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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笛我的「哥白尼革命」（七）

作者：light12 於 2011-9-25 23:13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時間: 9 25 2011 06:50

作者：蘆笛在蘆笛自治區發貼, 來自海納百川

五、「哥白尼理論」揭示的鬥爭原則

讀者看了這節的標題大約很詫異：既然鬥爭斗出那麼多禍祟來，老蘆怎麼還會講鬥爭？這就是「權利恩賜」論容易造成的又一個誤會：以為我否定一切鬥爭。其實我說的是「統治者的讓步是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中國式鬥爭（亦即零和博弈）只能適得其反，造成社會倒退」。這命題否定的只是中國式鬥爭，並不否定一切鬥爭。不是說不要鬥爭，而是說不要體現了中國人特有的愚昧特色的那種魚死網破式的傻斗蠢斗白痴斗痞子斗。

這兒涉及幾個問題：第一，有必要進行鬥爭么？第二，鬥爭的目的是什麼？第三，應該怎麼去進行鬥爭？我的「哥白尼理論」本身其實已經解答了這三個問題。

先看第一條，鬥爭是否有必要，首先取決於採取何種方式去鬥爭。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必須堅決排除只能造成災難的零和博弈的中國式鬥爭。只有英美式鬥爭才能考慮。其次取決於統治者是否有讓步意願以及讓步限度。如果統治者主動採取讓步措施，民眾便只宜與之積極合作，頂多只能在讓步限度上討價還價，最忌諱的就是89年學運那種蠢斗，先是「天下承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在政府主動採取一系列政經改革措施的大好形勢下，莫名其妙毫無必要地抽起風來，滿地打滾，沿街嚎喪，后則得寸進尺，在政府同意談判后便自以為佔了上風，咄咄逼人，讓對方下不了台，敦促死硬派祭起兇器。如果統治者沒有讓步的意願，那才有鬥爭的必要。

已經說了，統治者的讓步是社會進步的前提，而統治者之所以讓步，在許多情況下可以是主動的，即使是被動的，也未必是民眾鬥爭的結果，但同樣有許多是在民眾鬥爭的壓力下被動作出的。英美和北歐若干國家的重大社會進步，就是以如此方式取得的，竊以為這才是中國唯一可走的道路。因此，在統治者不願讓步時，民眾確有鬥爭的必要。

關於第二條，「哥白尼定律」也已經說明了：鬥爭的目的，當然是爭取社會進步，也就是通過鬥爭贏得被統治者剝奪的權利。而取得這個成果的前提，是統治者的讓步。這前提不滿足，則鬥爭就不能達到目的。

請注意：該定律說的是「統治者讓步是社會進步的前提」，可不是「統治者的倒台是社會進步的前提」。如前所述，中國在過去百年中完成的「逆轉型」的慘痛教訓表明，把統治者鬥倒，只對一小撮盼望「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野心家有利，對人民什麼好處都沒有，只會迎來社會的大倒退。其中最令人痛惜的，是辛亥革命那流產了的「光榮革命」。武昌「起義」爆發后，清廷下了罪己詔，赦免革命黨人（就連謀刺國家元首的汪精衛都釋放了），解散皇族內閣，攝政王載灃交出大權，退歸藩邸，由資政院選出新的內閣，制定了英式憲法大綱《重大信條十九條》，宣誓太廟，以彰信守。按理說，此乃統治者讓步的最大值，也是民眾鬥爭可能取得的最大成果。如果革命黨人見好就收，在保留帝制的前提下，咸與維新，虛君共和，走上英國的民主道路，那也就不至於腰斬千年傳統，突兀地造出個精神權威真空，招致全國大亂，讓袁世凱、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蔣介石、毛澤東等人「看試手，補天裂」，前仆後繼投入惡性競爭，以負篩選方式勝出，造出了空前絕後的黑暗世界。這一沉痛教訓，後世子孫務必要牢牢記取，萬萬不可再蹈覆轍。

因此，鬥爭的目的，是迫使統治者讓步，不是推翻統治者。這一點務請讀者牢牢記住。這不是說永遠不能讓統治者下台，而是說只有在統治者下台不會造成權威或權力真空時，才能考慮這麼做。專制政體的結束必須是平滑的、漸進的、水到渠成的，否則必然適得其反。

至於鬥爭方式，「哥白尼理論」也作了排除式說明，那就是決不能採取「零和博弈」式鬥爭，只能採取英美式理性鬥爭，力爭達成理想妥協。在《重釋「民主恩賜」論》的姐妹篇《爭做布衣「帝王師」》、《不是英雄是惡人》等文中，我提出了幾個鬥爭的原則。這裡再重複一下並作補充說明。為使讀者更清晰地理解我的意思，先簡單總結一下具體國情尤其是中共政權的特點：

