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文軍 蔣介石敗在「沒有進行土改」？

閑來無事，網上閱讀。隨機性地讀到楊天石教授文章《告訴你所不知道的蔣介石》。文中有：「蔣介石痛定思痛，認識到自己之所以在大陸最終失敗就是沒有進行土改，所以到了台灣后，蔣介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土地改革。」以及「1948年，蔣介石思考過一個問題，GCD的部隊打仗很勇敢，每戰必勝，國民黨部隊都不想打仗，每戰必敗，怎麼回事？蔣介石就學毛澤東著作，想從中找答案。他看了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後，恍然大悟，GCD的部隊為什麼能打仗，因為GCD給農民分了地，士兵為了保衛勝利果實，打仗就勇敢。」

類似的結論已經不是第一次看到了，老毛自己也曾有過老蔣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沒能解決農民問題之類說道。我對此論一直存有狐疑，老蔣真的敗在「沒有進行土改」之上嗎？查閱了不少歷史資料，只能確定這個說法似是而非，完全站不住腳。

毛及其中Gong從來高調宣傳：「槍杆子里出政權」，沒聽說過還有「土地改革出政權」這一說。即使推論深層原因，說中Gong贏在「打土豪、分田地」這個層面上，肯定也是無稽之談。概而論之，北伐戰爭時期中Gong即秉承斯大林意旨，大搞「打土豪、分田地」了。毛那篇深得斯大林讚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即把農民運動推到了極致，結果是老蔣贏了，中Gong輸得很慘。

此後那場「十年內戰」，或曰「土地革命」，中Gong「以武裝的革命對付武裝的反革命」，大小建立了多個「蘇區」。而蘇區最顯著的標識，就是「打土豪、分田地」進行得如火如荼，古今中外，再也沒有比蘇區更「土改」的地方了。毛詩亦詠道：「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結果呢？楊奎松教授有《「中間地帶」的革命》，第299頁寫著一段考證結論：「到1934年，已不斷出現區委書記、區蘇主席、副主席、少共區書記和組織科長等領著群眾，成批地帶著鳥槍、梭鏢等武器反水的情況。8、9兩個月，棄械逃歸的士兵竟至發展到數千以至上萬人之多。顯而易見，中央蘇區已經再無存在的可能了。」

此結論理應確實，王稼祥在謳歌老毛斗王明路線的遺作里也說：「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喪失了除陝甘寧邊區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據地，使紅軍由三十萬人減到幾萬人，使中國GCD由三十萬黨員減到三萬黨員，而在國民黨區域的黨組織幾乎全部喪失。總之是受了一次極大的歷史性的懲罰。」可翻遍中Gong控訴王明的所有文字，沒有一個字涉及王明反對「打土豪、分田地」的，在「土改」問題上，王明與毛並無分歧，全都是說他軍事上瞎指揮。亦可旁證勝與敗絕非「土地政策」所左右。

誰都知道中Gong全靠抗戰時期發展起來的，兩三萬人的紅軍發展成百餘萬大軍，而且統治著一億多人口的廣大地域。偏偏這時候中Gong是放棄了原本執行的「土地政策」的，從「打土豪、分田地」轉為「減租減息」了，還有「三三制」，「土豪劣紳」一律改稱「開明士紳」。1937年2月10日，中Gong中央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提出「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5月3日，毛在《中國GCD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中，提出「用立法和別的適當方法去解決土地問題」；8月1日，中Gong中央在《關於南方各游擊區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利用「減租、減息、減稅」等合法的鬥爭方式，以「求得群眾生活的改善」。我們甚至可以得出相反的結論：中Gong獲得大發展，恰因為「沒有進行土改」。

如果認真考證，土改與奪取政權恰是反過來的因果關係：沒有一處中Gong政權是靠土改奪得的，沒有一處土改不是奪取政權之後才能進行。所謂「土改」，是指以暴力手段剝奪土地所有權，不把政權先奪到手，怎麼可能奪人田產呢？下面這段毛指令清楚地說明了奪取政權與土改之間關係問題的實質。

毛在《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一文中指示全黨：「（甲）劃定土地改革工作範圍。這個範圍，必須是在下列三項條件下劃定之：第一，當地一切敵人武裝力量已經全部消滅，環境已經安定，而非動蕩不定的游擊區域。第二，當地基本群眾（僱農、貧農、中農）的絕對大多數已經有了分配土地的要求，而不只是少數人有此要求。第三，黨的工作幹部在數量上和質量上，確能掌握當地的土地改革工作，而非聽任群眾的自發活動。如果某一地區，在上述三個條件中，有任何一個條件不具備，即不應將該地區列入一九四八年進行土地改革的範圍。」（《毛選》，第四卷，P1329）

