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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蘆笛 張學良為何發動西安事變? (一)

作者:light12  於 2009-7-13 09:10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時間: 2009-7-12 周日, 上午3:54
作者:蘆笛

張學良為何發動西安事變?

——兼與楊奎松教授商榷



張楊為何發動西安事變?官修現代史的解釋歷來是,他們愛國心切,眼見蔣介石不抵抗,是以發動「兵諫」,「逼蔣抗日」。因此,西安事變乃是愛國行動。蔣介石本不想抗日,是被這愛國行動逼迫得同意了。因此,不但我黨是挽救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就連張楊也敬陪末座,捎帶著成了民族英雄。

有趣的是,就連國民黨都默認了這種說法。蔣介石在事後發表的《西安半月記》里宣稱,張學良原來不知道他的抗日的秘密計劃,待到把他抓起來后,看了他的日記和重要文件,方才如夢初醒,得知委員長原來早就在秘密準備抗日大計,為委員長的「偉大人格」感動,幡然悔悟,在蔣面前淚流滿面,說他自己覺得確實無人格。據說,張還責備蔣,說蔣過去對部下太簡默,「如余以前獲知日記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則此次決不有如此輕率鹵莽之行動。現在深覺自己觀察錯誤,既認識領袖人格之偉大,即覺非全力調護委員長,無以對國家。」(1)。既然如此,蔣後來獲釋,當然也就是「偉大人格」的勝利了。

委員長撒這種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值得同情的:如果承認張學良不是出於公義,而是為了私慾把他抓起來,那麼,他後來被釋放當然就只可能是因為貪生怕死,屈服於武力劫持他的暴徒。這難免有損於「領袖之偉大人格」。在具有濃厚德治傳統的當時的中國,他以後就再也沒臉充當全國領袖了。

於此,國共兩黨對這個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重大事件的解釋出現了難得的重合——楊虎城存而不論,至少對張學良而言,雙方都認為他發動西安事變是為了抗日。

可惜近年隨著史料披露,西安事變的真相逐漸浮出水面。楊奎松教授梳理了大量資料,在此基礎上作了縝密全面的研究,對若干眾說紛紜的謎團作了翔實考證,在近年出版了權威性專著《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謎》(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該書系統詳盡地介紹了西安事變前後我黨的政策策略改變,非常值得細讀。但有的觀點似乎值得商榷,對張學良為何發動西安事變的解釋就是一例。

要知道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動機,還得簡單回溯一下時代背景。


一、從「以革命止瓜分」到「以抗日為倒蔣」


近代日本對中國的戰略,便是「分而治之」,使得中國永遠處於內亂之中,無法獲得統一國家具有的起碼國防能力,以便其從容蠶食鯨吞中國。日本右派組織黑龍會在辛亥前支持孫文等革命黨人,在辛亥發生后反對南北議和,在護國戰爭爆發后支持南北分裂,為此特地安排梁啟超秘密南下參加護國軍政府,後來又支持唐紹儀出頭搞南北朝,都是出自這一用心。如同英國曆來的歐洲政策是支持歐洲大陸上的次強國家反對頭號強國一般,日本的中國政策,就是千方百計破壞中國統一。一旦出現了某個強人一統天下的苗頭,日人就一定要扶植對立面,破壞這趨勢。

可嘆的是,主動配合這戰略的民族英雄前赴後繼,不絕如縷。孫中山的名言是「以革命止瓜分」,而這據說就是他一再發動革命,使得中國陷入長期分裂的動機。辛亥革命推倒了滿清,使得全國失去了傳統的統一權威。他意猶未盡,又發動「二次革命」。失敗后他雖一度流亡海外,但護國戰爭爆發后又捲土重來。哪怕是在老袁死後,他仍能借口「護法」,成立「非常國會」,在廣州非法開府,使得事實上的南北朝獲得了正式名稱。

