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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人對河南省已故艾滋病患者負責/萬延海

作者：light12 於 2012-9-24 20:04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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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延海（僅代表個人立場，與任何機構無關） 2012年9月24日發布

在中共十八大前夕，衛生部「被退休」官員、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陳秉中先生，也是我從事健康教育事業的引路人和老領導，今天再次向中共中央揭發中共現任常委李長春和李克強，其中李克強預計在2013年3月將接任中國總理，要求追究他們對震驚國內外的河南艾滋病血禍及其死難者的政治責任和法律責任。為此，陳先生以一個老黨員的身份發表《河南污血案觸目驚心必須問責致中共十八大主席團並全體黨代表公開信》。
陳秉中在公開信開篇寫道：「發生於1990年代因推行『血漿經濟』導致艾滋病大流行的『河南污血案』，雖然鐵證如山，但有據不查、有罪不罰，至今已近20個年頭。蓄意隱瞞疫情造成的這場世紀『血禍』，其後果完全超出一般人的想像，達到駭人聽聞、無法容忍的程度。同樣令人憤慨的是，當局利用權力封鎖消息，以致事件真相，特別是在這場草菅人命的『以血致富』運動中導致至少30萬人感染艾滋病毒和至少10萬人命赴黃泉的慘境，至今並不為大多數國人所知。至於此案又因何人幕後操控，以致迄今不能查處，就更鮮為人知了。這就是發生在當代中國受傷害人數最多、隱瞞真相時間最長、釀成後果最慘烈的一起滅絕人性的『河南艾滋門』。」
河南省政府因為組織動員農民賣血而導致艾滋病病毒流行和數萬人死亡，並進而導致更多人民因為在醫院輸血和用血製品而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絕大多數人同時合併感染同樣致命的丙型病毒性肝炎，發生在李長春主政河南的90年代中期，爆發於李克強主政河南的90年代後期和本世紀初。因為對艾滋病流行保持沉默和不作為，以及打擊迫害關注艾滋病問題的醫生、記者和民間組織公益人士，河南艾滋病病毒流行持續惡化，絕大多數艾滋病患者最初並不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在無知和沉默中將病毒傳染給自己的配偶和孩子，導致慘絕人寰的中國河南艾滋病血禍和震驚世界的河南艾滋病村。當年的河南省長和隨後的書記李克強先生需要對延誤治療導致數萬名艾滋病患者死亡負責，承擔法律和政治責任。
10年前，也就是2002年夏天，筆者分別接到來自河南省駐馬店地區上蔡縣后楊村和十里鋪村等多個村莊艾滋病患者整理的「不明原因中青年男女死亡報告」，即艾滋病患者死亡報告。死者基本有賣血經歷，出現相似的病症，在1997年到2001年底期間死亡，並且村莊里有數百乃至上千人正在出現類似病症。他們/她們都是在當地衛生部門和電視台動員下在政府開辦的醫療機構內賣血染病身亡的。
