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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嗩吶 大船何日過三峽?(七)(八)

作者:light12  於 2011-12-30 12:37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已有4評論

 時間: 12 12 2011 01:03  

作者:金嗩吶蘆笛自治區 發貼


大船何日過三峽?(七)


金嗩吶


雖然「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邏輯悖論把我弄得暈頭轉向,最後以中醫的「氣血理論」結案了事,但我還是傾向文化決定論、經濟決定論的說法。我認為經濟、文化與民主制度之間實際上存在一種轉換關係,但經濟文化的變化不會自動地轉形成民主制度,要經過很長的傳遞過程,並且必須有催化劑存在才能出現制度的「質變」。這個催化劑可以是領導人(集團)決策的改變、國際環境的影響,以及丘吉爾所說的「活見鬼事件」的出現。

這裡面還涉及馬到克思的生產力決定論。馬克思把人類社會的發展被描述為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過程中,提高其生產能力以滿足人類的物質需要的物質財富的創造過程。人不過是一個經濟動物,一個追求其物質需要的最大滿足的社會動物。經濟達到了一定水平,人們就要尋找更先進的社會制度與之相適應,以謀求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當然,在馬克思看來,這種先進的社會制度就是「科學社會主義」,手段則是革命。於是就得出了先進工業國共同爆發革命,一起實現社會主義的結論,恩格斯的原話是這麼說的:

「這種革命能不能單獨在一個國家發生?

答:不能。單是大工業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地聯繫起來,以致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國家發生的事情的影響。此外,大工業使所有文明國的社會發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這些國家,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都成了社會上兩個起決定作用的階級,它們之間的鬥爭成了當前的主要鬥爭。因此,共產主義革命將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裡,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在這些國家的每一個國家中,共產主義革命發展得較快或較慢,要看這個國家是否有較發達的工業,較多的財富和比較大量的生產力。因此,在德國實現共產主義革命最慢最困難,在英國最快最容易。共產主義革命也會大大影響世界上其他國家,會完全改變並大大加速它們原來的發展進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將有世界性的活動場所。(恩格斯《共產主義原理》)」


後來發生的事情不用我說,列寧同志的「落後農業國一國勝利論」成了「社會主義思想史上的一座豐碑」,徹底推翻了馬恩的「先進工業國共同勝利論」。不過,這是不是也反證資本主義是比「科學社會主義」更先進的社會制度?說到這兒我這個外行想談點對馬克思主義的看法。我認為馬克思主義有一「腚」道理,並不完全是胡說八道,作為一種參考理論來學習經常會有「受益匪淺」、「茅塞頓開」的感覺。但這倆老傢伙話說得太滿、太絕對、太武斷,思維也偏於簡單,經常是「一因一果」、「靜態單向」來解釋問題,而且從不說明是必要條件還是充分條件、充要條件,再加上馬恩二老酷愛大手筆,經常搞預測人類的前途與命運之類的大題目,所以比較適合思維簡單且雄心勃勃的民族當做指導思想來膜拜。

就拿那幾個學說來說吧。階級鬥爭學說(即階級鬥爭推動歷史發展)在某些時期是成立的,但楞要穿鑿整個人類歷史,就有點扯淡了。還有那個「剩餘價值學說」,在極簡單的生產活動中還適用,比如說搓麻繩,小販上門來收一條十塊錢,搓麻繩的農婦只拿到了五元,剩下的當然是黑老大給剝削了。可大工業生產不勝複雜,光是資本家的企業管理和風險投資這兩大塊就無法用剩餘價值來衡量,所以剩餘價值對於現代經濟學來說,基本上就是毫無價值。還有那唯物史觀,按老蘆的說法就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屁話,屁就屁在那個『唯』字上」。這經濟水平確實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況且,先進的社會制度並不僅僅是有利於經濟的發展,還有精神層面的意義在裡面。譬如說,與民主制度比較,威權統治是否更有利於經濟的發展還有爭論,至少從短期看,民主未必有利於經濟發展,台灣就是個例子。

