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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09-7-01 周三, 下午3:38
作者：蘆笛
十、結語
毛澤東與張國燾之爭，若摒除權力鬥爭因素，無論用共產黨的道義原則來衡量，還是以單純的戰略策略眼光來看，都是錯誤與正確之爭，毛澤東代表了錯誤，而張國燾代表了正確。
用黨的組織原則、特別是列寧手創的「民主集中制」來衡量，毛澤東與洋房子先生們結成反張同盟，在與張會面前便制定了反對他的陰謀活動綱領，踐踏黨的組織原則，剝奪一位政治局委員理應享有的知情權，對他百般封鎖黨內政治情報與人事情報，隱瞞既往的政策失誤與軍事挫敗，更多次向他發動突然襲擊，未經政治局或中央討論，便在黨中央機關報上公開抨擊張建立的完全符合列寧主義教導的「西北聯邦政府」。
在張依據黨章提出檢討中央的政治路線錯誤后，毛澤東等人為了規避這一光明正大的挑戰，竟然惡人先告狀，誹謗前來營救他們的四方面軍廣大將士是「土匪」、「軍閥」，甚至把四方面軍忠實執行中央命令，放棄川北根據地全力援救中央紅軍當成「戰略失誤」加以譴責，人為製造了兩軍的摩擦，激化了四方面軍與中央的矛盾。此後，毛澤東等人不是通過思想鬥爭來解決黨內矛盾，卻以封官市恩的剝削階級政客手腕來息事寧人。等到張國燾獲得軍權后，他們又陷入深深的恐慌，把革命戰友張國燾當成了擁兵自重的軍閥，把階級弟兄、革命武裝四方面軍看成是隨時會加害於自己的反革命武裝。
當左路軍陷入絕境，不得不中止北上，轉回原地，雙方戰略觀點出現嚴重分歧時，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葉劍英等少數人竟然在中央大多數成員背後搞陰謀活動，背著軍委總負責人、紅軍總司令部以及前敵指揮部，用「兵變」的謊言欺騙其他中央要人，違反黨紀軍紀，把由紅軍總司令部與前敵指揮部統一指揮的紅一、三軍當成私人武裝，擅自率領這兩支部隊夤夜外逃。為此不惜偷走前指作戰用的軍事地圖，拐跑前指賴以偵察敵情的電訊偵察隊伍，擅自命令一、三軍撤出原來的防區，置友軍於危難之中。以馬列的正統觀點來看，此乃分裂革命隊伍、坑害戰友的惡劣罪行。
更嚴重的是，毛周等人完全喪失了理智，為了權欲不惜孤注一擲，竟然把區區五、六千紅軍戰士當成保鏢與肉盾，指望靠他們護送自己穿越大漠，逃入外蒙境內。用正宗馬列的眼光看來，此乃不折不扣的逃跑主義與冒險主義，既是被敵人嚇破了膽，對革命喪失信心，在強敵面前喪魂失魄不顧一切地落荒而逃，又是不顧客觀情勢、毫無勝算的冒險賭博。
毛澤東等人到達陝北后，竟然串通共產國際代表張浩，背著國際搞陰謀活動，偽造了一系列國際指示，欺騙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乃至共產國際執委會候補委員張國燾同志。這更是徹底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欺君之罪」，理應受到黨紀嚴懲。
從政治路線來看，張國燾的主張完全是正確的。當雙方在毛兒蓋地區爭吵不休時，共產國際正在莫斯科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了中共整個政治戰略的大幅度轉向，規定我黨必須以抗日為新階段的主要任務，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此後莫斯科更命令中共「聯蔣抗日」，放棄蘇維埃與土地革命政策。西安事變后，中共乃正式宣布「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我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改為推行與張在川北根據地與川康根據地試行過的非常相似的政策。這一套被毛髮展為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後人回顧歷史，即使不能說毛澤東剽竊了張國燾的政治創新（蓋那是共產國際命令中共作出的轉向），也不能不承認張國燾遠比中共其他領袖乃至莫斯科主子高明。早在國際召開七大之前，他就自己摸索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雛形，而就是這「新民主主義革命」獲得了「蘇維埃革命」從未獲得的成功。