2002年5月17日，我接待了6名來自河南省上蔡縣邵店鄉后楊村（5名，男子）和十里鋪村（1名，男子）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得到了一份「河南省上蔡縣邵店鄉后楊村艾滋病死亡報告」，上面記錄了最近幾年該村死於艾滋病的人員名單、死亡年齡、死亡時間、性別和家庭人口情況。報告中同時記錄了一些發病病人的情況。報告完稿日期是2001年12月16日，由村民委員會統計。村民們統計了后楊村8組的感染情況。村民們同時帶來了一份給政府和新聞界的呼籲信，信件署名是「后楊村全體群眾」，代筆是陳發戶等，完稿時間是2002年5月9日。
據悉，后楊村有將近4000人的人口。村民們反映，80%以上的賣血者感染艾滋病病毒，全村有感染者1600人，其中100多人死亡。這份報告反映的是1997年以來的艾滋病死亡情況。
「處理好妻子的後事，昨天傍晚（8月6日），陳午辰帶著感染艾滋病病毒併發病的8歲孩子陳帥康來到北京，向我遞交了他們的死亡報告。」除這份題為「河南省上蔡縣邵店鄉十里鋪村艾滋病死亡和感染名單」，還有一份感染村民和家屬給新聞界的呼籲信，署名是陳午辰、劉小武等。呼籲信落款時間是2002年8月2日。
據悉，十里鋪村有3140多人，分13個組。經過化驗，發現艾滋病病毒陽性者129人，其中因為艾滋病死亡者佔65人，還有64人存活。究竟該村有多少感染者，因為許多人不敢化驗，所以誰不確切地知道。但是，根據因同樣原因感染艾滋病的上蔡縣文樓村、睢縣東關南村的情況，那裡大約10%的感染者已經死亡，所以可以初步假定，十里鋪村大約有600-700名感染者，也就是全村人口20%已經被感染。
看著這份報告和來信，除了沉痛，就是恐懼。10年前的這個時候，我失去了自由。我被北京市國家安全局刑事拘留，遭遇酷刑，在「具結悔過」后，4個月後獲得自由。同一年，和我們共事的多名河南艾滋病患者在家鄉被軟禁，新聞記者及其助理人員被抓捕和被驅逐。我們在北京召開的關注河南艾滋病的會議也多次受到干擾，而河南省治安部門向北京告發我們在河南鼓動農民造反。
在李克強擔任河南省長期間，高耀潔醫生受到迫害，最早報道河南艾滋病血禍的記者張繼承被媒體開除，河南媒體不能報道本地艾滋病問題，外來記者、救援醫生被驅逐，而感染艾滋病的受害者長期不被告知真相，得不到醫藥救援而痛苦地死去。
在李克強擔任河南省委書記期間，在國內外輿論壓力下，特別是中央政府開始珍視河南艾滋病問題后，河南省開始出台艾滋病醫療和關懷措施，但當時很多感染者身體已經極其虛弱，即便在抗病毒藥物支持下，也難以恢復身體健康。但是，遺憾的是，李克強書記主政期間，河南省在開辦官方艾滋病孤兒關懷機構后，隨即下令取締位於河南上蔡縣、商丘市和柘城縣的多家孤兒關懷機構，政府強行佔用中央電視台給民辦孤兒關懷機構的捐款。河南省國家安全部門對被懷疑向外泄漏河南艾滋病防治工作文件的衛生廳官員馬士文進行了長時間的刑事拘留和調查。
在李克強擔任河南省長、河南省委書記和國務院分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副總理后，不僅河南省沒有提醒過往輸血人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險，整個中國沒有向過往輸血人士發布艾滋病病毒感染危險和自願艾滋病檢測的告示，從而人間悲劇繼續上演。許多人在不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情況下結婚生子，導致配偶和孩子被感染。
無疑，李長春和李克強需要對河南省數以萬計的艾滋病血禍死難者承擔法律和政治責任。但是，老所長持續不斷地揭發李長春和李克強的行動，也對我和我所在機構北京愛知行研究所造成壓力。2011年3月中旬，北京市政府部門要求愛知行刪除網站上發布的陳秉中舉報李長春和李克強而給胡錦濤的公開信，在被拒絕後，北京市政府強行關閉「愛知行動」網站。