第一個條件確鑿無疑地說明必須先奪得政權且須鞏固之後才能土改；第二個條件是需要做好工作，潛台詞是須得到手的政權需施展功力才能使農民具有分配土地的要求；這就要求有第三個條件：黨的工作幹部能左右當地局勢。三個條件缺一不可，須得完全具備才能搞土改。也即，只有老蔣「最終失敗」以後才能「進行土改」，前面那些說道因果倒置了！

當然，不能排除土改對於農民有著精神面貌改觀、附庸於新政權的作用。當初孫中山與廖仲愷曾同鮑羅廷爭辯，說中國的農民與地主如同舅甥關係，完全不存在敵對情緒。他們顯然沒有弄清楚，同馬克思正是需要用分裂勞資關係的辦法來實現主宰社會之目標一樣，列寧鑒於落後的農耕經濟狀況，亦需要「發展」老馬的主義，將其移植分裂農村社會並製造仇恨。老孫那個國民黨不能理解只有破壞鄉村社會既有的和諧，煽動起衝天仇恨，才可能將中國革命進行到底。

說國民黨那些領軍人物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指的恰是他們不主張徹底剝奪，在中國最廣大的農村，也就是不肯「打土豪、分田地」，不執行成本最低的嗜血土改。老蔣執行孫某的「平均地權」，用的是贖買政策而非無償剝奪，台灣的土改就是如此進行的。而中Gong的領軍人物，無論早期的李大釗、陳獨秀，還是後來的毛、劉、周、朱等，無一不是「地主仔」。無論讀毛對斯諾口述的《自傳》，還是朱德寫的《母親》，你都能感受到兩位農民領袖對於「地主婆」那份孝子殷情。然而他們的隊伍卻必須煽動起熾熱的仇恨，這種煽動是借「土改」為平台才得以進行，「農民分得了地」並非問題的實質，運動中煽動仇恨才是根本。

南寧市郊區江西鎮麻子畲村，當初中央派來廣西的第二土改工作團便駐紮於此，田漢、艾青、唐明照、李可染等名人皆團員，他們的「故居」至今保存完好。這個村各戶皆自耕農，划不出地主來，工作團不得不從外村借地主來斗，以激發階級情緒。倘若真為「土改」，此村無須「分田分地真忙」，又何必多此一舉？

楊奎松先生有《暴力土改及其原因》一文，很精闢地剖析了土改運動。文中稱：「陶鑄後來說：中Gong中央過去主張土改要溫和一點，那是因為戰爭沒有了，搞得太激烈了社會震動太大，不利於統戰。現在抗美援朝戰爭打響了，戰爭的震動那樣大，我們正好可以著手解決國內鎮反和土改的問題了（不用擔心動靜弄得太大）。」這段話不但說明全國政權已經到手然後才搞土改，而且還道出朝鮮戰爭與國內鎮壓的關係。楊先生沒有捅破的窗戶紙是：毛沿襲著中外歷史上那些政權更迭時慣用的手段，即大規模殺戮造成普遍恐怖，震懾一切可能的敵對情緒，藉以鞏固新政權。

這也是馬克思在《反革命在維也納的勝利》一文中所教導的：「只有一個方法可以縮短、減少和限制舊社會的兇猛的垂死掙扎和新社會誕生的流血痛苦，這個方法就是實行革命的恐怖。」這不是什麼新見地，而是人類尚未脫離獸性回歸人性時期的統治經。不說古代例如成吉思汗那時的屠城，僅滿清入關，除了著名的「揚州十日屠」、「嘉定三屠」、「江陰屠城」之外，濟南、大同、四川、廣州等地，皆遭屠。此乃人類現代文明已經唾棄了的陋習，正因此，南京大屠殺才會被舉世譴責。毛先生在廬山會議上說：「鎮壓反革命，殺了一百萬，很有必要。」只能證明毛思想並無什麼「先進性」，只不過是沿襲傳統的統治術而已，也就是毛自稱為「馬克思加秦始皇」者。

