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蘆笛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三）

作者：蘆笛



三、毛澤東vs張國燾


1）紅旗到底能打多久？

毛澤東與張國燾之爭，在我黨歷史上被吹為路線鬥爭。所謂路線鬥爭，其實就是「以策略分歧為理由的權力鬥爭」，所謂「路線」，無非是不同的政治軍事的戰略策略。我黨信奉的「革命樂觀主義」其實是唯意志論，它認為革命一定會勝利，如果遭到失敗，那一定是領導人的政治軍事戰略策略（也就是「路線」）錯了，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布爾什特［bullshit］）就應該起來與錯誤路線作鬥爭。一旦路線糾正過來了，則革命也就能從勝利走向勝利。

這是何等的布爾什特，自不必待智者而後知。它的潛在假定是，失敗都一定是主觀因素造成的，絕不會是客觀因素註定的，天下更無一事不可為，關鍵在於主觀採用的路線。

這「以成敗論英雄」的庸俗哲學，使得失敗成為黨魁難以承受之重，在遭到重大挫折后，黨魁最關心的事還是證明自己並沒有犯「左傾」或「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但政敵有的是各種各樣的帽子，諸如「冒險主義」、「蠻動主義」、「拚命主義」、「逃跑主義」、「流寇主義」、「失敗主義」等等，覆蓋了一切可能決策，隨時都可以拋出來，方便之極。所謂「黨內鬥爭」就是搞這些無聊名堂。

當時紅軍面臨的現實，是客觀條件已不再容許革命勝利，不管採用什麼偉大戰略都那樣。偉大領袖已經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的名篇里解釋過了，蘇區的出現並成長壯大的前提，是軍閥混戰。既然如此，當軍閥混戰暫停下來，中央政府有餘力剿匪后，紅色政權自然也就無法存在了。

前文已經介紹過，國府定都南京后，內戰非但沒有結束，反而以更大規模進行。參戰各方都顧不上對付紅軍，紅軍由此趁亂坐大。但九一八事變改變了這局面，中央政府和地方軍閥迫於輿論壓力，不能不停止內戰。寧粵在分裂后又暫時言歸於好，蔣介石放棄了國民政府主席職位，專任剿共。當時的共識是，剿共是戡亂，不算內戰，後者是指軍閥交戰。蔣介石得以騰出手來剿共后，紅軍立即走上末路。最大的兩塊根據地中央蘇區與鄂豫皖蘇區先後被國軍攻破，紅軍主力只能突圍逃出。此乃客觀情勢決定的失敗，路線再正確也沒用。

同樣是逃出老巢，張國燾並沒有如毛澤東那樣採用「試錯法」，不顧部隊極度疲憊，老是想和強敵「決戰」后立足下來，為此一再碰壁，一再修改戰略計劃，完全成了蠢動，而是明智地決定避戰，先找個安全地方休養生息再說。紅四方面軍進入豫西南后，與當地民團達成協議，毫無困難便通過了該區。進入漢中后，張又審時度勢，覺得敵軍必然源源而來，仍無可能立足，遂選定由多個軍閥割據的川北作為新根據地。在佔據了通江縣后，他派人給四周的各派土軍閥送信，聲稱只是借地暫住，略事休息，以後還要重返中原，與北面的軍閥楊虎城達成互不侵犯協議。待到部隊得到充分休整后，再與當地軍閥交戰，先後擊敗了器械窳劣、戰力低下的田頌堯、劉存厚等土鱉，打敗了由劉湘任總指揮的各路軍閥會剿，使得根據地擴大到四個縣的全部和六個縣的一部，兵力達五萬之多，與毛指揮下的中央紅軍的命運形成鮮明對比。

這是在當時情況下唯一能採取的明智的軍事戰略。在政治戰略上，張國燾也作了反省。他遠比毛澤東有文化，居蘇兩年半，比毛更懂點馬列，更熟悉蘇共領導，因此具有一定獨立思考能力，敢於懷疑斯大林制定的方針。他認為蘇維埃政策是錯誤的，因此扔掉了百姓根本莫名其妙的「蘇維埃政府」的招牌，先後代之以「人民政府」與「聯邦政府」，停止「打土豪分田地」，代之以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保障公民人身安全等。

竊以為，這政治戰略的根本改變，頗能證明張國燾才是中共內唯一有點頭腦的政治家。王明、洛甫、博古輩只會背書，毛澤東缺乏現代知識，擅長的是祖傳的陰謀詭計，其時根本沒有意識到共產國際乃至斯大林都會犯錯誤，絕無足夠視野去思考蘇維埃政策是否適合國情。他之所以擁護這套方針，我覺得是出於實際考慮，首先是解決紅軍的糧餉問題——「打土豪」使得紅軍可以去名正言順地去白區搶劫富戶，而「分田地」的暴力土改則起到《水滸傳》教的「投名狀」作用，讓貧苦農民斷了後路，死心塌地跟紅軍干到底。

