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Youlicaca 在 驢鳴鎮 發貼, 來自 http://www.***
http://baike.baidu.com/view/313839.htm
(題目有改動 -xili）
陝甘回民起義
百科名片
清末西北地區
清末西北地區
陝甘回民起義，又稱同治陝甘回變、同治回亂、陝甘回變、陝甘回亂、回回亂等。是發生在中國19世紀清朝同治年間的一場戰爭和動亂。清朝統治者為鞏固其封建統治，一方面籠絡回漢地主階級和其他民族的上層分子，竭力挑撥回漢民族間的關係，極力破壞回漢人民的團結。另以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由於採取「護漢抑回」、「以漢制回」的政策，回族人民地位低下，備受歧視和侮辱。[1]回民趁清軍南下鎮壓太平軍西北空虛的機會，發動暴亂。這是一個由回族和其他穆斯林民族在1862年和1877年之間發起的一場與漢族之間的仇殺，維持了十年多，波及陝西、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等地區，最後被左宗棠和多隆阿部隊和以漢人湘軍為主的清朝軍隊鎮壓。戰亂對西北地區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人口損失高達2000萬。動亂平定后，一部分回民逃入中亞，形成了現在的東干族。
名稱： 陝甘回民起義（同治陝甘回變、陝甘回亂、回回亂）
地點： 甘肅、陝西、寧夏、新疆等中國西北地區
時間： 1862年－1873年
參戰方： 清軍、陝甘回民
結果： 清政府勝，西北平定
傷亡情況： 死亡2000多萬人，包括士兵與平民
主要指揮官： 左宗棠、多隆阿、白彥虎
目錄
簡要說明
歷史背景
叛亂過程
漢回仇殺
回民暴行
起義性質
回民安置
展開
簡要說明
歷史背景
叛亂過程
漢回仇殺
回民暴行
起義性質
回民安置
展開
編輯本段簡要說明
繼雲南回民起義之後，在太平天國革命和捻軍起義的影響下，1862年（同治元年）在中國西北的陝甘等地爆發了以回族為主的各族人民武裝起義。這次起義的烽火遍及陝西、甘肅的大部地區，時間長達十二年之久，成為以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為標誌的全國轟轟烈烈的反清革命洪流的一個組成部分。[1]
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以後，長江中下游各省大部為太平軍所控制。清王朝為籌集浩繁的軍費，鎮壓太平天國及其影響下的各族人民起義，加緊了對包括西北地區在內的尚未遭受戰爭破壞的所謂「完善之區」的搜括。陝西除每月向京師解餉銀數萬兩外，還要協濟用兵各省的大量軍餉。這些負擔全部落到了陝西各族人民的頭上。隨著協餉的加重，正稅不夠供給，苛捐雜稅相繼繁興。貪官污吏乘機敲榨勒索，草菅人命。在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下，人民群眾無以為生，被迫「聚眾抗官」。 1861年，靠近省城西安的臨潼就發生過楊生華「聚眾抗糧」的鬥爭。[1]
編輯本段歷史背景
社會因素
陝甘地區在歷史上是華夏文明發祥地之一，也是漢族的傳統聚集區，但由於氣候變遷（主要是乾旱），陝甘地區的自然生存環境已日趨不佳。到明清時期，乾旱、水土流失以及黃河改道等自然災害頻發，而與此同時陝甘地區的人口卻在持續增加。為爭奪有限的自然資源，鄉村之間的械鬥不斷發生，往往形成世仇。通常這類械鬥主要以宗族或宗氏劃分陣營，但在陝甘地區逐漸發展為以民族和宗教劃分陣營，這為陝甘回亂增添了伏筆。[2]
伊斯蘭教在傳入中國后，為求得社會認可和進一步發展，曾主動尋求本土化，例如寺廟建築風格等方面，在明朝甚至出現了以儒家學說解釋其經文的現象，但隨著明朝滅亡，清朝建立，這一發展歷程被中斷。隨後，一些神職人員轉而從中東地區引入了一些較為激進和保守教義，在18世紀，甘肅籍的穆斯林神職人員通過研究伊斯蘭教重要分枝——蘇菲派（該分枝源自麥加和葉門），在中國西北回民中創立了虎夫耶和哲合忍耶派，稱為「新教」。新教派在其宗教內部引發內鬥，1781年和1783年的「新教」與「老教」爆發武裝衝突，但被清政府及時平息。到同治年間，較激進的教義已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甚至一些神職人員提出「聖戰」，雖然新老教派仍分歧不斷，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間矛盾已逐步上升為主要矛盾。
統治壓迫
清朝同治年間，清朝政府對西北人民施行沉重的田賦附加的剝削。清代的田賦附加，起於康熙六十一年，當時每正賦銀一兩之上加征「耗羨」二錢，以為政府辦公費和官吏津貼之用。乾隆年間，加征「平余」，巧立名目，攤派重疊。到了嘉慶道光年間，正賦一兩之上，「正耗」、「平余」加至一兩五六錢之多，換言之，實收的田賦增加到了正規田賦的160% 陝西田畝，除了民田之外，還有元明時期留下來的「屯衛田」、「更名田」，都是官產，農民種官田者，必須繳納「本色」、「樣糧」、「土糧」、「餘糧」等，倉吏收租時，巧立名目，把十多個項目攤入租賦之中。在同治年間以前，以永豐、敬錄兩倉道來說，每年政府收入的征糧不過十八萬石，而官吏對納糧百姓的剝削量就有二十幾萬之多。貧苦農民，無論回漢，已經無法生存，還有忍受附加之外的差徭。[3]
西北地區，清代一直戰事不斷，自從統治者發動新疆、西藏、金川、鎮壓白蓮教等戰役以來，兵差特別繁重，例如乾隆二十年，為供應索倫錫伯軍隊過境，陝甘八個州府供應的軍需物資，派遣了一萬一千九百頭馬騾。 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對外割地賠款，對內需要準備大量軍費鎮壓各地農民起義，因而對農民的苛捐雜稅更為加重。陝西地區，在回民起義之前就爆發過兩次農民運動。第一次是咸豐六年（1856年），渭南縣渭河以北的農民，反抗鹽課攤派而「交卸農具」，它是類似工人罷工的消極反抗辦法，後來很快就被官府瓦解[3]；第二次是在咸豐十一年（1861年），臨潼縣李橋人楊生華號召村民起義，渭河以北幾個大鎮都參加了，與官兵相持數月後失敗，楊生華全家被殺。[4]
1762年，清政府頒布帶有民族歧視色彩的法令，當時回民犯了盜竊和搶劫罪必須充軍到雲南和貴州，有時還處於終身戴枷，漢民犯同類案件時只判笞刑。在回疆地方清政府分建回漢二城，二城之間的交通受嚴格限制，規定回漢間不得通婚。[5]此外，在公文書中常常「民回」連稱，把回從民中分開，又常用回賊，回匪的名稱，並在回字上加反犬旁。這樣不僅在回民的心理上造成了傷害，而且也無意中使本有的民族矛盾更具複雜化，當然這樣又加劇了清政府同以清真寺為中心的社會的矛盾。」穆斯林經過幾百年的力量繼續，認為成立伊斯蘭國家的時機已到，遂發動叛亂，所謂「國有難，回必亂。」
同治元年，渭南的回民武裝與太平天國扶王陳得才結為聯盟；同治五年，張宗禹、張禹爵率領捻軍進入陝西；雲南杜文秀領導的回民運動以及隴東董福祥領導的農民運動，都與陝甘地區有著密切聯繫。
