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時間: 1 18 2012 19: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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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海納百川
陳大夫在蘆區轉貼了《俄羅斯檔案解密 列寧因何嚴厲批評孫中山》一文，並跟貼侮辱國民黨，胡說什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革命』，其分別在於一為『改良』一為『暴力』」，全然不知道此乃同盟會與保皇黨人的根本分歧，卻竟然用「改良」的罪名去侮辱國民黨那老牌革命黨；而杜魯門網友則宣稱：「如果這篇文章說的屬實，那麼孫大炮也是有限暴力革命者咯。老蔣也就確實是孫大炮事業的繼承者。」
那文章當然基本屬實，說的還只是九牛一毛。毛子極度鄙視孫和國民黨，蘇俄檔案中連篇累牘儘是毛子密使們的負面評論。孫本人在早期也有過一些不贊同馬克思主義的言論，例如說馬克思主義是病理學，不是生理學，階級鬥爭是社會出了毛病的表現，不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云云（大意如此）。只有隻知道官方教科書上的「經典說法」，卻對真實歷史毫無認知的史盲，才會以為那篇文字披露了什麼驚世駭俗的秘聞。
可惜那文字幫不了孫粉（約等於或趨近於史盲乃至文盲）的什麼忙。他們不知道：
1）「有限暴力革命」是夢話，革命是群眾暴動，一旦發生，其規模、程度與流向根本就是不可控的，自發革命尤其如此，遲早要進入「逆向淘汰」的負選擇。除了梁啟超外，辛亥前，誰也沒想到推翻清帝后中國會陷入幾十年的軍閥混戰，而軍閥混戰最後的結果是中共上台（請杜魯門這就前往購買《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在其中列舉了中共上台的一系列必要條件，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辛亥造成的軍閥混戰，給了中共起事的空間與時間）。革命當然也有可控的，那就是蘇俄式革命，但那「可控」，指的只是革命黨始終牢牢掌握軍隊與群眾的領導權，並不能確保群眾不會有過激行動，乃至犯下令人髮指的罪行。
2）手段決定結果，決定善惡。不管革命黨人的目標是有限還是無限，只要使用暴力手段，那就絕對沒什麼好結果。只有白痴才看不出來，以「軍政」作為建立「憲政」的手段，必然導致軍人專政，而這就是為何民國淪入大大小小的軍閥之手。孫文的「軍政—訓政—憲政」的「建國大綱」居然被全民奉為圭臬，光這一事實就足以顯示國人智力之低下。
事實上，蔣介石以黨國取代民國，意味著政治上（尤其是民權）、經濟上、文化上的全方位倒退，其歷史必要性只有一條：國家在形式上的統一保證了最起碼的國防能力，使得中國倖免亡國之禍。在那個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時代，這是絕對必要的。我之所以肯定國民革命，就完全是、而且僅僅是因為這一條。蔣介石的歷史功績，只在於形式上統一了中國，領導全國人民打贏了抗戰。而若是沒有國民革命，這勝利就根本沒有可能。然而這不過是補過之舉。若不是辛亥自爆，使得國家土崩瓦解，極大地鼓勵了俄日野心家（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則蘇俄未必敢來華公開扶植代理人，抗戰也未必會爆發，起碼西藏與外蒙不會脫離出去，終民國之世始終未能收復。
