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邊境大量集結，令人擔心會發生戰爭。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在內，已經對北京冬奧會進行外交抵制。
一位中國網球明星發現自己身陷一場地緣政治爭鬥之中，西方媒體鋪天蓋地地報道她的失蹤，以及一名共產黨高官對她進行的性侵犯。
美國總統拜登警告說，民主和專制力量之間將發生一場時代之戰。
現在是什麼世紀？這本應是美國實力無可匹敵、全球化和民主傳播的時代。相反，我們得到的是冷戰2.0版。
閉上眼，又回到了上世紀80年代。
還記得對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的抵制嗎？隨後蘇聯通過抵制1984年的洛杉磯奧運會進行了報復。
還記得美國總統里根談論的「邪惡帝國」嗎？俄羅斯政府再次成為了妖魔鬼怪，而西方業已放棄了對中國政府自由化和擁抱民主的期待。
澳大利亞正準備在戰爭的警告聲中舉行聯邦大選。國防開支日益增加。
外交事務通常不會對國內政治產生太大影響，但這次不同。
已經有人在談論圍繞誰能對中國更強硬而展開一場戰爭情緒選戰。
我們錯失的機會1989年，我們曾經以為我們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柏林牆倒塌了。幾年後，蘇聯解體了。
國際政治教授喬納森·霍爾斯拉格（Jonathan Holslag）在一本新書《1989年以來的世界政治》中重溫了那個時代。他寫道：「當時，全球化的高潮似乎為所有人帶來了機會。」
時到今日，這看來是一個錯失的機會。他說，民族主義和專制主義「正在發起進攻」。憎惡與日俱增，到處都是關於領土的爭端。
而新冠疫情更是火上澆油。霍爾斯拉格指出：「新冠病毒並沒有導致政治秩序的衰敗。它只是抓住了一個狀況糟糕的政治機構。」
這是一個溫水煮青蛙的過程。許多人甚至都沒有注意到溫度的持續上升。
霍爾斯拉格說，在過去十年中，「經濟全球化停滯不前，民主化退步」。
「與此同時，全球軍事支出超過了冷戰時期的紀錄。武裝衝突的數量增加，」他寫道。
哪裡出了問題？霍爾斯拉格認為有很多問題：西方人的狂妄自大，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全球權力和經濟的轉移。怨氣越積越多。他說，西方之外的各國開始反擊，「西方欺負並輕視了他們夠久了」。
在富裕的西方國家，許多人越來越窮，而富人卻越來越富。
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的崛起。但霍爾斯拉格對當前的趨勢提出警告，即不要把中國視為唯一的巨大威脅。我們需要審視自己。
他說，「關注中國的崛起無視了西方的衰弱」。
對霍爾斯拉格來說，有兩個詞很突出：完全漠視和頹廢墮落。這是他最有趣的一章。當西方沉浸在冷戰後的勝利主義中時，它忽略了自己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它沉湎於消費主義。他說，在美國和英國等國家，「家庭消費在經濟總額中的比例超過了60%」。
正當我們認為我們可以通過買買買獲得幸福時，一道鴻溝打開了並橫亘在道德和物質主義之間。不平等像癌症一樣滋長。他說，在2000年至2009年期間，最貧窮者的可支配收入下降了10%。失業率上升了。
霍爾斯拉格寫道：「到本十年末，五分之一的美國人生活在貧困之中。」
人們感到被漠視和拋棄了。霍爾斯拉格說，「在那些贊成開放的人和那些承諾保護的人之間」出現了一場戰鬥。
開放成為特權階層的專利：那些進步的精英們從全球化、自由流動和開放邊界中受益。
他說，那位高談闊論的「務實的政治家「在捍衛「民主道德高地」的同時，往往忽略了那些被拋在後面的人。霍爾斯拉格稱這位政治家為「彬彬有禮的懦夫」。
另一方面，那位承諾「反對移民和反對不同文化」來進行保護的「愛國的政治家」則利用恐懼和焦慮，同時「沒有讓他的追隨者直面一個難以忽視的事實，即身份和繁榮被他們自己的行為破壞了」。
霍爾斯拉格說，這位政治家「發誓要捍衛西方文明，反對新的野蠻人，但他們粗魯的風格有時也野蠻得豪不遜色」。
霍爾斯拉格說，這個新的政治戰場破壞了民主，其標誌是「公民參與度和公民教育度」的下降。
他寫道：「由於無視美德、公民參與和社會正義等價值觀的重要性，民主的基礎正變得搖晃不穩。」
這種萎靡不振的現象同時感染了美國和歐盟這兩個西方世界的支柱國家。
他寫道：「儘管有人呼籲公民精神的復興，但公民參與度持續減退，年輕人在選舉中的投票率大幅下降，與家人和朋友相處的時間也日益縮水。」
他說，在歐洲，大約三分之一的14歲學生「被發現無法解釋一份簡單的選舉傳單」。
疏遠和頹廢脫離社區、信仰、家庭和對民主的冷漠是西方衰落的標誌。身份認同的政治已經把同胞變成了敵人。疏遠和頹廢如暮降臨。
霍爾斯拉格指出，在2000年至2009年期間，「從一個危機到另一個危機，西方世界失去了更多的力量」。與此同時，西方世界在全球經濟生產份額中的比例日益萎縮。
政治和經濟重心都在轉移，我們發現自己又回到了我們的起點：冷戰論調、軍隊集結和抵制奧運。
這一次，不同的是，西方不僅面臨著外部的敵人，而且還面臨著內部的敵人。我們正在損害自己，不清楚自己是誰，更不知道如何拯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