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三）

作者：蘆笛

B、南下與北上

卓克基會議后，四方面軍隨即南下，在川西南發動了一系列戰役。在這些戰役中，朱德都充分行使了總司令的職權。向前同志把這點說得很明確：

「朱德總司令……在軍事行動方面，積極行使總司令的職權，及時了解敵情，研究作戰部署，定下決心。……朱總司令在逆境中不當『空頭司令』，盡量發揮自己的作用，完全是從愛護和發展紅軍力量出發的。」 （徐向前回憶錄，電子版，下同）

朱德這輩子，也就是這段時間作了名副其實的總司令吧？向前所謂「逆境」，當解讀為他一生難得的順境才對。過了此山無鳥叫，此後他便只有幾十年如一日地當空頭司令作花瓶了。其唯一的存在方式，就是被供在「井岡山神廟」里，跟三聖母一般寂寞（參考文獻：趙青主演民族舞劇《寶蓮燈》）。

四方面軍兵鋒所向，節節勝利，先在大小金川地區擊潰劉文輝、楊森部六個旅，斃俘敵三千餘人，接著又在「十多天內連下寶興、天全、蘆山等縣城，共殲敵五千餘人，擊落敵機一架。邛崍山以西、大渡河以東、青衣江以北及懋功以南的川康邊廣大地區，均被我控制，造成了東下川西平原，直掠成都的戰略態勢。成都告急，重慶震動，國民黨軍政要員和大小軍閥，無不惶惶然」。

惜乎好景不長，據向前說：「我軍南下川西南作戰，與蔣介石的『剿匪』大軍，碰個正著。」的確如此，蔣介石一直在考慮對日抗戰，早就選定西南作為戰略後方，立意經營西南。正如向前指出的那樣，1935年10月間，也就是中央到達陝北時，蔣公成立重慶行營，宣布「指揮剿匪之軍事重心，即移於重慶」。隨即派大批軍政要員入川，並對川軍進行了整編。

因此，四方面軍在川西南猖獗活動，轉移了蔣介石的注意力，使得那兒成了剿共重心，中央也才能生存下來。如果當初全軍隨毛北上，那也就沒這種好事了。須知陝北與川西南不同，沒有高山密林可以藏身，唯一的「戰略退路」便是逃外蒙，而穿越大漠可是凶多吉少。中央逃過了這一災難結局，與四方面軍堅持在川西南發展分不開。官修黨史一筆抹煞了四方面軍這一偉大貢獻，實在說不上公道。

然而四方面軍迅即從勝利走向失敗。據向前同志說，張國燾主張主力向西，重點奪取康定、瀘定，將來以道孚為戰略後方，在西康地區發展，而他和昌浩主張東進，奪取天全、蘆山、名山、洪雅等地區，進窺川西平原，以獲得人、糧補充。張國燾不是老毛，尊重前敵指揮的意見，陳、徐遂揮軍向名山、邛崍地區進擊。

劉湘唯恐紅軍竄入川西平原，急調八十餘團兵力扼阻，在百丈鎮與紅軍激戰七天七夜。紅軍斃傷敵一萬五千餘人，自身傷亡亦近萬人。雙方都打得筋疲力盡。但中央軍薛岳部隨即從南面壓了上來。紅軍只好轉攻為守。此後，薛岳等部六、七個師和川軍主力大舉進攻天全、蘆山地區，紅軍不支，被迫撤向康定、爐霍、道孚，在當地休整，直到與紅二、六軍團會合。

紅軍先勝后敗，原因何在？據向前說，主要是蔣介石向川軍各部隊派了政工人員，多數軍官又經峨嵋軍官訓練團的訓練，戰力極大地加強了。國燾則認為失敗似乎證實了毛澤東的「敵人飛機大炮厲害」論。他說，在攻打天全時，紅軍本已突破川軍防線，縣城唾手可得，卻遭到敵機輪番轟炸，以致攻勢被阻。三百幾十名傷亡中，竟近三百名死於空襲。敵軍的碉堡陣地威力也比過去大多了。他因此也覺得飛機與碉堡確非他們的力量所能摧毀，不過，佔據那一帶也不會如毛澤東所說的變成瓮中之鱉，蓋該地區幅員遼闊，無法封鎖，地形險要，交通阻塞，敵軍也不敢深入。（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78-279頁）

