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堵圍堵不了的全球化 美如唐吉軻德面對風車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今天在《聯合早報》發表文章說,2010年以降,奧巴馬政府進入東亞地區,以近似瘋狂的各種軍事作為,刻意對中國挑釁,在顯無製造爭端必要的國際環境中,不得不引發好奇。美國一方面放棄在中歐部署飛彈防禦系統,並籌謀由阿富汗脫身,卻又棲身到東亞重啟冷戰態勢,是否因應中國崛起的需要感,已經超過反恐?
什麼挑釁?美韓軍演自然是萬眾矚目的,選在黃海這樣一個帝國主義屢次入侵中國的歷史途徑,也許是華府的歷史無知(或偽裝無知)。但首爾顯然是敏感而尷尬的,其間夾雜了對中國不願共同制裁平壤的幾份怨氣。
文章說,希拉莉又發動南海問題的辯論,並動員東盟(亞細安)國家聲援,則有些勉強。不但楊潔篪後來的七點答覆中規中矩,動員東盟國家聲援恐怕是出於對東盟文化的漠視,或華府的自我中心,除了能給北京一時面子難堪之外,只能提醒旁觀者更加好奇於華府的意圖。
更敏感的自然是蓋茨在新加坡高分貝主張美國對台軍售的權利,這既不是法律權利,因為違背了《八一七公報》的承諾,就只能用霸權的慣性(所謂行之有年)與偏好(所謂國家利益)來辯護。則台北以掮客姿態居間整合日本與印度雖然未必完全如願,想必反射了霸權的思維。
美國的警覺與焦慮
重點不是道理說不說得通,而是情感上美國的警覺與焦慮已經難以遏制,本來對中國的頭疼與不滿,是國務院官員之間的公開秘密,現在則是美國大戰略秘密的公開。中國各界不論是採取譴責辯論,或是曉以大義,或是動之以情的手段,基本上無補於事。
必須將中國視為對手的潛意識已經悸動難遏,所謂新的國際強權崛起之際必然導致衝突的大國間的悲劇,好像是自我證成的預言,促使華府回到冷戰格局中找尋自我定位的答案,拾起霸權國家一貫的單邊主義,把奧巴馬一度帶來的和解的氣泡戳破,剩下的似乎只是換成黑色皮膚的小布希而已。
面對美國想遞出(但還未明白遞出)的這一重開冷戰的戰帖,中國應戰與否?這除了勢必是新左派與自由派忍不住而必須大鬥口角的好話題之外,中國有沒有其他不屬於在應戰與臣服兩個範疇內的選擇呢?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說,還真沒有。然而,華府的盲點恰恰在於是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出發,畢竟那賦予了任何掌有霸權的國家所一定捨不得放棄的地位。
這並不表示除了國際政治角度,就沒有別的角度。甚至可以說,就是因為別的角度不經意地取代了國際政治角度,才導致霸權國家的瘋狂挑釁。這個別的角度不是別的,正是因為要應付冷戰思維難以為繼的窘況,被霸權國家拿來延續霸權的所謂全球化角度。
全球化容許世界各地不站在國家身份裡行動的群體躍躍欲試,有的固然趁機報復,如恐怖主義,但更多的是藉勢而起的經濟實體與文化群體,他們共同挑戰了國家做為壟斷一切統治者的剩餘意義何在。中國是這樣的群體所最想要突破的對象之一,而也是這樣的群體獲得無限生機的資源所在。
中國應如何應對
全世界華人早就通過全球化打開的管道進行重組,得以在全球化領域中專擅披靡。中國的崛起與其說是北京政府一手主導推動,不如說是民間社會活力爆發的結果。因此,挑戰美國霸權的,不是北京以美國為假想敵的外交或軍事政策,因為根本沒有這樣的政策,而是如火如荼響應以美國為動力的全球化的群體,包括各地藉力使力的華人社群,當然也就包括美國華人、東南亞華人與兩岸中國人。
美國出現再冷戰的衝動,是在以全球化延續霸權的思想戰看似效果不彰後,所出現的直覺反應。全球化在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前進,長遠而言,仍是有利於既有價值的維護,只是這樣的霸權不存在於美國的國家身份中,而且其中參雜了說不清的華人性與世界性。如此一來,化解霸權未必非以力取,轉而寓抗拒於無形之中,亦即化於美國自身的價值之中。
文章說,假如面對冷戰挑釁的北京果然揭竿而起,以主權與國家利益之名抗拒美國爭霸亞洲,動員已然融入霸權體系的華人世界奮勇應戰,企圖有所作為,那麼冷戰時代以國家對抗為本質的國際體系自然死灰複燃。如此的大國的悲劇其實是全球化的悲劇,因為大國藉此重生於一時,而全球化則氣短於一世,華人也隨之成為遭到鎖定的對象。
相反的,如果被圍堵的中國早就化作多元的經濟與文化群體,借力使力如輕煙般飄過了黃海、南海、台海,甚至印度洋與太平洋,則華府圍堵的,表面上就只剩下一個想象在崛起中的新霸權的面具,虛幻的中國威脅成為代罪羔羊,實際上華府則是在圍堵已經圍堵不了的全球化,或根本就是美國自己的價值。這樣的再冷戰,無非是面對風車的唐吉軻德而已。
至於世人要選擇伴隨唐吉軻德還是風車,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值得玩味的則是,在全球化與再冷戰之間的他們,不論怎麼選,選的都還是某種堪稱為美國價值的道路,反而最忍受不了這個道理,竟是華府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