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 抗日經濟學及其他

作者：蘆笛 在 驢鳴鎮 發貼, 來自 http://www.***

抗日經濟學及其他

蘆笛

剛才匆匆進來看了一下帖，沒見到易明教授的回覆，讓我如釋重負：我根本就毫無興趣奢談我絲毫不懂的事兒，這次不知道怎麼會去跟這小子爭論起來。以此之短，擊彼之長，自然是只有出醜的份兒。出醜倒無所謂，反正我麵皮嚴重老化。而且，與內行切磋，也是個難得的學習機會。只是我對經濟學毫無興趣（為了尊重老明子的職業尊嚴——其實這小子是數學教授，經濟學似乎也只是玩票，不過從納什開始，好多數學家似乎也都是經濟學家，所以也不能稱為玩票吧——我不再用「偽經濟學」字樣，以減少他的腎上腺素分泌量，利於他延年益壽），沒有心思去學習那極度乏味的學科，所以，最好還是等內行救兵上場，替我頂住共軍，讓我有空去寫完《中印邊界衝突史話》，再拿去騙錢買米下鍋。

這裡答一下網友的帖。必須說明，我對階級感情比較旺盛、政治思想覺悟比較高、政治立場特別堅定的網友從來是退避三舍。這是我從青少年時代就養成的習慣，因此不是有貼必覆。如果不是我覺得那問題確實構成了挑戰，則具有積極分子氣味的帖子我就不回答了，還請同志們原諒我這個人偏好，這也是從維持論壇和諧氣氛著眼。

一、抗日經濟學

葡萄皮說，他關心的不是經濟學的真偽，而是抗日經濟學。我這裡說一下本外行的看法。

易明教授認為，不可「經濟抗日」，因為那將重創中國經濟，但澳洲的黃有光教授認為，完全可以「經濟抗日」（我怎麼覺得「抗日」這詞不雅，有點像是從強姦受害人嘴裡出來的），理由是：

「2011年日本對中國出口商品1946億美元，占日本出口商品總額的比重高達23.6%，加上迂迴出口到中國大陸的，估計約佔日本出口總額的三分之一。同年，中國出口到日本的只有1480億美元，占出口總額36421億美元的約4%。因此，日本玩不起這貿易戰。

根據基於完全競爭的傳統經濟學，中國減少買日本貨，即使不考慮日本的反擊，中國本身也會損失，而且損失程度與日本的大致相等。然而，在實際世界的經濟，廠商是不完全競爭者，價格遠遠大於邊際成本。中國少買日本貨，日本廠商的損失（等於價格大於邊際成本的程度）會比中國的消費者的損失（接近於零）大得多。如果考慮愛國情緒，中國消費者可能反而得利。因此，至少從純粹戰術而言，這貿易戰可以打！ 」

這裡要解釋一下文中所用的行話。所謂「邊際成本」，就是廠商增加了一個單位的產品后在總成本中造成的增量。邊際成本是生產規模的函數，先高后低。例如書商為老蘆發行100本書，付出的成本與發行1000本的也差不多，後者的邊際成本也就要低得多。但印數增加到一定值時，邊際成本又開始增加，例如發行到一億本，則書商恐怕要破產，也只有國家的財力才能支撐發行幾億冊的紅寶書。所以，理想狀況是將生產控制到邊際成本恰好等於邊際收益，則企業於此時達到最優效益（也就是最能發財，嘿嘿）。

所謂「完全競爭」，是類似物理學中的「質點勻速運動或勻加速運動」那樣一種理想模型，在實際上並不存在。它指的是市場完全不受人為因素的干擾，任何一方都可以自由進出，資源可以在參與者之間自由轉手。在完全競爭中，邊際成本等於價格。但這理想情景並不存在，實際中發生的都是不完全競爭，亦即價格受非市場因素干擾。所以，價格一般都遠遠高於邊際成本。此所以凡是奸商都想壟斷市場，而中國政府又為何絕不會自動放棄國企對市場的壟斷。