台灣當年的威權政治體制,再加上蔣經國個人的因素,帶來了台灣60年代后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如果不是兩蔣威權政治時代打下的厚實家底,台灣恐怕現在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台灣民主化后,經濟發展迅速放緩。這當然不完全是制度改變的結果,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進入低速增長時期,也是正常的經濟現象,但由於實行民主帶來的扯皮、低效率確實存在。我還看過一個資料,說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提議二十年後高鐵覆蓋全美80%。結果第一條高鐵,儘管由聯邦政府提供90%的資金,地方僅承擔10%的費用,仍然被地方政府拒絕。拒絕的原因很多,比如高速公路和航空等利益集團的反對,還有一個原因是今日美國已經無法解決拆遷問題了。還有我前邊說過的成田機場瘸腿跑道的例子,也暴露了民主國家的軟肋。當然,民主體制也可以避免出現專制國家集中力量辦蠢事兒、辦壞事兒、辦缺德事兒的現象。

這次2012年總統選舉電視辯論馬英九自誇執政3年來的經濟成就,小女子蔡英文不服:「那都是民進黨打下的底子」,這時候宋楚瑜發話了(老宋向來是民進黨、國民黨都看不上,經常發表些「把政權交給民進黨不放心,交給國民黨不甘心」之類的言論),在旁邊表示不屑地說:「不對,都是蔣經國奠定的基礎!」意思是你們這些政治侏儒顯擺什麼,不過是站在了經國巨人的肩膀上而已(蔡宋兩人對話均為大意,沒時間查對了,原話網友自己看視頻吧)。

這讓人覺得很有意思,使我想起網上看到的一段爭論。某憤友提出,歐洲文明嚴格意義上說應該是起源於中國,沒有中國發明指南針和火藥,歐洲的艦船只能在內海瞎轉悠,就是出去也白搭,那些以捕獵為生的美洲土人個個身手敏捷,沒有火槍的白人未必是對手,因此也就談不到後來的大航海時代,也就淘不到工業發展所需要的第一桶金,後面的工業文明更是無從談起。後面立刻有網友調侃說,更嚴格地說歐洲文明的發源地應該是在非洲的衣索比亞,因為科學家在那裡發現了迄今為止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人類化石。沒有衣索比亞人民果斷地站起來直立行走,就沒有由此而產生的雙手和大腦解放,恐怕現在人類還和狒狒混在一起上樹摘桃子吃,更沒有文明可言。


扯遠了,接著說這個話題。我認為決定製度的因素很多,除去偶然因素外,最主要的我認為還是經濟和文化(這裡所說的「文化」是指價值觀念、思維和行為模式、道德標準、宗教信仰、政治立場等)。不顧文化基礎和經濟水平,依靠外力成功完成民主轉型主要見於特殊時期,比如戰後日本,美國在「把日本炸回石器時代」的戰略方針指導下,國家機器已經被徹底打爛,國民被打怕、打服,一切由麥克阿瑟說了算。阿富汗若將來的民主政權若能順利運轉也算個例子。在和平時期,對中國這樣的的具有悠久歷史傳統、強烈的大一統觀念的大國來說,外力的作用有限。沒有一定的文化和經濟基礎,這種民主轉型我看很難實現,更談不到正常運轉。

網友「越南人」提出民主轉型的「混合動力推動說」,我理解也是這個意思。我覺得台灣的民主轉型就是「混合動力」推動的結果。台灣的民主轉型是平穩過渡,起碼從現在看,目前的運作也還說得過去。整個轉型過程,稱得上是「上下互動」、「裡應外合」。

從高層來說,國民黨的終極目標就是實現民主憲政,黨綱、憲法里寫得清清楚楚,還政於民是遲早的事兒。以前還有個共產黨顛覆破壞的問題,一旦國際共運威脅解除,大陸宣布停止金門打炮,老鄧提出「一國兩制」,這時候再拿《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糊弄人說不過去的。體制外的自由知識分子和民進黨憤青也不依不饒。另外,老蔣小蔣在嚴峻的島內外形勢下建立了二元政治體制(威權體制),即上層(中央)的專制體制和下層(地方)的代議體制,使民主政治有了生長點。

