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蒯大富贊江青說到「人民文革」（一）
蘆笛
那天老萬對老蒯贊江青大惑不解，說江青那淺薄惡俗娘們勁，連當時的逍遙派或小爬蟲們都瞞不過去，如何會令智商並不低的老蒯迷戀終生？他還謙虛道，大概只有蘆笛的「毒眼」才能說出個所以然來，云云。
其實這並不需要什麼洞察力便能理解，在我看來，這世上有兩種人：凍結的人和流動的人。老蒯、韓愛晶、老鄭（義）、王司令、劉國凱就是前一類凍結在西伯利亞的猛獁，而我等凡夫俗子則庶幾可以算是流動的人。
這當然是文學比喻，且有違反壇規攻擊網友之嫌，不過，舍此還真不便淺顯明白地說清問題。我深信老鄭等人不會和我計較，畢竟，用老馬的話來說，他們是我的「階級弟兄」，大家都是「老子反動兒混蛋」，何況我並不是存心侮辱人。
當年讀列主席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覺得裡面大談特談的「唯物論的反映論」過於簡單了些。列寧同志把人對客觀世界的感受看成了如同照相那樣的機械過程，徹底忽略了人腦中的「透鏡」和「膠片」乃是主觀製作的。在很大程度上，人類眼中的客觀世界其實是主觀加工出來的。大多數人只會看見他們願意相信的東西，所以，同樣一件事，在不同的人看來可以是一片光明，也可以是一片黑暗。
這就是司令、老鄭等人至今還在堅持「人民文革說」。這和蒯大富至今肯定江青其實沒什麼區別。不僅如此，在我看來，老蒯比老鄭、司令、國凱等人還要誠實得多。
人的一生並不是處在一個水平上，有高峰也有谷底。悲劇在於，人生常常並非廣東音樂「步步高」，也常常不是在高峰結束的，於是心雄氣傲的人常傾向於把自己的一生凍結在那高峰上，從此失去了智力發育可能，如同我家養過的那隻僵了的小貓似的，再也不會長大了。
我看這就是發生在上述同志身上的事，也就是老鄭說的「永葆青春」。只要在精神世界把自己凍結在一生的最高點上，自然是「無限風光在險峰」也，其實這是很值得羨慕的一種活法。
現在來看老蒯，他這一生最輝煌的時刻不就是充任叱吒風雲、左右乾坤的「五大領袖」之首的那幾年么？如果否定了那段光陰，他此生豈不成了一團漆黑？而如果要肯定那段光陰，他就別無選擇，勢必得連帶肯定把他親手帶到那眩目高度的恩公恩婆們。至於江阿姨種種令人無法忍受的惡俗則只存在於旁觀者的眼中，他是絕對看不見的。鬼子諺語說什麼「Seeing is believing」，我看整個說倒了，應該是「Believing is seeing」，更準確地說應該是「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believe to be there」才是。這現象古人早就觀察到了，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就這意思，只是老祖宗一如既往地沒能力說出發生機制來而已。
這點簡單道理，我早在婚後不久就悟出來了。已經交代過，本人是匪婿黨黨員，受余大郎直接領導。婚後我常跟泰山大人說實話，弄得他非常upset，後來我悟出這麼做實在太殘忍──告訴人家他那一生全花在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地禍國殃民上，流血流汗，親力親為，幫著製造出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反動、最兇殘的社會制度來，就算是說服了對方，你又讓人家怎麼活下去？這種殘忍的事，也只有匪婿黨黨魁余大郎的大小舅爺大小姨們能幹出來。
所以，那夥文革元老至今堅持「人民文革說」，從人道的理由看，我覺得是應該的。贊同他們的主張，應當視為一種慈善行為。
我覺得難以容忍的，還是階級弟兄們的智力和出身實在不相匹配，連累我這狗崽子也跟著他們丟臉，這就是我想在《五一六通知》發表４０周年之際，再咕嚕一番軲轆話的原因。
吾黨黨魁余大郎那天作了個「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定義，作為領導他的特首，我作了御筆硃批，同意發到縣團級。不過，鑒於小幫菜們絲毫不知道昨天的歷史，還得補充解釋兩句。
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動的文革，是針對黨官僚集團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其目的是多重的，第一當然是為了權力鬥爭，把他心目中的威脅劉鄧官僚集團及其權力基礎搞掉；二是毀黨造黨，嘗試摸索出一個獨立於蘇聯模式的「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共產主義樂園來；三是試圖將暴民革命制度化、常規化，以此作為「反修防修」（也就是反對震懾黨官僚蛻化變質）的途徑；四是經過革命鬥爭洗禮，把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鍛煉改造為大公無私的堅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明眼人應該一眼就能看出這其實也是許多民朋的奮鬥目標──他們畢生追求的不就是「人民真正當家作主」，鼓吹的手段不也正是暴力革命么？這還能和毛有什麼差別？正因為毫無差別，胡平同志才不顧起碼事實，非要把毛那個超級理想主義者打成「犬儒」，而他們自己則當然是真正志士。於是這新時代毛共革命和經典毛共革命之間的「無差別境界」，便神妙而方便地變成了「志士」與「犬儒」的「天淵之別」。
這些凍結了的同志心目中的「民主」、「解放」只能來自於紅寶書毫不足奇，令人駭然的是如此昭如日月的事實，竟然只有我說出來，而我在指出許多「民運」人士其實不過是毛共餘孽之後，竟然一度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
既然有革命，當然就有反革命，偉大領袖想發動新革命，搞倒官僚黨，當然要引來對方的反抗，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就此一分為二，分裂成了勢不兩立的兩大派，革命派也就是所謂的「造反派」，而反革命派也就是所謂的「保守派」。換言之，當時從中央到地方都給日本軍人宮本武藏的「大和魂」從頭到腳劈成了尺寸基本相等的兩爿。
中央的造反派就是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包括林彪集團、四人幫集團，以及敬愛的康老、謝富治等人，而中央的保守派就是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一干人，三位頭面人物給打下去后，便是什麼「四總四帥」那干老傢伙們。人民的好總理則是「老子平常兒騎牆」，當時也算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
這兩大陣營之分，在九大特別突出：左派坐在主席台左邊，右派坐在主席台右邊，毛在正中，林彪在他左邊，而周在他右邊。按地理方位來說，周應該是右派頭子，但攝影鏡頭卻從周那兒取景，畫面從周開始，將所有左派代表收入鏡頭，使用江阿姨最熱愛的「長鏡頭」拍攝。右派代表則只是驚鴻一瞥地掠過去，攝影師還專門挑老傢伙們累極之時、七歪八倒癱在座椅上的醜態拍，每逢此時，觀眾便報之以噓聲，如同過去見了國民黨反動派似的。
地方也同樣有這兩大分野，黨政軍大員同樣分裂為兩派，各自效法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幕後操縱革命群眾，利用他們作炮灰，為自己打代理戰爭，打倒自己的政敵。兩大派都誓死捍衛自己的後台老闆，說他們是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好乾部，堅決打倒對方的後台老闆，說他們是劉鄧的反動爪牙。
從中央到地方，是參加造反派還是保守派，那決定的原則其實是一致的：無論是中央首長，是地方首長，還是群眾，參加造反派者多為不滿現狀者，在幹部是宦途失意，在群眾則是受過迫害或自覺受到不公待遇，而參加保守派的則是既得利益者，或自以為是既得利益者（後面這條非常重要，工農大眾中自以為是既得利益者的同志特別多，凸顯了本民族的愚昧）。
所以，在基層，參加造反派的出身不好的同志比較多，而參加保守派的出身比較好，多為中下級幹部，過去的勞模，復轉軍人等等。但無論是哪派，傳統的階級敵人是斷斷不許參加的──那本來是人民革命，而地富反壞右資並非人民。
和毛共過去的革命不同，文革具有很獨特的特點，最主要的一條是，它不是靠革命黨來操控，而是靠偉大領袖的精神感召，於是它便構成了人類歷史上或許是獨一無二的革命，也就是「受控的自發人民革命」，本身就是一種「辯證法」現象。
我已經在舊作中反覆強調過，早在上世紀初，列寧便發現，如同法國大革命那種自發的人民革命已經過時了。科技進步給統治者帶來了巨大的鎮壓人民的優勢，因此，新時代的自發人民革命絕對不會成功，必須由專業人士去製造，而這專業人士，便是集黑社會組織和軍隊於一身的革命黨，這就是列寧同志的建黨理論，也是他對馬克思主義最偉大的貢獻，沒有這一條，則馬克思主義永遠不會從空想變成可以操作的工藝。
從可操作性來說，即使沒有統治者的鎮壓，自發的人民革命也根本就是不可控的，正如誰也無法控制雪崩或火山爆發一樣。法國大革命的經典例子就不用說了，光看８９學運就足矣：其實後期許多長鬍子或不長鬍子的老同志都覺得這麼賴下去不是事兒，但柴玲、李祿等一小撮匪徒就是要死賴在廣場上，而參加學運那麼多人，竟然也就誰都拿那幾個極端分子毫無辦法。
據說老鄧曾讓老趙去試試他的懷柔手段，閻明復受命去跟學運領袖磕磨面頭，想讓他們在戈氏訪華前撤回去。紫陽這兒的政治賭博的整個前提假設都錯了──自發革命可不是他參加過的中共革命，根本就不是可控的，即使老閻說服了所有的學生領袖，那也什麼鳥意思都沒有，無非是製造出更極端的新領袖來罷了。可嘆老趙顧問那麼多，竟然也就沒誰有這點常識，以致斷送了卿卿性命。
因此，要使人民革命收發隨心，控制自如，前提就是有個共黨那種神經系統，把作布朗運動的暴民大雜燴變成可控的定向流體，用操控軍隊的方式去操縱人民，這才能達到革命設計家們的原初意圖。
然而毛面臨的難題卻是對黨自己開刀，很明顯，他不可能再使用傳統的受控革命手段，靠我黨去率領人民大眾進行新長征。這人可真是造反天才，居然想出「踢開黨委鬧革命」，靠造神運動為他製造出來的上帝聲望，直接訴諸暴民，製造出那場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受控自發人民革命」來。從審美的角度來說，不能不讓人讚歎其首創精神，他老人家當真是世上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能出一個的偉大的犯罪天才。
【困了，要睡午覺去】
蘆笛
說文革在宏觀上沒有失控，是說它始終沒有將矛頭指向發動者自身。但從別的方面來看，因為在本質上是自發人民革命，文革也體現了不可控的特點，超出了發動者本人原來的意願。
失控首先表現在「能發不能收」之上。前面已經說過了，一場人民革命，只有以革命黨作為神經系統，以指揮軍隊的方式去指揮暴民，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收發隨心。中共過去的「民主革命」和執政后開展的一系列的群眾運動都是如此進行的：毛一聲令下，全國人民就立即齊步走，再一聲令下，則全國人民立即立定，當真是如臂使手，屈伸如意。
文革卻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毛一聲令下，全國人民卻遲遲不動，他不得已只好發動「大串連」，讓革命學生免費流竄全國，把聖旨傳到草根百姓之中去。等到全國人民一哄而起之後，他再下令讓他們停下來，卻誰也不聽招呼了，原定三年結束的文革成了看不到終點的持久戰。
按他原來的「設計」（如果那也配稱為「設計」的話），文革的任務是「一斗二批三改」，也就是「鬥倒走資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其大致構想就是在打倒走資派並在理論上肅清流毒之後，轉入新制度建設。
但文革實際進程卻始終糾纏於「斗批」階段，從未進入「改」的階段。這當然首先是革命對象含糊不清造成的，前面已經說過了：誰是走資派根本就無法裁決，因而誰都可以是，誰也可以不是，這便給兩派無休無止纏鬥造成了「理論依據」（準確地說，是深如河漢的理論漏洞）。即使解決了這問題，那也不可能有什麼鄭重其事的「改」，因為偉大導師本人並無具體藍圖，怎麼個照圖施工法？
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兩派雖然都無限忠於毛主席，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無視偉大領袖「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更沒有必要一定要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的光輝教導，把對立面視為必須無情消滅的階級敵人。這本來也符合毛澤東思想：「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餘地。」既然自己代表了毛主席革命路線，對方代表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當然只能把革命進行到底，徹底消滅敵人不是？
因此，滑稽的是，在這個問題上，兩派廣大人民群眾反而比偉大領袖本人更符合毛澤東思想原教旨，是偉大領袖本人想調和折衷和稀泥作鄉願，而他們要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如此糾纏下去，他老人家自然喪失了耐心，在與五大領袖座談了大半夜后（那大概是他為時最長的接見紀錄吧），他終於再度發現「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而群眾組織並不能代替這革命黨，以他上帝般的聲望，竟然連幾個學生娃娃都指揮不動。於是他便別無選擇，只能將「鬥批改」改為「斗批走」，派工宣隊去「佔領上層建築舞台」，將中學生統統趕到農村去，讓大學生終於畢業。
問題是工礦企業職工沒有「走」的去處，於是兩派纏鬥就只有靠人民大眾喪失興趣自然熄滅。在這過程中，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轉時斷時續。到後期，工礦企業只剩下幾個派頭頭還在跳梁，為廣大群眾提供了大量難得的假期。我已經在《紀念姚文元》中說過了，到７０年代中期，我等廣大工人屏息翹首以待，只等那幾個派頭頭去衝擊黨政機關，立馬就關了機器，載歌載舞地趕回家去，迫不及待地投入波瀾壯闊的「男的學木工，女的學裁縫」的人民戰爭。
因此，文革是偉大領袖發動的永未結束的新長征。他把魔鬼從膽瓶里放出來后，便再也不知道怎麼收回去了。這場革命於是便只能以不了了之，了猶未了，如同排便不盡一般，造成三焦閉塞，憋得難受，不時要發作出來，不但在８９年又全民發作了一次，而且革命火種竟然播散到海外來，至今猶有老鄭、司令、國凱等同志「興滅國，繼絕食」，薪火相傳，發誓要把那憋了回去的怨毒排出來，把流產了的大革命進行到底，徹底消滅全面勝利復辟的保皇派。這些同志當之無愧是比毛主席還要堅定徹底的革命派。
為這些同志至死不能接受的，是那麼幾個事實：
１、無論是從主觀意圖還是客觀效果來看，造反派乃是為毛衝鋒陷陣的新型黨衛軍，其鬥爭大方向基本在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之內，毛對他們骨子裡的猜忌以及在利用了他們之後加以無情拋棄並不能否定這一事實。
２、地方造反派和中央造反派屬於同一政治勢力，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後者是前者的紅後台，前者是後者的紅小兵，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覺主席親。不能因為後來四人幫倒了霉，便連這鐵的事實都要賴掉了。這就是我為何說蒯大富比我那幾位狗崽子弟兄還要誠實得多。建議他們在為文革翻案的同時，也為偉大正副統帥和中央文革翻案。
３、造反派投身革命的主觀動機，就是我那不成材的馬弟弟說的「庶出與嫡出爭寵」（這是該小子一生說出來的難得不糊塗的話語之一），無非是對紅崽子們壟斷了對黨和毛主席的「忠誠權」而心懷嫉恨，因此拍案而起，去證明「老子比你更革命」而已（NND，「忠於毛主席」竟然也成了一種「天賦人權」，而狗崽子們竟然因為這神聖權利被紅崽子們無理剝奪了而起來造反，當真是中國才會有的奇觀），並不是出自什麼後來追加的「為了解放中國人民」的神聖動機。這一事實明明白白地寫在老鄭和胡平的回憶錄里，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什麼「趁機造反」、「打著紅旗反紅旗」云云，全是現在才追加的謊言。其實毛猜忌成性，最忌憚的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連《劉志丹》那種爛書都不能容忍，豈會任爾等那麼干？
４、外國歷史上的民主革命乃是爭吃打鬧引發的，無論是英國革命、法國大革命還是北美獨立戰爭，都是因為國王要收稅、人民要誓死捍衛錢包而大打出手。因此，似乎可以說，「刮經濟主義妖風」才是真正的民主革命，但造反派爭取的卻是與紅崽子們同等或甚至超過對方的忠於偉大領袖的「政治權利」。從頭到尾，它都是一場政治鬥爭而非經濟鬥爭。造反派和保皇派的爭論只有那麼一條：「你們是老保，我們是老造，你們保的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走狗，我們保的是忠於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優秀革命幹部」。這就是他們的「革命綱領」，就是他們的「２０世紀XX公社宣言」，就是他們的革命的全部意識形態內容。他們的革命只給人民帶來戰禍、新式迫害和更加艱苦的物質生活，從未給人民帶來些許物質利益。
５、為了證明自己比紅崽子們還忠誠，造反派對傳統階級敵人更加心狠手辣，在排除對鬥爭大方向的種種干擾諸如「經濟主義妖風」、「翻案風」時路線覺悟更高，革命立場更堅定，更加重義輕利。一言以蔽之，這些弟兄們代表著共產主義流派中更極端的那一派，因而離民主也就更遠，實質更反動。
６、造反派只代表了一半人民，他們的革命是針對另一半人民的毛共式斬盡殺絕，他們的民主是比毛共還結棍的「一半人民民主」。如果他們的革命成功了，起碼要有１／４人民躺在血海中，剩下１／４人民將加入傳統階級敵人隊伍，作為新時期 「人民民主專政」的鎮壓對象。幸虧毛沒有他們徹底決絕，制止了他們的革命，從客觀上來說，這屬於毛做的少有的好事之一。
７、若干造反派頭子是終生不改的religious fanatics（宗教狂熱分子），只有腎上腺而沒有大腦，最後便成了「為革命而革命」的「唯美主義」者，奉行「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只要有運動就要去上竄下跳，根本不管那運動實質是什麼。例如就其實質來說，「四五運動」完全是對文革的反動，是人民公開表示對中央造反派的否定和中央保守派的肯定，但竟然也有若干老造反混跡其間，全然不知那是在批判自己。在這方面司令最有代表性，他小人家至今意識不到，他那至今引以為傲的《李一哲大字報》和他販賣的「兩個文革」說根本就無法捏弄在一起。
因此，我不能不痛心地說，我的許多狗崽子階級弟兄們其實代表著中國人中智力素質比較低下的那一部分，心智不是很正常，而且終生沒有長大成人的希望，儘管從私德來說，他們可以是老鄭那種難得君子，也可以是國凱那種在夾縫中奮鬥求生、值得敬佩的英雄。這當然是時代造成的悲劇，值得同情而非譴責，我在上面作的，不過是試圖指出歷史的真實罷了，當然，那也只是我作為局外人看到的真實。我在本文開頭已經說過了，本人不相信「唯物論的反映論」。
文革失控的另一方面倒確實值得肯定，那就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轉移鬥爭大方向」的「經濟主義妖風」之類的真正的人民群眾維權鬥爭。
１９６６年年底、１９６７年年初乃是「解放」后最進步的短暫時期，我在《黑崽子》中指出：
「問題在於，當鏈式反應啟動后，操縱勝利的群眾就再不是那麼輕易的事了。
哪怕是毛那種終生玩弄人民的大師，也沒那個能力讓暴民當行則行，當止則止。
因此，壓力一旦從普通群眾轉移到老幹部頭上去后，許多老『階級敵人』自然
就『跳了出來』。以往歷次運動的受害人擠滿了各級政府機關，要求平反；工
廠工人舉行遊行示威，要求增加早被凍結了的工資；臨時工和合同工要求轉為
正式工，享受和正式工人一樣的福利；就連複員、轉業、退伍軍人都組成了龐
大的『兵團』，要求為他們服役結束時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給予經濟補償。」
用現代文明人的眼光來看，這些鬥爭屬於人民群眾維護自身權益的鬥爭，因而也才是真正的民主鬥爭。其中最值得肯定的有組織的鬥爭，乃是「臨造總」和「復轉退兵團」，前者由臨時工與合同工組成，其司令似乎是現在工黨的方圓（不敢肯定記憶是否正確，請同志們去攻讀《華夏文摘增刊》），那才是真正的「打著紅旗反紅旗」，人家喊的也是流行革命口號，批判的也是劉鄧路線，可那卻是為了私利而非「公義」作出自己的詮釋，爭的乃是自身的實實在在的權益，那就是享受與正式工同等的福利待遇。
