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 張東蓀的歷史罪惡（二）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張東蓀是什麼人？今天的讀者可能一千萬里只有0.3231-0.8105個人（數據僅供參考，有待翔實調查）恍惚聽過那名字。真能說出那是什麼人，恐怕就算博聞強記了。這種「名人」，只「名」在「名孫」的想象間。若非張鶴慈先生把「詆胡捧張」聖戰打到我的私人信箱里來（還偏偏在我胃痛如絞、耳有蟬鳴、心情極度惡劣之時），激起我的騰騰怒火，則老蘆這「蒙面名人」（這也是只有共黨當國才會出現的奇迹）絕對沒那閒情逸緻浪費寶貴光陰，去向今天的讀者介紹那歷史垃圾堆里的「名人」。

然而您還真別說，這張東蓀還真是名人，可惜是因為攪得一手好屎出的名，連《毛澤東年譜》那最大的歷史垃圾堆里都留下了他的芳名，用鬼子的話來說便是infamous or notorious。如此「青史留名」，不如不留，零總比負數大，何況那是高絕對值的負數？

茲將《毛澤東年譜》中有關內容拷貝於下（順便跟老跛說，多謝指點。但我去網上搜索並下載了一個Solid Converter，屢次試圖將PDF掃描版文件轉換為Word文本，每次都失敗了。因此，本文所引史料，除了《毛澤東年譜》是txt文本，可以直接拷貝外，全都是一個字一個字地打下來的。真TMD倒楣，為了個歷史上的垃圾人物去受這份罪）：

「1941年12月 10日，根據毛澤東對國社黨的估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對國社黨的策略的指示。指示說：最近國社黨張東蓀、湯薌銘等在北平向中共提出所謂兩黨合作抗戰綱領，主張經濟上以社會主義為原則，採取計劃經濟，實現農業集體化。這完全是托派的主張，是挑撥中共與地主資產階級的關係，以孤立我黨的陰謀。國社黨是一個極端投機取巧的集團，它有時以右的面貌出現，從國民黨方面挑撥國共關係；有時以『左』的面貌出現，企圖從共產黨方面離間國共關係。因此，我們對於國社黨應嚴加警惕，不應與他們簽訂任何政治文件，但不在報紙上公開反對國社黨。」

所以，張東蓀第一次引起聖上注意，不是因為他有什麼學術成就或哲學思想（他懂什麼哲學？連玄學是怎麼回事都拎勿清），而是因為他生於知識份子的盛世（在中國，知識份子的盛世就是一般所謂「亂世」，蓋那陣子統治者對學術的壓制與干擾、對文人的迫害最輕），卻不去老老實實做學問（或無本事去做學問，待考），而要去攪屎玩政治，組建「國家社會黨」，而且還在中共「惡形不彰」、尚在叫賣所謂「新民主主義」時，便搶先提出了共黨的治國綱領（毛所謂「托派的主張」也就是斯大林的主張，因而也就是毛澤東的主張，凡是看過拙著《野蠻的俄羅斯》的讀者想來都該知道這點），因此引來偉大領袖的嫉恨。

但毛澤東第二次提到張東蓀，態度就完全變了，那是因為張向我黨效忠投誠，毛要部下「宣撫」之，還準備網羅他去偽政協里做花瓶：

「1948年４月27日　寫信給晉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長劉仁，請他經過妥善辦法告訴張東蓀、符定一，感謝他們的來信，對他們的一切愛國民主活動表示熱烈同情，並邀請他們二位及許德珩、吳晗等民主人士來解放區參加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會議，討論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和關於加強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合作及綱領政策問題。會議名稱擬稱為政治協商會議，開會地點在哈爾濱，開會時間在今年秋季。會議的決議必須參加會議的每一單位自願同意，不得強制。」

該條原註：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曾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一九四六年參加中國民主社會黨，為主要領導人之一，十一月因反對民社党參加偽國大，宣布退出該黨。」

