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蘆笛我的「哥白尼革命」（一）.....(六）

作者：light12 於 2011-9-25 09:20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作者：蘆笛在蘆笛自治區發貼, 來自海納百川

我的「哥白尼革命」（一）時間: 16 9 2011 14:53

蘆笛一、楔子前段《新史記》對我作了書面採訪，問我認為自己提出的最有獨創性、貢獻最大的思想是什麼，我列舉了幾條，其中第一條赫然便是：「社會進步必須靠統治者的讓步才能實現，中國式鬥爭只能造成社會倒退，一部近現代史就是證明。我認為，這個發現，是社會學里的『哥白尼革命』，顛覆了一般共識。」此後，《明鏡網站》發表了採訪者高伐林先生題為《一怕中共、二怕暴民的蘆笛》的文章，高先生在該文中說：「明鏡網刊出了我對蘆笛專訪的第一段，我就遭受到了連珠炮的抨擊。朋友們痛斥蘆笛大放厥詞，也對我這個採訪者大表不以為然。」他的一位年長的朋友則猛烈抨擊說：發出這番言論的蘆笛，「十分像是一個隱形在叛逆言論後面的中宣部便衣官員」。此乃標準反應，自寫出《重釋「民主恩賜」論》之後，我就不勝榮幸地當上了特務，迄今工齡已達十來年，早就「慣於長夜過春時」了。事實上，在採訪中，高先生曾問我：「有很多人痛斥你、嘲諷你，你如何看待？」我答道：「我並沒有遭到『很多人的痛斥』，只是受到了很多人的侮辱。儘管幾乎所有蘆敵都宣稱『N斬蘆笛於馬下』，我從未見過理性批判，不是深追我的犯罪動機，就是匪夷所思的構陷，比『文革』大批判還荒唐。他們辱罵我是必然的，因為我是獨立知識分子，發言只從事實出發，既不凡美必讃，凡共必罵，也不凡共必讃，凡美必罵，而是誰錯罵誰，誰對贊誰，更犀利地指出傳統文化尤其是傳統思維方式的落後與愚昧，當然要讓左中右齊齊痛恨，但他們又無法反駁，只好出之謾罵，其實值得悲憫。」的確，這些號稱篤信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們竟然意識不到，以莫須有的政治誹謗與構陷代替理性批判，是道德與智力上的雙重墮落，適足證明我在「掃蕩偽民運」的論戰中揭示的一個無情的事實：海外許多所謂「民主精英」，其實骨子裡不過是毛共餘孽，深得張春橋、姚文元的真傳，他們的所謂「民運」乃是道道地地的偽民運，他們的革命是毛共「民主革命」的余脈，他們的「民主」完全是毛澤東「民主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的「人民民主」。任何膽敢與他們持不同意見的論者，都是階級敵人，都只能老老實實，規規矩矩，「若要亂說亂動，立即鎮壓」，也生動證明了我在採訪中對高先生說的「中華民族尤其是所謂精英階層實在愚蠢」的論斷確為顛撲不破的事實。如此反應早在我意料之中，只是為高先生受我連累深感不安：我一個人因言獲罪也就罷了，他又何苦來趕這趟渾水，把自己也搭上，從此蒙上百口莫辯的嫌疑？正因為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全民（尤其是識字分子）驚天動地的愚昧，我這個智力平庸的庸人才會竟然變成先知先覺，當真應了西諺：「在盲人的國家，獨眼龍就是國王」，「掃蕩偽民運」引起的網上風暴便是鄙人先知先覺的證明。「掃蕩偽民運」是高寒與王希哲的網上表演觸發的，我實在看不下去毛共黨文化借屍還魂，「挾人民以令天下」，乃出來反覆警告大眾：高寒乃是如假包換的毛共餘孽，是堅定的無恥階級革命家，他的「民主」與「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八萬杆子打不著，而王希哲則是侏羅紀公園裡跑出來的活化石，標準的毛朝遺老，唯一的知識儲備便是馬列毛語錄，毫無現代文明常識，心目中的「民主革命」就是文化大革命式的痞子暴亂。這些人在客觀上構成了中共的海外別動隊，以在網上大搞毛共文字獄在中立讀者心目中猛砸西方民主自由的牌子，起到了中共的正面宣傳無法起到的作用。這本是昭如日月的事實，無奈一眾「民主」愚氓就是看不見，反倒為此把我打成共特，向我身上潑了無量污泥濁水。直到前段高寒徹底暴露其真面目，先是設局構陷，協助中共以顛覆罪逮捕並重判國內異議人士楊天水等人，后又涉嫌參與寫作誹謗性下流讀物《民運精英大起底》，最後更悍然起訴劉曉波，配合中共當局將其在海外搞臭。而王希哲則「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把「將來我帶兵打中共」的豪情勝慨扔到了爪哇國，來了個華麗轉身，成了中共的萬里孤臣，效法馬悲鳴一廂情願地「為中共盡孤忠」，在智力難民營時時以金光閃閃的毛思想語驚四座，終於弄到連當初那些為誓死捍衛此二人而圍剿我的「民主」打手也無法忍耐，要倒戈相向了，讓我活活笑煞。最有趣的還是名分上與事實上的共特胡安寧（網名「余大郎」、「曾參」、「郭鳳」、「崗奮」、「顓瓦當」、「鬼谷子」等）。此公的特點是極度傾慕權勢，骨頭特別特別的輕，以致「我在接近權勢」的沉醉感能如超級春藥一般，讓他進入極度張狂亢奮狀態，情難自已地要向廣大網民披露他與「攝政王」、「童貫」等人是如何熟識，又是如何日日行走「上書房」、「軍機處」，甚至披露他領導了中共發給的大批款項，奉命在海外辦中文網站。這些帖子被他的老相好拷貝下來，向FBI報案。FBI前去調查，此公畢竟神通廣大，聽到風聲便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如漏網之魚，去腿上拴了神行太保戴宗的馬甲，效法郭沫若「又當投筆請纓時，別婦拋雛斷藕絲」，趕在FBI的追捕之前，一道煙逃回他那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去，拿他童貫爺爺賞賜的大批「遺產」，在「微米土光年金」的「長三角」購了豪宅，還在國安技術高手協助下，以電腦赤盲（類似「赤貧」的生造新詞）之身，在「網上柏林牆」上來去如飛，在國內經營海外網站。就這麼一個原形畢露的下九流線人，居然至今尚在施施然、恬恬然為海外「民主陣營」搖鵝毛扇，當高參，充顧問，越洋攪局，洲際作亂，攙和社民黨的內訌！若此公只是如此，也倒無所謂「有趣」可言。只是他似乎對我發展出一種刻骨銘心的單相思，一種無法擺脫、情難自已的obsession，完全只能用男女情愛來理解。不管我怎樣惡毒糟蹋他，他都「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證兮，夫唯靈修之故也」，不但要日日到《蘆笛自治區》偷窺，狂熱攻讀我的每句屁話，而且隔三差五地念叨我，像煞了當年那個B13，乃是不折不扣的Y13。最絕的是，這位Y13看到了網友在蘆區轉貼的高伐林的文章，第一個反應竟然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立即跑回智力難民營去呼喚B13，咬牙切齒地要後者發表評論。好在並不是所有的13點都如他一樣沒有「天盡頭」，B13早已飽和了，如今想起蘆笛來只會肝顫，豈還會理Y13那茬，再度前來血肉模糊地滾釘板？不僅是她，就連其他智力難民也早就對我這共特魁首倒了胃口兼牙口，於是竟無一人對Y13苦大仇深、滿懷階級激情揭示的「蘆笛投共狀」表示態度，不僅讓Y13訕訕的，也讓我有幾分怏怏。這些當然只是網上的劣等笑話，也只有我這個至今未能脫離低級趣味的庸人為此覺得開心。我想說的還是正派智者的反應。《新史記》對我的訪談錄在我的朋友們中傳閱后，其中一位友人來信對我的「哥白尼革命」作了有力的批判。有這種有見識、有水平、有風度的諍友，是老蘆的榮幸。遺憾的是，那幾天我賤體違和，家裡又有事，心情很糟糕，是以未能針對朋友的批判詳作解說與答辯，只是回信簡單解釋了一下，並附上了幾份有關舊作。在信中，我還請求這位朋友授權，將他的批判貼到我所在的論壇和海外博客中去，以便引起理性批判者們的注意，共同探索中國的進步之路。惜乎他不是我這種貧賤閑人，有正經事業要操心，刻下正忙得不可開交，至今未能覆信，因此我遲遲未獲授權。但我在再三細讀他的批判后，覺得它很有力度，雖然有許多基於誤解，但也充分暴露了我過去思維中的疏漏與含混不清之處，如果讓它就此湮滅在私人溝通中，實在是明珠暗投，暴殄天物。因此，我覺得還是應該把他的批判張貼出來，並作出自己的補充解釋、說明與發揮。好在本人私自張貼並不涉及披露隱私，亦無剽竊之嫌，談不上損害他人利益。我貼出的目的，是希望這位朋友的理性批判，能為那些「民主」憤老中青作個表率。若我二人的辯論能為網上作個垂範，從此推動持不同政見者們之間的理性論爭，那也算是療愚事業的一大成就罷。二、友人的批判蘆笛稱：「社會進步必須靠統治者的讓步才能實現，中國式鬥爭只能造成社會倒退，一部近現代史就是證明。」朋友批：不敢苟同這樣的結論，社會進步是各種社會因素形成合力才能獲得的結果，能否形成合力是關鍵，不可以歸於某一項單一要素，例如「統治者讓步」。最新鮮的反例如利比亞，統治者堅決不讓步並未妨礙利比亞社會之進步。陳釀的如美國獨立，統治者不肯讓步也沒能阻止獨立之實現。還有彼得大帝的改革，統治者連自己的兒子（太子）都殺掉了，當然談不上「讓步」，他若讓步也就無所謂進步了。近現代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清廷就在不停地讓步，翦伯贊先生提出「讓步政策論」，具體討論中列舉實例不再贅述，僅賦稅這一項統治者權力要素就減少約30%；漢官擴權、督撫養兵，把康熙削藩所得幾乎讓完；後來讓步就更多，「預備立憲」大致可以概括，最後連皇位都讓掉了，中國社會並未因此進步。「中國式鬥爭」，其實也即革命，「只能造成社會倒退」是確鑿無疑的，但那與讓步與否無關，中國近現代史所能證明的，是統治者的讓步只能導致被統治者得寸進尺，最終演繹的是「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歸根結底，中華文化崇尚的是「成王敗寇」，這種獸性情結根深蒂固，是我們的社會倒退之本源。當然，讓步是文明社會的標識之一，民主離不開讓步、妥協，但可惜只在文明人中它才能起作用，在野蠻人眼裡，讓步就是服輸的表現。蘆笛覥顏自吹：「我認為，這個發現，是社會學里的「哥白尼革命」，顛覆了一般共識。」朋友批：蘆兄喝高了不成？漢初「黃老之治」論說的都是「統治者讓步」，所論甚多不去細說，陸賈就有不少奉勸「統治者讓步」之論說。所謂「文景之治」，便是讓步出盛世之範例，當然古人不會說「社會進步」，但說「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漢書．食貨志》)近世之託克維爾的《論美國的民主》也稱：「統治者們把實行選舉制度，視為第一次讓步，把允許法官懲治選舉產生的行政官員視為第二次讓步。」至少此論談不上什麼「社會學里的『哥白尼革命』」吧？蘆笛說：「東西方文明的根本區別在於基本假設不一樣，中國社會構建的基本假定是兩個：『人生而不平等』與『人慾可滅』，恰與西方相反。」朋友批：后一個假定是確鑿無疑的，「存天理滅人慾」早就是經典。前一個「假定」則不然。西方人嘮叨「人人生而平等」不過兩百多年來的事情，盡量往前趕，也不過上溯到文藝復興時期但丁那裡含含糊糊的表述吧！薄伽丘說得明白些了，也已經屬於十四世紀的事。且不去牽強「不患寡而患不均」、「有教無類」之類平等觀，我們兩千多年前就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之呼喊了；一千多年前就有制度化的「科舉」了，延續直至20世紀初；明朝人甚至借孫悟空之口喊出「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來。其實，無論東方西方，平等屬於本能慾望，不能說是西方的東西，反倒可算我們的寶貝。中國的社會構建大概太平等了，一切對不平等的認同僅依據成敗，故不存在西方那種絕對不平等的貴族制，也就不可能產生對抗絕對君權或神權的勢力來。基於人權的平等觀形成於啟蒙運動，系由絕對不平等之社會權力擠壓出來的，中國人如同黑格爾所言處於「在皇帝面前人人平等」狀態，也就無從擠壓出近現代基於人權的平等觀來。中國之「停滯不前」並非不平等所致，而是太平等而禍及！布衣經科舉之橋而躋身官僚集團的樣板多如牛毛，《顧准日記》里說：「統治階級愈善於自被統治階級中選拔人參加統治集團，它的統治癒是鞏固。」直至今日，這妙方還繼續生效。蘆笛說：「中國社會的持久動蕩，就是這兩個認定被西方價值觀沖毀造成的，社會因此失去了「自穩軟體」，這就是今日中國何以墮落為只能靠暴力鎮壓維穩的警察國家。」朋友批：立論基點誤差導致推論誤差。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動蕩史，跟「西方價值觀」毫無牽扯。自春秋戰國就動蕩，柏楊、葛劍雄均有專論，考證說「對中國而言，分裂、分治的時間是主要的，統一的時間是短暫的。」葛先生甚至有言「中國的真正統一是在1759年實現的，持續了八十一年。」雖然分裂狀態不一定等於動蕩，但即使不去細說史載秦末漢初之亂人口銳減70%、西漢末年之亂損失人口65%，均以千萬計，僅僅提及曹操的詩句「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餘一，念之斷人腸」；杜甫的《兵車行》；以及張獻忠屠川等等數不清的詩書證言亦可看出：社會的持久動蕩乃中國傳統，沿著義和拳式思維邏輯去美化中國歷史，理應不該出自蘆兄之文論的。中國根本沒有什麼「自穩軟體」，只有「持久動蕩」軟體。假如一個人治社會還能穩定，何須法制？「只能靠暴力鎮壓維穩的警察國家」對於中國來說是進步而非「墮落」！孟德斯鳩早就在《論法的精神》里有言：「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數一數我們祖上那些酷刑吧，若無「西方價值觀沖毀」，我們至今還得提防「腰斬」、「凌遲」、「誅九族」之威脅的，「警察國家」至少還得有些顧忌，不至於似毛氏「無法無天」胡亂編造一些罪名，譬如「右派」、「反黨」之類。