毛澤東後來在延安整風期間，指控「王明中央」犯了政治路線錯誤，先是執行左傾機會主義，后又墮落為右傾逃跑主義，以極左的政治路線掩蓋極右的軍事路線，等等。這基本上是抄襲張國燾在草地上對中央作出的指責，證明毛澤東當年在草地上聯合「洋房子先生」們硬說中央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不是毫無原則地撒謊，就是出於對馬列理論的極度無知。無論是哪種可能，似乎都可以說，張國燾是毛澤東的政治老師。毛在與他的純權力鬥爭中偷拳學藝，從此開始了從政客到政治家的轉變。
從單純的軍事戰略策略來看，北上搬兵也是急性自殺，遠不如在藏邊蟄伏安全。若沒有陝北根據地救中央，則全軍一旦開進黃土高原，勢必重蹈長征覆轍，陷入無止境的流動作戰，絕無可能立定腳跟，從頭創建根據地。既然「試錯法」已經證明一方面軍不可能在雲貴立足，毛周等人又是哪兒來的信心，認定可以在交通遠比雲貴方便的黃土高原上取得成功？
即使有陝北根據地為紅軍提供一個休養生息的狹小空間與短暫時間，北上也是死路一條。誠如張國燾在最後一封電報中指出的，陝甘完全是死地，蓋該地域位於所謂「河套」之中，三面由黃河包圍。蔣介石只需靠隴海鐵路與西蘭公路從內地源源運送中央軍來，再將軍隊從南向北平推上去，紅軍就必將陷入背水作戰的困境。換言之， 「幾」字狀的黃河等於天然封鎖線，使得國軍可以集中運用兵力於一面，使得紅軍拿手的「誘敵深入」「集中兵力打殲滅戰」戰略無所施其伎，而這恰是紅軍在寧夏戰役后陷入的絕境。
毛澤東「打通蘇聯」計劃中還有個致命缺陷：他在長沙中師上學時地理沒學好，以為北上即能打通蘇聯，卻完全忘記了陝北並非真正的北國，從西安到外蒙邊境的緯度差，約等於西安與桂林之間的緯度差，其間還有寬達將近五百公里的沙漠，而沙漠以南還有河套的包圍。事實證明，漫說是靠區區紅一、三軍團，即使是合整個紅軍之力也休想打通蘇聯。前已述及，紅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北上后，敬愛的黨中央發起了「寧夏戰役」，投入了紅軍全力，以四方面軍作先鋒，企圖攻佔定海營（今內蒙古阿拉善左旗白音浩特），接應蘇聯提供的大量軍火。但胡宗南部很快就突入紅軍防區，奪取了黃河渡口，將紅軍分割在黃河兩岸，渡過河去的兩萬多人被隔在河西（即後來全軍覆沒的西路軍），未能渡河的四萬多人則在河東陷入重圍，被壓縮在定邊、鹽池以南，豫旺堡以東，曲子鎮以北的狹小地段，延頸待斃。
更可笑的是，張國燾早就預見到，斯大林生怕刺激日本人，不敢通過外蒙援助中共。雖然斯大林一度表示「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季米特洛夫也曾同意通過定遠營向中共輸血。然而在偽蒙軍隊入侵綏遠東部以後，斯大林嚇得立刻就變卦了，讓國際給中共下令：「堅決認為從外蒙幫助你們是不可能的，因為……有引起日本與蘇聯嚴重衝突可能。因此，現在已經決定目前不採用從外蒙幫助的方法。同時，我們正在研究經過新疆幫助的方法。如果我們將約一千噸貨物運到哈密，你們有無可能佔領甘肅西部來接收？」 （122）。
這一次就連地理沒學好的知青們也知道做不到了。中共中央只能萬般無奈地回報主子：「除非你們用汽車送到安西，要紅軍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為哈密、安西之間是一千五百里無人煙的沙漠。」（123）
所以，事實證明北上搬兵與毛後來發動的土高爐鍊鋼一般，都是一廂情願的夢想。
可笑的是，毛澤東等人到了甘南榜羅鎮后，竟然還策劃派出一支部隊去打通蘇聯，取得外援——區區陝甘支隊，加上紅15軍團也就不到兩萬人馬，如此弱小的力量，還要派出更小的偏師去打通蘇聯，這種計劃只有瘋子才想得出來。更有趣的是，紅一、三軍吃盡千難萬苦，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個棲身之地，毛澤東卻沒等眾人喘過氣來，竟然又力主扔下根據地全師而出，攻入山西，挺進綏遠（今內蒙一部），打到中蒙邊境去，幸虧中央大多數人反對，紅軍才未踏上這毀滅之路。
毛澤東如此熱衷於瘋狂冒險，說來也怪不得他：陝北本是死地，只有40萬人口，卻要養活兩萬多紅軍（紅軍攻入山西后招兵買馬，部隊較前擴充了），就算國府不來打，也只能自斃。
但令人無法理解的是，他明知如此，卻居然還要一、二方面軍六萬多人馬擠進這早已人滿為患的死地來，莫非40萬人口能養活八九萬紅軍不成？平均不到5人就必須養活一個大兵，哪怕是富庶如江南或廣東也休想指望，何況還是在陝北那種拉屎不生蛆的窮山惡水中？