當時的陝西巡撫面對防務空虛，提出的政策是安撫回民，派朝庭大臣陝西團練頭目張芾前去安撫，想不到回民起義的發起人任武殺了張芾。為了鼓動回民，任武再殺了自己的老母、妻子和孩子全家，以表示自己已沒有任何顧及，血戰到底。[6]
為了給回民起義找到正當的理由，一些歷史研究者不斷提說，當時有一個「秦不留回」的傳帖，因而回民才要起義。對此，有案可查的是，當時陝西巡撫的初衷是要安撫回民，並不是「秦不留回」。一個事實是，清朝政府對當時住在城裡的回民未殺一人，西安西大街回民坊還住著大量的回民。當時清朝政府把城門緊閉，以防城外回民進城殺人，也阻城內回民出城殺人。[6]
對於「秦不留回」的傳貼，當時也許有，但清朝政府沒有這樣的政策，有可能是有人有意挑撥回漢民族關係。更有可能是，這是一個編造的說法，以鼓動回民對漢人仇殺。[6]
滿清政府在對待民族關係上，回民列在漢民之前，所謂「滿、蒙、回、漢」，漢民是最受歧視的民族。在清朝期間，中國的人口大量增加，這說明清朝的經濟並不是民不聊生，而且發展很快。另外，回民多做小買賣、不抽大煙，在當時的關中農村，回民比漢民富裕。說回民起義是因受清政府壓迫或是漢民壓迫，是有意識找出來的理由。更不能以此為大屠殺辯解。[6]
文化衝突
信奉伊斯蘭教的回民在現實生活中有許多宗教禁忌。同治以前，在回、漢矛盾比較尖銳的關中地區，回民往往要求漢人尊重其風俗，而不尊重漢人風俗，因此往往導致嚴重的流血事件。
此種衝突也蔓延到了官府對回民的看法。官府開始對好勇鬥狠的回民採取壓制措施。光緒年間渭南縣長尹長齡，捉到一個刀客，頭上給套了個豬尿脬。刀客說，我不怕殺，只怕此法。尹說，此法不是我發明的，這是同治年間渭南縣某整治回回的辦法。據大荔縣李蔚若講，「回、漢雜居時，常有漢人回民相辱。有一漢人以豬肉觸到回民的衣衿，回民當面就把衣衿割去，遂至成訟，清朝官員對回民說：『拿豬肉觸你衣衿，你便割去衣衿，若拿豬肉碰你的頭，你也要割去你的頭嗎。」[3]
註：不經意的碰到都要去告漢人，回民欺辱漢人至斯。大大加劇了漢人對回民的憎恨。兩者在不斷地這種對峙當中，矛盾大大激化，這也是造成回民暴亂時屠戮漢民的原因。
除了這種因宗教禁忌引發的衝突外，也有因宗教原因產生的利益衝突。咸豐七年，渭河以南演戲攤款，回眾以宗教關係，拒不接受，遂起械鬥。后雖經官府禁止，但地方士起而反對，以為演戲自古皆然，豈能以「回匪」關係，便行禁止？[4]因記載過於簡單，這一事件的具體情況我們不清楚，但是，此類衝突顯然是發生在回、漢雜居的村落之中，鄉村中公權與教權發生矛盾是導致衝突發生的根本原因。[3]
階級矛盾
由回民地主階級和宗教上層人物領導的民族運叛亂。回族的地主階級，如代表地主階級的陝西大荔青池村的溫氏家族，代表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大荔禹家莊的禹氏家族和咸陽茶商木士元等，還有宗教領袖阿訇這一階層，都在回民起義中起到重要作用。回漢地主之間素有芥蒂，自唐代郭子儀率領回回征史思明后，沙苑地區被官府賞賜給回民做農牧區域，但是自明代開始，外省的漢族地主不斷向沙苑東西兩側發展，回漢地主之間由於競買土地經常發生糾紛，同時回漢商販之間、高利貸者之間為爭奪利益也經常發生衝突。沙苑本來物產豐富，商貿發達，但是被地主階級壟斷之後，地主生活逐漸富庶，農民生活逐漸窘迫，如沙苑東邊的趙渡鎮、西邊的孝義鎮、西北的八女井鎮，都是漢族地主官宦的發跡之所，如山東巡撫閻敬銘、河南湖北巡撫嚴樹森、富豪趙渭南，都是利用沙苑剝削回民致富。同治元年，清軍多隆阿到大荔，軍餉斷絕，從漢族地主李素福銀窖里一次就搶走一百萬兩白銀，可見沙苑附近是如何富庶。地主壓迫回民的另一種方式，就是每遇訴訟，必然賄賂官府、串通訟棍，污民為盜，嚴刑強迫回民認罪，甚至在華州、大荔縣的公文中，可以找到「殺一漢人，十回抵命；殺十回民，一漢抵命」的判詞；在渭南，有一位訟棍，為打官司的回民農夫和漢民地主同時寫了兩個狀詞，給回民寫的是「十冬臘月天，地凍如同磚，钁杴鏟不下，羊蹄怎能搬？」，但同時又給漢民地主寫的卻是「一凍一消，松得像馬勃，羊蹄一撥，連根帶稍。」因此回民是打不贏官司的；在藍田發現有「漢人從前衙進，從后衙出」的行賄；在渭南孝義鎮發現污民為賊的碑文。在清軍討伐回民義軍的過程中，各地漢民鄉紳踴躍出資，很大程度上是想侵吞回民地產，把物產豐富的沙苑地區徹底壟斷起來。[7]
註：回民亦是如此作為，回漢你來我往的爭鬥，不斷使矛盾趨向激化。
團練惡行
團練的肆意妄為、搶劫殺人，是激起回民反抗的重要原因。陝西的團練，是地主武裝，其頭目張芾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慘敗，被革職回鄉，此人以儒士自尊，歧視回民。同治元年，「聖山砍竹」事件后，團練無賴到秦家村放火搶劫殺人。茲引當時華陰縣紳士李啟訥所記華州、華陰兩縣回民叛亂，足以供我們參考：「四月十九日，捻匪至渭南赤水鎮，華州團練約集華陰鄉團合力堵賊。迨華陰鄉團齊集華州，詢及華州回漢砍竹躂架之事，因而團練中有無賴者，忽起搶劫回民之念，然難以為辭。遂聲言回民將作捻匪內應，必先除內患，然後再堵匪賊。二華團眾，即尋至華州之秦家村，秦家村者，系華州回民居住之一所也。團眾直至秦家村，聲言『回民造反，必先剿洗！』而秦家村回民自知無罪，苦口哀求，團眾堅執不允，登時將秦家村放火燒毀，任意搶劫。團眾此時，心滿意足，飽載而歸。恐回民之鳴於官而治其最也，又於各處飛遞傳單雲『陝西不留回民，天意滅回！必將回民殲除凈盡，回房燒毀不留！』各處見傳單后，助糧助兵。有不從者，仍以燒房殺戮為令。遂致回民居住不安，逃避無處，絕無生理，拚命相爭。」[8-9]
門宦之爭
李松茂先生說過「宗教和農民起義有密切關係。伊斯蘭教和回民起義有密切關係。」[伊斯蘭教和回民起義，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 門宦來源於漢族的「宦門」「門閥」一詞，是中國穆斯林的特有組織。它上有教主，道堂，下有清真寺，形成一個嚴密的組織。教主一呼百應，教徒唯命是從。門宦之間，各自獨立，相互排斥，矛盾和衝突經常發生。[7]明末清初，隨著甘肅回族聚居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和回族內部矛盾的激化，甘肅伊斯蘭教內部產生了三大教派（格底目，依黑瓦尼，西道堂）和四大著名門宦（虎夫耶門宦，哲赫忍耶門宦，嘎的林耶門宦和庫不忍耶門宦）。 清朝乾隆時代起首先在甘肅河州一帶回民中出現了政教合一的門宦組織，是維繫整個回民的一種宗教組織系統。門宦制度作為新的政治力量的興起，改變了原來的政治格局和民族關係，
左宗棠
左宗棠