「復轉退兵團」（是不是這個名字可真記不住了，本人沒有好總理的攝影式記憶力）則由全國複員、轉業、退伍軍人組成，其奮鬥目標乃是要求在城裡的就業權以及增加複員費等等。
在我看來，這才是貨真價實的民主鬥爭，才是中國人民一直該干，卻因被一代又一代蠢如鹿豕的知青革命家誤導而始終未能幹的正事。而這些正當的維權鬥爭卻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眼中釘，其中「復轉退兵團」最能引起他們的恐慌──那些人都是受過軍事訓練的人，一旦成了全國性組織，後果不堪設想，因此立即遭到了無情鎮壓。「臨造總」的命運也大同小異。
無產階級司令部取締這些反動組織的理由是，他們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爪牙，忠實執行了劉鄧「反革命經濟主義」的陰謀詭計，其目的是把大眾的注意力轉移到自身利益上去，變成鼠目寸光的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以此轉移鬥爭大方向，讓走資派逃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鐵拳。
這指責其實也有一定道理：「經濟主義妖風」是在１９６６年底－１９６７年初颳起的，其時全國黨政領導普遍讓革命烈火燒得焦頭爛額，不得不實行「讓步政策」，銷財免災，許多單位「老當」們應革命群眾要求補發或增加了工資。但無產階級司令部立刻就以其火眼金睛識破了這一毒計，在理論上加以痛斥，在組織上予以嚴厲取締，使得這真正的民主鬥爭在短期內便煙消雲散。
造反派最令人鄙視的一條，就是他們在鎮壓消滅這真正的民主鬥爭的過程中為毛作倀，正如８９年學生們將塗污毛像的反革命分子扭送給公安一般。最可悲的還是，他們對那些「小爬蟲」們大義凜然的聲討完全是真心誠意的。在紅色恐怖降臨前，許多狗崽子如老鄭、胡平等人乃是積極分子班（團）幹部舊主子，迫害起小蘆那種落後分子來一點都不比後來的紅崽子新主子們遜色。比起後者來，他們的毛著學得更好，用得更活，更精通那套「見義忘利」共黨道德修鍊功夫，因而比紅崽子們更偏離自然人性，更傾向於鄙視那些「見利忘義」的「經濟動物」們。
簡言之，「經濟主義妖風」是文革失控的另一種表現，在我看來也就是那場大革命中唯一值得肯定的內容。不幸的是，這種健康趨勢尚未來得及蔓延全國，形成氣候，便被中央和造反派那新時代的積極分子們在短期內合力扼殺了，因而在文革史上無足輕重。因此，從全局來看，雖然文革因偉大統帥胸中無數以及缺乏高度服從的革命組織，導致了無法結束的難堪局面，但由造反派主導的鬥爭大方向基本還是處在偉大領袖的容忍範圍內的。
【未完待續】
蘆笛
那天老萬對老蒯贊江青大惑不解，說江青那淺薄惡俗娘們勁，連當時的逍遙派或小爬蟲們都瞞不過去，如何會令智商並不低的老蒯迷戀終生？他還謙虛道，大概只有蘆笛的「毒眼」才能說出個所以然來，云云。
其實這並不需要什麼洞察力便能理解，在我看來，這世上有兩種人：凍結的人和流動的人。老蒯、韓愛晶、老鄭（義）、王司令、劉國凱就是前一類凍結在西伯利亞的猛獁，而我等凡夫俗子則庶幾可以算是流動的人。
這當然是文學比喻，且有違反壇規攻擊網友之嫌，不過，舍此還真不便淺顯明白地說清問題。我深信老鄭等人不會和我計較，畢竟，用老馬的話來說，他們是我的「階級弟兄」，大家都是「老子反動兒混蛋」，何況我並不是存心侮辱人。
當年讀列主席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覺得裡面大談特談的「唯物論的反映論」過於簡單了些。列寧同志把人對客觀世界的感受看成了如同照相那樣的機械過程，徹底忽略了人腦中的「透鏡」和「膠片」乃是主觀製作的。在很大程度上，人類眼中的客觀世界其實是主觀加工出來的。大多數人只會看見他們願意相信的東西，所以，同樣一件事，在不同的人看來可以是一片光明，也可以是一片黑暗。
這就是司令、老鄭等人至今還在堅持「人民文革說」。這和蒯大富至今肯定江青其實沒什麼區別。不僅如此，在我看來，老蒯比老鄭、司令、國凱等人還要誠實得多。
人的一生並不是處在一個水平上，有高峰也有谷底。悲劇在於，人生常常並非廣東音樂「步步高」，也常常不是在高峰結束的，於是心雄氣傲的人常傾向於把自己的一生凍結在那高峰上，從此失去了智力發育可能，如同我家養過的那隻僵了的小貓似的，再也不會長大了。
我看這就是發生在上述同志身上的事，也就是老鄭說的「永葆青春」。只要在精神世界把自己凍結在一生的最高點上，自然是「無限風光在險峰」也，其實這是很值得羨慕的一種活法。
現在來看老蒯，他這一生最輝煌的時刻不就是充任叱吒風雲、左右乾坤的「五大領袖」之首的那幾年么？如果否定了那段光陰，他此生豈不成了一團漆黑？而如果要肯定那段光陰，他就別無選擇，勢必得連帶肯定把他親手帶到那眩目高度的恩公恩婆們。至於江阿姨種種令人無法忍受的惡俗則只存在於旁觀者的眼中，他是絕對看不見的。鬼子諺語說什麼「Seeing is believing」，我看整個說倒了，應該是「Believing is seeing」，更準確地說應該是「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believe to be there」才是。這現象古人早就觀察到了，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就這意思，只是老祖宗一如既往地沒能力說出發生機制來而已。
這點簡單道理，我早在婚後不久就悟出來了。已經交代過，本人是匪婿黨黨員，受余大郎直接領導。婚後我常跟泰山大人說實話，弄得他非常upset，後來我悟出這麼做實在太殘忍──告訴人家他那一生全花在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地禍國殃民上，流血流汗，親力親為，幫著製造出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反動、最兇殘的社會制度來，就算是說服了對方，你又讓人家怎麼活下去？這種殘忍的事，也只有匪婿黨黨魁余大郎的大小舅爺大小姨們能幹出來。
所以，那夥文革元老至今堅持「人民文革說」，從人道的理由看，我覺得是應該的。贊同他們的主張，應當視為一種慈善行為。
我覺得難以容忍的，還是階級弟兄們的智力和出身實在不相匹配，連累我這狗崽子也跟著他們丟臉，這就是我想在《五一六通知》發表４０周年之際，再咕嚕一番軲轆話的原因。
吾黨黨魁余大郎那天作了個「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定義，作為領導他的特首，我作了御筆硃批，同意發到縣團級。不過，鑒於小幫菜們絲毫不知道昨天的歷史，還得補充解釋兩句。
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動的文革，是針對黨官僚集團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其目的是多重的，第一當然是為了權力鬥爭，把他心目中的威脅劉鄧官僚集團及其權力基礎搞掉；二是毀黨造黨，嘗試摸索出一個獨立於蘇聯模式的「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共產主義樂園來；三是試圖將暴民革命制度化、常規化，以此作為「反修防修」（也就是反對震懾黨官僚蛻化變質）的途徑；四是經過革命鬥爭洗禮，把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鍛煉改造為大公無私的堅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明眼人應該一眼就能看出這其實也是許多民朋的奮鬥目標──他們畢生追求的不就是「人民真正當家作主」，鼓吹的手段不也正是暴力革命么？這還能和毛有什麼差別？正因為毫無差別，胡平同志才不顧起碼事實，非要把毛那個超級理想主義者打成「犬儒」，而他們自己則當然是真正志士。於是這新時代毛共革命和經典毛共革命之間的「無差別境界」，便神妙而方便地變成了「志士」與「犬儒」的「天淵之別」。
這些凍結了的同志心目中的「民主」、「解放」只能來自於紅寶書毫不足奇，令人駭然的是如此昭如日月的事實，竟然只有我說出來，而我在指出許多「民運」人士其實不過是毛共餘孽之後，竟然一度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
既然有革命，當然就有反革命，偉大領袖想發動新革命，搞倒官僚黨，當然要引來對方的反抗，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就此一分為二，分裂成了勢不兩立的兩大派，革命派也就是所謂的「造反派」，而反革命派也就是所謂的「保守派」。換言之，當時從中央到地方都給日本軍人宮本武藏的「大和魂」從頭到腳劈成了尺寸基本相等的兩爿。
中央的造反派就是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包括林彪集團、四人幫集團，以及敬愛的康老、謝富治等人，而中央的保守派就是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等一干人，三位頭面人物給打下去后，便是什麼「四總四帥」那干老傢伙們。人民的好總理則是「老子平常兒騎牆」，當時也算是「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
這兩大陣營之分，在九大特別突出：左派坐在主席台左邊，右派坐在主席台右邊，毛在正中，林彪在他左邊，而周在他右邊。按地理方位來說，周應該是右派頭子，但攝影鏡頭卻從周那兒取景，畫面從周開始，將所有左派代表收入鏡頭，使用江阿姨最熱愛的「長鏡頭」拍攝。右派代表則只是驚鴻一瞥地掠過去，攝影師還專門挑老傢伙們累極之時、七歪八倒癱在座椅上的醜態拍，每逢此時，觀眾便報之以噓聲，如同過去見了國民黨反動派似的。
地方也同樣有這兩大分野，黨政軍大員同樣分裂為兩派，各自效法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幕後操縱革命群眾，利用他們作炮灰，為自己打代理戰爭，打倒自己的政敵。兩大派都誓死捍衛自己的後台老闆，說他們是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好乾部，堅決打倒對方的後台老闆，說他們是劉鄧的反動爪牙。
從中央到地方，是參加造反派還是保守派，那決定的原則其實是一致的：無論是中央首長，是地方首長，還是群眾，參加造反派者多為不滿現狀者，在幹部是宦途失意，在群眾則是受過迫害或自覺受到不公待遇，而參加保守派的則是既得利益者，或自以為是既得利益者（後面這條非常重要，工農大眾中自以為是既得利益者的同志特別多，凸顯了本民族的愚昧）。
所以，在基層，參加造反派的出身不好的同志比較多，而參加保守派的出身比較好，多為中下級幹部，過去的勞模，復轉軍人等等。但無論是哪派，傳統的階級敵人是斷斷不許參加的──那本來是人民革命，而地富反壞右資並非人民。
和毛共過去的革命不同，文革具有很獨特的特點，最主要的一條是，它不是靠革命黨來操控，而是靠偉大領袖的精神感召，於是它便構成了人類歷史上或許是獨一無二的革命，也就是「受控的自發人民革命」，本身就是一種「辯證法」現象。
我已經在舊作中反覆強調過，早在上世紀初，列寧便發現，如同法國大革命那種自發的人民革命已經過時了。科技進步給統治者帶來了巨大的鎮壓人民的優勢，因此，新時代的自發人民革命絕對不會成功，必須由專業人士去製造，而這專業人士，便是集黑社會組織和軍隊於一身的革命黨，這就是列寧同志的建黨理論，也是他對馬克思主義最偉大的貢獻，沒有這一條，則馬克思主義永遠不會從空想變成可以操作的工藝。
從可操作性來說，即使沒有統治者的鎮壓，自發的人民革命也根本就是不可控的，正如誰也無法控制雪崩或火山爆發一樣。法國大革命的經典例子就不用說了，光看８９學運就足矣：其實後期許多長鬍子或不長鬍子的老同志都覺得這麼賴下去不是事兒，但柴玲、李祿等一小撮匪徒就是要死賴在廣場上，而參加學運那麼多人，竟然也就誰都拿那幾個極端分子毫無辦法。
據說老鄧曾讓老趙去試試他的懷柔手段，閻明復受命去跟學運領袖磕磨面頭，想讓他們在戈氏訪華前撤回去。紫陽這兒的政治賭博的整個前提假設都錯了──自發革命可不是他參加過的中共革命，根本就不是可控的，即使老閻說服了所有的學生領袖，那也什麼鳥意思都沒有，無非是製造出更極端的新領袖來罷了。可嘆老趙顧問那麼多，竟然也就沒誰有這點常識，以致斷送了卿卿性命。
因此，要使人民革命收發隨心，控制自如，前提就是有個共黨那種神經系統，把作布朗運動的暴民大雜燴變成可控的定向流體，用操控軍隊的方式去操縱人民，這才能達到革命設計家們的原初意圖。
然而毛面臨的難題卻是對黨自己開刀，很明顯，他不可能再使用傳統的受控革命手段，靠我黨去率領人民大眾進行新長征。這人可真是造反天才，居然想出「踢開黨委鬧革命」，靠造神運動為他製造出來的上帝聲望，直接訴諸暴民，製造出那場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受控自發人民革命」來。從審美的角度來說，不能不讓人讚歎其首創精神，他老人家當真是世上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能出一個的偉大的犯罪天才。
【困了，要睡午覺去】
從蒯大富贊江青說到「人民文革」（二）
蘆笛
如今許多人把那場革命簡化為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這些同志忘記了，權力鬥爭必然是任何革命的重要內容之一。文革當然是我黨內部最大規模、最暴烈的權力鬥爭，但因為這點就無視其社會改造內容，把它開除出革命隊伍，那就絕對只能是毛共餘孽「理論家」才能幹出來的事。
悲劇恰恰在於文革不是簡單的權力鬥爭，如果真是如此，則哪怕是要砸爛全黨，偉大領袖也能在短期內勝任愉快地完成那個任務──他只需動用槍杆子強行改建從中央到地方的黨委組織就完了。從單純的權力鬥爭角度來說，斯大林的大清洗的工作量比文革大到不可勝計：９０％的黨中央委員都給肉體消滅了，但靠秘密警察的專業隊伍，這偉大任務很快就以高效率完成了，社會紋絲不動，絲毫沒有引起黨官僚集團的瘋狂反撲。但毛如果那麼做，就根本達不到教育鍛煉培養廣大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目的。為此他非得把廣大人民發動起來，去投入那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不可。
這就是文革的獨特之處，一方面，它不是過去「民主革命」那種「運動群眾」，具有濃厚的自發群眾運動性質；另一方面，它並不按群眾運動的自發走向進行，卻始終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宏觀調控」，嚴重偏離鬥爭大方向的言行立刻就遭到嚴厲制裁。
在文革中，全國黨政機關都癱瘓了，代之以群眾組織，但它們根本不是列寧黨那種紀律嚴明、組織嚴密、令行禁止的精英組織，而是類似西方議會政黨的無比鬆散的全民性俱樂部。誰願加入就能加入，想離開就能離開，哪怕是在武鬥高潮中也如此，大家都是自發地憑興趣玩票，組織對個體行動根本就沒有控制力。下令「槍斃逃兵」的，全國也就只有王司令一例。但即使在那極端例子中，該命令似乎也沒有得到執行──就算司令能成立個督戰隊，那些人也只會是靠個人愛好，自發報名參加，自發踴躍殺人，要這種純粹的志願者去槍斃突然喪失武鬥興趣的戰友，根本也就不會有人去執行。下這種無人執行的命令只能證明一件事：從年輕時代起司令就是個糊塗蟲，一個人糊塗一時不難，難的是一輩子糊塗，決不清醒，這才是最難最難的阿！
既然如此，毛又是怎樣對運動進行宏觀調控的？靠與過去的組織領導截然不同的「思想領導」，讓毛思想直接與革命群眾相結合。「兩報一刊」定期發表的社論和不定期發布的毛的最新指示取代了紅頭文件，將毛的意圖告訴大家，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們也三天兩頭接見各地群眾組織代表，對運動的大方向給予具體指導，並解決各部委和各省的重大問題，用當時的行話來說，乃是「毛澤東思想直接和群眾見面」，沒有一個官僚系統作為中轉機構。
如果使用理工科乾麵包擅長的「理科思維」（也就是與文科繡花枕頭們慣用的文學比喻毫無本質區別的「數理比喻」）來描述這種奇特的「受控自發人民革命」，那麼，文革類似於電磁場現象。偉大領袖是那磁體，不通過任何有形介質，就在真空中把磁場傳播到神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之中，而八億子民就如同無數指南針，根據那無形的磁力線調整自己的定向。
由此可見，這場革命受控的前提乃是參加者的高度自律性，也就是無數磁針們根據「毛主席革命磁力線」來決定自身定向的無限忠誠。從宏觀上來說，雖然文革延時遠遠超出了偉大領袖的預想，但他靠自身的磁場仍然基本控制了運動走向，並沒有玩火自焚，讓這場自發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顯而易見，如果造反派頭子們如老鄭、司令、國凱等人沒有這種自發的忠誠，則運動根本也就不可控，這就是那幾位凍結了的史前動物至今還在狂熱歌頌的「趁機造反」的「人民文革」的實質。
說來好笑，文革頗有點像西方的兩黨政治。眾所周知，無庸置疑，西方兩大政黨都是鬆散的全民性組織，誰願參加就能參加，誰願退出就退出，根本沒有什麼組織紀律約束，兩派議員都是人民代表，按雙方同意的遊戲規則進行文斗，根據這一遊戲規則密切監控對方，一旦發現對方犯規便抓住大作文章，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杜絕了營私舞弊現象。
文革初期也有點這種模樣：全國分裂成了勢均力敵兩大派，雖然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反革命派，但兩派在名義上都算「工人階級內部」，並非鎮壓與被鎮壓的關係，兩派都嚴格按照遊戲規矩行事，並以此嚴密監控對方，那遊戲規矩就是「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文革完全可以看成是「忠誠大賽」，雙方比賽誰才是真正忠於毛主席的。正因為此，毛不但沒有玩火自焚，他的威望反倒因這場自發人民革命空前提高了。西方兩派競爭促進了政體的廉潔，而東方兩派競爭促進了民間頌毛馬屁文化的空前繁榮。
任何一個有點西方文明（也就是現代文明）常識的讀者都能看出來，如果毛是個有點起碼深度的思想家，則據此不難摸索出一條「人民當家作主」的「工農政權」的獨特道路來，那就是正式解散那個萬能的共產黨，只保留革命兩大派組織，讓兩者競選進入革命委員會，在忠於毛的大前提下管理自己。如此即能建立起一種馬恩列斯從未想象過的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這種新式的「人民民主」類似於古希臘羅馬或美國南部邦聯實行的奴隸制民主，或改革前的南非實行的白人民主，亦即只有一部分人民享有公民權，傳統階級敵人則被徹底排除於民主之外。
如果毛這麼試驗過，那是否成功另說，光這在理論上標新立異的摸索的原創精神就足以讓他留名思想史了。可惜無論是從領袖還是從人民的角度來看，這種事都絕不會發生，於是毛便只能作為一個權謀大師而不是作為馬列主義理論家載入史冊。
毛的精神視野是由兩方面的閱歷鑄就的，也就是在線裝書的陳腐框架中填充了大量的權力鬥爭和革命戰爭經驗，他最致命的知識結構缺陷是徹底缺乏西洋文明常識。如果說我的階級弟兄們代表了毛時代的活化石，那麼毛在本質上則是從２４史中直接走入２０世紀的秦始皇加黃巢。這就決定了他和儒家一樣，把「分裂」等同於「失控」，天然熱愛「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統一部署，統一行動，統一指揮」。他最愛賣弄的就是「對立統一規律」，但其實最不懂這所謂「規律」。在他，「相反」決不可能「相成」，只能是「相鬥相滅」，「對立」跟「統一」其實沒什麼相干，「一分為二」其實是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對立消滅規律」。因此，兩大派的形成不但出乎他的意外，而且為他的「理論」無法解釋，讓他處於無限困惑之中，最後他不得不動用行政手段去強行壓制派斗，直到臨死，他也沒能達到鬼子們中的大老粗高度，意識到派斗其實是可以被引入建設性軌道的。
從群眾這邊來看，從兩大派對立進化為「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和偉大領袖一樣，人民同樣將「對立」視為「消滅與被消滅」的關係。最可笑的是，兩派的對立其實是利益使然，但全國人民中竟然沒誰意識到這點，卻把它看成是什麼超越於個人利益之上的「大是大非的原則之爭」。而這就是文革「民主」和西方式民主的本質區別：前者是「道義大賽」，後者則是明火執仗的爭權奪利。於是兩派鬥爭就只能是比賽誰更「革命化」，而這抽象的「革命化」除了用直觀外在形式表達對領袖忠誠（諸如「紅海洋」、像章、「忠字台」、「忠字歌」、「忠字舞」、「早請示，晚彙報」，等等）之外，便只能詮釋為禁慾主義。雙方競相「鬥私批修」、「滅資興無」，其實也就是古已有之的「去人慾存天理」，使得禁慾主義在文革時期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峰。
