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晚年反思：個人獨裁的國家不是社會主義

2012年05月28日 14:34
來源：投資者報 作者：馬國川

核心提示：「個人獨裁的國家不是社會主義。」斯大林自稱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可是陳獨秀認為，政治上的民主主義與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輔相成的。托派認為，雖然有斯大林的罪惡，但是蘇聯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他們的口號是「打倒斯大林，保衛蘇維埃」。

本文摘自《投資者報》2012年第21期A05版，作者：馬國川，原題：《陳獨秀的晚年反思》

編者按：2012年5月27日是陳獨秀逝世70周年紀念日，鳳凰網歷史特別轉發此篇文章，以示紀念。

1942年5月27日，川東的江邊小城江津，63歲的陳獨秀在貧病交加中黯然辭世。

從辛亥革命時安徽省都督府的秘書長，到風行天下的《新青年》雜誌創辦人；從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到「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再到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到第五任最高領導人，這位從皖南名城安慶走出來的讀書人曾經叱吒風雲，可是晚年卻落魄川東江邊，寂寞度日。

死後的陳獨秀仍然難得安寧。反黨、反共產國際、反蘇、反革命、漢奸、叛徒……各種罪名被強加於他的頭上，幾成十惡不赦的罪人，子女備受牽連，唯一的女兒被逼偷渡香港，而後亡命美國。

整整七十年過去了，被歪曲的中國現代史漸漸恢復了本來面目，真實的陳獨秀也回到人們的視野中。「多年來戴在陳獨秀頭上種種不實指責被推翻，十頂帽子摘去九頂，還剩下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一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唐寶林在接受採訪時說。

今年73歲的唐寶林是著名的陳獨秀研究專家，對陳獨秀進行了30年的深入研究。2010年他推出七十多萬字的《陳獨秀傳》，被《亞洲周刊》評為非小說類「十大好書」第二名。

在他看來，「陳獨秀一生有兩個思想高峰，一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二是最後民主見解。陳獨秀晚年關於民主的思考，與今天中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完全一致。」

「陳獨秀一代人走了許多彎路，直到晚年才找到了民主政治的道路，」唐寶林先生說，「中國要實現這些目標，還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要堅守民主思想，堅持啟蒙價值，致力於推動中國的民主進步。」

寂寞的一生

《投資者報》：陳獨秀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一生起伏跌宕，後人評價不一。作為陳獨秀的研究專家，您認為陳獨秀是什麼樣的人？

唐寶林：陳獨秀首先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他經歷曲折，思想也不斷變化，但是他最終得出一個結論：救國救民的唯一道路是民主主義。所以終其一生，陳獨秀是一個偉大的民主主義革命家，他的目標就是實現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的幸福。

但是，由於中國幾千年封建統治，自古以來歷代統治者（包括皇帝、北洋軍閥以及政黨的統治）的專制、殘暴、腐敗、掠奪和愚民政策，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落後、愚昧、自私、冷血、散漫的國民性，陳獨秀一生奮鬥和思想卻很少找到同情者。因此，他的一生是寂寞的，並且自認是失敗的。但是他留下的思想遺產是睿智而有預見性的。不管還要多麼漫長的時間，中國最終將走上他指引的民主化道路。

《投資者報》：陳獨秀的民主思想是從哪裡得來的？

唐寶林：年輕的時候，陳獨秀看到中國被列強屢屢入侵，割地賠款，受到強烈刺激。1901年，22歲的陳獨秀到日本留學，不是去研究學問，而是尋找「中國為什麼衰弱，人民為什麼苦難」的答案。當時日本是開放的，既可以看到世界的先進技術，也可以了解世界的先進思想。他在日本接觸到了法蘭西早期的民主主義，認為非常好。

《投資者報》：當時許多中國留日學生擁護孫中山倡導的革命學說，陳獨秀是否也深受革命的影響呢？

唐寶林：陳獨秀和革命者有密切的關係，但是他一直沒有加入同盟會，因為他不滿意革命黨內部的勾心鬥角，對於狹隘排滿的種族革命，對於革命黨只依靠華僑和會黨（不依靠國內資產階級和民眾）的做法，他也有自己的看法。

陳獨秀既不認同當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也不認同梁啟超的立憲派，而是獨樹一幟地提出從改善國民性入手。在他看來，中國國民思想太落後，幾千年的封建統治養成的奴性思想太嚴重，最緊迫的是改變國民性。所以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成為中國思想界的旗手。

《投資者報》：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陳獨秀一直是中國思想界的風雲人物，但是為什麼「五四運動」以後，陳獨秀開始轉向實際政治運動，組建共產黨，走向一條激進革命的道路呢？

