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蘆笛 天時、地利與人和

孫子曰：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於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高下，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

譯為現代漢語是：

「戰爭是國家大事，關係到軍民生死與國家存亡，因此不能不審慎考察。所以，必須考慮五件大事，比較七方面情況。五件事是：道，天，地，將，法。所謂道，是說百姓和君王上下一心，同生共死，不怕危難。所謂天，是指天象（陰晴晝夜）、氣候、季節。所謂地，是指地勢的高低、遠近、險惡平坦、廣闊狹窄、生地死地。所謂將，是看將領是否足智多謀、信賞必罰、寬仁御下、作戰勇敢、軍令嚴明。所謂法，是指軍制、組織、君主的信任。這五條將領都必須知道，知道就能勝利，不知道就不能勝利。」

第一句話說的是簡單常識，沒有多少信息含量。然而奇怪的是，許多國人似乎並不具備這種起碼常識，對戰爭表現出一種難以置信的輕狂態度，似乎全然不知打仗會死人，成千上萬地死人，會毀滅財產和資源，成億成億地毀滅，而這些災難完全可能落到自己頭上。核戰爭更會使得全民無噍類，即使倖存者也要受盡折磨，終生留下後遺症。無知無畏的結果，便是憤青們在網上表現出來的狂熱好戰。愛國者們狂熱歡呼朱成虎將軍「西安以東」的遠大理想，革命家們則熱衷於號召發動「全民起義」。凡此種種，似乎都顯示了許多國人智能上的驚人倒退，以致連兩千五百多年前的古人的水平都沒有。

這種智能倒退不自今日始，自鴉片戰爭以來，它一直是中國在近現代遭受的災難的重大原因。晚清自林則徐以下，歷徐廣縉、葉名琛，直至張佩綸、李鴻藻、倭仁、徐桐等清流們，不問百姓生死，不慮國家存亡，無視列強相對於中國在文化、制度與器物的全面壓倒優勢，不思改革自強，卻一味在毫無取勝可能的情況下主戰，為國家民族連續招來一系列災難，以八國聯軍入侵為高峰。抗戰前夕愛國憤青們重蹈覆轍，在國家實現統一與現代化、完成戰爭準備前便貿然「逼蔣抗日」，使得中華民族遭到有史以來空前慘痛的犧牲。這些歷史教訓都該為後人沉痛記取。

接下來的話則暴露了孫子不懂邏輯思維。「五事」把主觀要求和客觀條件混雜在一起，把對君王和將領的主觀要求與「天地」的客觀條件並列。其實他應該把人力無法改變的客觀因素與可以通過主觀努力改變的因素明確分開，說明所謂「天地」是己方對天時地理的把握與利用，把「知天察地」當成對統帥與將領的要求，併入「將道」的「智」中，並說明 「經之以五事」乃是考察本國備戰水平的五項重大內容。

另一個錯誤在全書中屢次出現，那就是他不懂「必要條件」與「充分條件」之別，因而說出「知之者勝，不知之者不勝」的話來。其實「知」是「勝」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強調「知五事」的重要性是應該的，但不能說知此五事就能取勝。

儘管犯了這些邏輯錯誤，孫子提出的「五事」仍然很重要。在一定程度上，蘇軍在蘇芬戰爭中蒙受的慘痛損失，可以看成是未能在事前「經之以五事」造成的：

「道」：芬蘭進行的是反侵略戰爭，舉國同仇敵愾，上下一心，並得到了世界輿論的廣泛同情和支援。蘇聯以大欺小，為了領土野心，竟然背信棄義地撕毀與芬蘭締結的互不侵犯條約，又與納粹德國勾結，共同劃分歐洲（莫洛托夫與里賓特洛甫於1939年簽訂的蘇德密約商定兩國共同瓜分波蘭，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和芬蘭歸蘇聯，德國則取得西波蘭），備受國際輿論譴責，在國際上十分孤立。因為斯大林在大清洗中濫殺境內的芬蘭共產黨人，就連芬蘭境內的社會主義者們也投入了反侵略衛國戰爭。1939年12月1日，斯大林成立了以庫西寧為首的「芬蘭人民共和國」傀儡政府，指望以此煽動芬蘭的社會主義者叛國，但毫無效果，充分表明了雙方的人心向背，以及斯大林對此的錯誤估計。

