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紹智老師於今年五月27日晚在北京去世，終年93歲（詳見網刊《公民議報》和《縱覽中國》悼念文章）；好友千小駒於六月22日晚在舊金山灣區病故，終年74歲。不到一個月，連失兩位好友，悲憤之極，痛不欲生。
與理論家蘇紹智相比，千小駒的名氣和影響沒那麼大，但在加州華人圈，知道他的人不少，原因之一，他是中國民主派元老千家駒的三公子，1945年生，本來在北京任國企老總，混得不錯，但「危邦不居」，八九年流亡美國，長住加州。原因之二，他喜歡動手，樂於助人，干過多種職業，屬於較早參加海外民運，並始終堅持「業餘革命」的活躍人士之一。
我2013年從新澤西搬到灣區，與他同居康城。這裡華人較少，經任松林先生介紹認識，因共同朋友多，談得來，從此成為莫逆，以兄弟相稱。沒想到，比我年輕力壯，精力極端旺盛，很少看病的他，突發癌症，且一病不起，兩個月就與世長辭。本周三（2019年7月三日）中午，眾親友在風景如畫的半月灣百齡園公墓為他送別（見照片）。葬禮歸來，心情難以平靜。於是起寫篇悼念文章，以表達我的惋惜、懷念，以及對健康警覺等複雜心情。
亂世避居異邦，時刻不忘故土
記得四月底某天傍晚，突接千兄電話，叫我儘快去醫院，有事相托。我立刻趕到郡醫院的急護病房詢問病情。他說，發現尿液咖啡色，起初沒當回事。但幾天不見好轉，影響胃口，於是開車去衛生中心。醫生大驚，立刻叫救護車送他到醫院。檢查結果是膽管癌晚期，無法切除，只能保守治療。他情緒相當悲觀，把一串鑰匙交給我，讓我把車開回他家，並清理冰箱斷電，及處理若干緊急事項。
隨後數周，我跟老伴兒常去看他。后經兩次微創手術，不必靠插管輸液，慢慢可以進食，也能在院里散步了。五月底，轉到距離稍遠的康復院，總算看到一線希望。可惜好景不長，到六月二十號，收到他簡訊，已經連不成句。我忙電話詢問，他說情況惡化，想見我一面。我讓他把新地址給我，他說請護士代勞。第二天，又收到他最後簡訊，說「一無時間寫呀」（估計是「已沒有時間寫啦」），像是訣別。就在我們急得團團轉的時候，收到千大姐發出的訃告，說前一天晚上去世了。唉，人命看似頑強，其實很脆弱。在毫無預警的癌症突襲下，一個樂觀頑強的錚錚鐵漢，就這麼撒手走了。嗚呼！
回憶六年來交往，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千兄對故國的眷戀與關懷。他常深夜打電話給我，報告第一時間獲得的國內動態，包括某些渲染過分的政治八卦。多數情況下，我都勸他不必激動，好好睡覺，對待網上傳聞，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既別過分悲觀，也別過分樂觀。最好的驗證辦法有兩個：一看官方有無政策改變；二看世界主流媒體，有無跟進報導。如果兩者都沒有，大約八九成是空穴來風，或某派系放出來的試探氣球，不必過分認真。
據他自己說，每天要在手機和電腦網路上花費十幾小時，因不懂英文，他閱讀和收看的節目，全部來自中文媒體。我調侃他的政治病，比我更嚴重。我畢竟有兒孫家庭拖累，不得不花時間處理許多瑣事，相當於從政治沉迷中有所解脫，變換放鬆，而他單身一人，常常連飯也懶得做，有的是時間，因此沉迷網路（或上網成癮），從身心健康角度看，反倒害了他。
出國之前，他曾在北京琉璃廠某古董店當過經理，對藝術品很內行。居灣區這些年，雖然在古董收藏與鑒定上也花些時間，還在加州和國內任收藏協會理事，在集郵和票證（糧油布票等）上屢有斬獲，但最近一筆投資失手，積蓄賠光，還債有壓力，讓他對古董失去信心。這應該是他情緒開始低落，並最終影響健康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是數月前胞兄在國內去世，他未能回去奔喪，幾次跟我說，他對哥哥內疚。我問他為何不回去看看？他說「一言難盡」。是因申請中國簽證遇阻？還是因為家庭恩怨糾葛？他不主動說，我從不追問。
