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渣楊繼年

                      　　第一次聽說楊繼年十一歲就坐牢時，我不禁嗤之以鼻，「您在編小說吧？」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１２日下午，我在成都西門的某處街沿上拜訪了楊繼年，印象不太好。他擰著眉毛，一臉怨毒。我說想與他溝通，他回答：「溝通有屁用，您又不是法官。今天您是個無權無勢的文人，閑著沒事，搜集個素材，所以能陪坐在這兒磨牙；如果明天您時來運轉，不慎當上大官，心腸馬上就變黑了。」
　　我下不來台，只得邊撤退邊說：「改日再會。」
　　過了一個星期，我在「上訪旅館」頂樓三號房再訪楊繼年，乘其情緒穩定，與之長談，還算順利。之後，緣分盡，他上訪去了北京。
　　我花了大半年時間琢磨材料，仍然沒把握寫好此案。我數易其稿，曾嘗試使用報告或紀實小說的形式。焦頭爛額之際，最終不得不沿襲簡樸的原始訪談。因為楊繼年已經死了，大量的空白無法填補。一個人慘到如此地步，文學修飾有何意義？
　　老伍：許多上訪人士告訴我，您年僅１１歲就被判刑了，是真的嗎？
　　楊繼年：我生於１９４６年１２月８日，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５日被××縣法院以偷竊罪判刑１０年；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０日又被加刑３年。老伍同志您看，這是兩份《判決書》。
　　老伍：原件呢？
　　楊繼年：沒有。
　　老伍：坐牢是大事，咋可能沒法律原件？
　　楊繼年：您是故意挑刺吧？
　　老伍：老楊您別生氣，我真的，真的蒙了。例如這所謂的《判決書》，字跡如此潦草，恐怕大學教授辨認起來也吃力，就憑它，您蹲了３４年大獄……
　　楊繼年：這很正常，５０年代提倡「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所以當時的法律文書都是手工製作，當場寫當場判，沒那麼多講究。可能是我太瘦小，高高在上的法官大人覺得沒必要發給我《判決書》，因此本人手裡的這些複印件，也是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３日從××縣東興區法院檔案室查到並複印下來的。這很正常，在勞改隊，許多人手上都沒《判決書》，要麼被原判法院收回去統一存檔了，要麼被某個管教永遠「借」去了。農民嘛，文盲居多，如果不申訴，「判決」就是一張廢紙。
　　老伍：您也不看重「這張廢紙」？
　　楊繼年：當然看重。因為它，我上訪幾十次，申訴７００多次。開始，地方法院賴賬，不準查，我就拿出全國人大和最高法院信訪辦的回復函，狗日的看都不看就朝外推我。沒辦法，我只好在法院門口打地鋪，住了兩個多月，每天起碼吸引幾百觀眾。狗日的面子綳不住，最終同意查詢。接下來該我跑腿，地、市、縣、區，好幾家檔案庫，耗了許多天。東興區法院檔案室是個倉庫，黑咕隆咚，保管員打開門一指：你去查嘛，莫弄亂了，否則不好歸位。我蒙頭蒙腦地朝里走，周圍全是頂天立地的大鐵櫃，都銹起殼了。霉味、死耗子味、還有防蛀防腐的藥水味，嗆得人喉嚨直癢。保管員拉開日光燈，邊轉鑰匙圈兒邊吼：查嘛，冤有頭債有主，你查嘛。