派生出十分複雜的內外矛盾。清政府對門宦勢力採取了嚴厲打擊和極力壓制的政策，這不僅表現在清政府自乾隆以後竭力企圖取締回民的門宦組織，而且這一政策直接演化為清王朝對整個回回民族的歧視和排斥。這種專制統治在民族問題上的野蠻政策激起了西北回民的激烈反抗，這樣很自然將鬥爭的矛頭指向清政府，使回民有了一個共同的反抗目標。[7]隨著伊斯蘭教的發展和蘇非主義在西北回族社會中的進一步傳播，甘、寧、青地區的一些回族在遠赴麥加朝覲期間接受並學習了新的伊斯蘭教理論，回國后便積極傳播，並得到廣大穆斯林群眾的熱烈歡迎與支持，使得具有較高組織程度的各種門宦開始出現在回族社會中。隨著門宦的形成和門宦制度的發展與完善，回族社會內部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就是回族社會內部組織化程度的加強與提高。而這個變化過程所引發的社會整合使原有的社會關係發生了重大的改變。這種社會關係的改變在西北地區穆斯林民族的內部與外部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無論哪一種形式的改變，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於清王朝腐敗的統治都是一種比較嚴重的威脅和挑戰。同時，回族門宦制度的發展是以回族社會組織化的方式來完成的，而這個方式是從宗教領域發展起來並以宗教形式來進行的。在這個過程中，回族社會內部的競爭導致了回族內部教派與門宦之間的矛盾鬥爭日趨激烈，從爭奪教徒到爭奪清真寺及其他各個方面，最終導致一系列大規模的械鬥與仇殺事件。因此，清王朝對西北回族教派門宦矛盾鬥爭的利用、分化與打擊，使西北回族社會承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壓迫，導致了西北回族與清王朝之間嚴重的矛盾對立與慘烈的流血衝突。從清乾隆十三年開始，門宦之間的權力鬥爭共爆發了五次，清王朝在西北地區的各級官員並沒有真正地認識和了解回族社會的實際情況，因此對於教爭問題的嚴重性與危險性的估計不足，所以在處理教爭問題上採取了錯誤的方式，直接促成了回族、撒拉族人民的反清起義。教爭問題所暴露出來的本質問題是門宦勢力與官府統治的矛盾問題：一方面，門宦組織化程度的提高加強了回族社會內部的凝聚力與實力，增加了清王朝的統治難度；另一方面，教爭的矛盾與回族和清王朝統治的矛盾密切相關，教爭的升級終於導致回族、撒拉族與官府矛盾的尖銳對立並以起義的方式表現出來，這種模式幾乎成為清朝後期幾次回民起義的一般規律。1781年，哲赫忍耶創始人馬明心的弟子蘇四十三領導了反清起義，但其教派爭權的錯誤思想導致了起義迅速被清廷瓦解。1784年田五、張文慶等為首的石峰堡反清起義；1862年以馬化龍為首的寧靈反清滅漢暴亂。
編輯本段叛亂過程
西北回民大叛亂始於同治元年（1862），規模之大，遍及陝西、甘肅（包括寧夏、青海）以及新疆各地。[10]
1862年，回民任武曾參加咸豐七年至八年雲南回民起義后回陝西，藏匿於渭南倉渡鎮清真寺，秘密發動群眾，製造軍機旗幟，[1]同治元年（1862）三月發動武裝叛亂。同治元年四月十九日，「聖山砍竹」事件后，張芾故意將原本準備剿滅捻軍和太平軍的陝西團練引至回民所在的秦家村，放火搶劫殺人。同年五月，他受陝西巡撫瑛棨之命出面安撫回軍，五月初七晚上的談判中，回軍方面提出條件：立即解散各地團練，保障回民生命財產安全。張拒絕回軍的要求，勒令交出回軍首領任武。傳說當時回軍於張的轎內發現「秦不留回」的傳帖（事實上當時清廷疲於應付太平天國運動，全國軍隊多參與圍剿太平天國，國庫空虛，財政困窘，無力在中原腹地陝西再起戰事）。五月十三日，張芾被殺。
同治元年春，在太平軍扶王陳得才部聯合捻軍進入陝西的直接推動下，關中各地回民紛起響應，短時間內形成了十八大營，其首領是白彥虎等18人。叛亂軍曾包圍西安達3年之久，還曾包圍了潼關，一度威脅著陝晉豫的咽喉要地和山西濱河一帶的地區。在周至，則有與杜文秀及太平天國有聯繫的藍大順據守。陝西回民造反不久，即與甘肅西南部回民取得聯絡，於同年秋佔據泰州（治所在今天水市）秦安。翌年，平涼、固原、西寧、狄道、河州、寧夏，先後為義軍所佔據。當同治五年（1866）捻軍梁王張宗禹等部進入陝西時，原來已經退到甘肅的陝西回民造反軍又紛紛東下，與捻軍協同戰鬥，「捻回合勢」曾造成西北反清革命形勢的高潮。甘肅回民起義軍的迅猛發展，在甘肅形成了以金積堡、河州、西寧、肅州為中心的四個反清基地，起義領袖為馬化龍、馬占鰲、馬桂源、馬文祿。
清廷先是用了大力來對付陝西的回民叛亂。從甘肅、直隸調來大量軍隊，特派勝保作欽差大臣，負責全省軍務。勝保屢次打敗仗。1862年11月，又派多隆阿代替勝保。多隆阿在攻取周至時戰死，由穆圖善接替了他。自同治三年至五年（1864—1866）， 戰爭互有勝負，叛亂軍沒有退出陝西。甘肅方面雖然已陸續有清軍的援軍開去，但都不濟事。同治五年（1866）三月，蘭州清軍內部火併。而這時，陝甘饑民也揭竿而起。甘肅回民叛亂軍，在這種情況下就更強大起來。
1866年，左宗棠接任陝甘總督，左宗棠深知回民軍和捻軍聯合后更加難以對付，因此，他向清廷進陳方略說：「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論，中原為重，關隴為輕；以平賊論，剿捻宜急，剿回宜緩；以用兵次第論，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後客軍無後顧之憂，餉道免中梗之患。」又說：「進兵陝西，必先清關外之賊，進兵甘肅，必先清陝西之賊，駐兵蘭州，必先清各路之賊，然後餉道常通，師行無梗，得以一意進剿，可免牽掣之虞。」這個方略的核心是「先捻后回」、「先秦后隴」，關鍵則是「不令捻回合勢」。10月至11月間，西捻軍和回民軍取得了連克陝西安塞（今安塞南）、延川、綏德等城的勝利。左宗棠智窮力竭，不得不上奏「自請嚴議」。可是，由於民族和宗教信仰不同等原因，回民起義軍和西捻軍的聯合沒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一直處於「時離時合」的鬆散狀態，既沒有統一的組織形式和集中領導，也沒有共同作戰的長遠計劃。回民起義軍的領導權掌握在上層分子手裡，個別首領利用一部分群眾的狹隘思想，有意挑起回民軍與西捻軍之間的互相攻殺事件，嚴重地破壞了這兩支起義隊伍的聯合，致使左宗棠「不令捻回合勢」的方略得以逐步實現。同年12月中旬，西捻軍為救援東捻軍，由宜川東面的壺口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回民起義軍在陝西處於孤軍作戰的不利地位。雖然這時左宗棠率清軍主力入晉追擊西捻軍，陝西清軍大大減少，但由於回民軍股數眾多，互不統屬，未能對清軍實行有效的打擊。在清軍節節進逼下，起義軍轉取守勢，十分被動，以致鄜州、宜君、三水、綏德等地相繼失陷。
太平天國革命被鎮壓下去后，清統治者於同治六年（1867）抽調更多軍隊來對付回回起義軍，並任命左宗棠作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左宗棠受命后，於翌年六月將捻軍鎮壓下去，其後便制定了所謂三路平回之策。一是派劉松山由綏德取道花馬池，進攻金積堡，這是北路。二是派周開錫由秦州進攻鞏昌、河州、狄道，這是南路。左宗棠和劉典，親督大軍自乾州，沿陝甘大道入甘，這是中路。和這種進兵計劃相配合的，是招撫活動於陝北和甘肅合水、寧州和正寧等地的董福祥起義軍，並舉辦軍民屯田，以減縮動蕩的範圍，安定清軍後方。
1868年11月，左宗棠參加鎮壓西捻軍以後回到西安。陝西大局已定。