當然，論虐民殘民，蔣介石的黨國遠沒有中共的黨國結棍。這當然是蔣的社會革命理想不如共黨徹底，但也是他始終沒有真正統治中國使然。換言之，那並不完全是因為蔣的革命目標有限，更是因為他的力量有限。他從來沒能控制大多數地方政府，不僅抗戰前無法控制絕大多數地方部隊，就連抗戰後，他也始終未能有效控制非嫡系國軍，以致不但大量部隊在內戰中嘩變，而且在共軍渡江前夕，李宗仁、白崇禧等人還試圖發動兵變，與共軍夾擊殘存的蔣系部隊。1928年之後、抗戰之前的中國，事實上是個「一國多制」的自治聯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保證了人民自由。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蔣並沒有像共黨那樣以武力征服全國，徹底砸碎了舊國家機器，另建新國家機器，而主要是靠拉攏收買各地軍閥，充當全國共主。若要說這是「有限暴力革命」，當然也能說得過去，但這不過是他因實力不足而被迫與現實作出的妥協。
3）孫中山不是孫粉們心目中那個固定不變的凝固形象，是不斷流變的，列寧抨擊的是早年的孫中山，不是晚年那個全心全意「以俄為師」的孫文。
哪怕只讀過官定教科書的中學生，也該知道早年與晚年的孫文的區別。早年的孫文壓根兒就是個頭腦不正常的熱昏賭徒。在「聯俄容共」前，他的業績無非是「十次革命」、「二次革命」、「護國」與「護法」。沒有哪次不是輕率莽撞、魯莽滅裂到了正常人根本不敢相信、無從想象的地步，而這就是毛子為何看不起他，要說他只知道搞「單純軍事主義冒險」。
的確，論幹革命，毛子與孫文的區別，是大宗師與小兒（而且還是智障兒童）的區別。在「以俄為師」之前，孫中山「致力於革命四十年」，竟然連該怎麼幹革命都不知道。國民黨只是個新時代的「三合會」（海外稱為Triad），忠實保留了舊中國黑社會組織的特點。《委員長》[1]一書的作者Jay Taylor觀察到，晚清的會黨是秘密的自治組織，用今日的話來說便是「有組織的犯罪」。所謂「自治」，指的是這類黑社會組織多是鬆散的大雜燴，並非紀律嚴明的嚴密組織。其頭子雖有聲望及尊崇的地位，卻不能對下面的人實行有效控制與指揮。改組前的國民黨忠實保留了這一特點，非但不懂宣傳群眾、組織群眾那一套「革命工藝學」基本功，而且竟然沒有黨綱、黨章、黨報、黨刊，就連自家有多少黨員都不知道。只要某個軍閥聲稱支持孫文，孫便把那軍閥手下的所有士兵都視為國民黨員。
這就是他為何在向外國人托缽化緣、跪求援助時要宣稱，他在哪個哪個省有多少多少忠實的黨徒，有多少多少兵力，只要他有足夠的軍費發動北伐，各省黨人便會起來響應，不旋踵便能底定全國，云云。讓外國施主們在背後竊笑，一致認定他腦子不正常。就連他的親密戰友、臨時大總統政治顧問端納（William Henry Donald）都極度鄙視他。孫文辭去臨時大總統后，端納在給莫理循的通信中說：
「我們這裡的孫逸仙是最討人厭的人，黃興也好不了多少，只是聰明些也深沉些。負責南京軍隊的老王[2]肯定是個老壞蛋，而同盟會的另一伙人則密謀逃命的計劃。他們在追求什麼東西，可是我說不上來。孫向我保證，他要從此永遠退出政界，但是我有懷疑。我注意到，凡是去見他的中國人仍然稱呼他『總統』。他們簡直要給他磕頭了。我深信，他已經把自己想象成中國的摩西了。芸芸眾生是命中注定要由他領著到達希望之鄉的。我無法說他構想出來的希望之鄉是否也受外國人的奴役，但是他肯定是朝著荒蕪的沙漠那個方向在前進。
他是個傻瓜。有一天我同他交談時，他對我說，他已經決心完全獻身於發展鐵路。他說，他在一兩個月內還不能公開他的計劃。但是我講了很多話，使他終於走進內室，從什麼地方拿出來一幅大地圖。這幅地圖大約有六英尺見方，當孫把它鋪在地板上的時候，我看到了最能說明一個人的性格的證據，說明孫不僅是個瘋子，而且比瘋子還要瘋。他絲毫不講實際，缺乏普通常識，而且，他對於自己表示的現在倡議的事業缺乏最基本的概念。
這是一張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國最西部邊界的地圖。孫手持毛筆和一塊墨，不時隨心所欲地在各省和各屬地的位置划滿了許多線路。他用雙線表示沿著海岸線從上海到廣州的鐵路幹線，又從那裡穿過叢山峻岭通往拉薩，再向西繞來繞去，伸到西部邊界，進入新疆，再穿出去到達蒙古。他的另一條幹線是從上海到四川再到拉薩。他還有一條鐵路是沿著戈壁沙漠的邊緣進入蒙古。其他幾條線路是通向北方、西北和東北的。各省都有很多支線。孫所繪製的這幅地圖只不過是一幅怪誕的中國之謎。