我的「哥白尼革命」（二） 時間: 17 9 2011 03:52

三、我的補充解釋

以上批判，顯示了這位友人淵博的學識與敏銳的洞察力，有友如此，令我倍感榮寵，忍不住要自吹「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惜他大約因為沒看我的有關舊作，批的是我三言兩語的結論，不聯繫上下文，犀利的批判難免有點錯位感。這或許就是我將有關舊作寄去后他未再回信的緣故吧。儘管如此，他的批判仍然提醒了我的舊作中既有未能詳加論述之處，又有忽略了的地方，因此有必要再次明確地釐定有關的概念，並對過去忽略之處加以闡述。錯謬之處，亟盼各位網友指正，謝謝！

（一）什麼是「社會進步」？

這是個使用頻率極高的詞，可惜也是個很模糊的概念。不過對馬克思那隧道眼、機械腦來說倒是一目了然，毫不含糊。他心目中的「社會進步」，就是「生產力進步」，其所謂「社會發展史」上列出的hierarchy（文明等級吧）依次為「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一個比一個更進步，一個比一個更高級，而衡量這「高級」的唯一尺度，就是生產力的發展程度。這「生產力標準」重要到這個地步，以致它竟被用來測定社會制度是否合理，而那判斷方式又是如此簡潔明快——凡是妨礙了生產力發展的社會制度就是不合理的，就該推翻，而凡是能解放生產力的社會制度，必然是合理的先進的。

這套幼稚園標準，連當年十多歲的蘆某都糊弄不了。猶記上初二時初次聽到這說道，我大惑不解，因問老師：原始共產主義社會既然實行公有制，沒有壓迫剝削，為什麼還會比奴隸社會落後？老師說：那是因為奴隸社會的生產力更為發達，所以它更先進。我聽得迷迷糊糊的，覺得實在沒有說服力，但少年畢竟太無知，只好作罷。

1970年，敬愛的陳伯達同志在廬山翻了船，我黨開展了「批陳整風」，痛批「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的「唯生產力論」。我看見這胡話，錯愕幾不能言：老人家敢情真瘋了？「歷史唯物主義」不就是「唯生產力論」么？過後我才悟出，這其實是偉大領袖對馬克思主義「創造性的發展」，充分表現了他老人家「永葆赤子之心」，直到快死都還是我十多歲的水平。

和當年上初二的小蘆一樣，毛雖然從未明白說出（他本來也沒有所需的清晰思維能力與表達能力），但其實並不同意以生產力作為判斷社會進步的唯一標準，而在潛意識裡代之以「毛氏平等觀」。這就是他為何反對「衛星上天，紅旗落地」，而深得毛真傳的張春橋又為何主張「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長資本主義的苗」，提出「低工資，高就業，物價穩定，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因此，毛澤東心目中的「共產主義天堂」，也就是實行了原始平等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徹底消滅了一切壓迫剝削以及「資產階級法權殘餘」。他比少年蘆笛還蠢笨之處，乃是竟然看不出來，用他從蘇聯學來的那套革命手段，只可能建起一個中國從未有過的奴隸社會，絕無可能造出康有為《大同書》中的理想世界。哪怕他徹底毀滅了生產力，中國也不可能倒退回原始社會中去。

現代人應能看出，無論是馬還是毛，其隧道眼思維都極度可笑。毛氏原始平等觀留待下文再說，馬克思的唯生產力論也是屁話。在舊作中，我曾指出馬克思把社會生產力當成衡量社會進步的指標，卻完全忽視了社會的健康度。對比一下今日中國與百年前的美國，便能清晰看出馬克思的淺陋：今日中國的生產力水平絕非百年前的美國可以望其項背，然而任何客觀的人恐怕都不敢說前者比後者先進，那理由很簡單：一個百病叢生的社會，生產力再發達也是個病態社會，與「先進」無緣。正因為此，如今中國才會出現許多懷疑甚至指責老鄧奉行「唯生產力論」（所謂「發展才是硬道理」）、無限懷念毛式「平等」、主張倒回去的毛左。

那麼，什麼才是衡量社會進步的全面指標？竊以為，那就是人權狀況。人民權利越充分，越自由（個人覺得「權利」與「自由」是兩個基本重合的概念，殊難怪民初要將「權利」翻譯為「自由權」），則社會也就越進步。依愚見，公民的權利狀況同時反映了社會的生產力與健康度——生產力的解放其實是公民獲得發財致富的權利的結果，而一個社會的公民權利越充分，其化解社會矛盾的能力也就越強，該社會的弊病也就越少（我在舊作中對「社會健康度」作過定義，那就是「社會內耗因數的倒數」，社會內耗越大，維穩預算越高，則社會病態也就越嚴重）。

這個衡量尺度適用於古今中外，西方歷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至古典資本主義社會，直至今日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每個社會發展階段的公民的權利都要較前出現一個大的提升，這就是社會進步。

那麼，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又該怎麼說？馬克思的謬誤（其實是盧梭的謬誤），是把「原始公有制」與「平等」混為一談，以為私有制是人間不平等的起源。事實上，原始社會雖然沒有私有制，但並非平等社會，看看靈長類動物就知道了，人家也沒有什麼私有制，但毫無平等可言，從來是弱肉強食，照樣有壓迫剝削，只不過那壓迫與剝削是使用赤裸裸的原始暴力搶奪實現的。原始人類高於黑猩猩之處，只是知道把別的部落的人掠來作奴隸而已。因此，所謂「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其實也是奴隸社會，兩者之間並無盧梭與馬克思設想的鴻溝。古希臘羅馬的經典奴隸社會，不過是把原有的奴隸制度規範化，典章化，法制化了。它雖然沒有賦予奴隸權利，畢竟還是規定了奴隸主的責任，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奴隸被活活吃掉的無從確定的風險，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民權利（那個時代的公民，就是非奴隸的自由人），與原始社會相比當然是一大進步。

在一定程度內，公民的權利與政府的權力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關係。統治者權力越大，則被統治者的權利越小（這當然只在一定範圍內成立，不能外推得出政府權力為零則公民權利無窮大的荒謬結論。準確地說，理想狀況應是政府保有的權力僅足以保障公民得以充分行使其權利，並且只用於此目的）。西方社會的進化趨勢，就是政府權力越來越小，公民的權利越來越充分，權利的內涵也越來越豐富，資本主義前的時代不必說，就連進到資本主義之後也如此。對比一下《獨立宣言》與《聯合國人權宣言》中列舉的「權利」內容，立刻就能洞見這一點。

這就是另一個使用頻率極高的詞「解放」的真實涵義。我已經反覆說過了：所謂「壓迫」，就是統治者憑藉權力剝奪公民的合法權利。而所謂「解放」，就是人民從統治者手中獲得了失去的權利。世界上只有蘇聯、中國以及其他共黨國家，人民才會昏聵到把自身徹底喪失權利當成「解放」。

（二）所謂「讓步」

其實我在《重釋「民主恩賜」論》中已經具體解釋了「讓步」的意思，只是沒有專門給出定義。這裡專門釐定一下：我所說的「讓步」，是指統治者主動或被動地把人民失去的權利還給了人民。很明顯，那位友人沒有明白我的意思，這才以為我說的「讓步」與翦伯贊的「讓步政策」是同一個意思。

我在舊作中說過，翦伯贊發明「讓步政策」論，是為了解釋毛澤東「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才是推動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憑記憶引用，恐非原話，請有興趣者去查《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那根本無法修補的驚天動地的胡話。據我記憶，翦伯贊似乎是說，因為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沉重打擊了地主階級的統治，因此許多開國君主都被迫對農民實行讓步政策，使得生產力迅速發展起來。