張說確為平實之論，一方面軍打不破碉堡，對付不了飛機大炮，四方面軍當然也只會如此。此乃客觀情勢使然，非人力可以逆轉。毛和張都看出了這一點。毛的對策是外逃搬兵，張的對策是蟄伏在地形險要、人口稀少的藏邊，因此他才主張西進。陳、徐見不及此，主張東進，去川西平原吃大米，卻不知道好地方根本輪不到他們下腳，因而給部隊造成不必要損失。向前不自我檢討，反賴到國燾頭上，說什麼「百丈決戰，是我軍從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禦的轉折點，也是張國燾南下方針碰壁的主要標誌」。

四方面軍尚在寶興、蘆山一帶時，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到了陝北，給國燾發了電報，促使國燾取消了臨時中央，同意北上。此事的內幕官修黨史業已披露，乃是張浩「假傳聖旨」。

據《中國共產黨新聞》載黃禹康著《反張國燾分裂鬥爭中的關鍵人物——張浩》一文披露，張浩到達陝北后，於1936年1月間給國燾去過兩封關鍵電報。第一封是：

「請轉四方面軍張國燾同志：

　　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會著毛澤東同志，詢問一、四方面軍通電甚少，國際甚望與一、三軍團建立直接的關係。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再者，我經過世界七次大會，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準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轉達。 林育英 16日9時。」

第二封是：

　　「國燾、朱德二同志：

　　甲、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的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乙、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爭論提交國際解決。 林育英 24日」 （《中國共產黨新聞》，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7507/5410548.html ）

其要點是：共產國際派他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國際甚望與一、三軍團建立直接的關係；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國燾可成立直屬國際的西南局。

作者正確地指出，這完全是「假傳聖旨」。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披露：

「（1934年6月間）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李竹聲和盛忠亮叛變后，上海局機關遭到嚴重破壞。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繫中斷。」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82819/144410/8708509.html）

所以，紅軍草地分裂、一、三軍團北上等等，莫斯科根本就不知道。莫斯科之所以要派張浩來，就是為了恢復聯繫，哪來什麼「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國際甚望與一、三軍團建立直接的關係；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的鬼話？

國際共運本是一神教，斯大林就是上帝，乃是裁決一切爭論的最高權威。國燾鬧的主要就是中央政治路線錯了，北上是逃跑主義。如今「天使」張浩卻說，上帝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那他還有什麼理由鬧下去？

更重要的是聞天和張浩在2月間發給國燾的電報。據向前同志回憶，該電報說：「育英動身時，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中央並就紅四方面軍的戰略行動方針，提出了三個方案，供他們選擇。一是北上陝甘。二是就地發展。三是南下轉戰，與二、六軍團會合，甚至轉向雲貴發展。

據向前說：「我們討論的結果，一致贊同繼續北上的方案。」既然是「一致」，國燾當然也在內——「並不反對靠近蘇聯」的誘惑力無人可以抗拒。在當時的中國，毛子是個綱，綱舉目張，順之者昌，逆之者亡，盛世才、馮玉祥、孫文、蔣介石等人就是正面例子，吳佩孚、張作霖、張學良等人就是負面例子。國燾豈有不知之理？何況張浩還給了他一個體面的台階：成立直屬於共產國際的西南局，與陝北中央平行聯繫。

於是國燾等人決定暫留西康，待二、六軍團（后改稱二方面軍）前來匯合后，再共同北上。此時卻又出現了一個奇怪的轉折。據向前說：

「不知怎麼搞的，張浩來電，反對這個計劃，說：『二、六軍團在雲貴之間創立根據地，是完全正確的。』『將二、六軍團引入西康的計劃，堅決不能同意。』並說：四方面軍既已失去北出陝甘的機會，應爭取先機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機會。那時，中央紅軍主力已東渡黃河，向山西地區轉戰。形勢錯綜複雜，方針變來變去，我們感到迷惑不解。多虧朱總司令決心不變，堅持四方面軍仍在現地休整訓練，待與二、六軍團會合后，共同北上。」