　　我在鐵柜子中間的巷道繞來繞去，浪費了半個多鐘點，才醒悟過來：原來像火葬場的骨灰寄放室，這兒也按年頭、月份排隊，每豎排鐵櫃檔頭都貼有標記。我拐彎抹角鑽到最裡面，突然瞅見「１９５７—１９５８」，整整七大柜子！您想想，一個犯人的判刑材料平均才幾十頁，七大柜子，要判多少斃多少？心跳比擂鼓還重。我喝了口水，穩住神，開始從下至上一屜一屜翻，厚沓厚沓的卷宗夾著紙，日子一久，就銹成千層餅了。紙也生鏽，您信不信？
　　天氣熱，心裡發毛，我昏天黑地地翻、翻。身邊帶了個塑料壺，能裝五磅水，一會兒就灌光了。汗出得多，襯衣貼著背，我剛要脫，保管員在門口吼：下班了！
　　第二天起個大早，趕去繼續查，還是從下至上一屜一屜翻，還是銹成千層餅的紙。一彎腰就是幾個鐘點。蜘蛛在背上牽網都不曉得。「１９５７」看遍了，卷宗封皮都沒「楊繼年」三個字。輪到「１９５８」，個個抽屜都銹死了，拽不開，我用腳踢，用拳頭砸，把一窩耗子從頂上震栽下來。還沒弄明白，巴掌大的一片陳銹嘩啦砸得我滿臉花。
　　眼睛睜不開，腦殼又哐啷撞了鐵，我只有摸出門去沖自來水。清醒了，假裝歇氣，偷撿了半塊磚頭進去猛敲。搞破壞么？保管員又吼一聲，但沒進門。我估計他這輩子也沒進來過幾次，因為我隔一陣再掄磚頭時，外面就沒動靜了。
　　我這次先拽最頂的抽屜，不料裡面真躺著「楊繼連」（法庭判決之筆誤，應為「楊繼年」——老伍注）的卷宗！也是一沓「千層餅」，我閉住呼吸去掰，手又抖得厲害；我把整個抽屜搬到青天白日下，掰開案卷，天！我的原判決！黑里透黃的紙，銹縫縫牽著一泓泓蟲蛋，我吹，我拍，抖了又抖。這玩意害了我一輩子，我還拿它當寶貝。
　　老伍：您這查找過程挺驚險，不過，我完全能理解，因為我的《判決書》也在十年前被監獄政委永遠借去了，如果現在我要上訪或申訴，遭遇恐怕同您一樣，還不一定有您的運氣。好啦，我們來說說這判決本身，它的確漏洞百出：您的主刑判決的落款為「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發出」，而加刑判決為「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發出」，也就是說，在主罪還沒最終以書面形式敲定之前，您就已經投入勞改，並且因「抗拒改造」加刑３年。
　　楊繼年：您的頭腦好使，是個當律師的料。
　　老伍：您被加刑的書面罪狀是——公開質問民警許國成說，「我犯了什麼罪，要判十年刑，我沒有罪，也沒有犯法」等，氣焰非常囂張。又先後向張金山、劉彪等犯人說：「要逃跑。」來煽動犯人。又說：「看守所的伙食好，余家埡的生活不好，連酸菜都沒有吃。」５７年四月份又煽動犯人董光華、彭克彬等說：「這樣冷的天氣要我們來栽秧子，衣服也不發給我們。」企圖煽動犯人不服改造……
　　楊繼年：我一個娃娃，牢騷發過就忘了，誰會料到有人背後記小賬。
　　老伍：現在請講您為什麼被判這麼重。
　　楊繼年：起因是一隻羊。１９５３年，我同父異母的長兄偷了鄰村一隻羊，被檢舉，判刑１０年，送往新疆勞改，從此就沒音訊了。我們全家七八口人都受株連，被管制勞動４年多。到了１９５７年，地方上偷盜成風，公安機關人手不夠，經常破不了案，於是就根據群眾意見，拿「偷羊賊家屬」開刀，殺雞駭猴子。
