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蘆笛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

作者：蘆笛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 


2）北上與南下方案優劣之再比較


前文自覺說清了這問題，不料剛才看見黃豆網友跟帖拍磚，說：

「我認為毛澤東堅持去陝北是對，恰恰反響出毛的天才，或是學的快。可不可以這麼分析：根據蘆博指明的事實，也就是共匪的一路慘敗和毛本人的幾次失誤的指揮，反而讓毛認識到只有去陝北靠近蘇聯,中共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而毛的果斷反而襯出了張國燾的猶豫。張國燾的蟄伏計劃和對斯大林的懼怕，恰恰反應出張不如毛。毛已經看出了留在川康地區是沒有任何前途的。至於觸怒斯大林和成為日本進攻外蒙蘇聯的借口等等理由我想根本會被毛澤東丟到一邊，毛會認為只有庸才才會在這個時候擔心這種事。毛甚至可能會認為日本真的進攻蘇聯才好吶，因為只有亂，毛才會成功。而且越亂越好。從心理上講張國燾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棋子，而毛澤東不是。」

這問題涉及到的歷史事實，我已經在舊作中介紹過了，是以未在前文細說。讀者既有此疑問，看來還是必須再吹軲轆笛。

A、北上並非正確決策，中共革命也不是因為北上起死回生的

前文已經說過，當時誰都不知道陝北有個劉志丹。張國燾離開鄂豫皖時，留下徐海東部在當地堅持。張開創了川北根據地后，從敵軍電訊中獲知徐也突圍出來了，估計是在尋找大隊，於是派兵攻入漢中，試圖接應，但未打聽到徐的下落，又要南下策應一方面軍，因此沒有繼續找尋。徐海東部倒知道老首長張主席在川北搞得轟轟烈烈，想去投奔，竄到陝西后卻因重兵封鎖，無法南下，不得已只好前往陝北落草，蓋陝北歷來是土匪盤踞之地。到了那兒才發現劉志丹搞了個根據地，於是與劉部合編為紅15軍團。

紅一、四方面軍更不知道陝北有個根據地。一、三軍團抗命北上后，走到甘南的哈達鋪才從當地的報紙上得知陝北有個根據地，遂決定前去投奔。因此，當時中央討論下一步行動計劃的前提，是無根據地依託的流動作戰。

在此前提下，張的考慮當然更合理：紅四方面軍已經佔領了川西北的廣大地域，雖是藏族牧民區，毫無發展前途，但總算有了個落腳點，可以苟延殘喘一時。那地方本來就沒有軍閥統治，又不對國民黨構成嚴重威脅，不大可能引來大規模圍剿。而且地勢險惡，敵軍行軍進攻均不易，打不過也完全可以跑掉。最根本的問題還是檸檬沒有汁水——連軍閥都不去佔領的真空地帶能是什麼好地方？蟄伏在那兒只會自斃，起碼是無法擴展實力。

因此，留在原地的計劃的最大缺陷乃是經濟上而不是軍事上的。可笑的是毛澤東連這點都看不出來，反駁張國燾的理由是停在該地會被敵人瓮中捉鱉。其實敵人並無捉鱉雅興，誰都知道困在那種爛地方只能自斃。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確實如此：老張最後撤出該區南下，不是因為敵人前來捉鱉，而是「檸檬」很快又給擠幹了，餓得眼睛發藍，只好號召三軍「打到天全吃大米」，最後南下到西康與劉文輝和達賴作鄰。直到紅二方面軍到來后，才與他們一道北上。一、四方面軍會合時，張的人馬是四、五萬，北上陝甘與紅一方面軍會合時大概也是此數，基本沒有什麼增減。可見張的建議雖然沒有什麼發展前途，但至少可以生存於一時，就算是自殺，也是慢性的。

但若是全體轉移北上陝甘，則很可能是快速自殺。黃土高原雖是高原，但地形絕無川西北的險惡。中央政府運兵也沒有蜀道難的問題。1927年11月隴海線即已修至靈寶，1934年12月修到西安。即使前鋒受挫，蔣介石只要真有決心，完全有充分條件源源不絕地增援。紅軍很難立足，勢必又要重演長征那一幕。張國燾看出了這點，在會上指出「我能往，寇亦能往」，算是具有人類常識的正常同志。

