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萍：不要把文革責任推給體制

張愛萍戎裝照

父親回憶「文革」：「不管是追斗會還是批判會，光憑喊喊叫叫是不行的，要置一個人於死地，要他永世不能翻身，只有把他和境外的敵人聯繫在一起。因此專門製造罪狀的機構就產生了，這就是專案組，我叫它專暗組，因為他們專門在黑暗中干暗害別人的勾當。」

「文革」最黑暗的一頁已經翻過去了。隨著「文革」的被否定，「三種人」被追查，專案組的內幕也漸漸曝光了。我在下面把這些發生在高層的製造假案的過程儘可能詳盡地公示出來，可能比僅僅述說自己的苦難對今天會更有意義。

父親專案組的組長由總部一級領導人擔任，後由軍委辦事組成員兼任。相當於日後的軍委常委和軍委常務會議成員來兼任這一職務，級別是相當高的。專案組成員由總參、國防科委的領導人組成。下設專案辦公室，負責具體審問、調查工作。

專案辦主任、副主任都具有一定的革命資歷：都是1938年入伍，1939年入黨的三八式幹部。一個行政10級，原系總參二級部副部長；一個行政11級，原系總部系統保衛部門負責人。

按時間記錄下他們的辦案的方式和過程：

罪行之一，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

1967年4月，「張愛萍專案組」成立，首先展開了對張愛萍入團、入黨問題四個多月的調查，調查結果，認為和本人的敘述基本相符。

9月13日，專案組報告：「專案辦公室與南京軍區保衛部分頭派人外出進行了5次調查，從4月中旬開始到8月中旬止，歷時4個月，跑了5個省，到了上海、蘇州、無錫、南京、寧波、蕪湖、廣德、成都、重慶、達縣、大竹、南充、岳池等地，共走訪135個單位，面訪了90多人……據目前止，已掌握的旁證材料看，關於張愛萍的入團、入黨、由川去滬、兩次被捕、由滬去蘇北、從蘇北回滬等歷史問題的情況，基本上和本人交代相符。」

1967年9月28日，專案組印發《張愛萍專案情況彙報》（第一號）：

一、關於入團問題……據張愛萍的同鄉、同學和四川歷史資料提供的情況來看，張愛萍確於1925年—1927年在達縣期間曾參加了學生運動……在這些活動中，教師張鯉庭、戴治安是領頭的，學生中張愛萍、王榮澍、魏傳統、劉靈柱、曾繁福、鄧廷壁等最為積極，他們當時都參加了青年團組織。這些情況同張愛萍的交代基本是一致的。

二、關於入黨問題……據張愛萍的一些同鄉、同學和老黨員、老貧農的回憶，一般都聽說張愛萍於1928年在達縣地區教書期間入了黨，並在羅江口一帶組織僱農進行過秘密鬥爭，有一位老貧農李德茂（去年病死），曾給張愛萍當過秘密交通，並留下一個當時送信聯絡用的銅牌子（由其孫李純武保存下來的遺物）已交我們帶回。總之，所獲張愛萍在達中畢業後去上海之前這段歷史同張交代基本上是一致的……

對這個「與本人交代基本相符」的結論，是他們絕對不願意看到的。於是由當時的政治部領導出面，親筆寫了《張愛萍歷史上一點情況》的報告，對專案結論提出質疑，要求推翻並重新調查。「文革」結束后，這個政治部主任交代，他是秉承本單位領導人意圖寫的。

這樣就有了第二輪調查。由於在四川老家沒有找到張愛萍的歷史疑點，專案組決定調整方向，從張愛萍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期間尋找疑點，進而倒過來否定張前期的歷史。1967年10月，專案組人員前往上海。他們在上海地下黨歷史資料中沒有查到法南區西門支部的記載，專案組即認為有理由懷疑張愛萍所述的歷史是偽造的，進而斷定張在四川老家的革命活動也是假的，是混入黨的內奸分子。並隨即否定了幾個月前證明張愛萍確系黨員的結論。於12月1日上報了《建議將張愛萍隔離審查的報告》。林彪、毛澤東圈閱。

但是，怎樣才能推翻由他們自己花費了4個月時間取證來的事實呢？

專案組重赴四川。有電話記錄表明，專案辦主任多次通話部署：要「抓住牟仲宇這個重要線索」。

牟仲宇是誰？達縣地下黨當時的三位領導人：張鯉庭、戴治安和牟仲宇。張、戴是張愛萍的入黨介紹人，相繼在革命戰爭中犧牲了。牟於1933年2月被捕后脫黨。在前兩次走訪時，牟都向專案組提供了張愛萍1928年已是黨員的證詞。