國社黨是張君勱與張東蓀成立的，早在1938年便為國府承認，是參加國民參政會的黨派之一。這張君勱不是張東蓀那種浪得臭名之輩，中華民國遷台前的最後一部憲法就是他主持起草的。雖然該憲法秉承孫大炮狗屁不通的「五權憲法」思想，製造出迭床架屋的國家機構，但對人民的權利的界定與具體保護措施非常完備具體，在這方面堪稱中國有過的最理想的憲法，遠勝1923年的《中華民國憲法》（詳后）。1941年，國社黨與其他政黨結成民盟（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抗戰勝利后，國社黨退出民盟，與民主憲政黨合併，改名「中國民主社會黨」，張君勱為黨主席，張東蓀也是負責人之一。1947年，該黨決定參加制憲國民大會。張東蓀為此悍然與張君勱決裂，公開宣布退出民社黨。此後他更寫信向毛效忠，這才贏得了毛的瞬時垂青。毛不但想網羅他參加偽政協，還準備授以偽職：

「1948年5月31日，寫信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請考慮將張東蓀、吳晗、許德珩等儘快從平、津接出來，以便徵得他們同意后，選為華北行政機構的委員，並有一二人任部長，一二人任副部長。」

如所周知，張鶴慈先生乃是網上著名的改良派。與蘆某一般，為此受盡倒共人士的侮辱。在劉曉波先生被捕后，他也曾大聲疾呼，說明他認同《零八憲章》。然而《零八憲章》怎比得上1947年的《中華民國憲法》？《零八憲章》提出的不過是一些大眾耳熟能詳的空泛原則，而《中華民國憲法》則是完備明確具體的法律條文；《零八憲章》不過是草根人士的絕望呼喊，而《中華民國憲法》可是實實在在為國民大會通過了的國家根本大法。請問是當時還是現在更有希望實行憲政，將中國和平改造為民主國家？所謂「改良」，不就是與統治者合作，以「諍友」或「諍臣」的身份，向他們施加壓力，促進其良性轉化嗎？您說，張家這祖孫長的究竟是什麼腦袋：在民主憲法已為統治者接納時，要反對與當局合作，去依附武裝叛亂集團，以暴力顛覆舉步維艱的民主憲政，而在毫無和平改良的希望時，卻又力主與中共合作，還恬不知恥的自稱「反革命」！請問張東蓀為何不反中共那人類歷史上最邪惡的革命？

乃祖如此倒行逆施，賢孫還嫌不夠，還要在歷史的塵埃早就落定半個多世紀后，擇惡固執，怙惡不悛，堅持詆毀真正的改良派胡適，歌頌支持暴力顛覆民主憲政的反動派張東蓀！

那位說了：蔣介石的「民主」是假的！憲政也是假的！不能認真。

沒錯，無論是孫中山還是蔣介石，對民主的理論與實踐都一無所知，孫中山更是個如假包換的專制暴君與流氓，什麼下作事都能幹出來。蔣介石雖然比他好多了，非但不是政治流氓，而且頗多婦人之仁，而這恰是他倒台的原因之一，但也絲毫不懂現代民主為何物。不過，國民黨與共產黨有個本質區別：無論是孫還是蔣，都認同「普世價值觀」，都以最終實行民主憲政為其最高政綱。而中共從理論上就徹底否定「虛偽的資產階級民主」，堅持以「無產階級專政」治國，至今還視「普世價值觀」如洪水猛獸，以國家暴力為後盾，對全民進行反文明、反人道教育，其意識形態洗腦的重點就是反民主。請問，到底是在承認民主的優越性與正義性、聲稱以實行民主憲政為鵠的、並開始了重大實踐行動、只是對民主理論與實踐還沒有足夠認知的執政黨下「弄假成真」，逐步建立並完善民主憲政的可能性高，還是在視民主為蛇蠍、全力以赴鎮壓一切民主「異動」的極權政體下實行民主的可能性高？

咱們別的不說，只看對公民的人身保護。1923年的憲法規定：

「中華民國人民，非依法律，不受逮捕、監禁、審問或處罰。人民被羈押時，得依法律，以保護狀請求法院提至法庭審查其理由。」

而1947年的憲法則規定：

「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得拒絕之。

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定之親友；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

法院對於前項聲請不得拒絕，並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機關查覆。逮捕拘禁之機關對於法院之提審，不得拒絕或遲延。

人民遭受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聲請追究，法院不得拒絕。並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究，依法處理。」

