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腦溢血ICU很邪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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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腦溢血ICU很邪門

昨天我去法拉盛看望母親，我正在琢磨給母親餵食的新技術。我昨天15:00-18:30給母親餵食很困難。

昨天當班的護理員是55歲福建婦。由於我在客廳玩手機，她在卧室床上給母親餵食，她聲稱給母親餵了兩碗食物。她用大不鏽鋼勺子喂。我雖然沒親眼看見她怎麼喂，但自行腦補認為她使用的是半強迫法。而我至今給母親餵食從未強迫過，但我喂的成績太差。比如昨天15:00-18:30隻餵了五毫升水，三十毫升蒸水蛋，十毫升ensure牌子的類似麥乳精的飲料，五毫升希臘乳酪。

這個大媽護理員蒸的水蛋又老又硬，不合格，但我仍喂母親吃了七八口，我蘸了鎮江醋再給她吃，她明顯喜歡蘸醋。由於若干天前護理員喂加醋的水蛋后嘔吐，護理員們認為是醋導致嘔吐，後來就再也不肯在水蛋里放醋了。醋顯然與母親嘔吐無關。母親近一周沒再嘔吐，雖然吃的極少。

這個大媽護理員見我用十毫升的針筒給母親喂水和飲料，也學我，讓我把針筒留給她用。其實針筒喂的效果不好，因為母親認為針筒模樣丑，用勺子喂她勉強吃，用針筒喂則她不高興。她瘦得快死了，仍然很嚴重地挑食，包括挑剔餵食的工具。

我昨天下午餵食成果很少，但給她活動四肢，共12個關節，每個關節掰五六十次，共約六百次。母親喜歡這種運動，是我給她的特色服務，沒其他人這樣做。

我昨天傍晚回到避難所，仍然在琢磨怎麼改進給母親的餵食方法，以及由於她瘦的不行，像一張薄布包著腿骨，所以下周要聯繫給她做小腸插管。

昨晚我收到親戚的微信，得知父親在西安出事了。廚房裡有我安裝的監控，但父親在大約兩個月前故意拔了那個監控的電源線。家裡還剩客廳的由親戚查閱的監控。親戚注意到父親進廚房后十八個小時沒有出來，就聯繫社區書記，書記和主任等幾個人去查看，發現父親躺在廚房地上，立即叫救護車。送到醫院，正在做ct還沒做完，就被診斷腦溢血，並且說了是在左腦或右腦某個位置，並且說流血十毫升。然後被送進ICU，幾個小時后又做一次ct，說流血15 毫升。說再過半天一天還要做第三次ct。社區書記墊付了4200元醫院押金，主任則墊付了救護車費和其它幾個費。

而我看他們發給我的父親躺在地上的照片，我分析認為父親大概率是在演戲，因為幾個證據。而醫院卻似乎很正規地診斷成腦溢血。

社區書記說我父親不可能是演戲，因為他身上有幾處摔傷。我說如果有多處摔傷，就大概率不是腦溢血導致的。並且父親家裡有監控，我不久前也和他住過兩次各大約一個月，他從沒在家裡摔倒過。既然書記說目睹父親身上有多處摔傷，我推測是他自行出門上下樓梯時摔倒。

社區書記說不可能是演戲，因為他在場看到父親都沒有意識了。我說父親被發現前在廚房裡呆了18個小時，根據既往對他的了解，他小便很頻繁，十八個小時他可能要小便十次以上。那麼聲稱的他在廚房地上躺了十八個小時，他怎麼解決大小便？而且他在現場完全沒有屎尿失禁。這說明他曾多次去廁所小便，上完廁所后又再回來躺在廚房地上。我說如果他沒意識，則會發生徹底的大小便失禁，而他完全沒有失禁，證明他的意識很清楚。

我說父親是戲精，但戲精也會得腦溢血，所以要重視。但他這次表演的成份很大。

由於父親至少名義上腦溢血昏倒，又住進了ICU，我被親戚和社區幹部要求立即去西安處理。所以我昨夜慌忙在網上買機票，沒經驗，很費勁。1481元買到了6/24從紐約市出發，6/26夜抵達西安的機票。7/30返回美國。單程要坐四架飛機，往返坐八架飛機。並且每架飛機的機票是互相獨立的，如果前一架飛機晚點或取消，導致誤了后一架飛機，則要自己掏錢重新買後續機票。並且不能有託運的行李，只能隨身帶一個小包。我買機票缺乏經驗，又在慌亂中急於購票，買貴了大約10-30美元。

我這次去西安，直接影響了母親。母親治療胃癌，是我一直努力爭取的，我這樣一走，就沒人罩著母親了，親戚本來就力主放棄治療，我離開后，擔心母親會被放棄治療。我本來6/24要帶母親去做化療，並和醫生商量開始給她做小腸插管，現在我跑掉了，由親戚全權接管母親的治療，母親是否能得到治療變得可疑。我八月一日回美國，不知道母親是否能活到八月一號。

我明天周日要把避難所衣櫃里大量的我撿的垃圾類物品運往布魯侖的寄存公司。今天傍晚我企圖運一個背包過去，順便取一個小行李車。不料坐地鐵不順利，18:56抵達，那個寄存公司應該七點關門，但那個黑男工作人員在18:56時已經鎖門下班，我白跑了一趟。

中國的社區書記是蠻有意思的角色，類似於村支書，啥都管，是基層政府的領導者。並且管的事，是比如盯著我父親這樣的小區里的孤寡老人。當然我父親是大科研院的退休研究人員，面子大。社區書記主任幾個人都對我父親非常關注。美國似乎沒這樣的角色。中國的村支書或城市的社區主任書記，轄區里有幾千人口，並且管理權大，相當於美國的小鎮的市長。但美國的市長一般不會幹這種普通社工乾的事。中國的村支書村主任村長既是基層政府的領導人，也是社工，美國沒有這樣的崗位。中國城市的社區幹部可能是因為鐵腕貫徹疫情防控，疫情后權力明顯變大，疫情之前街道居委會幹部沒啥存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