但這都是急功近利、後患無窮的辦法，它雖能解決紅軍一時急需，但不但分裂了人民，製造出了深仇大恨，而且也不得人心，使得良民聞共色變，不利於結成「統一戰線」。張國燾正是看到了這點，才決定改弦更張。據他說，新政策遠比所謂「土地革命」更能贏得人民支持。無獨有偶，張雲逸、龔楚等人在廣西經營百色根據地時也做過類似嘗試，據龔楚說效果也相當好。不管怎樣，我黨在抗戰爆發后確實採用了這套做法，從而騙取了許多知識分子支持，根據地與軍隊都急劇擴大。由此看來，張國燾可謂黨內的先知先覺。

但即使作了這些重大戰略調整，紅色政權也難以生存下去，其原因再簡單不過：沒有足夠的戰爭資源。紅四方面軍雖然打破了四川各路軍閥的聯合會剿，卻使得新創的川陝蘇區極度殘破，瘟疫流行，民生凋敝，張承認：

「川北是擠掉了汁的檸檬，單憑這裡要求發展是不易的。這種看法，有兩個主要理由：一是我軍的槍支彈藥，質素越來越低，兵力人數雖在五萬左右，但實際能作戰的槍支不到兩萬，其中多半是土製貨，是從四川軍閥作戰繳來的此等貨色，而且槍支在作戰中損毀極易。因而同志們多引以為憂，認為只有與蔣的嫡系部隊作戰，才能繳獲較好的槍彈來補充自己。二是川北蘇區經過戰爭的蹂躪，糧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可能發生飢荒，如果紅軍死守在這裡，不僅不能為人民解決糧食問題，恐將與民爭食。」（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01頁）

竊以為，此話說出了革命戰爭的普遍難題。所謂「革命根據地」就是個戰爭基地，必須靠本地區的人力物力資源支持持續不斷的對外戰爭，這必然是個竭澤而漁的過程。富饒如廣東，也受不了這種無情壓榨，李宗仁在回憶錄里就坦承，為支持國民革命，宋子文曾在廣東竭澤而漁。龔楚在回憶錄里披露的中共對中央蘇區百姓的全面壓榨就更是令人髮指。連在相對發達的腹地割據都如此，何況西部邊緣地區？在那些窮山惡水中安營紮寨，就算敵人不來打，也決計無法養活多兵，必然再度擠干新 「檸檬」，衰弱后再試圖換地方，最後只能自動消亡。

這就是我英勇的紅一、四方面軍勝利會師時擺在我黨領袖面前的嚴峻局面。「試錯法」已經證明紅軍無可能在內地安身，只能逃進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中，那隻不過是延緩死亡罷了。至此，革命領袖們終於意識到這簡單真理：無外援不足以幹革命。

毛當時還不失為現實主義者，早在雲南境內他就跟李德說過，想經西康和青海去新疆，得到蘇聯的援助。在即將與四方面軍會合時，毛又向黨魁們提出，在川康交界地區建立一個少數民族國家，紅軍主力以此為根據地，經過青海或甘肅向新疆推進，與蘇聯建立直接聯繫，使蘇聯對中國紅軍的全面援助成為現實。「毫無疑問他估計到，向新疆的推進如果成功，一定會導致蘇聯和國民黨中國之間一場嚴重的外交上的，也許甚至是軍事上的衝突，而這正是他的本意。……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叫作『一本萬利』。」 只是其他人覺得高原長征太危險，才否決了他的意見。（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57頁、166頁）

既然西進太危險，那就北上，只要能打通蘇聯就行。兩個方面軍會合后，在兩河口召開會議。據張國燾介紹，毛在會上解釋，中央紅軍之所以戰敗，主要是蔣介石的飛機和大炮厲害。因此只能跑到寧夏去，到外蒙古去弄點飛機大炮，來回敬蔣介石。如果沒有飛機大炮，那就再不要說「打倒蔣介石」這句話了。而且毛還強調指出，紅軍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在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和一部分幹部，也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他還說這是他的冷靜想法，也許被人視為右派，但他請求我們慎重考慮他所提出來的計劃。」（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227頁）。

這回憶得到了中央文件的證實，在毛兒蓋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說：

「（西北地區）地理上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對我國內戰爭有很大意義。五次圍剿開始堡壘主義，我們對技術方面應很大的作準備……我們基本上靠自己，但（應）得到國際的幫助。……因此要用全力達到戰略方針，首先是甘肅這區域，但要派支隊到新疆，造飛機場，修兵工廠。」（《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35年8月6日，《毛澤東年譜》（上），465-466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只是這些話是在一個多月後的毛兒蓋會議上說的。這也不足為奇，毛在兩河口會議力主北上，在毛兒蓋會議堅持北上，自然只會反覆強調「沒有飛機大炮就不能打敗蔣介石」的偉大真理。