甭說實行，咱們能指望《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寫進這些規定么？依愚見，要再通過個類似1947年的憲法，興許是永遠沒指望了。倘中國能在本世紀內再度將「曹錕憲法」中的類似條文寫入憲法，那也得靠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保佑。而咱們之所以淪落到如此慘境，張東蓀不得辭其咎。

那位又說了：蔣介石是大獨裁者，看看他在台灣的「白色恐怖」，就知道他絕不會實行民主憲政！他不是做總統一直做到死，還讓兒子接任，搞世襲制度么？

這事上文其實談過。蔣介石的悲劇，不是「民主無量」，而是「獨裁無膽更無力」。

所謂「無膽」，指的是他對外很怕美國人的壓力。其時美蘇冷戰尚未開場，老美厭惡國府的腐敗，不知道那是中國傳統生活方式，因而屢起拋棄中國之心，而被連年戰禍毀了的中國的復興又亟需美國大力援助，因此蔣介石不敢不迎合老美的心意，走民主建國的路，否則就要不到美援。另一方面，老蔣秉承了中國統治者的傳統，對讀書人、輿論界極為尊重（現代讀者不知道，這是中國的久遠傳統，舉世並無二例。民國知識份子收入與社會地位之高，斷非今日國人可以想象，不管阿貓阿狗，哪怕是無知昏聵如張東蓀也罷，個個是在野國師爺。只是到了徹底反文明的毛時代，知識份子才被當局一律視為戰俘，受到毛共以人類能想出來的一切手段公開羞辱、虐待、迫害與殘殺，從此以「夾緊尾巴做人」為最高人生境界），因此不敢對「民主黨派」的喧囂掉以輕心，這與韓戰爆發后的情勢完全不同。

所謂「獨裁無能」，是說蔣介石從來是「弱主」。他繼承的是辛亥革命製造出來的爛攤子，國家是由七八十塊碎片勉強連綴在一起的「百衲衣」。老蔣不過是「地方實力派」（也就是原來的軍閥）名義上的共主。他連嫡系都指揮不動，更別說實力雄厚的桂系了。例如他委任衛立煌出任東北剿匪總司令，衛立煌卻從不服從他的指揮。他不敢撤衛的職，卻去打背時主意，先後請傅作義、杜聿明去東北指揮，都遭到拒絕，無奈只好直接指揮衛的部下廖耀湘，然而廖雖然是他的學生，卻敢無視其嚴令，在共軍開始打錦州時按兵不動，招致東北國軍被全殲。若不是老蔣害上這種「重症肌無力」，國府也不會垮得這麼快。將這種弱主視為毛澤東式的大獨裁者，絕對是張鶴慈先生的專利。

那位又說了：民主不符中國的國情！中國人當時的覺悟太低，不可能實現民主憲政！

這倒是實話，但不是指民智民德。當時的國人，除了個別先知先覺如胡適公等人，確實沒有多少人知道西方民主是怎麼回事。但是，當時中國人的道德品質尚未遭受到中共全面系統的難以逆轉的破壞，其對西方民主更無如今普遍的憎惡戒備之心。凡有三分頭腦的人都看得出來，今日中國最大甚至幾乎是無從解決的問題，還不是共黨把持了一切權力資源、禁止改革，甚至也不是大多數識字分子視民主如蛇蠍，而是全民潰爛到了無從收拾的地步。而之所以發生這種怵目驚心的潰爛，完全是因為中共當國的前三十年以仇恨立國，后三十年以錢為綱，對全民孜孜不倦、持之以恆地進行反文明反人類的洗腦，不僅由敬愛的黨中央製造了一個「賞偽罰誠、賞惡罰善」的負篩選社會環境，更以各級領導率先垂範、言傳身教。若當時中國民智民德不配搞民主，那今日中國的民智民德一落億丈，就更不配了。請問張鶴慈還有什麼必要為《零八憲章》乃至劉曉波喝彩？請問張東蓀對這種全民墮落有無歷史責任？

論國情，當時的中國倒確實沒有實行民主憲政的可能，那是因為有中共那篤信「槍杆子萬能論」的武裝叛亂集團存在。若在彼時實行民主，無異於授中共以「合法鬥爭」顛覆國府的強大武器。因此，要在中國最終實行憲政，先決條件就是徹底剷除中共那反民主、反文明、反人道的障礙。然而中國愚昧絕倫的識字分子卻看不到這一點，反去助紂為虐、為虎作倀，幫助中共那武裝叛亂集團顛覆國府，徹底毀掉了中國文明化的一線希望。