黃豆網友的假定，是以為北上即能打通蘇聯，這已被事實證偽。漫說是抗命私逃的紅一、三兩兵團，即使是合整個紅軍之力也沒能打通。紅四方面軍與二方面軍北上后，敬愛的黨中央發起了「寧夏戰役」，投入了紅軍全力，以四方面軍作先鋒，企圖攻佔中蒙邊境的定海營（今內蒙古阿拉善左旗白音浩特），接應蘇聯提供的大量軍火。但胡宗南部很快就突入紅軍防區，奪取了黃河渡口，將紅軍分割在黃河兩岸，渡過河去的兩萬多人被隔在河西（即後來全軍覆沒的西路軍），未能渡河的四萬多人則在河東陷入重圍，被壓縮在定邊、鹽池以北，豫旺堡以東，曲子鎮以南的狹小地段，延頸待斃（請參看稀里糊塗網友必然要貼出的Google地圖）。

這是紅軍起事以來第一次面臨全軍覆沒的生死關頭。政治局充分意識到這危險，在11月13日召開會議，決定放棄陝北再度突圍長征，於當日電告共產國際，因寧夏戰役被蔣軍破壞，「在河東之主力軍不得不改變行動方向，現擬第一步從慶陽、鎮原、合水南下，佔領平涼、涇川、長武、分州、正寧、寧縣等戰略機動地區，之後或出山西，或出豫鄂，視情況再定」。（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259頁）

然而事態很快就惡化到連這一設想都無法實施了。7天後，張聞天本人向國際報警：「紅軍主力在現地區不利作戰時將被迫恐怕得準備分路遠出，去支持相當長時期的游擊戰爭」（《洛甫致國際書記處電》，1935年11月20日，中心檔案，495/74/282，同上，264頁）。

由此可見，情勢已經惡化到了紅軍只能化整為零，分散突圍，去打小股游擊戰爭的嚴重地步。幸虧20多天後西安事變就爆發了，我黨這才倖免滅頂。

因此，歷史事實證明了周毛的北上方案乃是快速自殺，遠不如國燾同志的慢性自殺。不是北上方案換救了革命挽救了黨，是張學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而這完全是偶然事件——如果老蔣不派他去剿共，則紅軍就被徹底殲滅了。北上本是個快速自殺的餿主意，然而卻因機緣湊巧撞上了個張學良，因此歪打正著，「西安事變把我們從牢獄之災中解救了出來」（毛澤東語），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在我這遲鈍的人看來，這當然是撞上了大運：明明是臭著，卻引出了做夢也想不到的大好結果，難道不是運氣好，點子高，而是天才使然？

當然「歷史規律」的信奉者們可以強辯說：蔣介石派張學良去剿共是必然的，而張學良勾結紅軍劫持蔣介石也是必然的。這或許也有點道理。如果中央聽了張主席的話，龜縮在川西北，則未必會引起蔣介石的注意——前文已經說過了，那並不對誰構成什麼威脅，也無滋長後患，聽其自生自滅可也。所以他未必會派張學良去剿匪，派了張也未必會去，去了也未必能劫持蔣介石。但到了陝北就不一樣了，政府運兵方便，張也沒有什麼理由拒絕。所以，若中央不流竄到陝北去，則西安事變是不可能發生的。

然而這還是幫不上「唯意志論（約等於「唯天才論」）」信奉者的什麼忙，蓋諸位總不能硬說，周毛當初在兩河口、毛兒蓋那些不毛之地就掐指算定這些後事，決定北上去引起西安事變發生吧？

B、毛澤東並不想挑起日蘇戰爭

後人看歷史，總是難免「倒放電影」，用後來的事去推想政治家們當時的決策考慮，卻常常忘記，無論是張國燾，是洛甫，是周恩來，都長期在消息閉塞的地區為生存而戰，終日考慮的是最急迫的生存問題，消息極不靈通，視界極度受限，毛澤東尤其如此，他長期當山大王，考慮的只是作戰問題，連中央過去的權力鬥爭都兩眼一抹黑，哪會去想什麼全國甚至國際戰略？

