇聯在中國的獨家代理。過去正反兩方面的歷史經驗早就證明，「毛子是個綱，綱舉目張，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張學良豈有看不見之理？東北軍的餉械全來自於南京政府，要從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治下獨立出去，在西北割據，沒有蘇聯的鼎力協助根本就不可能。

偉大領袖在得知張學良的心事後，立即給予全力支持。在1936年5月8日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為西北國防政府而鬥爭」的行動方針，其基本步驟是，以抗日為號召，聯合東北軍，奪取寧夏、甘北，接通新疆、外蒙，與蘇聯結成聯盟。他強調說：為西北國防政府鬥爭是可能的，因為西北是最薄弱的一環，並且有特殊條件，即中央和紅軍都在此，同時還有東北軍，又接近蘇聯，而後面這點尤其重要。我們不要「光榮的孤立」，我們可以和寧夏、新疆、外蒙聯繫起來，與蘇聯結成聯盟，從而立於不敗之地。毛指出：「三月間訂立的蘇蒙條約，就是告訴中國革命者，你們可以如此做，我們可以同你聯盟。」「這是重要的事！」以西北為根據地，也可以提出最能動員群眾的口號，這是因為西北接近華北，處於民族危機的前沿，提出「保衛西北」的口號，並把它和「保衛中國」聯繫起來，足以號召群眾和「反對賊子日本、蔣介石。」（14）

毛在此揣摩斯大林聖意，告訴戰友們：1935年3月間蘇聯和外蒙簽訂共同防衛條約，那其實就是告訴中共，你們也可以效法外蒙搞獨立，一旦把中國西北割裂出去了，我們就會向對待外蒙那樣，和你們締結攻守同盟。那時南京政府要來平叛，必然被蘇聯政府視為對蘇聯的進攻。有了蘇聯人強大的武力保護，中共當然就能「立於不敗之地」。這麼做在策略上也很有利，因為西北接近華北，處於民族危機前沿，以「保衛西北」、「保衛中國」為口號，能起到「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作用。這就是偉大領袖策劃的「西北大聯合」。

周恩來旋即攜帶著這「以蘭州作大本營，建立局面，打通友邦」的「西北大計劃」前往延安，與張學良秘密會談，獲得後者完全同意。雙方商定於1936年9－10月間兩軍共同組成「西北抗日聯軍」，成立以「抗日反蔣」為號召的「西北國防政府」，推張學良任這個「政府」的「主席」兼「抗日聯軍總司令」，由中共任副職（15）。陝北中央隨後向紅四方面軍通報了這計劃的中心內容：「紅軍與東北軍密切合作，以進到西北大聯合，建立西北國防政府，打通蘇聯，與蘇聯及外蒙訂立抗日互助條約。」（16）可見，這擬議中的「西北大局面」是一個具有外交締約主權的外蒙式蘇聯保護國，與「滿洲國」的區別只在於宗主國不同。

毛深知這偉大戰略構想的實現前提，是蘇聯的鼎力援助。在上引報告中，他強調指出，成立「西北國防政府」之所以有可能，是因為西北是最薄弱的一環，並且有特殊條件，即中央和紅軍都在此，同時還有東北軍，又接近蘇聯，而後面這點尤其重要，一語道破成功的關鍵在於蘇聯的武力援助。為此，他把「打通蘇聯」當成中心任務，向紅軍將領下令：

「從總的戰略上看，無論是站在紅軍的觀點上，站在紅軍於其他友軍聯合成立國防政府的觀點上，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是全軍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而這一任務是必須一及十五軍團負責（17）。」

偉大領袖還針對軍閥們的心理對症下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據張國燾說，毛曾向他自承，「他是『買空賣空』，這句話的含義，似乎是說紅軍實力現在雖然不大，他卻在和人談大買賣。」（18）

所謂「買空賣空」，無非就是將獨家代理身份的優勢發揮到極致，向軍閥們確保發難后必將得到蘇聯的援助。毛澤東等人在和軍閥們秘密聯絡時，一定要把這條拋出來，如向張學良保證：「打通蘇聯后，那時跟我們來的還多著哩！」（19）；向楊虎城保證：「國際援助不成問題」，「一切抗日友軍，一切聯俄聯共武裝都可援助，方式與方法則按具體情形決定」（20）；向宋哲元保證：「近者國內統一戰線大有進步，紅軍主力，漸次集中，國際聯繫，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託空言，而有實際力量，足以資為抗日之用也」（21）；向閻錫山保證：「某方援助我們可擔任介紹」（22）。

這一推銷果有神效，軍閥們全都知道，要武裝割據，反抗中央，唯一的希望是得到蘇聯人或日本人的全力支持，就連遠在四川的軍閥劉湘都無師自通地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這一光輝真理，他曾對中共密使馮雪峰等人堅定地表示：「只要蘇聯之路可靠，他決加入西北之聯盟。」（23）

至此，西北大聯合有了東北軍、西北軍、盛世才的軍隊以及紅軍作為武力基礎，而且有可能爭取到山西閻錫山、華北宋哲元乃至四川劉湘的響應，李宗仁、白崇禧、陳濟棠、陳銘樞、蔡廷鍇、傅作義、宋哲元等人也都先後和我黨有過秘密接觸，有的還與我黨達成書面或口頭的秘密協定，可謂「萬事俱備，只欠毛子」。只要毛子放下話來，則西北半壁河山旦夕間就要變色，變成外蒙式的蘇聯保護國，與東北的「滿洲國」遙相對峙。在遭到如此慘痛的肢解后，很難想象南京中央政府還能撐持下去，而後來的抗日也就是空話一句了。