此事官修黨史從未提及，看來反對二、四方面軍北上的不是國燾，而是張浩。他是否出於毛澤東授意，尚待考證，但官修黨史說什麼二方面軍逼迫張國燾北上云云，卻完全說反了。

國燾和向前都說，他們如同策應一方面軍那樣，再度派出部隊南下接應，阻擊追敵。兩軍於7月間在甘孜地區會合。兩人都談到會師後任弼時對草地分裂一事作了調查。國燾說任的調查結論是：

「（一）四方面軍之策應一方面軍是真誠互助的行動，不能說四方面軍的同志們早有反中央的傾向；（二）雙方都有成見，最先表現這種成見的，卻是凱豐的文章；（三）一、四兩方面軍彼此的批評很多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四）沒有改政治路線以前，毛兒蓋的爭執勢所難免；（五）毛澤東等自毛兒蓋率一三軍團北上，沒有事先通知我和朱德等是不適當的。但他覺得這件事的釀成，一方面是毛澤東等人的疑忌太多，另一方面也是四方面軍的反對呼聲，加強了這種疑忌；（六）卓克基會議決定成立臨時中央，似乎太過分了。」（《我的回憶》，第三冊，302頁）。

這當然是孤證。但向前的證詞，似乎也不支持官修黨史所謂「二方面軍領導與張國燾鬥爭」的說法。他披露了任弼時給賀龍、關嚮應等人的一封信，該信只是表達了他本人「努力促成我黨的完全團結一致」的意願，以及爭論雙方都認為「黨在組織上的統一建立最高集體集權領導」迫切性與重要性，相信「在這一基礎上我黨團結一致想可能得到順利的成功」。除了只是要求「這邊同志」在六中全會上作「客觀冷靜正確的自我批評」之外，並沒有譴責國燾以及臨時中央的隻言片語。

就這樣，兩軍分道北上，經一個多月的跋涉，到達川北若爾蓋縣包座地區，繼而向甘南挺進，連克漳縣、洮州舊城、洮州、渭源等縣。1936年8月間，紅二、四方面軍終於來到北國。

C、臣服

此時正值偽蒙軍隊進犯綏遠，兩廣軍閥發動「兩廣事變」，蔣介石無暇顧及紅軍，胡宗南部南調。二、四方面軍本來大有可為，卻因毛澤東毫無章法的指揮，遭受了巨大損失，陝甘蘇區更因此陷入絕境。

不過，毛似乎也情有可原——形勢蒼黃反覆，計劃不如變化快，難免捉襟見肘。西北局（由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為副書記）原擬趁虛向東南發展，中央卻通知他們，中央已與張學良商定了「西北大聯合」的秘密計劃：第一步，紅軍配合東北軍進據甘西。第二步，三個方面軍合力奪取寧夏，打通蘇聯。給二、四方面軍的任務是，儘可能奪取岷州，以甘南為臨時根據地，休整補充。據此，陳昌浩便指揮紅軍攻打岷州，卻久攻未下。

此後因東北軍久無動作，中央又改了計劃，要二方面軍在甘南、甘中策應，以四方面軍獨力進取青海及甘西，聯繫新疆邊境，詢問他們有無把握。徐向前覺得獨力取甘西無問題，正欲動手，兩廣事變卻已和平解決，胡宗南部回開蘭州。於是中央又令他們停在當地，把甘南陝南發展為戰略根據地，和陝甘北根據地相呼應，並將西歸的胡宗南部擋在甘肅以東，準備冬季打通蘇聯。

此時胡宗南部正源源西進，陳昌浩乃提出，集中四方面軍主力，伺機北出通渭、靜寧、會寧，與一方面軍南北夾擊西進的胡宗南部。朱德和張國燾都同意了該計劃，但徐向前不贊成。他認為紅軍將在西（安）蘭（州）公路附近與敵決戰，敵人運輸方便，調兵迅速，紅軍南北夾擊不成，反會遭到敵人左右夾擊。而且，三個方面軍都向陝甘北集中，那裡人口稀少，無法養活大軍。

向前這考慮確實有理，陝北完全是死地。中央當時就曾通報他們：「陝甘寧蘇區版圖頗大，東西長約一千二百餘里，南北亦六百里，現有鹽池、定邊、靖邊、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環縣、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縣論地情則山多，溝深林稀，水缺土質松，人戶少，交通運輸不便，不宜大部隊運動。人口總數只四十餘萬，蘇區內當紅軍的已超過三萬，物產一般貧乏，農產除小米外，小麥及雜糧均缺，不能供給大軍久駐。」