這一系列民族自殺行為,製造出了遍地擁兵自重的軍閥,使得國家陷入長期內戰。國民黨定都南京后,內戰非但沒有停止,反以更大規模爆發。中原大戰的規模,令過去的軍閥混戰瞠乎其後。雖被蔣介石蕩平,未幾又出現寧粵分裂,南京和廣州同時出現了兩個「國民政府」。同室操戈,等於鼓勵強鄰入侵,九一八事變於焉發生。迫於國民輿論壓力,南京與廣州之間一觸即發的大規模內戰才在最後一刻停了下來,廣州「國民政府」不得不與南京政府在名義上合併,然而兩廣和福建的軍閥仍與南京同床異夢,伺機造反。

此時日本已佔領了東北全境,進窺華北,中華民族面臨著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機。很明顯,救亡圖存的一線希望,全在於把四分五裂的國家統一起來,由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動員組織全國人力物力資源,傾全國之力禦侮,結束胡適說的「中國只有省防沒有國防」的可笑可悲局面。這就是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這本是人類常識,凡有常智者都能理解。

歷史的諷刺在於,蔣介石當年是立志推翻袁世凱的革命家,現在卻又被歷史推到了袁世凱的位置上,陷入老袁當年遭受內外夾擊的困境。統一國家的努力必然要引起割據稱雄的軍閥們反抗。胡漢民為報蔣介石軟禁他之仇,在獲釋後到處奔走,秘密串連勾結各地軍閥,炮製了一個又一個軍事倒蔣計劃,甚至串連了華北與西南軍閥,準備同時發難,南北夾擊,搞垮南京政府。在西南開府計劃破滅后,胡漢民又指望依靠孫殿英,聯絡閻錫山、楊虎城,開府西北。

最方便的倒蔣策略口號當然是「抗日」。1933年4月,蔡廷鍇秘密出任「西南抗日軍」總指揮,其目的據胡漢民說是「以抗日為倒蔣」(2)《塘沽協定》簽訂后,蕭佛成致電胡漢民,告訴他遊說陳濟棠的理由是「討蔣不但可以救國,亦且可以鞏固其個人地位。」(3)

「抗日」之所以能成為「倒蔣」的最方便借口,是因為蔣介石乃是名義上的全國領袖,必須對全國負責。在「安內」任務完成前,「攘外」根本沒指望。因此他只能對外忍辱負重,委曲求全。這必然要授地方軍閥以口實。他們不是中央政府,自然不必承擔激進口號或行為可能引起的嚴重後果,再怎麼作秀都沒問題。

不管這些人的動機如何,倒蔣在客觀上完全是與日本人裡應外合。上面已經說過了,日本人一貫的方針是,誰能統一中國,誰就是他們的頭號敵人。最先看透這點的是老袁,此所以他要在死前留下自輓聯:「為日本去一大敵,看中國再造共和。」當時最有潛力統一中國的強人就是蔣介石,因此他自然要步老袁後塵,變成日本人的眼中釘。

塘沽協定簽字后不久,日本方面就表示:「願助西南倒蔣。」1935年8月,日本人又在華北派中表示:「凡系確實倒蔣分子」,均當加以援助。在日方一再拉攏下,西南派中一度有聯日主張,傅覺民致電山西稱:「西南年來以為倒蔣抗日並重,近來已變更主張,以為倒蔣必須連日」(4)。

以國家主權領土資源換取洋錢洋槍洋炮以掃蕩政敵,乃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開創的革命傳統。此時各路英雄當然要爭相仿效,競抱老毛子或日本人的粗腿,為蘇日兩國爭奪中國大打代理戰爭。

這其中最可笑的醜劇,乃是由日本人秘密資助的「抗日反蔣」運動。

早在1931年7月,汪精衛、李宗仁等人組織的廣州國民政府便派外交部長陳友仁赴日活動,允「以滿洲利權換取日本對粵方的援助」,企圖與日本建立「中日同盟」,對抗南京政府。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日人以桂係為拉攏重點,李宗仁自己就承認:「九一八以後兩三年內,日本軍政商學各界要員訪粵,並來我私邸訪問的,多至百餘人。」(6)桂系的軍火和軍事技術均來自於日本,1934年廣西派遣兩批空軍飛行員到日本明野飛行學校學習空戰技術;廣西軍事教育長劉士毅等赴日參觀日軍秋操,並訂購山炮、步兵炮、輕重機槍、彈藥、工兵器材以及戰鬥機九架;日軍並派軍官擔任廣西各軍事學校的教官、助教及部隊軍事顧問(7)。