　　我的父母和地、富、反、壞等階級敵人一道，被反覆批鬥，終於受不了，就在半夜拉家帶口出逃。熱鬧地方不敢去，只有鑽岩洞當野人。我中途迷路，天亮時又轉回家，正撞見縣公安局的肖民警領著人來搜「贓物」（包括集體丟失的鐮刀、鋤頭、米、肥腸、肉、黃豆等），結果一根毛也沒撈著。
　　肖民警扣住我，怒火衝天地叫扒房子。幾個民兵都放下槍，取來長竹竿捅屋瓦，一槽一槽地戳，稀里嘩啦，三間房全豁亮了。肖民警站在遠處指揮，灰塵揚過了，沒響動了，才過去偵察。他在碎瓦片中翻來攪去，突然眼睛一亮，揀起一撮麥種。他仰起腦殼想了半天，就招手讓我過去問：「楊小娃，你偷了公家多少麥子？」
　　我嚇得腮幫子咯咯打架，說不出話來。肖民警得意地拍巴掌說：「心虛了吧？偷的東西吃不完，就一把把撒房頂上，窩藏犯嘛。」
　　我心裡爭辯說：「麻雀才是窩藏犯，哪家瓦縫沒有它們銜漏的糧？」但渾身越抖越凶。肖民警拽過我的雙手上銬，不料腕子細得跟柴棒似的，鋼圈一戴就滑下來。肖民警沒奈何，換根麻繩把人捆了。我一屁股跌地上，哇哇大哭，肖民警說：「哭死駭不倒人民政府，無產階級江山是鐵打的！」
　　圍觀群眾都鼓掌歡迎，喊：「整得好！」生產隊會計提了個墨桶，舞排子筆刷牆頭標語，我不認識字，估計是大家呼的口號：「嚴懲反革命偷羊賊！」「打倒破壞分子楊小娃！」等等。肖民警見鬥爭氣氛夠了，就摸出個工作筆記本，刷刷寫幾筆，當眾宣讀：「為了確保一方平安，使國家和集體財產不再蒙受損失，我代表公安機關對慣盜楊小娃實施拘留。」
　　我賴在地上不去，肖民警就將我攔腰夾在腋下，分開大夥走了幾步。我邊哭邊蹬腿，姓肖的穩不住，毛了，罵聲「狗日的」，把我橫擱在膝蓋上，噼里啪啦打屁股。周圍群眾都被惹笑了，幾個民兵笑得連步槍也背不住，我嗓子嚎啞了，有人還湊攏來開玩笑說，肖公安在管教自家的娃兒。肖假裝嘆氣說：「這輩子倒霉，養了個賊兒子。」
　　警車停在村口大路旁，同村人像過年一般熱熱鬧鬧「護送」我上車，顛簸了兩個小時進入縣公安局。「罪證」早就弄齊了，肖民警脫了警服，把雙腳放在辦公桌上，邊啃大肉包子邊連續作戰，問「姓名、年齡、哪裡人」。司法過場幾分鐘就完了，肖民警叫我蓋手印。我餓慘了，吞著口水，兩眼緊盯住他嘴邊的包子不放。他連催幾回「快蓋」，我竟沒聽見，我說：「叔叔，給我個包子吃嘛。」姓肖的說：「蓋完印讓你吃個夠。」
　　唉，我一個農村娃娃，打出娘胎，見得最多的是餓鬼，見得最少的是油葷，一聽說「肉包子能吃夠」，腦瓜嗡地就大了。我趴在桌面上，指哪兒蓋哪兒。姓肖的見我嘴饞心切，就叫我自己一頁頁地翻著蓋。一會兒，我渾身虛脫，像蒸籠上汽一般騰騰冒汗。姓肖的見活兒幹完，就去伙房端來四個大包子，一海碗菜湯。我簡直瘋硔了，一頭扎過去，轉眼間包子和湯就下肚了，連滋味都沒嘗出來。我吧嗒吧嗒咬了半晌空氣，將姓肖的逗笑了，又去端了三個饅頭。我興奮得連叫「叔叔好」，肖民警把腳舉上我的腦殼，敲了兩下說：「切莫脹死硔了，國家又少一個勞動力。」我嘴裡塞著饅頭，只好含含糊糊地答應：「在隊里我只算小半個勞動力。」肖民警愣了一下才說：「吃牢飯是嫌矮了點兒。」
　　老伍：您就這樣被四個包子加三個饅頭定罪了？
　　楊繼年：那年頭，人都餓傻了，逮住其他人也一樣么。
　　老伍：雖然《判決書》白紙黑字寫著「１１歲」，可我還是覺得不可思議，１９５５年就頒布了《刑法》，按規定，受監護的兒童是不該接受刑事處罰的。
　　楊繼年：這是我的《身份證》《選民證》《釋放證》，這是鳳天鄉政府，楊家沖村委會出具的出生證明，還有當地老人和村民的證詞——我生於１９４６年，千真萬確！