同治八年（1869）二月，左宗棠移軍乾州，誘逼陝境回回入甘，以集中兵力，專心來對付甘肅方面。同年八月，劉松山進兵靈州，進逼吳忠型，又分兵到峽口寧夏，對金積堡形成包圍的態勢。金積堡地區的起義領袖馬化龍團結了本地的回回，並吸收了從陝西入甘的白彥虎等部隊，在金積堡周圍布置了五百七八十座堡寨，時時出奇兵攻擊並截斷了清軍的糧運。劉松山頑強地向金積堡進攻，曾縮小了包圍圈，破壞了起義軍不少的堡寨。翌年正月，劉松山被白彥虎部下打傷致死。劉松山的侄兒劉錦棠繼帥其眾，採取嚴密包圍的辦法，長期圍困。金積堡人多糧少，日子一久，便無法解決食糧問題，至十一月，馬化龍恐日後堡破，人民死亡太重，決心以個人的生命來換取大眾的生命，便向清軍投降。馬化龍父子因此受到凌遲，但不少的回回生命卻得以保全，被安置到平涼。
同治十年（1871）七月，左宗棠率清軍主力直接進攻河州馬占鱉領導的回回義軍。馬占鰲占太子寺作據點，環營掘成長壕，聯絡數十里，憑山依水，護以長堡。並分兵斷清軍糧運，迫使清軍不得不宰騾馬為糧。又在除夕，乘清軍宴饗，連夜築起3座堡壘，阻斷了清軍的聯絡，使他們前後不能相顧。翌年正月，馬占鰲發動反攻，把清軍打得大敗。清提督傅先宗、徐文秀，總兵鄭守南、李其祥，副將盧才華、王福昌，參將吳明勝、陳東海都被打死了。起義軍大獲全勝，但馬占鰲卻乘著大勝的機會要求投降。這完全出乎左宗棠的意外。河州算是在戰後沒有經過屠殺和移民。西寧等地，至同治十二年（1873）才被完全鎮壓下來，領袖們有的投降，有的被殺，有的是被臠割而死的。
肅州馬文祿領導的起義軍，成為陝甘回回義軍最後匯合的堡壘。同治十一年（1872），左宗棠派徐占彪進軍肅州，后又加派隊伍。肅州周圍100多個堡壘盡被破壞，肅州被圍困起來。清軍日夜用炮轟城，城隨坍隨壘。清軍掘隧道，馬文祿則從城內截斷。清軍整整攻了18個月，肅州仍未攻下。翌年八月，左宗棠親自到肅州督戰，劉錦棠也從西寧率軍前來。在其他根據地盡皆覆滅的情況下，肅州是處在清軍優勢兵力的包圍之下，其孤立無援、壓力之大，可想而知。八月間，馬文祿被迫放棄了戰鬥，向左宗棠請罪。結果，他和另外8名領袖被磔，城內居住的回回，除土著者不準移動外，從甘州、關外、西寧、河州、循化及陝西來的回回，共1573人全被屠殺。夜間清軍又進城放火，把城內回回 5400餘人也全部屠殺。起義軍唯一逃脫血腥屠殺的，只有白彥虎所率領的隊伍。
以白彥虎為首的陝西回族在河州戰役結束后，同當地回族、撒拉族結成聯軍，為了民族的生存，恃險拚死抵抗，給進犯清軍以不斷的打擊。由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下旬至十一月底，前後兩月有餘，大小50餘戰。十一月十九日，劉錦棠進駐西寧后，白彥虎深知左宗棠的殘忍刁詐，誓不投降，率領眷屬及黨羽約2000餘人，於翌年二月下旬由大通經永安冒著冰雪嚴寒向河西奔去。三月初，白彥虎率部通過僅容單車行走又有5營清軍防守的扁都口，經山丹、東樂至甘州城外，三至四月中進至高台，肅州回民曾多次出城配合白彥虎部迎擊清軍，但由於清軍截擊，白彥虎不願進駐肅州，而是率部經文殊山進軍嘉峪關外，由敦煌奔向哈密。[11]后在左宗棠的追擊下，白彥虎部又由新疆轉道至今吉爾吉斯坦共和國境內，他們的後人至今仍生活在那裡，稱東干族。
編輯本段漢回仇殺
19世紀中葉的滿清民族關係，回民列在漢民之前，所謂"滿、蒙、回、漢"，漢民最受歧視。回民常習武，手狠心齊，不抽大煙、多做小買賣，比漢民富裕。回漢之間經常有械鬥，多數是漢民吃虧。1851年起，陸續爆發太平軍、捻軍、雲南回民起義，清朝軍隊調往南方，以至關中防務成了真空。
同治元年（1862）的陝西，一些回民首領乘機報仇，發動了"傳帖殺人"，然後想要殺光陝西漢人，在黃河以西建立一個純粹的穆斯林國家。回民起事前，秘請鐵匠打制刀具，再殺掉鐵匠以防泄秘，然後盡購街上的竹竿以充刀桿。驚奇的官府稱為「買竹」事件。臨潼知縣通報情況后，緊急關城才保住了一些人。而渭河兩岸的全縣村莊，30萬漢人全被殺光。當時西安城裡的陝西巡撫提出的政策是安撫回民，對城裡回民未殺一人；緊閉城門以防城外回民進城殺人，也阻城內回民出城。再派陝西團練使張芾前去安撫。回民起事的大首領任武，殺了曾經血洗秦家村的張芾，再殺自己全家的老母、妻子和孩子，以示自己已沒有任何顧忌，血戰到底。另一位首領白彥虎，立志掘掉黃帝陵。穆斯林民兵30萬人號稱「陝回十八營」，幾個月內在陝西先殺團練和地主，後來乾脆殺掉80%的與其抵抗的漢民。一年時間關中26個縣長被回軍殺害。只有一些縣城內和逃入驪山的人口倖免。
西北回民對漢民的屠殺，以及漢民對回民報複式的屠殺，可見甘肅各縣的縣誌。
據《中國人口史》第五卷統計，回民屠城前鎮原縣人口26.9萬，戰爭損失23.4萬，損失比例為87%。據鎮原縣誌：」四鄉堡寨攻陷無遺，而縣城獨全，蓋四鄉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難。是月初九日……（回民軍入城）……，全城糜爛，死者不知其數。」
《華州鄉土志》記載：「當年五月庚寅（初九日），渭北回民軍渡渭攻華州，焚殺一空。八月，據赤水鎮，清軍勝保西行，戰於赤水鎮，敗績。回軍勢力大振，在高塘等原〔州西南五十里）戰爭甚烈。」
《華陰縣續志》記載：「同治元年九月，回匪擾亂同朝楊村、羌白等處。回屢渡河而南。戕殺人民，燒毀房舍。十六日又焚華岳廟之穎靈殿及五風樓」《大荔縣續志》記載：「六年（1887）正月十五，庚午黎明，回賊突至八女井，燒毀多公祠，殺傷鄉民頗多，隨至潘驛鎮」
《臨潼縣續志》記載：「新豐東北姚家堡，地勢遷曲，民多被難其中，賊圍七晝夜不克。會城陷，男婦聞變墮岸投井死者千佘人，無一生降者。」
《續修藍田縣誌》記載：「五月，同、華回匪起。九月，回匪大股犯縣境。境內西寨、大梁、黑溝、草坪、嘴頭等村回民一時並叛。賊縱飄忽，來往無常，燒毀各鄉房屋殆盡。鄉民老弱婦稚，殺害無算，慘不可言。」
《三原縣新志》記載：「雖孤城無虞，而縣舊隸五百餘村，俱遭殘破，僅存東里、菜王二堡。鄉城及難民共被害二萬六千三百八名」
《重修涇陽縣誌》記載：「十二月初四日，風霾四塞，赤黃修目。五更時，聞喊殺聲，賊已由城東北角麻虎巷攀城而登。紳民男婦死者七萬餘人。初十日，焚衙署屋舍，光徹數里。賊晝來夜去，城中空無一人。」
《續修禮泉縣誌稿》「回思壬戌七月七日，蹂躪晏村鋪後來城西馳者無應日。葵亥五月二十三日攻城始，九月十一日宵遁，計一百零九日。居鄉之人，令其存者十無一二焉，而在城者，以有城獨存。」
當事人的回憶錄、筆記比較著名的有劉東野所著《壬戌華州回變記》，臨潼知縣謝恩誥所著《再生記》，何明皋所著《述同治壬戌之亂》、《述野峪焚殺之慘》等「諸回蜂起，各據州縣一隅為巢穴（若高陵之倉頭鎮、涇原之李家塔、咸長之蘇家溝、野鵲嘴等處，其餘鶩遠，不暇悉知）。日肆屠戮，黃耆赤嬰，不留噍類，我漢民亦劫數臨身、望風披靡，殺虜之慘，不可闡述。」「總計自五月初九日以後，原下各里惟梁家老堡堅守經年，賊百計進攻，崇墉屹然。南沙澗以降賊得免。原上惟清凝、廣秀二里賊蹤未至，此外村堡廟宇，焚毀幾盡。男婦被難有籍可稽者兩萬八千三百五十二人。」「平復后，檢封谷口散骨，除房屋焚燒，狼犬食失外，計頭顱一萬九千有奇，掘墓四家。三月二十五日，遠近男婦老弱，焚化紙錢，哀聲震野，孝衣如林，予不禁感傷前事，遂吟一絕云： 會年今日屠城中，烈焰血光相映紅； 到此翻成一片白，紙錢麻孝哭東風。