就這樣，破天荒第一次，中國人民有了機會管理自己，但他們做到的，卻是如同里弄小腳偵緝隊一樣，去管制自己和對方對毛的忠誠度，以及物質和精神上的自虐水平。
儘管這場受控人民革命沒有backfire，讓毛作法自斃，但它仍然以慘敗告終了，在很大程度上，那乃是毛的個人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是，毛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麼。文革乃是人類歷史上最有趣的「模糊革命」，從發動者到參加者，竟然沒一個人知道他們到底要什麼，後來的八九學運深得其真傳，同為中國獨有的政治人文景觀。
我曾在舊作《革命理想越崇高越反動》中指出，人性天生就是不完美的，因此，一個社會理想越完美，也就越偏離人性，無視人性去強行實踐這崇高理想，就一定會給人民帶來巨大災難，這就是國際共運留給人類的教訓。毛的文革瞄準的乃是最完美的社會理想，當然只能以造成巨大災難收場。
更糟糕的是，那理想社會具體是什麼模樣，應該怎樣建構，毛非但沒有設計藍圖，而且連個大概其的念頭都沒有。此人是破壞天才，建設白痴，根本就沒有制度建設能力，缺乏起碼的智能，去把他心目中的「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模糊憧憬，翻譯為世俗的實在的可行的社會制度。從intellectual的角度來看，此人的氣質更像詩人而非思想家，對理想社會只有浪漫幻想而毫無建設性想象力。作為政治家，他的唯一長處在權謀，可惜這在建設中絲毫無用武之地，無論是物質建設還是理論建設都如此。
說到底，毛的全部本事也就是發動和操縱群眾，問題是，讓群眾起來並不難，但起來幹什麼？怎樣才能建立起毛心目中的那個「工農大眾當家作主」的樂園來？到了這節骨眼上，對不起，偉大舵手自己也不知道，除了「五七道路」、「赤腳醫生」等零碎「新生事物」，他唯一能提供的就是誰都不明白其具體內容的「反修防修」口號，再咕嚕上兩句說出口后馬上又收回的「巴黎公社」的零言碎語，那就是他的視野的天盡頭。
就連革命對象他都沒本事確定。過去「民主革命」倒沒有這問題，對象就是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這三個革命對象都有簡明的操作指標。帝國主義不用說，凡是非毛子的白人統統趕出去就是了；封建主義則是地產達標的農民；官僚資本主義更簡單：凡是在國府任職而又擁有生產資料者統統雀屏入選。
新革命的對象據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麻煩出在那根本不可操作的定語上。一開初，這問題倒是好解決：造反派將它簡化成了簡易可行的「老當」──當權派，凡是作官的統統推倒，而這就是「一月風暴」的結果，所有的領導都在一夜之間「靠邊站」了，而這並沒有造成什麼社會動亂，如果毛的革命就是這麼簡單明確，那到這一步也就可以勝利結束了。
但恰在此時毛表現出他的葉公好龍的狐疑本性來。他既是走火入魔的浪漫主義者，又是精明入骨的現實主義政客。他知道造反派乃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這是當時的流行用語）的大雜燴，攙雜了大量的「階級異己分子」，也就是出身或成分不是那麼清白的同志。儘管他們往往比出身好的同志還赤膽忠心，可他絕對不會信任這些人，覺得自己的基本隊伍還是那些根紅苗正的老同志。
於此，毛遇到了那個他始終無法解決的悖論：賴以發動推行革命的革命派他不能信任，而他能信任的基本隊伍恰恰又是反革命派。其實，如果他明確宣布一切黨官都是革命對象，那問題就好辦了，旦夕之間，所有的人都會變成造反派。但他又認為「廣大幹部是好的或比較好的」，需要的只是教育而非打倒。這就是毛始終不敢宣布徹底砸爛舊的黨國機器，重新塑造新的國家機器的原因。這種欲言又止的革命，用難聽的民間俗話來說，便是「養半截孩子」──胎兒生出半截來，產婦便改了主意，不想再生下去了。
在這點上，他很像一個拔著自己的頭髮想把自己提上雲霄去的痴漢：一方面，他對舊式革命製造出來的官僚機器深為不滿，試圖直接訴諸人民，把官僚機器砸爛重塑；另一方面，他精通並賴以發家的又是過去那套靠黨去「運動群眾」的戰略戰術，完全扔掉那套得心應手的統治機器，必然讓他膽顫心驚。
毛解決這個悖論的辦法，是去調和不可能調和的事，推出一個不良不娼、非驢非馬的根本無法運轉的怪胎來。他先號召「革命幹部站出來亮相」，最後發展為「軍人、幹部和群眾三結合」。原來「靠邊站」的老幹部紛紛響應毛的號召出場，學習偉大領袖的榜樣，爭相打代理戰爭，拉一派保自己，去打倒政敵。
此時毛對革命對象的模糊「界定」便成了造成空前混亂的絕妙誘因，誰都可以說自己是堅定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都可以指責對方走資本主義道路。本來都在同一個黨領導下，那「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之爭不過是幾個月前才匆忙捏造出來的神話，現在愣要把一個黨劃分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黨，說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說誰誰走資本主義道路，誰誰走社會主義道路，那還不明擺著是鬼話一通？
吵鬧半天，最後還是只能落實到組織派繫上，把劉鄧死黨清除了，但大部分幹部特別是地方幹部根本也就沒有手眼通天的福。死老虎倒是容易扔下船去，但這並不能解決活老虎之間的權力鬥爭，於是政治鬥爭必然就要進入武裝鬥爭的「最高形式」。此所謂「吵得贏就吵，吵不贏就打」。
其實，就連毛本人也沒本事裁決誰是走資派，這就是他為何始終認為兩大派都是「工人階級」的原因。中國政治鬥爭從來是黑白分明的你死我活之爭，如今革命領袖本人卻「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自己根本就沒有一個明確可行的鑒別敵人的標準，無法果斷地把一方算成是該消滅的敵人。既然大家都是同志，不是鎮壓對象，則兩派當然只可能像西方兩黨那樣互不相下，誰也吃不了誰。可笑的是毛至死不悟這是他「敵我不明」的革命政策的必然產物，卻始則為兩大派的出現大惑不解，繼而對無休無止的派斗膩味到了姥姥家，竟然連「斗批走」的偉大戰略部署都提出來了。
至此，文革便從「群眾受控自發推翻黨官集團」進入「黨內兩派代理戰爭」的新時期，最後又因人民厭倦退出而蛻變為黨內兩派的角斗，直到毛死，這場持久戰才算最終落幕。
增加這混亂的另一重大因素是軍隊，它是毛的「長城」，是毛敢放開讓大眾跳梁的定海神針。但他忘記了一條：軍隊乃是黨官僚集團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已經說過了，中國革命和蘇聯革命很不一樣。蘇聯是「黨造軍」，先有黨國，后建軍隊，將領們都不是老布爾什特，而是被政委監控的前沙皇軍隊軍官。而中國是以軍造黨建國，靠軍隊開闢根據地，去創造出黨組織和政權來，最後擴大到全國範圍，所以，中共軍隊的政工幹部和軍事幹部很難區分，兩者之間的關係和蘇軍根本不一樣。共軍高級將領同時也是黨國要員，這和二戰前的蘇聯完全是兩回事。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毛共沒有單純的文官，所謂「文官」自毛以下，不是轉業軍人就是兼職軍人，白區黨那夥人倒有點純文官的模樣，但那只是小頭。從全局看還是軍即黨，黨即軍，兩者根本就分不開。因此，奉旨造反的矛頭也就決不可能只限於黨政組織，遲早要衝擊到與之千絲萬縷的軍隊頭上去，要清洗黨官僚而放過大小軍頭們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為了保證革命徹底，毛必須也清洗軍隊，但為了留下定海神針，他又絕不能碰軍隊。Once again，毛又一次遇到了無法解決、只能繞過的悖論。而如不解決老幹部和軍隊問題，則他死後革命成果必然要被這些強人顛覆。可笑的是毛似乎始終沒看出這點來，反倒去實行「三支兩軍」政策，使得軍隊得以名正言順地介入地方權力鬥爭，以槍杆子為後盾效法文官打代理戰爭，使得兩派武裝鬥爭火上加油。
綜上所述，偉大領袖毛主席只是基於對舊式革命的幻滅，以及朦朧如夢幻的對人間天國的憧憬，便毅然發動了砸爛舊黨國的人民革命，卻因徹底缺乏政治設計能力，毫無取代舊制度的新政體藍圖，更因本人深刻的內心矛盾，使得他連具體的革命綱領都提不出來，連革命對象都無法確定，便只能試圖以調和折衷的方式收場，卻又限於極度狹窄的視野，不能用西式妥協建立新式政體，最後不但未能建起他的夢中模糊天堂來，就連舊式革命改朝換代的成就都沒有取得，使得文革從奮起推翻黨官僚的人民革命初期，進入人民為黨內兩派打代理戰爭的中期，最後蛻變為人民因厭倦退出代理戰爭、只剩下黨內兩派角斗的末期。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文革都是毛一生的最大失敗，充分體現了他作為建設性政治家的驚天動地的無能。
細心穎悟的讀者至此應該看出，海外民朋鼓吹的新時代的「民主革命」同樣具備了以上特點：只有朦朧如夢的美好憧憬，毫無具體的天國藍圖，不但沒有切合中國國情的施政綱領，就連革命綱領都提不出來，甚至連革命對象都不敢確定，只有本事喊大而無當的空洞口號。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具體措施，便是老鄭「抓住貪官便殺」的豪情壯志，而這種公開踐踏法治的不折不扣的暴民主張，就連老毛沒敢在臭名昭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出來過。中國的革命家們當真應了九斤老太的話：一代不如一代。
【未完待續】從蒯大富贊江青說到「人民文革」（三）
蘆笛
如今許多人把那場革命簡化為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鬥爭，這些同志忘記了，權力鬥爭必然是任何革命的重要內容之一。文革當然是我黨內部最大規模、最暴烈的權力鬥爭，但因為這點就無視其社會改造內容，把它開除出革命隊伍，那就絕對只能是毛共餘孽「理論家」才能幹出來的事。
悲劇恰恰在於文革不是簡單的權力鬥爭，如果真是如此，則哪怕是要砸爛全黨，偉大領袖也能在短期內勝任愉快地完成那個任務──他只需動用槍杆子強行改建從中央到地方的黨委組織就完了。從單純的權力鬥爭角度來說，斯大林的大清洗的工作量比文革大到不可勝計：９０％的黨中央委員都給肉體消滅了，但靠秘密警察的專業隊伍，這偉大任務很快就以高效率完成了，社會紋絲不動，絲毫沒有引起黨官僚集團的瘋狂反撲。但毛如果那麼做，就根本達不到教育鍛煉培養廣大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目的。為此他非得把廣大人民發動起來，去投入那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不可。
這就是文革的獨特之處，一方面，它不是過去「民主革命」那種「運動群眾」，具有濃厚的自發群眾運動性質；另一方面，它並不按群眾運動的自發走向進行，卻始終受到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宏觀調控」，嚴重偏離鬥爭大方向的言行立刻就遭到嚴厲制裁。
在文革中，全國黨政機關都癱瘓了，代之以群眾組織，但它們根本不是列寧黨那種紀律嚴明、組織嚴密、令行禁止的精英組織，而是類似西方議會政黨的無比鬆散的全民性俱樂部。誰願加入就能加入，想離開就能離開，哪怕是在武鬥高潮中也如此，大家都是自發地憑興趣玩票，組織對個體行動根本就沒有控制力。下令「槍斃逃兵」的，全國也就只有王司令一例。但即使在那極端例子中，該命令似乎也沒有得到執行──就算司令能成立個督戰隊，那些人也只會是靠個人愛好，自發報名參加，自發踴躍殺人，要這種純粹的志願者去槍斃突然喪失武鬥興趣的戰友，根本也就不會有人去執行。下這種無人執行的命令只能證明一件事：從年輕時代起司令就是個糊塗蟲，一個人糊塗一時不難，難的是一輩子糊塗，決不清醒，這才是最難最難的阿！
既然如此，毛又是怎樣對運動進行宏觀調控的？靠與過去的組織領導截然不同的「思想領導」，讓毛思想直接與革命群眾相結合。「兩報一刊」定期發表的社論和不定期發布的毛的最新指示取代了紅頭文件，將毛的意圖告訴大家，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們也三天兩頭接見各地群眾組織代表，對運動的大方向給予具體指導，並解決各部委和各省的重大問題，用當時的行話來說，乃是「毛澤東思想直接和群眾見面」，沒有一個官僚系統作為中轉機構。
如果使用理工科乾麵包擅長的「理科思維」（也就是與文科繡花枕頭們慣用的文學比喻毫無本質區別的「數理比喻」）來描述這種奇特的「受控自發人民革命」，那麼，文革類似於電磁場現象。偉大領袖是那磁體，不通過任何有形介質，就在真空中把磁場傳播到神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之中，而八億子民就如同無數指南針，根據那無形的磁力線調整自己的定向。
由此可見，這場革命受控的前提乃是參加者的高度自律性，也就是無數磁針們根據「毛主席革命磁力線」來決定自身定向的無限忠誠。從宏觀上來說，雖然文革延時遠遠超出了偉大領袖的預想，但他靠自身的磁場仍然基本控制了運動走向，並沒有玩火自焚，讓這場自發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顯而易見，如果造反派頭子們如老鄭、司令、國凱等人沒有這種自發的忠誠，則運動根本也就不可控，這就是那幾位凍結了的史前動物至今還在狂熱歌頌的「趁機造反」的「人民文革」的實質。
說來好笑，文革頗有點像西方的兩黨政治。眾所周知，無庸置疑，西方兩大政黨都是鬆散的全民性組織，誰願參加就能參加，誰願退出就退出，根本沒有什麼組織紀律約束，兩派議員都是人民代表，按雙方同意的遊戲規則進行文斗，根據這一遊戲規則密切監控對方，一旦發現對方犯規便抓住大作文章，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杜絕了營私舞弊現象。
文革初期也有點這種模樣：全國分裂成了勢均力敵兩大派，雖然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反革命派，但兩派在名義上都算「工人階級內部」，並非鎮壓與被鎮壓的關係，兩派都嚴格按照遊戲規矩行事，並以此嚴密監控對方，那遊戲規矩就是「忠於毛主席革命路線」。文革完全可以看成是「忠誠大賽」，雙方比賽誰才是真正忠於毛主席的。正因為此，毛不但沒有玩火自焚，他的威望反倒因這場自發人民革命空前提高了。西方兩派競爭促進了政體的廉潔，而東方兩派競爭促進了民間頌毛馬屁文化的空前繁榮。
任何一個有點西方文明（也就是現代文明）常識的讀者都能看出來，如果毛是個有點起碼深度的思想家，則據此不難摸索出一條「人民當家作主」的「工農政權」的獨特道路來，那就是正式解散那個萬能的共產黨，只保留革命兩大派組織，讓兩者競選進入革命委員會，在忠於毛的大前提下管理自己。如此即能建立起一種馬恩列斯從未想象過的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這種新式的「人民民主」類似於古希臘羅馬或美國南部邦聯實行的奴隸制民主，或改革前的南非實行的白人民主，亦即只有一部分人民享有公民權，傳統階級敵人則被徹底排除於民主之外。
如果毛這麼試驗過，那是否成功另說，光這在理論上標新立異的摸索的原創精神就足以讓他留名思想史了。可惜無論是從領袖還是從人民的角度來看，這種事都絕不會發生，於是毛便只能作為一個權謀大師而不是作為馬列主義理論家載入史冊。
毛的精神視野是由兩方面的閱歷鑄就的，也就是在線裝書的陳腐框架中填充了大量的權力鬥爭和革命戰爭經驗，他最致命的知識結構缺陷是徹底缺乏西洋文明常識。如果說我的階級弟兄們代表了毛時代的活化石，那麼毛在本質上則是從２４史中直接走入２０世紀的秦始皇加黃巢。這就決定了他和儒家一樣，把「分裂」等同於「失控」，天然熱愛「統一思想，統一認識，統一部署，統一行動，統一指揮」。他最愛賣弄的就是「對立統一規律」，但其實最不懂這所謂「規律」。在他，「相反」決不可能「相成」，只能是「相鬥相滅」，「對立」跟「統一」其實沒什麼相干，「一分為二」其實是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對立消滅規律」。因此，兩大派的形成不但出乎他的意外，而且為他的「理論」無法解釋，讓他處於無限困惑之中，最後他不得不動用行政手段去強行壓制派斗，直到臨死，他也沒能達到鬼子們中的大老粗高度，意識到派斗其實是可以被引入建設性軌道的。
從群眾這邊來看，從兩大派對立進化為「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的可能性也不存在。和偉大領袖一樣，人民同樣將「對立」視為「消滅與被消滅」的關係。最可笑的是，兩派的對立其實是利益使然，但全國人民中竟然沒誰意識到這點，卻把它看成是什麼超越於個人利益之上的「大是大非的原則之爭」。而這就是文革「民主」和西方式民主的本質區別：前者是「道義大賽」，後者則是明火執仗的爭權奪利。於是兩派鬥爭就只能是比賽誰更「革命化」，而這抽象的「革命化」除了用直觀外在形式表達對領袖忠誠（諸如「紅海洋」、像章、「忠字台」、「忠字歌」、「忠字舞」、「早請示，晚彙報」，等等）之外，便只能詮釋為禁慾主義。雙方競相「鬥私批修」、「滅資興無」，其實也就是古已有之的「去人慾存天理」，使得禁慾主義在文革時期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峰。
就這樣，破天荒第一次，中國人民有了機會管理自己，但他們做到的，卻是如同里弄小腳偵緝隊一樣，去管制自己和對方對毛的忠誠度，以及物質和精神上的自虐水平。
儘管這場受控人民革命沒有backfire，讓毛作法自斃，但它仍然以慘敗告終了，在很大程度上，那乃是毛的個人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是，毛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麼。文革乃是人類歷史上最有趣的「模糊革命」，從發動者到參加者，竟然沒一個人知道他們到底要什麼，後來的八九學運深得其真傳，同為中國獨有的政治人文景觀。
我曾在舊作《革命理想越崇高越反動》中指出，人性天生就是不完美的，因此，一個社會理想越完美，也就越偏離人性，無視人性去強行實踐這崇高理想，就一定會給人民帶來巨大災難，這就是國際共運留給人類的教訓。毛的文革瞄準的乃是最完美的社會理想，當然只能以造成巨大災難收場。
更糟糕的是，那理想社會具體是什麼模樣，應該怎樣建構，毛非但沒有設計藍圖，而且連個大概其的念頭都沒有。此人是破壞天才，建設白痴，根本就沒有制度建設能力，缺乏起碼的智能，去把他心目中的「人民大眾當家作主」的模糊憧憬，翻譯為世俗的實在的可行的社會制度。從intellectual的角度來看，此人的氣質更像詩人而非思想家，對理想社會只有浪漫幻想而毫無建設性想象力。作為政治家，他的唯一長處在權謀，可惜這在建設中絲毫無用武之地，無論是物質建設還是理論建設都如此。
說到底，毛的全部本事也就是發動和操縱群眾，問題是，讓群眾起來並不難，但起來幹什麼？怎樣才能建立起毛心目中的那個「工農大眾當家作主」的樂園來？到了這節骨眼上，對不起，偉大舵手自己也不知道，除了「五七道路」、「赤腳醫生」等零碎「新生事物」，他唯一能提供的就是誰都不明白其具體內容的「反修防修」口號，再咕嚕上兩句說出口后馬上又收回的「巴黎公社」的零言碎語，那就是他的視野的天盡頭。
就連革命對象他都沒本事確定。過去「民主革命」倒沒有這問題，對象就是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這三個革命對象都有簡明的操作指標。帝國主義不用說，凡是非毛子的白人統統趕出去就是了；封建主義則是地產達標的農民；官僚資本主義更簡單：凡是在國府任職而又擁有生產資料者統統雀屏入選。
新革命的對象據說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麻煩出在那根本不可操作的定語上。一開初，這問題倒是好解決：造反派將它簡化成了簡易可行的「老當」──當權派，凡是作官的統統推倒，而這就是「一月風暴」的結果，所有的領導都在一夜之間「靠邊站」了，而這並沒有造成什麼社會動亂，如果毛的革命就是這麼簡單明確，那到這一步也就可以勝利結束了。
但恰在此時毛表現出他的葉公好龍的狐疑本性來。他既是走火入魔的浪漫主義者，又是精明入骨的現實主義政客。他知道造反派乃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這是當時的流行用語）的大雜燴，攙雜了大量的「階級異己分子」，也就是出身或成分不是那麼清白的同志。儘管他們往往比出身好的同志還赤膽忠心，可他絕對不會信任這些人，覺得自己的基本隊伍還是那些根紅苗正的老同志。