從台灣當時情況來看,選擇這種威權政治體制是合適的,再加上蔣經國個人的因素,帶來了台灣60年代后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這種威權政治體制的優點和缺點都非常明顯,優點是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兒」,在工業化初期可以有效利用各種社會資源和自然資源、整合民眾,避免民主的低效率,若領導者明智,可以使經濟快速發展。最大的問題是政權缺乏合法性,而且從長遠看也難以避免貪污腐敗和官僚主義,所以只能是一種不穩定過渡狀態。

經濟的發展以及教育、科技水平的提高,也讓台灣有了大量有知識的中產階級,我覺得這也很重要,假如選民都是一幫子急紅了眼的窮棒子,民主選舉能順利進行才怪,恐怕最終結局「不是選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選舉」(篡改自《毛主席語錄》),最後建立起一個紅彤彤的革命政權來。再者,本土文化儒教作為一種准宗教在台灣還在發揮正面作用。雖然我本人沒有去過台灣,但從台灣回來的親戚朋友都普遍感到「禮義廉恥孝悌忠信」在台灣社會生活處處存在,跟香港的感覺完全是兩回事兒,香港社會絲毫沒有台灣那種纏綿溫柔鄉的感覺。台灣人也遠比大陸人規矩老實(到了大陸得另說,那可是入鄉隨俗),對權力和金錢的追求也遠不如大陸人強烈。連佛教台灣也和大陸不一樣,比較一下星雲大師和少林寺CEO釋永信,就知道兩者的區別。我黨過去定義老蔣為「政治流氓」,有一定道理,起碼是沒全錯。但老蔣最多也就是個「城市流氓」,多少也還知道點講規矩、守契約,甚至太把對盟國的承諾當回事兒,和翻手雲覆手雨、無法無天的「農村痞子」有天壤之別,否則也不會輸得這麼慘。

來自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壓力也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西方國家在共產國家和威權體制國家之間肯定要選擇後者,但七十年代末中國大陸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以及輸出革命的做法后,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態度恐怕就要轉變了。在價值觀上不與民主國家保持一致,有事兒沒事兒就鼓搗出「陳文成事件」、「江南事件」、「雷震事件」、「美麗島事件」,誰搗亂就把誰做掉,很難得到西方的長期支持。即使總統不在乎,議員和選民也不會答應。在人家眼裡你總是怪怪的,「見面都不好意思打招呼」(電影《大腕》經典台詞)。可不這麼搞,又很難維持威權統治,保持社會安定。這恐怕也是促使統治者下決心搞民主憲政的原因吧。

另外,實行中央專制、地方民主的威權體制(即大權獨攬,小權分散),市長縣長和省市縣議員完全是選舉產生,十幾年來的基層民主選舉,使國民受到了民主訓練,也培養了台灣人的契約精神和權利意識。這種小權分散,使得民主社會所需要的獨立自由的民間組織逐漸建立起來:農民有農協,工人有工會,學校有學生會。這種民間組織,對於民主社會來說極為重要。儘管我沒有去過東歐,但對金雁「教會遏制腐敗」的說法完全可以理解。

在大陸農村呆過的網友都知道,農村剛解散人民公社、實行聯產承包的時候,實際上是農村什麼都沒人管了,一時間秩序混亂、治安惡化,甚至不少地方的農民晚上要睡在牛棚里,否則牛就會被人偷走,弄得民怨沸騰、怨聲載道。甚至還有不少人希望恢復人民公社,重建大隊民兵,南街村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民國時期的農村可不是這樣,農民相對老實憨厚不說,鄉紳對於穩定農村的生活秩序也起著很大的作用(當然,少數勾結官府、欺壓百姓的劣紳也肯定有)。只要沒有戰爭,不鬧土匪、不搞農運,中國農村苦確實是苦(一畝地收穫二三百斤糧食沒個不苦),但完全是安定祥和的大好局面。阿Q不過是表達了想和吳媽睡覺的願望,「淫慾一閃念」而已,就被一頓臭揍,真要是誰干點雞鳴狗盜的勾當,趙老太爺的家法、錢老太爺的文明棍可不是吃素的。

