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蘆笛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二）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十二）    時間: 23 6 2009 08:45

 

4）後事

中央率紅一、三軍私逃后，右路軍的剩餘部分隨即再過草地南下，與左路軍會合。四方面軍此後幹了些什麼事，官方除了辱罵外，基本不曾介紹過。這麼做對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極不公正。下文所說是從張國燾與徐向前的回憶整理出來的。

A、「另立中央」

四方面南下到了卓克基鎮（據徐向前說是在腳木足鄉，卓克基鎮與腳木足鄉都在馬爾康縣，相距約30公里），張國燾在該地召集了高幹會議。據徐向前說，出席會議的有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王樹聲、周純全、李卓然、羅炳輝、余天雲等軍以上幹部，大約四、五十人。據張國燾說則是「各軍政首腦同志約三千人」，這數字似乎太高了，高幹而能三千，那也就不能叫高幹會議了。看來還是向前同志說的可靠，頂多也就百把人。

據徐向前回憶：

「會議由張國燾主持。他的發言，蠱惑人心，欺騙性很大。大意是：中央沒有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實行戰略退卻，是『政治路線的錯誤』，而不單是軍事路線問題。一、四方面軍的會合，終止了這種退卻，但中央拒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反而無端指責四方面軍。南下是終止退卻的戰略反攻，是進攻路線，而中央領導人被敵人的飛機、大炮『嚇破了膽』，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繼續其北上的『右傾逃跑主義路線』，直至發展到『私自率一、三軍團秘密出走』，這是『分裂紅軍的最大罪惡行為』。他攻擊中央領導人是什麼『吹牛皮的大家』，『「左」傾空談主義』，還說他們有籃球打、有館子進、有捷報看、有香煙抽、有人伺候才來參加革命；一旦革命困難，就要『悲觀』、『逃跑』等等。他宣布中央已經『威信掃地』，『失去領導全黨的資格』，提倡仿效列寧和第二國際決裂的辦法，組成新的『臨時中央』，要大家表態。」（徐向前回憶錄，電子版）

國燾同志這些指責，除了私率一、三軍出逃、分裂紅軍這條外，也就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在延安整風中的指責：中央犯了政治路線錯誤，導致五次反圍剿失敗，並不光是軍事路線問題。毛後來對中央領導人的辱罵，比國燾更勝數籌，他寫了幾篇極盡惡毒挖苦嘲諷之能事的雜文，死前還找出來反覆閱讀，愛不忍釋。和那比起來， 「吹牛皮大家」、「左傾空談主義」等等只能算是小兒科。

中央外逃蘇聯倒不能簡單視為逃跑主義。毛澤東堅定地認為，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國民黨飛機大炮厲害，而紅軍沒有重武器打破敵人的碉堡政策。不去蘇聯搬兵，也弄點飛機大炮來，就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打倒蔣介石」也就是一句空話。這話他在中央會議上多次說過，如今已是公眾知識，連官方的「長征紀念館」 對榜羅鎮會議的介紹，都明白寫上了「取得國際的技術幫助」，有力批駁了「北上抗日」的天方夜譚。我認為，外逃是現實主義，不能算逃跑主義。的確，正如李德指出的，毛的「誘敵深入」的運動戰在五次圍剿中根本不起作用，蓋國軍不管紅軍如何引誘就是不深入，只顧修碉堡，步步推進，緩慢絞殺共軍，而缺乏重武器的紅軍拿碉堡一籌莫展。當時李德就曾問毛澤東，無法誘敵深入該怎麼辦？毛還不是什麼都答不上來。

當然，國燾堅持留下來鬥爭，似乎也有資格指責外逃者為逃跑主義。不過他之所謂堅持鬥爭，無非是鑽進大山去罷了。這可能是斯大林給他的啟示。斯大林接見他時，曾經觀察到，連像劉存厚那種老軍閥，都能佔個地方當土皇帝，一直從袁世凱時代熬下來，紅軍為何不行？或許就是為此，國燾才對藏邊如此感興趣吧？這其實是裘千仞的法子：打不過老頑童周伯通，那就遠遠地逃到西北苦寒之地去，難道你還會追到那些不毛之地來？