孫坐在地板上向我解釋這番大事業。看著他坐在那裡，使我想到，他這副樣子比什麼都更能說明這位中華民國首任總統的不稱職了。他發瘋了！為什麼？並不是因為他畫了這幅地圖，因為只要有錢和充分的時間，他划的每一條鐵路和更多的鐵路都可以建成，而是因為孫竟然冒失地認為，由於他劃出了這些條鐵路線，外國資本家就會給他足夠的錢，把這些鐵路在五年到十年的時間裡全部建成！他焦急地問：『你認為外國資本家會給這筆錢嗎？』我反問：『條件是什麼？』『啊，』他說，『如果我們給他們以築路權和由他們經營這些鐵路四十年的權利，四十年期滿后把鐵路完整的和無償地交還給中國！』我對他說，除非有一個穩定的政府，否則，哪怕是在人口最多的省份里修築一條最實用和最有利可圖的鐵路，也沒有任何希望得到一文錢的外國投資。但是在稀奇事中更有稀奇事。像孫這樣地位的人，在表現他的才智、能力和聰慧時，竟然說出這樣話來：他回答說：『政府穩定與否有什麼關係，只要各省同意就成！！！』
博士[3]，這該死的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吉伯特和沙立文的任何滑稽歌劇或任何其他人的歌劇里，都從來沒有比這個更荒唐的手法了。」[4]
以這種瘋子為領袖的國民黨，能幹出什麼業績來？在俄國人到來前，國民黨不過是個政治烏龍，不但沒有黨軍，沒有黨報黨刊，沒有黨綱黨章，而且沒有一個組織系統——從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組織，都是在毛子來后才建立起來的。孫文既不知道怎麼掌握槍杆子，也不懂使用筆杆子，甚至連怎麼建立絕對服從黨魁的組織都不懂，遑論建立起一系列的黨外群眾組織，藉此將群眾組織動員起來，用於革命戰爭。孫文理解的「暴力革命」，在辛亥前就是恐怖活動：暗殺清廷高官，聯絡會黨，從外國購買軍火偷運到邊境地區（甚至可以邊遠到與法屬越南比鄰的廣西鎮南關與雲南河口），弄上幾十幾百來號人攻打官府衙門。這種兒戲暴動，連文革期間的武鬥都遠遠不如。要指望它推翻清朝，猶如《西遊記》上的鳳仙郡若想下雨，必須靠一盞油燈去融化黃金大鎖的鎖梃一樣。若不是與孫文毫不相干的武昌「文學社」與「共進會」聯手發動了兵變，則孫文再折騰到猴年馬月也沒指望坐上龍庭。
辛亥之後，孫文幹革命的方式，便是依靠辛亥製造出來的南方軍閥（多為同盟會出身，但陸榮廷例外），自封「大元帥」與「非常大總統」，靠其部隊去北伐，完成國家統一，卻絲毫不懂必須以黨組織去控制軍隊，以革命理想去鼓舞將士，使軍隊政治化，獲得強大的戰鬥力並保持對黨的忠誠。這結果便是被軍閥不斷拋棄，屢做喪家之犬，最後連陳炯明都與之決裂，遂有所謂「陳炯明叛變」。此乃滑天下之大稽——國民黨本來就是個類似天地會的同盟組織，孫文不過是個名義盟主，而這地位還是陳幫他掙到的，何來「叛變」之說？孫文當年曾開辦「革命公司」，大量發售股票與債券，允諾「捐數五元美金以上者，均雙倍給發中華民國金幣票收執，十元者列名為優先國民，百元者記功一次，千元者記大功一次，待民國成立后論功行賞」。難道合伙人拆股，竟是背叛總經理不成？
孫文發行的革命公債
孫文在1914年發售的毫無購買力的偽鈔
因此，如果不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毛子密使送來了金盧布以及列寧革命工藝學，哪有國民黨的新生以及名義上的一統黨國？這就是我為何要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中說：
「如果不是鮑羅廷對國民黨作了脫胎換骨的再生手術，那它至今仍然只會是一個沒有綱領、沒有黨章、沒有黨組織、沒有黨員名冊、不會組織群眾也不會組織基層政權、連份黨報或黨刊都沒有、不知道宣傳自己的政策方針（也沒有什麼政策方針）、更沒有黨軍的烏龍幻影，連烏合之眾都談不上，絕對沒有統一廣東的能力，遑論統一全國；而若非鮑羅廷把蔣介石一手提拔為黨軍統帥，北伐也不會那麼順利。
因此，辛亥之後中國的兩次統一，都是蘇聯人輸出革命的結果，區別只在於國民黨『斷奶放單飛』要比中共早得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鮑羅廷才是真正的雙重『國父』——中華民國（準確來說是『中華黨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父。」
