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蘆笛 治國白痴毛澤東：內政篇（八） 31 7 2007 11:40

２、農業


毛澤東對農業的「管理」主要有兩方面內容，一是改造農村經濟生產結構，二是制定農業生產方針。前者包括土改和農業集體化（最後發展到公社化），後者包括制定「八字憲法」 、大躍進、以及「農業學大寨」。

１）土改

土改和農業集體化都是從蘇聯主子那兒抄襲過來的，不過毛有自己的獨創。

布黨和中共的一個重大區別，就是它秉承馬克思的思路，重視無產階級，鄙視甚至敵視農民。馬克思把農民看成是「農村白痴生活的囚犯」（"Prisoners of the idiocy of rural life"），布黨沿襲這一思維定式，把農民看成是危險的反動派。所謂「工農聯盟」的口號完全是一種統戰策略，而「消滅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才是布黨的遠期奮鬥目標。

毛也常常叫嚷「消滅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但他和洋祖宗的用意恰好相反。布黨的意思是改變農村的落後反動的生產方式，使得農民變成使用先進的大機器生產的農業無產階級，享受和城裡人一樣的先進文化，和城裡人一樣文明衛生。而毛則是把城裡人統統變成手上有老繭、腳上有聖潔的牛屎的泥腿子。到了波爾布特那三傳弟子，便干出了消滅城市，把金邊的水泥馬路犁成水田的人間奇迹。

斯大林之所以對毛滿腹狐疑而且極度鄙視，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認定毛是個「農業革命者」，把毛叫作「中國的普加喬夫」。普加喬夫乃是１８世紀冒充沙皇的俄國痞子暴亂頭子。斯大林使用這稱呼，體現了他作為國際政治家和國際共運理論家的洞察力。其實就連毛自己都承認，他是陳勝、吳廣、洪秀全等人的傳人。

因此，蘇共主要把農民看成是利用和掠奪對象而非依靠對象。十月革命后，列寧簽發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兩個法令都是漂亮而空洞的姿態，是對既成事實的追認。當時前線士兵大量逃亡，對德戰爭已經無法進行下去了，而土地也早被農民自己分了，用不著布爾什特去為他們作主。

革命前的俄國農村和中國農村並不一樣，私有土地主要集中在列寧那樣的貴族大地主手上。這些地主居住在大城市，地產一般交給經理經營或是租給二地主。二月革命爆發后，農民便趁亂把大地主們的房地產分了。俄國農村本來就有村社（commune）這種特殊的自治組織，「分田分地真忙」其實是村社主持進行的，和布爾什特沒什麼相干。大地主們先居住在大城市裡，後來又紛紛逃亡國外作「白俄」，因此這自發土改倒也沒有多少流血事件。

在內戰期間，布黨實行殘酷無情的所謂「戰時共產主義」，使用了「餘糧徵集制」的非常手段，亦即動用城市工人組成的「赤衛隊」，靠槍杆子把農民的餘糧搶光，膽敢反抗這一政府組織的武裝搶劫的農民不是被槍決就是被投入集中營。這野蠻政策使得農村經濟破產，於是列寧便在戰後實行「新經濟政策」，靠短暫走資來救命，果然立刻就使得經濟恢復了生機。

經濟一旦有所恢復，列寧便終止了「新經濟政策」。但對於是否立即實行農業集體化，黨內爭論很大。對於當時俄國是否具備這條件，黨內巨頭們莫衷一是。斯大林本來和布哈林一道反對集體化，但等他把政敵一一打下去后，反過來又命令實行集體化，並把布哈林打入地獄。

關於農業集體化的爭論並不是什麼意識形態分歧，而是關係到布黨生存的現實考慮。斯大林著名演說是：

「落後就要挨打。……我們落後於先進國家５０年到１００年，我們必須在十年內消除這差距。要麼我們做到這一點，要麼他們粉碎我們。」

這演說是在１９３１年２月間作出的。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德國便入侵了蘇聯，可見他的預見何等準確。這所謂「趕上先進國家」，指的其實是國防能力也就是軍火工業，而軍火工業的脊樑乃是需要大量投資、生產周期較長的重工業。要「優先發展重工業」，就需要大量的原始資本，而這隻能去農村搶奪。集體化就是保證這種有組織的搶劫（organized robbery）的必需硬體。