這就是少帥的心事。他覺得，在蔣治下他沒有什麼發展前途，不但再無往日風光，軍隊還有在剿共內戰中耗光的現實危險，而一旦傍上蘇聯，他就能當上西北王，重溫「三分天下有其二」（這是他獲釋後接受傳媒採訪、緬懷當年的輝煌時說的話）的東北王風光。若蘇聯能如同援助孫中山、馮玉祥、盛世才那樣援助他，飛機大炮滾滾而來，則他便如毛所言「立於不敗之地」：退而與蘇聯結成軍事同盟，籍蘇聯強大武力自保，如「滿洲國」一般，令中國政府莫敢誰何，進而可以作為蘇聯代理人東進開疆拓土，席捲華北乃至江南。若有可能，還可以與蘇軍共同向日本人開戰，收復東北，統一全國，風風光光地當一回青史留名的「民族英雄」。或許就是為此，他那「相信法西斯方法可以救中國」的人才會轉而選擇另一種極權主義，提出入黨申請，而我黨也向著他張開溫暖的懷抱，在秘密通訊中親切地稱他為「同志」，並向共產國際彙報準備批准他入黨（24）。

然而楊奎松教授似乎認為，張學良計劃發動「西北大聯合」，乃是為了抗日，並不是為了割據西北，自立為王。他的理由似乎是，「西北大聯合」的計劃被共產國際否決后，中共奉命將蔣介石改為統戰對象。對此突然政策轉向，張非但毫不反感，還要中共密使劉鼎轉告中共中央，說他對中共新方針極表贊成，並願進京面蔣，力主和平統一，結力抗日，請為蔣使，冒險說和，不論成績如何。由此可見，在張看來，「西北大聯合」乃是為了抗日的不得已之舉，如果蔣介石願意聯共抗日，則張學良更寧願國共兩黨攜手對敵。（25）

竊以為，這解釋未免牽強。蔣介石早就在秘密籌劃抗日戰略，作為高級軍事長官，張早就與聞此事。楊教授自己就披露，早在1935年10月中旬，國府軍事委員會參謀部即派熊斌分別向西北國民黨高層軍政要員「宣述參部對日計劃」（26），張學良不會不知道。1936年7月中旬，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作了「最後關頭」的報告，張回西安后曾一度動搖反蔣決心，「這說明蔣介石準備抗日的情況張學良其實完全了解」（27）。

更重要的是，蔣以實際行動表明過他的抗日決心和勇氣。1936年11月14日，亦即西安事變前一個月，日軍支持偽蒙軍政府進攻綏遠國軍，綏遠抗戰爆發。事發后第三天，蔣介石即親赴太原指揮，獲得百靈廟大捷。蔣除了令中央軍兩個師參戰之外，還調集大批中央軍北上增援，並不顧閻錫山、徐永昌等人「有惹起中日正式戰爭可能」的警告，決意放手大打，籍此顯示中國的抗戰決心，教訓震懾日本侵略者。這一切張學良都不是不知道，又豈會誤以為必須以西北叛亂割據的極端禍國手段，才能「逼蔣抗日」？而且，張學良就算再蠢，總該知道國難當頭之際還發動武裝叛亂分裂國家，會給中國的國防力量帶來什麼樣致命的打擊吧？難道他也相信「若欲救國，必先禍國」的辯證法？

其實這道理明擺著：中央政府的國際國內號召力姑不論，僅以軍事實力而言，當時最強大的力量就是蔣介石的中央軍，而紅軍則可以忽略不計。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知道蔣抗日決心的愛國武人，都只會「擁蔣抗日」，絕不會 「反蔣抗日」。如果「聯紅抗日」與「擁蔣抗日」不可得而兼之，則任何一個真以國家利益為重的愛國者，哪怕他再愛共產黨，也只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絕不會為了逼蔣聯共而去把蔣抓起來，更不會搞勢必使國家徹底喪失國防能力的西北獨立。

事實上，無論是流產的「西北大聯合」，還是後來的「雙十二兵諫」，其重點都是「聯共」而非「抗日」。「西北大聯合」的密謀中根本就沒有什麼抗日的具體計劃，有的只是如何打通蘇聯取得援助以及聯合各派軍閥與中央政府打內戰的方略；西安事變后張楊通電全國提出的八項主張，無一不是中共在過去一年中反覆提出的要求，其中除了「救國」的空洞的策略口號外，竟然連 「組建部署華北方面軍防衛華北並準備收復東北」之類的主張都沒有，唯一的實質內容完全限於內政改革，其重點在於恢復孫中山的「容共」政策。這種政變居然被人目為什麼「抗日救國」，實在令人無法理解。

在我看來，蔣和張的根本分歧，除了張力圖保存東北軍的實力，而蔣主張統一引起的權力鬥爭之外，最主要的還是對共產黨的態度。張不是恨蔣「不抗日」，而是恨蔣剿共。直到臨死，張都對中共充滿好感，認定他們代表了中國希望，甚至自稱共產黨員。這除了對極權主義鐵腕人物的私心傾慕之外，顯然還有更實際的考慮，那就是靠蘇聯加強實力，鞏固提升地位。既然如此，中共這獨家代理當然是得罪不起的，只能唯中共馬首是瞻。過去中共要他反蔣，他就反蔣；中共改口說蔣是統戰對象，他當然也要跟上，甚至自薦拉縴說合。如果國府同意聯共，則他作為薦頭也自然少不了好處。

這在我看來就是張學良的真實心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的確是真正的總理信徒，其信仰便是「聯俄容共」，這在他看來不但是中國的希望所在，更是他個人的前途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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