「天」：1939年11月30日，蘇聯紅軍23個師共45萬軍隊越過芬蘭邊界，打響了侵略戰爭。因為該戰爭在冬季進行，所以又稱冬季戰爭。芬蘭是年的冬天非常寒冷，是芬蘭歷史上最寒冷的冬天之一，氣溫在-40°C以下。但侵略戰爭的策劃者沒有考慮到氣象對戰爭的影響。斯大林不信任原在蘇芬邊界的駐軍，怕他們因與芬蘭人有共同文化背景或親緣關係而同情芬蘭（芬蘭在十月革命前隸屬沙俄帝國），特地從南方抽調部隊參戰，使他們在芬蘭的冰天雪地中凍死凍傷。蘇軍沒有使用防凍油料，致使坦克與車輛時常無法起動，拋錨在冰天雪地中。

「地」：芬蘭境內遍布森林湖泊，不利於大兵團作戰和坦克通行，卻利於芬蘭小股滑雪部隊神出鬼沒的突襲。但戰爭的策劃者們卻未能考慮到這些特殊地理因素，使得大軍行動遲緩，反應遲鈍，成了芬蘭游擊戰士的狩獵對象。蘇聯境內只有一條鐵路通往蘇芬邊境，鐵路運輸組織得非常混亂，戰爭物資大量積壓。

「將」：其時蘇軍剛剛被大清洗打斷了脊樑。高級軍官自圖哈切夫斯基以下基本被清洗，提上來替補的都是不具備指揮大部隊作戰能力的低級軍官。

「法」：斯大林對倖存下來的將領極不信任，恢復了內戰時期的政委監軍制度。沒有政委副署，指揮員就不能發出作戰命令。秘密警察可以隨時逮捕、囚禁甚至處決指揮員。全軍人心惶惶，士氣低下。空軍仍在沿用一次世界大戰使用的陳舊編隊戰術，飛行員訓練很差。芬蘭空軍數量雖遠小於蘇聯空軍，但因與西方密切交流，採用了新式編隊戰術，飛行員訓練嚴格，作戰意志與技能都遠遠高於蘇軍。總的來說，蘇軍雖然龐大，但「曲制、官道、主用」無一條合格。

因為這些原因，蘇軍在戰爭初期傷亡慘重而毫無進展，不僅在國際上丟足了臉，更讓斯大林暴跳如雷。直到後期更換了主將，投入絕對優勢兵力與火力，才突破了曼諾海姆防線，但仍未達到「解放」芬蘭的原定戰略目標，迫於國際壓力不得不同意停火。雖然斯大林在和約中搶走了芬蘭的領土，但戰爭畢竟使得蘇方損失約32萬人（48,000人陣亡，27萬人失蹤），芬蘭方面卻僅有2萬2千多人陣亡。這丟臉的戰果使得希特勒對蘇聯的軍事實力充滿鄙視，讓他後來犯下了低估蘇聯實力的大錯。

有趣的是，後來納粹入侵俄國也吃到了蘇聯紅軍當年在芬蘭吃的同樣苦頭。不過這裡面除了主觀失誤外，尚有無從控制的偶然因素。

偶然因素是突發事件推遲了入侵日期。希特勒原計劃在1941年5月入侵蘇聯，但5月27日南斯拉夫突然爆發政變，推翻了親德政權。希特勒大發雷霆，把政變看成是對他個人尊嚴的冒犯，當即召集軍政要人，命令參謀總長凱特爾和作戰部長約德爾推遲入侵蘇聯四星期，立即準備入侵南斯拉夫，以「無情的嚴厲」（merciless harshness）粉碎該國。於是入侵蘇聯便被推遲到了6月22日。

主觀失誤則是希特勒中途改變了戰略目標。戰爭爆發后，德軍分為三個集團軍，從北面、中部、南面三個方向入侵蘇聯。兵力最強的中央集團軍負責攻佔莫斯科，以給蘇聯以致命打擊。在中央集團軍勢如破竹直搗莫斯科時，希特勒卻對攻佔莫斯科喪失了興趣，他覺得更重要的是攻佔蘇聯南部的石油基地，使蘇聯喪失經濟能力，在北面則該奪取列寧格勒那個軍火生產基地，與芬蘭軍隊連接在一起（芬蘭也向蘇聯宣戰，是德國的盟國之一）。為此，他下令中央集團軍暫停前進，將該集團軍的坦克部隊調去支援北方集團軍和南方集團軍。將領們都堅決反對這改變，認為莫斯科不但是全國首都，奪取它將對蘇聯軍民的士氣造成嚴重打擊，而且是軍火生產中心以及交通運輸通訊中心，蘇聯一旦失去該城就會陷入癱瘓。德軍情報也顯示，斯大林在莫斯科周圍布下了重兵，正是圍殲蘇軍的大好時機。然而希特勒卻認定他的元帥們觀念陳腐，不懂經濟在戰爭中的意義，堅持己見。於是中央集團軍只好暫停前進。此後他又下命令中央集團軍分兵一半南下，與南部集團軍合圍基輔，雖然基輔戰役消滅了70萬蘇軍，成了人類歷史上戰果最輝煌的圍殲戰，然而攻佔莫斯科的時機卻錯過了。