四方面軍到甘南后僅個把月，佔領地區的人口就有約八十萬，為陝甘寧根據地的人口兩倍。向前說：「相比之下，我們的處境還好些。」微言中似有大義在焉。官修黨史口口聲聲北上是活路，可中央折騰了足足一年，還是在死水裡撲通，其安全度甚至不如國燾相中的西康，至少那兒山深林密，不會被敵人輕易消滅。

有鑒於此，向前建議主力西進，渡過黃河，進據古浪、永登、紅城子一帶，與駐蘭州的東北軍配合，控制這一戰略樞紐地區，休整補充，以策應一方面軍西渡黃河，共取寧夏，打通蘇聯。

這本是更合理的計劃，看一眼Google地形圖便知：陳昌浩提出的作戰地域，正處於西安到蘭州的通道地帶。其時隴海線雖未修到那個地段，但西蘭公路早就修通了。紅軍南北向運動，遠不如國軍東西運兵方便。選那個地域作戰，正是「老鼠進風箱——兩頭受氣」。

然而這背時計劃毛竟然也就批准了。但他又迅即變卦，說一方面軍兵力有限，必須固守現有根據地，因此決定只派出紅一師向靜寧、會寧一帶出動，策應四方面軍主力北進，在通渭、庄浪、靜寧、會寧地區迎敵。徐向前至此嘆曰:「這樣，一、四方面軍主力南北夾擊敵人的計劃，就變成了四方面軍北進，在西蘭通道地區，獨立迎擊胡敵。我明白這一仗很難打，但準備硬著頭皮干。」（徐向前回憶錄，電子版）

張國燾覺得，既然一方面軍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軍獨力在西蘭通道地區與敵決戰就很不利。而且，陝甘北地瘠民窮，不便大軍解決就糧問題。如果轉移到河西蘭州以北地帶，情形會好得多。因此他主張西渡黃河，進據古浪、紅城子一帶，伺機策應一方面軍渡河，奪取寧夏，實現冬季打通蘇聯的計劃。

這計劃（似乎就是徐原來提過但被否定的建議）遭到陳昌浩等人反對，卻得到徐向前、周純全、李特、李先念等人贊成，於是他們制定了新的方案：以一個軍從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搶佔永登、紅城子地區作立腳點；以一個軍暫在黃河渡口附近活動，吸引和牽制青海的馬步芳敵；以兩個軍繼續佈於漳縣、岷州地帶，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後這三個軍再渡河北進。主力出靖遠、中衛方向，配合一方面軍西渡黃河，共取寧夏。這計劃最終也得到了朱德和陳昌浩的同意，於是張國燾一面起草電報向中央報告，一面令部隊開始行動。

以上是徐向前的說法。據楊奎松教授介紹，朱德可沒有同意。他單獨急電中央，撇清責任：「西北局決議通過之靜會戰役計劃，正在執行，現又發生少數同志不同意見，擬根本推翻這一原案。」「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如將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轉引自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233頁）

或許就是因為內部出現了紛爭，連陳昌浩都和他發生共事以來的首次尖銳爭論，氣得他傷心落淚，一度揚言不幹，國燾終於向陝北俯首稱臣了。本來張浩的安排是，國燾將臨時中央改為直屬於國際的「西南局」（北上后改名「西北局」），與陝北是平行關係，但此時他再也挺不下去了。9月26日，他與朱德、陳昌浩、徐向前聯銜致電張浩、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請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義指導我們西北局應如何組織和工作，軍事應如何領導，軍委主席團應如何組織和工作……我們當遵照執行」（同上，235頁）。

就這樣，堅持了一年後，國燾終於乖乖繳械投降。若要說這一年內真有過抵制反對他的鬥爭，那也就只是在到達甘南之後。他投降之容易，恰好證明當初另立中央並非他一意孤行，而是多數決定。