從表面上看，這胡話似乎也不錯：許多新皇朝確實實行了「計口授田」、「輕徭薄賦」的「讓步政策」，其實根本經不起推敲：第一，這種「讓步」不過是減輕了官府的敲詐程度，並無增加公民權利的內容。它不能持續推動社會發展，無從體現社會進步，因而不是我所說的讓步。第二，這種「讓步」或許確實是「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的結果，不過乃是負結果。例如「計口授田」的「均田制」完全是因為「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殺死了全國大部份人民，使得千里沃野盡成草萊，造出了大量無人耕種的荒地。官府要收賦稅，當然只能把荒地分給劫後餘生的草民，實無「讓步」可言。第三，皇朝建立之初，生產力當然要迅猛發展，但那不過是「破窗效應」——人民總算逃過了被「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殺掉的危險，再不用逃難了，可以相對安穩專註地從土裡刨食；人少地多，當然人民所得相對就多，容易果腹，於是便鼓腹而歌，歡慶唐虞盛世。可惜隨著官僚機構逐漸膨脹，其吸納社會財富的力度逐漸加大，土地負荷因人口繁衍逐漸增加，到最後終於達到了斷裂點，於是「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再度爆發，毀掉既有的建設成就，大量殺死人民，使得千里沃野再度盡成草萊，社會生產力又回到當初的出發原點。這就是中國特有的「正弦波發展」，任何一個粗知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這事實，楊度還特地在他的《君憲救國論》說：

「中國數千年中，豈無聖帝明王，然其治績武功，今日安在哉？各國古代歷史，亦豈無特出之英豪，成一時之偉業？然其不忽焉而滅者，又有幾人也！惟其有人亡政息之弊，不能使一富不可復貧，一強不可復弱，故自一時論之，雖覺小有興衰，而自其立國之始終論之，實為永不進步。」

連楊度都洞若觀火的事實，「歷史學家」翦伯贊竟然不知道，不亦怪哉？不過，楊度雖然看出了中國「自其立國之始終論之，實為永不進步」，並將其原因歸結於中國從未實行過憲政，但他仍未看出根本癥結何在。倒是鬼子的眼光比國人更厲害，費正清曾指出，孔教完全缺乏「權利」這個概念。在我看來，這就是中國自立國至今非但永不進步，1949年之後還出現了空前的社會倒退的文化原因。中國古代社會的人權狀況一直處在極低水平，徘徊千年而無寸進，到近現代甚至出現了大躍退，就是因為國人從無權利觀念，從未意識到世上有這種東西，遑論認識到它其實比財富還更要緊得多，這才會在「解放」后徹底喪失了全部政治經濟權利還歡欣若狂。

這當然不是說，中國歷史上的統治者就從未作過實質性的讓步（亦即將權利恩賜給百姓）。那位朋友指出的晚清新政，就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統治者的讓步。除此之外，隋文帝（他是個遠比什麼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偉大的皇帝，惜乎國人大多不知道他的社會改革措施）首創科舉制度，終止了兩晉南北朝的門閥制度，在我看來也屬於將從政權利部份恩賜給平民。可惜在晚清前，除了這個改革，我還真想不出有過別的類似例子，而且就連這極為有限的社會改革，如今也被中共實行的新型門閥制度徹底顛覆了。如今無論是權還是錢，全TMD世襲，這就是「星二代」李雙江之子橫行霸道引起網民公憤的原因。

遺憾的是，那位朋友也看到了晚清統治者作出的空前絕後的讓步，卻不認為那是社會進步。竊以為，他這兒的錯誤是認為「被顛覆了的進步就不算進步」。晚清新政使得士紳們獲得了地方參政權利，讀書人獲得了充分的言論自由，以致策劃武裝叛亂的秋瑾被處決后，官府竟然遭到民間報刊的大肆抨擊，這種事別說是在今天，就是在國民黨治下也無法想象。這當然是中國此前從未有過的巨大的進步，而且這些進步在民初還被保留下來了。不能因為這些進步先被國民黨部份顛覆，后被共產黨徹底掃蕩，就否認那是社會進步。苟如此，則我還真不知道有什麼能算是社會進步。

我的「哥白尼革命」（三） 時間: 18 9 2011 20:18

關於「讓步」需要澄清的最後一個問題，我已經在《重釋「民主恩賜論」》中反覆強調過了，那就是深受毛共黨文化熏陶的同志堅決否認統治者會對人民讓步，尤以海外所謂「民主精英」為然。這些同志至今還在將偉大領袖的哼哼教導奉為圭臬，認定：「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在他們極度狹隘且無比僵硬的頭殼中，「統治者會向人民讓步」之說，就如同哥白尼的日心說當年在羅馬教皇心目中一般，荒誕到不可思議，絕無可能發生。就是為此，方勵之教授才會在1986年向全國青年學生髮出「民主不能等待恩賜，必須靠鬥爭去贏得」的煽情號召。

那位朋友倒沒有這種誤識，但我仍覺得有必要指出：統治者不但會被動地將人民的權利歸還給人民，而且也會主動「恩賜」，古今中外的例子不勝枚舉。以中國而論，慈禧太后做出了歷史上一切統治者都不曾做過的事——毅然決定試行憲政，將若干重大的政治經濟權利恩賜給人民，包括預備立憲、開設資政院、實行地方選舉，開辦諮議局，試行地方自治，允許民間自由辦報，鼓勵自由興辦工商企業，等等。這些好事，在當今中國再過二十年恐怕也沒指望。這些改革並不是人民鬥爭出來的，而是朝廷為了解決外患主動作出的「自強」決策。

又如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突破了蘇式社會主義模式，將私人創業的最基本經濟權利還給了人民，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使得中國社會從毛時代的奴隸社會飛躍發展為如今的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這兒的「封建」是西方的feudalism，指的是如今的等級社會和世襲制度與歐洲的封建社會具有極高的相似性，並不是指生產方式與生產關係，更不是國共兩黨以馬列社會發展史去穿鑿中國傳統社會發明出來的狗屁不通的「封建主義」）。這也完全是統治者主動恩賜的結果。當年我就曾在《罕見奇談》追著民運好漢們問，請他們說說那算不算社會進步，如果算，那到底又是什麼人民鬥爭贏來的偉大勝利。他們卻從來不敢回答。

再如蔣經國的解嚴解禁，從此打開了台灣民主改革的閘門，那也完全是蔣經國的個人恩賜，與民進黨的鬥爭什麼相干都沒有。當時小蔣深得民望，台灣人民極度海皮，並無改變現行制度的要求。他死後出殯，滿街的披麻戴孝的孝子排香案夾道跪送「全民大家長」（記得這是《中央日報》社論標題中使用的稱呼）駕鶴西歸，一個個哭到暈死。後來組成民進黨的那伙人在解嚴解禁前不過是「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凄厲，幾聲抽泣」，其「鬥爭」也就只能如今日的海外民運一般，在國外「提虛勁」（川話），在本土一點影響都沒有。若經國先生竟會被這種「越洋洲際細微噪音」嚇得乖乖屈服，那除非他的腦袋出了嚴重問題。

外國又何嘗不如此？俄國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美國總統林肯解放黑奴，都是最高統治者的主動恩賜，都不是奴隸鬥爭的結果。誠然，美國廢奴曾經引發了南北戰爭，可惜那是白人跟白人斗（也就是統治集團內訌），與黑人什麼相干都沒有。南北戰爭前，廢奴主義者約翰•布朗父子曾在1859年發動起義，成功地攻佔了佛吉尼亞州的Harpers Ferry Armory，獲得了大量軍火。得手后，他們立即號召鄰近地區的黑奴趕快來加入他們的鬥爭，結果根本就沒誰響應，致使暴亂被李將軍輕易蕩平。自始至終，黑奴就不曾為廢除奴隸制出過一達因力。60年代美國的民權運動中，美國黑人倒是起來了，但不是如馬丁•路德•金一般只在群眾集會上演說，便是如黑豹黨搞恐怖活動，決定性的戰役還是在國會戰場上由白人進行的。沒有自約翰遜總統以下眾多民主黨人的大力推動，徹底廢除種族歧視、確保黑人同等人權的《民權法案》就不可能通過，那麼，後來美國也就不會有黑總統與黑國務卿。

國內如此，國際之間又何嘗不如此？整個第三世界的獨立，都是老牌殖民帝國恩賜的結果。要說鬥爭，那也是老美與英法的鬥爭，殖民地人民無尺寸之功，反倒在獨立后把自己的祖國搞得一塌糊塗，害得發達國家不是動輒派聯合國部隊維和，就是緊急募捐救濟難民。類似地，離開戈爾巴喬夫的主動恩賜，蘇東帝國也就絕無可能崩潰。

（三）我的「哥白尼革命」

所謂「哥白尼革命」是廣義的，指的是一種相反的聲稱顛覆了普遍的共識。在我的模糊記憶中，康德似乎是使用這個術語的第一人，他把自己的認識論視為哲學里的「哥白尼革命」，而它也確實顛倒了一般的共識，提供了一種前人從未想到過的全新視角，打開了人們頭腦，我在電子書《馬克思主義批判》（下載點：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4-LZKkC3a5HZmEzZjVkMDYtZmE4OC00M2M2LTk1NTQtNWU4M2IzNGExY2Uz&hl=en_US）中作過介紹，此處不贅。

我的「哥白尼革命」式命題是在《重釋「民主恩賜」論》中給出的，原文是：

「在中國大陸，民主制度不可能通過人民鬥爭建立，社會政治制度的改革只能通過統治者的讓步來實現，而統治者的讓步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的，都不可能使用大陸人熟悉的傳統鬥爭方式去贏得。」

這次在《新史記》的採訪中則如是說：

「社會進步必須靠統治者的讓步才能實現，中國式鬥爭只能造成社會倒退，一部近現代史就是證明。」

為便於讀者理解，消除誤會，將它們的涵義拆解於下：

1）社會進步以人民獲得失去的權利的社會制度改革為標誌。

2）這種進步發生的必要條件是統治者的讓步。換言之，統治者不讓步，則社會進步就不會發生。

3）中國式鬥爭（亦即毫無妥協觀念的「零和博弈」，倒不一定是那位朋友理解的暴力革命）非但不會贏得社會進步，反而會造成社會倒退。

為方便記憶，此說可名之為「權利恩賜論」。很明顯，它與大眾普遍接受的共識「社會進步只能通過人民鬥爭贏得」相反，後者是將「人民鬥爭」當成了「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甚至充分必要條件。必須指出，雖然毛共是最死硬的「鬥爭哲學」信奉者，並把它變成了全民宗教，政治上各派齊齊信奉毛澤東的「人民的邏輯」：「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直至勝利」，但即使是在國際上，這共識也在不同程度上為各派共享，並不是毛共的專利。我看過幾本鬼子寫的關於六四的專著，作者們都提到方勵之教授那闖下大禍的號召，都認為那本是不言而喻的真理，而中國百姓卻竟然不知道，以致需要方教授去宣講，為此深感懊喪（由此可見鬼子對中國何等隔膜，他們不知道，那個時代的中國人最精通的就是方教授從毛那兒躉來的「鬥爭哲學」）。