進攻莫斯科的「颱風行動」 遲至10月3日才開始，但等中央集團軍挺進到離莫斯科120公里的莫扎伊斯克防線（Mozhaisk defense line）時，已是十月中旬，秋末雨季已經降臨。其時蘇聯基礎設施仍然處於原始狀態，即使在莫斯科周圍的地區也沒有什麼柏油公路網，雨水使得土路成了泥沼，德軍陷於泥地中動彈不得。古德里安建議坦克部隊扔下行動遲緩的步兵，全速挺進，奔襲空城莫斯科，又被希特勒拒絕。等到冬季來臨，地面終於凍硬之後，德軍卻又遭到了俄羅斯嚴寒的無情殺傷。德軍統帥部原計劃在冬季到來前即可結束戰爭，因此沒有給部隊準備冬裝和其他過冬物資。此時德國國內雖然緊急動員人民捐贈冬裝，並組織了運輸，但德軍挺進得太深，補給線太長，蘇聯境內交通設施又太原始，致使冬裝和過冬設備大量積壓在波蘭，無法運到前線。俄國那年的冬天也是歷史上最冷的一次，12月初的氣溫就突然降到零下20至50度，官兵穿著夏裝在冰天雪地中掙命，因凍傷凍死造成的減員遠遠超過戰鬥減員。

德軍先鋒在12月初好不容易掙扎到莫斯科城外30公里處時，已成強弩之末。此時斯大林已從西伯利亞和遠東軍區調來了生力軍。即使如此，對能否守住莫斯科，斯大林仍然沒有把握，大部分政府機關都撤到了古比雪夫。據朱可夫回憶，斯大林還要他以黨員的身份講實話，告訴他能否守住莫斯科，可見情勢之危急。12月5日，朱可夫指揮從西伯利亞來的專門受過冬季作戰訓練的生力軍發動反攻，將德軍逐回100至250公里。莫斯科終於得救了。

西方有的歷史學家認為，南斯拉夫發生的意外事件，使得希特勒推遲入侵蘇聯一個月，對戰局造成了致命影響。如果德軍按原定日期入侵蘇聯，即使被希特勒中途改變計劃耽誤，仍能在9月中旬抵達莫扎伊斯克防線，那時離秋末雨季到來還有一個月。德軍也就不會如後來那樣陷在泥沼里動彈不得，僅在120公里之外的莫斯科彈指可下。而且，其時日本尚未決定與美國開戰（正式決定是在1941年12月1日御前會議上作出的），斯大林要提防日本入侵，也就不敢把駐在西伯利亞的重兵調去保衛莫斯科，該城必然陷落，而這對蘇聯政治、軍事、經濟、士氣上的打擊將是難以估量的。

即使如此，如果不是希特勒一度改變主意，先是剝奪中央集團軍的坦克部隊，後來又令該集團軍分兵一半南下去參加圍殲基輔守軍，耽誤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莫斯科也早就給攻下來了。希特勒或許看到了經濟在戰爭中的作用，卻沒有將俄國特殊的天時地理因素考慮在內。

天時和地理給德軍帶來的災難還不僅此。蘇軍坦克和運輸車輛使用的都是防凍油料，而德軍使用的乃是普通油料，因此經常拋錨或無法啟動。蘇軍坦克的車身和履帶都比德軍坦克的寬，不容易陷入泥地，特別適合在廣袤的俄羅斯平原上作戰。這些因素都是德軍統帥部沒有考慮到的，不僅在實戰中給德軍造成了不必要損失，而且影響了戰局。

孫子接下來說：

「故校之以七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翻譯為現代漢語是：「因此，必須從七個方面去比較雙方的情形，判定哪邊的君主有道，將領更有才能，哪方佔了天時地利，法令通行，兵力更強大，士卒訓練得更好，賞罰更嚴明。從這些情況來判斷就可以知道誰勝誰敗了。」