最奇怪的還是，在國軍準備圍剿時，他不留下一、二方面軍在外線分散敵人的兵力，形成彼此策應、相機鉗形夾擊敵軍的野戰軍集群（如後來國共內戰三個野戰集團軍在中原、華東一帶形成的著名的「品字形」），卻生怕敵人不會把自己一網打盡，特地將兵力收縮於一個狹小地域中，坐待敵軍來全殲！這到底是什麼龜孫子兵法，老蘆遲鈍，還真是搔破腦袋都無法領悟。
這裡唯一言之成理的解釋，便是他指望靠雜牌部隊為他構成外圍人盾，以避免嫡系部隊被中央軍殲滅。這或許就是他出爾反爾，先同意一方面軍與四方面軍南北夾擊國軍，后又變卦，聲言一方面軍主力必須保護根據地，只肯派出一個師的真正動機所在。然而讓雜牌部隊困在狹小地域中瘐斃，又豈如讓他們在外線運動殲敵、分散敵軍兵力那樣更能保護自己？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四方面軍不過五六萬人，就算全體構成人盾，磨耗起來也相當迅速，等到磨到「包子餡」時只剩下嫡系，又該如何去抵擋國軍的絞殺？
就是因為毛澤東在大戰略（全軍北上）、小戰略（全軍集結於陝甘北）上的一系列昏招，才使得二方面軍遭受重創，基本喪失戰鬥力，而四方面軍被國軍斬為兩段，留在河東的余部與一、二方面軍一道陷入國軍鐵壁合圍。這是紅軍起事以來第一次面臨全軍覆沒的生死關頭。政治局充分意識到這危險，在11月13日召開會議，決定放棄陝北再度突圍長征，於當日電告共產國際，因寧夏戰役被蔣軍破壞，「在河東之主力軍不得不改變行動方向，現擬第一步從慶陽、鎮原、合水南下，佔領平涼、涇川、長武、分州、正寧、寧縣等戰略機動地區，之後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視情況再定」。（124）
然而事態很快就惡化到連這一設想都無法實施了。7天後，張聞天本人向國際報警：「紅軍主力在現地區不利作戰時將被迫恐怕得準備分路遠出，去支持相當長時期的游擊戰爭」（125）。
由此可見，情勢已經惡化到了紅軍只能化整為零，分散突圍，去打小股游擊戰爭的嚴重地步。幸虧20多天後西安事變就爆發了，我黨這才倖免滅頂。
因此，歷史事實證明了周毛的北上方案乃是快速自殺，遠不如國燾同志的慢性自殺。不是北上方案換救了革命挽救了黨，而是張學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而這完全是偶然事件——如果老蔣不派他去剿共，則紅軍就被徹底殲滅了。北上本是個餿主意，卻因機緣湊巧撞上了個張學良，因此歪打正著，讓「西安事變把我們從牢獄之災中解救了出來」（毛澤東語）。在我看來，這純粹是撞上了大運：明明是臭著，卻引出了做夢也想不到的大好結果。
當然，「歷史規律」的信奉者們可以強辯說：蔣介石派張學良去剿共是必然的，而張學良勾結紅軍劫持蔣介石也是必然的。這或許也有點道理。如果中央聽了張主席的話，龜縮在藏邊，則未必會引起蔣介石注意——前文已經說過了，那並不對誰構成威脅，也無滋長後患，聽其自生自滅可也。所以他未必會派張學良去剿匪，派了張也未必會去，去了也未必能劫持蔣介石。但到了陝北就不一樣了，政府運兵方便，張也沒有什麼理由拒絕。所以，若中央不流竄到陝北去，則西安事變是不可能發生的。
然而這還是幫不上「唯意志論（約等於「唯天才論」）」信奉者什麼忙，蓋諸位總不能硬說，周毛當初在兩河口、毛兒蓋那些不毛之地就掐指算定這些後事，決定北上去引起西安事變發生吧？
總而言之，如果減去張學良兵變的偶然因素，則毛澤東的倒行逆施必將導致我黨我軍的徹底毀滅。只是這事前毫無可能預知的偶然因素出現了，才打破了毛澤東的昏招的必然結果，使我黨我軍不但倖免於難，而且趁抗戰之機大規模崛起，以致毛澤東可以用偶然因素導致的成功，來證明自己當年神機妙算的偉大光榮正確。可笑的是，後人竟然也傻傻地跟著相信偉大領袖真是諸葛亮那樣的神人，有著改天換地、挽狂瀾於既倒的大神通。
國燾與潤之的鬥爭，是我黨汰優存劣的逆向篩選機制的偉大勝利。他的失敗似乎可以說是必然的，蓋他第一不搞陰謀詭計；第二不興陽奉陰違，無論是覺得共產國際的中國政策錯了，還是發現中央政治路線出錯，他每次都立即說出來，甚至不惜作為反對派代表到莫斯科去，當著布哈林的面慷慨陳詞；第三，他沒有潤之式不惜自傷求得對方退讓的潑皮狠勁，而是瞻前顧後，患得患失。這些都是不利於在殘酷無情的權力鬥爭中存活的主觀氣質缺陷。
相比之下，毛澤東在這方面具有的雄厚主觀優勢，根本不是國燾可以望其項背的。他第一專搞陰謀詭計，不是在背後密謀對付同志，就是對同志發動突然襲擊，要麼出爾反爾，故意陷競爭對手於絕地，要麼捏造謠言，將半心半意的同志騙上賊船，把他們捆在自己的戰車上；第二對上陽奉陰違，對下狐假虎威。他當家后便一手把持了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只向中央傳達他覺得對自己有利的指示，隱瞞一切不利的指示。對主子則巧言令色，百般討好哄騙，因而從未如國燾那樣，因為直陳胸臆，開罪國際，而被戴上「老右傾」的帽子，甚至被召到莫京去問罪；第三，他只求達到目的，既不擇手段，更不顧後果，從不管自己的行動可能會為全黨帶來何等深重的災難，因此每次都能嚇得同志讓步，以致他反覆使用這種混混式訛詐手段，卻每次都能如願以償，最終爬上權力頂峰。