這個問題我還想在後面詳談，這裡只想提醒諸位：作為一個困在最邊遠最閉塞最落後地帶的武裝割據集團，中共不可能具有全局眼光，遑論世界眼光，其全國戰略只有一個來源地——莫斯科。當中共與莫斯科的電訊聯繫斷絕後，便失去了戰略軍師。「抗日」對於那伙疲於奔命、急於求存的流寇來說，乃是遠方發生的一種朦朧的事，跟上帝的存在一般遙遠而難以感知，哪會去想那些事？張國燾和李德都在回憶錄里坦承了這點。

周毛與張國燾的區別，只在於周毛猶如快溺死的人，只想抓救命稻草，覺得實在是走投無路了，唯一的路子是去蘇聯搬救兵，實在不行就外逃蘇聯，卻全然想不到這麼做很可能會觸怒斯大林。而張國燾畢竟當了兩年半的中共駐國際代表，比他們更知道斯大林的性格與心思，覺得問題不是像他們想的那麼簡單，首先是能否挺進到中蒙邊境去，會不會半路被殲滅，其次是即使挺進到了外蒙，會不會反而觸怒斯大林。雙方的區別，只在於閱歷決定的視野的闊狹，以及由此決定的考慮問題是否全面周密。硬要說這反映了毛善於學習的天才，我覺得實難接受，只能視為宗教熱忱。

當然，毛澤東到了陝北后不久也就知道斯大林的心思了，那是因為張浩（林育英，林彪的堂兄）從蘇聯潛入陝北，於1935年11月到了瓦窯堡，傳達了斯大林的號令。此後毛便唯謹奉行。1936年4月底至5月中旬，國共雙方在南京密談。國府提出了四項條件，作為兩党進一步談判的基礎，其中第一條就是:

「停戰自屬於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陝北紅軍經寧夏趨察綏外蒙之邊境，其他游擊隊，則交由國民革命軍改編。」（《周小舟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36年8月29日，同上，208頁）。

而毛澤東卻立即看透了蔣介石的陰謀詭計，予以堅決拒絕：

「南京以鐵道部次長曾養甫出面答覆我們的信已收到，滿紙聯合抗日，實際拒絕我們的條件，希望紅軍出察綏外蒙邊境，導火日蘇戰爭。」（《毛澤東致彭德懷電》，1936年6月28日，《毛澤東年譜》（上），554頁）

把中蘇衝突變為日蘇衝突，讓中國逃過戰禍確實是蔣介石的打算，而挑起中蘇衝突，讓蘇聯逃過戰禍則是斯大林的打算。蔣介石鬥不過斯大林，戰事終於按斯大林的意願發展了。

所以，黃豆網友恰好說反了，毛的「天才」不在於挑起日蘇衝突，而是他是我黨僅有的兩位戰略家（另一位是張聞天），看到中日衝突必將有利於中共打敗國民黨。對此我已經介紹得夠多了，可能還會在後文重複介紹，因為此文討論的是毛的軍事才能，因害怕重複吹軲轆笛就忽略他真正的「平生得意之筆三隱私」，未免有失公平與客觀。

C、張國燾不想北上的其他考慮

限於篇幅，前文未能細談這問題，但網友的反應，讓我覺得還是必須詳談一下我的想法。我不敢如某些專業或業餘的國產史學家那樣，鐵嘴鋼牙認定這就是事實。只能說這是我根據已知事實作的推測，符合真情的概率比較高。但張是否真是這麼想，只有起死人而問之。

最主要的原因，我覺得還是他覺得周毛的北上計劃乃是貨真價實的逃跑主義，真正的目的是想以四方面軍作肉盾，掩護中央委員們安全逃往蘇聯。據他在回憶錄中說，毛在兩河口會議上發言時披露了這一打算：

「他說到寧夏去必須由四方面軍擔負掩護的責任，這樣，在最惡劣的情況下，也可以掩護中共中央和多數幹部安全到達寧夏地區。如果在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幹部，也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27頁）。