於此，毛遇到了那個他始終無法解決的悖論：賴以發動推行革命的革命派他不能信任，而他能信任的基本隊伍恰恰又是反革命派。其實，如果他明確宣布一切黨官都是革命對象，那問題就好辦了，旦夕之間，所有的人都會變成造反派。但他又認為「廣大幹部是好的或比較好的」，需要的只是教育而非打倒。這就是毛始終不敢宣布徹底砸爛舊的黨國機器，重新塑造新的國家機器的原因。這種欲言又止的革命，用難聽的民間俗話來說，便是「養半截孩子」──胎兒生出半截來，產婦便改了主意，不想再生下去了。
在這點上，他很像一個拔著自己的頭髮想把自己提上雲霄去的痴漢：一方面，他對舊式革命製造出來的官僚機器深為不滿，試圖直接訴諸人民，把官僚機器砸爛重塑；另一方面，他精通並賴以發家的又是過去那套靠黨去「運動群眾」的戰略戰術，完全扔掉那套得心應手的統治機器，必然讓他膽顫心驚。
毛解決這個悖論的辦法，是去調和不可能調和的事，推出一個不良不娼、非驢非馬的根本無法運轉的怪胎來。他先號召「革命幹部站出來亮相」，最後發展為「軍人、幹部和群眾三結合」。原來「靠邊站」的老幹部紛紛響應毛的號召出場，學習偉大領袖的榜樣，爭相打代理戰爭，拉一派保自己，去打倒政敵。
此時毛對革命對象的模糊「界定」便成了造成空前混亂的絕妙誘因，誰都可以說自己是堅定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都可以指責對方走資本主義道路。本來都在同一個黨領導下，那「兩個司令部」、「兩條路線」之爭不過是幾個月前才匆忙捏造出來的神話，現在愣要把一個黨劃分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黨，說文革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說誰誰走資本主義道路，誰誰走社會主義道路，那還不明擺著是鬼話一通？
吵鬧半天，最後還是只能落實到組織派繫上，把劉鄧死黨清除了，但大部分幹部特別是地方幹部根本也就沒有手眼通天的福。死老虎倒是容易扔下船去，但這並不能解決活老虎之間的權力鬥爭，於是政治鬥爭必然就要進入武裝鬥爭的「最高形式」。此所謂「吵得贏就吵，吵不贏就打」。
其實，就連毛本人也沒本事裁決誰是走資派，這就是他為何始終認為兩大派都是「工人階級」的原因。中國政治鬥爭從來是黑白分明的你死我活之爭，如今革命領袖本人卻「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裡」，自己根本就沒有一個明確可行的鑒別敵人的標準，無法果斷地把一方算成是該消滅的敵人。既然大家都是同志，不是鎮壓對象，則兩派當然只可能像西方兩黨那樣互不相下，誰也吃不了誰。可笑的是毛至死不悟這是他「敵我不明」的革命政策的必然產物，卻始則為兩大派的出現大惑不解，繼而對無休無止的派斗膩味到了姥姥家，竟然連「斗批走」的偉大戰略部署都提出來了。
至此，文革便從「群眾受控自發推翻黨官集團」進入「黨內兩派代理戰爭」的新時期，最後又因人民厭倦退出而蛻變為黨內兩派的角斗，直到毛死，這場持久戰才算最終落幕。
增加這混亂的另一重大因素是軍隊，它是毛的「長城」，是毛敢放開讓大眾跳梁的定海神針。但他忘記了一條：軍隊乃是黨官僚集團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已經說過了，中國革命和蘇聯革命很不一樣。蘇聯是「黨造軍」，先有黨國，后建軍隊，將領們都不是老布爾什特，而是被政委監控的前沙皇軍隊軍官。而中國是以軍造黨建國，靠軍隊開闢根據地，去創造出黨組織和政權來，最後擴大到全國範圍，所以，中共軍隊的政工幹部和軍事幹部很難區分，兩者之間的關係和蘇軍根本不一樣。共軍高級將領同時也是黨國要員，這和二戰前的蘇聯完全是兩回事。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毛共沒有單純的文官，所謂「文官」自毛以下，不是轉業軍人就是兼職軍人，白區黨那夥人倒有點純文官的模樣，但那只是小頭。從全局看還是軍即黨，黨即軍，兩者根本就分不開。因此，奉旨造反的矛頭也就決不可能只限於黨政組織，遲早要衝擊到與之千絲萬縷的軍隊頭上去，要清洗黨官僚而放過大小軍頭們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為了保證革命徹底，毛必須也清洗軍隊，但為了留下定海神針，他又絕不能碰軍隊。Once again，毛又一次遇到了無法解決、只能繞過的悖論。而如不解決老幹部和軍隊問題，則他死後革命成果必然要被這些強人顛覆。可笑的是毛似乎始終沒看出這點來，反倒去實行「三支兩軍」政策，使得軍隊得以名正言順地介入地方權力鬥爭，以槍杆子為後盾效法文官打代理戰爭，使得兩派武裝鬥爭火上加油。
綜上所述，偉大領袖毛主席只是基於對舊式革命的幻滅，以及朦朧如夢幻的對人間天國的憧憬，便毅然發動了砸爛舊黨國的人民革命，卻因徹底缺乏政治設計能力，毫無取代舊制度的新政體藍圖，更因本人深刻的內心矛盾，使得他連具體的革命綱領都提不出來，連革命對象都無法確定，便只能試圖以調和折衷的方式收場，卻又限於極度狹窄的視野，不能用西式妥協建立新式政體，最後不但未能建起他的夢中模糊天堂來，就連舊式革命改朝換代的成就都沒有取得，使得文革從奮起推翻黨官僚的人民革命初期，進入人民為黨內兩派打代理戰爭的中期，最後蛻變為人民因厭倦退出代理戰爭、只剩下黨內兩派角斗的末期。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文革都是毛一生的最大失敗，充分體現了他作為建設性政治家的驚天動地的無能。
細心穎悟的讀者至此應該看出，海外民朋鼓吹的新時代的「民主革命」同樣具備了以上特點：只有朦朧如夢的美好憧憬，毫無具體的天國藍圖，不但沒有切合中國國情的施政綱領，就連革命綱領都提不出來，甚至連革命對象都不敢確定，只有本事喊大而無當的空洞口號。唯一令人印象深刻的具體措施，便是老鄭「抓住貪官便殺」的豪情壯志，而這種公開踐踏法治的不折不扣的暴民主張，就連老毛沒敢在臭名昭著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提出來過。中國的革命家們當真應了九斤老太的話：一代不如一代。
【未完待續】從蒯大富贊江青說到「人民文革」（三）
蘆笛
說文革在宏觀上沒有失控，是說它始終沒有將矛頭指向發動者自身。但從別的方面來看，因為在本質上是自發人民革命，文革也體現了不可控的特點，超出了發動者本人原來的意願。
失控首先表現在「能發不能收」之上。前面已經說過了，一場人民革命，只有以革命黨作為神經系統，以指揮軍隊的方式去指揮暴民，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收發隨心。中共過去的「民主革命」和執政后開展的一系列的群眾運動都是如此進行的：毛一聲令下，全國人民就立即齊步走，再一聲令下，則全國人民立即立定，當真是如臂使手，屈伸如意。
文革卻根本不是這麼回事。毛一聲令下，全國人民卻遲遲不動，他不得已只好發動「大串連」，讓革命學生免費流竄全國，把聖旨傳到草根百姓之中去。等到全國人民一哄而起之後，他再下令讓他們停下來，卻誰也不聽招呼了，原定三年結束的文革成了看不到終點的持久戰。
按他原來的「設計」（如果那也配稱為「設計」的話），文革的任務是「一斗二批三改」，也就是「鬥倒走資派，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其大致構想就是在打倒走資派並在理論上肅清流毒之後，轉入新制度建設。
但文革實際進程卻始終糾纏於「斗批」階段，從未進入「改」的階段。這當然首先是革命對象含糊不清造成的，前面已經說過了：誰是走資派根本就無法裁決，因而誰都可以是，誰也可以不是，這便給兩派無休無止纏鬥造成了「理論依據」（準確地說，是深如河漢的理論漏洞）。即使解決了這問題，那也不可能有什麼鄭重其事的「改」，因為偉大導師本人並無具體藍圖，怎麼個照圖施工法？
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兩派雖然都無限忠於毛主席，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無視偉大領袖「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更沒有必要一定要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的光輝教導，把對立面視為必須無情消滅的階級敵人。這本來也符合毛澤東思想：「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餘地。」既然自己代表了毛主席革命路線，對方代表了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當然只能把革命進行到底，徹底消滅敵人不是？
因此，滑稽的是，在這個問題上，兩派廣大人民群眾反而比偉大領袖本人更符合毛澤東思想原教旨，是偉大領袖本人想調和折衷和稀泥作鄉願，而他們要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
如此糾纏下去，他老人家自然喪失了耐心，在與五大領袖座談了大半夜后（那大概是他為時最長的接見紀錄吧），他終於再度發現「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黨」，而群眾組織並不能代替這革命黨，以他上帝般的聲望，竟然連幾個學生娃娃都指揮不動。於是他便別無選擇，只能將「鬥批改」改為「斗批走」，派工宣隊去「佔領上層建築舞台」，將中學生統統趕到農村去，讓大學生終於畢業。
問題是工礦企業職工沒有「走」的去處，於是兩派纏鬥就只有靠人民大眾喪失興趣自然熄滅。在這過程中，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轉時斷時續。到後期，工礦企業只剩下幾個派頭頭還在跳梁，為廣大群眾提供了大量難得的假期。我已經在《紀念姚文元》中說過了，到７０年代中期，我等廣大工人屏息翹首以待，只等那幾個派頭頭去衝擊黨政機關，立馬就關了機器，載歌載舞地趕回家去，迫不及待地投入波瀾壯闊的「男的學木工，女的學裁縫」的人民戰爭。
因此，文革是偉大領袖發動的永未結束的新長征。他把魔鬼從膽瓶里放出來后，便再也不知道怎麼收回去了。這場革命於是便只能以不了了之，了猶未了，如同排便不盡一般，造成三焦閉塞，憋得難受，不時要發作出來，不但在８９年又全民發作了一次，而且革命火種竟然播散到海外來，至今猶有老鄭、司令、國凱等同志「興滅國，繼絕食」，薪火相傳，發誓要把那憋了回去的怨毒排出來，把流產了的大革命進行到底，徹底消滅全面勝利復辟的保皇派。這些同志當之無愧是比毛主席還要堅定徹底的革命派。
為這些同志至死不能接受的，是那麼幾個事實：
１、無論是從主觀意圖還是客觀效果來看，造反派乃是為毛衝鋒陷陣的新型黨衛軍，其鬥爭大方向基本在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之內，毛對他們骨子裡的猜忌以及在利用了他們之後加以無情拋棄並不能否定這一事實。
２、地方造反派和中央造反派屬於同一政治勢力，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後者是前者的紅後台，前者是後者的紅小兵，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覺主席親。不能因為後來四人幫倒了霉，便連這鐵的事實都要賴掉了。這就是我為何說蒯大富比我那幾位狗崽子弟兄還要誠實得多。建議他們在為文革翻案的同時，也為偉大正副統帥和中央文革翻案。
３、造反派投身革命的主觀動機，就是我那不成材的馬弟弟說的「庶出與嫡出爭寵」（這是該小子一生說出來的難得不糊塗的話語之一），無非是對紅崽子們壟斷了對黨和毛主席的「忠誠權」而心懷嫉恨，因此拍案而起，去證明「老子比你更革命」而已（NND，「忠於毛主席」竟然也成了一種「天賦人權」，而狗崽子們竟然因為這神聖權利被紅崽子們無理剝奪了而起來造反，當真是中國才會有的奇觀），並不是出自什麼後來追加的「為了解放中國人民」的神聖動機。這一事實明明白白地寫在老鄭和胡平的回憶錄里，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什麼「趁機造反」、「打著紅旗反紅旗」云云，全是現在才追加的謊言。其實毛猜忌成性，最忌憚的就是「打著紅旗反紅旗」，連《劉志丹》那種爛書都不能容忍，豈會任爾等那麼干？
４、外國歷史上的民主革命乃是爭吃打鬧引發的，無論是英國革命、法國大革命還是北美獨立戰爭，都是因為國王要收稅、人民要誓死捍衛錢包而大打出手。因此，似乎可以說，「刮經濟主義妖風」才是真正的民主革命，但造反派爭取的卻是與紅崽子們同等或甚至超過對方的忠於偉大領袖的「政治權利」。從頭到尾，它都是一場政治鬥爭而非經濟鬥爭。造反派和保皇派的爭論只有那麼一條：「你們是老保，我們是老造，你們保的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走狗，我們保的是忠於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優秀革命幹部」。這就是他們的「革命綱領」，就是他們的「２０世紀XX公社宣言」，就是他們的革命的全部意識形態內容。他們的革命只給人民帶來戰禍、新式迫害和更加艱苦的物質生活，從未給人民帶來些許物質利益。
５、為了證明自己比紅崽子們還忠誠，造反派對傳統階級敵人更加心狠手辣，在排除對鬥爭大方向的種種干擾諸如「經濟主義妖風」、「翻案風」時路線覺悟更高，革命立場更堅定，更加重義輕利。一言以蔽之，這些弟兄們代表著共產主義流派中更極端的那一派，因而離民主也就更遠，實質更反動。
６、造反派只代表了一半人民，他們的革命是針對另一半人民的毛共式斬盡殺絕，他們的民主是比毛共還結棍的「一半人民民主」。如果他們的革命成功了，起碼要有１／４人民躺在血海中，剩下１／４人民將加入傳統階級敵人隊伍，作為新時期 「人民民主專政」的鎮壓對象。幸虧毛沒有他們徹底決絕，制止了他們的革命，從客觀上來說，這屬於毛做的少有的好事之一。
７、若干造反派頭子是終生不改的religious fanatics（宗教狂熱分子），只有腎上腺而沒有大腦，最後便成了「為革命而革命」的「唯美主義」者，奉行「運動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只要有運動就要去上竄下跳，根本不管那運動實質是什麼。例如就其實質來說，「四五運動」完全是對文革的反動，是人民公開表示對中央造反派的否定和中央保守派的肯定，但竟然也有若干老造反混跡其間，全然不知那是在批判自己。在這方面司令最有代表性，他小人家至今意識不到，他那至今引以為傲的《李一哲大字報》和他販賣的「兩個文革」說根本就無法捏弄在一起。
因此，我不能不痛心地說，我的許多狗崽子階級弟兄們其實代表著中國人中智力素質比較低下的那一部分，心智不是很正常，而且終生沒有長大成人的希望，儘管從私德來說，他們可以是老鄭那種難得君子，也可以是國凱那種在夾縫中奮鬥求生、值得敬佩的英雄。這當然是時代造成的悲劇，值得同情而非譴責，我在上面作的，不過是試圖指出歷史的真實罷了，當然，那也只是我作為局外人看到的真實。我在本文開頭已經說過了，本人不相信「唯物論的反映論」。
文革失控的另一方面倒確實值得肯定，那就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轉移鬥爭大方向」的「經濟主義妖風」之類的真正的人民群眾維權鬥爭。
１９６６年年底、１９６７年年初乃是「解放」后最進步的短暫時期，我在《黑崽子》中指出：
「問題在於，當鏈式反應啟動后，操縱勝利的群眾就再不是那麼輕易的事了。
哪怕是毛那種終生玩弄人民的大師，也沒那個能力讓暴民當行則行，當止則止。
因此，壓力一旦從普通群眾轉移到老幹部頭上去后，許多老『階級敵人』自然
就『跳了出來』。以往歷次運動的受害人擠滿了各級政府機關，要求平反；工
廠工人舉行遊行示威，要求增加早被凍結了的工資；臨時工和合同工要求轉為
正式工，享受和正式工人一樣的福利；就連複員、轉業、退伍軍人都組成了龐
大的『兵團』，要求為他們服役結束時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給予經濟補償。」
用現代文明人的眼光來看，這些鬥爭屬於人民群眾維護自身權益的鬥爭，因而也才是真正的民主鬥爭。其中最值得肯定的有組織的鬥爭，乃是「臨造總」和「復轉退兵團」，前者由臨時工與合同工組成，其司令似乎是現在工黨的方圓（不敢肯定記憶是否正確，請同志們去攻讀《華夏文摘增刊》），那才是真正的「打著紅旗反紅旗」，人家喊的也是流行革命口號，批判的也是劉鄧路線，可那卻是為了私利而非「公義」作出自己的詮釋，爭的乃是自身的實實在在的權益，那就是享受與正式工同等的福利待遇。
「復轉退兵團」（是不是這個名字可真記不住了，本人沒有好總理的攝影式記憶力）則由全國複員、轉業、退伍軍人組成，其奮鬥目標乃是要求在城裡的就業權以及增加複員費等等。
在我看來，這才是貨真價實的民主鬥爭，才是中國人民一直該干，卻因被一代又一代蠢如鹿豕的知青革命家誤導而始終未能幹的正事。而這些正當的維權鬥爭卻成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眼中釘，其中「復轉退兵團」最能引起他們的恐慌──那些人都是受過軍事訓練的人，一旦成了全國性組織，後果不堪設想，因此立即遭到了無情鎮壓。「臨造總」的命運也大同小異。
無產階級司令部取締這些反動組織的理由是，他們是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爪牙，忠實執行了劉鄧「反革命經濟主義」的陰謀詭計，其目的是把大眾的注意力轉移到自身利益上去，變成鼠目寸光的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者，以此轉移鬥爭大方向，讓走資派逃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鐵拳。
這指責其實也有一定道理：「經濟主義妖風」是在１９６６年底－１９６７年初颳起的，其時全國黨政領導普遍讓革命烈火燒得焦頭爛額，不得不實行「讓步政策」，銷財免災，許多單位「老當」們應革命群眾要求補發或增加了工資。但無產階級司令部立刻就以其火眼金睛識破了這一毒計，在理論上加以痛斥，在組織上予以嚴厲取締，使得這真正的民主鬥爭在短期內便煙消雲散。
造反派最令人鄙視的一條，就是他們在鎮壓消滅這真正的民主鬥爭的過程中為毛作倀，正如８９年學生們將塗污毛像的反革命分子扭送給公安一般。最可悲的還是，他們對那些「小爬蟲」們大義凜然的聲討完全是真心誠意的。在紅色恐怖降臨前，許多狗崽子如老鄭、胡平等人乃是積極分子班（團）幹部舊主子，迫害起小蘆那種落後分子來一點都不比後來的紅崽子新主子們遜色。比起後者來，他們的毛著學得更好，用得更活，更精通那套「見義忘利」共黨道德修鍊功夫，因而比紅崽子們更偏離自然人性，更傾向於鄙視那些「見利忘義」的「經濟動物」們。
簡言之，「經濟主義妖風」是文革失控的另一種表現，在我看來也就是那場大革命中唯一值得肯定的內容。不幸的是，這種健康趨勢尚未來得及蔓延全國，形成氣候，便被中央和造反派那新時代的積極分子們在短期內合力扼殺了，因而在文革史上無足輕重。因此，從全局來看，雖然文革因偉大統帥胸中無數以及缺乏高度服從的革命組織，導致了無法結束的難堪局面，但由造反派主導的鬥爭大方向基本還是處在偉大領袖的容忍範圍內的。
【未完待續】
從蒯大富贊江青說到「人民文革」（四）
蘆笛
記得前蘇聯曾流傳過一個政治笑話：「基督教相信死人復活，共產黨相信給死人平反。」這其實就是咱們的「唯物史觀」。
對咱們來說，研究歷史似乎不是客觀地查明史實，總結得失教訓，引為將來的鑒戒，而是根據自己的現實政治需要，對歷史人物作黑白分明的道義批判，給死人分別戴上「好人」「壞人」的帽子。這就是「否定」、「平反」等現代政治用語為何頻繁地出現在討論文革的文字中。
前朝遺老們反對「全面否定文革」的最主要理由，就是說那是一場「人民革命」。在他們的腦袋裡，「人民」就是上帝，「革命」就是聖行。因此，只要證明了文革是「人民革命」，則當然就是只能肯定的偉大壯舉了。
這種辯論方式，凸顯了毛共黨文化對國民智力的驚人敗壞。這些同志怎麼就想不到，只要是「人民革命」就是好東西么？那請問，中共的「民主革命」到底是不是人民革命？到底是不是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起來推翻統治者的天翻地覆的大革命？它是否得到了大多數中國人民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擁護和支持？
恐怕誰也不敢用「否」來回答這些問題吧。既然如此，這如假包換的「人民革命」，請問又是什麼好東西？
所以阿，如果遺老們要維護自己的「造反有理」論，只怕也得肯定毛共革命才是，這樣一來，無論是老鄭、是司令還是國凱，恐怕都得連夜修改自己的立場，改口痛罵先總統蔣公，歌頌大救星毛澤東才是。
如果不這麼做，恐怕諸位起碼也得修改自己的理論，不但要把「人民革命」劃分為「好的人民革命」和「壞的人民革命」兩類，得證明文革何以不是毛共革命那種「壞的人民革命」，而且還得告訴眾人該吸取什麼具體教訓，這樣才能在未來專門製造「好的人民革命」，不製造「壞的人民革命」，並預防「好的人民革命」一不小心惡變成了「壞的人民革命」。這才能向大眾證明諸位確實有大腦，而不是區區在下惡毒誣衊的只有腎上腺，是不是？