　　老伍：莫激動，老楊。
　　楊繼年：我如何能不激動？一個娃娃被陷害坐牢，居然沒一個大人站出來，講幾句公道話。我在萬人大會上，被公捕公判，那天在鳳天鄉十三村操場，一口氣就判了幾十個階級敵人，我最後一個登台亮相，駭得尿筋都縮了。大夥都舉拳頭，比森林還密，都喊要打倒我。
　　老伍：瘋了么？
　　楊繼年：不跟大形勢才瘋了。
　　老伍：給兒童判刑是「大形勢」？好吧，那年頭的荒唐事本來就多，可後來呢？
　　楊繼年：後來就勞改、申訴。我加了四次刑，１９５７至１９９１，我關了三十四年才出獄。坐牢惟一的好處，就是每個人都必須學文化，我兩三年就脫掉文盲帽子，不用求別人幫我寫申訴了。老伍同志您看，這床底下，這幾口紙箱和麻袋裡都是我的傑作，從十幾歲到如今，四十多年，我寫的申訴材料能把人淹死。我無家無室，一條老光棍，所有財產就是申訴。「十一歲的無辜罪犯！」我喊了上萬回冤，可法院直到１９９１年，才答覆：「判刑時年僅十一歲經查不實。」
　　老伍：法院認為您生於何時？
　　楊繼年：除了「經查不實」就沒下文。當時氣得我自己扇自己百十個嘴巴，難道我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我又不可能把死去的爹媽從黃土下拽起，送到糊塗法官跟前。
　　老伍：我對監獄的情況不算陌生，您是一樁特例，老楊，加四次刑的犯人算稀罕了。能不能講講是怎麼回事？
　　楊繼年：要完整地講，得幾天幾夜。
　　老伍：那就簡略地講。我先提個頭，念念××縣人民檢察院的「手工」《起訴書》：……該犯自投入勞改以來，不認罪服法，公開叫囂無罪，多次申訴，企圖翻案。經××中級人民法院對其申訴駁回后，仍然堅持反動立場，於６２年６月蔣匪竄犯大陸時，該犯於６２年７月三次書寫反動詞句（因拉肚子作草紙用了）。７月１４日晚兩點鐘將事前已寫好的反動詞句投入勞人（犯人之筆誤——老伍注）經常來往的雜務室桌子上，其內容是：「請注意改造的全體同志們，事實下面認點，如下為準。願望到達，６２年世界上有先大人，三斤大米，兩斤柴，今年第四次大戰，一定蔣介石堅決打回來。以後全國所有個個幹部來同時當勞改犯人為準，但是也可以積極行荷。注意張罪聯盈，打倒毛主席。」……
　　楊繼年：莫念了，反正就是配合老蔣反攻大陸嘛。
　　老伍：是您寫的么？
　　楊繼年：直到現在，我都沒把「反動詞句」的意思弄明白。記得當時的《人民日報》上，經常有美蔣特務在沿海地區登陸的報道，監獄結合形勢開會討論，警告囚犯們夾著尾巴做人，不要對反動派心存妄想，否則將「加倍從嚴處罰」。我就是吃了豹子膽，也不敢頂風作案，寫「打倒毛主席」這樣挨槍崩的反標！這次我被加刑兩年，您想想，收聽一次敵台（指港台、蘇聯及西方電台——老伍注）都判十年以上，寫反標哪會輕易放過？
　　老伍：咋回事呢？
　　楊繼年：我因為不服罪，被樹為反改造典型，那邊美蔣特務一登陸，我就被控制起來，打入小間。誰知沒過多久，就爆發了「反標事件」。我被脫得赤條條，吊打幾天幾夜，只好承認是「反標」主謀。獄方整理材料，正準備上報，反標真兇暴露了，原來是本隊的「風水先生」×××。他媽的，×××被槍斃時，我還被弄去陪殺場，就在老礦井旁邊的空地。監內犯人開了大會，他就插上亡命標，送縣城示眾。快到晌午，我也被五花大綁，與他碰頭，同赴鬼門關。那一瞬間，我和×××都反綁著跪在一個土坑邊，間隔才一米，老實說，我沒看清他是怎麼栽的，槍一響，我就閉上眼睛，只感到一盆滾水兜頭澆下來，我打了個冷戰，褲襠就濕了。接下來，繩子鬆了，我一抹汗，半邊臉和半個肩頭，都是×××的血，胡茬上還沾著腦漿渣子。回到隊里，我洗了個澡，打肥皂使勁搓，還感覺×××附在身上，我曉得肉皮是搓不白的，煤礦的油已浸進去了，連內臟都黑了。