人們難免會猜想，如果國燾在與毛的較量中勝出，中國人後來的日子會不會好過得多，起碼可以逃過「大躍進」與「文革」的浩劫？我認為不可能，原因已經在舊作中說過了：國燾沒有足夠的狡詐、無恥與膽魄，不可能如毛澤東那樣力排眾議，不顧全黨反對，堅持把大規模內戰偽裝為抗戰，抓住抗戰這千古難逢的良機崛起。因此，如果是國燾當家，我黨絕無希望上台。從黨的利益來看，這倒不能算是一個損失。
我黨真正可以責備國燾同志的，是他因為缺乏足夠的膽量與氣魄（用索爾茲伯里的話來說是「柔弱」），所以竟然在北上到甘南后，主動向陝北中央俯首稱臣。其實他毫無必要這麼做，蓋國際代表張浩原來作出的安排，是他領導的西北局直屬國際領導，與陝北中央發生平行聯繫。如果他堅持執行這偽造的「國際指示」，則誰都沒有話說，蓋莫斯科是我黨必須絕對服從的主子。因此，他完全有足夠的革命權威保持行動的獨立自主，拒絕服從陝北中央的亂命，將全軍投入陝北那死地，而可以及時渡過黃河，在甘肅、寧夏開闢根據地，如此即可避免寧夏戰役的慘敗，以及全黨全軍在此後陷入的絕境。
然而他卻喪失了堅持與陝北分庭抗禮的膽氣，竟然自動繳械投降。這等於向部屬公開承認，當初另立中央是錯誤的，乃是一種反黨罪行。這不但註定了他本人日後的沒落，而且更使得陳昌浩、徐向前等人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從此只敢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央的亂命，致使兩萬一千多人的「西路軍」全軍覆沒。推原禍始，這不能不說是國燾因為缺乏膽魄給革命事業造成的巨大損失。
參考文獻：
1、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15頁。
2、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40頁。
3、《紅軍西路軍歷史真相澄清始末》，《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5-10/24/content_3675981_1.htm）
4、《長征路上，任弼時和張國燾的鬥爭》，《書•刊•報》
5、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網路版http://www.tianyabook.com/lishi/changzheng/25.htm
6、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32頁。
7、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10頁、14頁。
8、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69頁。
9、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57頁。
10、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01頁。
11、《李宗仁回憶錄》，244頁，241-242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2、《龔楚將軍回憶錄》，408-409頁，561-567頁，明報出版社，1978年。
13、張培森整理：《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的關係演變 》，《炎黃春秋》2009年第3期。
14、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57頁、166頁。
15、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27頁。