這位專案辦主任不愧是搞專案的行家。他深知，像牟仲宇這樣有過被捕脫黨經歷的人，腰板是軟的，逼他寫個假證詞是不會太難的。

1967年12月27日牟再次被傳喚。在此前，專案組在達縣到處張貼打倒張愛萍的標語，並把批鬥的照片和有毛澤東、林彪圈閱的隔離反省的批件給牟和他的家人看。這時的牟，已被收監。於是，在現存的檔案中，我們看到了牟寫下的《更正過去證言的證明》：「自己過去把黨團混淆了，1928年，達縣只有團組織，沒有黨組織，張愛萍不可能在那時入黨。」

真是下筆有千斤啊！我在這裡要說的是，我不記恨這個曾經入黨又脫黨的老人，螻蟻尚且貪生，區區一條生命，在強大的國家機器面前只能是被碾得粉碎。

有了這個證言，於是立即發生了1967年12月26日對父親的逮捕關押和28日的第一次審訊。專案辦副主任親自審訊，他問：「如果有人證明介紹你入黨的人不是黨員，怎麼辦？」以牟的證言，逼父親承認是混入黨內的。工作日誌記載，前後用了7個小時。1968年1月4日，此人又主持了對父親的第三次審訊，用了9個半小時。他說：「看誰熬得過誰？反正我們人多，三班倒，我不把你打成反革命我就不姓自己的姓！」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父親在數次審訊后的「招供」：「如果介紹我入黨的張鯉庭和戴治安都不是黨員，我也不算是黨員。」

於是我們就看到了那張紙上三個鮮紅的手印。那是印在他簽名上的手印，帶血的手印！

1968年1月6日，專案組正式上報了《關於張愛萍假黨員問題的定案報告》：「張愛萍從來沒有參加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混入黨內的假黨員。」

次日，就是前面提到過的這位總部領導人，會同吳法憲把這份報告批呈上送。他親筆寫道：「林副主席，並中央：在鐵的事實面前，張愛萍自己供認他1926年入團和1928年入黨是編造的。他不是團員，也不是黨員，是在1930年來到閩西時混入黨內的。即呈主席、總理、伯達、康生、江青、富治、葉群、東興同志閱示。（他和吳兩個人簽名）一月七日」

在「文革」後退回的專案卷宗里，我看到了當時魏傳統、王維舟、胡耀邦為確認張愛萍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提供的證詞。但他們居然敢壓下來！

年代久遠，翻閱這些發黃的卷宗，那鮮紅的手印仍在刺痛著我的眼睛。在給父親錄音時，我甚至都想跳過這段回憶，因為我看到的，滿是帶血的傷口。

罪行之二，日本特務。

還是說那個專案辦主任。

他在翻閱張愛萍的自傳中，看見了這樣一段經歷：在紅14軍攻打黃橋戰鬥中，張被打斷了左臂，后被秘密送往上海福民醫院治療槍傷，傷愈后，被派往閩西蘇區。這段錯綜複雜的歷史，肯定可以找到嫌隙。於是他指派副主任帶隊赴上海調查。

父親回憶，由於傷勢太重，紅14軍黨的組織將他和另一名傷員副營長曹玉彬送往上海治療。因為是槍傷，只好藏在運豬船的船艙底下，上面是豬糞屎尿，密不透風，加上天氣炎熱，人都暈死過去。一直等到夜裡，但事先接應的人沒有來，無奈中想起了同鄉彭豐根大夫。彭是他1929年從達縣老家來上海時經人介紹認識的，在饑寒交迫中曾得到過他的周濟。彭便安排他們住進了福民醫院。住院要有保人，在上海他舉目無親，父親說：「巡捕盤查病房時，脫口說出了彭的名字，很懊悔，自己一旦被查出來，不就連累了朋友？但彭很熱心地來看望自己，並告訴說，已經為我取了保，說是同鄉，來上海求學，路上遇到土匪搶劫被打傷了。因為那時確實土匪猖獗，搶劫傷人的事時有發生。彭還把在日本留學時的同窗好友，福民醫院的院長頓宮寬介紹給我。」

「我一生都感激這位彭大夫，沒有他在危難時的相助，我是很難度過那樣的白色恐怖的。五六十年代，徵集回憶錄，我專門寫了這段故事，登載在青年報上。沒有這樣許許多多人的幫助，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們共產黨不應該忘記他們。」