李長春馬上就要下台了，而李克強據悉在明年3月份將接任中國總理職務，因此繼續要求李克強對河南艾滋病血禍承擔法律和政治責任，是一個政治上極其冒險的舉動。
老所長的堅持，對我提出嚴峻的挑戰。我在道德上不斷受到拷問。怎麼辦呢？我必須發布陳秉中《河南污血案觸目驚心必須問責致中共十八大主席團並全體黨代表公開信》。為此，撰寫此文表明自己心意，同時表明下述立場：政治上可以妥協，但在人民的健康上絕不妥協。李長春為河南艾滋病流行和已故艾滋病患者負主要責任！而李克強需要為當年掩蓋河南艾滋病血禍導致數萬名感染者死亡承擔責任！

河南污血案觸目驚心必須問責
致中共十八大主席團並全體黨代表公開信
發生於1990年代因推行「血漿經濟」導致艾滋病大流行的「河南污血案」，雖然鐵證如山，但有據不查、有罪不罰，至今已近20個年頭。蓄意隱瞞疫情造成的這場世紀「血禍」，其後果完全超出一般人的想像，達到駭人聽聞、無法容忍的程度。同樣令人憤慨的是，當局利用權力封鎖消息，以致事件真相，特別是在這場草菅人命的「以血致富」運動中導致至少30萬人感染艾滋病毒和至少10萬人命赴黃泉的慘境，至今並不為大多數國人所知。至於此案又因何人幕後操控，以致迄今不能查處，就更鮮為人知了。這就是發生在當代中國受傷害人數最多、隱瞞真相時間最長、釀成後果最慘烈的一起滅絕人性的「河南艾滋門」。
大案驚天豈容罪魁禍首成為漏網之魚
對於這樣一樁有關高官費盡心機，企圖逃避追究的重大案件，我曾先後6次分別以文題為《導致艾滋病在中原大地暴發流行的血禍責任者難辭其咎》、《河南污血案「十宗罪」必須清算》和《身處鬼門關的河南「血漿經濟」受害者仍在絕望中掙扎》等材料，實名向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舉報。因當權者懼於幕後人物的權勢，令我對李長春和李克強的舉報屢遭拒絕，並因此被警方傳訊。更令人憤慨的是，河南雖有無數受害者在那個黑暗和野蠻年代痛苦死去，在血寫的事實面前，竟無人對這筆「血債」負責。人性和良知泯滅的高官如此鐵石心腸，充分暴露了貌似正人君子，實則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真面目。
大量事實表明，這場公共衛生領域的大災難並非「天災」，而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人禍。災難發生后，道德淪喪的高官明明知曉隱瞞疫情會造成怎樣的後果，但為了逃避懲罰，竟不擇手段，將隱瞞事件真相作為第一選擇，真乃「膽小不得將軍做」，把身為國家領導人的顏面丟個精光。
我原本期望中共十五大期間發生的這宗大案能在中共十七大期間和本屆政府任期內得到解決，現在看來已經無望。在如此形勢下，為了維護河南受害者的公平與正義，出於良知和衛生工作者的天職，我不得不向即將召開的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主席團和全體黨代表發出公開信，籲請與會者高度關注河南污血案的嚴重性，期盼仁人志士秉持公義，發出呼喚公平與正義的最強音。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熱切期望與會者以高度責任感，衝破阻力，依法追究河南污血案主要責任人以及造成此案遲遲未能查處的背後操控者的責任直至刑責，力促大會對這樣一樁拖了很多年的重大事件做出政治結論，一立案、二問責、三給予受害者賠償，讓無辜感染艾滋病毒的受害者的訴求得到伸張，讓冤死的血禍亡靈得到慰藉而安息九泉。