原因之三，是他生活節奏雜亂無章，特別是對飲食衛生對漫不經心。他的房間、廚房和客廳，異常凌亂，待洗的內衣毛巾襪子，隨地亂扔。清理冰箱和櫥櫃時，我給他扔出八袋食品，發現許多過期，甚至發霉。其中一大盒包裝精美的巧克力，看樣子吃過幾片，還有大半盒擺放整齊，細看日期，已過期兩年。我回醫院批評他，這樣雜亂無章怎麼行？過期食品，等於毒藥。他承認馬虎，從不認真查看包裝盒的有效日期，但悔之晚矣。
當然，粗枝大葉的生活態度，跟他的婚姻不順也有關係。對於缺乏自制力的人來說，起碼缺少另一半的細微關懷與有效監督，久而久之，絕對影響身心健康。他先後離過兩次婚，沒有孩子。以後又處過幾個朋友，時間和金錢沒少花，都不成功。其實，生活散漫和婚姻坎坷兩者之間，往往互為因果，究竟誰主誰次，大約要具體分析，不好一概而論。
總之，回顧千兄的倉促離世，我歸納上述三個誘因。這些因素，雖然跟病因未必直接相關，但間接影響難以排除。
堅持周末茶敘，點評黨國大事
大約從2016年秋開始，千兄約我跟另一位同城朋友，每周六中午，去餐廳「喝早茶」，品嚐比較正宗的港式小吃，順便侃大山，擺龍門陣，對國內發生的重大新聞交流看法。三個退休老人，沒任何功利目的，僅為追蹤形勢發展，聊慰鄉愁而已。
後來，時間允許的話，我便根據記憶，把交流要點寫成文字，在網刊《公民議報》上不定期發表，題目叫《三家村茶話》。前後經歷一年，共發表三十幾篇，每篇五千字左右。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網查看我們的舊作。單從字數看，能出一個小冊子了。可讀性與內在價值如何，另當別論。
遺憾的是，自2017年秋我回國探親，陪一群老美旅遊，走了兩個多月。接著，另一位工程師朋友，回國長住，我跟千兄就此做罷。不久，他被古董生意套牢，我的寫作時間也難保證，《三家村茶話》便無疾而終。偶有朋友打聽，將來是否重續？如今千兄作古，我在康城形單影隻，精力大不如前，只能無限唏噓了。
回顧我們三人對國內動態的關注和討論（包括不同觀點的爭論），千兄屬於比較激進的一位，對中共本質常有犀利的分析；而前公務員則比較傳統，對毛左言論缺乏敏感度，對於未來中國民主改革（或革命）的前景，不像千兄那麼充滿信心。
我屬於中間派，常被千兄譏笑為「騎牆」，「看似客觀中允，實則沒有立場」。我只能以「代溝」回答他。這如同我跟弟弟，相差六歲，但看問題的方法和立場，有巨大差距一樣。究其原因，跟我們所受的教育與親身經歷的事件，有很大關係。比方大飢荒，我受的飢餓折磨，比弟弟高一個重量級。最餓的1960年，我17歲，在中學住校，腦體消耗大，飯菜不夠吃，除了食堂給的點定量飯，一丁點額外補充也沒有，經常半夜餓醒。而弟弟吃住在家，大人總會適當關照。更何況，千兄家屬於高級統戰對象，享受部級以上特供，對大飢荒的體會，不會像我一樣刻骨銘心。
再比如文革，我在大學參加，跟中學生的經歷自然不同，看問題的深度廣度難免有別。當然，也不能一概而論，像楊小凱寫的《中國向何處去？》，雖然出自高三學生之手，但水平高於許多大學生和老教授，不過那只是特例。一般而言，打人抄家破四舊的腦殘行為，大多出自中學生，而組建讀書會，傳閱內部圖書，探討馬列毛思，等等需要動腦筋的「反革命團伙」，多數為大專學生所為。
到千兄上山下鄉的1968年，我們畢業分配，開始進入社會，成為國家職工。我印象中，千兄在北京南郊的固安插隊，周末可以回家。後來通過關係，直接調回北京就業。另有朋友說，在高校恢復招生的時候，他進了北工（北京工學院）保密專業，所以能操作多種機器。無論如何，我們的經歷差別較大。他對自由民主的追求，主要來自千老的家教，是耳濡目染的結果，而非經過系統教育和讀書思考。