歇個晌,然後再接著說。

【未完待續】

時間: 12 14 2011 23:24  

作者:金嗩吶蘆笛自治區 發貼


大船何日過三峽?(八)


金嗩吶


中國若想成功民主轉型,最大可能(也是我認為最理想的過程)既不是簡單地從外部強行輸入民主,也不是內部爆發民主革命,而應該也是一個台灣那樣的「上下互動」、「裡應外合」的緩慢而平滑的過程(據說國民黨是人類有史以來,唯一一個主動實行民主憲政,並且日後又重新上台的專制政黨)。在這個過程中,思想交鋒和利益博弈促進觀念改變和制度演進,把民主制度需要的軟硬體儘可能地配備齊全。所謂硬體,我認為最主要的經濟要達到一定水平,窮國、大國搞民主,估計也就是巴基斯坦的水平,最多超不過印度。前一段看到一篇文章說(大意),專制適合窮國,而民主是富國的享受,人均GDP沒到一定水平,你就沒那個資格,只好老老實實在專制下討生活。要想享受民主自由,只有先把經濟搞上去,到時候民主定會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自動找上門來。

作者說的有一定道理,但並不能解釋為什麼那幾個富裕的中東產油國為何沒有實現民主轉型,這裡面的文化因素,即來自伊斯蘭教的「宗教抵抗」誰也不能忽視。接觸過穆斯林的網友恐怕都有這樣的體會,這些人思想偏執、觀念陳舊,根本無法交流,聽不得別人說伊斯蘭一個不字,否則就要和你玩命。他們把不信伊斯蘭的人稱為卡菲爾(敵人),而在經典的伊斯蘭教法中,殺卡菲爾是無罪的。所以,有人說伊斯蘭教需要一場類似馬丁•路德發動的基督教宗教改革運動,使統治者不能再利用宗教干涉世俗生活,讓真主的歸真主,薩拉丁的歸薩拉丁(不知這樣比喻對不對,伊斯蘭的世俗英雄我只聽說過這一位),我覺得是那麼回事兒。

這樣看來,實現民主轉型文化軟體必不可少。具體說就是國民要完成這樣一個轉變過程:從沒有契約精神的痞子、沒有權利意識的奴才進化為具備契約精神和權利意識的現代公民。關於契約精神和權利意識,老蘆是這樣說的:

「實行民主的主觀條件有兩條:一是公民具有強烈的權利意識,既知道捍衛和行使自己的權利,也知道尊重他人的同等權利。二是具有高度的契約精神,能嚴格遵守遊戲規矩。民主是紳士而不是痞子的遊戲。如民國經驗昭示的那樣,參與遊戲的只要有一方不按規矩胡來,民主實驗就必然破產。」

網路作家慕容雪村也表達過類似的意思,他引用美國傳教士密迪樂的話,將之稱為「基礎文明」:

「太平天國時期,美國傳教士密迪樂來到中國,他看到了戰爭、災荒和種種匪夷所思的苦難,然後做出診斷:中國最需要的不是現代科技,而是基礎文明。150年後,我們用上了IPHONE,聽上了MP4,我們有全世界最快的網際網路,可是我們最需要的,依然是那個東西:基礎文明。所謂基礎文明,指的就是契約精神、權利意識,還有對民主政治和個人自由的理解,這些東西現在稱為普世價值,意思就是,每個人都該懂得,除非你還是個野蠻人。」