禍首劉全喜和罪魁李長春把大量農民推向墳墓
被稱為「血漿經濟」的現象，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已在河南省少數地區出現。後來有「艾滋廳長」之稱的劉全喜1992年擔任省衛生廳長后的大力推動，使河南農民賣血成為風潮。特別是由於1992年至1998年主政河南的高官李長春的嚴重瀆職和慫恿，賣血成為河南窮人，特別是農民的一種「產業」在河南得到大發展，艾滋病毒大面積傳播。經過5至8年的潛伏期，即李克強1998年至2004年繼李長春主政河南期間，大批艾滋病毒感染者相繼發病並死亡。由於李克強「捂蓋子」，極力掩蔽前任的斑斑劣跡，並堅持對舉報者和上訪者進行打擊的高壓手段，以致疫情不僅得不到遏制反而惡化。如果說艾滋廳長劉全喜是禍首，李長春則是導致這場世紀浩劫的罪魁，李克強則是李長春的幫凶。
艾滋病的流行和蔓延對河南社會的負面影響極大。它毀滅的不單是患者個人，而是殃及無數家庭，大批青壯勞動力的死亡更導致一些村莊乃至成片村落的凋敝，實屬民族災難。
河南柘城縣有3500人的雙廟村，1200多人被捲入賣血浪潮。700多名村民查出感染艾滋病毒，前些年就有近200名感染者死去，有的農戶家裡成年人死光。近4000人的上蔡縣后楊村，1995年近90%的成年村民捲入賣血浪潮，近700人感染艾滋病毒，多年前就至少有250名村民死於艾滋病，全村父母雙雙病亡失去雙親的「艾滋遺孤」達26名，近300名兒童雙親中一人死於艾滋病。上蔡縣文樓村3100多名村民中，艾滋病患者達900人，2003年這個村一天就死亡7人。這個縣東湖村發病高峰期那幾年，每年都有幾十名青年不幸早逝，村邊墳冢一天天增加，有的大家庭一個個墳頭連成片。那幾年艾滋病毒像幽靈一樣遊盪於中原腹地，令數萬家庭生靈塗炭，幸福破滅。這些艾滋病高發村一度成為哭泣的鄉土和令人絕望的村莊。
蓄意隱瞞疫情真相導致河南艾滋病大流行
隱瞞河南重大疫情最嚴重的後果，是疫情失控和延誤防治時機，最終釀成世界公共衛生史上罕見的慘劇。
河南艾滋病的暴發流行本應在第一時間公示於眾。由於河南省李長春和李克強兩屆政府都把疫情視為「機密」和「禁區」，國際間直到6年後的2001年，才得知那裡的艾滋病大流行。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毒？2004年9月，河南賣血人群中艾滋病人大量出現已無法再隱瞞時，省衛生廳被迫對全省賣血者進行了一次所謂的「全面普查」。通過那次普查確認河南全省艾滋病毒感染者只有3萬人，還不及河南省知情者掌握的有幾十萬感染者這一數字的零頭。
在隱瞞疫情這個關鍵問題上，國家衛生部因折服於二位高官，一直未揭開掩蔽河南疫情的那層面紗，偏袒和幫助河南說假話。２００１年8月，也就是發現河南省艾滋病暴發流行6年後，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回答國內外記者提問時才說，1995年前後在中國中部的一些省份，一些地下采供血機構為了商業利益，用落後的技術手段違法采血采漿，導致了約3萬到5萬獻血員感染艾滋病毒，其中以河南省為多。河南到底有多少感染者，他守口如瓶。2002年12月，衛生部長張文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說，我國1995年前後因不規範和非法采供血活動造成的艾滋病傳播，涉及全國2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重點農村供血漿人員的感染率一般為10%—20%，最高達60％，到底河南省有多少人感染艾滋病毒，他和殷大奎一樣隱而不報。