這讓我回想起七十年代末，千家駒老人對中國知識界思想啟蒙的重大貢獻。1978年，我入中國社科院讀研。每到春節之後兩會召開，都能讀到內部發行的兩會提案，和代表發言摘要，大家最欣賞的是千老發言。最讓我難忘的發言，是批評軍方霸佔人民大學校舍，長期拒絕歸還。
當時我們常騎車路過人大校門口，看見兩塊大牌子，左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炮兵司令部」，下面有士兵持槍站崗，右邊是「中國人民大學」，紅男綠女自由進出，十分搞笑。對於如此滑稽的鏡頭，大家除了私下嘲笑，或者拍照留念，沒人敢公開發表批評言論。千家駒則不然，他在大會發言中，高調批評軍人強佔校舍。他說「北洋軍張勳、曹錕、段祺瑞、吳佩孚等，像走馬燈輪番佔領北京，但沒有哪個軍閥，膽敢強佔校舍。我們號稱人民子弟兵，卻長期佔據人大校舍不還，中央三令五申限期搬出，就是頂著不辦，簡直連北洋軍閥都不如！」（原話已忘，大意如此）。當時，有個朋友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工作，負責兩會接待，據說這段嚴厲批評，贏得大會經久不息的掌聲，連服務員們，手都拍麻了。
這又讓我想起《思想網》發表過的一篇「佚名」文章，題目叫「畢生『憤青』千家駒」，通讀該文，令我對千老更加敬重。因為它列舉了千家駒從早年投身共產革命，到晚年皈依佛門的許多細節，說明他是一個光明磊落、大膽敢言、始終如一的正人君子，不像許多鑽營獻媚的狗苟蠅營之輩，說話辦事，專看高層臉色。我查了一下「憤青」的定義，說它由「憤怒青年」演變而來，指對社會負面狀況不滿的人，其中一些是要求變革、有一定民主思想的熱血青年，有時表現激進，所以被稱為「憤青」，本含褒義。可是後來，「憤青」一詞變了味，專指幼稚的毛左、民族主義狂、極權制度的愚忠捍衛者，成了令人厭惡的貶義詞。
如此看來，把「憤青」帽子扣在千老頭上，並不合適。正確的標題，應該是「不忘初心千家駒」，因為他早年的反蔣跟晚年的反毛，跟少數被稱為「兩頭真」的中共老革命一樣，都是出於同一個自由民主理念，這才是貨真價實的「不忘初心」。在這方面，我感覺千兄有乃父之風，對自由的追求嚮往始終如一。不為蠅頭小利收買，寧可在海外過清貧生活，也不想再回故土，去充當「摧眉折腰事權貴」的統戰花瓶。
海外謀生不易，變換角色更難
最後，想從千兄最近的投資古董失敗，談談流亡者在海外（特別美國）的謀生艱難與角色變換問題。
常有國內親友問我，華人在美國好不好混？謀生容易還是艱難？我常笑答：「這要看每個人的具體條件，還要看自己的目標與定位如何。可以這麼說，不懶不傻不靠拼爹的正常人，在美國發大財不容易，但混個小康並不難。我說的小康，並非國內大眾的小康標準，而是美國普通工薪族的小康，年收入大約在四五萬到七八萬美元之間，無論給人打工還是自謀職業，都會有車有房，病有所醫，老有所養。只要老老實實幹活，不管體力腦力還是耍手藝，哪怕當個垃圾工，肯省吃儉用，準時報稅，懂點理財常識，差不多人人都能達到這個收入檔次。然而，像千兄這樣聰明能幹的人，居然沒能實現上述目標，究竟原因何在？值得我們深思。
我們1982年來美讀研的那批學生，普遍窮酸得很。我自己買不起西裝，機票靠親友湊，除了IAP-66表（美方獎學金證明），身上只有區區50美元，剛夠從紐約到麻州大學的灰狗車票。可千兄來美的時候，據說身價50萬美元，是我的一萬倍。奇怪的是，這筆當年數目可觀的「起始資本」，非但沒能幫他安身立命，反而幫了倒忙，讓他放不下身段，難以完成角色變換。
如果從那個時候起，就學點日常英語，塌塌實實打工，像他自己說的，工廠技術（車鉗銑刨磨）樣樣通，那麼再學一門技術，考個美國專業執照，混小康日子不是很容易嗎？何必到三十年後，還要依賴政府救濟的SSI（社安補助金，每月幾百元）和窮人醫療卡生活？