因此，我將自己的主張視為對一種普遍共識的顛覆，應該說是一種實事求是的估價，並不是那位朋友說的「喝高了」。我天生海量，很少「喝高」，何況自上次回國在酒池肉林中踉蹌走一回后，胃病猛烈發作，痛不欲生，至今不愈，哪裡還敢再飲涓滴？那位朋友舉出的歷史上賢臣勸帝王讓步的例子，與我的主張根本不是同一個意思，我只是客觀指出人民獲得權利的必要條件，告訴大眾「鬥爭哲學」只能適得其反，既不曾勸統治者節用愛民，亦未勸他們無為而治，與黃老之學毫不相干。類似地，他所引的托克維爾語錄也只是介紹了某個歷史時期某國統治者「讓步」的某些特定內容，並未一般性地總結出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是什麼。總之，除非有誰能給出前賢類似的表述，則我只能認為，「我的哥白尼革命」之說的唯一不妥之處，只在於譽出於己，比較厚顏無恥而已，雖然我這麼說是旨在吸引注意，促使更多的頭腦開放的讀者來關注這問題，也算是一種善意的炒作吧。

當然，老蘆孤陋寡聞，現在又害了Alzheimer disease（老年性痴獃，這是北京棋迷網友作的英明診斷，本人對此毫無異議，奉勸他不必將餘生無限痴情地獻給我，去做點有意義的事），什麼都記不得了，先賢完全有可能確有過類似論述，而我不過是再度發明車輪。茍如此，則敬請讀者賢達指出，謝謝！

對上述主張，常見的曲解與誤會是：

1）以為我說的是統治者一定會讓步，甚至誣衊我「跪求統治者恩賜」。

這是民運好漢們的拿手絕活，藉此將「共特」、「共奴」等無量污泥潑在我身上。就連中共派往美國，因自我張狂暴露身份，不得不潛逃回國的文化特務胡安寧，至今仍有臉在智力難民營冒充「民主鬥士」，誣衊我是「雙麵線人」，一面向FBI舉報他，致使他別婦拋雛，成了亡命天涯的在逃犯；一面又宣傳奴才哲學，為中共麻醉人民。罪證昭彰的共特竟會號召人民起來鬥爭，而他本人居然能在中共卵翼下安富尊榮，不亦怪哉？

不過這也不足為奇。只要想想高寒搞什麼「天鵝絨革命」，在網上成立「過渡政府」，將中共的眼中釘一網打盡，列入「政府」名單，為中共抓捕重判那些人提供了借口，也就不難理解，胡安寧的表演不過是中共「維穩」的provocation罷了（不是老蘆喜歡放洋屁，是中文中對此類陰謀詭計並無等價詞語，對於一個視陰謀詭計為大智慧的民族，這倒是個很反常的現象。它的意思是，為獲得攻擊對方的借口而故意誘使對方先發制人。歷史上著名的例子一是納粹的國會縱火案；二是德軍在入侵波蘭之前，在邊界哨所打死若干穿了德軍制服的犯人，聲稱波軍大舉攻擊德軍邊防哨所，為此發動「自衛反擊」；以及斯大林在入侵芬蘭前，動用NKVD部隊炮擊蘇軍邊防哨所，以此為由發動「自衛反擊」。斯大林在德國入侵前拒絕下動員令，在德軍入侵后遲遲不許反擊，就是因為他是製造這種provocation的高手，生怕中了德國將軍的詭計）。

這些不過是順帶罵人，我想說的還是，任何一個有正常理解力的人都能看出，我只是以事實證偽「統治者絕不會讓步」的毛共黨文化教條，從未說過「統治者一定會讓步」。相反，在許多舊作中（《未來中國走向預測》、《評零八憲章》系列等等），我反覆指出，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共都沒有作出實質性讓步的可能，為此還遭到鐵木網友痛責。這種故意曲解，完全是「民主精英」與共特強加到我身上的誣衊。

2）以為我說的是「統治者的讓步是社會進步的充分條件」。

那位朋友的批判就是基於這一誤解，因此舉出晚清新政被革命亂黨顛覆，造成中國社會長達百年的動亂與大倒退的事實來反駁我。他說的一點都不錯，中國的特殊難題（當然也可能是第三世界的共同難題，只是我對其他爛污國家了解甚少），正是統治者的讓步反而會使得人民得寸進尺，以為統治者軟弱可欺，因而心明眼亮，鬥志倍增，起來無限制地「鬥爭」，反倒嚇壞了統治者，不但報之以鐵腕鎮壓，而且從此成了驚弓之鳥，連計劃中的改革都取消了。民初老袁被革命黨人逼反不必說，看看六四就夠了。只怕連至今在誓死捍衛八九學運的偉大意義的前學生領袖，也不能否認六四之後中國政局發生了嚴重逆轉，致使黨內改革派全軍覆沒吧？他們與我的分歧，只在於他們認為那是中共的反動本性，用毛的話來說就是「你刺激不刺激他都是那樣」，卻絕對不敢承擔責任，承認那是他們的鬥爭造成的。

但這是人民違反了「權利恩賜論」闡明的規律蠢動的結果，並不是對該規律的證偽。中國人民尤其是識字分子太愚昧，不知道統治者的讓步才是實現社會進步的前提，因此，人民需要做的，是基於這一清醒認識，配合統治者進行改革，或至少是無作為，被動服從統治者的改革，而不是起來與統治者作對，或是把統治者推翻，弄出個無法收拾的局面來，或是嚇得統治者停止讓步，改用鐵腕鎮壓，反倒使得社會倒退。

總而言之，社會要進步，前提是統治者讓步，但滿足了這前提，社會進步要發生，還需要人民配合或起碼無所作為。換言之，統治者的讓步只是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並非充分條件。

3）認為我是「一元論」者，把「統治者的讓步」視為「社會進步」所需的唯一條件。

那位朋友就兼有這種誤會，以為我把「讓步」當成了唯一的充分條件（準確說來似乎是「唯一的充要條件」），所以才會批駁道：「社會進步是各種社會因素形成合力才能獲得的結果，能否形成合力是關鍵，不可以歸於某一項單一要素，例如『統治者讓步』」。

竊以為，這話很空泛，說了等於不說。社會進步當然是多因素聯合作用的結果，就連偶然因素與個人因素也會起到關鍵作用。例如統治者讓步，無論是出於主動還是被動，本身就常常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當初老佛爺決定讓步，首先是八國聯軍入侵終於讓她認識到了「不改革就要亡國，祖宗社稷就要丟在我手上」；其次是聯軍為民除害，點名讓她處決了最死硬的改革反對派，誓把反動派一掃光，去除了推行新政的最大障礙；第三是日俄戰爭的結果對朝野的強大衝擊；第四有她親信的股肱大臣袁世凱那位頭腦開明、能力很強的「改革的總設計師」出謀劃策；第五有載澤那深知慈禧心事、目光遠大而能言善辯的同志在關鍵時刻進言……等等，這些因素若少了一個，晚清新政恐怕都未必出台。但後人並不能根據這些特殊因素總結出個一般規律，用以指導未來。所以竊以為此論沒有什麼意義。

當然，針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我曾指出社會發展是個多元函數，受多種因素支配，唯物史觀的一元論是幼兒直線思維，但那與朋友對我的批駁不一樣，因為我並沒有主張「唯讓步論」。我從未認為統治者的讓步是社會進步的唯一條件，只是說它是必要條件。就算它是社會進步唯一的必要條件（虛擬語氣），那也不是充分條件。而且，上面已經說過了，統治者的讓步本身就常常是「各種社會因素形成合力才能獲得的結果」，因此，我並未將社會進步「歸於某一項單一要素」。

一般而言，統治者與人民的互動有如下方式與結果：

1）統治者讓步，人民無作為，結果：社會進步。上文舉出的許多事實都是例證。

2）統治者讓步，人民進行中國式鬥爭（即「零和博弈」），結果有兩種：A、統治者被推翻。B、統治者保住了統治，從此「拒腐蝕，永不沾」，再不敢玩火自焚。A只會導致社會倒退，B則至少造成社會凍結。一部近現代史就是證明。

3）統治者讓步，人民積極配合，與統治者「又勾結又鬥爭」，進行雙贏博弈，則社會進步，但這種進步只見於英美與北歐某些國家，從未見於中國。

4）統治者不讓步，人民無作為，結果：社會不會進步。

5）統治者不讓步，人民進行中國式鬥爭：A、統治者被推翻。B、統治者保住了統治，人民遭到血腥鎮壓。兩者都只會造成社會倒退。

6）統治者不讓步，人民進行英美式鬥爭，統治者仍不讓步，甚至把劉曉波那樣的「無敵論」者都抓起來，社會無進步。

至於為何統治者被推翻會造成社會倒退，我已經在電子書《反革命書》中作過詳細論證（下載點：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0BxRY-rJv6RYUMzgxMGExNzQtYjZkYi00ZWYwLWE3OGYtMmIyZmU2MjNlOTBm&hl=en_US）。

簡言之，統治者被本國人民推翻，無非是兩種結局：第一種是被人民的自發革命推翻，此時必然出現權力真空，導致全國大亂，以叢林惡性競爭的方式，最終決出個比所有競爭者都狠辣狡詐的大獨裁者，其暴政令舊統治相形失色。第二種是被具有高度組織紀律性的革命黨推翻，該黨在革命成功后順利填補權力真空，迅速重建社會秩序，避免了長期動亂與隨之而來的叢林拼搏。但這種革命黨既然能推翻舊統治者，其集權程度與控制人民的能力當然只會遠遠高於舊政權。因此，無論是哪種情況發生，最終結果只會是人民連舊制度下享有的權利都被剝奪了。

以上所說，並不是指統治者被外國軍隊推翻。如所周知，德國與日本的民主制度就是在舊統治者被推翻之後建立起來的。但那與本國人民革命完全不同，首先，它們都由外國軍隊佔領，避免了權力真空發生，因而不曾出現全國動亂、群雄並起的叢林局面；其次，外國臨時統治者是在民主國家長大的，民主生活方式已成本能，不是孫文那種轉世洪秀全，其施政又自始至終處於本國政界、輿論界的密切監督之下，因此能真誠實行「訓政」，幫助指導佔領國百姓建立起自己的民主政府，而日本與德國雖然此前是專制國家，卻早已實行了法治，具備了民主政治必須的硬體之一，社會改造的難度要小得多（請參閱拙著電子書《民主芻議》https://docs.google.com/viewer?a=v&pid=explorer&chrome=true&srcid=1LL0A99DHRNDjkJ3AWbFp2vMwynqYoaH-KH--GOyd5vXZACZO5d-CYbQUvDLZ&hl=en_US），因此並不屬於上述討論本國人民與統治者的互動。