上網以來，我寫的最多的文字大概就是反革命文章了吧，但收效甚微。這裡面其實反映了一個普遍存在人類社會的悖論：
眾所周知，無庸置疑，一個社會總是不公平的，傳統中國社會尤其如此，統治階級仗恃手中權勢，欺壓剝削勞苦大眾無所不為，把後者當成了任他們吞噬的綿羊。因此，當被壓迫、被剝削、被侮辱、被掠奪的人民奮起反抗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時，任何有正義感的人都只會持同情態度。後人讀史時，也只會對那些奮起抗暴的英雄寄予高度同情，這就是為何革命家們永遠不缺樸素正義感濃厚的憤青的支持，也是他們只講義，不講利，強調「抽象的絕對正義」的「第一原則」的原因。離開了這一條，他們便再也沒有號召民眾的本錢了。
可弔詭之處恰恰在於，當社會底層翻上來之時，正是人世間出現最可怕的不公之時，令被砸爛的舊社會的不公黯然失色。
今天鞍子說什麼「草根不如貴族兇狠」，恰好說反了，乃是效法偉大領袖「顛倒歷史」。
咱們也不用看遠，不用看什麼黃巢、朱元璋、張獻忠、洪秀全，也不用看外國的法國大革命和俄國的十月革命，只需看看中共革命就行了：在中國歷史上，誰也沒我黨殺的人多，哪個政權都沒有毛共凶暴，在奪取政權之後還持續大規模殺人，而這殘暴竟然不因長期統治而弱化，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很簡單，毛天生是個造反派，和歷史上所有帝王不同，堅決拒絕在執政后「從良」，處心積慮地要保持全黨的暴徒本色，預防他們因執政而消磨了造反精神，刻意想把他們永久凍結在滿腳牛屎的那個土匪暴徒階段。這就是毛髮動文革的一個主要動因，也是文革初期何以出現令人髮指的紅色恐怖的基本原因：高幹子女們根本不是傳統社會那些貴族，而是永葆了匪徒本色的暴發痞子。在毛的努力下，毛共集團和歷史上的暴發痞子不一樣，長期拒絕完成從匪徒到貴族的自然轉化。一直要到他死後許多年，自然趨勢才開始發生作用，匪徒們逐漸開始向貴族轉化了。這趨勢持續下去，則新貴們遲早要變成傳統社會或法國大革命那些柔弱的貴族，其凶焰因窮奢極欲而逐漸軟化熄滅，為下一輪痞子暴動製造客觀條件。
為什麼草根造反的噩夢甚至比驕奢淫逸的舊貴族的統治還可怕？凡是腦袋正常的同志都該想得出其中機制何在：人類社會所能做到的公正，就是承認並尊重所有社會成員享有均等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這「權利」其實也就是分門別類具體界定了的「機會」。例如大家都有選舉權，那不過是個選擇代表自己利益的議員的機會，使用與否完全在你；又如大家都有投資開業權，這也不過是個在經濟上逐利的機會，是否使用也完全在你個人。但一個公正的社會必須保證每個社會成員都享有各方面的機會，不能因為某些人無法或不願使用這些機會就剝奪人家的權利。
這就是民主社會的建構原則。早就在舊作中說了無數次了：民主社會的基石是尊重個體人權，法治則是保證個體權利的具有強制性質的社會契約，而狹義的民主（亦即票決）其實是和人權、自由相衝突的，乃是在個體利益發生衝突時不得已採用的妥協手段，只能在有限場合使用。最重要的還是法治保障了的人權（含自由在內，其實「權利」和「自由」基本重合）。
被革命推翻的舊社會的主要弊病，乃是統治集團或階層把法律當成「統治者意志」，單方面制定有利於自己獨吞社會財富的法律制度，以制度化的措施去掠奪人民。但在掠奪人民時，軍隊、警察、法庭等暴力威權設施只起到幕後威懾作用。在一般情況下，統治者並不直接使用暴力，因此一般只造成百姓日益貧困化，並不至於造成大量人口喪生。換言之，舊統治者一般只掠奪人民財富，並不直接屠殺人民（蘇共和毛共政權乃是歷史上的特殊例外）。
人民起來暴力反抗統治者可就完全是兩回事了，如文革生動證明的那樣，革命的直接受害者其實不是統治者也不是反抗者，而是夾在中間的老百姓。武裝暴亂必然造成大量無辜百姓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正如歷代農民叛亂表明的那樣。
這其實還不是最糟的。我已經說過了，任何革命或造反想要成功，靠烏合之眾根本就不行，因為雜亂聚合在一起的暴民如同火山爆發或雪崩一般，根本就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要使暴民能形成巨大的合力，就得像孫武子把吳宮的美女們訓練成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勇士一樣，使用嚴峻的軍法，把暴民組織訓練成令行禁止的軍隊，而這個過程其實也就是徹底剝奪革命者個人意志的過程。當革命群眾的個人意志被徹底剝奪、代之以革命領袖的個人意志之後，他們便被轉化成了一個威力無比的機器人，以獨裁領袖的大腦為唯一大腦。在革命隊伍中，每個人都變成了一個毫無自由意志的細胞，或者是肌肉細胞，或者是神經細胞，或者是骨骼細胞，不過是領袖個人的官能延伸而已。這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說的「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如果同志們看了這解釋還不能理解，那就請回憶一下好來塢爛電影中的爛鏡頭（記不住是哪幕爛電影了）：兩個真人各自站在機器人的操作室里，操縱著機器人無比龐大的手臂去打對方，這就是列寧建黨學說的真諦，如此建立起來的黨是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政權顛覆工具，乃是人類最邪惡的發明。我黨領導下的軍民就是那龐大的機器人，嚴格按照站在操作室里的毛澤東的指令行動。
雖然共黨革命是極端例子，但列寧建黨理論乃是從歷史上的一切成功造反經驗的結晶出來的最有效方式，因此其一般原則其實是通用的。換言之，革命領袖若想以暴力推翻舊統治者，先得剝奪革命群眾的自由意志，再使用這喪失了個人意志的革命機器，把自己的個人意志強加到反革命頭上去。誰膽敢反抗或不服從，就加以肉體消滅。這結果就是所有的人，無論是革命者、反革命者還是中立者，統統都喪失了自由意願，最後剩下來的只有一個自由意志，那就是站在機器人操作室里的那個革命領袖。
簡言之，革命的通用原則，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而那「我」通常是革命領袖一人或頂多是一個領袖小集團。
任何長了腦袋的人都不難發現，這一套恰和以尊重個人權利為基石的民主制度針鋒相對。因此，世上最大的智力笑話，乃是把「民主」和「暴力革命」這水火不相容的玩意攙和在一起。只有驚天動地的白痴，才會以為通過暴力革命可以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民主社會來。正因為此，凡是真正的知識分子都不會對此道有興趣，凡是投身革命的一定是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那種淺薄知識青年。
這就是中國為何會出現「越革命越黑暗」的歷史悲劇，那乃是因為咱們是白痴之邦，看見辛亥革命還不夠，還要搞國民革命，搞了國民革命還不夠，還要搞毛共「民主革命」，搞了毛共「民主革命」還不夠，還要搞文化大革命，搞了文化大革命還不夠，還要搞新時代的民主革命……每次淺薄的知青革命領袖們都決不會悟出到底是哪兒出了錯，卻認定那只是以前的革命somehow and somewhere出了錯，而自己要發動的新革命則絕對不會有這個問題，一定只會是「結束一切革命的最後一次革命」。
還不止此。要強暴革命者、反革命、中立者等等所有人的自由意願，無非是兩條，一曰殺人立威，二曰造神，讓大眾要麼因恐懼服從，要麼因狂熱崇拜服從，斯大林、毛澤東靠的就是這兩手。民運江河日下，就是因為缺乏這兩手，而法輪功蒸蒸日上，則是因為有第二手。
但這種爛事搞多了，必然使革命領袖變成斯毛那樣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而造神運動必然毒化革命領袖，使得他們真的認為自己是絕對正確、永遠正確的真神，因此給全國帶來無法想象的災難。
因此，悖論在於：「往日窮人矮三分」是最值得同情的，而「今天要作頂天立地的人」則是最可怕的。
解決這個悖論的唯一辦法是把窮人「提」起來，和大家一邊高，而不是讓他們「翻」起來，爬到眾人頭上去作主人。
歷史上能成功解決這問題的途徑無非是兩種：「民主恩賜」，通過賢明君主被動或主動的讓步，逐漸消除社會不公，具體事例我已經在《重釋「民主恩賜」論》中舉過了。另一種則是革命者能見好就收，及時退讓，英國「光榮革命」就是最輝煌的例子：革命者取得優勢后並沒有「宜將剩勇追窮寇」，將革命進行到底，把保皇黨人斬盡殺絕，獨霸天下，而是及時適可而止，從外國迎回個空頭新國王來。造反派和保皇派共存共榮，靠文斗來輪流執政，實現了分割社會財富的動態公平。
可惜中國人從來沒有這種政治想象力，無論是統治者還是人民，在佔了上風時都絲毫不知克制自己，一定要把事情作絕。統治者在台上時從來是貪得無厭，見了棺材都不掉淚，大餅之側決不容人垂涎；而人民佔了上風時就一定會使足順風船，一定要斬草除根、犁庭掃穴，於是中國便永遠只能在「黑暗──革命──更黑暗──再革命──更更黑暗」的怪圈中打滾，循環往複以至於無窮。
在近現代史上，咱們錯失良機不是第一次了。在《我們失去了的光榮革命》中，我指出，辛亥革命本來已經嚇得清庭同意實行真正的君主立憲，袁世凱的內閣已經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實權內閣，「虛君共和」的目的已經達到，龜孫中山的折騰卻斷送了中國變成第二個英國的可能。
抗戰勝利后，中國又一次面臨這種實現民主的機會。美國人出的「聯合政府」其實是個毫不可行的餿主意。像國共那樣針鋒相對的對立面是不可能組成聯合政府的，只能輪流執政或分別執政。當時可行的方略乃是成立聯邦或邦聯政府，由國府治理國統區，由共黨治理「解放區」，兩家和平競爭，在敵意逐漸淡化之後再考慮合併兩區，以競選實行輪流執政。如果不能達到聯合目的，那也沒關係，和平競賽好了，向全國人民提供選擇居住地域的自由，最後以繁榮自由的生活方式將「解放區」的人民統統吸引到到國統區去，掏空共黨統治，迫使他們改變治國方式，逐漸演變為民主國家能接受的開明政黨。
就連在文革那最黑暗的歲月中，准民主也曾閃現過一線曙光。那就是我說過的，當全國分裂成兩大派后，在武鬥爆發之前，如果毛有點起碼的文明常識，完全可以仿效西方，將兩大派群眾組織改建為議會政黨，靠競選進入各地革委會，輪流執政。但無論是領袖還是人民都毫無這種觀念，不知道對立兩面無法組成能工作的聯合政府，但可以輪流執政。於是毛便徒勞無益地指望兩派聯合起來，而信奉「鬥爭哲學」的群眾根本就沒有聯合願望，最後只能以大打出手告終。
可嘆的是，前朝遺老們根本沒有起碼神智明白上面說的最簡單的道理，至今還在為他們的革命失敗而扼腕不止，發誓要完成那「流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怎麼就不想想：幸虧他們的革命沒有勝利，否則中央造反派掌握了全權，中國還能有今天的光明模樣么？難道林彪、江青等同志會在毛死後徹底背叛毛的革命路線，毅然放棄反帝反修的神聖原則，拱手請帝國主義長驅直入，實行歷史上見所未見的全面徹底深入的經濟侵略？
最可笑的還是，我說出實話來以前，似乎這世上就沒誰明白四五運動的實質，為了照顧司令等同志，我把寫在自傳《黑崽子》里的那段話翻譯在這兒吧：
「關於『四五運動』的消息使我極度震驚，這還是當局第一次在首都心臟公開鎮壓了一場群眾運動。儘管官方新聞報道有意淡化了事件規模，我仍然立即就從發生在本市的事件中猜出了它的浩大規模。新聞報道同時也披露了一些貼在廣場上的大字報的話語，表明那是一場針對當時正在進行的批鄧運動的自發群眾示威。群眾花了十年才完成了這個具有諷刺意味的１８０度的大轉彎。十年前，他們響應毛的號召，起來推翻了劉鄧。現在他們卻發現革命扶植上去的那些激進派遠比被推翻的老幹部糟得多。群眾現在想恢復被他們砸爛的舊秩序。通過他的文化大革命，毛得罪了幾乎所有的人，而在這個過程中使得代表舊秩序的周和鄧變成了人民英雄。」
這難道不是昭如日月的事？難道我不說出大家就永遠看不出來，說出來后還無法理解？當真是不可思議！
再重複一遍，四五運動是人民公開否定以四人幫為代表、以毛為後台的中央造反派，公開肯定以周和鄧代表的中央保守派，是人民公開對文革說不，儘管說得太晚了些，但仍然是正確的。
請注意，我認為這運動正確，倒不是因為它是人民心愿的自發流露，而是因為那是反革命。人民不過是在吃足了苦頭后終於認識到革命沒什麼好玩罷了。這並不能證明人民永遠正確，民意永遠值得尊重。早就說過了，人民不過是一堆肌肉而已，決不是諸位拜民教徒那神智不清的脊髓或腎上腺里想象的那個上帝。
【未完待續】
蘆笛
記得前蘇聯曾流傳過一個政治笑話：「基督教相信死人復活，共產黨相信給死人平反。」這其實就是咱們的「唯物史觀」。
對咱們來說，研究歷史似乎不是客觀地查明史實，總結得失教訓，引為將來的鑒戒，而是根據自己的現實政治需要，對歷史人物作黑白分明的道義批判，給死人分別戴上「好人」「壞人」的帽子。這就是「否定」、「平反」等現代政治用語為何頻繁地出現在討論文革的文字中。
前朝遺老們反對「全面否定文革」的最主要理由，就是說那是一場「人民革命」。在他們的腦袋裡，「人民」就是上帝，「革命」就是聖行。因此，只要證明了文革是「人民革命」，則當然就是只能肯定的偉大壯舉了。
這種辯論方式，凸顯了毛共黨文化對國民智力的驚人敗壞。這些同志怎麼就想不到，只要是「人民革命」就是好東西么？那請問，中共的「民主革命」到底是不是人民革命？到底是不是被壓迫、被剝削的勞動人民起來推翻統治者的天翻地覆的大革命？它是否得到了大多數中國人民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擁護和支持？
恐怕誰也不敢用「否」來回答這些問題吧。既然如此，這如假包換的「人民革命」，請問又是什麼好東西？
所以阿，如果遺老們要維護自己的「造反有理」論，只怕也得肯定毛共革命才是，這樣一來，無論是老鄭、是司令還是國凱，恐怕都得連夜修改自己的立場，改口痛罵先總統蔣公，歌頌大救星毛澤東才是。
如果不這麼做，恐怕諸位起碼也得修改自己的理論，不但要把「人民革命」劃分為「好的人民革命」和「壞的人民革命」兩類，得證明文革何以不是毛共革命那種「壞的人民革命」，而且還得告訴眾人該吸取什麼具體教訓，這樣才能在未來專門製造「好的人民革命」，不製造「壞的人民革命」，並預防「好的人民革命」一不小心惡變成了「壞的人民革命」。這才能向大眾證明諸位確實有大腦，而不是區區在下惡毒誣衊的只有腎上腺，是不是？
上網以來，我寫的最多的文字大概就是反革命文章了吧，但收效甚微。這裡面其實反映了一個普遍存在人類社會的悖論：
眾所周知，無庸置疑，一個社會總是不公平的，傳統中國社會尤其如此，統治階級仗恃手中權勢，欺壓剝削勞苦大眾無所不為，把後者當成了任他們吞噬的綿羊。因此，當被壓迫、被剝削、被侮辱、被掠奪的人民奮起反抗這種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時，任何有正義感的人都只會持同情態度。後人讀史時，也只會對那些奮起抗暴的英雄寄予高度同情，這就是為何革命家們永遠不缺樸素正義感濃厚的憤青的支持，也是他們只講義，不講利，強調「抽象的絕對正義」的「第一原則」的原因。離開了這一條，他們便再也沒有號召民眾的本錢了。
可弔詭之處恰恰在於，當社會底層翻上來之時，正是人世間出現最可怕的不公之時，令被砸爛的舊社會的不公黯然失色。
今天鞍子說什麼「草根不如貴族兇狠」，恰好說反了，乃是效法偉大領袖「顛倒歷史」。
咱們也不用看遠，不用看什麼黃巢、朱元璋、張獻忠、洪秀全，也不用看外國的法國大革命和俄國的十月革命，只需看看中共革命就行了：在中國歷史上，誰也沒我黨殺的人多，哪個政權都沒有毛共凶暴，在奪取政權之後還持續大規模殺人，而這殘暴竟然不因長期統治而弱化，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很簡單，毛天生是個造反派，和歷史上所有帝王不同，堅決拒絕在執政后「從良」，處心積慮地要保持全黨的暴徒本色，預防他們因執政而消磨了造反精神，刻意想把他們永久凍結在滿腳牛屎的那個土匪暴徒階段。這就是毛髮動文革的一個主要動因，也是文革初期何以出現令人髮指的紅色恐怖的基本原因：高幹子女們根本不是傳統社會那些貴族，而是永葆了匪徒本色的暴發痞子。在毛的努力下，毛共集團和歷史上的暴發痞子不一樣，長期拒絕完成從匪徒到貴族的自然轉化。一直要到他死後許多年，自然趨勢才開始發生作用，匪徒們逐漸開始向貴族轉化了。這趨勢持續下去，則新貴們遲早要變成傳統社會或法國大革命那些柔弱的貴族，其凶焰因窮奢極欲而逐漸軟化熄滅，為下一輪痞子暴動製造客觀條件。
為什麼草根造反的噩夢甚至比驕奢淫逸的舊貴族的統治還可怕？凡是腦袋正常的同志都該想得出其中機制何在：人類社會所能做到的公正，就是承認並尊重所有社會成員享有均等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這「權利」其實也就是分門別類具體界定了的「機會」。例如大家都有選舉權，那不過是個選擇代表自己利益的議員的機會，使用與否完全在你；又如大家都有投資開業權，這也不過是個在經濟上逐利的機會，是否使用也完全在你個人。但一個公正的社會必須保證每個社會成員都享有各方面的機會，不能因為某些人無法或不願使用這些機會就剝奪人家的權利。
這就是民主社會的建構原則。早就在舊作中說了無數次了：民主社會的基石是尊重個體人權，法治則是保證個體權利的具有強制性質的社會契約，而狹義的民主（亦即票決）其實是和人權、自由相衝突的，乃是在個體利益發生衝突時不得已採用的妥協手段，只能在有限場合使用。最重要的還是法治保障了的人權（含自由在內，其實「權利」和「自由」基本重合）。
被革命推翻的舊社會的主要弊病，乃是統治集團或階層把法律當成「統治者意志」，單方面制定有利於自己獨吞社會財富的法律制度，以制度化的措施去掠奪人民。但在掠奪人民時，軍隊、警察、法庭等暴力威權設施只起到幕後威懾作用。在一般情況下，統治者並不直接使用暴力，因此一般只造成百姓日益貧困化，並不至於造成大量人口喪生。換言之，舊統治者一般只掠奪人民財富，並不直接屠殺人民（蘇共和毛共政權乃是歷史上的特殊例外）。
人民起來暴力反抗統治者可就完全是兩回事了，如文革生動證明的那樣，革命的直接受害者其實不是統治者也不是反抗者，而是夾在中間的老百姓。武裝暴亂必然造成大量無辜百姓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正如歷代農民叛亂表明的那樣。
這其實還不是最糟的。我已經說過了，任何革命或造反想要成功，靠烏合之眾根本就不行，因為雜亂聚合在一起的暴民如同火山爆發或雪崩一般，根本就不是人力可以控制的。要使暴民能形成巨大的合力，就得像孫武子把吳宮的美女們訓練成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勇士一樣，使用嚴峻的軍法，把暴民組織訓練成令行禁止的軍隊，而這個過程其實也就是徹底剝奪革命者個人意志的過程。當革命群眾的個人意志被徹底剝奪、代之以革命領袖的個人意志之後，他們便被轉化成了一個威力無比的機器人，以獨裁領袖的大腦為唯一大腦。在革命隊伍中，每個人都變成了一個毫無自由意志的細胞，或者是肌肉細胞，或者是神經細胞，或者是骨骼細胞，不過是領袖個人的官能延伸而已。這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說的「軍民團結如一人，試看天下誰能敵」。
如果同志們看了這解釋還不能理解，那就請回憶一下好來塢爛電影中的爛鏡頭（記不住是哪幕爛電影了）：兩個真人各自站在機器人的操作室里，操縱著機器人無比龐大的手臂去打對方，這就是列寧建黨學說的真諦，如此建立起來的黨是有史以來最強大的政權顛覆工具，乃是人類最邪惡的發明。我黨領導下的軍民就是那龐大的機器人，嚴格按照站在操作室里的毛澤東的指令行動。
雖然共黨革命是極端例子，但列寧建黨理論乃是從歷史上的一切成功造反經驗的結晶出來的最有效方式，因此其一般原則其實是通用的。換言之，革命領袖若想以暴力推翻舊統治者，先得剝奪革命群眾的自由意志，再使用這喪失了個人意志的革命機器，把自己的個人意志強加到反革命頭上去。誰膽敢反抗或不服從，就加以肉體消滅。這結果就是所有的人，無論是革命者、反革命者還是中立者，統統都喪失了自由意願，最後剩下來的只有一個自由意志，那就是站在機器人操作室里的那個革命領袖。
簡言之，革命的通用原則，就是「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而那「我」通常是革命領袖一人或頂多是一個領袖小集團。
任何長了腦袋的人都不難發現，這一套恰和以尊重個人權利為基石的民主制度針鋒相對。因此，世上最大的智力笑話，乃是把「民主」和「暴力革命」這水火不相容的玩意攙和在一起。只有驚天動地的白痴，才會以為通過暴力革命可以建立起公平合理的民主社會來。正因為此，凡是真正的知識分子都不會對此道有興趣，凡是投身革命的一定是孫中山、毛澤東、周恩來那種淺薄知識青年。
這就是中國為何會出現「越革命越黑暗」的歷史悲劇，那乃是因為咱們是白痴之邦，看見辛亥革命還不夠，還要搞國民革命，搞了國民革命還不夠，還要搞毛共「民主革命」，搞了毛共「民主革命」還不夠，還要搞文化大革命，搞了文化大革命還不夠，還要搞新時代的民主革命……每次淺薄的知青革命領袖們都決不會悟出到底是哪兒出了錯，卻認定那只是以前的革命somehow and somewhere出了錯，而自己要發動的新革命則絕對不會有這個問題，一定只會是「結束一切革命的最後一次革命」。