共產黨忘記他們了嗎？

專案組來到上海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得到這樣一個消息，說1933年，彭豐根曾與另外兩個中國人一起向駐南京日本武官佐藤幸造出賣過情報。再就是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本海軍情報部曾設在福民醫院內，並在醫院設有無線電台。

據此，專案組推定，彭豐根和頓宮寬是日本特務，福民醫院是日本特務機關。而張愛萍能夠在福民醫院治傷，必是加入了日本特務組織。和前面的假黨員聯繫，編織出一個離奇的故事：「張在大革命失敗后，在四川混入黨內，然後假借黨組織的名義，蒙蔽了上海地下黨，打入了紅14軍，完成破壞活動后，拿槍自殘，打斷左臂，藉此潛回上海，在日本人的醫院養好傷后，又被派往中央蘇區……其反革命的勾當，一直延續至今。」

在審問父親時，這個專案辦副主任說，你就是王連舉！王連舉是誰？革命樣板戲《紅燈記》中的叛徒王連舉為取得敵信任，曾舉槍自殘，被識破后投敵。

父親在關押期間藏在衣袖裡夾帶回的條子中，有一張就寫道：「他們非要我承認是王連舉。王連舉是誰？莫名其妙！」

就這樣審幹嗎？

但專案組的各級領導人們，還是認可了這個連普通人都嗤之以鼻的推斷。

現存的1968年1月4日、6日的電話記錄上，記載了當時擔任張愛萍專案組組長的那個總部領導人的話：「對張愛萍的問題應該明確是個特務問題」；「追特務問題要從張見彭入手，怎麼樣與彭認識，治癒后又怎樣出院的。」對「張愛萍的審訊要一下能突進去」，使他「跑不了」，要「連續作戰，不讓他喘息」。

1968年1月8日至1月22日，連續進行了15次突擊審訊。專案組採用拖長審訊時間、罰站、連續突審等辦法。父親回憶，這個專案辦的副主任說：「你知道保衛部長是幹什麼的嗎？我這個保衛部長就是專抓特務的！」

但審訊未果。

1968年2月，他們轉向從彭豐根突破。在此之前，專案組在上海公安局預審處幹部閔、胡以及南京軍區保衛部幹部李的協同下，已用一個多月的時間對彭豐根進行了20次審訊，逼迫彭豐根供認「張愛萍加入了日本特務組織」，但彭豐根始終否認，而且申明自己「掩護了張愛萍，是為共產黨做了一件好事」。

又是這個副主任，他到上海后，改變了策略，抓了彭的女兒彭子都、兒子彭播谷。他先給姐弟倆看了張愛萍被批鬥時的特大照片，說：「張愛萍是大地主出身，是沒有入黨的假黨員，而且是日本特務。」「張愛萍參加日本特務組織還是你們的父親彭豐根介紹的，張愛萍都已經承認了。」接著，又給他們看所謂「張愛萍的認罪書」中的一兩句話。然後說：「只要你們父親承認這一點，我們可以馬上放他回家。」

彭子都姐弟二人探監后，他們立即提審彭豐根。審問之前，同樣先給彭豐根看張愛萍被批鬥的照片和所謂認罪書中的一兩句話，並說「張愛萍已經交代了問題」。但彭豐根仍堅持說他「不知道張愛萍加入日本特務組織的事」；「我是營救過張愛萍的，其他情況我不清楚。」還說：「前次首長找我談話后，我想來想去，沒有的事，不能去害人家啊！」隨即遭到專案組呵斥：「頭腦太頑固」、「不要自討苦吃！」「擺在你面前的兩條路很清楚」等等。在威逼下，最後，彭只好按照這個專案辦副主任的授意寫了供詞：

「把張愛萍介紹到了日本特務機關——福民醫院，見了特務頭子頓宮寬。頓宮寬親自給張愛萍做了手術。在住院期間，頓宮寬又布置了日本警察、便衣搜查、逮捕，對張愛萍進行口供、簽名，警察又找我詢問張愛萍等威脅利誘的手段，把張愛萍圈入了特務機關。（手印）」

專案組如獲至寶，這位兼任專案組組長的總部領導人也欣喜若狂，當即表示可以定案。1968年3月5日他們向總參黨委和中央專案第二辦公室寫出報告：「張愛萍的日本特務分子問題基本可以定案。」

