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迅：專訪《鄧小平時代》作者傅高義（Ezra F. Vogel）——他守住自己著作的底線 ...

《鄧小平時代》在中國內地出版，經歷審查、刪節、妥協，但傅高義守住底線，出版方頂著風險，在作者和審查部門之間作出平衡。方勵之、王丹等人的批評也意外幫了忙。

這部《鄧小平時代》能在中國內地出版，無疑是中共黨史、中國出版史的重大突破。對此，作者傅高義說，出版此書確實不容易，最初判斷幾乎不可能。審查，刪節，討論，恢復，爭辯，妥協，討價還價……但他始終守住那條底線，什麼可以刪除，什麼絕對不能刪除，哪裡可以改動，哪裡絕對不能改動。一月二十一日，在香港沙田凱悅酒店，他接受亞洲周刊專訪。

八十二歲的傅高義，哈佛大學亨利·福特二世社會科學榮休教授，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一九七九年他撰寫的《日本第一》曾激起反響。他說一口流利中文，在哈佛大學，他享有「中國先生」稱譽。《鄧小平時代》中文版為什麼先選擇香港推出，如何部署中國內地版問世，他穩步推進，顯得睿智。他品性隨和，做一件再小的事，都認真而求完美。他給四個記者每人送的書的扉頁，都用中英文一筆一劃寫下記者名字，又簽下他的名字。

你最初對出中國內地版信心如何？

北京出版這部書，確實不容易。能不能出大陸版，三聯書店有豐富經驗作判斷，他們也能掌握一個度，哪個章節、哪個詞可能過不了當局審查關。我原本與三聯書店有共識，出版之前，我要看最後審查版本，他們刪掉了什麼，絕不能加上什麼，出版的大陸版沒有一句不是我的話。中共十八大后，習近平、李克強新領導班子已經明確要繼續走鄧小平改革開放之路。習近平履新總書記后，就去鄧小平九二年南巡的深圳考察。或許當局認為我的這部書有助推動習李施展新政。這只是我的一種估測。

這本書一月十八日出版，距離中共十八大才兩個多月，這期間審查、出版的運作根本來不及，應該是十八大之前當局就拍板了，怎麼理解這部書的出版和十八大的關係呢？

我理解你問的意思。中共十八大要走什麼路，應該是早就決定的。十八大的文件、十八大上講話，都經過反覆醞釀和討論，在十八大籌備過程中，基本戰略和政策，書稿的審查部門是清楚的，出版方也是可以感覺到的。這部書的英文版和香港中文繁體、簡體版出版后，方勵之、王丹等人對書的批評很厲害，這倒幫了忙，北京當局看到他們反對，那出這部書問題不大。當然他們批評我，我不一定會高興，但我早有思想準備，寫鄧小平的這部書肯定會有人批評。國外很多人批評鄧小平，我的書說他對中國進步和發展作用很大。我的美國朋友可能說，傅高義也太討好中共領導人了，有批評，有反響，我很高興。我花了這麼多功夫，去了解一個國家的領導人。

他們對你這本書的批評，認為你做了一種妥協，難聽點的話是「投降」，向中共「投降」了，你怎麼解釋你的想法？

我的一些朋友，對中國發展的看法不一致的、政見不完全相同的美國人，比方說林培瑞、黎安友等。但他們沒有說我「投降」什麼的。只是一些記者，特別是當年在北京經歷六四事件的一些記者，認為鄧小平是非常討厭的一個人，他們並沒有讀我的這本書，看到我寫這麼厚的書，是關於鄧小平的，沒看書就先知道我如何評價鄧小平，於是寫文章批評。我已經老了，有很多經驗了，遭遇批評和誤解，是很自然的事，我不會耗時間生氣。

讓人好奇的是，當局對這本書的審查過程，你和出版社是如何「討價還價」的，他們要刪除什麼，你堅持要保留什麼？

是不出版，還是讓他們作些許刪改后出版，那是我選擇的權利。雖然有經我認可的刪節，但能讓幾十萬人、上百萬人讀到此書，那是好事。當然他們要刪除什麼，我是有底線的。我們有個約定，我要看到最後刪改的版本。不符合我的底線的話，我隨時撤回稿子，放棄出版。這一點，我很強硬，也給了出版社壓力，以此爭取獲得最大空間。聽說，出版方頂著風險，作了極大努力，在作者和審查部門之間作出平衡，往往要受「夾板氣」。