但爛污國家的隱性文明很難在旦夕間便被清除無遺。因此，即使是這種特殊情形也未必能產生好結果。伊拉克與阿富汗的統治者都是英美聯軍推翻的，它們也在那兒真心實意地「訓政」，然而至今未能訓練出合格的民主國家。那位朋友舉出的利比亞並無說服力。表面上看，它似乎是人民革命，但誰都知道那並不是什麼「人民的選擇」，沒有北約在政治軍事外交經濟上的鼎力協助，尤其是若北約不派出空軍助戰，挽狂瀾於既倒，卡扎菲未必會被推翻。即令卡扎菲垮了台，認為該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社會進步也未免言之過早，宛如在清帝退位后便預言中國從此走上民主大道一般。1990年，羅馬尼亞人民在克格勃的策劃下發動了「人民革命」，推翻了齊奧塞斯庫的統治，卻繼續由共黨執政，雖然此後該國總算實行了多黨憲政，據說已是民主國家。不幸的是，它卻在2009年被「透明國際」評為歐盟中最腐敗的國家（參見《華爾街雜誌》，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5988241065975639.html）。

由上述六種組合結果可知，人民的鬥爭非但不是社會進步的充分條件，就連必要條件也未必是。人民鬥爭未必會使得社會進步，因此它不是充分條件；人民不鬥爭，社會照樣可能因統治者的讓步而進步，因此它並非必要條件。

但這不是說統治者的讓步是造成社會進步的唯一的必要條件，由上論述可知，要實現社會進步，或社會進步不被斷送，至少還有一個必要條件：人民不能搗亂。最理想的結果，當然是在統治者願意讓步時，以西方「忠誠的反對派」的鬥爭方式配合併促進改革；其次便是「無為而無不為」，被動接受政府改革；最糟糕的就是「小人難養」，趁機起來與政府作對，想把舊統治者推倒。不幸的是，一部中國的近現代史，就是「搗亂——專制——再搗亂——再專制——直至形成毛共統治的銅牆鐵壁」，那是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斬盡殺絕，直至四海鴉雀無聲，萬民五體投地，既無「鬥爭派」，亦無改革派，只有「歌功頌德猶恐不及派」，九州黎庶同禱「祝福您老人家萬壽無疆」，八億生靈齊歌「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真正實現了「天下太平」。而這就是中國過往百年走過的路，也就是謝德林的寓言中那個池塘里被鷺鷥猛吃的青蛙們的歸宿。

我的「哥白尼革命」（四） 時間: 21 9 2011 06:38

（四）我們的平等與他們的平等

前些天看到國內學者秋風先生的《中國自由主義二十年的頹勢》（本區也有轉帖，但不全，全文可在在《選舉網》上看到），很不以為然。作者認定：

「人，包括中國人，天然地傾向於自由。其次是歷史的維度，也即論證，中國人在漫長的歷史中，並沒有甘於接受非自由的生存狀態。因而，對於中國人來說，自由不僅是一種倫理的自然，而且就是一個現實，儘管是一種沒有完全實現的現實。由此，自由就在中國人的生命中，中國人不可能拒絕它，也一定可以圓滿地實現它。」

因此，據他說，中國自由主義者們的任務，就是「從哲學和倫理學的角度論證」這個假定。「不幸的是，中國的自由主義在這兩個方面都沒有甚麼作為，而只有一堆常識。這也就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另外一個嚴重缺陷：理論的匱乏。這一點，實際上是過去一百年來中國自由主義的致命缺陷。」據說，就是因為這一致命缺陷，導致如今自由主義思潮一蹶不振。

看了這些高論，我禁不住要懷疑作者根本不是中國人，否則絕不會說什麼「自由就在中國人的生命中」，「而且就是一個現實」。任何一個稍知國情民俗的人都該知道，中國人與鬼子最突出的區別，就是國人不像鬼子那樣，在食慾與性慾之外尚有強烈的「自由欲」。上文已經指出，「權利」（約等於「自由」吧）這個概念純屬洋貨，直到今天絕大部份國人尚無此概念，根本意識不到它的存在，遑論有追求它的慾望。全民的追求就倆東西：金錢與性。

在這點上，朝野高度一致，無論是高知還是文盲，是國家領袖還是農民，半點區別都沒有。八、九十年代，國人羨慕西方，自由主義思潮得以勃興，但那不過是大眾誤以為自由主義是迅速致富的法寶。當他們發現追求自由的蘇東國家反而解體，而嚴厲壓制國民政治自由的「舉國體制」卻能使國家暴富，以致如今國人可以傲視「老歐洲」甚至美國了，當然就只會迅速拋棄對他們來說毫無實惠、反倒極有可能引來災難、本來就莫名其妙的洋概念。金錢我所欲也，女人亦我所欲也，自由是什麼玩意兒？問我到底要什麼？當然是舍自由而取錢與女人！

這才是自由主義在21世紀開始后迅速衰頹的原因：大眾寧願骯臟並快樂著，斷不願乾淨並清貧著，哪是什麼自由主義者只會介紹西方常識，沒有進行理論建設造出的惡果！作者似乎連基本的邏輯思維習慣都未建立，這才會看不見那再明顯不過的自相矛盾：既然「對於中國人來說，自由不僅是一種倫理的自然，而且就是一個現實，儘管是一種沒有完全實現的現實。由此，自由就在中國人的生命中，中國人不可能拒絕它，也一定可以圓滿地實現它」，那還有什麼必要進行「哲學與倫理學」論證？有誰會去鄭重其事地論證食慾和性慾的偉大哲學與倫理學意義，以及它們實現的必然性？難道中國成了今日這個爛污樣子，竟然是理論家們失職造成的？而若是自由主義者們當初建立了堅實的理論，黨官僚們就不會大規模搶劫全民財富了？時至21世紀，居然還有人相信「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的兒語，真是令人不敢相信。

問題恰在於，中國人別說建立理論，就連消化吸收洋人常識的智力都缺缺。就連那些熱情宣講西洋常識的自由主義者們，也未必真正明白其涵義。我在舊作《中國需要重建常識》中指出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同樣是鬼子發明的東西，國人掌握自然科學毫不為難，出類拔萃者還能摘取諾貝爾獎桂冠，可對社會科學顯示了驚人的選擇性智力障礙，以致所謂高知連西方大老粗都懂的常識都搞勿清爽。沒有哪個中學生會弄錯「能量」、「功」、「共價鍵」、「基因」等科學概念，可要找出個不誤解「民主」、「法治」、「權利」的大學教授來還真不容易。當真是咄咄怪事。後來小衲與金嗩吶網友都說過類似的話，可見這並非我一個人的感覺。

對此，我的解釋是，這選擇性智力障礙不是生理性或遺傳性的，而是文化傳統使然——中國文化傳統（尤其是毛共黨文化傳統）的噪音形成了強大的干擾場，使得國人難以理解點滴流入國內的西方政治文化中的關鍵概念。尤其當這些概念若以舊有辭彙表達時，國人就一定只會用老祖宗的方式去理解它，壓根兒想不到它們根本不是西方等價物。

「平等」這個詞就是這樣。這就是為何毛主義如今甚囂塵上。它之所以在普通民眾中獲得越來越強大的感召力，正是因為他們認為今日的社會極不平等，因而無限懷念基本實現了「均貧富」的毛時代。

正因為此，那位朋友的有關批評才會令我無比震驚與懊喪——他應該屬於國內第一流的思考者吧，然而他的「平等」觀竟然也是毛澤東的「平等」觀！連他都這樣，其他自由主義者們還怎麼去駁倒毛左，又該如何消除毛澤東思想在愚民中的持久影響，使得後代再也不會為了追求那「無處不均勻，無人不保暖」的「大同世界」，再度把山河泡在無邊血海里？

恕我言重了。不過，這位朋友若非具有與毛同一或相似的平等觀，也就不會說什麼：

「中國的社會構建大概太平等了，一切對不平等的認同僅依據成敗，故不存在西方那種絕對不平等的貴族制，也就不可能產生對抗絕對君權或神權的勢力來。基於人權的平等觀形成於啟蒙運動，系由絕對不平等之社會權力擠壓出來的，中國人如同黑格爾所言處於『在皇帝面前人人平等』狀態，也就無從擠壓出近現代基於人權的平等觀來。中國之『停滯不前』並非不平等所致，而是太平等而禍及！」

我以前還真沒見到黑格爾這句昏話。我素知那老兒昏聵，卻斷沒想到他會如此昏聵。這麼說，毛時代的百姓就更是「處於在偉大領袖面前人人平等的狀態了」？傳統社會人民畢竟還實行私有制，有貧富之分，而毛時代的人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無論職業如何，都是黨的奴隸，替黨扛長活，由黨提供生活資料（在農村連這點都做不到），毫無貧富區別，難道社會公平度不是遠遠超過傳統社會？而毛中國之停滯不前，當然就更是「並非不平等所致，而是太平等而禍及」了？

我知道，那位朋友絕不會同意這結論，然而對我在採訪中表述的另一看法：

「中國社會從來不是西式階級社會而是官僚社會。統治者歷來是自我支持的官僚集團，它只代表自己，不代表任何階級，其存在與社會經濟基礎無關。黨宣傳中的所謂『農民起義』不是西方的階級鬥爭，而是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兩大暴力敲詐集團（官僚集團vs『起義農民』）為爭奪肥羊的生死大搏鬥，只能周期性毀滅文明成果。中國的所謂『轉型』，在於將官僚社會改造為西式階級社會。但從滿清到現在，官僚社會的特點反而極大地強化了，這是因為革命是高效製造權力集團的手段。以往接二連三的革命，最終造出了一個權力空前、毫無制約、無法推翻、無法改造的官僚集團，這是前人蠢動留給後人的難題。」

他卻表示完全同意。可中國既然是官僚社會，哪還有什麼平等可言？官府不過是典章化、體制化的土匪，而「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則是指望「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未遂或未來的官府，在土匪與肥羊之間能有平等么？利瑪竇在《中國札記》中譴責了當時流行的大規模奴隸買賣，認定中國是奴隸最多的國家，莫非那就是「太平等」的表現？據我所知，直到民初，大規模奴隸買賣仍在內地進行（我某位親戚家就有多名女奴，都是在奴隸集市上買來的）。傳統中國與西方經典奴隸社會的區別，只在於中國只有家務奴隸（亦即大眾耳熟能詳的「僮僕丫鬟」），沒有所謂「生產奴隸」。即使是佃戶長工，也都是自由身，因而不被社會學家定性為奴隸社會而已。儘管如此，看過《紅樓夢》的人都該知道賈府中那無比森嚴的尊卑等級。甭說主子與奴才之間的鴻溝無從逾越，就連丫環內部也是等級森嚴。看看晴雯、麝月等高級丫鬟如何收拾「眼大心空」、一門心思往上爬的小紅，便足可窺見此中消息了。敢情那也是「太平等」的表現？

事實上，中國社會之所以一直無法實現平等，乃是國人從來不知道可實現的平等的內容是什麼，而是如那位朋友一樣，誤把「彼可取而代之」、「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等貴賤，均貧富」、「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等等當成了「平等」。直到民初，先總統袁公宣傳的「民權思想」仍然只是「大總統人人可做」，而我已在舊作中指出了，這一膚淺「民權」思想的普及，恰是洪憲帝制功敗垂成、民國迅速崩解、野心家們群起逐鹿的心理原因。