向前同志說，國燾提出另立「中央」后，大家沒有思想準備，會議冷了場。國燾於是請「一方面軍的一位軍的幹部發言。這位同志長征途中，一直對中央領導有意見，列舉了一些具體事例，講得很激動。四方面軍的同志聞所未聞，不禁為之嘩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責備和埋怨中央的氣氛，達到了高潮」。

這與老張的證詞一致。老張說，五軍團和九軍團出席會議的同志「紛紛指責毛澤東等行為不當，說他們同屬一方面軍，以往有重要軍事活動，都事先得到通知，這次毛卻私率13軍團北上，不曾通知他們，「發言的人對這一點，一致表示憤慨。有的坦率指出作為中央的領導者，不應有這種破壞黨紀軍紀的行動」（《我的回憶》，第三冊，272頁）。

不過他沒像老徐那樣，強調指出了某位軍長「很激動」地憶苦思甜，扭轉了會議氣氛，對另立中央作出了關鍵貢獻。這人是誰？會師后建制縮小，五軍團和九軍團改稱五軍和32軍（國燾誤記成12軍），編在右路軍中。軍長分別為董振堂與羅炳輝。老徐這兒說的「一位軍的幹部」多半是五軍軍長董振堂。

紅五軍團前身是國軍第26路軍，董振堂與季振同都是該軍旅長。1931年12月14日，季振同與趙博生、董振堂、黃中嶽等一起，發動了寧都起義，率1.7萬官兵加入紅軍，被改編為紅五軍團，下轄三個軍，季振同為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為副總指揮兼13軍軍長，黃中嶽為15軍軍長。

我黨對這支隊伍極度猜忌提防，不久就將該軍團與信得過的1、3軍團混編，將五軍團的14軍編入3軍團，15軍編入1軍團，只留下董振堂的13軍。此乃老蔣收編雜牌部隊的絕招，季振同等人如何不知？他們原來滿以為可以大展宏圖干一番事業，沒成想我黨根本不信任他們。季振同提出的人事任命都被否決了，還備受揶揄，於是便跟黃中嶽等人發牢騷，卻被人彙報上去。於是兩人都倒了霉。我黨抓住馮玉祥派人招降一事作文章，將他軟禁起來，其實那事是他主動檢舉的。

到此地步，老季還以為當革命軍人就如同當軍閥一般，不行就下台「出國考察」——漫說倒蔣的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就連楊虎城劫持蔣介石后也能「出國考察」。於是他便向我黨提出這一請求。我黨將計就計，決定對他實行秘密逮捕。季蒙在鼓裡，取道廈門出國，走到半路就被抓起來。1932年8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判處季振同、黃中嶽等9人死刑，后經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決議，減刑免死。紅軍長征前夕，周恩來下令將季、黃等人秘密處決。

不難想象老董的感想如何。他雖僥倖免了一死，畢竟深知自己是入了另冊的人，紅五軍團乃是後娘養的，專門充當最危險的後衛，為大軍打掩護。李德不知其中奧妙，曾在《中國紀事》中說，不知什麼原因，五軍團被認為是最善於打掩護戰的，儘管他們的其他戰也打得很好。強渡湘江時，該軍團為全軍後衛，傷亡過半，34師與敵激戰4天5夜，自師長以下5000人全部陣亡。在渡過金沙江時，五軍團又是後衛，守在江邊9天9夜，打退敵軍的三次進攻。

當然，這是不是向前同志說的「四方面軍的同志聞所未聞，不禁為之嘩然」的「具體事例」，後人無從得知。可以肯定的只是：第一，該同志實在是苦大仇深，很可能聲淚俱下（「很激動」）。第二，他說的那些事實在太爛，四方面軍從未有過，哪怕他們經歷過著名的「白雀園肅反」，卻也「不禁為之嘩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責備和埋怨中央的氣氛，達到了高潮」，比憶苦會還悲憤。

從羅炳輝乃至九軍團的遭遇來看，他不大可能是這憶苦會主角。這從國燾的回憶中也可得到提示：

「我還訪問了董振堂羅炳輝等原一方面軍的將領，徵詢他們對軍事問題黨內問題的意見，這些努力多少收到了掃除隔閡的效果，例如董振堂就鄭重表示，過去中央老把他當作投降過來的將領，似乎不把他當『自己人』，今後既能夠一視同仁，他也敢於負起責任指揮作戰了。」（同上，278頁）。