儘管楊奎松教授質疑了張介紹的兩河口會議的某些細節（例如將黨內軍事總負責周恩來誤記為毛澤東），但我認為張轉述的毛此話的主要精神是可信的，可質疑的無非是技術細節而已，例如此話可能不是在兩河口會議上而是其他會議上說的，但這無關宏旨，蓋楊教授自己引用的材料就間接證實了它的主旨。

在與四方面軍破裂后，毛在俄界會議上強調了保存「革命種子」的重要意義：

「目前應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這個方針是目前的基本方針。過去中央曾反對這個方針，（因為）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應該在陝甘川創造蘇區。但現在不同了，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所以應該明白指出這個問題，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指導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更新裝備，再以『更大規模更大力量打過來』，只要能夠『保持（存）數百幹部，若干千的戰士……就是很大的勝利』，『我們完全拒絕求人是不對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們不是獨立的共黨，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轉引自《西安事變新探》，23頁）。

此後陳昌浩與徐向前致電林彪、彭德懷和聶榮臻，譴責中央在毛周張會議包辦之下，企圖用數千名戰士來掩護各個中央委員跑到蒙古蘇聯去找出路，預言不出兩三個月，紅一、三軍團必然會在冰天雪地中不保（《徐陳給林聶彭電》，1935年10月11日，《西安事變新探》，22頁）。

從以上正反兩方面證據來看，周毛的計劃中確有「如不行就讓軍隊護送中央委員逃往蘇聯」的內容，而這精神已為陳昌浩、徐向前等高幹得知。其實此乃中央紅軍長征的一貫作法。據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中說，紅一、三軍團就是「轎夫」，一在左，一在右，抬著中間的「中央縱隊」（亦即中央機關人員和家屬）緩慢蠕動，用血肉之軀保護那些老爺們。在強渡湘江時最慘，使用了劉伯承所謂「甬道戰術」，亦即以野戰軍在左右兩側拚死抵抗，保護中間的老爺太太們平安渡河。現在這抬轎子的任務歷史地落到了張國燾肩上，他是何等樣人，乃是建黨元老，歷屆黨魁，並非彭德懷、林彪一類後進軍人，豈肯讓子弟兵為中央作轎夫？

另一個原因是，國燾同志可不是毛式土鱉，人家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共產國際主席團候補委員，三次訪問蘇聯，最後一次在蘇聯居住了兩年半，見過列寧、斯大林等要人，是我黨唯一一個獲得列寧勳章的，相當熟悉蘇共內部和共產國際的明爭暗鬥，對斯大林的性格和心態相當了解。他在回憶錄中多次流露對斯大林的不滿，說：

「我知道羅明那滋和魯易門在中國的一些胡作非為的事實，因而對斯大林也有不滿之感。我覺得這兩個寶貝居然是擁護斯大林的健將，足見斯大林手下也沒有什麼出色的人物，我討厭斯大林的玩弄權力，為所欲為。我惋惜權力主義將毀滅一切，尤其是共產主義的理想，共產主義的道德，以及黨內民主的原則均遭受蹂躪。」（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419頁）

最有趣的是，斯大林曾接見了他三小時，卻只問了兩個問題，似乎那兩個問題都與中國革命前途生死攸關。第一個是，像宋慶齡那樣的人，若在中國大城市街上見到一個共產黨員，會不會叫警察逮捕他？第二個則是，陳獨秀能否找到必需的錢和其他條件辦一張報紙？

國燾同志馬上就明白了這些問題是什麼意思。宋慶齡離開武漢後去了蘇聯，適逢莫斯科中山大學開展反國民黨運動，她參加過幾次學生大會，有的學生在會上批判孫中山，她曾公開抗議。因此斯大林怕她反共，是以問國燾那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則是陳獨秀被六大排出中共中央后，斯大林擔心他可能會採取反共產國際的態度，另行辦報或組黨。

以國燾一個輟學的北大學生，居然據此便窺見了斯大林的心態失常：

「我們經過三小時的談話之後，我覺得斯大林倒是一位頗具風趣的現實主義者，並不如外間想象的那樣猙獰可怕。可是，他的演繹邏輯是夠冷酷的，任何人對共產黨一有不滿的表示，就會被目為反共，在街上見著可能就要抓人，即對多年共過患難的同志，如有不滿，也被認為會走上反革命的道路。這是心理變態，也許是過於自卑。」（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427頁）