張鶴慈說了：共產黨上台前罪惡不彰！

行啊，那就是說，張東蓀受騙了，是不是？既然如此，那就說明他智力低下，看不穿共黨的真面目，您就再沒臉去嘲罵對共黨實質洞若觀火的先知先覺胡適公了，是不是？張東蓀不是目光如炬的賢哲么？怎麼連儲安平的見識都沒有？人儲安平不過是個報人，並非什麼大學教授，可人家也能一針見血地說出：「國民黨統治是自由多少的問題，共產黨統治是自由有無的問題。」張東蓀那「大知識份子」何以連這點水平都沒得？他不是據您說是老牌反革命么？怎麼還會去追隨共黨幹革命？

實際上，所謂「共黨上台前罪惡不彰」，也只是對盲人而已。

1946年1月10日，國共兩黨正式簽署停戰協定。協定明文規定：「（一）一切戰鬥行動立即停止」；「（二）所有中國境內軍事調動一律停止」；「（三）破壞與阻礙一切交通線之行動必須停止」。但有一條關鍵但書：「上開停止衝突命令第二節，對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九省或東北九省境內調動並不影響。」停戰令於13日午夜生效。然而僅僅兩個月後，中共便在蘇聯人唆使下公然踐踏協定。3月17日，毛澤東電令東北局：「速與辰兄（蘆註：指蘇聯）接洽，將整個中東路（包括哈市）讓我駐兵，永遠佔住，不讓國民黨駐一兵一卒」[1]。共軍隨即攻佔已為國府依法接收的四平、長春、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城市，並按毛的命令大肆破壞北寧路與長春路。林彪還執行了毛澤東死守四平的命令，在四平阻擊北上接收的國軍，揭開了全面內戰的序幕。

待到國軍大敗林彪后，毛為了報復國府，下令在關內大打，除命令共軍在關內破路，還要求他們「破路應十分徹底，務使長期不能修復」，並指定必須攻佔的城市：山東共軍攻取泰安、大汶口、張店、周村、德州、棗莊等地，而晉冀魯豫的共軍則必須攻取長恆、考城、永年、聊城四處。[2]

這些行為公然踐踏了共產黨人簽字畫押的《停戰協定》，尤其是其中「破壞與阻礙一切交通線之行動必須停止」的規定。而這是任何一個主權政府都不能坐視的：鐵路交通一旦癱瘓，國府漫說再無可能向東北增兵完成接收，就連國民經濟都要崩潰。此令下后一個月，其強大威力就顯示出來了。6月19日，徐永昌在謁見蔣介石時就指出：「共黨果有意稍事相安，似應知難而止。否則我人當毅然進剿。今日不辦，僅就斷交通厄我經濟一事，即倒政府而有餘。」 [3]

當時的資訊是公開透明的，張東蓀應該完全知道共黨上述違約犯罪行為。在見識過中共是怎麼信守條約之後，還要一廂情願地以為可與那伙流氓土匪共事，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腦袋了。

如果這只是個智力問題，那還可以原諒，然而中共早在1947年就拋下了「新民主主義」面具，在華北「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在肉體上消滅地主，經濟上消滅富農」[4]，大批難民湧入城市，無家可歸，啼飢號寒，反覆向政府哭訴求援。在此之後還要認定「中共罪惡不彰」，那就只可能是因為共黨搞的那套恰與張本人「經濟上以社會主義為原則，採取計劃經濟，實現農業集體化」的「托派的主張」暗合。所以，所謂「彰」與「不彰」，那界定標準是自己。沒整到自己頭上來時，當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這就是張君勱與張東蓀為何分道揚鑣：前者雖然也對國民黨不滿，也主張社會主義，但畢竟知道國共的根本區別：國民黨充其量也就是「不民主」，而共產黨則是「反民主」。不民主可以以和平手段改造為民主，而對反民主就再無辦法了，而這就是中國今日陷入的不能自拔的困境。