2005年1月衛生部長高強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說，國內通過采供血渠道，包括供血人員和血友病人員，共有７萬人感染艾滋病，隻字未提河南疫情如何。可見隱瞞河南疫情不單是河南省的錯，而是中國政府。無獨有偶且具諷刺意味的是，當高強接任因隱瞞SARS（即『非典』）大爆發疫情而落馬的張文康一年後，面對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疫情問題又重蹈前任隱瞞疫情覆轍，可謂積弊難除。
河南周口地區衛生檢疫中心醫生王淑平1995年發現河南艾滋病毒流行的報告，在中國高層引起震動。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曾令衛生部長陳敏章徹查，陳曾派出衛生部副部長王隴德牽頭的調查組。帶隊的負責人是河南艾滋廳長的老鄉，他不願意家鄉「出醜」，河南省衛生廳長通過調查組向中央報告了虛假疫情。後來調查工作不了了之，以至一些有責任心的人士仍在悄悄調查。是誰膽大妄為將大量河南民眾感染艾滋病毒的重大疫情報告壓了下來，以至調查工作半途廢？！
不擇手段地迫害舉報者以「封口」
在河南省艾滋病暴發流行的緊要關頭，河南主政者不是把控制疫情蔓延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舉報者視為必須首先拔掉的眼中釘、肉中刺，以達到隱瞞疫情的罪惡目的。
第一個報告河南周口地區艾滋病毒暴發流行的王淑平，發現當地商水縣西趙橋村很多人出現艾滋病樣癥狀，經她檢測賣血人員的血樣，60%以上艾滋病毒呈陽性，但周口地區和河南省當局不認可她的檢測。王隨後將血樣送往北京，在我國艾滋病界首席專家曾毅院士幫助下，王送往北京的62人份血樣檢測了其中16個人份，13個人份為陽性。曾毅大為震驚，當即讓王淑平即刻報告衛生部並通報給河南省和周口地區衛生局。然而河南不僅沒有重視王的發現，反而說她給河南「弄了個大地震」，說，「為什麼別人不能發現，只有你能發現？!」王備受譴責，之後更受到一連串打壓，迫於無奈於1997年不得不離開河南到北京「避難」直至後來出走美國。《南方周末》二○○五年報道河南艾滋病十周年時，稱王淑平是「第一個發現河南艾滋病傳染的英雄」。
繼王淑平之後揭露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的是有「中國民間防艾第一
人」之稱的河南省醫生高耀潔。由於她仗義執言，勇於曝光艾滋病疫情真相，受到河南省當局嚴重迫害。高耀潔是河南權威醫學教授。她從1996年開始深入到100多個艾滋病嚴重流行的村莊，掌握了大量一手材料。她深知問題嚴重。在河南嚴密封鎖疫情的情況下，她以活生生事實向外界揭露真相，又以「最立得住」的個案寫出了《血災10000封信：揭開中國艾滋疫情真面目》、《我的防艾路》和《高潔的靈魂：高耀潔回憶錄》等數本專著，讓世人知道是誰把數十萬計老實巴交的農民推向墳墓。
由於官方工作消極，高耀潔把百萬元個人積蓄和獎金捐出，為艾滋病人送醫送葯和印發宣傳品。她惹惱了河南當權者，他們以維護地方形象、保護國家機密以及高為國外反華勢力利用為由，對高打壓。李克強執政河南后，擔心高耀潔外出泄露河南艾滋病疫情，一度對其軟禁，限制她與外界聯繫，以致高2001和2003年先後數次出國領獎未能成行。因不堪忍受河南當局的迫害，她最終於2009年以訪問學者身份出走美國。