　　

          當代2004年第1
          沉渣楊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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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加兩年！我當場鬆了口氣，感到太便宜了。然而五年以後，我又以「反標罪」被加刑！事情是這樣：１９６８年５月１５日，我在煤礦嚴管集訓隊打掃廁所時，發現蹲位邊有一大把紙條，我用掃帚理開一看，竟然是「打倒共產黨！打倒毛主席！推翻共黨專制」的反標，共五十多張。我見四處無人，就沒管這事，盤算著搞完衛生后再彙報敵情。可等我兜一大圈回來，反標不見了。
　　豈料一星期後，中隊管教付××親臨監舍，半夜一點鐘將我從床上拽起。拖到飯堂背後的臭水溝，踹進去，揮棘條把我抽得死去活來。然後叫來犯人組長，給我釘腳鐐，鐐鏈上還加幾十斤的大鐵砣，雙手則戴馬蹄土銬。我連叫：「冤枉！」付××說：「我讓你活不如死。」就把我吊起來，命令人輪番亂打。我熬不過折磨，只好寫交代書，承認犯有寫反標、無理申訴、破壞刑具、企圖私藏兇器殺害審訊幹部、企圖逃跑等罪；另外還檢舉揭發李星明、厚大文、謝丕安、王月西、李平、王清雲等人的「犯罪事實」。由於我無中生有的檢舉，致使厚大文加刑三年，謝丕安加刑十二年，王月西因「反標罪」被槍斃，王清雲被判無期徒刑。
　　大會開過了，我蹲在小間等待處決，頭頂雙崗管制，不放風，不洗澡。手腳被銬死，一動彈，就丁零哐啷鬧地震。唉，真是命不該絕，還和上次一樣，骨節眼上真兇暴露了：經查證，「反標事件」系本中隊犯人王春林、劉永龍、譚永照、華超群四人所為，與我無關。王、劉、譚三人很快被槍斃，華被加刑四年。知情不報視為同謀，我加刑七年。為了避免法律上的漏洞，我與他們不是同一張《判決書》。
　　老伍：「文革」中還有法律么？
　　楊繼年：公、檢、法統統砸爛了，代替專政機構的是「××地區革命委員會人民保衛組」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專區公檢法軍管會」，我的判刑單位屬以上兩家。《判決書》抬頭就是：「最高指示——不管什麼地方出現反革命分子搗亂，就應當堅決消滅他。」
　　老伍：這東西讓我複印一份，也算歷史文物。
　　楊繼年：歷史文物？它可把我氣瘋了。大概怕我陪殺場時喊反動口號，那天獄醫朝我嘴裡打麻藥，還塞了棉花。有過一次體驗，我就不閉眼不尿褲子，聽一聲槍響轉一下頭，盯著身邊三人的腦殼開瓢，栽下土坑，雙腳還朝天連蹬幾下。有個人連挨幾槍都穩住不倒，劊子手就使槍筒將他戳下去。咕嘟咕嘟冒的血啊，染透好大一片地，一直到當夜夢裡，我都在無邊無際的烏紅色里爬不出來。我開始出現幻覺，明明看見那三個死鬼提著腦殼追我，圍我，罵我害了他們，可一轉眼，青天白日，朗朗乾坤。我想，落到今天這人不人鬼不鬼的田地，都是管教付××害的。
　　老伍：您要報復他？