這也就是共產黨為何給張君勱與張東蓀以截然不同的待遇。張君勱成了「戰犯」，而張東蓀則成了功臣，這可是毛澤東御口親封的：「北平和平解放，張先生第一功。」[5]

毛對張東蓀非常器重，親自點將，要他做中共的顛覆工具，《毛澤東年譜》上有記載：

「1948年12月31日　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致林彪電：『轉來兩次北平地下黨來的電報已悉。請你覆電北平地下黨，轉告傅作義派有地位的能負責的代表和張東蓀一道出城到你們那裡來談判。』」

「（1949年）1月１日　二時，關於同傅作義談判問題，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覆林彪電，指出：『新保安、張家口之敵被殲以後，傅作義及其在北平直系部屬之地位已經起了變化，只有在此時，才能真正談得上我們和傅作義拉攏並使傅部為我所用。因此，你們應認真進行傅作義的工作。』你們應通過北平市黨委將下列各點直接告訴傅作義：……『我們希望傅氏派一個有地位的能負責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張東蓀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談判。』」

於是張東蓀便奉命出動了，與周北峰於1949年1月7日秘密出城到薊縣，見到了聶榮臻、林彪、羅榮桓等人。次日，林彪、聶榮臻電告中共中央軍委：

「張東蓀、周北峰昨晚抵此。據張談，傅對張表示以下幾點：（一）北平、天津、塘沽、綏遠一齊解決；（二）要平、津以後能有其他報紙 （意即不只是中共一家報）；（三）政府中要有進步人士；（四）軍隊不用投降或在城內繳槍的方式，採取調出城外分駐各地用整編等方式解決。如同意此方針，雙方派代表協同擬定具體辦法。」

毛於次日回電：

「你們應回答如下幾點：（甲）平、津、塘、綏均應解決，但塘、綏人民困難尚小，平、津人民困難甚大，兩軍對峙，軍民糧食均有極大困難，故應迅速解決平、津問題。（乙）為避免平、津遭受破壞起見，人民解放軍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議，傅方軍隊調出平、津兩城，遵照人民解放軍命令開赴指定地點，用整編方式，根據人民解放軍的制度改編為人民解放軍，並由雙方代表於三日內規定具體辦法，於一月十二日下午一點開始實施。平、津兩處辦理完畢后，即可照此辦法解決塘、綏問題。（丙）政府中有進步人士，平、津報紙不只中共一家，是中共民主綱領中原來就有的，故不成為問題。」

在見識過中共是如何遵守停戰協定之後，還要與中共與虎謀皮，提出這種可笑的條件來，大概只能讓偉大領袖啞然失笑。他應付那幾條要求的厚黑功夫令人嘆為觀止：「政府中有進步人士」，當然有，即使在文革期間也有「愛國人士」；「平津報紙不只中共一家」，現在也不止中共一家，國民黨不是有份什麼《團結報》么？還有網路版涅。

在收到傅作義等人的答覆后，毛又指示：

「傅作義及其左右在接到我們意見后，企圖叫我們遷就他們所設的範圍 （迫我就範），而拒絕我們迫傅就範的方針，明明不能指揮中央軍，要說能指揮。此外，並提出什麼報紙及政府用人等事，好像他們是代表人民說話，向我們要求民主權利。你們應將你們向周、張宣布的三條電告北平黨，叫北平黨督促傅方實行。並嚴正地向傅左右 （劉厚同等）說明，傅方既不願意執行我方所提意見，如果又不執行他自己所提的離城改編，那就是他反覆無常，勢將喪失信用。同時，請你們考慮，是否可以叫北平黨將離城改編一點，在社會上及民主人士中適當地散播出去，使人們感覺我方做得仁至義盡。」

原註：

「周，指周北峰，當時任國民黨軍華北『剿總』土地處處長。張，指張東蓀。」

由此可見，張這種「民主人士」起到的特殊作用有多大，除了被毛澤東蓄為倡優之外，還被他老人家嫻熟地玩弄於小指間，借他和「民主人士」去做中共的啦啦隊與傳聲筒，跟《群英會》里的蔣干差不多。

