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根頭髮決定一個人是否是個「禿子」？（關於阿蘭以及里根的左右「華麗轉身」）

半年多來的金融危機，在前期造成了美國開元以來總統選舉的最強歷史和政治地震，使得黑白孩子奧巴馬以首任非純種白人當選美國總統，並將共和黨集團徹底逐出參眾兩院的權利核心。而且隨著溫和共和黨人的消隱或凋零，如幾天前那位96年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傑克-坎普的離世，使得共和黨派成分更趨右翼，從而又引發了美國政治和歷史上又一場次級地震：2009年4月28日，曾於2006年被《時代》雜誌選為「十佳參議員」、美國共和黨資深參議員、79歲的參議院「五朝元老」阿蘭- 斯佩克特宣布轉投民主黨陣營。

 

阿蘭的「倒戈」，除了在參議院的實際政治鬥爭中使共和黨陷入極大被動外，精神上也重重地打擊了共和黨。阿蘭連任參議員30年，是共和黨最資深的政治標桿之一。他的突然離去，使得共和黨還差一票，就會在參議院徹底喪失議題程序設定的決定權。而民主黨在參議院的票數上升到了59票，距離60票的絕對優勢只有一步之遙。屆時，將徹底打破共和黨對抗強行決議所唯一殘餘的鬥爭手段 -- 「辯論牛步，議而不決」，進一步加劇了共和黨內部在理念、政見和綱領方面的爭論和分歧。危機在加深、爭吵在加劇，一些分析指出，斯佩克特這個「老黨員」的出走，只不過跨出了共和黨內許多人想跨而沒敢跨出的第一步。

 

眼前，阿蘭在兩黨中間轉來轉去跟他的中間派觀點有關。從多年的參議院記錄來看，阿蘭在國家安全、反恐問題上接近於共和黨的保守觀點，在移民、墮胎、環境等問題上又傾向於民主黨的自由主義論調。今年2月奧巴馬的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案一度在參議院難產，阿蘭就是最後「倒戈」投贊成票的三個共和黨參議員之一。

 

弔詭的是，1965年，是阿蘭政治生涯的真正開始，但這一年阿蘭竟是民主黨的註冊候選人。他初次競選賓夕法尼亞地區檢察官，在當地共和黨民眾的支持下一擊得中。競選之後第二年，阿蘭就正式宣布轉投共和黨。這一「華麗轉身」也為他後來再次連任和進一步衝擊聯邦參議院職位奠定了基礎。所以這次，阿蘭與其說是「倒戈」投入民主黨， 毋寧說是阿蘭在政治荒原上「浪蕩」多年，30多年後，終於「落葉歸根」又「回家」了。

 

但是，從嚴格意義上來說， 阿蘭從未離開「家」，而是在外流浪的「家」回歸了「老營」。還記得比阿蘭有名一萬倍的美國前總統羅納德-里根嗎？ 他在60年代做了今天阿蘭所做的同樣的事情，只是力量相等，方向相反： 他拋棄了民主黨，而轉投共和黨。他最著名的脫黨聲明就是：

 

「我並沒有離開民主黨，是民主黨離開了我！」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最近寫了本書叫 《美國怎麼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他說他生於1953年，在青年時代的大部分時間裡，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就對外政策以及許多國內政策都達成了廣泛的共識。共和黨人不再打算逆轉「新政」的成果，他們中甚至還有不少人支持聯邦醫療保險。而且兩黨合作確有一定意義，儘管在越南與種族關係問題上出現了混亂，儘管出現了尼克松等人的醜聞，美國的政治進程基本上還是由兩黨共同執掌的，其成員在根本價值觀上是一致的。 他回顧了將近一個世紀的美國歷史，從鍍金年代的政治經濟，直到布希年代的經濟停滯。他認為，這是保守主義運動掌控美國政府的必然結果，嬰兒潮時代美國中產階級的成長則是受益於小羅斯福的新政。克魯格曼指出，這兩種方向的發展都非自然演進的結果，都是由組織化的政治運動所引導的，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不斷加劇的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

 

美國曾是一個貧富差距巨大、飽受政治派系攻訐傾軋之苦的國家。但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年代來看，美國昔日極端的不平等與嚴峻的黨派爭鬥，不過是初級工業化國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暫階段。我們當時認為，美國已最終成長為一個有著強大中產階級的、相對平等的社會，平靜的政局是這個國家的常態。