還不止此。要強暴革命者、反革命、中立者等等所有人的自由意願，無非是兩條，一曰殺人立威，二曰造神，讓大眾要麼因恐懼服從，要麼因狂熱崇拜服從，斯大林、毛澤東靠的就是這兩手。民運江河日下，就是因為缺乏這兩手，而法輪功蒸蒸日上，則是因為有第二手。
但這種爛事搞多了，必然使革命領袖變成斯毛那樣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而造神運動必然毒化革命領袖，使得他們真的認為自己是絕對正確、永遠正確的真神，因此給全國帶來無法想象的災難。
因此，悖論在於：「往日窮人矮三分」是最值得同情的，而「今天要作頂天立地的人」則是最可怕的。
解決這個悖論的唯一辦法是把窮人「提」起來，和大家一邊高，而不是讓他們「翻」起來，爬到眾人頭上去作主人。
歷史上能成功解決這問題的途徑無非是兩種：「民主恩賜」，通過賢明君主被動或主動的讓步，逐漸消除社會不公，具體事例我已經在《重釋「民主恩賜」論》中舉過了。另一種則是革命者能見好就收，及時退讓，英國「光榮革命」就是最輝煌的例子：革命者取得優勢后並沒有「宜將剩勇追窮寇」，將革命進行到底，把保皇黨人斬盡殺絕，獨霸天下，而是及時適可而止，從外國迎回個空頭新國王來。造反派和保皇派共存共榮，靠文斗來輪流執政，實現了分割社會財富的動態公平。
可惜中國人從來沒有這種政治想象力，無論是統治者還是人民，在佔了上風時都絲毫不知克制自己，一定要把事情作絕。統治者在台上時從來是貪得無厭，見了棺材都不掉淚，大餅之側決不容人垂涎；而人民佔了上風時就一定會使足順風船，一定要斬草除根、犁庭掃穴，於是中國便永遠只能在「黑暗──革命──更黑暗──再革命──更更黑暗」的怪圈中打滾，循環往複以至於無窮。
在近現代史上，咱們錯失良機不是第一次了。在《我們失去了的光榮革命》中，我指出，辛亥革命本來已經嚇得清庭同意實行真正的君主立憲，袁世凱的內閣已經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實權內閣，「虛君共和」的目的已經達到，龜孫中山的折騰卻斷送了中國變成第二個英國的可能。
抗戰勝利后，中國又一次面臨這種實現民主的機會。美國人出的「聯合政府」其實是個毫不可行的餿主意。像國共那樣針鋒相對的對立面是不可能組成聯合政府的，只能輪流執政或分別執政。當時可行的方略乃是成立聯邦或邦聯政府，由國府治理國統區，由共黨治理「解放區」，兩家和平競爭，在敵意逐漸淡化之後再考慮合併兩區，以競選實行輪流執政。如果不能達到聯合目的，那也沒關係，和平競賽好了，向全國人民提供選擇居住地域的自由，最後以繁榮自由的生活方式將「解放區」的人民統統吸引到到國統區去，掏空共黨統治，迫使他們改變治國方式，逐漸演變為民主國家能接受的開明政黨。
就連在文革那最黑暗的歲月中，准民主也曾閃現過一線曙光。那就是我說過的，當全國分裂成兩大派后，在武鬥爆發之前，如果毛有點起碼的文明常識，完全可以仿效西方，將兩大派群眾組織改建為議會政黨，靠競選進入各地革委會，輪流執政。但無論是領袖還是人民都毫無這種觀念，不知道對立兩面無法組成能工作的聯合政府，但可以輪流執政。於是毛便徒勞無益地指望兩派聯合起來，而信奉「鬥爭哲學」的群眾根本就沒有聯合願望，最後只能以大打出手告終。
可嘆的是，前朝遺老們根本沒有起碼神智明白上面說的最簡單的道理，至今還在為他們的革命失敗而扼腕不止，發誓要完成那「流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他們怎麼就不想想：幸虧他們的革命沒有勝利，否則中央造反派掌握了全權，中國還能有今天的光明模樣么？難道林彪、江青等同志會在毛死後徹底背叛毛的革命路線，毅然放棄反帝反修的神聖原則，拱手請帝國主義長驅直入，實行歷史上見所未見的全面徹底深入的經濟侵略？
最可笑的還是，我說出實話來以前，似乎這世上就沒誰明白四五運動的實質，為了照顧司令等同志，我把寫在自傳《黑崽子》里的那段話翻譯在這兒吧：
「關於『四五運動』的消息使我極度震驚，這還是當局第一次在首都心臟公開鎮壓了一場群眾運動。儘管官方新聞報道有意淡化了事件規模，我仍然立即就從發生在本市的事件中猜出了它的浩大規模。新聞報道同時也披露了一些貼在廣場上的大字報的話語，表明那是一場針對當時正在進行的批鄧運動的自發群眾示威。群眾花了十年才完成了這個具有諷刺意味的１８０度的大轉彎。十年前，他們響應毛的號召，起來推翻了劉鄧。現在他們卻發現革命扶植上去的那些激進派遠比被推翻的老幹部糟得多。群眾現在想恢復被他們砸爛的舊秩序。通過他的文化大革命，毛得罪了幾乎所有的人，而在這個過程中使得代表舊秩序的周和鄧變成了人民英雄。」
這難道不是昭如日月的事？難道我不說出大家就永遠看不出來，說出來后還無法理解？當真是不可思議！
再重複一遍，四五運動是人民公開否定以四人幫為代表、以毛為後台的中央造反派，公開肯定以周和鄧代表的中央保守派，是人民公開對文革說不，儘管說得太晚了些，但仍然是正確的。
請注意，我認為這運動正確，倒不是因為它是人民心愿的自發流露，而是因為那是反革命。人民不過是在吃足了苦頭后終於認識到革命沒什麼好玩罷了。這並不能證明人民永遠正確，民意永遠值得尊重。早就說過了，人民不過是一堆肌肉而已，決不是諸位拜民教徒那神智不清的脊髓或腎上腺里想象的那個上帝。
【未完待續】
從蒯大富贊江青說到「人民文革」（五）
蘆笛
經過文革的人，應該都明白「人民」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在《以人民的崇高名義……》、《人民圖騰》中寫下來的簡單道理，其實是我在７０年代初和密友一道悟出來的東西。後來到了西方，看了托克維爾、Walter Lippman 和 Edward Bernays 的書，一點都不覺得稀罕──他們說的那些，我早就在文革中再痛切不過地感受過並自己總結出來了。
記得我當時的感覺只有兩點：一是原來暴民問題並不是中國特有的問題，而是全人類的普遍現象；二是這些學者沒有親身經歷過暴民運動，其理論總結能力竟然賽過絕大多數有著豐富感性經驗的親歷者，不能不讓人嘆服人家出類拔萃的思維能力。正如《動物農場》作者奧威爾本人絲毫沒有在共黨國家的生活經驗，其對共黨制度的批判的深邃準確卻讓我這親歷者無數次拍案叫絕一般。
令我無限震驚的是，連我這種比較遲鈍的同志，在國人中竟然也能算是先知先覺。上網后，我無任懊喪地發現，許多人同樣經歷過文革，甚至還受過嚴重迫害，可居然也就絲毫不開竅，反倒走火入魔，越發墮落為死不改悔的拜民教徒。我發動「掃蕩偽民運」的一個目的，就是想為這些同志療愚，為此特地在四年前寫了《民主理論其實是一種宗教信仰》，向大眾推薦Lipmman和Bernays（http://hjclub.com/ShowTopic.asp?ID=45414）。那陣子我的內耳出了問題，成天頭暈目眩，昏昏如醉，把Lipmman誤記成了 Litman，當即便有網友來信問我是不是Lipmman，讓我不勝慚愧。
這裡我再次向同志們推薦去看看那兩位同志和托克維爾的著作，起碼要看看托克維爾對暴民統治的準確描述（似乎是在《法國大革命史》中，但不敢保證）以及Lipmman的 Public Opinion 和 The Phantom Public 那兩本名著，則庶幾可知公眾和公眾觀點是怎麼回事。我本來討厭文科繡花枕頭引經據典嚇唬外行那套，但既然本人人微言輕，只好請出洋權威來助陣了：）
可惜，洋權威們不知道由毛共黨文化炮製出來的中國讀者的特殊問題，所以這療愚的責任還是只有歷史地落在我的肩上。這裡儘可能簡明扼要地說一下我對「人民」這個中國人最拎無清的概念的認識吧。
在我看來，西方的「人民」概念和中國的「人民」的概念有個最本質的區別，然而沒幾個人意識到這點。
西方人心目中的「人民」是一個個的、具體的、清晰的芸芸眾生，每個人都是「人民」，而中國人心目中的「人民」則是一整片的、抽象的、模糊的實體，每個人都不是「人民」。在西方，「人民」可以落實到每個人頭上，而在東方，「人民」乃是類似 「法輪」、「氣功場」那樣不可捉摸的非人類神物，無法落實到每個人頭上去。一言以蔽之，西方的「人民」乃是個形而下的（也就是世俗的）觀念，而東方的「人民」乃是個形而上的（也就是宗教）的觀念。
正因為西方的人民是一個個凡夫俗子的總和，所以，誰都是人民，決無被開除出人民隊伍之虞，但誰也不能冒充「人民領袖」，哪怕是國家元首也不敢說這種話。而中國的「人民」則是faceless的全知全能上帝，它並不具體化為一個個的人，只能附身在某個大祭司（亦即所謂「人民領袖」）身上作法。
這基本觀念的區別，導致了東西方對「人民國家」理解的巨大區別。西方的人民是一個個的凡夫俗子，其利益千差萬別，所以既不可能由一個人民領袖來代表，也不可能由一個政黨來代表，只能以妥協方式，由人民的不同階級、集團各自選出自己在某個特殊時段內的臨時代表，共同作出涉及公眾事務的決定。在無關公眾的領域裡，則每個人都是人民，誰也無權管他的閑事。而在東方，人民乃是一個形而上的神物，不但可以由一個政黨來代表，而且甚至可以由大祭司一人來代表。這就是「三個代表」的偉大理論出籠的文化背景。
這也就是偉大領袖為何要發動文革：他在執政后，才朦朧地發現由共產黨代表人民統治國家的理論和實踐有相當大的差距。「民主革命」做到的，不過是製造出了一個擁有巨大權力和特權的「官僚主義者階級」來，和他那「人民當家作主」的朦朧幻境並不是一回事。
不幸的是，這並沒有讓他看到「人民可以由一個政黨或甚至一個人代表」是徹底錯誤的命題。相反，他執著地認定自己是人民領袖，問題只出在幹部隊伍和「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上。為此，他作了大規模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實驗，也就是由人民來直接管理國家。
這用政治學的術語來說，乃是「直接民主」，其必然結果就是比暴君統治還可怕的暴民統治，後者之恐怖，托克維爾早就在《法國大革命史》中無比生動地描寫過了。如果偉大領袖看過那本書，則他也就不必多此一舉，而中國人民也就能逃過那空前浩劫了。Alas，該同志和許多民運人士以及２１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東海一梟先生一樣，平生沒有看過一本馬列之外的外國思想家的著作。
偉大領袖不明白以下常識：
１、人類社會只能採用精英來管理，國事只能由精英決定。民主和獨裁政體在這上頭並無差別。兩者的區別只在於由誰來任命這些精英。
２、因此，「民主」決不可能是什麼「人民當家作主」，永遠只能是精英當家作主的「間接民主」（亦即所謂代議制），而不是由人民直接決定國事的「直接民主」。無庸諱言，以間接方式代表民意必然有相當大的系統失真度，但這是唯一可行的操作系統，頂多只能在關鍵問題上以全民公投來作為校正措施。
３、無論是全民公投，還是議員代表人民決定國事，都只能在嚴格的程序框架內進行，人民必須受程序嚴格制約，而不能隨心所欲地製造程序。
４、如果不顧這基本規律，試圖讓百姓直接過問國事，則不僅要遇到不可克服的實際運作困難，而且必然要導致比暴君統治更可怕的世上暴民專制，法國大革命和文革都是最生動的例證。
為什麼直接民主會導致暴民專制？這道理Lipmman已經說過了，簡單來說就是：不按一定程序集合在一起的個體的綜合效應小於單獨的人。個人幽居獨處時是深思熟慮的理性生物，但如果把他們雜亂集合在一起，不按嚴格規矩約束其行為，則必然像把鈾塊胡亂堆積在一起一樣，引出「蠢瘋鏈式反應」，使得全體喪失理智，變成可怕的野獸。
這當然是我自己的表述，不過我記得大致意思是他的。他認為，當個體變成群體時，就從用大腦思維的人變成了用脊髓思維的野獸。如果用理工科乾麵包喜歡使用的「數理比喻」來表達，那就是：
１＋１＋１＋１＋……＝一個無窮大負數
凡是親歷過文革和８９學運的人都應能同意這個「數學比喻」吧？不過，這其實只是現象觀察，沒有指出發生機制是什麼。
我自己的體會是：這是人類天性決定的。人類天生有表演欲，並具有接受外來情緒影響的官能。作為個體存在時，表演欲無所用武，不會出來干擾思索，個體也沒有外來情緒干擾，因而可以心平氣和地進行理性思考。但如果處在人群中，則他必然要在潛意識中感到他人的期待，必須會根據這期待，下意識地調整自己的情緒和行為，使之與主導大眾的情緒合拍，否則就會本能地感到不安全。所謂「隨大流」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隨大流」乃是人類作為群居動物的天性。一個猿人能遇到的最恐怖的事，就是被群體拒絕。因此，通過「隨大流」來獲得起碼的個體安全感的本能，大概是寫在我們基因中的。這種行為並不一定是有意識的，行為發出者不一定意識到自己是在迎合群體。相反，他們常常誤以為那是自己自發的反應。
換言之，當個體處於人群中時，必然要在情感上進行「調諧」（又是理工比喻），將感情的「波長」調得與大眾的「主旋律」一致，發生「情感共振」。一旦進入這種狀態，則原來的情緒基調立刻進入正反饋式的強化放大，再輸出去感染他人。這樣情緒互相感染，共振越來越強烈，大眾便進入所謂「群體催眠」階段，徹底喪失理智，變成了徹底為腎上腺支配的感情動物。
至於那最後輸出的效果是什麼，則完全取決於最初的基調。如果是哀傷，則最後大家必然哭得昏倒在地；如果是悲壯，則大眾到最後全成了「英雄」（亦即充分進入角色的戲子）；如果是崇高感，則大眾最後統統成了聖人；如果是仇恨，則大眾最後就成了嗜血的瘋狂野獸。最終輸出方式可能不一樣，但有一點絕對是共同的，那就是必然要出現攀比競賽，使得情緒越來越極端，行為越來越過火，越來越走火入魔。
凡是經過文革的老幫菜，都應該見識過上述種種場合：仇恨驅使下的批鬥會，群情越來越沸騰，最後與會群眾統統變成發瘋嗜血的野獸，高帽越做越大，鐵牌越作越沉，毒刑越來越毒；在群體拜神活動中，像章越作越大，口號越來越響，忠心表得越來越肉麻；好總理逝世后則是花圈越做越大，哭得越來越傷心，在靈前宣誓的人越來越顯得悲壯崇高，……等等，等等。
即使沒親歷文革也沒關係，只要見識過嚴新大師「帶功講課」也就夠了。那就是最典型的群體催眠。
正因為見夠了這種群體催眠場面，８９學運發生時，我不用看電視就能猜出那局面來，知道誰也抵擋不住那種「群體情緒電磁場」引發的「共振作用」。後來看戴晴的文章說，他們本來到廣場上是想去勸學生撤退的，但一到廣場立刻就被那無比悲壯的氣氛徹底征服俘獲了，根本也就不可能再去說服誰，云云。
這種經歷我早就有過，好總理逝世時，我到廣場上去看熱鬧，照樣涕泗橫流，比死了老子娘還傷心，過後才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又駭然。
可笑的是許多同志到現在也不明白這點，至今還在引用８９學運期間小偷絕跡的事實來論證「革命的凈化作用」。他們不知道所有的革命開頭都有這階段，初期必有「群體聖徒階段」，法國大革命的這「聖徒初階」最明顯，但後來巴黎肉食店供應的卻是斷頭台源源提供的人肉。是群體聖徒還是群體劊子手，那轉化可以發生在旦夕之間。其原因毫不難明白：情緒從來就是翻來複去毫無穩定可言的玩意，只有理性才是持續的。
總而言之，當個體自發形成集體時，唯一的驅動力就是情緒，理性說服毫無作用，而煽動群眾效果最強烈的情緒就是仇恨，一旦群眾被仇恨刺激起來，則立刻要出現互相攀比競賽的惡性循環，最終使得大家徹底喪失神智，變成喪心病狂的野獸，什麼滅絕人性的勾當都能臉不變色心不跳、毫不猶豫地干出來。
我黨的邪惡恰在於既信奉仇恨教，又講究「群眾路線」，每次搞運動，必然要以煽動仇恨作為發動群眾的唯一手段，這就只能製造出可怕的暴民統治來。從土改直到四清無一次運動是例外，並不僅文革如此。文革的特殊處在於，黨的震懾約束力根本就沒有了。偉大領袖直接發動暴民起來造反，於是便將全中國變成了個由毫無制約的仇恨支配的巨大的群體催眠場，由此引出了中國歷史上從未見過的暴民恐怖統治，我在《以人民的崇高名義……》中列舉的那些酷刑，全是我本人耳聞目睹的：
「點燃捆在陰莖上或插在陰道里的鞭炮、將赤裸的軀體按在撒滿圖釘的地板
上、光著膝蓋跪在碎玻璃上、小腿上壓上鋼錠、脖子上用細鋼絲掛上沉重的
鐵牌、將受害人吊在龍門吊上『經風雨、見世面』、扔進糞坑『遺臭萬年』、
將炸藥包放在捆在一起的地主分子夫婦之間，勒令他們的親生兒子去點燃引
線……」
除此之外還流行過什麼「群眾專政」、「群眾破案」等等花樣繁多的名堂，甚至在革委會成立后還這麼做，據說是徹底破除舊公檢法的「專家路線」。在《以人民的崇高名義……》中，我回憶了當年市革委把「罪犯」名單發給大眾，由群眾決定量刑，據說這是根據《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上說的「誰個劣，誰個不劣，群眾看得清清楚楚，罰不當罪的極少」，也就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結果同志們每聽到一個名字就一致振臂高呼：「槍斃！」
這些事可是人民干出來的，並不是共干或是偉大領袖干出來的。這就是真實的人民，並不是諸位拜民教徒想象的那個崇高的、善良的、全知全能、絕對正確的上帝。而毛澤東的罪惡，恰恰在於他「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如果他不以人民的解放者和導師自居，不和人民群眾心連心，只是一個歷史上司空見慣的昏君，只知自己窮奢極欲，不立下讓人民當家作主的救世大願心，則人民也就不會遭受史無前例的糟害。他的「人民民主」導致的唯一結果，便是放手讓人民自相殘殺、自相虐待、自相迫害。這種真誠的人民解放者犯下的史無前例的滔天大罪，難道可以如余大郎那樣，用「良好動機」作為辯護借口，來「一分為三」？！
最令人氣短的是，在毛式拜民教為中國人民帶來了如此慘痛深重的災難之後，那夥前朝遺老竟然至今還在迷戀這套。余大郎轉貼來的老鄭那份《趁機造反》帖，讓我看了直打寒戰。同樣是黑崽子，同樣都出了國，他現在的政治覺悟怎麼還不如７０年代的我？
【未完待續】
蘆笛
經過文革的人，應該都明白「人民」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在《以人民的崇高名義……》、《人民圖騰》中寫下來的簡單道理，其實是我在７０年代初和密友一道悟出來的東西。後來到了西方，看了托克維爾、Walter Lippman 和 Edward Bernays 的書，一點都不覺得稀罕──他們說的那些，我早就在文革中再痛切不過地感受過並自己總結出來了。
記得我當時的感覺只有兩點：一是原來暴民問題並不是中國特有的問題，而是全人類的普遍現象；二是這些學者沒有親身經歷過暴民運動，其理論總結能力竟然賽過絕大多數有著豐富感性經驗的親歷者，不能不讓人嘆服人家出類拔萃的思維能力。正如《動物農場》作者奧威爾本人絲毫沒有在共黨國家的生活經驗，其對共黨制度的批判的深邃準確卻讓我這親歷者無數次拍案叫絕一般。
令我無限震驚的是，連我這種比較遲鈍的同志，在國人中竟然也能算是先知先覺。上網后，我無任懊喪地發現，許多人同樣經歷過文革，甚至還受過嚴重迫害，可居然也就絲毫不開竅，反倒走火入魔，越發墮落為死不改悔的拜民教徒。我發動「掃蕩偽民運」的一個目的，就是想為這些同志療愚，為此特地在四年前寫了《民主理論其實是一種宗教信仰》，向大眾推薦Lipmman和Bernays（http://hjclub.com/ShowTopic.asp?ID=45414）。那陣子我的內耳出了問題，成天頭暈目眩，昏昏如醉，把Lipmman誤記成了 Litman，當即便有網友來信問我是不是Lipmman，讓我不勝慚愧。
這裡我再次向同志們推薦去看看那兩位同志和托克維爾的著作，起碼要看看托克維爾對暴民統治的準確描述（似乎是在《法國大革命史》中，但不敢保證）以及Lipmman的 Public Opinion 和 The Phantom Public 那兩本名著，則庶幾可知公眾和公眾觀點是怎麼回事。我本來討厭文科繡花枕頭引經據典嚇唬外行那套，但既然本人人微言輕，只好請出洋權威來助陣了：）
可惜，洋權威們不知道由毛共黨文化炮製出來的中國讀者的特殊問題，所以這療愚的責任還是只有歷史地落在我的肩上。這裡儘可能簡明扼要地說一下我對「人民」這個中國人最拎無清的概念的認識吧。
在我看來，西方的「人民」概念和中國的「人民」的概念有個最本質的區別，然而沒幾個人意識到這點。
西方人心目中的「人民」是一個個的、具體的、清晰的芸芸眾生，每個人都是「人民」，而中國人心目中的「人民」則是一整片的、抽象的、模糊的實體，每個人都不是「人民」。在西方，「人民」可以落實到每個人頭上，而在東方，「人民」乃是類似 「法輪」、「氣功場」那樣不可捉摸的非人類神物，無法落實到每個人頭上去。一言以蔽之，西方的「人民」乃是個形而下的（也就是世俗的）觀念，而東方的「人民」乃是個形而上的（也就是宗教）的觀念。
正因為西方的人民是一個個凡夫俗子的總和，所以，誰都是人民，決無被開除出人民隊伍之虞，但誰也不能冒充「人民領袖」，哪怕是國家元首也不敢說這種話。而中國的「人民」則是faceless的全知全能上帝，它並不具體化為一個個的人，只能附身在某個大祭司（亦即所謂「人民領袖」）身上作法。
這基本觀念的區別，導致了東西方對「人民國家」理解的巨大區別。西方的人民是一個個的凡夫俗子，其利益千差萬別，所以既不可能由一個人民領袖來代表，也不可能由一個政黨來代表，只能以妥協方式，由人民的不同階級、集團各自選出自己在某個特殊時段內的臨時代表，共同作出涉及公眾事務的決定。在無關公眾的領域裡，則每個人都是人民，誰也無權管他的閑事。而在東方，人民乃是一個形而上的神物，不但可以由一個政黨來代表，而且甚至可以由大祭司一人來代表。這就是「三個代表」的偉大理論出籠的文化背景。