國燾缺乏敢作敢當的痞子勁（或曰丈夫氣概），還在於他之所以臣服，乃是怕日後承擔責任。他明知中央的北上計劃是扯淡，他們制定的「西渡計劃確系站在整個紅軍利益的有偉大意義的正確計劃」，但他怕日後被當成罪行，因此竟在強調了這一點后又說：「如兄等仍以北進萬分必要，請求中央明令禁止，並告今後行動方針，弟等當即服從」（同上，235-236頁）。

既然他如此說，毛還會跟他客氣？次日即以中央名義下令：「四方面軍應即北上與一方面軍會合，從寧夏蘭州間渡河，奪取寧夏、甘西。」（同上，236頁）

徐向前的證詞則是：「中央來電，明令禁止四方面軍西渡。電文說：『我一、四方面軍合則力厚，分則力薄。合則寧夏、甘西均可佔領，完成國際所示任務，分則兩處均難佔領，有事實上達不到任務的危險。』」

這理由才是胡扯。既然要渡河，何處不可渡？既然要北上，河西又胡不可北上？如果朱德等人一開頭就聽取了徐向前的正確意見，四方面軍早就渡過黃河了。即使是按張國燾後來的計劃行事也不遲，那時胡宗南部尚未西歸，循化、永靖一帶空虛，全軍渡河仍不是問題。事實上，先頭部隊已在循化附近的河道試渡過幾次。當時天氣還沒後來冷，既然後來能在北面的靖遠渡河，當然也能在該處渡河。四方面軍過河后，蔣介石怕他們北上打通蘇聯，必然要分兵攔阻，就無法合圍河東的紅軍，張、徐設想的在河西策應一方面軍自靖遠渡河也就有可能實現。即使不能實現，四方面軍也完全可以在甘西、寧夏一帶建立根據地，與陝北根據地互為犄角之勢，不至於如後來那樣，三個方面軍被鐵壁合圍在一個狹小地帶，延頸待斃。

可惜毛卻否定了向前-國燾的正確計劃，讓四方面軍坐失先機，去與一方面軍合力對付胡宗南進攻，指望著打上一個殲滅戰再從容渡河。最後什麼也沒顧上：打仗被中央軍重創——二方面軍受損嚴重，幾乎徹底喪失戰鬥力，四方面軍董振堂的紅5軍遭到敵機狂轟濫炸，傷亡慘重，紅4軍與31軍也節節敗退；渡河也渡了個半拉子——30軍、9軍、5軍兩萬多人渡過河西，就此被隔斷。就這半拉子，也全靠國燾見機快，在戰役計劃失落後，迅即決定北上搶佔靖遠渡口搶下來的。如果不是彭德懷堅持要把31軍留在河東，該軍也渡過去了。那麼，即使4軍留在河東，四方面軍的大部分力量也到了河西。若陳昌浩過河后不聽毛瞎指揮，自主行動，也未必會全軍覆沒。

這就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又一光輝範例。當然也是張主席自找的。若他有點魄力，徑自按原計劃行事，趁敵人防守空虛，搶過黃河，在河西策應一方面軍，形勢也不至於如後來那麼絕望。他的擔憂果然兌現了：陝甘北根本就養不了那麼多兵，只能沿門托缽，到處化緣。到了11月間，中共已向張學良借款共60萬元，但甘北寒冬已至，河東近6萬紅軍每日所需，除了糧食、彈藥和藥品消耗之外，光是棉衣一項就耗費甚巨。洛甫不得不急如星火地連連向莫斯科催款：「你們多延遲一天，則紅軍餓死凍斃者就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也。」「你們答應十一月底在滬交款，究竟實行了沒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給了孫夫人？我們派人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飛機到滬取款，決不可使落空，八九萬人靠此吃飯！」（同上，256-257頁）

哪怕是在藏邊與喇嘛活佛作伴，也沒這苦楚吧？這就是北上的偉大光榮正確？天下哪有靠向軍閥借錢幹革命的？偉大領袖怎麼會想出把八九萬人集中在只有40萬人口的寡苦地域內，專等莫斯科發錢來買米下鍋？這種神機妙算可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哦。他老人家只看到「合則力厚」，看不到合則嘴多，而力是要嘴來養的哦。如此高聚焦隧道眼，倒與後來的「以鋼為綱」有一拼。若不是西安事變馬上就爆發了，國民黨就是不圍剿，只需維持鐵壁合圍，餓也便餓死困在那拉屎不生蛆的絕地里的八九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