此說並不誇張，在俄國人來之前，孫文搞的確實是「有限暴力革命」，亦即永遠不會蔓延全身的疥癬小疾。而鮑羅廷確實是國民革命之魂，也是中共革命之母。沒有蘇聯的領導與援助，沒有國共合作，就不會有國民革命，也就不會有國共兩黨的先後崛起。
20年代初，賣國老妓孫文在幾十年如一日向日本、德國、英國、法國投懷送抱終無著落之後，終於傍上了別有用心的老毛子，開始實行「聯俄容共」政策。1924年1月，孫文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連全國代表大會這種政黨[無論是西方議會政黨還是列寧式革命黨]必有的設計，都得靠毛子教，您說中國人咋會那麼笨？），按俄共模式建黨建軍。他不但請鮑羅廷一手把持制定了國民黨政綱與黨章，重新解釋了他的「三民主義」：在「民權主義」方面，以「人民民主」（亦即毛澤東所謂「民主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代替了西方的「人權天賦」說，確立了以黨國代替民國的反動方針；「民生主義」成了由黨控制資源、反對私有資本「操控國計民生」的蘇式社會主義，孫本人更明確地說，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在「民族主義」方面，國民黨將原來「排滿革命」改為「打倒帝國主義」，要求「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反對北洋政府明智可行而且卓有成效的「修約」外交。這一系列根本改革，賦予了國民黨新面貌，使得它從原來那個烏龍幻影，變成了一個初具戰鬥力與號召力的朝氣蓬勃的革命黨。
孫文走出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場
如果沒有這個徹底轉向，則中共也就不可能在日後聲稱他們才是孫文的正宗傳人，而蔣介石則是背叛了孫中山的叛徒。這話其實也錯不到哪兒去。毛澤東後來寫的《新民主主義論》，其基本框架還是在鮑羅廷為國民黨起草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之中。
最惡毒的還是「打倒列強」的「新民族主義」。當時蘇俄在華密使的使命，便是挑撥離間，引起中國與列強的衝突，好把列強的注意力從蘇俄引到中國頭上來，因此不但向國共兩黨灌輸列寧的「帝國主義與民族解放理論」，把中國一切災難都歸咎於帝國主義，甚至把舊統治者說成是帝國主義的代理。國共兩黨忠實貫徹了莫斯科的命令，挑起了一系列中外衝突：1922年的香港海員大罷工以及期間的「沙田慘案」；1925年的「五卅慘案」，1925-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以及期間的「沙基慘案」；1926年因逼令臨時執政府「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而戰」而招致的「三一八慘案」；1927年因北伐軍攻克南京后搶劫屠殺外僑乃至槍擊外國領事招致英美軍艦炮擊南京的「南京事件」，等等。
所有這些慘案，除了南京事件尚未找到證據外，都是莫斯科密謀的結果。在「沙基慘案」發生后，國府的蘇俄顧問竟然主張公開向帝國主義宣戰，攻佔沙面和香港，認為此舉「有助於全國國民革命運動的浪潮更加高漲，並可導致全國各地普遍與外國人公開進行鬥爭。……這次同帝國主義較量的結果，必將使中國進一步革命化，所以丟了廣州也值得。」[5]只是英方主動表示願意和解，事變才未進一步惡化。在這些「反帝運動」中，國共兩黨都忠實執行了主子的指示：「務必推進以抵制、局部罷工和總罷工，而特別是鐵路總罷工的形式進行的革命運動，不要害怕危機加劇。」用同胞的鮮血去保衛他們的「無產階級祖國」。只是在蔣介石與毛子顧問決裂，莫斯科失去了對國民黨的控制，斯大林改變了對華政策后，類似的慘案才停止發生。
作為國民黨總理，孫文本人對蘇俄顧問言聽計從，就連他北上與馮玉祥、段祺瑞談判時發布的《時局宣言》也重申「打倒列強除軍閥」、「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的濫調，全然不顧這種蔑視國際公法、不顧國力對比的煽情號召，只能引起列強的敵視與制裁，惡化中外關係，使得中國取代蘇俄成為列強的眼中釘。