這也就是偉大領袖為何要發動文革：他在執政后，才朦朧地發現由共產黨代表人民統治國家的理論和實踐有相當大的差距。「民主革命」做到的，不過是製造出了一個擁有巨大權力和特權的「官僚主義者階級」來，和他那「人民當家作主」的朦朧幻境並不是一回事。
不幸的是，這並沒有讓他看到「人民可以由一個政黨或甚至一個人代表」是徹底錯誤的命題。相反，他執著地認定自己是人民領袖，問題只出在幹部隊伍和「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上。為此，他作了大規模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實驗，也就是由人民來直接管理國家。
這用政治學的術語來說，乃是「直接民主」，其必然結果就是比暴君統治還可怕的暴民統治，後者之恐怖，托克維爾早就在《法國大革命史》中無比生動地描寫過了。如果偉大領袖看過那本書，則他也就不必多此一舉，而中國人民也就能逃過那空前浩劫了。Alas，該同志和許多民運人士以及２１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東海一梟先生一樣，平生沒有看過一本馬列之外的外國思想家的著作。
偉大領袖不明白以下常識：
１、人類社會只能採用精英來管理，國事只能由精英決定。民主和獨裁政體在這上頭並無差別。兩者的區別只在於由誰來任命這些精英。
２、因此，「民主」決不可能是什麼「人民當家作主」，永遠只能是精英當家作主的「間接民主」（亦即所謂代議制），而不是由人民直接決定國事的「直接民主」。無庸諱言，以間接方式代表民意必然有相當大的系統失真度，但這是唯一可行的操作系統，頂多只能在關鍵問題上以全民公投來作為校正措施。
３、無論是全民公投，還是議員代表人民決定國事，都只能在嚴格的程序框架內進行，人民必須受程序嚴格制約，而不能隨心所欲地製造程序。
４、如果不顧這基本規律，試圖讓百姓直接過問國事，則不僅要遇到不可克服的實際運作困難，而且必然要導致比暴君統治更可怕的世上暴民專制，法國大革命和文革都是最生動的例證。
為什麼直接民主會導致暴民專制？這道理Lipmman已經說過了，簡單來說就是：不按一定程序集合在一起的個體的綜合效應小於單獨的人。個人幽居獨處時是深思熟慮的理性生物，但如果把他們雜亂集合在一起，不按嚴格規矩約束其行為，則必然像把鈾塊胡亂堆積在一起一樣，引出「蠢瘋鏈式反應」，使得全體喪失理智，變成可怕的野獸。
這當然是我自己的表述，不過我記得大致意思是他的。他認為，當個體變成群體時，就從用大腦思維的人變成了用脊髓思維的野獸。如果用理工科乾麵包喜歡使用的「數理比喻」來表達，那就是：
１＋１＋１＋１＋……＝一個無窮大負數
凡是親歷過文革和８９學運的人都應能同意這個「數學比喻」吧？不過，這其實只是現象觀察，沒有指出發生機制是什麼。
我自己的體會是：這是人類天性決定的。人類天生有表演欲，並具有接受外來情緒影響的官能。作為個體存在時，表演欲無所用武，不會出來干擾思索，個體也沒有外來情緒干擾，因而可以心平氣和地進行理性思考。但如果處在人群中，則他必然要在潛意識中感到他人的期待，必須會根據這期待，下意識地調整自己的情緒和行為，使之與主導大眾的情緒合拍，否則就會本能地感到不安全。所謂「隨大流」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隨大流」乃是人類作為群居動物的天性。一個猿人能遇到的最恐怖的事，就是被群體拒絕。因此，通過「隨大流」來獲得起碼的個體安全感的本能，大概是寫在我們基因中的。這種行為並不一定是有意識的，行為發出者不一定意識到自己是在迎合群體。相反，他們常常誤以為那是自己自發的反應。
換言之，當個體處於人群中時，必然要在情感上進行「調諧」（又是理工比喻），將感情的「波長」調得與大眾的「主旋律」一致，發生「情感共振」。一旦進入這種狀態，則原來的情緒基調立刻進入正反饋式的強化放大，再輸出去感染他人。這樣情緒互相感染，共振越來越強烈，大眾便進入所謂「群體催眠」階段，徹底喪失理智，變成了徹底為腎上腺支配的感情動物。
至於那最後輸出的效果是什麼，則完全取決於最初的基調。如果是哀傷，則最後大家必然哭得昏倒在地；如果是悲壯，則大眾到最後全成了「英雄」（亦即充分進入角色的戲子）；如果是崇高感，則大眾最後統統成了聖人；如果是仇恨，則大眾最後就成了嗜血的瘋狂野獸。最終輸出方式可能不一樣，但有一點絕對是共同的，那就是必然要出現攀比競賽，使得情緒越來越極端，行為越來越過火，越來越走火入魔。
凡是經過文革的老幫菜，都應該見識過上述種種場合：仇恨驅使下的批鬥會，群情越來越沸騰，最後與會群眾統統變成發瘋嗜血的野獸，高帽越做越大，鐵牌越作越沉，毒刑越來越毒；在群體拜神活動中，像章越作越大，口號越來越響，忠心表得越來越肉麻；好總理逝世后則是花圈越做越大，哭得越來越傷心，在靈前宣誓的人越來越顯得悲壯崇高，……等等，等等。
即使沒親歷文革也沒關係，只要見識過嚴新大師「帶功講課」也就夠了。那就是最典型的群體催眠。
正因為見夠了這種群體催眠場面，８９學運發生時，我不用看電視就能猜出那局面來，知道誰也抵擋不住那種「群體情緒電磁場」引發的「共振作用」。後來看戴晴的文章說，他們本來到廣場上是想去勸學生撤退的，但一到廣場立刻就被那無比悲壯的氣氛徹底征服俘獲了，根本也就不可能再去說服誰，云云。
這種經歷我早就有過，好總理逝世時，我到廣場上去看熱鬧，照樣涕泗橫流，比死了老子娘還傷心，過後才覺得又好氣，又好笑，又駭然。
可笑的是許多同志到現在也不明白這點，至今還在引用８９學運期間小偷絕跡的事實來論證「革命的凈化作用」。他們不知道所有的革命開頭都有這階段，初期必有「群體聖徒階段」，法國大革命的這「聖徒初階」最明顯，但後來巴黎肉食店供應的卻是斷頭台源源提供的人肉。是群體聖徒還是群體劊子手，那轉化可以發生在旦夕之間。其原因毫不難明白：情緒從來就是翻來複去毫無穩定可言的玩意，只有理性才是持續的。
總而言之，當個體自發形成集體時，唯一的驅動力就是情緒，理性說服毫無作用，而煽動群眾效果最強烈的情緒就是仇恨，一旦群眾被仇恨刺激起來，則立刻要出現互相攀比競賽的惡性循環，最終使得大家徹底喪失神智，變成喪心病狂的野獸，什麼滅絕人性的勾當都能臉不變色心不跳、毫不猶豫地干出來。
我黨的邪惡恰在於既信奉仇恨教，又講究「群眾路線」，每次搞運動，必然要以煽動仇恨作為發動群眾的唯一手段，這就只能製造出可怕的暴民統治來。從土改直到四清無一次運動是例外，並不僅文革如此。文革的特殊處在於，黨的震懾約束力根本就沒有了。偉大領袖直接發動暴民起來造反，於是便將全中國變成了個由毫無制約的仇恨支配的巨大的群體催眠場，由此引出了中國歷史上從未見過的暴民恐怖統治，我在《以人民的崇高名義……》中列舉的那些酷刑，全是我本人耳聞目睹的：
「點燃捆在陰莖上或插在陰道里的鞭炮、將赤裸的軀體按在撒滿圖釘的地板
上、光著膝蓋跪在碎玻璃上、小腿上壓上鋼錠、脖子上用細鋼絲掛上沉重的
鐵牌、將受害人吊在龍門吊上『經風雨、見世面』、扔進糞坑『遺臭萬年』、
將炸藥包放在捆在一起的地主分子夫婦之間，勒令他們的親生兒子去點燃引
線……」
除此之外還流行過什麼「群眾專政」、「群眾破案」等等花樣繁多的名堂，甚至在革委會成立后還這麼做，據說是徹底破除舊公檢法的「專家路線」。在《以人民的崇高名義……》中，我回憶了當年市革委把「罪犯」名單發給大眾，由群眾決定量刑，據說這是根據《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上說的「誰個劣，誰個不劣，群眾看得清清楚楚，罰不當罪的極少」，也就是「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結果同志們每聽到一個名字就一致振臂高呼：「槍斃！」
這些事可是人民干出來的，並不是共干或是偉大領袖干出來的。這就是真實的人民，並不是諸位拜民教徒想象的那個崇高的、善良的、全知全能、絕對正確的上帝。而毛澤東的罪惡，恰恰在於他「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如果他不以人民的解放者和導師自居，不和人民群眾心連心，只是一個歷史上司空見慣的昏君，只知自己窮奢極欲，不立下讓人民當家作主的救世大願心，則人民也就不會遭受史無前例的糟害。他的「人民民主」導致的唯一結果，便是放手讓人民自相殘殺、自相虐待、自相迫害。這種真誠的人民解放者犯下的史無前例的滔天大罪，難道可以如余大郎那樣，用「良好動機」作為辯護借口，來「一分為三」？！
最令人氣短的是，在毛式拜民教為中國人民帶來了如此慘痛深重的災難之後，那夥前朝遺老竟然至今還在迷戀這套。余大郎轉貼來的老鄭那份《趁機造反》帖，讓我看了直打寒戰。同樣是黑崽子，同樣都出了國，他現在的政治覺悟怎麼還不如７０年代的我？
【未完待續】
從蒯大富贊江青說到「人民文革」（六）
蘆笛
如果讀者明白了上文講述的簡單道理，則不難看出文革和中共「民主革命」的共同點來：兩者都是貨真價實的人民革命，都有極廣泛的草根參與，都是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大眾起來反抗舊統治者，都具有強大的道義優勢和精神感召力，而弔詭的是，這些特點恰恰是它們的反動性和危害性所在。
說這兩次大革命都是反動的，乃是指它們逆人類文明進化的大趨勢（亦即西方文明的進化趨勢，請注意，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會進化）而動，引起大幅度社會倒退，造成了文明的空前毀滅。說它們具有嚴重的危害性，是說它們不但在當時給國家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破壞，而且具有永久性的強大道德感召力，永不缺乏傳人，永遠要感召激勵著未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志士，去繼承革命先烈未盡之遺志。於是一旦社會危機激化到一定程度，新一代革命家們就一定要以這兩次大革命為效法榜樣，從中汲取精神力量，讓類似的大革命再度肆虐中國那世界上最得天獨厚的天然革命溫床。因此，這危害性不但是歷史的，而且是現實的，更是未來的。用理工乾麵包們引以為傲的「數學比喻」來說，它的危害性覆蓋了從１９２１年開始，直到到無窮遠的未來的整個時間坐標軸。
唯其如此，偉大領袖毛主席乃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最偉大的罪人。論對子民的敲骨吸髓，秦始皇大概超過了他老人家吧，可老嬴的危害性也就只限於秦朝那短短的一瞬，秦亡政息，並沒有留下個永恆的道德榜樣來讓後人追隨。論「相對殺人量」（亦即以絕對殺人數除以【掌握的軍隊數量×控制的地區人口×屠殺的時段】），偉大領袖恐怕也比不了黃巢或張獻忠，但那些殺人魔王都是「人死病斷根」，並沒有在身後留下什麼光輝的革命理論繼續作孽。在死後還能繼續危害國家民族的罪人，中國歷史上也就僅此一人而已。
偉大領袖自己也知道這點，在給江青同志的信中，他信心滿滿地預言：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
的，因為代表９０％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
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
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
在《張玉鳳證言可信么》一文中，我說：
「改革開放２０多年來，這段話一直如噩夢般在我心頭纏繞，驅之不去，完
全成了一種obsession。我相信偉大領袖的洞察力，深知他說的是實話，他在
中國人民心目中留下的教導是時光無法抹去的，起碼一個世紀內是如此。但
願在我有生之年這噩夢不要成真。」
這話卻引起了王司令的激賞，記得他跟貼贊道：所以我說就憑這一點，毛也不能全盤否定。余大郎的「一分為三」論似乎也有點這意思，只是他現在矢口抵賴，本特首原意是療愚救人，不是要和誰過不去，愚愈之後當然不便再深究。２１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東海一梟先生以及刻意在遣詞造句上模仿魯老惡毒夫那半生不熟的白話文、卻不幸絲毫未得其神髓的CAOGEN同志則公開「深切懷念毛澤東」。我覺得這些同志倒還光棍得多，起碼比老鄭同志要幸福多了──我那階級哥哥分明是毛的嫡傳弟子，卻在感情上恨透了恩師，如此做人，豈不尷尬得緊？
正因為有著這麼多糊塗蟲，我才如此執著地「反毛」，才如此執著地批判黨文化和文革。
在我看來，對歷史人物加以褒貶，什麼鳥意思都沒有。老毛早就爛了臭了，你再罵他，他好像也不會難受不是？現在國內學者爭論吳三桂和施琅是好是壞，這些Ｐ事到底和現代人有什麼貴相干哪？就算他們真是賣國賊，人家又沒留下《吳選》和《施選》來，教導後人賣國是何等義薄雲天的壯舉。以後誰想賣國，也只會出於個人動機，決不會是受那些人的道德榜樣感召，情難自已，奮起效法，是不是？哪怕再蠢的白痴也該能想明白這最簡單的道理吧？
這就是毛的可怕處：哪怕在許多所謂「自由知識分子」中，毛的革命理論和實踐都有極大的蠱惑力，如果不指出它們的危害，勢必要在社會危機如此深重的中國再度引出類似的巨大災難來。
這就是我為何要「反毛」，我反的不是毛這個具體的人，而是由他的思想方式集中代表的源遠流長的民族愚昧。我認為，研究歷史，重要的不是給死人戴「好人」、「壞人」的帽子，重要的是在客觀澄清了史實之後指出得失，總結出前人錯在哪裡，讓未來一代庶幾能避免重蹈覆轍，特別要注意指出自宋明理學昌行以來，多次在歷史上發生的那種「由正義感引發的災難」的惡果，因為它對後人特別有蠱惑力，那危害性不但是過去時，還可能是現在時和將來時。
不幸的是，似乎至今沒有哪個史學家認識到這才是研究歷史的正確態度。他們不是「古為今用」，使用文革製造冤案的方式去古書里刨找黑材料，加以隨心所欲的改造加工，用它們去論證或詆毀現行政策，就是熱衷於給古人戴好壞帽子，卻全然不懂研究歷史的全部現實意義就在「懲前毖後」四個字上，而光是戴道德帽子、「否定」、「肯定」死人是絕對無法起到這種作用的。
這就是為何「大躍進」和文革同為毛的兩大罪行，犯罪形式也類似──都是所謂「好心辦壞事」，而且若論害死人數，前者還要遠遠超過後者，但我基本沒批判過大躍進。那原因再簡單不過：是人都能看出毛髮動大躍進時採用的白痴思維方式，他那種治國白痴幾千年才能出一個，基本可以排除在未來發生類似災難的可能。但文革則完全不同，迄今為止，似乎只有我一人認識到文革是「正義禍國」的最典型例子。評價者或看到「正義」那一面而加以肯定，或看到「禍國」那面而加以否定，卻沒有足夠的思維能力看出兩者的因果關係。
可惜海內外華人中似乎只有我一位如此反毛者，最常見的反毛志士還是民朋那幹人，他們從感情上恨透了毛，但至死悟不出自己為何會遭受了如許災難，至死悟不出毛究竟錯在哪裡，只能把毛的罪行歸結於個人道德品質，認定他是天生的魔鬼。因此，他們一面對毛深惡痛絕，一面又將毛主席的教導溶化在血液里，銘刻在骨髓中，落實在行動上，成了地地道道的「打著紅旗反領袖」的「反毛的毛主義者」。甚至當我出來抨擊這種作法時，他們還抵死悟不出來：我並不是反對他們，而是反對在他們言行中流露出來的最高最活的毛思想。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怪現狀竟然會出現，本身就是終身知青們洗不去的恥辱！
為了對這些終身知青進行再教育，我這裡用idiot-proof的提綱總結一下前文的意思：
１、偉大領袖自己說，他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是推翻國府，二是發動文革。上面已經說了，這兩件事在道義上都無可指責，都是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大眾奮起推翻統治者，都以工農大眾作主力，乃是不折不扣的人民革命。但這並不能構成肯定兩者的根據，相反，它們之所以構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空前浩劫，並在未來可能再度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恰是出於這道義上的正確。未來中國人民不會群起投入吳三桂式賣國活動，更無可能群起效法秦始皇，但很可能再度群起干毛式革命。
２、其所以如此，乃是兩個基本原因決定的，首先是當初引發革命的那些社會黑暗仍然存在甚至更惡化了；其次是因為弱者奮起反抗強者永遠具有強大的道義感召力。
３、不幸的是，人類最可怕的災難，常常是草根民眾奮起抗暴引出來的。在現代，暴力革命本來就是製造極權制度和大獨裁者的唯一有效方式（這點下文還要提到），只能使社會倒退，如果它是人民革命，則引起的災難就更深重。可以說，暴力革命的人民性越濃厚，則引起的惡果也就越可怕，比較一下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和中共「民主革命」，立刻就能看出這經驗規律：隨著人民介入的程度增加，惡果也就越嚴重。
４、其所以如此，乃是因為：
A、驅使革命者投身暴力革命的乃是仇恨，革命軍相對於反革命軍優勢也完全來自於深仇大恨。因此，一場暴力革命想成功，領袖們非得使用這「精神原子彈」不可，這就是林總當年為何要在東北搞「兩憶三查」。而仇恨乃是人性中保留下來的獸性。暴力革命提供了一種絕妙的機會，使得在和平時期被壓制的獸性獲得空前解放。在文革中發生的群眾暴行，和日軍在二戰中集體犯下的戰爭罪行，其發生機制有相通之處。獸性大規模釋放出來，必然要給全社會造成巨大災難。但因為這種獸性提高了戰鬥力，有助於革命成功，它不但不會受到革命領袖的譴責，還會被當成「革命徹底性」加以肯定和提倡。請大家回憶一下，咱們自幼受的革命傳統教育，除了「對同志春天般溫暖」那無法兌現的空話之外，有哪一條不是對獸性的公開表彰？
B、因為社會不公，草根民眾被剝奪了受教育機會，對文明世界隔膜，知識欠缺，視野狹窄，心態不很正常，不但對統治者充滿嫉恨，也對文明和文化精英懷有嫉恨。當他們一旦因使用暴力獲得了支配他人生死存亡的巨大的權力之後，盲目破壞欲便會如同山崩海嘯一般爆發出來，造成文明成果和文化精英的毀滅，從項羽燒毀阿房宮、李自成燒毀故宮，直到文革前拆除北京城牆以及文革中紅衛兵「破四舊」，貫穿著一條醒目的紅線。
C、人民革命無非是兩種，一種是列寧發明的由革命黨嚴格控制的軍隊式人民革命；一種是法國大革命和文革那種自發革命。前者只能造出空前的極權國家，後者成功可能性很小，只會使得人民的盲目仇恨和破壞欲等獸性獲得空前釋放。
兩種革命都會極大地敗壞全民素質，蘇式人民革命使得全民軍事化，使活人異化為毫無自由意願、自由人格的「齒輪和螺絲釘」（斯大林語）或曰「馴服工具」（劉少奇語），使得社會徹底喪失自由社會的建設基礎。而自發人民革命如文革則會造成全民革命化。這革命化表現在兩方面：第一、土匪化，它使得全民獲得了一種藐視一切權威、無法無天的土匪氣質（亦即所謂「造反精神」），使得社會徹底喪失法治社會的建設基礎。第二、政客化，它使得參與權力鬥爭的知青們統統變成信奉馬基雅維里主義的陰謀家，對此，我已經我在昨天貼出的《黑崽子》第十章里給出了親身經歷作為例證（[url] http://hjclub.com/Showtopic.asp?ID=2589854 [/url]），使得原來質樸的工農大眾變成了胡攪蠻纏的暴民。文革使得全民狡猾度出現飛躍性上升，就是這革命化的生動表現。這兩者都阻礙了社會向契約社會過渡。
這就是群起抗暴的正義鬥爭何以一定會「走向反面」，不但要給全民帶來巨大災難，而且會製造出更黑暗、更不公的社會的發生機制。也就是我為何要在上網之初寫下「志士禍國，尤慘烈於漢奸；書生煽情，恆嫁禍於蒼生」的字字血淚的警句。此乃為宋代以後的中國歷史反覆證明的客觀規律。可惜在海內外中國人中，能觀察到這現象者仍寥寥無幾，從理論上指出其必然發生機制的就只蘆一家，別無分店了。
但即使全體中國知識分子認識到這一點又便如何？在專制社會中，人民並不能決定社會走向，只有統治者才有這能力。我在《試論孔孟之道對人性認識的偏離及其流弊》中指出，在專制社會中，「君君」是重中之重，是社會健康度的決定性因素。這仍然適用於今日中國。社會是走向光明還是黑暗，決定權並不在人民而在統治集團手中。
不幸的是，中國統治者從來是見了棺材都不掉淚。無論是統治者還是人民，咱們都和英國人截然不同，因此，逃出「黑暗──革命──更黑暗」的永恆惡性循環的希望實在渺茫。
我曾在舊作中向大眾介紹過英國革命對英國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影響。眾所周知，無庸置疑，英國革命砍了查理一世的腦袋，把大獨裁者克倫威爾扶上寶座，使得全民備受荼毒。此後無論是統治者還是人民都牢牢地記住了那個血的教訓。當社會危機尖銳、人民起來抗議之時，統治者怕官逼民反，再鬧出一次大革命來，自己免不了要掉腦袋，而人民知道即使把國王推翻了，也只會扶上一個更結棍的獨裁者去。於是雙方都有所忌憚，不敢把事情做絕，吵得差不多了便達成妥協，從此避免了暴力革命的破壞，使得社會以零代價或小代價平滑進化到今天的高度自由民主的文明社會。
可惜在咱們這兒，無論是統治者還是人民，總結經驗教訓都恰好和人家相反，乃是「只恨當初未能斬盡殺絕，留下禍根」。最能說明這點的，乃是文革的一個「成果」。