如果市場發生的是完全競爭，則無論中國對日有無出口，抵制日貨對日本經濟的傷害與對中國經濟的傷害程度相同，這也可以說是經濟學中的「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吧。老明子的說道，其實也就是試圖講這個道理。

可惜黃有光教授說了，那是隧道眼，是用理想狀態來代替實際狀態作為戰略制定的出發點。實際發生的是不完全競爭，因此價格遠高於邊際成本。在這種情況下，作用力是否等於反作用力，就要看己方的出口量如何。出口量越小，國民經濟的出口依存度越小，則反作用越小。據他介紹，中國對日出口量比日本對華出口量少466億美元，而且，中國對日出口在總出口量中所佔份額僅為日本的1/6。在這種情況下，抵制日貨給中方造成的損失，要遠遠小於日方遭受的損失。換言之，《人民被日報》說中國有「殺人一千，自損八百」的意志與承受力，黃有光教授則出來說，《人民被日報》的底氣還不夠粗，實際上發生的只會是「殺人一千，自損八十」。

從偽經濟學（oops, sorry啊）的角度來看，黃有光教授是對的，易明教授錯了。這抵制日貨或是抵制洋貨不自今日始。鴉片戰爭之所以打起來，不就是為了抵制洋貨么？中國原來是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對外貿易在GDP中所佔比例從來可以忽略不計。哪怕停止一切外貿，對國民經濟也毫無打擊，但鬼子可就不同了。此所以英國鬼子要打兩次鴉片戰爭，倒不是如國人想像的那樣是要武裝販毒，而是要用武力打開中國市場。

後來這抵制日貨又在五四期間大規模地玩了一回，前輩與今日愛國志士的區別在於兩條：第一，人家是文明抵制，從不打砸搶燒販賣日貨的商家，而是由憤青們挨家挨戶調查清點日貨存量，要店家賣完存貨后不再進日貨，而商人們都真心實意地愛國，完全同意這樣做。於是既沒有損壞同胞財產，又有效抵制了日貨。第二，前輩愛國，真心實意的人還真不少，不會脖子上套著尼康相機，T恤上寫著「抵制日貨」。正因為此，抵制日貨運動確實給了日本經濟相當大的打擊。我看過一份統計表，日本對華出口大幅度銳減，而中國的民族工商業產量則在此期內躥升。

但這不是說黃有光對了。相反，他的論證，再典型不過地顯示了偽經濟學家（oops again）的隧道眼與直線腦。在此用假想實驗外推到極端情形：假定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大獲全勝，把洋貨永遠堵在海外，洋鬼子少發了中國的財，對他們的外貿當然是個重大打擊。但那又如何？中國今日將仍然是那個沒有公路，沒有鐵路，沒有輪船，沒有任何一種像樣的基礎設施，沒有除宮殿​​外任何一種像樣的居室（即使宮殿也並不適宜居住，參觀過養心殿的同志都該震駭於那貧民窟式的「暖閣」），沒有工業，沒有第三產業的極度貧窮落後的國家。

愛國志士的迷誤，就是看不到洋鬼子用堅船利炮強行打開中國市場，雖然傷害了國人尤其是清流士大夫的脆弱的自尊心，但從長遠利益來看，給中國的好處要遠遠超過他們自己所得。這一事實，已經為毛時代的閉關鎖國與后毛時代的改革開放的對照實驗雄辯地證明了，並正在為南北韓的對照實驗雄辯證明。這是因為自由貿易對雙方都有利，並不是零和博弈。對后發國家來說，它占的便宜要遠遠超過先進國家，日本與中國的崛起所需時間遠比英美所需的短就證明了這一點。

即使以短期利益來看，黃教授也是隧道眼、直線腦。他只看得見錢數（因為經濟學就是發財學），看不見技術，做到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教導：「要心中有'數'」，卻如老人家一般「心中無質」。中國與日本的外貿交易在質上並不對稱，基本是以「數量對質量」，即以低智力附加值的產品換取人家高智力附加值產品。精密車床、軸承、電腦晶元等等高精尖產品，都要靠日本提供，人家一旦掐斷供應，則給中國帶來的打擊絕不是可以用鈔票損失來量度的。