我印象最深的，還是兩三年前，他在古董投資上栽的大跟頭，這裡講點細節。某天晚上，他打電話說有要事相商，必須面議，我立刻開車去他家。原來，要動員我跟他一起投資，做筆大生意。說紐約有幾位朋友，從教堂捐贈品中發現一張宋元古畫，於是展示往來信件與古畫照片。據行內人說，這是難得的真跡，上面有民國總統馮國璋的收藏印章，價值應該在幾百萬到上千美元。原計劃公開拍賣，他們商定以底價（幾十萬？）買下，然後到香港拍賣，轉手可翻幾倍。問我是否願意參與。我隨即表示三點：第一，我雖然喜歡藝術，也愛畫山水，但不懂真假鑒定，更不知道市場行情，無從評價；第二，我從來對發快財不感興趣，無論誘惑力多大，自認沒那個運氣；第三，就算我有心，也沒能力投資，僅僅維持溫飽而已。所以，你最好另找合作夥伴。但最後告誡他：眼下古董市場欺詐盛行，造假太多，千萬當心。萬一哪天斷了頓，找我借點生活費可以。
果然，不幸被我言中。三個月後，香港流拍，疑是贗品。又說下年度再去日本試試，從此沒了下文。這筆生意的失敗，不僅把他的積蓄掏光，還欠了外債，成為他的心病之一。上文提過，此處不贅。
在病重住院期間，他跟我交心說，後悔當初沒聽我勸告，被紐約合伙人騙了。如果當初沒有走捷徑發快財的非分之想，哪能吃這麼大虧？我直言批評他，幫他分析來美三十年的經驗教訓。他承認自己的最大缺點是「大錢掙不來，小錢看不起。如果從頭就踏踏實實幹份工作，到今天也不會這麼捉襟見肘了」。
我之所以冒昧寫出這些感觸，是因為千兄的悔恨，對我們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警示作用。我發現，從農村偷渡來美打拚的許多福建人，往往經濟狀況都不錯，維持小康沒問題，個別還混成大老闆。而從體制內出來的許多高學歷知識分子，在美國沒有學歷和專業文憑，又不屑於自食其力，羞於當普通工人，或學一門手藝。他們就成為不能適應角色變換的一群。如果中共不變，他們只能靠美國福利為生。角色變換困難，也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後遺症之一。
嚴格說來，自我錯位問題，不單發生在部分流亡者身上，將來很可能，會更大規模地發生在中國社會轉型以後，令許多人難以適應，無法謀生。設想，如果中國徹底轉型，實現經濟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會有多少尸位素餐、渾水摸魚、靠裙帶關係或者假知識、假學歷、假文憑混飯吃的人，將失去飯碗？例如政工幹部、馬列學者、宣傳官員，媒體騙子，以及千百萬行政幹部（除了當官，什麼都不會），還有頭戴大蓋帽的公安、稅務、城管、網警等等，估計都會失業，就算不遭罪行清算，也不得不淪為依賴社會救濟的弱勢群體。蘇東波之後，類似角色轉換過程，在前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都不同程度發生過。我確信，同樣的社會變遷過程，也會在後極權時代的中國，更大規模重演，或變相重演。如若不信，請拭目以待。
由千小駒先生的辭世，聯想到許多跟社會轉型相關的冷酷議題。這裡，絲毫沒有對千兄的不敬，我依然敬重並深刻懷念這位跟我理念相同的好友。只不過，我通過深挖我們的人性弱點，進一步探討中國面臨的社會轉型難題，會更有意義。這樣的追悼與懷念，會進一步體現我們「不忘初心」，繼續秉承我們曾經在《三家村茶話》中一貫追求的求真務實精神。
2019年7月6日夜
於舊金山灣區
——《縱覽中國》首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站刊登日期：Monday，July 8，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