但是，在20世紀80年代，一個由中產階層主導、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國卻開始出現變化，這一事實越發明朗起來。經濟學家開始論述迅速加劇的不平等，他們指出經濟進步只惠及少數人，而大多數美國人卻被遠遠地拋在了後面；政治學家也開始討論不斷加深的政治兩極分化，即政治家在極左與極右兩個方向移動，「民主黨人」日益被歸為「自由派」，「共和黨人」則成為「保守派」。這些趨勢一直持續到今天，當前的收入不均與20世紀20年代的不平等同樣嚴重，而政治的兩極分化也和那時差不多。

政治兩極分化的加劇並不是說兩黨都在走向極端。很難說民主黨出現了明顯的左傾：在福利、稅收等經濟問題上，柯林頓的政策比卡特，甚至比尼克松的政策都要偏右。另一方面，共和黨的右傾更為嚴重了，這隻需要比較一下小布希強硬的保守做派與福特的溫和作風，便一目了然了。事實上，小布希的一些政策，比如取消房地產遺產稅，已不只是要將美國拉回到「新政」之前，而是要把我們拉回到「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之前。

如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兩黨合作時代的開始與終結均反映了共和黨發生的根本性變化。一些曾激烈反對「新政」的共和黨人或是解甲歸田，或是自知無力回天、主動認輸，於是開啟了一個兩黨合作的新時代。具體來說，1948年杜魯門贏得了總統競選，這令共和黨人懊喪無比，此後，共和黨領導層被迫承認，「新政」將難以動搖。為求自保，他們不再試圖逆時代而行。而當美國政界的一股新激進勢力接管共和黨之後，兩黨合作的時代便終結了，新一輪黨派紛爭接踵而至。這股勢力就是保守主義運動，是此書的一個重要角色。在2004年大選之後，兩黨之爭達到高潮，獲勝的小布希打算拆下「新政」體制皇冠上的明珠——社會保障制度。

因此，美國現代史上有兩個巨弧。一個是經濟之弧，從嚴重的不平等到相對的平等，之後又回到不平等；另一個是政治之弧，從極端的兩極對立到兩黨合作，再到兩極對立。這兩個弧是平行的：經濟平等的黃金時代與政治上兩黨合作的黃金時代大致吻合。正如政治學家諾蘭•麥卡蒂（Nolan McCarty）、基思•普爾（Keith Poole）與霍華德•羅斯塔爾（Howard　Rosenthal）所指出的，經濟不平等與政治兩極化總是如影隨形。他們採用了一種複雜的統計方法來記錄國會議員政治立場的變化軌跡，其數據顯示，在不平等狀況有所緩解時，共和黨人表現為左傾、向民主黨人靠近，這正是五六十年代兩黨合作的成因；而之後共和黨人右轉，又造成今日兩黨攻訐傾軋的局面，與此同時不平等狀況惡化。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一種可能是，貧富不均是根源，換言之，是經濟決定政治。按照這一觀點，過去三十年間的事情是這樣的：科技革新、全球化等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力量使美國的收入分配日趨不平等，上層的少數富人日益脫離大眾。共和黨選擇迎合這一崛起的精英階層的利益，原因也許是，精英雖然人數不多，但有能力也有意願捐助大筆競選資金，從而彌補了其人數缺憾。於是兩黨之間出現鴻溝，共和黨逐漸代表那些從貧富差距的拉大中勝出的人，而民主黨則代表落在後面的人。

 

     克魯格曼寫到： 「在開始創作本書時，我多少是相信這種說法的，因為它明顯是有些根據的。例如，細緻觀察廢止房地產遺產稅的運動便可發現，這一運動的資金大體來自於一小群有大地產需要保護的家族。四十年前並沒有多少大地產，而且在當時的美國，即便是極富階層也沒有富到有錢支持如此大規模的運動。故而在這個例子里，不平等的加劇推動共和黨人向右偏移。

    「但我已越來越確信，因果關係是相反的，即體現為兩極分化加劇的政治變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劇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說，對於過去三十年間的事情，我想提出另一種說法：在20世紀70年代，那些執意要將「新政」成果逆轉的右翼激進分子接管了共和黨，與民主黨之間產生了鴻溝，而民主黨人則成為真正的保守派，成為長期存在的平等制度的保衛者。極右派的掌權加劇了不平等狀況：增強了商界的膽量，使其敢於向工會運動發起全面進攻，從而大大削弱了工人議價的力量；將企業的執行層從舊日對其薪酬的政治與社會約束中解放出來；急劇削減了針對高收入的所得稅率，如此等等。 」