再從整個經濟大氣候來看，黃教授就更顯得是隧道眼、直線腦了。前段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宣稱，中國經濟已經硬著陸，目前中共處於1949年以來最嚴峻的形勢之中。個人並不認為情況有如此嚴重，但我仍然認為經濟雖未硬著陸，卻已經到達了停止高速增長、轉入停滯期的拐點。這是因為中國經濟的三大引擎都已接近熄火：投資、房地產、對外出口（一般人認為是投資、對外出口以及內需，但我認為內需遠不如那三項重要）都已經難乎為繼——投資：2008年的四萬億至今尚未完全消化；房地產：政府已下限購令並在醞釀推出房產稅；而對外出口則因歐債危機只會進一步惡化。

在這種情況下還要跟日本打貿易戰，豈不是雪上加霜？就算重創日本，那又便如何？人家的制度穩定，政府再如走馬燈一般換也不會造成社會動亂，咱們則完全靠不斷改善經濟來向百姓買靜求安。一旦經濟發展這真正有效的維穩手段失靈，那還得了？這政治代價是中國政府承受得了的么？

See？這就是偽經濟學家的通病，見葉不見木，遑論見林。須知這位黃教授曾是楊小凱的同事，是澳洲社會科學院院士，由此可見所謂「社會科學」是什麼玩意吧。

二、經濟學大拿在俄羅斯闖的禍

佳佳說，日本、韓國、台灣的政府（我上次還忘了新加坡，新加坡更是由政府指導的計劃經濟。不過新加坡恐怕不足為訓，因為那不過是個公司的幅員與人口）決定龍頭產業何在，必須要作預測。一旦預測失誤，勢必滿盤皆輸，但這幾個國​​家都成功了。由此可見，經濟學還是有預測能力的。

這丫頭實頭聰明。我不能不承認，在某些場合，經濟學確實有預測能力，通過市場調查發現創業機會，就是一種預測。而亞洲四小龍在這些方面確實是成功的。不過那也不是很難，因為他們開頭瞄準的都是低附加值的產品，本來發達國家就想把這些過時貨下放到不發達國家。中國走的也是這條路，而且是抄襲四小龍，那就更簡單了。

事實上，建立經濟學的目的，就是想預測自己採取的微觀或宏觀決策的後果如何。否認這一點，就完全否認了經濟學的建立目的。這話也只有易明教授敢說。

丫頭還問哈佛大拿是怎麼把俄羅斯坑進糞坑的，我把舊作《野蠻的俄羅斯》的有關章節貼在這裡吧：

葉利欽當國后，迅速推出了他的激進改革。他的經濟改革主要有兩大措施，一曰「休克療法」，二曰爛污私有化。

所謂「休克療法」，就是不經過渡階段，在旦夕之間停止全國計劃經濟的運作，強令其轉入市場經濟。這是哈佛大學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某些偽經濟學家想出來的餿主意，那基本思路是長疼不如短疼，急劇轉型肯定會造成經濟運轉一時脫節，但此後生產力與資源配置即會根據市場需要自動調整自己，重建出一個健康的經濟體系來。這一套據說曾在波蘭試用過，效果不錯。但有的俄國經濟學家懷疑能否在全球最大的計劃經濟體系中照搬這套。然而葉利欽的副手葉戈爾•蓋達爾非常熱心，說服葉利欽採用了這「療法」。

1992年初，葉利欽下令解除了國家對外貿、物價與外匯的管制。為了控制必然引發的高通脹，國家將利息提得極高，而為了保持國家收支平衡，國家也極大地提高稅收，大幅度削減對企業的補貼與社會福利支出，以期實現宏觀經濟穩定。