我在本文開頭列舉了毛髮動文革的動機：一、把劉鄧官僚集團及其權力基礎搞掉；二、毀黨造黨，嘗試摸索出一個獨立於蘇聯模式的「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共產主義樂園來；三、試圖將暴民革命制度化、常規化，以此作為「反修防修」（也就是反對震懾黨官僚蛻化變質）的途徑；四、經過革命鬥爭洗禮，把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鍛煉改造為大公無私的堅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這四項任務，他每一項都失敗了。第一項：劉雖然給整死，但甚至在毛死前，官僚集團便在林彪事件發生后開始復辟，在毛死後則全面復辟；第二項：人民當家作主更是夢話一句，人民在「解放」后遭到最嚴重最普及的迫害正是發生在此期；第四項：文革確實培育出來了一代新人，可惜全是土匪加政客。對土匪脾氣毛倒似乎沒多少意見，但對「大私無公」、鼠目寸光的刁頑政客他卻無法容忍。在接見五大領袖之後，他發現那些人全是敷不上牆的爛泥，大失所望之餘，不但罷了「革命小將」們群眾領袖的顯職，而且為此把尚有可塑性的知青統統趕到農村去改造。直到開九大時，他的失望之情尚溢於言表，說什麼原來想從青年知識分子中培養接班人，沒想到這些人都靠不住，以後只能從工農里找，云云。
這裡面最有意思的乃是第三項任務，亦即將暴民革命制度化、常規化，以此來杜絕特權階級產生，防止官員蛻化變質。不能不承認，毛終於看到了執政黨有接受人民監督的必要。這構想與美國國父們規定人民有使用暴力推翻暴君的權利如出一轍，都屬於毫無可操作性的革命浪漫主義。兩者的區別是，後者還沒昏聵到居然夢想把無法無天的土匪行徑納入以公民守法為操作基礎的國家管理，這完全是用鍊鋼轉爐煉製冰激凌，也只有毛那種制度建設白痴才想得出來，正如這世上只有他才會想出「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來一樣。
這倒不是最有意思之處，最耐人尋味的，還是官僚集團對此的反應。小幫菜們不知道，我黨的大規模腐化其實發韌於毛時代晚期。文革前黨風大體還可以，文革反倒啟動了黨的腐化，它的豐碩成果之一，便是製造出了一個空前放肆的特權階級。
老幫菜們想來都該記得，林彪事件發生后，毛不得不向官僚集團讓步，被打倒老幹部紛紛復辟。這些人總結的沉痛教訓就是：失去權力乃是天下最痛苦的事，「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因此，他們一上台就以十倍的貪婪、百倍的瘋狂立黨為私，第一件事就是大開走後門之風，把孩子從農村裡弄回來，塞到大學和部隊里去（當時當兵是最風光地位最高的職業），接著又肆無忌憚地搞裙帶關係，生生把我黨變成了個父子黨、夫妻黨、裙帶黨、關係黨。自毛開始，所有黨魁除了周恩來一人外，幾乎所有人都把老婆弄到台上去招搖，什麼李先念夫人、朱德夫人、甚至連謝富治夫人，統統都成了黨國大員，當真是有史以來見所未見的烏煙瘴氣。
由此可見，黨官僚們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就是，一定要趁還在台上之時，死命地撈，活到老，撈到老，撈不飽，姥姥喝酪，酪落姥姥撈酪。要打破這種「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不撈白不撈」的黨官思維定式，讓官僚集團如同英國當年的貴族一樣，知道厲害，為了本階級的長遠利益，逐漸採取讓步政策，糾正社會不公，避免革命再度爆發，我看根本就毫無希望。
另一方面，隨著黨內特權階級在新時代蛻化為官僚資產階級，偉大領袖留下的革命遺產必將在廣大草根民眾之中引起越來越強烈的反響。只待時機一到，偉大領袖殷勤布下的遍地炸藥，就要再度把中國崩到九霄雲外去。
於此可以總結出中國社會旋轉的「周期律」（被文盲黃炎培誤為「周期率」）：
社會不公──革命──製造出大獨裁者──製造出基於暴力壓迫的長治久安的畸形社會，直到鐵血強人死去──無法在和平環境中製造出大獨裁者來，統治弱化伴隨著社會疾病惡化──新革命──製造出新的大獨裁者──製造出新的基於暴力壓迫的長治久安的畸形社會來。
所以，在中國，文革其實是永遠不死的，不但當年參加革命的壓迫和被壓迫階級是永生的，號召並指引雙方發生暴力衝突的偉大革命導師的教導也是永世長存的。偉大領袖不但能在生前毀黨造黨，在死後百年內照樣能這麼干。上下幾千年，環顧太陽系，有此本事者，也就他一人而已。
不死的痞子階級武化大革命萬歲！
【全文完】
蘆笛
如果讀者明白了上文講述的簡單道理，則不難看出文革和中共「民主革命」的共同點來：兩者都是貨真價實的人民革命，都有極廣泛的草根參與，都是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大眾起來反抗舊統治者，都具有強大的道義優勢和精神感召力，而弔詭的是，這些特點恰恰是它們的反動性和危害性所在。
說這兩次大革命都是反動的，乃是指它們逆人類文明進化的大趨勢（亦即西方文明的進化趨勢，請注意，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會進化）而動，引起大幅度社會倒退，造成了文明的空前毀滅。說它們具有嚴重的危害性，是說它們不但在當時給國家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破壞，而且具有永久性的強大道德感召力，永不缺乏傳人，永遠要感召激勵著未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志士，去繼承革命先烈未盡之遺志。於是一旦社會危機激化到一定程度，新一代革命家們就一定要以這兩次大革命為效法榜樣，從中汲取精神力量，讓類似的大革命再度肆虐中國那世界上最得天獨厚的天然革命溫床。因此，這危害性不但是歷史的，而且是現實的，更是未來的。用理工乾麵包們引以為傲的「數學比喻」來說，它的危害性覆蓋了從１９２１年開始，直到到無窮遠的未來的整個時間坐標軸。
唯其如此，偉大領袖毛主席乃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最偉大的罪人。論對子民的敲骨吸髓，秦始皇大概超過了他老人家吧，可老嬴的危害性也就只限於秦朝那短短的一瞬，秦亡政息，並沒有留下個永恆的道德榜樣來讓後人追隨。論「相對殺人量」（亦即以絕對殺人數除以【掌握的軍隊數量×控制的地區人口×屠殺的時段】），偉大領袖恐怕也比不了黃巢或張獻忠，但那些殺人魔王都是「人死病斷根」，並沒有在身後留下什麼光輝的革命理論繼續作孽。在死後還能繼續危害國家民族的罪人，中國歷史上也就僅此一人而已。
偉大領袖自己也知道這點，在給江青同志的信中，他信心滿滿地預言：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
的，因為代表９０％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
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
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
在《張玉鳳證言可信么》一文中，我說：
「改革開放２０多年來，這段話一直如噩夢般在我心頭纏繞，驅之不去，完
全成了一種obsession。我相信偉大領袖的洞察力，深知他說的是實話，他在
中國人民心目中留下的教導是時光無法抹去的，起碼一個世紀內是如此。但
願在我有生之年這噩夢不要成真。」
這話卻引起了王司令的激賞，記得他跟貼贊道：所以我說就憑這一點，毛也不能全盤否定。余大郎的「一分為三」論似乎也有點這意思，只是他現在矢口抵賴，本特首原意是療愚救人，不是要和誰過不去，愚愈之後當然不便再深究。２１世紀最偉大的思想家東海一梟先生以及刻意在遣詞造句上模仿魯老惡毒夫那半生不熟的白話文、卻不幸絲毫未得其神髓的CAOGEN同志則公開「深切懷念毛澤東」。我覺得這些同志倒還光棍得多，起碼比老鄭同志要幸福多了──我那階級哥哥分明是毛的嫡傳弟子，卻在感情上恨透了恩師，如此做人，豈不尷尬得緊？
正因為有著這麼多糊塗蟲，我才如此執著地「反毛」，才如此執著地批判黨文化和文革。
在我看來，對歷史人物加以褒貶，什麼鳥意思都沒有。老毛早就爛了臭了，你再罵他，他好像也不會難受不是？現在國內學者爭論吳三桂和施琅是好是壞，這些Ｐ事到底和現代人有什麼貴相干哪？就算他們真是賣國賊，人家又沒留下《吳選》和《施選》來，教導後人賣國是何等義薄雲天的壯舉。以後誰想賣國，也只會出於個人動機，決不會是受那些人的道德榜樣感召，情難自已，奮起效法，是不是？哪怕再蠢的白痴也該能想明白這最簡單的道理吧？
這就是毛的可怕處：哪怕在許多所謂「自由知識分子」中，毛的革命理論和實踐都有極大的蠱惑力，如果不指出它們的危害，勢必要在社會危機如此深重的中國再度引出類似的巨大災難來。
這就是我為何要「反毛」，我反的不是毛這個具體的人，而是由他的思想方式集中代表的源遠流長的民族愚昧。我認為，研究歷史，重要的不是給死人戴「好人」、「壞人」的帽子，重要的是在客觀澄清了史實之後指出得失，總結出前人錯在哪裡，讓未來一代庶幾能避免重蹈覆轍，特別要注意指出自宋明理學昌行以來，多次在歷史上發生的那種「由正義感引發的災難」的惡果，因為它對後人特別有蠱惑力，那危害性不但是過去時，還可能是現在時和將來時。
不幸的是，似乎至今沒有哪個史學家認識到這才是研究歷史的正確態度。他們不是「古為今用」，使用文革製造冤案的方式去古書里刨找黑材料，加以隨心所欲的改造加工，用它們去論證或詆毀現行政策，就是熱衷於給古人戴好壞帽子，卻全然不懂研究歷史的全部現實意義就在「懲前毖後」四個字上，而光是戴道德帽子、「否定」、「肯定」死人是絕對無法起到這種作用的。
這就是為何「大躍進」和文革同為毛的兩大罪行，犯罪形式也類似──都是所謂「好心辦壞事」，而且若論害死人數，前者還要遠遠超過後者，但我基本沒批判過大躍進。那原因再簡單不過：是人都能看出毛髮動大躍進時採用的白痴思維方式，他那種治國白痴幾千年才能出一個，基本可以排除在未來發生類似災難的可能。但文革則完全不同，迄今為止，似乎只有我一人認識到文革是「正義禍國」的最典型例子。評價者或看到「正義」那一面而加以肯定，或看到「禍國」那面而加以否定，卻沒有足夠的思維能力看出兩者的因果關係。
可惜海內外華人中似乎只有我一位如此反毛者，最常見的反毛志士還是民朋那幹人，他們從感情上恨透了毛，但至死悟不出自己為何會遭受了如許災難，至死悟不出毛究竟錯在哪裡，只能把毛的罪行歸結於個人道德品質，認定他是天生的魔鬼。因此，他們一面對毛深惡痛絕，一面又將毛主席的教導溶化在血液里，銘刻在骨髓中，落實在行動上，成了地地道道的「打著紅旗反領袖」的「反毛的毛主義者」。甚至當我出來抨擊這種作法時，他們還抵死悟不出來：我並不是反對他們，而是反對在他們言行中流露出來的最高最活的毛思想。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怪現狀竟然會出現，本身就是終身知青們洗不去的恥辱！
為了對這些終身知青進行再教育，我這裡用idiot-proof的提綱總結一下前文的意思：
１、偉大領袖自己說，他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是推翻國府，二是發動文革。上面已經說了，這兩件事在道義上都無可指責，都是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大眾奮起推翻統治者，都以工農大眾作主力，乃是不折不扣的人民革命。但這並不能構成肯定兩者的根據，相反，它們之所以構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空前浩劫，並在未來可能再度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恰是出於這道義上的正確。未來中國人民不會群起投入吳三桂式賣國活動，更無可能群起效法秦始皇，但很可能再度群起干毛式革命。
２、其所以如此，乃是兩個基本原因決定的，首先是當初引發革命的那些社會黑暗仍然存在甚至更惡化了；其次是因為弱者奮起反抗強者永遠具有強大的道義感召力。
３、不幸的是，人類最可怕的災難，常常是草根民眾奮起抗暴引出來的。在現代，暴力革命本來就是製造極權制度和大獨裁者的唯一有效方式（這點下文還要提到），只能使社會倒退，如果它是人民革命，則引起的災難就更深重。可以說，暴力革命的人民性越濃厚，則引起的惡果也就越可怕，比較一下辛亥革命、國民革命和中共「民主革命」，立刻就能看出這經驗規律：隨著人民介入的程度增加，惡果也就越嚴重。
４、其所以如此，乃是因為：
A、驅使革命者投身暴力革命的乃是仇恨，革命軍相對於反革命軍優勢也完全來自於深仇大恨。因此，一場暴力革命想成功，領袖們非得使用這「精神原子彈」不可，這就是林總當年為何要在東北搞「兩憶三查」。而仇恨乃是人性中保留下來的獸性。暴力革命提供了一種絕妙的機會，使得在和平時期被壓制的獸性獲得空前解放。在文革中發生的群眾暴行，和日軍在二戰中集體犯下的戰爭罪行，其發生機制有相通之處。獸性大規模釋放出來，必然要給全社會造成巨大災難。但因為這種獸性提高了戰鬥力，有助於革命成功，它不但不會受到革命領袖的譴責，還會被當成「革命徹底性」加以肯定和提倡。請大家回憶一下，咱們自幼受的革命傳統教育，除了「對同志春天般溫暖」那無法兌現的空話之外，有哪一條不是對獸性的公開表彰？
B、因為社會不公，草根民眾被剝奪了受教育機會，對文明世界隔膜，知識欠缺，視野狹窄，心態不很正常，不但對統治者充滿嫉恨，也對文明和文化精英懷有嫉恨。當他們一旦因使用暴力獲得了支配他人生死存亡的巨大的權力之後，盲目破壞欲便會如同山崩海嘯一般爆發出來，造成文明成果和文化精英的毀滅，從項羽燒毀阿房宮、李自成燒毀故宮，直到文革前拆除北京城牆以及文革中紅衛兵「破四舊」，貫穿著一條醒目的紅線。
C、人民革命無非是兩種，一種是列寧發明的由革命黨嚴格控制的軍隊式人民革命；一種是法國大革命和文革那種自發革命。前者只能造出空前的極權國家，後者成功可能性很小，只會使得人民的盲目仇恨和破壞欲等獸性獲得空前釋放。
兩種革命都會極大地敗壞全民素質，蘇式人民革命使得全民軍事化，使活人異化為毫無自由意願、自由人格的「齒輪和螺絲釘」（斯大林語）或曰「馴服工具」（劉少奇語），使得社會徹底喪失自由社會的建設基礎。而自發人民革命如文革則會造成全民革命化。這革命化表現在兩方面：第一、土匪化，它使得全民獲得了一種藐視一切權威、無法無天的土匪氣質（亦即所謂「造反精神」），使得社會徹底喪失法治社會的建設基礎。第二、政客化，它使得參與權力鬥爭的知青們統統變成信奉馬基雅維里主義的陰謀家，對此，我已經我在昨天貼出的《黑崽子》第十章里給出了親身經歷作為例證（[url] http://hjclub.com/Showtopic.asp?ID=2589854 [/url]），使得原來質樸的工農大眾變成了胡攪蠻纏的暴民。文革使得全民狡猾度出現飛躍性上升，就是這革命化的生動表現。這兩者都阻礙了社會向契約社會過渡。
這就是群起抗暴的正義鬥爭何以一定會「走向反面」，不但要給全民帶來巨大災難，而且會製造出更黑暗、更不公的社會的發生機制。也就是我為何要在上網之初寫下「志士禍國，尤慘烈於漢奸；書生煽情，恆嫁禍於蒼生」的字字血淚的警句。此乃為宋代以後的中國歷史反覆證明的客觀規律。可惜在海內外中國人中，能觀察到這現象者仍寥寥無幾，從理論上指出其必然發生機制的就只蘆一家，別無分店了。
但即使全體中國知識分子認識到這一點又便如何？在專制社會中，人民並不能決定社會走向，只有統治者才有這能力。我在《試論孔孟之道對人性認識的偏離及其流弊》中指出，在專制社會中，「君君」是重中之重，是社會健康度的決定性因素。這仍然適用於今日中國。社會是走向光明還是黑暗，決定權並不在人民而在統治集團手中。
不幸的是，中國統治者從來是見了棺材都不掉淚。無論是統治者還是人民，咱們都和英國人截然不同，因此，逃出「黑暗──革命──更黑暗」的永恆惡性循環的希望實在渺茫。
我曾在舊作中向大眾介紹過英國革命對英國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影響。眾所周知，無庸置疑，英國革命砍了查理一世的腦袋，把大獨裁者克倫威爾扶上寶座，使得全民備受荼毒。此後無論是統治者還是人民都牢牢地記住了那個血的教訓。當社會危機尖銳、人民起來抗議之時，統治者怕官逼民反，再鬧出一次大革命來，自己免不了要掉腦袋，而人民知道即使把國王推翻了，也只會扶上一個更結棍的獨裁者去。於是雙方都有所忌憚，不敢把事情做絕，吵得差不多了便達成妥協，從此避免了暴力革命的破壞，使得社會以零代價或小代價平滑進化到今天的高度自由民主的文明社會。
可惜在咱們這兒，無論是統治者還是人民，總結經驗教訓都恰好和人家相反，乃是「只恨當初未能斬盡殺絕，留下禍根」。最能說明這點的，乃是文革的一個「成果」。
我在本文開頭列舉了毛髮動文革的動機：一、把劉鄧官僚集團及其權力基礎搞掉；二、毀黨造黨，嘗試摸索出一個獨立於蘇聯模式的「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共產主義樂園來；三、試圖將暴民革命制度化、常規化，以此作為「反修防修」（也就是反對震懾黨官僚蛻化變質）的途徑；四、經過革命鬥爭洗禮，把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鍛煉改造為大公無私的堅定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這四項任務，他每一項都失敗了。第一項：劉雖然給整死，但甚至在毛死前，官僚集團便在林彪事件發生后開始復辟，在毛死後則全面復辟；第二項：人民當家作主更是夢話一句，人民在「解放」后遭到最嚴重最普及的迫害正是發生在此期；第四項：文革確實培育出來了一代新人，可惜全是土匪加政客。對土匪脾氣毛倒似乎沒多少意見，但對「大私無公」、鼠目寸光的刁頑政客他卻無法容忍。在接見五大領袖之後，他發現那些人全是敷不上牆的爛泥，大失所望之餘，不但罷了「革命小將」們群眾領袖的顯職，而且為此把尚有可塑性的知青統統趕到農村去改造。直到開九大時，他的失望之情尚溢於言表，說什麼原來想從青年知識分子中培養接班人，沒想到這些人都靠不住，以後只能從工農里找，云云。
這裡面最有意思的乃是第三項任務，亦即將暴民革命制度化、常規化，以此來杜絕特權階級產生，防止官員蛻化變質。不能不承認，毛終於看到了執政黨有接受人民監督的必要。這構想與美國國父們規定人民有使用暴力推翻暴君的權利如出一轍，都屬於毫無可操作性的革命浪漫主義。兩者的區別是，後者還沒昏聵到居然夢想把無法無天的土匪行徑納入以公民守法為操作基礎的國家管理，這完全是用鍊鋼轉爐煉製冰激凌，也只有毛那種制度建設白痴才想得出來，正如這世上只有他才會想出「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來一樣。
這倒不是最有意思之處，最耐人尋味的，還是官僚集團對此的反應。小幫菜們不知道，我黨的大規模腐化其實發韌於毛時代晚期。文革前黨風大體還可以，文革反倒啟動了黨的腐化，它的豐碩成果之一，便是製造出了一個空前放肆的特權階級。
老幫菜們想來都該記得，林彪事件發生后，毛不得不向官僚集團讓步，被打倒老幹部紛紛復辟。這些人總結的沉痛教訓就是：失去權力乃是天下最痛苦的事，「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因此，他們一上台就以十倍的貪婪、百倍的瘋狂立黨為私，第一件事就是大開走後門之風，把孩子從農村裡弄回來，塞到大學和部隊里去（當時當兵是最風光地位最高的職業），接著又肆無忌憚地搞裙帶關係，生生把我黨變成了個父子黨、夫妻黨、裙帶黨、關係黨。自毛開始，所有黨魁除了周恩來一人外，幾乎所有人都把老婆弄到台上去招搖，什麼李先念夫人、朱德夫人、甚至連謝富治夫人，統統都成了黨國大員，當真是有史以來見所未見的烏煙瘴氣。
由此可見，黨官僚們總結出來的經驗教訓就是，一定要趁還在台上之時，死命地撈，活到老，撈到老，撈不飽，姥姥喝酪，酪落姥姥撈酪。要打破這種「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不撈白不撈」的黨官思維定式，讓官僚集團如同英國當年的貴族一樣，知道厲害，為了本階級的長遠利益，逐漸採取讓步政策，糾正社會不公，避免革命再度爆發，我看根本就毫無希望。
另一方面，隨著黨內特權階級在新時代蛻化為官僚資產階級，偉大領袖留下的革命遺產必將在廣大草根民眾之中引起越來越強烈的反響。只待時機一到，偉大領袖殷勤布下的遍地炸藥，就要再度把中國崩到九霄雲外去。
於此可以總結出中國社會旋轉的「周期律」（被文盲黃炎培誤為「周期率」）：
社會不公──革命──製造出大獨裁者──製造出基於暴力壓迫的長治久安的畸形社會，直到鐵血強人死去──無法在和平環境中製造出大獨裁者來，統治弱化伴隨著社會疾病惡化──新革命──製造出新的大獨裁者──製造出新的基於暴力壓迫的長治久安的畸形社會來。
所以，在中國，文革其實是永遠不死的，不但當年參加革命的壓迫和被壓迫階級是永生的，號召並指引雙方發生暴力衝突的偉大革命導師的教導也是永世長存的。偉大領袖不但能在生前毀黨造黨，在死後百年內照樣能這麼干。上下幾千年，環顧太陽系，有此本事者，也就他一人而已。
不死的痞子階級武化大革命萬歲！
【全文完】
說明：
萬=萬潤南，馬=馬悲鳴，王司令=王希哲 6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