第三位受到迫害的是著名艾滋病教育學者和維權人士萬延海。他因在李克強主政河南時大膽向外界公開河南省艾滋病疫情真相，於2002年被國安部門以「泄露國家機密」為由拘捕，2006年被公安部門再次關押。2008年河南警方兩次對他的問訊中誣陷他在同年「兩會」期間要組織河南感染者到天安門前自焚。他多年被警方跟蹤監視、監聽和數不勝數地干擾，直至移民美國。
為防疫情外泄不顧危重患者死活，拒絕省外專家救援
外省第一位進入河南省艾滋病重災區上蔡縣文樓村的醫生，是權威的艾滋病防治專家、武漢大學中南醫院傳染病科主任桂希恩教授。他於1999年8月因河南有許多人相繼死於艾滋病引發群情恐慌而到河南實地調研。桂起初抽取了11份血樣做艾滋病毒檢測，結果10份陽性；接著他又抽取140份血樣，艾滋病毒陽性率高達62%。之後桂幾次向地方官員反映這些情況，但都被拒絕。
為了治病救人和摸清疫情，桂希恩從1999年到2004年，３０多次自費到河南許多村莊送醫送葯，為大量疑診艾滋病的病人做檢測，資助５８名孤兒繼續上學；還將5名艾滋病人接到自己家中，同吃同住。這些費用均出自他的私人積蓄。由於桂希恩的獻身精神和開創性工作，英國銀行家馬丁•哥頓先生將2003年度艾滋病預防的國際獎「貝利—馬丁獎」頒給桂希恩。2004年11月，美國《時代》評他為「醫療英雄」。
由於李克強執政河南時段擔心引進外援會把處心積慮編織的封鎖網打破，因而對外省前往救援的衛生人員一律拒絕，以致造成的困局愈演愈烈。因為桂希恩破壞了「當地形象」，他被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
2001年6月桂希恩帶著1萬多元錢的藥品獨自進入河南鄉村，當地政府聞訊後派警察驅逐。幾位農民向桂通報並將他藏起來，半夜用摩托車把他送到火車站，才使他得以「逃離」。
再一位痴心不悔的醫生是北京佑安醫院艾滋病診療專家、副主任醫師張可，他也是在李克強主政河南期間於1999年開始到河南救援的。張可1999年8月從河南新蔡縣赴京求醫的艾滋病患者處得知，河南出現了可怕的大量不明原因的死亡。病人走後，他當即去了新蔡。
張可連續五年深入河南省上百個艾滋病村莊，收集了大量一手資料，寫出了事實充分、可信性強、頗有價值的《河南省艾滋病五年調查報告》。他得出結論，如果河南一開始就公開疫情而不是一味隱瞞，完全可以將那場災難控制在萌芽狀態。
自1999年開始，張可和河南基層村醫合作，對40個村莊1萬多艾滋病病例調查分析，這一過程中死亡率高達30.2%；有3%患者因病痛難耐和得不到救治在絕望中自殺。河南污血案就這樣由單純的公共衛生事件，演變成為大面積死亡的一場人道災難。
張可的行動觸犯了河南，他被指責為影響河南形象。更讓人無法理解的是，衛生部不組織醫療隊前去河南救援，反而把河南省衛生廳給衛生部狀告張可去河南救援的信轉給佑安醫院，要求醫院阻止張可的行動。醫院院方表示，誰要是再去河南就處分誰。衛生部對這樣可敬的「救火隊員」不但不保護，反而站在「艾滋廳長」一邊助紂為虐，驅逐張可，這還是衛生部嗎！張沒有氣餒，只要病房事情不多，他就周五出發，周一早八點以前趕回北京上班整整五年。
「無過錯」論的「出籠」是蓄意為河南污血案免責的陰損計謀
河南污血案久拖不查已令人驚駭，但還不止於此。近年有些人在高層授意下打著中國紅絲帶「艾滋病人權論壇」旗號，竟對河南污血案亮出所謂「無過錯」責任論。他們偷換概念，妄圖把河南這一重大案件改為無需有人負責的「無過錯」，把對受害者的「賠償"改為不追究過錯的「無過錯補償"。企圖通過這種戲劇性改變，輕而易舉地將河南污血案變成不必追究的小事一樁，讓應該追究刑責的河南污血案責任人「金蟬脫殼」來個大翻盤。挑頭提出這一怪論的不是別人，而是與河南污血案有著千絲萬縷牽連、當時在衛生部主管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部級高官以及主管防治艾滋病司局的負責人。