據張家的世交藍公武的公子藍英年披露：

「1949年1月7日張東蓀與傅作義的代表周北峰冒著嚴寒越過封鎖線，抵達平津前線司令部所在地——薊縣八里庄村。聶榮臻司令員接見了他們。聶司令問出城前傅作義交了哪些底？周北峰迴答傅先生表示了幾點想法：平、津、塘、綏一齊解決；平津解決以後能否允許其他報紙發行；軍隊不用投降或在城內繳械方式，採取分批調出城外整編方式。聶司令又問傅作義能否命令蔣系部隊出城。周北峰認為中下級軍官多為傅的人，傅能控制。張東蓀接著說，他看傅作義已打不下去了，但傅要面子，得讓他體面投降。傅先生派他們來是希望儘快達成和平協議，以免北京毀於戰火，百姓遭受塗炭。聶司令把談話內容電告中央，9日中央覆電：『……傅作義派人出來談判，具有欺騙人民的作用，並有張東蓀在場，故我們應注意運用策略……你們應與周北峰討論實行此條的具體辦法，逼傅在十二日開始實行，使張東蓀看了認為我方寬宏大量，完全是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財產……如張東蓀不願久待，即可派車送他來中央所在地，並派人妥為照顧。』」 [5]

雙方談得差不多時，劉亞樓整理了個《會談紀要》出來。張東蓀本來是傅作義請來做中人的，猶如民事合同要找個witness簽字才算數一般，當年馬歇爾就作為中人在國共停戰協定上籤了字。張東蓀那大政治家絕無可能不知道這先例。在林彪總結了會談內容、詢問他還有無意見時，他回答「我沒什麼意見」，但等到林、羅、聶在紀要上籤了字時，請張簽字時，他卻使出縮頭功來，聲稱周北峰是傅作義的代表，由他簽字就行了，於是周便簽了字。 [6]

然而這卻讓「張蔣干」膨脹到了要爆破的地步，據藍英年說：

「張東蓀見證了《會談紀要》草簽的過程，認為自己做了件了不起的大事，得意洋洋。返回燕京大學的當天晚上，張東蓀在燕大禮堂作了著名的《老鼠與花瓶》的演講：『北平是個花瓶，傅作義是瓶子里的老鼠。老鼠是可惡的，人人都想消滅它，但它卻躲在一個精美的花瓶中；既要消滅老鼠，又要不打碎花瓶，就不得不採用和平方式，用和談的辦法解決。』朋友們紛紛寫詩讚揚張東蓀的功績，他把這些詩以《圍城題記》為標題，親手抄錄下來，並寫了後記，準備留給子孫。他寫道：『戊子冬，北平圍城。余與劉厚同、趙少伯、彭岳漁、張叢碧倡議罷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以余為雙方信任，使出城接洽。當時慮或不成，慄慄為懼，乃幸而一言得解。事後友人義之，有此題詠頌。余亦自謂生平著書十餘種，實不抵此一行也。因裝成幅，留示子孫。東蓀自識。』『一言得解』，得意之情溢於言表。張東蓀不僅在知識分子眼中增加了威望，在民盟中的地位也躍升到第三位，僅次於張瀾和沈鈞儒，1949年9月30日被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張東蓀此時有些飄飄然了。建國后不久，父親到燕大東大地（燕東園34號）去看他，我也去了。午飯後，他上樓睡午覺，把父親撂下不管。儘管是多年老朋友，這樣做也算失禮。父親倒不計較，帶我到城府街遛彎，回到張府張東蓀才從樓上下來。」[5]

所以，他平生的得意之筆，不是什麼學術成就，而是這「倡議罷兵，以保全人民古物」，因他「為雙方信任」，從而「一言得解」兵燹，既消滅了傅作義那隻「老鼠」，又保存了北平那個「精美的花瓶」，所以認為「生平著書十餘種，實不抵此一行也」，於是特地把友人吹捧他的爛詩裱褙成幅，「留示子孫」，讓子子孫孫永遠為此驕傲下去。

此人毫無羞恥心竟然到了這地步：一面聲稱「為雙方信任」，並引此為榮，轉過臉來就罵信任他的一方是「可惡的老鼠」。私德之不堪且不論，那什麼「保全人民古物」完全是彌天大謊，是中共的黑幕之一，而張東蓀因此對全民犯下的大罪，適足令他遺臭萬年。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