後來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會合后，因為後者兵力實在太單薄（僅五千人），國燾還把32軍（即原九軍團）撥給他們，但5軍一直留在四方面軍旗下，可見他對董振堂倚重之深。或許就是因為這種信任，後來5軍在寧夏戰役中渡過黃河，與大軍隔斷，被國軍包圍在甘肅高台縣，自董振堂以下全軍3千多人悉數戰死，董的首級還被割下來掛在城門上示眾。這慷慨壯烈倒有點像張自忠以死明志一般，而如此壯烈犧牲的革命烈士，卻很奇怪地未被官方大肆表彰，以致有人在網上問：「董振堂為什麼很少出現在影視中？當年五軍團為長征立下汗馬功勞，為什麼在《長征》裡面沒有看到？」我想就是因為他當年憶苦思甜弄錯了對象吧。

從徐帥的記述中可以看出，憶苦會一開，會議氣氛便達到了高潮，群情憤激，一致譴責中央，那老張所說的與會多數人表示不願再承認那個失去信用的中央，通過決議成立臨時中央，選他為書記，待時機適宜時再召集黨代會選舉正式中央等語，自然也就不是他捏造出來的了。而且，從徐的表白 「我在會上沒有發言，也沒有舉手錶決」還可以看出，這另立臨時中央的決議，是在會上經舉手錶決通過的。老張就算是篡黨，畢竟還是按黨內民主規矩篡的，比那非法私相授受的上海「臨時中央」合法得多，自然也就比從後者脫胎而來的正式中央合法。

據官方宣傳，我黨高幹以及紅軍廣大指戰員，對劫持他們的張國燾非法另立中央進行了堅強的鬥爭，偉大領袖據說還盛讚朱德「臨大節而不屈」，許多宣傳更是渲染朱德如何冒著生命危險與張國燾作鬥爭。

這是否屬實？從徐帥的回憶錄里看不出來。他說，朱德發言心平氣和，說大敵當前，要講團結，要他去反毛，他做不到，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辦法來。而劉伯承則「講了一通革命形勢相當困難的話，弦外之音是要講團結，不能搞分裂」，那就是說，他連要大家團結的話都沒說。講困難是否有「弦外之音」，則完全是見仁見智。至於徐說張因此懷恨在心，不久就免去劉的參謀長，調他任紅軍大學校長云云，我看就是牽強附會了。林彪同志也曾擔任過該職，莫非那也是毛對他的懲辦？

其實在那種悲情氣氛下，個人很難力排眾議，所以朱德說他不能反毛云云，只怕是徐為他追加的。劉伯承是何態度張未曾提及，但國燾轉述的朱德語錄的主旨，與向前說的其實一致。張說，朱德顯得神情懊喪，對已發生的事認為不應該有，表示惋惜，著重表示：「事已至此，同志們不會承認原有的中央了，但希望留下將來轉圜的餘地。」

第一句話未必可信，關鍵在於後面那句話。不僅張國燾自己說他深以為然，所以未把事情做絕，留下轉圜餘地，而且徐向前轉述的朱德說「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辦法來」，其實也就是這個意思。綜合來看，朱德很可能扮演和事老：一方面，董振堂的憶苦是事實，他無法批駁；毛澤東等人瞞著前指、率一、三軍私逃也是事實，他也無法批駁。因此他只能說：同志們的心情我理解，中央這些事做得確實不妥當，但我希望大家還是冷靜考慮，不要做得太絕，留下將來轉圜的餘地。畢竟紅軍如果就此分裂了，真正高興的還是蔣介石。

實際上，徐向前可以點出來的「與張國燾作鬥爭」的人物，除了劉伯承之外只有紅五軍團參謀長陳伯鈞。就連陳是怎麼個鬥爭法，他也沒有舉出具體言行來。除此之外他便誰都舉不出來了，可見一方面軍廣大指戰員是如何跟張國燾「鬥爭」的。至於官方宣傳中所謂二方面軍與四方面軍會合后，賀龍、任弼時等人與張作鬥爭，迫使張同意北上等等就更是扯淡。徐帥說得明明白白：二方面軍來前，他們業已同意北上，反而是張浩改了主意，要他們南下，要二、六軍團（即後來的二方面軍）在雲貴創建根據地，堅決不同意他們與之會合，還是朱德堅持要策應二、六軍團並與之共同北上，四方面軍才在甘孜呆了下來，直到與二、六軍團會合，哪來什麼二方面軍強迫張國燾北上的神話？論策應救援兄弟部隊，三個方面軍里誰也比不上四方面軍。如果聽中央的話，二、六軍團只怕要在雲貴全軍覆沒了。

