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潤南 我的1989（22）蛇口出境

作者：萬潤南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我的1989（22）蛇口出境

長安街上槍聲一響，我幾乎徹夜未眠。鈴聲不斷，不停有人來電話報告長安街沿途和天安門廣場的消息，我默默地聽，心裡牽挂著廣場上的同學，還有四君子……

6月4日，是星期天，我和四通的主要幹部都到公司來了，第一件事情，就是讓各部門查詢員工的安全。結果，OA部報告，該部的王超同學今晨在長安街騎自行車時被子彈擊中喪命。中槍的傷口在正面額頭，戒嚴部隊的結論：暴徒！據說他們當時的邏輯很簡單：如果是背後中槍：被誤傷的群眾；如果是正面中槍：暴徒！

我即刻讓李玉和OA部的戴鐵牛去看望家屬。王超同學是科學院子弟，他的父母，一對普通的知識分子，甚至來不及悲痛，而是處在一種極度的驚恐當中。因為兒子被定性為「暴徒」，不知道以後還要面臨怎樣的厄運。

我給張福森撥通了電話，極度憤怒地吼了一聲：「怎麼可以這樣？！」

他在電話里語不成句：「……你，等一下……，等……」好像他們在開會，我就掛斷了電話。據說，張福森後來很後悔，認為是因為他沒有及時回答我的電話，所以導致我離京出走。其實，他完全不必自責，因為悲劇已經釀成，誰也改變不了什麼了。

6月5日下午，我在北塢村召集幹部開會，決定暫停營業，並安排了主要幹部在公司輪流值班。當晚，是李玉、李文俊和彭建偉值班。據李玉說，一晚上電話不斷。

6月6日上午，我在集團公司總裁辦接待了海淀區的科委主任胡定淮，他思想開明，一直是四通的堅定支持者。他談起自己6月3日夜間在西長安街的見聞，對當局的暴行和蠢行不停地搖頭嘆息。

這些天，我不斷接到匿名電話，接聽時就是一句話：「趕快走！你隨時有危險！」從運動一開始去北大看大字報被拍照留念，到首都飯店彩虹廳的黑衣人高舉錄音機打招呼，到6月3日上午曹思源的失蹤，到當天晚上和逆行的霸王車對峙，我很清楚自己已經在「有關部門」的監控之下，而且，他們馬上就要下手了！

我一直困惑是誰給我打了這些報警電話。現在我有點想明白了，我認為正是監控、跟蹤我的國保人員，只有他們最清楚我的處境，而且，他們已經得到了「下手」的指令，他們是在拖延時間，他們希望我能配合……

當時的民心、黨心、軍心，由此可見一斑。後來聽曹思源講他在秦城監獄的經歷，他說自己很快就成為看守他的那些小戰士的偶像。我可以想見他隨時隨地都可以理直氣壯、慷慨激昂地演說的樣子。那些戰士對他說：「將來你出去了，就是大英雄；而我們，還是在這裡繼續當兵的……」還說：「我們這裡關過四批人，沒有一批是關對的。」

6月6日 下午2:00，田志強送我去機場飛廣州。為了安全，我沒有用自己的證件登機，而是用了儲忠的工作證。儲忠是我嫡親的同胞兄弟，在當時那個年齡段，我們非常像，以至於公司里的員工都常把我們搞錯。有一次，我坐在財務辦公室的沙發上埋頭看報表，一個四通的女孩子，記得叫楊君，叫著儲忠的名字，過來親昵地推了我一把。我一抬頭，她花容失色：「啊……對不起，萬總！」

在上車去機場前，我把段永基、李文俊、儲忠三個人叫到車上。我平靜地對他們說：我可能要離開北京一段時間，先去南方看看。我不在北京期間，公司的大事由你們三位決定。老段管經營、文俊管常務、儲忠管財務，我記得還正式給他們簽署了一份授權書。

6月6日晚，我抵達廣州。廣州四通的總經理甄衡祥來接機，他也是我清華的同屆校友。當晚，他安排我入住廣州的中國大酒店。

6月7日，我離開廣州到了深圳，下榻在蛇口的一家酒店。約了深大的羅徵啟校長來酒店會面，談到這一段的風風雨雨，我們感慨萬分。說起當局的暴行，我們痛心疾首。

我還把四通在南方的幾員大將召到蛇口酒店，記得有沈國鈞和殷克，殷克是專程從珠海趕過來的。我向他們通報了北京的情況，並告訴他們，明天我將離境去香港。

因為有IDG國際會議的邀請，所以我有現成的赴港簽證。第二天，6月8日清晨，我從蛇口坐第一班船到了香港。我沒有其他六四人士離境時經歷的那種驚心動魄，我的經歷平淡、順利得幾乎有點boring。也許，我特地避開羅湖海關，選擇了相對冷清的蛇口海關，算是用了一點小小的心計。

實際上，國保的朋友們留給我的時間，這已經是最後一天了。6月9日，正式的通緝令到了海關。當天凡是四通的普通員工，都在機場被截留、禁止出境。

當時有好幾份通緝令。我列名的那份通緝令有七個人：嚴家祺、包遵信、陳一咨、萬潤南、蘇曉康、陳子明、王軍濤。我們的通緝令是「無控期」，也就是說，任何時間都有效、永遠有效。

永遠有多遠？能有效到永遠嗎？

（全文完）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