這些昏招立見神效，引發了無從控制的惡性通貨膨脹與信用緊縮，大批企業倒閉，工人紛紛失業。截至1999年，失業人口已達9百多萬。在職員工也長期領不到薪金，退休人員領不到退休金和其他津貼，國民經濟進入持續蕭條。整個90年代，俄國的GDP都只有改革前的一半。惡性通脹將民眾的儲蓄洗劫一空，而社會福利的喪失使得老弱婦孺陷入困境。到1992年年底，已有44%人民的生活水平跌到貧困線以下。與此同時，巨額財富卻流入一小撮寡頭囊中。腐敗與犯罪行為猖獗，社會治安迅速惡化。國家預算下降為原來的1/13，外債劇增，1998年外債達GDP的146.4%。國民生活水平從1990年的世界第25位，下降為2000年的第68位。某些西方學者認為，葉利欽為俄國製造的這一經濟災難，甚至超過了30年代大蕭條對美國或德國的打擊。

那麼，中國為何沒出現類似現象？國內學者秦輝與沈志華都說，那是毛胡搞一氣，從來也沒像蘇聯那樣實行嚴格的計劃管理，因此自然也就不會遇到那樣嚴重的經濟轉型困難。我個人認為，這並不是全部原因，甚至並非主要原因。姑不說中國的經濟改革是漸進而非激進的，無論是取消物價管制、外匯管制等等，都沒有採取休克療法，而是以所謂「雙軌制」作為過渡。而且，即使中國採用俄羅斯的改革方案，也不至於引出那麼大的災難來。從本質上來說，蘇式國營企業是不可能改革的，這就是老大哥為何翻了船。而中國經濟改革之所以成功，靠的全是鄉鎮企業、三資企業、個體戶等等體制外企業，與國企改造無關。全靠老毛的文盲胡鬧，直到改革開放前夕，中國仍不是蘇聯那種工業化國家，折騰了30年也沒實現工業化，只是老修在50年代幫咱們打下點有限的底子而已。工業化其實是在改革開放期間才完成的。因為工業化不完全，再加上大量的體制外的剩餘勞力（城市無業遊民以及巨量的農民）與體制外的資本結合起來，當然要試看天下誰能敵了。一言以蔽之，中國的經改成功，是體制外力量的成功，而前蘇聯沒有這種龐大的體制外力量，該國城市裡沒有閑人，農村也沒什麼剩餘勞動力。

葉氏的另一改革措施是爛污私有化。 1992年下半年，葉氏將國營企業改為股份制，由國家發給每個公民價值一萬盧布的證券，公民可以用它認購自己選定的企業的股份。從表面上來看，這非常公平，然而實際效果卻完全相反。百姓一向吃慣皇糧，毫無市場經濟觀念，根本不知道如何選購企業股份，而自己又等錢買米下鍋，於是便紛紛將手中的證劵換成現錢。這早在那些負責發放證劵的官僚的料中，他們早就準備好了現錢，大量廉價收購之，於是國有企業便紛紛落入一小撮權貴的手中。這過程與朱鎔基的「改制」也差不多——國營​​企業原來的負責人搖身一變，成了私人企業的老闆。所不同者，朱鎔基只是把中小型國有企業送給了私人，大企業還留在國家手中，而俄國則不論大小全送。另一個區別則是，俄國的私有化似乎比中國還爛污得多，權貴攘奪國民財富時常與黑道相結合，許多國有企業直接就轉手送給了黑社會老大。這在中國似乎還沒有過，起碼不曾大規模發生。

更爛污的是1995年推出的「以借款換股份」的拍賣。蘇聯解體前，欠下了許多外債。 1991年年底，葉氏急於作克里姆林宮新沙皇，在謀划解散蘇聯時，答應由俄羅斯承擔蘇聯的全部外債。此後國家財政困難，為了賠償外債，更為了籌集競選經費，葉利欽便向他一手製造出來的「工商界巨子」們舉債，條件是把最昂貴的國營企業的股票送給他們。而那些企業的作價又很低。例如吉爾（ЗИЛ，又名吉斯）汽車廠僅以2.5億美元賣出，而據專家說該企業至少值10億。這種做法不但使得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裡，而且使得金融與媒體寡頭與政府勾結在一起，成了融政治與經濟為一體的強大寡頭勢力，使得俄國成了我黨過去詆毀的「壟斷資產階級的天堂」。