　　楊繼年：我現在還想整死他，我神經徹底錯亂了。加刑后的一個月，我每天都寫「申冤信」，我在信里破口大罵。我還主動找付××彙報思想，我說：「我要殺人。」他問：「殺哪個人？」我說：「殺你。」他問：「啥時候殺？」我說：「吃完飯就殺。」他問：「用啥子刀？」我說：「砍甘蔗的刀，或者鍘刀。」他問：「刀在哪兒？」我說：「鍘刀埋在你過路的地方，切掉你的腦殼老子就逃跑。」
　　思想彙報完畢，付××叫來犯人，打斷我兩根肋骨，還撬開嘴塞大糞，驗證我是否裝瘋。隨後，我被關進小間，不放風，不洗澡，不用筷子，像畜生一樣鎖在黑暗中四年。１９７５年春天重見天日，以反改造罪名被判處無期徒刑。
　　老伍：您逃跑過么？
　　楊繼年：我三次弄爛刑具，把小間的牆戳了一個大洞。我要自由，要陽光。提訊時，我裝著起身看口供，把一個手印蓋在付××臉上，轉身就跑。一大撥解放軍腳跟腳攆，趕鴨子一般。我抵攏牆了，九米高，牆頭拉了幾道電網，我向後退幾步，再俯衝，一次又一次跌跟斗，一次又一次上竄下跳。腦殼撞大了，渾身血口子，哨兵懶洋洋地拉槍栓，鳴槍示警，我不理，繼續喊叫著逃跑，撞牆。哨兵射擊了，左一槍，右一槍，都沒傷著我一根毛。我折騰得不行了，一屁股坐在地上，那些追捕的解放軍戰士才笑嘻嘻地圍上前，問我：「逃夠沒有？」接著拳腳如雨點落下來。
　　老伍：這樣下去您只有爛在牢里。
　　楊繼年：所以我心灰意冷，從此停止寫申訴信，見幹部和紅毛犯人就點頭哈腰。我盡量不說話，不瞞您說，除了學習發言、彙報思想等囚犯必做的功課，十六年來，我沒主動和任何人打招呼。大家表揚我脫胎換骨了，可惜患上了自閉症。
　　我減了兩次刑，１９９１年１月３０日釋放時，左膀子吊著，永遠抬不起來了，左腳也跛了，幸好內臟沒大毛病。
　　老伍：之後您就開始上訪？
　　楊繼年：沒有。我回到離開了幾十年的故鄉，路都不認得了。我兩眼抹黑地在村裡晃蕩了幾個來回，治保主任就帶著人捉賊。我忙掏出《釋放證明》，治保主任說：「什麼楊繼年！這兒沒這個人。」我說：「我離家時你還沒出娘胎。」
　　後來到了村委會，村長叫來幾個七十歲以上的老輩子辨認，都確定我就是當年的「楊小娃」。但老輩子們說，我的父母、哥嫂、姐姐、侄兒、侄女等一大家人都在六一、六二年餓死了，由於絕了門戶，家產就歸集體。我問：「宅基地呢？父母的墳呢？」村長回答說：「舊社會的事，我咋曉得？你走嘛，我們要關門下班了。」我說：「這是我的家鄉，你得按政府規定安置我。」村長生氣說：「人民公社垮桿后，耕地和宅基地早按人頭分給各戶了，你家又死得連毛都不剩，你一個孤人掛靠在哪兒？我拿啥子安置你？」我哀求說：「無論咋樣今晚你要給我找個住處，能遮雨避風就行。」治保主任說：「你到底滾不滾？」我的眼淚嘩地出來了，我喊：「我滾不動，我要去你家端碗。」治保主任叫幾個人把我扔出村口，還順手塞過一隻破碗說：「這是我家看門狗老黃用的，免費送給你。」
　　我露宿了一夜，第二天在當地好心老人的指點下，找到我家原來的宅基地。三十四年前，十一歲的我被肖民警從這兒抓走，父母鑽山洞，房子被扒……而現在，一切都沒影兒了，原地建了一座小型水泥廠，我稍微靠近一點，緊閉的鐵門裡就炸起狗叫。
　　接著我想拜祭父母，可村頭村尾瞎竄了一天，也找不著墳地。後來才曉得，當時餓死的人太多，根本不可能單獨起墳。能夠掘一大坑，十幾具屍混埋就不錯；墳頭也壘得淺，日晒雨淋，荊草猛長，翻兩個春天就辨不出原樣了。老伍：村裡絕情，您還可以找鄉（鎮）政府，國家有「兩勞人員」回家落戶的政策。