我認為契約精神與權利意識相比,前者更為重要。人們把契約精神稱作現代文明的基石,真是一點也不過分。像不丹就是國民有契約精神、但沒有(或幾乎沒有)權利意識而成功完成民主轉型的例子。不丹從君主制走向民主制,不是民眾自下而上的普遍要求,而是不丹國王自廢世襲搞民主,自上而下大力推動的結果:僅有的兩個政黨(人民民主黨和不丹繁榮進步黨)都是國王在立憲3年前親手扶植起來的,為了動員那些不習慣、不熟悉選舉流程的不丹選民,國王派專車接送他們參加投票,不識字的選民還可以根據兩個政黨的不同競選標誌進行取捨,為了避免投錯票,事先還進行了多次模擬選舉,百姓含淚要求國王收回民主承諾,堅持君主制N年不動搖。「今夜,我們都是余含淚」。所以不丹百姓未必有什麼權利意識,但有契約精神,平等、誠信、寬容、妥協、守序這些現代公民的基本素質人家基本具備,這點去過不丹的人都有體會。正是因為有這個「基本國情」,所以國王可以「霸王硬上弓」,可以用「獨裁」手段強行把一個君主專制國推向議會民主國,把臣民變成公民,在兵不血刃中完成了向現代文明的跨越,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現在問題來了:「契約精神和權利意識是從哪裡來的?是從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篡改自《毛主席語錄》)人家制度決定論者說的也沒錯啊,在專制政治制度下的文化是太監文化、痞子文化、愚民文化,實行的是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培養的只會是奴才、痞子和白痴,種下跳蚤,絕不會收穫龍種產生不出民主社會所需要的合格「公民」。

我覺得如果中國仍然處於毛時代那種封閉狀態,搞指令經濟的話,這種說法成立。但時代不同了,我覺得這契約精神和權利意識還是有可能在中國產生的,只不過是過程漫長而已。現在中國是開放狀態(儘管上國外網站還需要翻牆),也算搞了市場經濟(儘管不地道),經濟迅速發展,城市化率達到了百分之四十七,國民生活條件改善,一部分國人的物質生活也逐漸接近或超過日本和某些歐洲國家的水平(這裡主要是指「量」,「質」還差得遠),這種情況下人們的思想觀念肯定會發生改變。我前邊說過,人類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本能,這是刻在基因里東西,也是人類與動物的差別。動物只有生存本能而沒有發展的要求和能力。而人類同時具有生存與發展的本能,這個本能說白了就是首先要活下去,其次要活的好一些。怎麼才能活的更好,怎麼才算活的更好,這就是文化的差異。

其實中國人的思維行為模式、價值觀的變化已經很大了,尤其是對自己權利的保護方面。你通過兩代人的砸場子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一是毛左砸袁騰飛的場子。一幫老傢伙在商務印書館售書現場大喊大叫,張牙舞爪高呼口號,嚷嚷半天無非就是說你小子有什麼資格反對毛主席;再就是最近,司馬南演講現場去了一個戴墨鏡的女孩,質問司馬南有什麼證據說山東臨沂盲人律師陳光誠拿美國津貼。司馬南吭哧半天答不上來,一會兒讓女孩摘墨鏡,一會兒又拿女孩該不該和男人睡覺說事兒。那女孩回答的也很乾脆:戴不戴墨鏡,和誰睡覺是我個人的事兒,用不著你管;你說陳光誠拿美國津貼得把證據亮出來,胡亂陷害人可不行。

兩者一比較就知道,前者是毛時代的遺民,多年來基本上是老太監的圈子裡自娛自樂;後者是看港台和美國電視劇長大的孩子:你司馬南在公開場合說別人壞話要負責任的,「你可以保持沉默,你所說的一切將成為呈堂證供」而我私人領域的事情你無權干涉。

我覺得只要中國繼續開放,繼續搞市場經濟,國人的思維行為模式、價值觀的改變一定會持續下去。這種改變可以是主動的,前幾天有網友問如何做才能讓國民樹立權利意識和契約精神,我認為能做的就是兩條:一是啟蒙宣傳,二是向政府的各種侵權和違約行為作抗爭,別的我還真想不出什麼來。這種改變恐怕更多的是被動的,經濟的發展、西方文化的輸入,會伴隨著自我意識的覺醒。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契約精神就是近代商品經濟、貨幣經濟、市場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權利意識是市場經濟社會的意識形態,市場交換實際是交換者以自由自願的以平等身分進行的權利交換,就像約翰•泰勒所指出的那樣「交換,如果發生的話,存在於所有權的轉移和雙方對各自所持權利的共同承認。」市場經濟會推動市民社會的發展。