從現有證據來看，張國燾不是一意孤行的獨裁者，重大決定都是通過會議作出的。建立臨時中央既未受到誰的強烈反對，原屬一方面軍的5軍與32軍也未受到整肅，就連我黨都給不出受迫害人員名單來。徐向前本人自稱曾在與張談話時明確反對另立中央，還不是照樣受張信任。而且，他的回憶錄提示，朱德一直是名副其實的紅軍總司令，重大決策都參與制定，其享有的權力只怕是他一生最實在的，與他在井岡山的痛苦經驗完全是兩回事。

這就是張國燾的軟穴所在。俚語說：「沒有那個肚，別喝那碗醋。」若沒與中央徹底決裂的勇氣，還要留轉圜餘地，那就趁早別干那種事。既然幹了，那就開弓沒有回頭箭，一意孤行干到底，哪能欲奸又忍，想吃又怕燙？

這一點連徐向前都看透了，他說，張國燾辦起事來，忽左忽右，前腳邁出一步，後腳說不定就打哆嗦，「他深怕公開打出另立『中央』的旗號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否決，局面將不堪收拾。特別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產國際的『寵兒』，斯大林決不會輕易否定他們。張國燾對此頗有顧慮，要給自己留條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絕。」 因此，「張國燾雖掛起了分裂黨的偽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對外公開宣布，也沒有中斷同黨中央的電台聯繫」，「心裡老是打鼓，不敢走得更遠」 。

這和張的表白一致。他說，臨時中央曾電告毛澤東，他們雖不接受原有中央命令，但軍事行動仍互相配合。總司令部根據臨時中央決定指揮全軍。「我們不願老在內爭問題上糾纏，因而並沒有強化臨時中央的組織和作用。它的存在似只是一個名義，它沒有機構，沒有選舉新的中央委員，也沒有對舊的中央委員有所制裁。這樣做，自然是顧到朱德所說留下轉圜餘地的意見。而且，我們覺得不承認原有的中央和建立臨時中央，只是辨別是非、申張正義的行為，並不是存心分裂，也避免個人權力之爭。」（《我的回憶》，第三冊，273、276頁）

國燾就死在這上頭。他那臨時中央其實是氣急之下的泄憤之舉，完全是意氣用事。氣過之後，他當然也知道，到底哪家中央合法，不在於是否符合黨章，也不在於政治路線是否正確，而是由斯大林說了算。如徐向前觀察到的，他知道洋房子們是斯大林的寵兒，不敢徹底得罪，因此才瞻前顧後，畏首畏尾，不敢作出太決絕的事來，總是指望將來會跟他們「相逢一笑泯恩仇」。這哪像個共產黨人模樣？倒更像溫情脈脈的軍閥們了。

毛澤東的黨性就比鋼還硬，比鐵還強。他雖然沒有見過斯大林，但大概早從自身經驗中得知，斯大林是個精明的實用主義者。只要你干出點名堂來，即使得罪了洋房子們也沒關係。當年洋房子們要毛他打下去，老斯卻獨具慧眼，屢次制止他們，還把毛提成了中共 「久經考驗的政治領袖」、 「中國人民的領袖」（張戎、哈利代：《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所以，老張若對毛有點起碼認識，就會知道轉圜是根本不可能的。立果同志早就觀察到了，毛是「一旦得罪人就要得罪到底」。只要他認為你對他構成威脅，哪怕是你跪在他面前苦苦求饒也沒用。毛從率軍私逃那時起，就再不會與張和解了，無論他是否另立中央都這樣。老張見不及此，倒也無足深責，蓋他雖然很早就認識了毛，但並不曾在一起共事過。但他若有老毛三分的潑皮狠勁和精明，就該看出，有如指望日後「轉圜」，還不如轟轟烈烈干出點名堂來。是這，而不是與洋房子們或潤之們的關係如何，才是讓斯大林讓他的臨時中央轉正的唯一正道。似他那樣沒有殺伐決斷，就連老部下徐某人都看不上，豈還有問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