　　楊繼年：我去了，可鄉政府的答覆是：政府是個空架子，既無錢無糧，也無房無生產工具。
　　老伍：那要政府來幹啥？
　　楊繼年：鄉長和書記都讓我滾遠點，我說我要告他們，鄉長說：「你儘管告，告到江澤民那兒也頂硔用。」我說：「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請大人們給我指條生路。否則餓死在政府門口也不光彩。」書記說：「一個大活人還叫尿憋死？楊家沖生不了根，你就回監獄嘛，你在裡頭混了三十幾年，那才是你真正的家，說不定還能娶上個女犯人呢。」我說：「你開玩笑么？」書記說：「跟你這種人有啥玩笑可開？你回監獄吧。」我說：「那你們出個證明。」
　　於是鳳天鄉人民政府就給我開了回監證明，也算路條：「原我××市××區××鄉楊家沖村二組村民楊繼年，因勞改釋放，現家裡無一親人、財產等，所以無法生活。根據本人技術特長，故介紹前來××市第一監獄做工。望貴處給予支持，特證。」落款是１９９１年３月４日。
　　老伍：您真回監獄了？
　　楊繼年：走投無路嘛。
　　老伍：您好不容易才熬出頭啊。
　　楊繼年：自由不能當飯吃，與其流落街頭，不如回去繼續勞改。於是我沿途乞討著走了幾天，攏監獄時崗哨森嚴，根本進不去。我只好繞到犯人家屬接待處，嚷著要見監獄政委。裡頭的人回答政委沒空，我就轟地雙膝跪下，喊道：「不管有空沒空，我非見不可！否則我就跪死在這兒！」
　　這一鬧，圍觀者就朝屋子裡擁，獄方害怕影響不好，就派人把我接到獄政科，還問寒問暖。我鼻子一酸就嚎啕大哭，監獄折磨我大半輩子，但此刻，高牆、電網是那樣親切，我真想長一對翅膀飛進去，我的監舍，我的雙層鋼架床，躺在上面，至少有一個房頂遮著，至少沒人攆你，至少還算暖和。一會兒，獄政科長出面，我雙手呈上鄉政府的路條，並口頭表達了重返監獄、誓把餘生貢獻給祖國的勞改事業的強烈願望。科長皺眉說：「這咋行，你又沒重新犯罪。」我說：「我在裡頭習慣了，我願免費為牢友們服務。」科長說：「你想留監再就業？更不行，你的戶口已遷回原籍了。」我絕望了，又跪下磕頭說：「×科長，勞改單位管了我三十幾年，憑啥突然就撒手不管？你們是我的再生父母嘛。」科長說：「楊繼年，就我個人的感情，我很想收留你，監獄大鍋飯，添一副碗筷不算啥，但國家法律擺在那兒，留你就是瀆職、犯罪。所以，你回家吧，或者隨便去哪兒，你是自由人了，誰也沒權力再抓你。」我說我真的沒地方去。科長說：「我們協助你再做地方的工作，這是共產黨的天下，誰亂來你就告他。」
　　監獄又給我開回鄉證明，獄政科長還親自給當地公安局、鄉政府打了電話。我被「請」出門，第二次風塵僕僕地趕回家鄉。上戶口，辦臨時身份證都順利，但鄉政府仍以「無錢安置」為由，拒絕我落戶，還說：「再上門糾纏就打斷你狗腿。」無奈，我只好再回監獄。這次，鄉政府開的證明寫著：「你省級監獄釋放楊繼年回家，房子、生活生產用具的錢應該負責，你們不解決，我鄉不收。國家的房子壹佰貳拾元錢一個平方米，我鄉人民政府、民政沒有一分錢，是空架子，所以楊繼年應該從哪兒來回哪兒去。」
　　當然我回不到「哪兒」，監獄領導給接待處打了招呼，戒備森嚴，再也沒人與我照面。我戀戀不捨地繞著高牆轉，守候了一個星期，也沒遇半個熟悉的幹部。有個好心人聽了我的冤情，建議我去成都找四川省勞改局，見我可憐，還為我買了一張汽車票。