國人不知道，「平等」的內容應該是而且只能是「權利」，它不過是後者的派生概念。《獨立宣言》開宗明義就把這點這講得清清楚楚：

「我們認定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造物，造物主賦予了他們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就是平等的內容，也是除了空氣以外，人類唯一可以獲得同等份額的東西。如果要追求人人擁有同等財富，那就只能如毛澤東那樣，由一個權力集團將全部權力與資源都壟斷起來，徹底剝奪人民的一切權利與私有財產，捏住全民的食道，由該集團發給同等生活資料，使百姓淪為該集團飼養的奴隸，從根本上杜絕貧富分化的可能。若不這樣做，則哪怕把公民的財產全沒收了，讓所有的人都從零開始，只要公民還擁有發財致富的權利，因為大眾在才能、意志、性格、心理素質、體力等天賦和機遇上的天然不平等，則不出十年又要出現貧富分化。因此，不能不承認，徹底剝奪公民權利，使全民化為無產階級，禁止任何人發財，確實是實行中式平等的必要條件。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當然是中國的大英雄，因為他為國人首次實現了他們心目中的「平等」，雖然那是老毛子教給他的。

從表面收入來看，這當然非常均勻，可惜那恰是最恐怖、最極端、最畸形的不平等。即使毛澤東不在奴隸內部更層層劃分「紅五類、紅外圍、黑七類」等無比嚴苛的等級，不實行政治歧視與虐待，讓所有的奴隸都擁有同等地位，而且黨官僚自毛以下個個是「拒腐蝕永不沾」的聖賢，權利的剝奪者與被剝奪者之間也絕無平等可言。何況這種社會達到了權力分佈不平等的極致。它將所有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控制權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上，卻又消除了人民對官府的一切束縛制約，官員們不去把那巨大權力化為財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只怕是活佛也抵抗不了那巨大的誘惑。於是這種社會一旦腐敗起來，其速率當然只會為舊式專制社會瞠乎其後。

如今懷毛詆鄧者只知譴責后毛時代黨官僚的貪污，卻看不見正是毛本人為他們搭起了通向天堂的金橋——若不是當初毛共把所有的資源與財產都搶到手裡，掃蕩了一切民間社會與體制外權威，造出了擁有空前權力的官僚集團，壟斷了一切政治、經濟、文化權力，黨官僚又怎麼可能以雷霆萬鈞之勢、排山倒海之力，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化公為私？別的不說，若是當年留下了私有制，那後來的貪官也就沒有什麼無主財產可搶，只能如前段爆出來的英國貪官一樣，小打小鬧小兒科，把裝修住宅的帳單也拿去報銷，絕無可能如敝廠當年的書記一樣，利用朱鎔基的所謂「改制」，在一夜之間就把價值上億的國企摟進荷包。

由此可見，離開權利無平等可言。舍權利而求平等，乃是中國人特有的緣木求魚。這道理其實很簡單——最大的不平等是權貴利用權力進行的弱肉強食，而公民的權利則是制約權力的利器，因而也就是保障自己不受權貴迫害侵奪的自衛法寶。而中國社會最突出的特點，我已經在舊作中說過了，就是舉國無一人有權利，處於權勢階梯上一級的人可以對下一級為所欲為。官員對百姓如此，皇帝對大臣也同樣如此。除了皇帝一人是安全的，誰都無法保證自己明天不身首異處，遑論抵禦上級的凌辱敲詐。位高權重至曾國藩，仍然不能不為「殺身赤族之禍」慄慄危懼，而況小民乎？

遺憾的是，那位朋友看不到公民毫無權利的國家只能是叢林國家，了無平等可言，卻看到了科舉制度造成的權勢極有限的流動，以及歐洲封建社會（不是中國傳統社會，兩者截然不同）實行的嚴格等級制度，就此認定古代中國比中世紀歐洲更平等。其實兩者的區別在於，中國實行的是「有限流動的無限不平等」，而中世紀歐洲是「契約固定的有限不平等」。歐洲封建社會並不是中國那種毫無權利的社會。雖然國王與領主、領主與農奴之間無平等可言，但兩者之間都是契約關係，都有契約載明的權利與責任，只是雙方權利不均等而已。

正是因為歐洲封建社會有「權利」這個至為重要的觀念，後來的民主社會也才有了發生與發展的基礎。國際學界公認，1215年的英國大憲章的制定，是民主制度發展的里程碑。其實它只不過規定英國國王放棄某些權利，同意尊重某些法律程序，其意願必須遵守法律而已。然而沒有這個如今看來是微不足道的社會契約，洛克也就不會在17世紀推出「法律權利」、「天然權利」等一系列重要概念，以及所有的人生而平等、具有同等天然權利的「社會契約論」（與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同名而實質不同。盧論其實是對洛論的反動，其「強迫人民自由」的謬說為後世極權理論開了濫觴）。前引《獨立宣言》上的那些話，其實是傑弗遜抄襲洛克的。

明乎此，則立刻可以看出上引「基於人權的平等觀……系由絕對不平等之社會權力擠壓出來的，中國人如同黑格爾所言處於『在皇帝面前人人平等』狀態，也就無從擠壓出近現代基於人權的平等觀來」云云，錯的實在離譜。哪怕是在中世紀歐洲，國王也從未享受過中國皇帝那種「絕對不平等之社會權力」，而封建領主與農奴之間的關係也絕不是中國官民關係可以比擬的。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的權力雖然是固定的，但有法律的約束，而後者的權力雖可有限流動，卻是毫無制約的。論「權力擠壓」的程度，又有哪個國家能與中國比？眾所周知，中國百姓但能有一口飯吃，無論官府怎麼糟踐都會苟活下去，然而世界史上還有哪個國家的「農民起義與農民戰爭」比中國更頻繁？莫非中國專出喜歡造反的暴徒？要麼是歐洲盡出低眉順眼任人作踐的奴才？要不歐洲受了那麼嚴重的「擠壓」，為何沒有中國那麼多的「農民起義」涅？其實只要看看孟德斯鳩在《法意》中對君主制與專制制度的工作機制的介紹就夠了。歐洲中世紀實行的是以榮譽為運行原則的君主制，與東方實行的恐怖統治完全是兩回事。

這些不過是題外話，我想說的還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必須首先弄明白兩種平等觀的本質區別，認識到中式平等觀完全是一種違反人性的空想主義，因而非但永遠無法實現，而且追求它的努力只會「走向反面」，造出一個更加不平等的恐怖世界來。不領悟這些起碼常識，自由主義者們就無法去為百姓療愚啟蒙，從根本上消除毛澤東那些愚昧無知的說教對愚民巨大的而且或許是永恆的煽惑力。

我的「哥白尼革命」（五） 時間: 22 9 2011 05:06

（五）現代專制國家共同面臨的生存危機

在採訪中，我列舉的自己另一個原創性發現是：

「東西方文明的根本區別在於基本假設不一樣，中國社會構建的基本假定是兩個：『人生而不平等』與『人慾可滅』，恰與西方相反。中國社會的持久動蕩，就是這兩個認定被西方價值觀沖毀造成的，社會因此失去了『自穩軟體』，這就是今日中國何以墮落為只能靠暴力鎮壓維穩的警察國家。」

那位朋友卻完全誤讀了這段話。他的駁斥已拷貝在本文第二節中，小結於下：

1）平等觀念的產生，在西方也不過是近兩百年來的事，不能認為平等是西方文明的基本假設。

這批評極為正確。我本人就在舊作中指出過，「平等」觀念是人類特有的智力活動產物。看一眼靈長類動物就知道，不平等才是自然界的普遍現象。惟其如此，它只能在一小撮先知先覺中產生，先擴散到一國，再逐漸擴散到歐美，最後擴散到全人類。它完全是少數天才的主觀發明，不是什麼「客觀規律」。準確地說，現代平等觀念最初是洛克於1689年（？）提出來的，此前西方並無如此明確的平等觀念。因此，我那說法不夠準確，應該修正為「恰與近現代西方的主流價值體系相反」。

中國文明的第二個基本假設也是這樣，「人慾可滅」當初也非中國專利，而是為全人類共享。我在舊作中也談過這問題，指出中世紀歐洲也曾奉行禁欲主義，而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在短期內創造出超過過去千百年積累下來的財富，靠的一是將公民發財致富的權利從封建權力的壓制下解放出來，二是文藝復興運動解放了人慾。

但我那命題是在《文明真空與未來中國的潛在危機》中正式表述的，而該文談的完全是近現代西方文明對東土的衝擊。相信讀者不至發生誤會。因此，儘管此文收在明鏡出版社即將出版的《華夏文明解剖》中，而我收到那位朋友的信在該書定稿之前，我仍未據此作出相應改動。

即將出版的《華夏文明解剖》封面

2）認為「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動蕩史，跟『西方價值觀』毫無牽扯」。「社會的持久動蕩乃中國傳統，中國根本沒有什麼『自穩軟體』，只有『持久動蕩』軟體」。

我認為此說不夠尊重歷史。稍知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秦朝之後，古代中國曆來實行「霸、王道雜之」，亦即「禮治」為主，「法治」為輔，前者就是以儒教為百姓洗腦（所謂「教化」），後者則是大刑伺候。在儒家心目中，後者乃是下乘，用孔子的話來說便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理想社會是「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這一套再加上道釋兩家的協同作用，便形成了傳統社會的自穩軟體。必須承認，孔子的「德治」當然是空想主義，現實是「為政必用殺」，所有政權都免不了。但傳統皇朝維持統治，靠的主要還是洗腦神功，鎮壓硬體絕對只起到輔助作用。一個皇朝動不動就能維持幾百年（順便說一下，那位朋友所引葛劍雄先生所謂「中國的真正統一是在1759年實現的，持續了八十一年」，個人覺得是無視主體事實的偏激立論）。如果全靠鎮壓，這種奇迹根本就不會出現。要明白這一點，只需做個假想實驗就夠了；假設今日中國仍然處在官方無法壟斷暴力的冷兵器時代，中共統治還能不能維持上一年。

我指出這維穩軟體的存在以及它的莫大威力，不過是中性事實陳述，並無什麼褒貶之意，談不上「沿著義和拳式思維邏輯去美化中國歷史」。而那位朋友認定人治社會不能穩定，只有法治社會才有可能，竊以為不但無視歷史事實，而且看不到精神權威對穩定社會的作用要遠遠高於世俗權威。若此論能成立，則西藏和其他佛國過去也沒有穩定可言了。

3）以為我說的「中國社會的持久動蕩，就是這兩個認定被西方價值觀沖毀造成的，社會因此失去了『自穩軟體』，這就是今日中國何以墮落為只能靠暴力鎮壓維穩的警察國家」，是對傳統生活方式的緬懷，對西方的指責，因而認為：「『只能靠暴力鎮壓維穩的警察國家』對於中國來說是進步而非『墮落』！」

其實我只是試圖以一種中性求實的態度，客觀剖析歷史現象與國情民俗，並不是滿懷激情地聲討什麼，褒揚什麼，通篇主要是事實陳述，並沒有作什麼基於價值判斷的道德批判。我那段話的意思，在《蘆文指要》與《文明真空》諸舊作中已經作了充分闡述，無非是指出今非昔比，過去中國可以搞兩千年的專制，而現代專制制度卻面臨著古代帝王從未遇到過、且至今無法解決的難題，因而難乎為繼，出現了嚴重的生存危機，準確說來，也就是方今之世再也無法建立「可持續存在的專制制度」。