從現狀看,這些年中國的權利意識有所增強,但契約精神長進不大。這跟社會環境有關:誰講權利誰沾光,誰守契約誰倒霉。現在之所以拆遷越來越難,甚至政府和開發商都已經無法應對,必須動用黑社會來解決了。「四零五零買斷工齡」的事情放在今天,恐怕很難搞定了。而契約精神為何長進不大,我想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與毛主席留給中國人的精神遺產有關。依我看毛主席的人格魅力就是「不按規矩出牌」、「無法無天」兩條,象徵著毛主席的智慧和氣魄;再者,現在最不遵守契約的就是那些政府官員(畢竟過去只是毛一人「無法無天」),通過不守規則趁亂撈取利益,這種示範效應和對市場經濟的惡劣影響也使得契約精神培育緩慢。就說這農村基層普選吧,這本是培育契約文明的好機會,中國政府本該發揮正面作用,如制定各項制度,確保競選過程公平。包括建立選舉的執行、監督機構和程序,培訓相關人員,釐定候選人的參選條件和勝選標準等。可事實相反,政府要麼不作為,要麼瞎摻和,最後把農村普選變成了一場鬧劇,讓人們一提民主選舉就反胃。

中國實行民主憲政過程遠比台灣複雜。台灣做為一個人口僅有兩千多萬的小島,也是能夠平穩實現民主過渡的先天條件。早在古希臘時代,公認的就是民主只能在小國寡民之地取得成功。再者,多年的政治洗禮也不是無用功,正如唐德剛所言,「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復也」。從外部環境看,大陸和台灣也完全不同。首先台灣對美國的依賴是單向的,美國可以不帶台灣玩,而台灣沒什麼可以拿住美國的地方。但大陸不同,西方現在和中國大陸誰也離不開誰。再者,西方的經濟也遠不如九十年代,這還不是金融系統或產業結構有什麼漏洞,補上就可以了,或是關係不順,調整一下就可以了。根據我親眼所見和親戚朋友反饋回來的信息,除了德國等少數國家外,很多西方國家得以立國的傳統製造業都被掏空(即產業空洞化),到處都是廢棄的工廠廠房,而且短期內看不到有恢復的跡象。中國人的思維很簡單現實,如果你經濟好,那說明民主制度好,我就跟著你學。現在西方到處都是經濟危機,那說明你的制度不行,咱還是先放放吧。

總而言之,民主憲政這事兒真是急不得。發動革命推翻專制,然後實行民主憲政,不行就再革命,這種「急就章」近代中國已經幹了好幾次了,每次均以失敗告終,再來這一套就顯得有點俗了。看看「憲政之母」英國實現一人一票的過程吧。如果把1215年的《大憲章》算作英國自由憲政的起點,那麼,直到1688年的「光榮革命」,英國的自由憲政才算是徹底站穩了腳跟。從1688年到1832年的第一次議會改革,這一個半世紀基本上是有自由、無民主;1832-1918年又用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來完成民主化即「一人一票」化。但1918年的「一人一票」還男女有別:男性公民21歲享有普選權,而婦女則要30歲。而且仍規定了部分人可以享有復票權。1928年婦女取得了與男子平等的選舉權。1948年的《人民代表選舉法》廢除了營業處所、倫敦市和大學選區的「復票制」,實行「一人一票、一票一價」的平等選舉權制。1969年的《人民代表選舉法》規定,凡年滿18歲的公民,依法均享有選舉權。至此,英國現代選舉制度中的核心精神——自由、平等和普遍的選舉才真正較為完整的確立起來。

當然,現在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人的思想觀念和當時英國佬的情況已經完全不同,民主化的過程也不會一樣,但這種「循序漸進」的原則恐怕還是適用的。

我認為亨廷頓的這個觀點是對的:時間屬於民主這一邊。

休息幾天,下周再接著說唐德剛的第四條。這兩篇寫得有些沉悶,估計評論毛時代要有趣得多。

【未完待續】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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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評論 評論 (4 個評論)

回復 木子行 2011-12-30 23:17
很值得一看,謝謝.
回復 light12 2011-12-30 23:19
木子行: 很值得一看,謝謝.
謝謝金嗩吶
回復 木子行 2011-12-30 23:20
light12: 謝謝金嗩吶
新年愉快.
回復 light12 2011-12-30 23:21
木子行: 新年愉快.
新年愉快,老闆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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