16、《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35年8月6日，《毛澤東年譜》（上），465-466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17、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75-176頁。
18、同上，174頁；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17頁。
19、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75頁。
20、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17頁。
21、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27頁。
22、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23頁。
23、《徐陳給林聶彭電》，1935年10月11日，《西安事變新探》，22頁。
24、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419頁。
25、同上，427頁。
26、同上，443頁。
27、同上，444-445頁。
28、《朱張致林聶彭李徐劉程吳並轉張毛周王博等電》，1935年11月4日，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22頁。
29、《我的回憶》，第二冊，275頁。
30、同上，118頁。
31、同上，280-282頁。
32、同上，461頁。
33、楊奎松：《毛澤東和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5-36頁。
34、《我的回憶》，第二冊，463頁。
35、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68頁。
36、《聶榮臻回憶錄》，283-2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
37、《我的回憶》，第三冊，141頁、150頁
38、《龔楚將軍回憶錄》，406頁。
39、《西安事變新探》，20頁。
40、《中國紀事》，168-169頁。
41、《西安事變新探》，14頁。
42、《中國紀事》，171頁。
43、同上，168頁。
44、同上，172頁。
45、《我的回憶》，第三冊，224頁。
46、《聶榮臻回憶錄》，279頁。
47、《歷史的回顧——徐向前元帥戰爭回憶錄》，電子版。
48、《彭德懷自述》，網路版，http://www.jysls.com/thread-154958-1-1.html。
49、《聶榮臻回憶錄》，283頁。
50、《我的回憶》，第三冊，248，256-257頁。
51、同上，236頁。
52、《中國紀事》，180頁。
53、同上，172頁。
54、《吳法憲回憶錄》，78-80頁。
55、斯諾：《紅星照耀著中國》，轉引自張戎、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100頁。
56、《我的回憶》，第三冊，246頁。
57、同上，233-234頁。
58、《中國紀事》，180頁。
59、《沙窩會議》，《人民網•長征紀念館》，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09.html
60、徐向前：《歷史的回顧——徐向前元帥戰爭回憶錄》，電子版。
61、《我的回憶》，第三冊，234頁。
62、同上，232-223頁。
63、《中國紀事》，176頁
64、《我的回憶》，第三冊，241-242頁。
65、徐向前回憶錄，電子版。
66、《我的回憶》，第三冊，245-246頁。
67、《聶榮臻回憶錄》，278頁。
68、《蘆花會議》，《人民網•長征紀念館》，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10.html。
69、《中國紀事》，176頁。
70、《長征途中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人民網》，http://culture.people.com.cn/GB/40479/40482/4945164.html
71、《西安事變新探》，15頁。
72、《徐向前回憶錄》，電子版。