集體化的第一步就是血淋淋的清算富農。當時的口號直接就是「消滅富農」。這消滅乃肉體消滅，數百萬富農不是被槍決，就是全家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甚至北極圈內去。列寧當初從城裡派出「餘糧徵集隊」充當搶劫農民的主力，斯大林則從城裡派出秘密警察ＮＫＶＤ的特殊部隊去「消滅富農」。

但血洗農村並未壓下農民對集體化的反抗。除了大量宰殺牲口，破壞生產資料外，農村還普遍發生了暴動和騷亂。為了徹底粉碎農民的抵抗意志，斯大林竟然派出部隊搶光農民的口糧，人為製造了烏克蘭的大飢荒，餓死了幾百萬人。德國入侵后，蘇聯西部新邊疆的農民又起來反抗蘇維埃政權。一直到４０年代末５０年代初，農民的暴亂才被陸續蕩平。可以說，直到斯大林咽氣，蘇聯的城市與農村其實一直處在某種程度的交戰狀態，這和中國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如所周知，中共革命在本質上乃是中國歷史上司空見慣的農村痞子造反，與前驅的區別只在於引入了列寧革命工藝學。和蘇共不同，農民乃是中共革命的依靠對象，農村乃是革命根據地，城市無產階級和這場「無產階級革命」毫無相干。因此，中共對農民的控制，根本就不是老大哥能比擬的。無論土改和集體化都是在黨的主導下，通過發動農民進行，既用不著城市工人赤衛隊，也不必勞動秘密警察的特殊部隊，甚至出動正規軍，動用坦克飛機平暴。

不僅如此，毛澤東比斯大林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對軟刀子的酷愛遠遠超過了硬刀子。斯大林喜歡痛快，充滿磅礴的「陽剛之氣」。他的名言是：「把那個人殺了，問題也就不存在了」。相比之下，毛澤東則富於某種傳統陰毒氣息，可謂「陰之大柔」。他用來收拾劉少奇、賀龍、彭德懷等親密戰友的陰柔高招，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呂后收拾戚夫人、太監魏忠賢收拾「清流」楊漣、左光斗的手段來。

獨裁者的個人品味自然要反映在他們的施政上。從全國範圍來看，除了陝北老區肉體消滅了地富之外，其他地區只處決了所謂「惡霸地主」。毛澤東沒有像斯大林那樣對農村地富進行整個階級的肉體消滅，而是把這些人留下來，為貧下中農充當了整整３０年拳擊沙袋。就連處決所謂「惡霸地主」，他也捨不得浪費寶貴的革命子彈，多半是讓農民的拳腳棍棒完成那光榮的革命任務。

毛澤東這種獨出心裁的發明創造，從維護其統治而言當然是高明的。在這點上，我與樊教授和黨朋們並無爭議。

我只想重複過去說過的話：對所謂「階級敵人」持續３０年的迫害，是幾千年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也是全體中國人民永遠洗不去的恥辱。這種喪心病狂的罪行，就連對猶太人實行種族滅絕的納粹都沒幹過。人家迫害的還是異族不是本族，使用的還是「最後解決」那種痛快手段，不是沒完沒了的羞辱、批鬥、毒打以及各種各樣花樣百出匪夷所思的迫害、糟踐與蹂躪，更沒把這種野蠻犯罪奉為神聖國教，變成全民聖潔的生活方式，檢驗革命接班人忠誠度的試金石，教育後代的聖經，文藝創作的唯一靈感來源！

如果中國總有光明的一日，那麼我堅信，後世子孫必然會把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推倒，改建一個「『階級敵人』死難紀念碑」，用以表示全民對那滔天大罪的無窮懺悔。

這當然是個人的價值判斷，與毛澤東治國才能的客觀討論無關，並不想強加給樊教授和黨朋們。可以和諸位心平氣和討論的是，對國民經濟而言，土改是否有必要。

從單純的經濟效益角度（也就是前任經濟沙皇朱鎔基「抓大放小」的視角）來看，土改當然無助於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優化。黃克誠同志就在給中央的電報中指出，東北土改后，原來由少數人管理的大農業變成了個體農業，產量急劇下降。所以，如果那陣子是朱總理當家，大概要瘋狂反對土改。這或許也就是《人民被日報海外版》幾年前肉麻吹捧那些佔有土地遠遠超過當年地主的「種田大戶」的原因吧。