甘肅、陝西當地很多家族都有家譜或家族史，反映出同治年間人丁的變化情況，很多人都是死於這一時期。同治后十室九空，有很多外地人移民到陝西，以山東、河南、湖北人居多。至今一些地方的口音還和陝西人不同。三原縣當時人口損失大半，因為縣太爺是山東人，所以山東移民很多。這從側面證明了，當地人大部分死於戰爭。大荔縣石肇基家留下了當年祖先逃難的「苦節圖」，用圖畫記錄了當時的情景。甘肅、陝西很多地方都有相關的故事流傳，甚至當地的很多風俗習慣的形成都是由此而來。解放前，陝西小孩哭，大人就說：『不要叫，回回來了！』大荔縣八女井村因為當年正月十五被任武率領的回民屠村，很多婦女回娘家避難，曾流傳下來每年正月十五婦女回娘家的習俗。
漢族民眾和地方團練武裝對屠殺進行了抵抗，並在最大程度上予以報復。同治二年（1863年）元月，清廷命多隆阿為欽差大臣，督辦陝西軍務。多隆阿入陝后，不斷的向大荔、渭南、化州、華陰的回民軍發起攻勢，攻陷王閣村、倉頭鎮、喬店、孝義鎮等回民據點，屠洗回民。「屍山積、血流成川」（《平回志》卷一）。
回族巨堡羌白鎮被攻破時「堡中老弱婦女哭聲震天，盡屠殺無遺。」 [楊毓秀：《平回志》卷1。《回民戰爭》Ⅲ，第68頁]
《史學月刊》2008年第10期，黃正林，《同治回民事變后黃河上游區域的人口與社會經濟》中記載： 在清軍鎮壓回民的過程中，成百上千乃至數萬回民被殺戮，在《平回志》、《西征紀略》、《平定關隴紀略》及《左文襄公奏稿》等文獻中多有記載，僅舉數例說明之。
同治三年四月辛卯，清軍「於平涼近城米家溝，復追至太和溝、紙坊溝，共斃賊七八千，生擒百二三十人」；八月，清軍「攻克張家川賊巢，斃賊萬餘」。[12]
同治八年，左宗棠攻擊回民集結在甘肅董志原的十八大營，回民軍及家屬死亡數萬人。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追殺悍回實一萬數千名……由白馬鋪越蔡店，追殺至慶陽府，沿途賊屍枕籍，人馬之墜崖倒斃，糧盡餓死者不可數計』』。[13]
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又進行追殺。兩次大規模追殺，「殺斃、餓斃之賊及墜崖而死者，實不止二三萬人」。[14]
同治九年，在平遠縣「自夏徂秋，攻土回堡寨殆盡。雖窮鄉僻壤，如篦如剃，殺戮尤摻。土回之凋敝以此」。[15]
同治十年，清軍在寧夏王家疃「殲斃逆酋多名，悍賊八九千名」。[16]
清軍不僅在戰場上殺戮回民，對放下武器的回民士兵和回族平民也進行了殘酷的屠殺。在寧夏金積堡回族首領馬化龍乞降后，清軍將領劉錦棠以在金積堡內搜獲「洋槍洋炮千二百餘桿」為口實，不僅殺了馬化龍本人，其親族、黨友八十餘人，部眾一千八百餘名「蓋予駢誅，無一漏網」。[17]
清軍攻佔肅州城后，回軍首領馬四「親詣左宗棠大營，泥首乞命」。左宗棠要求馬四「宜繳馬械，造土客各回戶口清冊，聽候審辨安插，並令各將悍目赴大營聽諭。馬四唯唯聽命。於是陸續款營，呈繳槍炮刀矛二千有奇，戰馬大半餓死，或宰充食糧，僅繳七十餘匹。於是點驗各回，於附近廢堡安置」。也就是說回民已經投降了。但夜晚有數十名回民從北門逃跑，於是清軍「將各兇悍客回千五百七十三人悉數駢誅。
城中土回，撥出老弱婦女九百餘人，其壯丁五千四百餘人，夜中諸軍入城縱火，槍轟矛刺，剿除盡凈，肅州遂平。其老幼男女遞解蘭州設局留養，俟擇地安插」。[18]清軍一次就屠殺放下武器的回民士兵和平民達七千人。這種屠城式的殺戮和在戰爭中的殘殺，是回民人口減少的主要原因。
多隆阿的軍隊到達陝西大荔縣之後，與回軍交戰，在羌白鎮大敗回軍，屠盡堡內所有回民。當地漢民曾排演戲曲《打羌白》，描繪當時戰事： 第一出，多隆阿上台，道白四句，表明身份，指揮士卒在八里店駐紮； 第二出，回軍頭目馬盛和四名將軍登台，馬盛道白是「家住沙窩在馬家，地畔相爭動殺伐」，令四將雲「多家娃子統兵前來，眾兄弟圍定，莫叫走脫」； 第三出，兩軍交戰，回軍勇猛，多隆阿抵擋不住，便抬出大炮，回軍敗退，多隆阿命「追過洛河」，最後交戰於羌白鎮，清軍用炮轟城，回軍敗退。在各出前後，穿插了回民逃難和清軍淫殺的故事。多軍追回民，追到男的便殺，追到女的便強暴。有的男女不堪凌辱，投井自盡。回民一孕婦逃難，遭遇清兵，不得已藏匿在古墳墓中，清兵入內非禮，後用刀割破其腹，取出胎兒摔死，慘不忍睹。整齣戲劇中充斥很多污言穢語。解放后，此劇被當地文化部門禁演。
編輯本段回民暴行
人口損失
回民起義對漢族的大屠殺，開始於同治元年（1862年）的陝西，在陝西殺了約500萬人。1863年，陝西回民在被清軍鎮壓退到甘肅后，對甘肅漢人進行瘋狂大屠殺。雖然也有甘肅回民參加，但最殘暴的是陝西回民，殺人最狠。據《中國人口史》一書的統計，回民起義前咸豐十一年（1861年）甘肅人口1945．9萬人，戰後光緒六年（1880年）人口僅存495．5萬人，人口損失1455．5萬人，損失比例為74．5%。在甘肅，回民一次殺10萬以上漢人的大屠殺有很多次，許多縣的漢人被殺光。回民起義殺掉陝甘兩省的總人口大約2000萬人．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殘暴的種族滅絕大屠殺。這次大屠殺比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手段更殘酷。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燒死，進行種族滅絕大屠殺。
史料記載
以下是甘肅部分縣大屠殺的情況。
當年的回民，對渭南兩岸的漢人進行了瘋狂的種族大屠殺。想一想，當年這裡的人口總數不過七八百萬,被殺了五百多萬，這是一種怎樣的惺風血雨的景象。[6]
據鎮原縣誌：」四鄉堡寨攻陷無遺，而縣城獨全，蓋四鄉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難。是月初九日……（回民軍入城）……，全城糜爛，死者不知其數。」據《中國人口史》，回民屠城前全縣人口26．9萬，戰爭損失23．4萬，損失比例為87%．
據《中國人口史》，涇州四縣咸豐十一年（1861年）有人口92．8萬，戰爭中人口死亡82．2萬，損失88．6%．
平涼。據宣統《甘肅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軍隊」陷平涼城府官……員死節者百餘，士民死者十數萬。」據《中國人口史》一書推算，同治年間平涼府（包括華亭，隆德，平遠，海城，固原）人口損失249．1萬，占戰前人口的88．6%。一次被殺十萬人以上的例子很多．
在華亭縣，據記載，「同治二年十一月，陝回入境，焚殺極慘。初土回叛變，尚愛鄉土，不甚殘毒。及陝回入境，無所顧惜，焚殺慘於土回十倍。華亭從此丘墟。「」鄉鎮民屋焚殺殆盡，遺民數百悉逃蓮花台。「平回后招安遺民，歸城者僅七十餘人，男女老幼死亡數萬。據《中國人口史》，華亭縣咸豐十一年（1861年）人口約17．1萬，戰爭中人口損失約達94%．也即基本上被殺完了．