73、《我的回憶》，第三冊，253-255頁。
74、《徐向前回憶錄》，電子版。
75、《我的回憶》，第三冊，255頁。
76、同上，256-259頁。
77、《中國紀事》，176-177頁。
78、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35-36頁。
79、同上，127-128頁。
80、《彭德懷自述》，網路版。
81、《我的回憶》，第三冊，260頁。
82、《中國紀事》，179頁，181頁。
83、同上，155頁、157頁。
84、《我的回憶》，第三冊，267頁。
85、《徐向前回憶錄》，電子版。
86、王海林：《對1935年9月9日 「密電」 的疑問與思考》，http://162.105.7.161:8080/tuanwei/xuelin.files/shhm/shhm_1.doc
87、范碩：《葉劍英在非常時期》，華文出版社，2002年，340頁。
88、《巴西會議》，《人民網•長征紀念館》，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600.html 。
89、廖蓋隆：《徐向前元帥生前的肺腑之言》，《炎黃春秋》，1993年第1 期。
90、《彭德懷自述》，網路版。
91、《中國紀事》，185-187頁。
92、洛甫：《整風筆記》，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20頁。
93、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67頁。
94、《徐向前回憶錄》，電子版。
95、《彭德懷自述》，網路版。
96、《中國紀事》，188頁。
97、《俄界會議》，《人民網•長征紀念館》，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599.html 。
98、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23頁。
99、《西安事變新探》，22、23頁
100、同上，241頁。
101、同上，22頁。
102、《榜羅鎮會議》，《人民網•長征紀念館》，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68298/68304/4611598.html。
103、《徐向前回憶錄》，電子版。
104、《我的回憶》，第三冊，272頁。
105、同上，278頁。
106、同上，272-273頁。
107、《徐向前回憶錄》，電子版。
108、《我的回憶》，第三冊，273、276頁。
109、張戎、哈利代：《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110、徐向前回憶錄，電子版。
111、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78-279頁。
112、黃禹康：《反張國燾分裂鬥爭中的關鍵人物——張浩》，《中國共產黨新聞》，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7507/5410548.html。
113、金一南：《苦難輝煌》，《中國共產黨新聞》，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44410/8708509.html
114、徐向前回憶錄，電子版。
115、《我的回憶》，第三冊，302頁。
116、徐向前回憶錄，電子版。
117、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233頁。
118、同上，235頁。
119、同上，235-236頁。
120、徐向前回憶錄，電子版。
121、《西安事變新探》，256-257頁。
122、《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36年11月3日，同上，244頁。
123、《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電》，1936年11月8日，同上，246頁。
124、《西安事變新探》，259頁。
125、《洛甫致國際書記處電》，1935年11月20日，同上，264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