 

    曾有不少共和黨政治家遊離於保守主義運動之外，但現已寥寥無幾，主要原因是，若有人被認為在政治上不可靠，日子就會相當難過。林肯•查菲（Lincoln Chafee）就是個例子。他是羅德島州前參議員、一位溫和派，在2006年的初選中遭遇了來自右翼的骯髒挑戰，從而在普選中失利。雖說為了保持對參議院的控制權，共和黨明顯也很需要查菲，但為懲罰異己，他們在所不惜。

    金錢是保守主義運動的黏合劑，而資金主要是由一小群超級富豪和一些大公司提供的。所有這些人都註定會從貧富不均的加劇、累進稅制的廢除與福利國家的倒退中獲益，簡言之，從「新政」的逆轉中獲益。保守主義運動的核心工作不外乎將時間往回調，逆轉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經濟政策。

　　反稅活動分子、保守主義運動的關鍵人物之一格魯夫•諾奎斯特（Grover Norquist）曾透露說，他想把美國帶回到「社會主義者奪權，即泰迪•羅斯福（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昵稱。——譯者注）上台前的美國。所得稅、遺產稅、管制，這一切統統取消」。

保守主義運動說到底是要逆轉損害一小群富裕精英的政策，所以，從根本上講，它是反民主的。但不論當年這一運動的創始人對佛朗哥的行事方式有多麼崇拜，在美國，畢竟要通過選舉才能取得政治權力。如果潛在的捐款人依然認為，鼓吹可能拉大貧富差距的經濟政策在政治上是自尋死路——在巴利-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於1964年大選中慘敗后，他們有絕對的理由這麼想——就絕不會有人投入這麼多的錢。保守主義運動之所以能從美國政界的一個小配角變成主角，就是因為它已證明自己有能力贏得選舉。

羅納德•里根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他在1964年開始政治生涯的演講「抉擇的時機」（A Time for Choosing），以及在1966年成功競選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過程中發表的一系列演講，都預示了一些政治策略，在其後的四十年間，這些策略將為他以及其他保守主義運動的成員服務。後世為里根歌功頌德的人將他描繪成秉持保守主義高尚準則的模範，但他根本就不是那種人。里根早期政治成功的要訣是迎合人們在族群與性別上的焦慮感，拿人們對共產主義的恐懼做文章，而且最重要的是，以隱秘的方式利用白人對民權運動及其影響的逆反情緒，從中漁利。
克魯格曼認為，這個國家所發生的事情，本質上都與種族有關——也許很多讀者會對此感到不適。美國為何是唯一不向全體公民提供醫療保障的發達國家？原因就在於美國的原罪，即奴隸制的遺留影響。在發達國家中，為何只有美國存在一個想要逆轉福利國家的主要政黨？原因就在於白人對民權運動的不滿。里根在密西西比州的費城鎮。以一篇主張州權的演講開始了他在1980年的競選之路，而這裡正是三位民權活動者遇害的地方；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之所以能完全掌控國會，就是因為發生了「南方大倒戈」，即南方白人從壓倒性地支持民主黨轉向壓倒性地支持共和黨。

 

在我看來，通觀到目前為止的美國歷史，政治和經濟這兩個「巨弧」，再加上種族這一「巨虹」，這一鐵三角上邊邊角角的長短和度數，決定了美國的任何一個時間點和地理點上政治格局、社會風氣、經濟條件以及外交風度等基本面貌的變化幅度。宗教因素看似應該算是另外一個「巨弧」，但是由於信仰是人類社會歷史心理積澱的非理性的和外化了的反射映像，並不能作為單獨一弧。宗教鬥爭，從來都是族群爭鬥的最好借口和理由。毛主席說過， 民族鬥爭說到底，是階級鬥爭的問題。宗教所反映的，是社會、政治和經濟現實存在。

 

所以，共和黨人林肯，因為北方的產業經濟的需要，一反就職演說「無力也無意廢奴」的初衷，用「廢奴」為號召，和南方大打出手，將整個南方逼成了民主黨的天下。里根由於照顧種族的情緒，而阿蘭為了自己在國家安全與社會問題的平衡，加上兩人都參雜有的政治投機心態，從而各自背叛了彼此的政黨和「階級」(借用一句當年周恩來揶揄赫魯曉夫的話)。而整個南方因為保守與種族的原因，假託宗教之名，則大部分演變為共和黨的票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