不僅如此，孫文更以蘇俄手段對付一切膽敢反對他的政治勢力。他在中國歷史上首開以政府軍血腥屠殺民眾自衛武裝的先例，建立俄式「革命委員會」，血腥鎮壓廣州商團，甚至放火焚燒人口密集的廣州西關，並在蘇俄顧問團的指揮下，以蘇俄顧問訓練指揮的黨軍使用蘇制武器剿滅陳炯明。他更將大權交給鮑羅廷，使他成了廣州的太上皇，以「擠檸檬」的方式對國民黨「吐故納新」，排擠右派，提拔左派，由中共黨人與汪精衛等左派形成了領導班子，把持了全部大權，實行「民主集中制」領導，並在全國各地組建發展國民黨黨部，把國民黨改造為變相的共產黨。長沙、寧鄉、安源等地的國民黨分部和湖南總支部，就是毛澤東建起來的[6]。
孫文還生怕老部下改變這赤化政策，在1924年11月動身北上去與馮玉祥、段祺瑞等談判時，他特地給國民黨要人留下手諭，諄諄囑咐：「鮑羅廷的主張，就是我的主張，凡是政治上的事，總要聽他的主張，你聽他的主張，要像聽我的主張一樣。」[7]這才是真正的《總理遺囑》，汪精衛捉刀炮製的那個官方版本只供愚民消費。
這就是後期的孫文，就是孫粉心目中的那個「民主國父」。孫文之所以走上這條墮落之路，我覺得並非偶然。宋慶齡說：「孫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問手段；但知是非，不顧利害，尤反對調和，蓋是非之間，萬無調和中立之餘地也。」[8]但在毛子當上他的師父之前，他知道的「手段」，無非也就是暗殺與金錢收買兩手，頂多再加上黑社會犯罪組織那一套，讓黨徒發血誓效忠於他，並在誓約上按手印。及至有幸蒙毛子言傳身教，見識了人家的真功夫，當然要如同河伯見到浩瀚的東海那樣，心悅誠服，五體投地。這就是他何以會在列寧死後如喪考妣，親自參加追悼大會，並手書祭幛：「國友人師」。
廣州召開的列寧追悼大會
這種種無恥舉止，連資深革命亂黨章炳麟都看不下去，在孫文死後停厝北京碧雲寺時，送輓聯一副，刺之曰：
舉國盡蘇俄，赤化不如陳獨秀；
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
這才是對孫文最中肯的蓋棺論定。
註釋：
[1]這是我的翻譯，原書名為The Generalissimo，這是西方國家在二戰時對蔣介石的稱呼，其實不對。Generalissimo舊譯為「大元帥」，近譯「最高統帥」，歷史上只有孫中山、張作霖、墨索里尼和斯大林給自己授過這種頭銜，但蔣介石沒有這麼干過。
[2]編者估計是指王芝祥，時為南方共和軍中的顯赫人物。
[3]端納對收信人莫理循的稱呼。
[4]（澳）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袁世凱政治顧問喬•厄•莫理循書信集》（上卷），969-970頁，知識出版社，1986年。為網路閱讀方便，筆者在引用時酌加了逗號，並分了段。
[5]卡爾圖諾娃：《加倫在中國：1924—1927》，20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
[6]《毛澤東年譜》（上），電子書。
[7]轉引自徐世強：《活躍在中國革命舞台上的共產國際代表》，《黨史博覽》2010年第2期。
[8]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http://www.zhuyinlibrary.com/category/biography/recent-chinese/type_20/pageNum_3/topic_1127/post_409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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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檔案解密 列寧因何嚴厲批評孫中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