隆德縣。據載：」同治四年縣破城，從此官逃庄浪，城空無主者五年．人民殺斃餓死十有八九，老弱逃盡，全縣無二三十人家。全縣村村焦土，十室九空．」人口死亡比例高達90%．而今這個縣的人口，基本上均是戰後移民．
固原縣。回民軍隊與清軍爭奪的重點。同治二年一份奏報稱，固原突被回軍攻破，」民殆盡」宣統《甘肅新通志》卷47稱：」固原回叛……城內官民男婦共死者二十餘萬人。」
據中國人口史，慶陽府戰爭中損失128．7萬，占戰前人口的91．3%．漢民基本被殺光．
寧夏府。據宣統《甘肅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回民軍隊」陷寧夏府城，漢民十餘萬被屠殆盡」。同年馬化隆又陷靈州，」城中民人死者二萬餘」。整個寧夏府人口損失多達150萬，戰後僅存10多萬．當時有一篇祭文有如下描述：「……同時赴義，數十萬人，盡罹鋒鏑，天降鞠凶……」。
花馬池（現為寧夏鹽池），原有10萬人，戰後只留下5947人．人口損失94．1%．漢人基本上被殺完。
陝回入甘經渭源、狄道至河州，屠殺甚慘。由於當時農村殺得很慘，能逃的則湧入縣城，借城牆保命。然而城破之後，則被血洗。如渭源城破后，「屠毒生靈以數萬計，滿城官員皆死之。「另一記載：「殘殺一日，輒死人民數萬，血流成渠，屍積如山，傷心慘目。」渭源人口損失90%，人民基本被殺光。十年後才設官府，招民種田，原有住戶只餘十余家。
陝西興平，曾經是回回叛亂的重災區，興平北部有一道塬，當地人習慣稱之為北莽山，這個塬上就是當年漢回大仇殺的主戰場，也留下了大量有關回回叛亂的傳說和故事。據老人們講，當年北塬上住著許多回回，平日里和漢族有不少矛盾，同住一個村子，回回很霸道，不許漢族在他們所謂的井裡打水，兩族的孩子在一起玩耍回回孩子回家要漱口。同樣漢族也很討厭回回家裡的羊膻氣味，討厭回回的禮儀有失風化，互不婚嫁。在叛亂期間，白日里看似平靜，到了晚上回回就開始聚眾圍困漢族村莊，一般是整村滅絕，除了陝西回回，還有來自甘肅的回回，宿居當地回回家中，晚上集體行動。就這樣北塬上的村莊幾乎被回回屠殺殆盡，以致於100多年後的今天，北部塬上的人口密度也遠遠低於南部地區。[6]
狄道。宣統甘肅新通志卷47記載，同治二年八月，回民陷狄道州城，居民十餘萬被屠。
靖遠。同治五年，「陝回陷靖遠縣城，陝回結靖遠回為內應，攻陷其城，靖民逃出者十之一二。《甘寧青史略》正編卷21則稱，靖遠破，「漢人死者男婦約十餘萬」。
損失最慘的是臨潼縣，人基本被殺完。
臨潼縣。據復旦大學史地所路偉東研究，臨潼縣1861年人口是26萬。臨潼縣誌載, 「1862--1869七年，臨潼縣死亡人口30餘萬.。渭河南北燒殺之災無一村一人而倖免.。」也就是說，不僅殺光了原來的人口，也殺光了這七年新生的孩子。[6]《中國人口史》一書，列出了很多縣的死亡情況，唯獨對死亡最慘的臨潼縣沒有提說。
涇陽縣。據《中國人口史》一書，戰前一年的1861年人口17，7萬，戰後6。7萬，戰爭中損失11萬。
興平縣。戰前1861年18。4萬，戰爭三年人口損失7。9萬。
戶縣。戰前16。2萬，戰爭中人口損失比例超過三分之二。高陵縣戰前8萬，損失4。8萬。
據富平縣誌載，咸豐五年（1855），全縣有46579戶，254257人。到光緒二年（1876）統計，有28543戶，120302人。戶數和人數都減少了一半。如果考慮到1869年之後的新增人口，估計1862--1869七年間回民殺了60%的富平縣人。[6]戰前31。8萬，損失20。3萬。
三原縣，咸豐十一年（1861）三原縣人口21。6萬人，損失12。3萬。三原縣誌記載，咸豐十一年（1861）三原縣人口16萬人，由於回民起義加之光緒年間兩次瘟疫和大旱，三原人口銳減至4萬人。回民起義兩年間（1862—1863），「縣舊隸五百餘村俱殘破，僅存東里、蔡王二堡」[6]
高陵縣。回民起義前的1861年高陵縣人口8萬人。高陵縣誌記載，「同治三年（1864），縣內人口銳減至32192人。」損失4。8萬。兩年時間減少60%。[6]
大荔縣（舊制），戰前22。4萬，三年後僅餘72679人。損失67%。
合陽縣，戰前29。9萬，戰後餘14。6萬，損失57%。
澄城縣，戰前20。6萬，損失60%。
蒲城縣，戰前32萬，損失64%。
華州（現華縣），戰前17。8萬，戰後不到9萬。
陝西回民1862年起義,又不斷動員甘肅回民起義.甘肅回民1863年開始起義,甘肅回民殺漢人鄉鄰難以下手,從陝西逃過來的回民則走一路殺一路.甘肅漢民被殺了600萬.甘肅全省人口減少70%,中部地區的漢民幾乎全部被殺. 這就是回民起義.回民為了在黃河以西地區建立一個純粹的回民國家,借著清朝後期的衰弱,對中華民族發祥地上的漢人進行種族滅絕大屠殺,一年時間殺了1100多萬漢人.[6]回民在甘肅殺了六百萬人，大約佔全省人人的60%.[6]
以上回民起義死亡人數的資料均有據可查，主要是《中國人口史》（第五卷，清史部分）。另外，《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調查》一書，記錄了很多大屠殺的過程。
宗教民族
同治三年十月初三日（1864年11月1日），河州被圍十一個月後，馬占鰲指揮起義軍一舉攻克了河州城。城破以後，馬占鰲下令沒有殺清朝的文武官員，除「千總魏智勇、崔永祿等開城逃遁」外，其餘文武官員均被馬占鰲派人「護送出城」[19]。馬占鰲為了使漢民在戰亂中不被濫殺，命令凡願投誠隨為回民的掛出白旗，頭戴白號冒，一律免殺。這樣大多數漢民為了自保，頭戴白號冒，隨了回民，稱為「隨教」。
另有記載說：冬十月「賊陷河州城，自趙必達[知縣]失利，河州援絕糧盡，人相食，至是城陷，眾猶力戰，死者逾萬，官吏將弁俱殉難，惟總兵丁希鳳、知州喻祥、都司馬映宗逸去。」[20]關於城破后「死者逾萬」的事，吳萬善先生研究說：「有的記載說馬占鰲攻破河州后，大肆屠殺，死者一萬餘人。這無疑是誇大其詞。在河州一帶，盲目仇殺的現象是存在的，起義首領往往難以約束。但更多的漢民，在當時的情況下或出於得到保護，『隨教』者很多。馬占鰲採取這種辦法保護了一些漢民，應當說是事實。」[21]
河州攻克后，因一些人不聽軍令，擅自殺害北塬漢民，馬占鰲曾一度辭去大帥之職返家。民間傳言馬占鰲曾在同治六年煙囪山一役中屠殺隨教漢民，迄今找不到任何歷史證據。
編輯本段起義性質
回民起義之初，主要是回漢民之間的矛盾，經常有械鬥。當時70%的漢民抽大煙，身體不好，而回民常習武，心齊，兇狠，械頭時多數是漢民吃虧。回民起義起初的原因是，回民借清朝軍隊集中到南方對付太平天國和雲南回民起義，關中地區防務空虛，一些回民首領屠殺漢民報私仇。[6]
馬汝珩先生在《試談清咸同年間回民反清運動性質與領袖人物評價問題》一文中指出 「當然，我們說咸同年間回民反清運動的性質帶有濃厚民族鬥爭的色彩，並不意味著對這次運動階級鬥爭意義的全部否定，因為「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儘管這次運動以反抗清政府民族壓迫為其主要目標，然而在運動實際進程中，群眾的自發勢力不能不給滿漢官僚地主階級以一定的打擊。」「因此，從階級鬥爭意義來說咸同年間的回民反清運動，也應屬於中國近代史上各族人民反封建鬥爭的範疇，具有一定反封建剝削鬥爭的意義。「