這危機之所以發生，就是傳統社會那套維穩軟體再不靈了。其所以如此，乃是西方「人生而平等」的信條和平消解了專制國家的立國基礎；而「人慾即天理」的信條和平消解了傳統社會「安貧樂道、知足常樂」的自我約束；西方傳入的科學常識更將「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因果報應」等迷信沖毀無遺，於是維繫了兩千年專制王朝的綱紀倫常便在旦夕間紛紛斷裂，國民心目中普遍出現了巨大的信仰真空與思想混亂，而既有鎮壓硬體又不足以維持原有體制，當然社會秩序就要崩潰。

這種思想混亂之所以持續至今，是因為國人沒有足夠智力迅速領會傳入的先進文明觀念的要旨，卻只會按既有套路去穿鑿之，於是反倒火上加油，加劇了思想混亂乃至社會動蕩。

前文所說的中式平等觀趁機跑出來，魚目混珠，製造動亂就是最好的例子。我那位朋友說的其實也不錯，「平等」從來是中國人兩千年來的訴求。但他沒有注意到，那其實只存在於所謂「隱性文明」中，並不為官方意識形態認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等貴賤、均貧富」、「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等等，從來是所謂「農民起義」的口號或是遊民文化經典中的話語。它雖然在草根「江湖」中有相當市場，卻不為顯性文明所容。相反，孔教作為官方不遺餘力提倡的事實國教，強調的從來是既有的上下尊卑等級不容打破。讀書人作為左右民間社會的精英階層，對這套天經地義從來篤信不疑。而就是這批人構成了維繫專制統治的社會脊樑。

因此，在傳統社會，除非是王朝末年，種種跡象顯示皇上已經失去了上天的垂青，「天命」已經轉移到民間某個「真命天子」上，就絕不會出現讀書人大規模投奔造反土匪的事。黃巢、洪秀全都是偽劣假冒的讀書人，連起碼的學銜都考不上，絕對是社會邊緣人。即使是在亂世投靠強人的讀書人，信奉的仍然是顯性文明那套認定「人生而不平等是天理大義」的政治理論，對「主公」嚴守「君臣之份」，諸葛亮、劉基等人就是典範。他們要建立的並不是一個新社會，而是奉行一個舊價值體系的新皇朝。

但西學東漸后，情況就完全變了。我大清在被鬼子反覆痛打之後，終於不得不接納西洋文明的重要觀念，正是李鴻章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民權觀再不被官方壓制了，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駸駸乎有變成顯性價值觀模樣。有史以來第一次，讀書人中出現了為「平等」與「解放」獻身的志士，這可絕對是西方文明衝擊下出現的新事物——過去咱們只有為忠於君王不惜頸血灑地、甚至被滅十族的志士。可惜這「平等」與「解放「並非正宗西洋貨，卻是上文說過的土雜。「舍權利而求平等」的最終結果，便是造出了不但與西洋主流價值觀背道而馳，而且比傳統皇朝更黑暗野蠻萬倍的奴隸社會，這在中國還從未有過。這就是外來文明與本土隱性文明雜交產生的畸胎。

儘管隱性本土文明比外來顯性文明更強大，兩者的糾結與纏鬥讓百姓吃夠了苦頭。然而外來文明給統治者帶來的麻煩要遠遠大於對草民的衝擊。要看出這點毫不為難，只需假想毛澤東生在鬼子進村之前即可。若是那樣，則他根本也就用不著搞文化大革命，為搞掉劉少奇不惜發動全民，把國家投入長達十年的動亂，也用不著把林彪整死，因為壓根兒也就不存在挑選血親之外的「接班人」的問題。若是沒有西方文明的影響，則今日中國必定生活在毛新宇的統治下。白痴皇帝過去有的是，晉惠帝就是廣為人知的例子。可毛澤東饒是再精通龜孫子兵法，也沒本事再搞家天下。

西洋文明的威力還不僅此，因為「人生而平等」對人民更有感召力，且新時代的百姓再也不相信「天命論」，統治者便被逼得不得不效法鬼子，裝模作樣搞「憲政」，甚至被迫將「普世價值觀」寫入憲法總綱，被迫聲稱「主權在民」，從過去的「奉天承運」改為「奉民承命」，冒充「人民政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在「法律前一律平等」，並裝模作樣地寫明了一系列公民權利，甚至不得不搞假選舉，卻在實踐中處處踐踏這些虛偽聲稱。這種偽善徹骨的政權，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出現，連清廷在《欽定憲法大綱》中坦然宣告「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大權歸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的誠實與勇氣都沒有，因而成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言行徹底背反的僭主，徹底喪失了統治的道義資格以及最起碼的合法性。

正因為此，新時代的專制君主們再也無法像老前輩那樣，光靠精神權威便能垂拱而治，只能以「黨天下」去代替「家天下」，也就是用從蘇聯學來的「槍杆子」+「筆杆子」+ 組織控制來維持統治，在後毛時代更輔之以金錢收買。這不但反映了新時代獨裁者們的無奈，相對於傳統社會也是一種墮落：後者維持統治主要靠的還是精神權威，靠的是官吏與士紳們的赤忱效忠，而現代君王們就連個能自圓其說的「天理大義」「綱紀倫常」都拿不出來，只能靠恐嚇與收買，完全淪落成了赤裸裸的劣等黑社會，連頭領座次都沒有個天降石碣代為排定，只能靠叢林惡性競爭決出。在傳統社會中，儘管子民的人權毫無保障，好歹百姓並沒有被編入無孔不入的組織網路中，受到黨組織無微不至的全面人身控制，自由度相對來說要比現代極權社會高得多。

這其實是全世界一切專制國家面臨的共同困境，並不獨中國為然。現代專制國家之所以還能存在下去，主要是西洋傳來的新式武器極大地加強了統治者的鎮壓硬體，使得暴力再無可能為朝野共享，卻為朝廷壟斷，因而使得人民處於劣勢。中國與其他爛污國家的區別，僅在於它從蘇聯學來了威力強大的軍民控制術，因此遠比那些爛污國家穩定。但即使如此，因為缺乏社會維穩軟體，要它像過去那些皇朝一樣維持上兩三百年，其可能性實在微乎其微。

這當然不是說前途一片光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人類終將實現「民主大同」。我這個悲觀主義者的感覺是，爛污隱性文明的積澱很難在旦夕內清除。因此，爛污國家們普遍面臨的困境，是專制沒法延續下去，民主又沒本事建立起來。因此，第三世界爛污國家最可能的前途，還是像巴基斯坦那樣，出現民主與專制政權「輪流坐莊」的怪誕局面：因為法治從來不是那些國家的生活方式，缺乏法治硬體依託的民主政權建立，必然引來「群暴」，導致治安混亂，令大眾倒足了胃口，於是某個軍界強人便應運而起，「以獨暴易群暴」，恢復社會治安。該獨裁者大權在握后便貪污腐敗，最終令大眾忍無可忍，起來將其推翻，再度建立新的民主政府，再度「以群暴易獨暴」，進入下一個單擺振蕩周期。這在我看來，就是那些發生了「茉莉花革命」、「顏色革命」國家最可能的歸宿。

我的「哥白尼革命」（六）時間: 24 9 2011 02:44

四、近現代史上中國發生的「逆轉型」

這段文字本來是想寫在《辛亥國難百周年祭》的系列文章中的。今年是辛亥「百年大慶」，我本來不想寫什麼文字，是以朋友代胡佛研究所來約稿，都被我婉言謝絕了。後來BBC中文網編輯約我寫篇一千字的短文，我覺得那不過是一揮而就的事，便同意了。殊不料該文刊出后，受到「民族英雄」與「民主英雄」兩大陣營的猛烈炮轟，反倒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因此動念寫出該系列，擬在網上免費推出（真是上不得台盤，人家給錢我不寫，挨了罵后反倒願白寫了）。原準備趕在「雙十節」前推出，只是我再沒有當年的精力、體力與腦力了，至今未能寫出一個字。再過幾天我就要去度假了，很明顯再無可能按原計劃及時推出，只好在此文中草草說一下吧，好在並非離題萬里。

我在舊作中反覆強調指出，所謂「現代化」，就是「西化」，離開西方模式更無「現代」模式，所謂「現代化」這種說法不過是落後民族為了安慰自己發明出來的自欺欺人之談。如果說孫白痴中山所謂「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真的存在，那「潮流」也就是「全世界歐化」（更準確地說是英美化）。

讀過《文明真空》的讀者應能明白，這「潮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相較地球上其他文明而言，以英美文明為核心的西方文明在功利上更強大，美學上更優秀，因而勢必掃蕩其他文明，改變地球村中其他部落的住戶的生活方式。

前已指出，在長達兩千年的時段里，中國傳統生活方式一直是本民族的最適生活方式，然而在近現代卻難以為繼。這完全是因為鬼子「主權在民」的說道對民眾具有無可抵禦的感召力，因而在道義上獲得了無堅不摧的侵略性，不但令昔日至高無上的帝王權威剎那間蒸發得無影無蹤，也使得維繫傳統社會的「天理大義」變得一錢不值，讓專制「理論家」們永失「話語霸權」。過去「乾綱獨斷」乃是對雄才大略的英主的頌詞，如今卻沒有哪個獨裁者敢承認自己是獨裁者。就連中國歷史上最藐視民意的獨夫毛澤東，也不能不在「獨裁」前面加上個「人民民主」的定語，足見西洋話語威力之大。

如今我黨抵禦這「世界潮流」的最後一招，也就只有「文化民族主義」了，其實也就是所謂「後現代自由主義者」的「文化平等」那一套。他們偷換概念，把西洋先進價值觀的軟性入侵，說成是類似18、19世紀英法帝國主義攻城掠地的武裝侵略，在愚民的虛榮心上狠下功夫，以激起同仇敵愾之心。客觀說來，這套障眼法是否有效，倒是對個體智力的最佳測定方式。XX網友（為避免被老惡霸再度封名，只好在該同志臉上打叉叉了）與智力難民營的蠢嫗李江琳就最好這一口，證明了該檢驗之準確性——如所周知，他們最顯著的網路存在特點，便是頭殼裡什麼都沒有，但見一團亂麻。

「文化民族主義」得以售其奸，使得「帝國主義話語侵略」無法奏效，為中國以及其他爛污國家的前景增添了難以預知的變數，使得這些國家處於持續動蕩中，靠的全是爛污國家的隱性文明的頑強生存力與抵抗力。先進文明可以輕易掃蕩這些國家的顯性文明，卻無法使愚民迅速擺脫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與反應定式。不僅如此，當這些國家占統治地位的顯性文明被摧毀后，爛污隱性文明反倒大規模地翻了上來，成了主流話語，哺育出一種兼具東西方之惡、卻毫無各自的善的惡性怪胎。借用敬愛的林副的話：「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在不同程度上，這歷史為所有爛污野蠻國家共享。我在《野蠻的俄羅斯》中指出：