　　十來天後，我的手上又捏了一張省勞改局致××市公安局的公函：「你市××鄉楊繼年來我局反映……他於１９９１年釋放回捕前戶口所在地入戶，但××鄉政府以無錢為由，不予落戶。根據（８３）公安部文規定，由鄉政府負責解決貸款，做好安置工作。現介紹去你局，麻煩做好鄉政府的工作。」
　　老伍：皮球踢了幾個回合，該有著落了吧？
　　楊繼年：鄉長被惹毛了，沖我大罵：「你敢到處告我們，給本政府抹黑！」我說：「你們本來就黑，還用抹？」鄉長說：「那就儘管去告，看哪級單位肯為你出一分錢！」我說：「這可是你逼出來的。」
　　老伍：這一告又是十來年。
　　楊繼年：對，從市、省到中央，幾級公、檢、法，還有全國人大、國務院信訪辦、省政府，我見廟就遞申訴狀。看來，還得告十年狀，這條道走到黑了。
　　老伍：一個小小鄉官這麼橫？
　　楊繼年：公函去一份他撕一份，抵死不辦。一直到１９９８年，書記才出面扮白臉，答應在敬老院給我找間屋，我說我才五十多歲，能夠自食其力。書記說：「那我就給院里伙房打招呼，不煮你的飯。」
　　老伍：欺人太甚了！
　　楊繼年：我只好搬去與一窩孤寡老人同住，漏雨，沒電燈，條件比勞改隊差遠了。我入住的當晚，鄰鋪張大爺就害哮喘死了，他呼呼拉了一夜風箱，天快亮時突然戛然停止。我感覺不好，就翻下床去摸摸鼻孔，已經斷了氣。
　　張大爺一送火葬場，我就受不了，但強忍著堅持住了半年。裡頭半身不遂者居多，經常在飯桌邊大小便，而且沒油葷，吃不飽。我逃了，什麼敬老院，簡直是垃圾成堆的活公墓！我流落異鄉，成為省高院的上訪老客戶，這樣一來，鄉政府向上也有個交代了：「政府已妥善安置了楊繼年，他住不慣，跑了。」
　　老伍：您沒生活來源，能撐多久呢？
　　楊繼年：我乞討，運氣好的話，一天能討幾十元。有時餓壞了，也翻垃圾桶，裡面的東西比敬老院的狗食還好。天當被，地當床，星星、月亮當蚊帳，這麼些年，也混過來了。我還好端端地站著，沒趴下。我與這個社會有太多的賬沒算清，哪天感覺自己不行了，就提前去買十公斤炸藥，十支銅雷管，一公斤鐵沙子，用四副電瓶接起引燃，炸死那一夥不公正的人。
　　和楊繼年分手以後，很替他的心態擔憂，真怕他做出過激行為來。整理採訪材料的時候，發現自己有很重大的疏忽。楊繼年被判無期，但事實上他只蹲了三十四年。他說他有過兩次減刑，我居然沒有追問他減刑的原因，實在不該。他每次加刑都有大背景的原因，他的兩次減刑也不應該例外。把所有這些背景串聯起來，說不定能依稀看出社會在法制軌道上艱難前進的步履，也說不定能讓楊繼年心境稍稍平靜些。
　　幾天後，我再訪楊繼年，一來想弄清兩次減刑的真相，二來想勸他放棄上訪，安心乞討，安度自由的晚年。不承想撲了空，楊繼年已經去北京上訪去了。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３日深夜，滯留北京的上訪戶老陸在麥子店一帶的某處民房火災現場，撞見了被燒得面目全非的乞丐楊繼年。老陸出於慈悲，將楊繼年送往附近的北京軍區總醫院分院搶救，得以脫險。至２月５日，由於無錢繳納拖欠的兩千多元醫療費，楊繼年被送出院，遣返回四川原籍，入住雙橋鄉敬老院。五天後，因燒傷感染而不治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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