唐寶林：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危機引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隨後發生十月革命，改變了世界格局。在巴黎和會上，戰敗國德國本來應該將侵佔我國山東的權利歸還中國，可是卻被轉給日本，這使中國對西方宣傳的民主自由平等產生了懷疑。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列寧政府兩次發表聲明，宣布放棄沙俄在中國掠奪的權利（事實上並未放棄），受到了中國的歡迎。這些事件改變了包括陳獨秀在內的部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他們認為蘇俄提供了一條新的道路。在蘇俄的鼓舞和共產國際的幫助下，陳獨秀開始組建中國共產黨。

《投資者報》：同樣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和陳獨秀的選擇完全不同，胡適一直主張溫和的改良。

唐寶林：性格決定人的命運。陳獨秀屬於激進型、跳躍型的，在十月革命以後的世界形勢影響下，陳獨秀聽信列寧的說教，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大多數人民的民主，比資產階級民主要「高百萬倍」，於是迅速轉向無產階級革命。對於陳獨秀來說，民主追求並沒有改變。可是性格激進的他總是企圖找到較快取得成功的道路，對於緩慢的改良主義方法不予重視，在政治革命與思想啟蒙之間跳來跳去，最後被激進的革命思想和方法所吸引。他真心地認為無產階級的專政要高於資產階級民主，由此步入了列寧主義。

在反對專制統治和改造國民性上，胡適和陳獨秀是一致的。可是胡適的性格屬於保守型、穩定型的。例如1915年，在美留學生對於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義憤填膺，紛紛集會抗議，胡適非但不與會，反而寫了一個便條稱：「吾輩遠去祖國，愛莫能助，紛擾無益於實際，徒亂求學之心。電函交馳，何裨國難？不如以鎮靜處之。」胡適在美國留學多年，後來與美國一直保持很密切的聯繫，對美國的民主制度有近距離的觀察和深刻的體會，認定只有歐美民主政治才是中國最好的出路。他抱定國民性不改變則中國永遠沒有希望的認識，一生主要重視思想學術上的啟蒙運動，反對激進躁動，更反對流血的階級革命，堅持改良主義。

晚年反思

《投資者報》：在領導共產黨與托派的革命運動失敗后，陳獨秀對於斯大林體制有什麼樣的反思？

唐寶林：大革命失敗以後，陳獨秀一直堅持反蔣抗日，1932年被投入監獄。在監獄里，他思考了五六年時間，對於斯大林體制有以下三方面的深刻反思。

第一，「沒有階級的獨裁，只有個人獨裁」。陳獨秀說，任何專制獨裁，都是領袖個人獨裁；任何獨裁，都是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不能分離的。

第二，「個人獨裁的國家不是社會主義。」斯大林自稱蘇聯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可是陳獨秀認為，政治上的民主主義與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輔相成的。托派認為，雖然有斯大林的罪惡，但是蘇聯仍然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他們的口號是「打倒斯大林，保衛蘇維埃」。陳獨秀則認為，蘇聯早已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如果說蘇聯是社會主義的工人國家，就是在糟蹋社會主義。

第三，斯大林的罪惡是制度造成的。如果不在制度上反對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一個斯大林倒了，會有許多斯大林在蘇聯和別的國家產生出來。

《投資者報》：陳獨秀早年就說過，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陳獨秀將監獄作為「研究室」，對斯大林體制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對照陳獨秀去世后的世界變化，人們不能不感嘆陳獨秀的思想是多麼富有預見性。問題是，陳獨秀只去過蘇聯一次，而且是短期逗留，他是如何認識到斯大林體制的本質的？為什麼他能夠進行如此深刻的反思呢？

唐寶林：陳獨秀不是理論家，他是從自己親身經歷和慘痛體驗中得到的教訓，進而提出驚世駭俗的思想。

五四之後，陳獨秀滿腔熱忱接受列寧主義，可是中國共產黨組建之日起就在共產國際的嚴格控制下，必須無條件地執行共產國際制定的決議。第一次大革命時期，對國民黨的幾次屈辱性讓步都是共產國際的決定，強加給中國共產黨，或者由共產國際代表監督陳獨秀執行。陳獨秀在斯大林的共產國際控制下受盡屈辱，大革命失敗了，責任又推到他身上，把他打成「右傾機會主義者」。親身經歷使他認識到共產國際里沒有絲毫民主可言。1934年「基洛夫事件」以後，蘇聯又開始大清洗，托洛茨基和列寧的其他戰友都被斯大林從肉體上無情消滅，陳獨秀看到了斯大林所謂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質——個人獨裁及殘暴。