霍維洮先生在其《同治年間甘肅回族反清運動性質再認識》一文中認為「長期以來，史學界把同治年間甘肅回族反清鬥爭視為以太平天國為主體的清末農民戰爭的一部分，認為它是一次反封建的運動。又因為這次運動明顯的民族特徵，而說它同時具有反民族壓迫的性質。這些研究無疑是富有成績的。但由於直接資料的缺乏等原因，人們對當時回族的社會狀況和回族反清鬥爭內容的認識還很不充分，而對其鬥爭性質的論證主要是從清政府封建統治這一外部因素來進行的。筆者認為，回族反清運動、在不同地區，其性質各不相同，需要分別研究不可一概而論。就甘肅回族反清鬥爭而言，反封建之說尚有商榷之餘地反民族壓迫的具體內容亦有待於進一步分析」。
楊永福、楊紅偉兩位先生在《試論同治年間甘肅回民起義前後的回漢民族關係》一文中指出「由於諸多複雜深刻的原因，甘肅回民起義前夕的回漢民族關係日趨緊張。起義發生后這種緊張關係進一步發展，尤其在初期比較普遍地存在互相仇殺的現象。同時，回民軍領導人在主觀上有改善回漢關係的願望，並在實踐中採取了一些措施，但未能根本改變民族關係的逆向發展。回漢民族關係對起義的結局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加速了起義的失敗。
編輯本段回民安置
首先是對回民強制遷徙。馬化龍被殺后，左宗棠把一萬多陝西老弱回民，強行安置在平涼與華亭交界的化平川、聖女川等地，稍後又把三千多甘肅回民押解到這一帶的荒涼之地；遷徙的回族或因飢餓困累於途中，或因疾病死於旁。如遷徙金積堡老弱婦女於平涼、隆德、海原等偏遠山區途中，時值隆冬，天寒地凍，許多婦女由於纏腳，步履艱難、凍餓交加，途中1500餘名老弱小孩凍餓而死。馬占鰲降清后，左宗棠分兩次將三萬多陝西回民從關中遷移到平涼、清水、秦安、安定等偏遠地區；肅州破城之後，城內回民被悉數遷走。所有被強制遷離家園的回族群眾，家資田產全部充公，八百餘清真寺俱焚於火。結果造成河西「自是甘、涼、安、肅一帶無回族聚處」的布局大調整，但這種整合出來的民族關係,只會在強權下保持暫時的平靜，被強壓下去的民族情緒和宗教情緒，仍會尋找合適的時機爆發。
其次，在「善後」過程中，還牽涉到在回民
左宗棠
左宗棠
大起義中流離失所的漢族群眾的安置問題，同樣是安插，左宗棠卻採取了不同的標準。漢民可以在近城、近路等生活方便之地安家，回民則「近城驛非所宜，近漢庄非所宜，並聚一處非所宜」，必須要分散安置，以達到「渙其群」、「孤其勢」、「散其黨」、「收其權」的久遠之圖。但凡回民居住地基本上都是自然條件較差的荒僻、偏遠地區，這些地方多半屬於甘肅中部乾旱地區，甚至是乾旱地區中條件最惡劣的半山半川區，氣候乾燥，土地貧瘠，水源匱乏。已經一貧如洗的回族群眾來到這裡，只能在山坡上挖窯洞棲身。左宗棠的「善後」措施，直接造成了善於經營著稱的西北回民，近百年來在經濟文化上得不到發展，而他們傳統的手工業和傳統的在絲綢之路上的經商特點幾乎被扼殺，長期處於貧窮落後的境地，這也是西北回民至今對這位在洋務運動中獨領風騷的「中興名臣」耿耿於懷的原因。
最後，左宗棠的「善後」還包括在西北尋找清王朝的代理人，即「簡彼族良善者，使自相什伍」目標的達成。從左宗棠給馬占鰲下的「能明大義，才堪選用」的八字評語看，馬占鰲就是他這次用兵西北過程中慧眼識珠發現的人才。自從馬占鰲接受朝廷招撫后，不僅協助左宗棠撲滅了西寧、肅州兩處的回民義軍，而且在左宗棠離甘后，忠實地站在清政府一邊，履行代理人的責任,利用軍權奪取了河州各門宦的教權，從事變前一個年輕的阿訇，搖身一變成為集軍權、教權於一身的舉足輕重的人物。[22]
編輯本段影響爭議
這場戰亂被視作冷兵器時代最後一次超大規模的種族屠殺，並極大地改變了陝甘兩省的民族分佈。在戰爭中，回民對在陝西、甘肅兩省漢民展開屠殺，之後引來湘軍報復。據《中國人口史》一書的統計，回民暴動前的咸豐十一年（1861年），甘肅（此時的甘肅包括今寧夏回族自治區和青海省西寧市海東地區）全省總人口約為1945.9萬人，戰後的光緒六年（1880年）人口僅存495.5萬人，人口損失達1455.5萬人，比例達74.5%。陝西人口在咸豐十一年（1861年）有1394萬，從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緒五年（1879年）的17年間銳減至772餘萬，人口損失總數高達622萬，大約佔戰前人口總數的44.6%。17年中，因戰爭原因造成的人口損失約有520.8萬，在全部損失人口中所佔的比例高達83.7%，而災荒期間損失的人口不過101.2餘萬，佔全部損失人口的比例僅有16.3%。[23]
戰爭的殘酷屠殺，可見甘肅各縣的縣誌。甘肅鎮原縣誌記載：「四鄉堡寨攻陷無遺，而縣城獨全，蓋四鄉之人逃出虎口者，生后入城避難。是月初九日……，全城糜爛，死者不知其數。」據《中國人口史》第五卷統計，戰前前鎮原縣人口26.9萬，戰爭損失23.4萬，損失比例為87%。宣統《甘肅新通志》卷47記載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陷平涼城府官……員死節者百餘，士民死者十數萬。」《中國人口史》記載，甘肅涇州四縣，在咸豐十一年（1861年）時有人口92.8萬，戰爭中人口逃亡和死亡82.2萬，損失88.6%。據該書推算，同治年間平涼府（包括華亭，隆德，平遠，海城，固原）人口逃亡和死亡249.1萬，占戰前人口的88.6%。左宗棠入甘肅時，形容「遠近城邑寨堡，慘遭殺掠，民靡孑遺。平、慶、涇、固間 ，千里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煙斷絕，被禍之慘，實為天下所無」[24]。
在戰亂期間，西北回民對世代相鄰並且是回民血統主要來源的西北漢人進行大規模屠殺。馬長壽《同治年間陝西回民起義調查記錄》中記錄，當時回軍攻破村寨之後，四處尋人殺人，有躲入地窖中，軍人就用辣椒面燃熏，窖中老少熏死大半。這種殘忍的手段使得陝西人口銳減，田地、灌溉渠等基礎設施被破壞，亂后關中不少地區千里赤地，一片殘破景象。直到光緒年間，「長安、咸寧、華陰等縣多狼，三五成群，路人多有戒心，且鼠害尤甚，一貓貴至千錢」。其次，曾經聞名天下的秦商就此一蹶不振，例如大荔縣，嚴、趙兩家都是「蓋省的財東」，不僅廣置田產，擁有大量土地，而且兼營商業，在陝西、山西、四川等省都有商號，趙渡鎮屬朝邑縣，該鎮閻家是聞名全國的大財東，閻家出了戶部尚書、軍機大臣，東閣大學士閻敬銘。這些秦省的精英階層損失嚴重，例如大荔縣的趙權中在村堡被攻破后，被回民殺害。西安六村堡在遭受回民圍攻時，曾向外大量撒放金銀元寶等物以求解圍，然而回民不為所動，六村堡終於被攻破，居民遭受屠戮，財貨亦為所掠。涇陽縣號為西北漢口，本為關中經濟之重心，商路之樞紐，后被回民先後攻破兩次，從此一蹶不振。但至今，部分回民後代仍認為是漢民挑起衝突，對漢人的屠殺是合理自衛，並嫁禍於清政府。
此次戰亂對回民也損失慘重。戰前陝西省有回民170萬人，在該省人口中佔有相當比重，而且絕大部分分佈在關中地區。1880年陝西回民人口谷底數不會超過15萬，戰亂中損失的回民在160萬口左右，人口損失率高達91.4%。戰後只有西安城內未參加作亂的3萬回民得以倖存，少部分逃亡，其餘人均已死亡。甘肅省回民在戰爭中的死亡率也相當高，但仍在該省居民中佔有一定比例。一部分回民為逃避報復，隨白彥虎逃至俄國，演變為今天的東干族。