你能舉例說明嗎？

比方說，大躍進究竟死了多少人，出版方開始完全刪除了，我希望它們保留，所以我說「有外國專家估計」，大躍進時期死了四千萬人。後來審查部門拍板通過了。這是我堅持和爭取的結果。還有關於六四事件那部分，主體框架基本保留，歷史事實的梗概基本保留，這很不容易。這是巨大突破，也是我的底線。黨內領導人的鬥爭部分，審查部門要求淡化，但我的底線是肯定要保留，保留多少，保留什麼可以談，至少要讓讀者看明白，對某件事，領導人之間有不同看法，了解當時的事件背景。比如鄧小平與陳雲，我的確覺得陳雲是很能幹的，貢獻很大，我對陳雲的看法比別的外國人看得比較正面，但他的一些看法與鄧小平不完全一致，我要讓讀者了解他們兩個人不同看法的依據是什麼。

刪除比較多的是哪些部分？

是在英文版和香港版最後那一部分「鄧時代的關鍵人物」。主要是歷史性的資料，對每個人作微型評傳，胡耀邦是誰、趙紫陽是誰、習仲勛是誰，這些都刪掉了。出版社的理由是，大陸讀者都了解他們，我有我的想法，不只是某某人做過什麼，我估計敏感的東西多，但我還是讓步了。但在英文版里，我覺得很重要，因為很多美國讀者並不太了解某某人是誰，就可以在這一部分內容里了解，對大陸讀者而言，這部分內容並非那麼重要。

你當初為什麼選擇中大出版社？

我有個戰略，那本書應該先在香港出版，因為香港享有出版自由，能完全按照我寫的出版，先出香港版，如果后出的大陸版與香港版差距太大，大陸方面會有壓力。當然差距太大，也會有很多人批評我。先在香港出版。當時我考慮過三家出版社，明鏡出版社、港大出版社，還有是中大出版社。我諮詢過很多美國和香港的朋友，最後選擇了中大。中文大學的熊景明、Ann Huss、哈佛大學圖書館的Nancy Hearst等朋友都竭力推薦甘琦，認為她可靠、認真，也了解大陸情況，在大陸朋友多，當時我還不知道能不能在大陸出版，要是能出版的話，她可以當我的顧問，幫助我選哪個大陸出版社。甘琦一直在琢磨，不出大陸版實在可惜，值得努力試一試，不試會成為終身憾事。中大出版社的編輯部主任林穎率領的年輕而認真的團隊。現在看來，我當初的選擇正確。

聽說你會捐贈大陸簡體版版稅？

捐贈給我的母校。Ohio Wesleyan University（俄亥俄衛斯里昂大學）。我在美國中西部的小鎮長大，小鎮有一所大學，爸爸覺得我當時太年輕，不要去別的地方念本科，於是我上了那個大學，我十九歲大學畢業，博士學位是哈佛大學的。那個小大學水平還不錯。我希望支持他們、鼓勵他們。我不是富人，但我對生活要求不多，有飯吃，有車，比小康還好一點。把版稅捐給大學，家人都非常高興。

版稅能拿多少？

據說首版估計有幾十萬美元，目前只是稅務問題要解決。

接下去你準備寫什麼書嗎？

這樣厚的書不會再寫了，我已經八十二歲了，這部書花了十年，每天平均十個小時的工作，很努力，沒有玩興，沒陪妻子旅行，我不會再寫了，妻子也肯定不批准我寫。我想一年之內，做些與這本書有關的事，在大陸各地演講，在美國、歐洲繼續演講，我的目的不是為了賣書，可以一起討論問題，這很重要，也是學習。我想三月中到四月底會在大陸演講，三聯的朋友會安排，比如廣東深圳，還有成都、重慶、武漢、南京、濟南、西安、瀋陽、大連那些地方。

你最近會思考什麼課題？

我年紀大了，記憶力也差了，考慮自己的能力，我在哈佛大學曾經教的課是研究日本、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當年怎麼騰飛的，後來發展的過程如何。如今，這些地區的發展步伐減慢了，經濟增長緩慢了，我想用兩三年時間研究，寫一本小書。（實習生陳珣參與採訪錄音整理）

□ 亞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