毛澤東能看到的，張國燾當然也能看到。不過他畢竟不是老毛那種未出國門一步、視界只限於一隅的游擊專家。他一直是黨魁，早在大革命時代就習慣于思考全國性戰略，因此不像毛澤東那樣，只從急迫的軍事需要看問題，而是從根本上質疑中央的政治路線是否正確。據李德回憶，在毛兒蓋會議上，張國燾把長征視為失敗，認為「爭取一省到數省首先勝利」的口號已經過時。現在是革命低潮時期，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的不是蘇維埃革命而是抗戰。但紅軍沒有力量既抗戰又反對國民黨，因此應該在一個閉塞的根據地里堅持鬥爭，直到獲得蘇聯援助，中共也強大到可以依靠廣泛的抗日群眾運動，迫使國民黨改變政策（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75-176頁）。

這就是張國燾對北上心存躊躇、寧願停留在川康地區的理論理由（這是共黨的說事方式），也是後來紅一、四方面軍分家的基本原因。因為其他人強烈反對，他又提出替代方案，建議不去甘陝，取道青海去新疆（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74頁，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17頁）。這本是毛澤東本人的主張，但等張國燾提出來后，他竟然與其他人一道激烈反對。據李德分析，毛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他知道其他人都反對此議，而他帶頭反對則能起到團結其他人、孤立張國燾的作用（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175頁）

楊奎松教授認為張國燾不想去陝甘，乃是在鄂豫皖被中央軍打怕了，怕與時駐陝南的胡宗南部交手，因此或是不願北上陝甘，或是想經青海去新疆（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17頁）。我覺得此說並無證據。上面的引文表明，四方面軍將領想找中央軍打仗，以改善他們的裝備。而且他們在川北根據地時也確曾主動發兵攻入陝西，尋找胡宗南部，只是胡部堅守不出而未獲戰機。後來又在松潘地區與胡部激戰，雖未獲勝，亦未大敗，說張國燾害怕胡宗南怕到不敢去陝甘，似難成立。

在我看來，他真正的理由，是擔憂執行毛周的計劃會觸怒斯大林。他在蘇聯呆過，又相當有洞察力，熟悉斯大林的性格，深知斯的忌諱，擔心挺進到中蒙邊境後會惡化蘇日關係，令斯大林龍顏震怒，因此傾向於暫時在川康一帶休養生息。若定要北上不可，那也最好繞道青海，到當時已成蘇聯勢力範圍的新疆去。那兒離「滿洲國」很遠，絕無可能引起日本反彈，也比較容易得到斯大林的諒解。但他畢竟知道走那條路損傷必定慘重，因此覺得暫在原地韜晦，靜待國內國際形勢變化更為上策。

這一點張其實已經說得明明白白了，而楊奎松教授自己就引用過。一方面軍私逃后，紅軍總政委張國燾和總司令朱德致電逃跑主義者們，警告他們「如欲從外蒙取得與蘇聯關係，將成為日本進攻外蒙、蘇聯的借口，成為罪惡行為。」（《朱張致林聶彭李徐劉程吳並轉張毛周王博等電》，1935年11月4日，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22頁）。可見他真正擔心的不是胡宗南，而是比胡可怕萬倍的斯大林。

客觀來看，張國燾的蟄伏計劃更符合當時的現實，我認為要比毛周的計劃高明得多。當時大家都不知道陝北有個根據地。進入中央軍能輕易前往的地域流動作戰，很難立足下來。要繼續挺進，穿越沙漠到中蒙邊境，則艱危更大，更何況還有觸怒斯大林的危險。即使中央委員們坐上汽車逃到外蒙，也很可能悉數死在遠東勞改營里。那還不如蟄伏在深山老林里待變。這在當時確實是唯一能想出來的最佳決策。

然而毛澤東的運氣實在好。以五六千人馬北上陝甘，純屬孤注一擲的冒險行為，卻歪打正著，撞進了陝北蘇區，得以休養生息。但即使暫時生存下來，那無非又是從一個監獄搬到了另一個安全度更低的監獄里。然而老蔣卻又昏了頭調東北軍去剿共，西安事變發生，「把我們從牢獄之災中解救了出來」（毛澤東語），歷史由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發展道路。如果中央當時聽了張國燾的話，留在川康一帶，則這些好事都不會發生了。那麼，我英勇的中國工農紅軍一、四方面軍，今日也就只能是點綴在九寨溝旅遊路線兩旁的白骨。

人算不如天算，是豈非天意哉？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