這進一步暴露了孫子思維的模糊混亂。前面說的「五事」，實際上是對己方君王和將領的要求，亦即取勝必須具備的主觀條件，而這兒說的「七計」則是戰前對雙方主客觀條件的綜合比較，其中自然也包括己方的主觀條件亦即「五事」在內。但孫子沒有意識到並講明「五事」與「七計」的著眼點不同，因而人為造成了混亂，使得讀者無法明白「七計」中重複出現的「道、天、地、將、法」與「五事」有何區別。其實「五事」中的「天地」指的應該是將領是否掌握並利用天時地利，而「七計」中的「天地」則是客觀條件。

第二個問題是「七計」的分類十分混亂。「賞罰分明」不應單獨列出，而應歸在「將」的主觀條件中，實際上，孫子對「五事」中的「將道」的界定已經涵蓋了它。類似地，作為主觀條件，「士卒熟練」應該計入「五事」中，而「兵眾孰強」則應該專指兵力的數量而非質量，在「七事」中應作為客觀條件列出。

因此，若孫子會使用邏輯進行清晰思維，就該將「五事」改為「有道、將能、兵精、法行」，在「將道」中加入「知天地」一條，作為取勝的主觀條件給出，而「七計」則改為「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兵卒孰練，法令孰行，天地孰得，兵力孰眾」，前四項是比較雙方的主觀條件，后兩項則是比較客觀條件。此外孫子更應強調指出，君王和將領在戰前和戰爭中，必須時時牢記對自己有利和不利的主客觀條件，充分發揮自己的優勢，避免被敵人利用自己的劣勢。可惜他居然沒有說這點。

除了邏輯上的混亂外，孫子的思路還不夠嚴密，忽略了三個重大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除了模糊的「兵眾孰強」（似乎兼指戰鬥力與數量）一項外，「七計」中竟然忽略了交戰雙方人力物力資源的比較，使得戰前謀划完全脫離了物質基礎。

第二個問題是，即使按他的教導，在戰前比較了「七計」，那也未必能知道是否可以開戰，勝算幾何，因為聽他那意思，似乎這「七計」我方必須條條都佔優勢。然而實際上最常遇到的情況還是雙方互有優劣。總不能指望條條好事都讓己方佔全吧？如果在考察了「七計」后，發現有的咱們佔優勢，有的居劣勢，那又該怎麼辦？這仗到底是打還是不打？可惜孫子恰恰忘了這最常見的情況，於是他這兒的教導便失去了指導意義。

忽略了人力物力資源的比較，使得這個問題變得更加突出。例如若將魯國與齊國按上述「七計」的各項指標作比較，如果魯國一方主更有道，將更有能，更得天時地利，法令更嚴明，士卒更訓練有素，賞罰更嚴明，只是兵力不如齊國雄厚，如果就此得出魯國能戰勝齊國的結論來，那就未免謬以萬里。

第三個問題是，這七個方面的因素是具有同等份量，還是有主有次，某些因素更重要，如孟子說的那樣，「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如「道」是「七計」之首，用現代話語來說就是「戰爭的正義性」，它是不是所謂「決定性因素」，如孟子說的那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只要是正義一方就必然獲勝？孫子完全忽略了這個重要問題。

當然，即使是現代人，也難以對第三個問題作出明確回答，因此未便苛責前賢。但這仍然不能否定它使得孫子的教導缺乏可操作性，難免流為空文。

即使是以古代的標準來看，孫子也忽略了國家強制性動員戰爭潛力的重大作用，在這點上，他的眼光遠不如在他之前的管仲與在他之後的商鞅。管仲最先提出必須由國家控制民間財富，藉此實現國家對人民的控制：

「利出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羨，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

他更發明了保甲制度，首次建立了國家對百姓的人身控制。這種原始的軍國主義使得齊國能充分動員民力，在短期內便稱霸於諸侯。

商鞅則建立的戶籍制，發明了連坐法，將它們與保甲制度結合起來，輔以嚴峻的法令，獎勵耕戰，奠定了秦王國的原始軍事極權制度，由此獲得的「軟實力」就是它最終勝出的基本原因。秦國之所以最終能掃滅六國，並不是因為「得道」，也不是因為佔了天時地利，更不是因為七國人民盼望統一，而是因為它具有更大的戰爭動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