他們提出「無過錯」論，首先是企圖將劉全喜和李長春與李克強欠下的「血債」一筆勾銷，另一暗藏的玄機是為自己在這一事件中嚴重瀆職和偏袒與包庇「艾滋廳長」劉全喜，導致災難惡化開脫責任。
北京非政府組織愛知行研究所一次獲悉舉辦「艾滋病人權論壇」消息，組織30餘名河南等地受害者進京赴會，指出河南污血案鐵證如山，逃脫問責已夠腐敗了，又做起「偷梁換柱」黃粱夢，居心叵測，罪責難逃。
「雙延誤」和「雙高」導致的慘痛後果令人心碎
河南省艾滋病毒暴發流行后，大量感染者5-8年後才確診感染。由於對已發病的感染者確診太晚和治療太遲，也就是延誤確診和延誤治療「雙延誤」，造成大量感染者失去最佳治療時機，過早死亡。連同因「賣血」和醫院「輸血治療」這兩個環節導致的艾滋病毒「高感染率」與「雙延誤」導致的「高死亡率」這兩個「雙高」，是導致醫療救助遲滯的嚴重失責。
大批艾滋病患者出現在李克強主政河南的關鍵時期，河南省和衛生部都沒有在早期為重病患者及時提供療效好、副作用小的已是當時全球大力推薦、可以使許多瀕於死亡的艾滋病患者病情會很快好轉的抗病毒治療骨幹藥物拉米夫定。這遠遠趕不上同是「金磚五國」的關注民生的巴西，以至在多年關鍵期內，絕大多數河南患者不得不服用發達國家幾近淘汰的療效差、副作用大的藥物，一些本可以得到挽救的生命喪失了救治良機，造成了數量驚人的不正常死亡。
再三壓制黨政幹部對李長春的舉報
河南省四位前省紀委委員自2004年9月開始，堅持對因李長春嚴重瀆職造成數十萬人感染艾滋病和眾多感染者因得不到治療而死亡的嚴重問題，向中央政治局等部門控告。決策層為了把這一舉報壓下去，委派賀國強和王剛兩位政治局委員對控告李長春的紀委官員強力施壓。
河南省紀委、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多年前就對總共33起因污血案造成河南省22個地區近25萬人感染艾滋病毒，向法院控告李長春嚴重瀆職罪問題，但都被壓了下去。
當年還有200多名河南省、地兩級紀委幹部和離退休人員聯名致函中紀委等部門，舉報李長春自1992年至1998年期間，五次扣壓河南省12個地區追究艾滋病暴發流行責任的報告。但李長春非但未被追究，李反而被「伯樂」相中塞進政治局，並帶著在河南的劣跡轉任廣東省委書記，之後又擢升為政治局常委。如此政績，反而受到呵護一路高升，豈非咄咄怪事？！
無法抹去歷史污點的李克強
一是李克強主政河南后，極力掩蓋李長春的嚴重劣跡，把掩蓋河南血禍作為他們的共同目標。
二是在李克強的縱容下，河南省對敢於向外界揭露河南疫情真相的三位知名人士實施更嚴厲的迫害措施，逼得他們無奈離開中國。
三是李克強主政河南期間，對上訪者的迫害達到極嚴重程度。李喜閣因輸血感染艾滋病毒后兩個女兒亦被感染，大女兒后死於艾滋病。她在李長春當政時上訪就受迫害，后李克強當政時再次上訪被拘留21天。9歲時感染艾滋病毒的田喜也是在兩屆政府期間都上訪，后在李克強已任國務院副總理時繼續上訪被判一年徒刑。趙鳳霞因分娩輸血感染艾滋病毒並傳染給孩子和丈夫，丈夫后死於艾滋病。她多年上訪無果，因2012年1月和2月繼續上訪被判2年徒刑。境外媒體對此類暴虐行徑的猛烈抨擊傳遍全球。作為國家領導人的李克強不會不知道。從職業道德來講，作為「主管防治艾滋病」的高官本應情系艾滋病患者，然而為了確保官爵，對「屢教不改」的上訪者，通過拘留和坐牢的「維穩」手段進行「防治」，無不「手到病除」。這同歷史上官衙殘忍欺壓無辜小民的做法有何區別？！