第一，中共是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統治者，手中掌握了史無前例的巨大權力，壟斷了絕大部份物質資源與精神資源，控制了國家的財力物力人力，壟斷了一切現代暴力手段，民眾處於絕對劣勢。無論是滿清、北洋、國府時代，都從未出現過這種實力絕對一邊倒的局勢。

第二，中共對民眾的控制程度，絕對是史無前例的。民眾根本無可能組織起來與中共對抗。

第三，毛共從上台那天起，就在潛意識中「以小民為敵國」（故李慎之老語），以人民為假想敵設計統治方式，最大限度地剝奪人民的能量，最大限度地加強自己對百姓的控制力，三十年如一日地「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中共當年鑚國民黨民主憲政的空子，開展「合法鬥爭「，在國統區開闢了第二戰場，上台後便全面總結經驗，反其道而行之，處心積慮地防微杜漸，堵死一切「合法鬥爭」的可能。

第四，毛澤東是極度嚴重的心理病人，飽受迫害妄想人格失常症（paranoid personality disorder，PPD）折磨，終身缺乏安全感，永遠為「千百萬人頭就要落地」的「變天」噩夢纏繞，動輒「於無聲處聽驚雷」，疑神疑鬼，過度反應。他更耳提面命，反覆哼哼教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將這一毛病卓有成效地傳給了全黨乃至全國人民，使得PPD成了國症。鄧共最初倒有點痊癒模樣，不幸的是，89學運卻又不必要地刺激了它，使整個后毛共成了驚弓之鳥，很容易對民眾示威抗議作過度解讀，過度反應。

第五，毛共執政是中國有史以來見所未見的痞子當國，其特點是以不擇手段的龜孫子兵法為大智慧，以心狠手辣、斬盡殺絕為宗教式美德。后毛共的大多數官員們雖未參加痞子革命，但都是49年以後成長起來的，深受反文明、反人道的「革命傳統」教育，又在官場經歷了層層負篩選，為了個人名利，什麼無恥下流殘暴的爛事都幹得出來。近年來他們處置異議人士的手段，完全就是黑社會那套。不難想象，當他們感到身家性命受到威脅時會幹出什麼事來。

第六，因此，中共是歷史上從未見過的全新的統治者。若把它誤當成滿清、北洋或國府的統治者，只說明論者既對中共毫無了解，又絲毫不懂中國歷史。不幸的是，網上還不乏這種糊塗蟲。例如有人稱今日中國為「后清」，或動輒以載灃當年的「有兵在」作為中共的強大武力也會倒戈相向的證明。這些胡話，只說明他們在大陸度過的那幾十年歲月都不知道活到什麼身上去了。

這些特點，決定了中國人民不可能以傳統方式，使用暴力推翻中共。不僅如此，如果民眾不知道自己面對的是瘋子兼痞子，不處處照顧瘋子的心病，卻去不必要地刺激他們，就有可能引起瘋子疑心病發作，非但達不到鬥爭的目的，反倒招來兇殘鎮壓，招致無謂犧牲。

由此引出了幾個重要的鬥爭原則：

第一，放棄「速勝論」、「畢其功於一役」的一切幻想，期以百年奏功，以「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的方式爭回人權。在目前中共統治相當穩固，不會作出實質性讓步之時，最主要的鬥爭，還是千方百計啟迪民智，尤其要向民眾普及「權利」、「義務」、「平等」等文明常識，盡最大限度提高百姓的公民覺悟。即使從消極的意義上來看，這麼做也是絕對必要的。若民智提高了，即使將來因中共內訌而全國大亂，也能避免愚民為野心家當炮灰、群策群力地造出個黑暗世界的悲劇重演。

第二，鬥爭一定要有具體切實的訴求，力爭求得具體問題的解決。爭取的目標應該在中共的讓步限度內。若是發現對方堅決不讓步，那就適當後退。換言之，要以市場交易的方式去進行維權鬥爭，目的是交易成功，並不是交易破裂。最好以個例方式，而不是全國運動的方式，點點滴滴地爭回人權，積小勝為大勝。一定要就事論事，避免泛政治化，以免引起中共疑心病發作。萬萬不能再搞八九學運那種大而無當、毫無明確訴求、專門在群眾腎上腺上狠下功夫的抽風。類似地，國內同志切不可捲入海外別有用心的野心家們發起的「茉莉花革命」，那狗屁運動什麼狗屁意思都沒有，對中國進步毫無幫助。