葉氏的私有化不但是腐敗化，而且是經濟​​結構的第三世界化。到1996年，工業產值下降到原來的一半。但不同產業遭受的打擊並不一樣。天然產業諸如燃料與能源產業受到的衝擊最小，而機械、高科技則遭到嚴重摧殘，輕工業縮減為原來的十分之一。反映到出口上，1990 年，原料出口產值僅佔60%， 1995 年便增為85%。高科技出口產值銳減為原來的1／7，使得俄國變成了一個靠出賣資源掙錢的二流國家。

國民經濟凋敝與社會福利的喪失，使得死亡率高於出生率，造成人口負增長。 1991年，全國人口尚且是正增長，1992年就變成負增長。從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期， 俄國人口年平均負增長率為5‰，每年損失750,000 到800,000人，以致聯合國於2005年警告，這一趨勢如果延續下去，到2050年，全國人口可能減少三分之一。男女平均壽命減少了7歲左右，嬰兒死亡率增加兩倍，1992年竟高達19.9‰，而梅毒發生率增加25倍，艾滋病發生率增加60倍。根據學​​術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上發表的調查，俄國成年男性死亡率在短期內增加了12•8%。作者認為這一變化與大規模私有化相關，其中一個因素可能是伴隨大規模私有化而來的男性失業率增加。

總而言之，葉利欽的改革的實際效應，便是美國學者Peter Reddaway 與俄國學者Dmitri Glinski指出的：「在現代世界史上第一次，一個國民受過良好教育的工業強國，毀掉了幾十年經濟發展的成果。」

三、答其他網友

答少正卯：波粒二象性與凱-哈之爭的區別。

1）波粒二象性是對光的本質的探討，一個物理現象可以從不同側面顯示不同特性，而凱恩斯與哈耶克提出的是不同的經濟政策。這兩者一是客觀現象，一是主觀決策，完全沒有可比性。

2）波粒二象性並不互斥，光粒子以波的方式傳播，是paradox而不是contradiction。而凱恩斯與哈耶克提出的是互斥的對策，根本不可能兼容。

答刁民：

1）財富當然是「一江春水向東流」。我已經說過了，西方的資本與技術大量湧向東方，致使中國的GDP連續三十年以兩位數增長，而西方卻停滯不前，這當然說明來自西方的資本與技術主要只在東方增值。

2）西方在中國投資，並不光是資本家獲利，中國獲利更多：得到了中國沒有的生產技術與經營管理技能；培訓了中國的技術隊伍與經營管理隊伍；引出上下游產業以及服務產業的繁榮。這些好處都不是資本家可以帶回本國去的。

3）資本家當然要獲得利潤，而這些利潤如果流回本國，則當然要造成財富反流。所以，我說財富東流是沒有道理的。此話貌似有理，但你忽略了以下問題：

A. 辦企業投入的資本並不能立即回收，在全部回收之前，那資本就固定在中國了，實際上成了中國產業的一部份。

B、​​利潤並不完全歸資本家所得，而要為所有從業人員按不同比例瓜分，還要向中國政府上稅。

C、資本家所得的那部份利潤未必全都迴流本國，有相當部份用於擴大再生產或是投資興辦其他企業，因而繼續留在中國。

D、因為勞動力昂貴，在西方投資並不能收到同等回報。因此，資本家所獲利潤即使不用於在中國開辦更多工廠，也只會投到東南亞那些勞力低廉的國家去，並不會迴流到出發地。

E、因為同一原因，利潤即使迴流到西方，也不會投入實體經濟，只會投入金融產業。票子若不化為硬體設施與技術，則不過是一堆花紙，金融危機一來就meltdown了，而鬼子帶來的廠房、設備、技術可是實實在在地留在了中國。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