但是，他們高興得太早了。這個結論疑點重重：

一、在所有檔案材料中，無法找到彭、頓加入特務組織的確鑿證據，也無法證明福民醫院就是日本的特務機關。退一步講，即使上述一切屬實，也是1933年及1937年發生的事，而張愛萍是1930年在此療傷的。何以在其本人都未加入特務組織前，就能吸收其他的人加入這個組織呢？

二、彭豐根的供詞上，只是說頓宮寬是特務，頓把張愛萍拉入特務組織，但他拒不承認自己是特務，他也從未參加過特務活動。這就怪了，一個不是特務也沒有參加過特務活動的人，根據什麼能指證特務組織內部的活動呢？大前提不存在嘛！

彭豐根，你這個老狐狸，敢耍我們！

於是下一個陰謀出現了。

專案組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將所謂彭豐根1933年出賣情報的事提前到1930年。他們對負責此項工作的人說：「從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高度上看，這樣做也是有過先例的。」上海市公安局，畢竟要老到得多，他們可不像這些不可一世的軍人們那樣得志便猖狂，何況又沒有什麼利害關係，去給你冒這個險？將來哪一天翻過來，居然搞一個中央委員、開國上將的假證據，掉腦袋都是輕的。但這些人也得罪不起，他們是拿著總部首長給張春橋的信來辦案的（據專案組人員後來交代，說張春橋曾有過指示，但我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於是便含混地表示，我們再把彭的案子搞紮實些，以取證為由，實際是給拖下來了。

命不該絕。19天後，總部那個負責人突然被逮捕。據說，去現場逮捕他的就是和他一起簽名上報對我父親關押審查的吳法憲和那個專案組組長。真是螳螂捕蟬，不知黃雀在後。亂套了，重新洗牌，又是一輪大換班，原先的專案辦公室的兩個正、副主任於兩個月後被逐出專案組。

新接任者，又去了上海，鑒於彭豐根和頓宮寬是1933年和1937年才涉嫌的，在後來的專案報告中就沒有再看到有關日本特務的提法了。

「文革」結束后，查證彭豐根是上海地下黨外圍組織「互濟會」成員，他的大兒子是革命烈士。在獄中，彭多次翻案，拒不承認自己寫過誣告材料，最終死在獄中。那張有手印的紙究竟是哪來的，人一死，就成了無頭案。後來彭平反，已經復職的父親，在補辦的彭豐根的追悼會上，寫下了杜甫的兩句詩：「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

罪行之三，通敵。

牽連此案的，有總政治部主任譚政、副主任傅鍾、甘泗淇、肖華；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書記處書記彭真；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國防部長彭德懷、總參謀長黃克誠；以及公安部長羅瑞卿；中辦主任楊尚昆。

這是件什麼了不起的驚天大案呢？

華東海軍原有個反諜報小組，我們權且稱它反間組，其主要成員是上海市委書記潘漢年和公安局長揚帆介紹過海軍來的，也是經我父親同意並報華東局批准的。「高饒事件」發生后，1955年4月潘、揚被逮捕，對「特勤」人員的利用問題就成了其罪行之一。這本是個工作問題，但由於直接領導人錯誤性質的敵我矛盾化，下面搞具體工作的同志，就被以反革命通敵罪關押收審了。這件事報到彭老總那裡，他說，真是胡說八道！他詢問我父親時，父親極為震怒，拍著彭老總的辦公桌說，老子要通敵，還要等到革命勝利嗎？後來經總政審查，由彭德懷、鄧小平、彭真、張鼎丞共同簽署了不再追查的結論性文件備案。兩年後，小組成員無罪開釋。「文革」中，這些領導同志陸續成為反黨的階級異己分子，此事重新被挖掘出來，沒完沒了的又追查個夠。滑稽的是，最初辦此案的羅瑞卿竟也被牽扯進來，他不再是審判者了，反成了包庇通敵的罪魁禍首和後台。下面的同志就更慘了，再次鋃鐺入獄，一關就是幾年。

專案組為什麼會對這件事興趣如此之大？我沒有證據，不好說，只能是揣測。歷史從來是為現實政治服務的，當初搞，是為了整饒漱石，後來又掛上了潘、揚。「文革」重翻，為的是牽連出一大幫當時參與定案的高層人物，有些像61個叛徒集團那樣，一網打盡反對派。這件事說難也難，這麼些人都打成通敵或包庇通敵？而且是上過書記處和軍委例會的。要說容易也容易，畢竟這些人不是死了就是倒了。這件驚天大案實在是太有誘惑力了，如果能把它翻過來，搞成它，不僅是對張愛萍了，也可以將眾多的大人物置於死地，那對無產階級司令部該是多大的一份獻禮啊！