如此洞察力實在驚人。當然，不能排除這是國燾跑到西方后得知斯大林的暴行后追加的認識，連他自己也未必意識到這個追加過程，倒不一定是有意編造。但如下文所要說到的，他對毛澤東的觀察也極有洞察力。即使他當時對斯大林的性格心態的了解還不如後來，他在蘇聯經受的折騰也足可讓他對蘇聯幻滅了。他在蘇期間，見識了共產國際內部斯大林派與布哈林派之爭，歷經了29年底的清黨運動，參觀了暴力批鬥活動，深感大革命時代武漢痞子運動的過火行為與之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更知道每個外國共產黨人，包括他那共產國際主席團候補委員在內，一舉一動都在特務機關的嚴密監控下，所以根本就不願再度回到那樊籠中去。他在回憶錄中將這點說得清清楚楚：

「我決定不放棄回國的機會，至於共產國際是否信任以及我回國能有什麼作為等問題，我認為是次要的事情。莫斯科的政治氣氛使我痛苦，我要脫離這樊籠，到浩瀚的祖國去有所施展，不管將會遇著什麼困難，甚至喪失生命，我也是不顧慮的。如果必要的話，我願為此付出代價。（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443頁）

「我追思三次訪問莫斯科的一切，失望的因素是大大的增加了。簡略的說我前兩次短期觀光赤都，（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三年）我的心情除了有類唐僧取經外，還將蘇聯當成無產階級的祖國，似乎覺得自己身屬其中。那時我雖然有過若干不滿，總以為過失和偏差不能避免，而且可以改善。第三次（一九二八年）重履斯土的時候，大概不滿心情積累得太多，數量變質量，我的觀感便因而改變了。我再也不將蘇聯當成我的祖國，日甚一日的覺得自己身處異邦。我心目中的共產國際，再也不是什麼世界革命大本營，而是斯大林鞭笞各國共產黨人的指揮所。」（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二冊，444-445頁）

正因為他的閱歷比周毛張等人豐富，對蘇聯的陰暗面有更深入了解，又是那種桀驁不馴，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領袖慾極強的人，因此他對集體逃往蘇聯的主張興趣缺缺，只想在國內自己折騰，當然也就是很自然的了。我認為，只有在這背景上還原人物，才能獲得對歷史事件更深入全面的認識。

D、老蔣的難處

這問題與張毛之爭無關，是稀里糊塗網友提出的，他認為老蔣應該全力剿共，不該調張學良去。

老蔣當然有禍國私心，我被封從德、柴玲打斷的《蔣介石的自殺術》就是準備從頭痛數他的失誤的，但老蔣派張學良剿共倒難深責，蓋他也有難處。

九一八事變前，寧粵分裂，大戰一觸即發。九一八事變發生后，各方迫於輿論壓力握手言和，但那只是表面的，短暫的和平只有三、四年光景。老蔣抓住了這黃金窗口在中國腹地根除了赤禍，值得充分肯定。即使是在此期間，仍有「福建事變」爆發，可見老蔣剿共之不易，堪稱魯迅說的「側站著戰鬥」，一面剿赤匪，一面防軍閥暗算。

可惜老蔣的仇敵實在太多，最主要的還是胡漢民。哪怕是在黃金窗口中，胡也在串連組織各地軍閥倒蔣，而日本人更是大力資助兩廣軍閥，慫恿他們與中央對抗。1936年6月至9月，「兩廣事變」爆發，雙方出動幾十萬大軍，調集飛機大炮，準備大打出手。與之相比，窮途末路的紅軍不過是疥癬小疾而已。老蔣哪還敢調中央軍去痛剿赤匪？待到他的銀彈打垮了陳濟棠，廣西軍閥不得不與中央政府妥協，他才能再度專註於剿共，為督戰飛到西安去，接下來的就是那千古爛事。

所以，換任何人去坐老蔣那位置，恐怕都不會幹得比他好。紅軍當時不過是實力最弱、名聲最壞的一支軍閥武裝，並不構成對蔣政權的致命威脅。當紅軍被驅逐出腹地后，要蔣去含情脈脈地持續追求之而不移情別戀，似乎不是很可能。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