「（發生在俄國的）外來先進文明與本土生活方式的衝突……表現出了與其他後進國家尤其是中國的許多相似性，其持續的社會動亂乃是『西化不遂』引出來的：先知先覺們察覺到了本土生活方式的野蠻與原始，試圖從西方引入先進的生活方式來取代它，而這努力引來了舊有的落後野蠻傳統的強烈抵抗。俄國表現出來的這種『西化引起的持續社會痙攣』，在落後國家似乎是一種普遍現象，只有日本是獨一無二的例外。遲至今日，俄國和中國都還處在這種痙攣之中，似乎還看不到它的終結。」

中國的特點，只在於國人特別愚昧，專干南轅北轍的事。本來，任何一個明眼人都該看出：中國人在近現代的任務，就是按西方模式改建國家，完成對外對內兩個社會轉型：對外是將country改造為nation，亦即將古老的「天朝」改造為西式民族國家，以抵禦列強侵略，挫敗日俄兩大爛污帝國主義的領土野心，對內則是將官僚社會改造為西式階級社會，走上資本主義的康庄大道，迅速實現「自強」。

經過60年的蠢動后，晚清總算走上了這條正道，卻被以龜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亂黨腰斬了。龜孫的名言是「以革命止瓜分」，亦即以製造內亂的手段去抵禦外侮，或曰「攘外必先亂內」，他也果然達到了目的。本來晚清一度短暫「撅起」，在西藏和蒙古的「改土歸流」新政都取得了極大成功，雖然引起了大英與老毛子恐慌，但兩家都找不到干涉借口，只能坐視一個具有初步國防能力與現代主權的民族國家成型。不料武昌城頭一聲炮響，中國轟然自爆，外蒙與西藏立即脫離出去，新疆與東北也一度幾乎不保，瓜分從隱憂劇變為現實，「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完成了八國聯軍連想都不敢想的偉業。對內，革命製造出了一個更強大的權力集團，卻推倒了唯一可以遏制它的皇帝。孫白痴還專提不開的那把壺，特地提出「節制資本」的方針，「要搞社會主義，不要搞資本主義」，國民政府因而獲得了北洋政府根本不敢夢想的操控國民經濟的權力，極大地強化了中國固有的官僚社會特色。

「解放」后就更不用說了。不管龜孫怎樣渾，國民政府對外畢竟繼承了晚清以及民初政府的民族主義外交思想，對內也沒有以暴力廢除私有制，以「國家」消滅「社會」，由政府強搶霸佔全部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徹底剝奪公民的一切權利。毛澤東卻以土雜版的「國際主義」取代西式民族主義，發揚「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的天朝傳統，裂土封疆，對一切鄰國跪送領土、資源與金錢，對內則不但徹底消滅了資本主義萌芽，更消滅了一切階級，使得所有百姓都變成官僚集團的奴隸，造出了一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官僚社會的珠穆朗瑪峰。

這裡再解釋一下「官僚社會」的意思：所謂官僚社會，乃是一種特殊的等級社會。我已在舊作中解釋過「階級社會」與「等級社會」區別，所謂「階級」（social class），按西方政治學的一般理解，是根據財富、地位與權力的擁有量來劃分的社會集團，通常分為上、中、下三個階級（upper class, middle class and lower class）。馬克思則結合了生產方式與生產資料所有權兩個標準來劃分階級。在共黨實際操作中，階級的劃分其實按職業、財富佔有量與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綜合標準進行。

從西方通用的階級劃分標準就能看出來，階級社會不可能是平等社會，不同階級佔有的財富、地位與權力份額都不同。但在健康的階級社會中，所有的社會成員都該享有同等權利。社會嚴格實行機會均等，公平競爭，嚴禁上層階級動用權力去侵犯或壓制弱勢集團的權利，剝奪他們的發展機會。民主社會特別講究的權力制約，主要就是以公民權利制約官府權力，防止後者侵犯前者，從而造出權利不平等的社會病態。這設計是對事實上的不平等的有力補救措施——機會均等、公平競爭確保了財富、地位、權力的不均等處於一種流動狀態，避免了事實上的不平等被固定下來，使得每個人在理論上都有躋身社會上層的可能。在我看來，因為人性的不完美，人類可實現的社會公平也就只能是這個樣子了。要做到各階級的財富、地位與權力都均等是毫無可能的。

等級社會則完全不同，它是靠全部或部份地剝奪一部份社會成員的權利形成的。所謂社會等級，就是具有不同權利的社會集團。在這種社會中，社會財富、地位、權力等等全按等級嚴格分配。這種權利上的不平等基本是固定不變的。毛時代過來的大陸人都該明白這個意思：中國的城鄉居民就分別處於不同的等級。城市居民有權在城市裡居住，享有城市提供的一切物質文化生活便利，而農村居民天生就是下等人，除了極少數幸運兒可以靠參軍（還必須提干）或上大學逃出地獄外，世世代代只有向黃土地奮勇刨食的權利，絕無移居城市、享受定量糧供應的基本權利。將這種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空前不平等的爛制度，看成是實現了平等的天堂，只說明中國愚民之蠢，遠遠超出了詩人最狂野的想象。

官僚社會則是等級社會中比較爛污的一種。它的特點是，社會由一個把持了巨大權力的官僚集團統治，該集團不但能利用權力去聚斂財富（所謂「剝削」），而且能用它去「合法傷害」下一個等級的人（所謂「壓迫」）。無論是平民對官府，還是官僚集團內部下一級對上一級，都對這種自上而下進行的壓迫與剝削毫無自衛權利，只能俯首帖耳聽任宰割，許多時候連身家性命能否保全都是問題。

傳統中國社會就是這種爛污社會。正因為此，傳統文化中才會留下那麼多教人如何遠禍全身、明哲保身的格言警句。直至今天，中國家長的首要職責，還是向子女傳授可以是生死攸關的「社會經驗」。這些寶貴經驗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千萬不要得罪上級！」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獻媚，就賄賂，就干裙帶主義。

稍知西方社會發展史的人都該看出來，這種官僚社會與西方的階級社會完全是兩回事，用馬克思那套階級理論去分析更是把牛逼扯到馬胯上。所謂「地主階級」根本也就不是什麼「統治階級」。如果沒有功名，不躋身官僚集團，他們反而是官府的主要敲詐對象——連白痴都該知道，楊白勞家裡是搶不到白花花的銀子的，只怕連上墳的錢紙都找不到一張，而喜兒因為從小吃糠咽菜，發育不良，獃頭獃腦，面有菜色，又就被強體力勞動毀了身材，即使賣進黃府去，也只能做傻大姐一類的粗使丫頭，連小紅的位置都爬不到，絕無可能引動黃世仁的春心。因此，和珅貪污的那許多銀兩，只可能來自「富而不貴」的土老兒。商人與「地主階級」才是被官府壓迫剝削宰割的肥羊。餘生也早，只聽老前輩說過官府（即辛亥製造出來的革命軍閥）如何敲詐富人，從未聽說過地主有什麼本事去窮骨頭裡榨油，遑論去欺凌毛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里謳歌的哥老會「革命先鋒」。

因此，客觀說來，那種社會只有兩大等級：官僚集團（含鄉宦、有功名的鄉紳［舉人、捐貢等］、胥吏等）與平民。所謂「階級」用梁漱溟的「職業分途」說似更貼近真實。毛澤東自己就曾在大革命時期承認：「一般地說中國社會分化還沒有達到能夠進行這種鬥爭（蘆按：指開展農村階級鬥爭）的程度。」（注）這話說得相當客觀，只是不夠全面：所謂「沒有足夠分化」，指的只是平民等級內部的地位與財富差別不是很大，但官僚集團與平民之間的差別則極度懸殊。後世所謂「階級鬥爭」，說的其實是官僚集團與平民兩大等級之間的鬥爭。其與西方「階級鬥爭」的區別，在於平民從來不知道為整個等級爭權利，大部份良民只知逆來順受，小部份遊民則盼望「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仿效官府結成體系外的暴力敲詐集團。

但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引入，從晚清開始，中國畢竟出現向西式階級社會轉化的趨勢。儘管辛亥革命與國民革命製造出了更強大的新官僚集團，社會上畢竟還是出現了許多傳統社會沒有的階級：資產階級、自由職業者、白領階級與藍領階級，等等。因此，雖然走了一段彎路，假以足夠時日，各階級的蓬勃發展終將壓倒官僚集團，完成社會的西式轉型。

這個趨勢卻被毛共腰斬了。毛澤東不但製造出了一個官僚集團的珠穆朗瑪峰，更造出了一個毫無階級區別、只有等級不同的新社會。它由三大等級組成；黨官僚集團、平民與非人類的「階級敵人」。全體平民，無論職業如何，都淪為奴隸，哪怕是按馬克思的階級劃分理論來看也是這樣：舉國無一人擁有生產資料，就連不用於營利的私產都被剝奪罄盡，全民徹底失去了獨立謀生手段，只能「一生交給黨安排」，悉數化為必須由黨飼養的會說話的工具，說的還只能是黨的話，否則立即跌入享受非人類待遇的地獄。

這種「平等」社會最突出的特點，是在剷除了階級分化造成的貧富區別的同時，實行了極限程度的權利的不平等。毛共不但徹底剝奪了公民的政治與經濟權利，就連人民祖祖輩輩從未喪失過的遷徙居住權利都要剝奪。殘存的公民權利則嚴格按等級分配，知情權就是如此，黨要你知道什麼，你就只能知道什麼，不到那個等級，你就連國際國內時事都不得與聞。黨創造出來的無比嚴苛繁複的社會等級，不但在中國歷史上從無先例，有的甚至在蘇聯東歐國家也見所未見：不但「人民內部」分為城鄉兩大等級，兩大等級內部又有極為複雜的等級劃分（例如光是中農就被分為上中下三級），就連「階級敵人」都要細分為七類，以便黨按其級別確定暴力迫害的烈度！

此乃人類的墮落極限，再也無法想象有哪種社會比它更黑暗，更反動，更野蠻了。中國人把自己折騰到這種豬狗不如的地步，難道全是老毛子犯的罪？難道為國共兩黨以及今日的「民運」人士共同供奉的賣國父龜孫中山可以辭其咎？難道不是中國人民在志士們的領導下，七斗八鬥鬥出來的，而是反革命奴才們跪求恩賜求來的？毛澤東在世時，方勵之和他老婆在幹什麼？為何不挺身而出，號召諸位好漢拍案而起，去七斗八斗，把那歷史上最黑暗、最血腥、最殘暴、最野蠻、最反動的制度鬥倒，卻要等老鄧恩賜了一點權利后才突然勇敢起來涅？請問諸位89年的鬥爭又斗出了什麼勝利果實？六四以後，《人民被日報•海外版》讀來恍如文革出版物。諸位那時在幹什麼啊？為何不留在國內堅持苦鬥，卻要在腳上捆上神行太保戴宗的甲馬，去丹田裡提一口氣，長安街上的硝煙未散就跑到了洛杉磯？如果老鄧不去作南巡講話，將經濟權利進一步恩賜給百姓，那麼今日中國豈不是還得在陳雲的「鳥籠」里折騰，人民又怎麼可能享受今日之「免於匱乏的自由」？莫非老鄧那個力挽狂瀾之舉，也是諸位七斗八鬥鬥出來的？

註解：《鮑羅廷的札記和通報（摘錄）》，不早於1924年2月16日，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470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