第三，一定要牢記「手段決定善惡，手段決定結果」，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比共產黨狡猾，可以用共黨那套鬥倒共產黨。姑不論這麼做只能招來中共瘋狂鎮壓，就算僥倖得逞於一時或一事（虛擬語氣），也只能敗壞自己，敗壞社會，無助於幫助共黨「去黑化」，從黑社會痞子黨轉變為光明正大的執政黨。因此，鬥爭必須是光明正大的，不可有暗藏的目的，一定要在現有的法律程序內進行。以此逐漸消除我黨的心病，摸索出一條朝野良性互動、協商解決矛盾衝突的途徑來。

第四，「勿因善小而不為」，不要小看旨在解決個例的維權鬥爭的意義。請記住，英國《大憲章》解決的具體問題，在現代人看來也是微不足道的，何況那還只是貴族與國王定的條約，與民眾並無直接相干。孤立地看，說是毫無意義也不為過，然而它卻成了民主運動史上的里程碑。這是因為它雖未開創了什麼劃時代的新局面，卻在英國歷史上首次以法律限制了國王的意願。就是為此，我才會為前段國內某件微不足道的民事訴訟而感到無限歡欣鼓舞；某位旅客去坐動車，被安排坐在餐車裡，他為此狀告鐵道部，居然贏了官司。此例當然只涉及微不足道的個人利益，然而它卻向全民昭示了「法比黨大」的光輝真理，法律不是馬克思說的「統治者的意志」，而是朝野雙方都必須遵守的社會契約。竊以為，這就是中國實現文明化的正確途徑。再像過去那樣鬥爭下去，朝野雙方就永遠只會在土匪山寨的爛泥塘中無休止地打滾，越滾越臟，越滾越黑，直到天使加百列吹響世界末日的號角。

六、前景

最近老金推出力作《特色制度下的左派和右派》，其對國情的觀察之深入，剖析之犀利，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絕，然而也令人錐心刺骨地絕望。然而我過後仔細想想，或許中國還是有希望的吧。

老金說的當然是事實，無從駁斥，但他給出了十年的時限，認為十年內也就是這樣了。我過去其實比他還悲觀，曾給出了25年的「不變期」，並幾次指出，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共都沒有作出實質性讓步的可能。然而我上次回國，somehow又燃起了某種朦朧的希望，覺得若把時限放到一個世紀內，則中國仍然有可能變成文明國家。

我的「謹慎的樂觀」，來自於上次回國的觀察。雖然是走馬觀花，但我的一個欣喜的發現是：中國正在逐漸長大的身軀，已經不再是列寧斯大林設計的那套緊身衣可以容納的了。

熟悉馬列的同志都該知道，列寧－斯大林黨相對其他專制政體的優勢，是它最大限度地發揮了組織與宣傳能力，將全部子民都編織入一個天羅地網，嚴密控制一切流入與流出網內的信息，從而不但把每個人都牢牢捏在手心裡，而且可以按黨的意願任意模塑他的內心世界。在這種無比黑暗的制度下，人民徹底失去了反抗的能量乃至念頭。這設計的死穴只有兩個，一曰「權威逐代遞減律」，亦即黨領袖的權威一代不如一代。二曰經濟發展毫無原動力。現代奴隸制也與古典奴隸制一般，奴隸們毫無主動工作熱情，因此經濟遲早要陷入困頓，恰是馬克思說的「生產關係與社會制度束縛了生產力」。蘇聯之所以發生劇變，說到底就是這兩個致命缺陷使然。

老鄧看到了后一點，因此主動給百姓恩賜了經濟自由。在朱鎔基「抓大放小」的操作下，中國實行了部份私有化，使得原來的蘇式極權社會平滑過渡為納粹式極權社會，短期內就使得人民的創業熱情極大地煥發出來，創造了舉世觸目的經濟奇迹。中共於此迎來「第二春」（50年代算是第一春吧，那陣子我黨真是萬民歸心），於是大眾就此再也看不到政治改革的希望了。

然而大家忽略了一點：列寧（or de-Elenin）與斯大林雖然設計出了威力空前的人民操控術，該術卻只能在一元化的現代奴隸社會裡工作。換言之，那種社會只能是無階級的均一（homogeneous）社會，奴隸們只有職業分工，並無階級之別，其在生產關係中所處的位置一模一樣，與生產資料的關係也一模一樣，食管全都給共黨死死捏住，必須依附在那網路上才能生存。光是這一點，百姓就不可能起來與黨對抗——誰膽敢上街示威，政府其實也不用抓，停發工資就是了。