四是李克強當政河南時，對河南疫情封鎖之嚴厲可謂無以復加。原河南科技報記者張繼承，2000年1月在《華西都市報》發表了獨家報道《近百人染上「怪病」之謎》，第一個向世界揭開被封鎖長達6年之久的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艾滋病疫情真相，從而打破了河南當權者妄圖愚弄輿論的美夢，讓成百上千個艾滋病村有了得救希望，張繼承的曝光意義非凡。「文樓村」則成了聞名於世的河南艾滋病村的代名詞。但他的行動令河南當權者氣急敗壞，河南省委宣傳部下發文件：「開除張繼承」。這位恪盡職守的新聞從業者，從此失去工作被迫流浪北京。河南省《大河報》、《鄭州晚報》和《城市早報》亦有多位記者因觸犯「禁區」遭遇劫難。
李克強與李長春，在隱瞞河南血禍問題上就這樣同坐一條船，結為同盟為一丘之貉，但他竟是下屆總理最佳人選。
五是李克強主政河南后，如果能像當年開封府包青天那樣鐵面無私，將會使無數已感染艾滋病的農民得到積極治療，也能使他在關鍵時刻一顯政治家的高風亮節。李長春之後的省委書記陳奎元和前任中紀委書記尉健行均曾動議追究劉全喜，因阻力大而不能。李克強如果也有這種考慮，會是另一種局面。這期間海外媒體不斷披露河南在李克強上任后又不斷出現新的艾滋病村，又因對舉報和上訪者的打壓升級，令他聲譽受損。這絕非「黑狗偷食，白狗當災」。河南因隱瞞疫情導致的嚴重後果已成為李克強的髒水，豈容欺地瞞天。
必須對後台「卵翼」下逃避問責的高官繩之以法
眾所周知，我國發生的隱瞞疫情導致嚴重後果的「SARS（即『非典』）暴發流行案」、「河北三鹿毒奶粉案」以及「7.23溫州動車相撞事故」等公共安全事件，最終都進行了處理。唯獨更為嚴重的河南污血案卻屬例外。體制性痼疾的官官相護，是造成這種權力腐敗的總根子。
有了過失能勇於擔責，是對官員誠信的最起碼要求。國家領導人更應有上善若水、厚德載物之品行。可是李長春和李克強卻仰仗不可一世的「靠山」恃強凌弱，將無數受害者當做官場向上爬的墊腳石，戴上了國家領導人的耀眼光環。事到如今，他們對受害者，特別是對冤死的10萬亡靈，一點懺悔和贖罪之意都沒有。扯下他們的遮羞布，暴露出來的是齷齪的心靈。
河南省污血案遲遲得不到查處，與多年前同為歷史遺留下來的另兩起重大事件，這三起大事件已是中國政府難以癒合的傷口。面對河南數十萬受害者的慘境，執政黨和中國政府對李長春和李克強至今連一個「不」字都沒有說。任憑州官放火，視死者為草芥，眾多受害者的生命就這樣被高於一切的權貴利益所吞噬。連同當前貪腐泛濫和打壓爭取民生自由合法權益訴求等諸多嚴峻問題的存在，無異於向執政黨發出明確信號，一味姑息養奸，必將導致執政黨的事業功虧一簣，執政黨大廈的倒塌將會發生在傾刻間。
歷史不容篡改，罪惡不容漂白。「血漿經濟」的血腥罪孽遲早要
清算，並釘在恥辱柱上。執政黨只有順應時代潮流，重新審視和還原歷史，對人性泯滅的不齒之徒立案問其刑責，給予所有受害者撫恤賠償和對污血案中仍然存活者有效治療與法律保障，還受害者公道以謝天下，方能平民憤，得人心，擺脫困境。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衷心期望以中共十八大為轉折點，一元復始，在新一屆領導人布局下，除惡揚善，在政治改革中毫不遲疑地拿天怒人怨的河南污血案開刀，將拖了多年的重大問題解決在2012年。
我的舉報鑿鑿有據，文責自負。
此致敬禮！
原中國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長
原中國健康教育協會副會長陳秉中
原北京醫科大學兼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