但從遠期的經濟可持續發展性來看，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遲早要造成社會動亂，妨礙經濟發展，甚至摧毀經濟，因此土改確有必要進行。實際上，台灣經驗之一就是先總統蔣公在學者襄助下進行的人道土改：由政府掏錢出來買下地主的土地，再把土地分給無地農民。這既大幅度改善了民生，緩解了社會矛盾，又讓發了財的土地主們跑到城市去經營工商業，促成了社會的和平轉型，為最終實現健康的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

但漫說是由政府賠償地主損失的人道土改，就連北韓那種無償剝奪地主地產、但一般不對地主施暴的「和平土改」，都為毛所不容。他曾在中央會議上多次譴責北韓這種作法，說什麼「和平土改，後患無窮」。在他看來，沒有充分煽起「階級仇」的政治運動就不配叫運動，乃是所謂「夾生飯」，必定後患無窮。

為什麼後患無窮？毛一如既往地沒有論證，需要蘆某在幾十年後代他完成這個工作。

在毛，土改根本不是什麼經濟改革，而是一場為鞏固統治所必需的政治運動。它的目的根本不是把土地分給農民──毛早在上台前就決定將來要效法蘇聯，把土地收歸國有了──而是以此作引誘貧苦農民犯罪的贓物，使得貧苦農民為了得到終生盼望的土地，乖乖聽任工作隊教唆煽動，大規模實施集體犯罪，在自己的手上染上地富的鮮血，從此把命運和黨連在一起。這就是《水滸傳》上早就傳授過的逼良為匪的「投名狀」策略。

金日成沒搞這手，只是把土地從地主手上拿過來分給農民。地主即使要怨恨，也只會恨到政府頭上去，農民和地主之間並沒有因此產生深仇大恨，對「變天」毫無恐懼：反正那是政府分給我的，又不是我搶來的。現在既然說不行，那我退回去不就完了？

誰都看得出來，這兩者的高明度當然有天壤之別。毛式暴力土改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平均地權」，而是以此把貧苦農民巧妙地變成地富的死仇，使得前者終生生活在被報復的恐懼之中，徹底斷了後路，只能挺共到底。

終其一生，毛都念念不忘這絕招，隨時隨地提醒貧下中農他們當初做過些什麼事，用「變天」的恐怖場景嚇唬他們，驅使他們出於恐懼，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過來人大概都記得《艷陽天》那爛小說爛電影上某地主巨細無遺留地記載「變天賬」的場景。就是這種虛構直接引出了高幹子弟紅衛兵1966年「破四舊」的大規模犯罪。

可惜直到今天，我黨也從來沒能拿出一本繳獲的「變天賬」實物來給大家看看，證明他們的欺騙宣傳確有根據，而除了蘆某這種異數外，８億人中似乎也沒幾個人會想到這問題。其實我早在1966年間的紅色恐怖高潮中便悟出了，中國人隨便讓政府怎麼蹂躪都沒意見，哪會處心積慮地去想變天報復！

這就是內戰中我黨何以能在「解放區」以史無前例的大手筆動用民力。張戎在其毛傳中也提到淮海戰役中的「車輪滾滾」，可惜她把那完全歸結於我黨在「解放區」實行的恐怖統治，卻忽略了普通農民的恐懼是雙重的，更怕的還是還鄉團殺回來。能如此巧妙地exploit人類恐懼心理，將其化為奪取和鞏固政權的強大動力，這當然可以說是天才之舉，我對此毫無異議。

但若從真正的治國角度（亦即我在前頭給出的定義「治國就是國家領袖為國家與人民謀福利而使用人民信託給他的權力」——我迄未見到樊教授和黨朋們反對這一定義）來看，則無論是土改還是集體化都後患無窮。雖然我黨後來解散了人民公社，再度恢復個體農業經濟，但農民只擁有土地使用權而無所有權。這結果就是將來一旦政權崩潰，則農民則立刻失去了使用土地的法理依據，必然要引起無數地產爭奪糾紛，使得農村失去獨立於全局動亂的自治基礎。動亂對於中國並非新鮮事，但在以往的亂世中總有倖免於亂的農村。未來的動亂則連這條恐怕都做不到。

這就是毛的土改留給後人的政治遺產。從頭到尾，它從來就不曾是一個經濟問題，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大概也如此。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