粵系軍閥陳濟棠也同樣受日本人豢養,1934年,日本特務土肥原賢二策劃在中秋節前實現「華北自治」,疆域包括長江以北各省及山西、陝西、甘肅、青海、新疆、察哈爾、綏遠、寧夏等地,由吳景濂負責政治,吳佩孚負責軍事,計劃確定後派唐寶鍔赴粵,與鄒魯商談,聲稱粵方軍隊討蔣,日方可提供軍械並借款五千萬(5)。胡漢民雖未上鉤,但陳濟棠則是來者不拒,曾接受日本軍部贈給的村田槍、毛瑟槍一千枝、子彈廿萬粒,山炮數門。兩廣事變發生后,陳濟棠一面高喊「抗日」,一面竟然禮聘百名日本軍官到陸海軍充任顧問(8)。

在日本人的豢養訓練支持下,1936年6月1日,由兩廣軍閥組成的「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通電全國,攻擊蔣介石中央對抗日無所作為,聲稱兩廣願意與日寇決一死戰,要求蔣介石立即停止對各地方實力派的進逼,悍然起兵反抗中央政府,史稱「兩廣事變」。

這「抗日反蔣」醜劇竟然得到了日本人支持。事變前,陳濟棠之兄陳維周與日本駐粵領事密商,於1936年5月19日晚在陳濟棠召集的擴大軍事長官會議作了彙報,說他「已就兩廣反蔣事與日本駐廣州領事接洽,並取得了日本軍方的諒解,表示願意支持我們的行動」。5月30日,陳濟棠在歡送麾下將領回防的晚宴上說:「友邦(日本)軍方也已聯繫好了,答應派出軍官來協助我們,他們還可以在華北方面加重對蔣介石的壓力,使蔣腹背受敵。這樣有利的時機,不幹何待?」「我們的策略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已取得日本軍方諒解,願意支持我們的行動。」白崇禧也同樣對部下交了底:「至於友邦(指日本)方面,我們可以再派人去聯絡,基於過去幾年日本軍方曾與我們有過聯繫,又曾向廣西派過軍事顧問和教官,並曾售賣過軍火給我們,我們此次舉事,相信他們一定會同情和幫助我們的。」(8)

勾結日本人發動武裝叛亂的「暗渡陳倉」竟以「抗日」為「明修棧道」,這種「以夷制華」發國難財的政治智慧大概只為吾國吾民獨有。李宗仁的至交劉斐將此中秘訣說得清清楚楚,他曾告誡李、白:「你們只有抓住抗日的牌子不放手,死了才有板子埋。」(9)。

由此可見,「以抗日倒蔣」,完全是孫文「以革命止瓜分」的英明戰略在新時期的靈活運用。唯一的區別只在於革命對象從清廷、袁世凱變成了國民黨政府,這也算是歷史的嘲弄吧。

作為權謀大師,偉大領袖毛主席比兩廣軍閥高得多。1936年4月上旬周恩來與張學良第一次延安會談的當天,中共總書記張聞天準備發布討蔣令,毛致電反對,說:

在此時機發布討蔣令,策略上把我們自己最高的政治旗幟弄模糊了。我們的旗幟是討日令,在停止內戰旗幟下實行一致抗日,在討日令的旗幟下實行討蔣,這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中心口號在停止內戰……此種立場,最能爭取落後人民與蔣系軍隊,最能取消蔣介石之政治資本。……至於將來可以而且應該用國防政府發布討蔣令,那時建築在更多的人民與軍隊擁護之下必須的策略行動,此刻則為爭取國防政府之成立,需要堅持「停止內戰」之宣傳鼓動口號。(10)。

偉大領袖在此作出的策略表述,比陳濟棠的「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準確清晰多了:「停止內戰」的口號「是最便利於實行國內戰爭與實行討蔣的政治旗幟」!除了偉大導師毛主席,這世上還能有誰深通辯證法到如此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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