事實上，無論「耕者有其田」抑或「打土豪、分田地」，都只不過是中世紀的夢想罷了，它屬於農耕文明之理想境界。人類進化到工業文明階段，「耕者有其田」便是歷史的反動。即使在中國，周恩來曾經指令許滌新、吳承明組織龐大班底編撰《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以下簡稱《發展史》），內中介紹還在清末，中國就已經出現了近代意義上的機械化農場；大批土地擁有者也開始將其資金變成資本，進入城市工商、交通、金融、服務等業領域。有不少鄉下地主甚至變賣田產，轉入城市投資牟利。中國的農耕經濟已經在「西風東漸」的進程中逐漸向城市工業經濟轉移，用不著人為地效法「圈地運動」搞土改，它也將越來越迅速地轉變。

我們無妨採納劉少奇在1950年6月14日《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里的數據說話：劉給出的當時在華東、中南調查獲得的數據，推算出地主佔有土地以及公地總數約佔30-50%；富農佔有土地約10-15%；中農至僱農佔地約30-40%；小土地出租佔地約3-5%。有史以來中國地主佔地最少之時，偏偏開展了最大規模的「土改」，可見「醉翁之意不在酒」之屬性。其根本目的是要在農村形成恐怖局面，藉以震懾愚鈍的農民群眾服從統治。當然，不排除歌頌土改為老毛「農村包圍城市」之功業塗脂抹粉的另類動機。

我們再看《發展史》所給出的數據：「在全國近代化工業與交通運輸業資本（包括外商）中，官僚資本所佔的比重，1894年為39.1%，約0.48億元；1911年降為26.8%，約4.78億元；1920年再降為26.0%，約6.70億元。進入國民黨政權后，1936年增長到35.9%，約19.89億元（不包括東北）；戰後1947/1948年，陡增至64.1%，折戰前貨幣約42億元。/在全國金融業資本（包括外商）中，1894年還沒有官僚資本；1911年官僚資本僅占6.3%，約0.45億元；1920年占16.0%，約2.33億元。進入國民黨政權后，1936年突佔到58.9%，約5.46億元（不包括東北）；戰後1947/1948年更增至88.9%，可謂登峰造極；不過，在惡性通貨膨脹下，銀行已外強中乾，其資產折戰前貨幣值僅3.44億元。」（卷三，P14）

再看民族資本：「從甲午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段期間，即通稱民族資本的初步發展時期，民族工業資本的年增長率為13.37%，高於官僚資本，略低於外國在華資本。在一次大戰到1920年間，即通稱民族資本的進一步發展時期，外國在華工業資本的增長率降至4.82%，官僚資本降至3.44%，惟民族資本仍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率，為11.90%。到1920年。民族資本約有4.51億元，為官僚資本的3.9倍，並直接追比外國在華工業資本（約5億元）了。」「1936年，不計東北，民族工業資本約有14.48億元，為官僚資本的4.3倍，與外國在華工業資本（14.51億元）相當」；「我們估計1947/1948年，全部工業和交通運輸業資本中，外國資本占11.2%，官僚資本占64.1%，民族資本占24.7%。」（卷三，P15,P17）

如此看來，老蔣在大陸的失敗，除了他愚蠢的作戰指揮方式這個根本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城市政策的失敗。在中國，尤其是近代中國，農村對於國家政權的影響微乎其微，即使如太平天國那樣的起義，也都是要以城市為中心的。老孫在兩廣邊地折騰「十次起義」，除了害命傷財之外一無所獲；而光復會、共進會這些弱小組織，武昌首義接著拿下上海、南京，辛亥革命立即告成。所謂農村包圍城市根本就是無稽之談，若無東北戰場以城市為中心的爭奪戰獲勝，毛黨根本不可能摧枯拉朽般奪取全國政權。

蔣基於還有較強烈的民族主義觀念，從而盡其所能抵制了蘇俄對中國民族利益的侵害，卻在骨子裡崇尚蘇俄那一套。政治上他推行「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經濟上推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那一套。上述城市政策數據證明，老蔣其實仰奉蘇俄傳授的經濟模式，傷害了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所謂人心盡失，其實主要失去了市民之心。國民黨以蘇俄乾兒子身份去同人家親生兒子爭，用不倫不類來描述，比較貼切。許、吳在其《發展史》里也評述說：「資本的高度集中意味著生產力的高度社會化。這就是列寧所說：『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完備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入口，是歷史階梯上的一級，從這一級就上升到叫做社會主義的那一級，沒有任何中間級。』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完全證實了列寧的這個判斷。」

許先生等這個結論也認為，老蔣骨子裡崇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卻不徹底，被更徹底的老毛取而代之是合理的事情，蔣不過為毛架橋鋪路罷了。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