怎麼入手呢？

早在我父親還沒有被關押前，1967年4月26日，總參『文革』領導小組組長曾秘密指使：「還要查他在華東海軍任司令時把我軍機密泄露給敵人的罪行。」但當具體辦事人員翻開早已由中央做出的決議后，他們卻步了。

於是，他們想到了江青。這個女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不得了，號稱旗手，她叫誰完蛋，還不是一句話。陶鑄、譚震林……都是例子。利用她！如果旗手能有個批示什麼的，不怕撬不開這個硬殼。

1967年6月7日這一天，在中央二辦的四人聯名給江青寫了封信：

江青同志並小組同志：反間組是張愛萍一手搞起來的……該組在張的直接控制下給了敵人大量情報……張對審查該組極為不滿……

同時提出，過去沒有併案審查，沒有追究責任，究竟是誰包庇了他？

報告中一一列舉了上面提到的所謂包庇人的名字。

這封信又是通過總部那個負責人轉呈的，他寫道：「即呈報江青並複製葉群同志。（簽名）」

從保存的原始件上看，江青在這封信上，用粗黑鉛筆圈閱，並在一些名字下畫了粗線，有鄧小平、彭真、黃克誠、張鼎丞、彭德懷、羅瑞卿、楊尚昆。在鄧小平下面和旁邊都畫了雙曲線。什麼意思，只有她自己知道了。原件上還有謝富治的簽字，但都沒有批示。

兩個月後，原先4人中領頭的那個人，又以同樣的內容再次上呈，現在已查不出送達的範圍了，但檔案第5卷宗上，有汪東興閱后的簽名，估計是汪退回的。看來又像是沒有結果。

一個月後，總部那個負責人再次催促進展。由於一直沒有突破，專案組建議：「未查清張愛萍在華東通敵問題，建議逮捕原反間組成員……」

1968年3月2日，他們在上送的批捕報告上寫道：反間組是「蔣匪海軍司令桂永清親自任命潛伏上海的特務」，「為潘漢年、揚帆收羅起來」，「張愛萍從潘揚那裡接受到海軍」，「給台灣蔣匪送情報」等等。

經軍委辦事組報中央批准，又將原反間組成員抓捕歸案。

直到「文革」結束兩年後，他們的夫人找到我家，父親不在，我接待的。我才知道，這些隱蔽戰線的同志們，不是被敵人，而是由於自己內部的原因，前後兩次經歷了鐵窗生涯。釋放后，專案組仍然通知他們所在單位：「先行批鬥，然後按黨的政策處理」、「起碼不能恢復原職務」。家屬和親人們一直受到株連。

是誰，在為共和國犧牲！他們應該做出這樣的犧牲嗎？今天的人們，不應該讓悲劇重演了。

就在逮捕反間組人員的同時，專案組長下達了「可以先審張愛萍」的指示。於是，1968年3月11日、12日，和6月27日開始了第26次、27次和第28次審訊。

3月11日的那次審訊，從下午2點一直審到次日凌晨4點，長達14個小時。

中央二辦給江青寫信的那個人，一直在密切關注案情的進展，3月15日，來專案組督戰，提示要把張愛萍的日特問題和通敵聯繫在一起考慮。他說：「張愛萍對通敵性質還沒承認。他就是日本特務，應該說他一開始就是為了給敵人送情報。他是披著共產黨外衣進行特務活動的。」

負責專案組的總參領導馬上表態：「可以按某某（即中央二辦的那個人）同志意見辦，現在主要是深究深挖張愛萍日特和通敵的具體罪行。」

1968年9月1日，中央二辦又將材料並附通敵罪證，送往新組建的軍委辦事組，李作鵬、黃永勝、吳法憲圈閱后報江青。

我不厭其煩地引證大量材料，只是希望讀者能思考一下，這是為什麼？

我相信，父親所受的苦難，並不是最駭人聽聞的。肯定有人比父親遭受的折磨更加殘酷，肯定有比審訊父親的這個專案組更加罪惡的審案組織。

這種做法，在黨的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依據，但它確實是真真切切地存在著。1974年，我在福建見到和父親一起養病的羅瑞卿，經過「文革」非人的折磨，他昔日的光彩已蕩然無存。我就這個問題請教了這位前公安部長，這種毫無人性的審查的潛規則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但我沒有得到明確的答案。這大概已經不能簡單的歸咎於哪個個人了。