《投資者報》：可是，陳獨秀是怎麼了解到大清洗內幕的呢？

唐寶林：國內的報紙都有報道，另外托洛茨基流亡后仍和蘇聯國內有聯繫，陳獨秀又和托洛茨基有聯繫，所以他清楚地知道斯大林做的每一項事情。

《投資者報》：從對斯大林體制的反思出發，陳獨秀晚年對於民主有哪些深入思考？

唐寶林：陳獨秀晚年思考和總結了人類民主發展的歷史，得出幾個結論：

第一，他認為民主是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動力（另一重要動力是經濟）。從古代羅馬、希臘至今天、明天、後天，民主是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對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民主不是某一特殊時代的歷史現象，把民主視為資產階級專利品是最淺薄的見解。換句話說，對於民主的普世性，早在70多年前陳獨秀就已經論證過了。

第二，民主是被壓迫大眾通過鬥爭得來的，不能靠統治者恩賜。

第三，民主不僅僅是一個抽象的名詞，而是有具體內容的。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的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

《投資者報》：那麼，在陳獨秀看來，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有哪些區別？

唐寶林：陳獨秀對二者進行過對比，總結出四個方面。

第一，在民主國家，國家領導人是各黨派——政府黨與在野黨競選，由人民選舉，開會時有相當的討論和爭辯；專制國家由政府黨指定，開會時只舉手，沒有爭辯。

第二，民主國家無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殺人，專制國家秘密政治警察可以任意捕人殺人。

第三，民主國家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罷工的自由，專制國家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罷工的自由。

第四，民主國家反對黨合法存在，專制國家不允許存在反對黨。陳獨秀特彆強調反對黨自由的重要性，因為如果沒有反對黨的監督和競爭，一黨專政就會無法無天。胡適對陳獨秀的這一觀點也非常讚賞。

《投資者報》：陳獨秀總結的這四條標準，至今仍然是衡量一個國家是民主還是專制的試金石。

唐寶林：陳獨秀對民主信仰了一輩子，思考了一輩子，走了一個「之」字形的大彎路。他從反對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引進法蘭西的民主主義開始，經過誤入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最後升華到人民民主主義和全民民主主義。陳獨秀關於民主的這些思考，與今天中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完全一致。他的思考對於今天的中國仍然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急性病」無助於中國的進步

《投資者報》：陳獨秀對於中國未來有什麼樣的構想或預言嗎？這些構想或預言有什麼價值？

唐寶林：陳獨秀晚年處於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也是德意日法西斯最瘋狂的時期，他對戰爭前途表示悲觀。他說，如果法西斯勝利，中國可能做日本殖民地，人類會有一個黑暗時期；如果英美一方勝利，中國會回到戰前狀態。但是，不管道路多麼曲折，他還是堅信中國與世界最後都要走向「人民民主」和「全民民主」的時代。在這個意義上，他還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投資者報》：縱觀陳獨秀一生，是否可以說民主、科學是他畢生的追求？

唐寶林：陳獨秀本質上還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畢生追求的是民主和科學，但是後來的民主與科學與陳獨秀所追求的相去甚遠。例如，陳獨秀追求的民主主要是指人權，而人權包括兩方面內容：一個是個人要有獨立自主的人格，一個是人人都有自由平等的權利。可是，「民主」一度被人歪曲成「資產階級專利品」，「人民民主」也被「無產階級專政」所篡改。「科學」更是如此，「科學社會主義」被人歪曲成以暴易暴的暴力革命，「打倒皇帝做皇帝」。如果陳獨秀所代表的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看到民主與科學被歪曲到這種地步，不知道會多麼傷心和震驚！

更進一步說，陳獨秀追求的是國家的強盛和人民的幸福。需要注意的是，強盛的國家，人民不一定幸福，如前納粹德國、蘇聯；但人民幸福的國家，則一定是強盛的。

《投資者報》：您怎麼評價陳獨秀所代表的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他們的人生經歷有哪些教訓值得吸取？

唐寶林：陳獨秀所代表的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所走過的道路表明，「急性病」無助於中國的進步。與人類所追求的宏大目標的實現所需要的時間相比，一個人的生命只有幾十年，太短暫了。陳獨秀那一代人對專制勢力的嚴重性和國民啟蒙運動的長期性估計不足，以為通過一次兩次革命就可以克服，像日本的明治維新那樣。在五四啟蒙運動時，陳獨秀誤入列寧主義，繼而又誤入托洛茨基主義，就是這種急於求成的「急性病」的表現。

我們不能苛求先賢，陳獨秀一代人走了許多彎路，直到晚年才找到了民主政治的道路。中國要實現這些目標，還需要很長時間的努力。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要堅守民主思想，堅持啟蒙價值，致力於推動中國的民主進步。民主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能不能堅定地走向民主，也是對國民素質的一種考驗。既要堅定不移，又不能性急，要有幾代人甚至更長時間的奮鬥不動搖。否則，還有可能出現新的暴君，使中國倒退回去許多年。殷鑒不遠，前人的慘痛教訓，中國近代以來為錯誤道路所付出的慘痛代價，千萬不要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