此外，當時的新疆局勢也深受這場戰爭影響。同治三年底，浩罕國軍官阿古柏佔領新疆的大片領土，同治六年六月左宗棠進入陝西，阿古柏則在此之前已經在新疆建立了「哲德沙爾國」。而陝甘回亂恰恰阻擋了內地向新疆派送兵力和物資的道路，致使新疆孤懸，幸左宗棠平定陝甘戰亂，進而及時進軍新疆，平定叛亂，否則中國又經分裂之禍。
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殘暴的種族滅絕大屠殺，比希特勒屠殺猶太人手段更殘酷，規模相當於30多次南京大屠殺。據《中國人口史》的統計，戰前（1861）咸豐十一年的甘肅人口1946 萬，戰後（1880）光緒六年僅存496萬，人口損失比例為75%。
回民起義是陝甘人民在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大劫難。回民對漢民的屠殺是挨村挨戶，不分男女老幼的殺害。1000多萬人死於這場劫難，相當於30多次南京大屠殺。說這是起義，真不知道義在何處。瘋狂的大屠殺，也把回民帶向了苦難的深淵，承受著近乎滅族的災難。反思歷史，更讓人明智的選擇民族團結，而不是以反封建之名歌頌大屠殺。[6]
穆斯林針對"異教徒"屠殺，遍及時空，不足為奇。奇怪的是，有些中國史書，把屠殺漢人的白彥虎說成民族英雄，把拯救漢人的左宗棠說成劊子手；卻把純粹屠殺兩千萬漢人同胞的浩劫稱作"大起義"，義在何處？
在中國鬧回民起義和太平天國的時候，日本人開始明治維新，從此中國落後了。日本人以他們的歷史上，皇室從來沒有改變、沒有人推翻而驕傲，而中國人卻在歌頌改朝換代，而從沒有人去考慮，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會殺掉60%的國民人頭，毀掉經濟和文化。對於研究回民起義歷史的很多人來說，也是這樣。他們拚命地為大屠殺找根據，而一千萬條人命則不是他們所關心的。就連動物也不會吃掉同類，也知道惺惺相惜。而這些歷史學家，他們對人的生命卻漠不關心，甚至歌頌大屠殺，將之稱為義舉，真是連其碼的人性都沒有。[6]
編輯本段歷史評價
回民起義對於反抗清廷壓迫以及地方政府處理漢回事物偏袒漢族一方具有一定正義性，但是回民起義軍在起義后錯誤的把矛頭指向一般漢族，滿族等百姓，佔領城池后採取屠城的粗暴方式，回軍迅速喪失民心，導致各地漢民抵死反抗。逐漸演變成一場禍及西北諸省的戰亂。
回民軍的某些做法，如強迫漢民隨教，也影響了回漢民族關係。在民族矛盾緊張而又長期化的情況下，改隨伊斯蘭教確實使相當的漢族群眾免遭殺害。在寧夏、靈州、河州等地，許多材料說明了這種現象的普遍性，但這畢竟不是出於自願，因而嚴重地傷害了漢族群眾的民族感情。而且，對於隨教的漢族群眾而言，有時也會飛來橫禍。史學家馬培清曾在《馬占鰲的反清和降清》一書中提，[25]同治六年（1867）陝回楊文治、馬士彥等從董志原敗退河州。馬占鰲令分駐四鄉，叫隨教漢人供給糧食。陝回因無家可歸， 起了奪取隨教漢人產業的思想。那年冬天，馬悟真的弟弟人稱三師父的，到北原上開會，表面 上說要陝回和隨教漢人和平共處，卻暗令陝回殺死了數十名漢人，奪取了財產。四鄉隨教的 漢人聽到消息，相率逃亡，結集到煙囪山，準備逃向藏區。馬占鰲得悉這種情形，糾集回軍四 萬多人，圍困煙囪山，把數萬隨教漢人完全殺盡[26]。
在炎黃故里和漢民族的龍興之地，回回尚且如此猖狂，其他地區就可想而知。在左爺大軍面前回匪不堪一擊，倉皇西逃，但是逃往甘肅后又和當地回回結夥成匪，大肆屠殺本地漢人。在甘肅，他們血洗張家川，圍城後有3萬多漢人被悉數屠繆。接著又在涇川、平涼、華亭固原等地對漢族實施集體屠殺。據統計，甘肅寧夏兩地，由於漢族居住分散難以結寨自保的原因，漢族被屠殺十分慘重，叛亂前甘肅有人口700萬，漢族居主導地位，叛亂后不足300萬人，當地漢族起碼有200萬以上被屠殺。[6]
參考資料
1． 第四節 陝甘回民起義戰爭 （1862年5月—1873年11月） ．北方教育[引用日期2013-05-16]．
2． 羊頭會、鄉紳、訟師與官吏：同治以前關中地區的回、漢衝突與協調機制 ．中國經濟史論壇[引用日期2013-04-13]．
3． 同治回民事變后黃河上游區域的人口與社會經濟* 黃正林 (河南大學黃河文明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河南開封475001)
4． 羊頭會、鄉紳、訟師與官吏：同治以前關中地區的回、漢衝突與協調機制--路偉東
5． 回民叛亂及其國際意義 ．新興村[引用日期2013-04-13]．
6． 清末陝甘回民暴亂 ．鐵血網[引用日期2013-04-16]．
7． 關於清末西北回民起義——讀《劍橋中國晚清史》 ．
8． 續華陰縣誌·藝文志
9． 鄭征．東望長安．陝西西安：陝西出版集團太白文藝出版社，2009年3月：72．
10． 《白壽彝民族宗教論集》，北師大出版社1992年版
11． 《同治年間陝甘回民自衛抗清鬥爭述略》，馬壽千
12． 白壽彝．回民事變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113、114）
13．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31，《追剿逆回蕩平董志原賊巢果軍叛勇戕害統將業經殲除大略情形折》同治八年三月初一日）
14．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31，《追剿逆回大勝蕩平涇董志原慶各屬一律肅清折》同治八年四月初一日）
15． 光緒，平遠縣誌．陳日新纂修]（卷10）
16．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38，《上諭》同治十年正月初二日）
17． 《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38，《平毀金積各巢首要各逆伏誅寧靈肅清折》同治十年正月二十五日）
18． 白壽彝．回民事變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p193）
19． 丁煥章主編；《甘肅近現代史》第67頁
20． 《甘肅通志稿》紀事六
21． 《清代西北回民起義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第101頁
22． 《論西北回族軍閥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吳忠禮
23． 路偉東. 同治光緒年間陝西人口的損失. 禹貢網.
24． 路偉東. 清代陝西回族的人口變動. 禹貢網.
25． 試論同治年間甘肅回民起義前後的回漢民族關係 蘭州大學學報 2001年第1期
26． 馬培清，馬占鰲的反清和降清，（全國）文史資料選輯，中華書局，1962[url][/url]
| |
這麼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