但父親似乎不完全認同這樣的解釋。我們和他談到這種現象應該歸於體制的弊端時，他說：「什麼體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問題！不要一出了問題就全往體制上推，把自己開脫得乾乾淨淨！」曾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周衣冰是華東的戰將，他敬仰也熟悉我父親。90年代初，我們在一次閑聊時他說：「老爺子（指我父親）說的話，很多是警句。我在軍委常務會議上就聽他說過『用好人，辦好事；用壞人，就只能辦壞事！』現在想來，我看他是有所指的。發人深省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領導專案組的都是些什麼人呢？

設立專案組審查幹部，姑且不論這種方式在法制社會中是否合理，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文革」中相當的一批專案組，他們不僅不尊重事實，而且還要捏造事實；千方百計的逼迫、誘導證人做出偽證；甚至毫無顧忌地要求像公安局這樣的司法專政機關篡改檔案，編造歷史；即使事實已經證明了被審查的幹部沒有問題，純屬是冤假錯案，也要誤導所在單位，繼續折磨他們。這究竟應該如何解釋？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們不是我們看到的地痞流氓、土匪無賴，而是黨的高級幹部！是中央委員！是老紅軍！是三八式！是貧苦的無產階級！他們曾受黨的多年教育，經受了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洗禮；他們都曾在中央軍委、總參謀部、總參謀部二級部這樣地位顯赫的部門工作過；他們中有的人甚至佩戴過黨和人民授予他們的上將軍銜！他們真的是認為黨內混入了許多敵人，還是為了迎合某種政治勢力的需要，或是為了個人向上爬的野心，才密謀策劃、相互配合，做出如此殘忍和下作之事。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人，懷有怎樣的企圖，我想知道。

20世紀80年代中期，原專案辦副主任身患絕症，他託人捎話給我，他一生參加革命，只做過這麼一件壞事，他對不起老首長，現在行將不久於人世，希望首長能原諒過去，他就能瞑目了。人之將亡，其言也善，鳥之將死，其鳴也悲！轉眼15年過去了，生死輪迴，我心中充滿了悲涼。我鄭重地對傳話的朋友說，我一定轉告父親。那天父親在批閱文件，我在他身邊靜靜地坐下，看著他專致的神態，往事不堪回首啊！父親抬起頭來，似乎有些驚訝，有事嗎？我講述了這個臨亡的人哀婉的請求。

沉默，父親一直凝視著前方空空的牆壁，就這樣沉默了很久、很久。

最後，父親轉過頭來，他說：「不行！這是不能原諒的！」

他的態度出乎我的意料，讓我震驚，不！是震撼。他補充道：「我絕對不會對這種人說一句原諒的話！這不是我和他個人的問題。不行！絕對不行！」

原諒，一個多麼高尚偉大的詞，但它絕不是廉價的！人生，有可原諒的，也有永遠不可原諒的！他不希求頭上籠一層聖潔的光環。《史記·絳侯世家》記載，為漢高祖誅呂安劉的重臣周勃，身陷囹圄時說：「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古代有一種叫狴犴的怪獸，它有一種嗜血的天性，只要聞到人血就會興奮起來。李唐王朝的酷吏周興、來俊臣，把這怪獸的頭像作為圖騰，刻在監獄的大門上。它張開猙獰的大嘴盯著受刑人血肉斑斑的軀體，它喜歡見到血！

世界上確有這樣的人。他們的本性就像狴犴一樣嗜血，他們像武則天手下的酷吏，當那些被他們折磨的人，出於求生的本能，不得不在他們擬好的假證明上按下鮮紅的手印時，他們會產生一種愉悅，一種滿足，他們一定會為他們的成功彈冠相慶的。

他們製造冤假錯案，就是出於他們嗜血的本性，不管他們擁有多高的官階，他們永遠是一群人渣！

又過了10年，在紀念劉少奇的座談會上，父親又針對「文革」的話題，舊事重提，語言犀利，憤慨而激昂。果然，在場的有人坐不住了。在一旁看在眼裡的方毅說：「愛萍同志講得好，就是要這樣講！大聲地講，公開地講！」

父親繼續說：「有些人，在『文革』中壞事做絕，又毫無悔改之意，到現在還在寫文章為自己塗脂抹粉，到處招搖撞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