但當蘇式極權社會轉變為納粹極權社會後，情況可就不一樣了。如今的中國已經不再是過去單純的奴隸社會，卻變成了多元的階級社會，實際上是官僚社會與階級社會的奇特雜交物，稱之為「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似乎更恰當些。所謂「封建」，說的是它類似中世紀的歐洲，由一群實行世襲制的政治經濟貴族主控國政，卻與過去的官僚社會不大一樣，其微妙的區別在於，經典的官僚社會（當然包括毛社會那個官僚社會的珠穆朗瑪峰在內）的官僚對百姓具有無限傷害權，百姓則毫無自衛可能，而如今的官僚雖然擁有的權力令傳統社會的官僚望塵莫及，但傷害平民的能力卻有了限制。在這點上，他們變得似乎更像歐洲的封建貴族，雖然享有平民無從問津的特權，但失去了對平民的無限傷害權。此所以國安或國保必須動用黑社會手段去對付異議人士，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光明正大」地隨便整人了。從這個角度來看，不能不說平民的人權狀況有了某種改進。

最重要的良性變化，還是萬能的黨再也無法捏住大眾的食管了。如今私人企業已經負責提供至少一半國民的飯碗（具體數據忘了）。即使是國企僱員也不再是國家的奴隸，隨時可以跳槽，變成了類似國府時代的國企僱員，其雇傭關係是自己的選擇而非組織安排，毛時代的人身依附關係已不復存在。

這些重大變化，使得相當多的人逸出了我黨萬能的組織控制網路，而階級分化又導致了不同利益集團的出現，為多元價值觀的出現奠定了經濟基礎。不難想象，若這多元化的趨勢進行下去，它遲早要反映到黨內去。事實上，前段「做蛋糕」與「切蛋糕」之爭就反映了黨內不同利益集團的政爭。黨再不是毛澤東時代那個利益單一、信念單一的太平天國式軍事邪教組織了，它已經經濟化、世俗化了，而這必然意味著鐵板開始龜裂。當黨變成一個徹頭徹尾的商會時，分裂就是必然的。

當然，不管內部怎麼四分五裂，我黨對付百姓那「敵國」時，必然是眾志成城、萬眾一心的——他們當然知道「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簡單道理。但在這種情況下，我黨要維持統治，避免內訌，就只能效法西方，在黨內實行民主。只要走上了這一步，那就是一個劃時代進步——英國的民主一開頭也是貴族民主，是後來一步步才過渡到全民民主的。至少，我黨可以因此避免再度發生土匪式大規模內訌，殃及億萬無辜生靈。

所以，老金為如今黨內沒有改革派，都是利益派而感到悲觀，我覺得不然。信念固可推動改革，利益之爭也同樣可能。

另一個可喜的變化是網際網路的出現，手機、電腦、推特的普及，使得黨再也無法一手遮住天下人耳目，嚴密控制信息的流入與流出了，人民在極大程度重獲了被黨奪走的知情權。1949年之後半個世紀，中國又開始有了輿論。開啟民智的書籍也藉網路的發明得以流通，極大地提高了青年才俊的公民覺悟。如今國內網民雖然愚民不少，但許多人反映出來的理智溫和求實，根本就不是80年代的憤青可以夢見的。待到毛製造出來的整整幾代核廢物（以「民運人士」為傑出代表）過了半衰期之後，中國或許有望徹底清除那為禍幾代人的核污染。

上面這些良性變化都不是中共喜聞樂見的，但他們根本就無法可想。最近傳言中共要「物理斷網」，即使謠傳是真，那又怎麼樣？他們面對的威脅不在海外而在國內。海外儘是中共肆意傾倒的核廢物，對國內從來就沒有發生過什麼良性影響，有的只是「茉莉花運動」那種有百害無一利的躁狂。國民真正需要的，還是有利於打破中共黑箱操作的內政信息。若是沒有民間那無數的現場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那公眾對溫州動車事故的了解也就不會那麼及時與詳盡，媒體也就未必會齊齊造反。由此可見，真正能對中國社會進步起到推動作用的，還是國內的網路。

以上就是我對中國的前途持謹慎樂觀態度的依據。我相信，儘管在未來10年內（充其量25年吧），我黨大概都沒有作出重大讓步的可能。但這一天總會到來的。須知現在的維穩完全是靠錢，而百姓之所以安於現狀，主要原因還是經濟尚在蒸蒸日上，大眾還有改善境遇的希望。但經濟不會永久如此高速增長下去，何況那「末日博士」說得很對，以高投資推動的高增長難乎為繼，飽和點總要到來的，屆時就是雙斧伐木之時了——一方面，我黨再也無法支付昂貴的維穩開支，另一方面，社會又因大量失望群體的出現而動蕩不安。屆時黨魁們只怕得向百姓作出大幅度讓步，讓國家安裝上民主那個真能長治久安的維穩軟體。

倘若真有這一天，則我希望本文能為後世精英們起到點鑒戒作用，提醒他們再不要像百年前那些白痴前輩一樣，在好不容易熬到統治者總算同意讓步時，還蠢到去「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一失足成千古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