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的大飢荒餓死百萬人的信陽事件

'信陽事件'

日期	1959年10月-1960年4月
地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省信陽地區
參與者	中國共產黨的各級幹部、信陽農民
結果	100多萬人非正常死亡

信陽事件是指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發生在當時的河南省信陽專區（包括今天的信陽市、駐馬店市）出現大面積飢荒，大批農民餓死的事件。

1950年代大躍進運動開展后，信陽地區浮誇盛行，伴隨人民公社運動，頻現的「衛星運動」掩蓋了浮誇風下糧食產量嚴重的虛報現象。廬山會議后在河南省反右傾風潮下，各級官員因擔心被打成右傾，強行按虛報產量制定的糧食徵購標準向農民征糧。即使如此，糧食徵購目標仍難以完成，地方政府採取吊、打、酷刑等極端方式逼迫農民將口糧交出的現象頻頻發生。1959年，飢荒大面積出現並蔓延，而信陽地方政府又採取封鎖消息的措施，嚴格限制人口外流，一度出現人吃人的現象。信陽地區從發生缺糧現象到大批餓死人，前後持續半年之久。從中共中央著手調查到災情完全暴露又拖延了半年，最終對責任者處理則到了1961年初。整個事件最終成為大飢荒時期典型的地方飢荒事例。據河南信陽地方1961年呈報中共中央報告顯示，該事件至少造成100萬人非正常死亡[1]。

信陽遂平縣查岈山第一座人民公社在「大躍進」的風潮下很快就「一鳴驚人」：虛報、高報的農業產量「衛星」很快登上了《人民日報》。衛星公社韓樓大隊2.9畝小麥試驗田，畝產3821斤的消息很快讓信陽成為了全國標兵[2]。

1959年3月，中共中央置當年全國糧食大幅減產的事實於不顧，在上海會議上決定按照1958年的標準，在全國徵購糧食1350億斤，1350億斤的徵購糧便成為了信陽大飢荒的根源。全國農民人均留有糧在1959年和1960年已急劇減少，從1957年的250斤減少到174斤。1959年糧食減產11%，徵購數卻增加了14.7%。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各省、地區、縣、公社的各級黨組織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反瞞產私分」，級級相逼，用專政的手段強行從農民手中搜颳走的基本生活口糧。

1958年，河南全省糧食產量實際上只有281億斤，而河南省委卻鼓吹為702億斤。而在信陽地區遂平縣（今屬駐馬店市）的糧食收成由於大鍊鋼鐵等原因而誤了農時，小麥未能及時收割，導致10%左右的糧食損失。1959年的自然災害致使歉收，信陽全區糧食產量32.58億斤，比1958年減產46.1%。但在全國大躍進的背景下，信陽地區各縣都虛報產量，信陽地區匯總後將產量虛報為72億斤，進而在僅有大約32億斤糧食存量的全信陽地區按照72億斤的標準來徵購糧。[5]

基層幹部難以完成徵購任務，就逼迫農民上繳糧食，對農民的捆、綁、吊、打、捕等現象屢見不鮮。11月底，河南密縣已經出現餓死人的現象，1959年1、2月間，中共中央、國務院、內務部、糧食部接連收到民眾來信，反映河南東部地區的夏邑、永城、虞城、鹿邑等縣，發生嚴重浮腫病和死人現象。[5]

1959年8月，河南省第一書記吳芝圃廬山會議后回到鄭州，立即召開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要求各縣市層層揪「小彭德懷」，在全省內又掀起了「反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的高潮。1959年河南糧食和經濟作物繼續減產，全年糧食產量只有210億斤，但吳芝圃仍然舉著高指標，強調估產為450億斤[6]。另一方面，隨著反右傾的開展，黨內人人自危，基層幹部完不成徵購任務，就是「小彭德懷」，就得挨批鬥；而哪個農民若交不夠糧食，就會被捆起來吊打，關押拘留甚至拆毀房屋。

1959年信陽地區糧食歉收，實產糧食20多億斤，但在反右傾風氣下各縣不敢據實上報。地委辦公室將各縣上報的糧食產量匯總後得到72億斤的結果，地委常委（9人）討論時，僅有專員張樹藩一人認為歉收年總產量可能只有30多億斤，最多不超過40億。最後地委按50億斤產量上報省委。據此，河南省委分配給信陽地區9億的糧食徵購任務，下面各級為了超額完成任務，層層加碼，徵購數達10億斤。根據「反瞞產私分」的指示，信陽地委動用了民兵，指揮各縣委挨家挨戶搜查「被農民和基層幹部隱瞞私藏的糧食」。在「反瞞產」過程中信陽地區逮捕了一萬餘人，劫掠了農民的口糧、牲口飼料糧，徵購任務圓滿完成。信陽全地區徵收了16億斤糧食，結果農民的全年口糧只剩100多斤，僅夠食用4個月，潢川、光山等縣口糧甚至不足3個月。五十年代曾經擔任過上海市財政局長，因被打成右派而被下放到信陽地區商城縣勞動改造的顧准，在自己的日記里寫道：嚴冬未屆，路旁已見凍死之骨。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糧斷伙，農民開始逃荒。1959年冬，尤太忠將軍回到了故鄉信陽光山縣探望病重的母親，他目睹當地鄉民飢荒的慘狀，所以心情極為痛苦。而199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獲得者、美籍學者崔琦，他的雙親都是信陽人，就是在1960年餓死的。[7]

隨著形勢的不斷惡化，餓殍越來越多以至於屍體無人掩埋，人吃人的現象也不斷發生，僅固始縣官方記載的人吃人事件就有200例，縣委以「破壞屍體」為名逮捕群眾。活著的人為求生計，開始大量外逃。人員外逃勢必導致大批死人的消息傳開。於是信陽地委指示各縣市要求設崗堵截，不準外逃。各村民兵在路口設卡，嚴格控制淮河各渡口，攔截外逃人員，還專門設置收容所、監獄，隨意拘捕外逃者，錢財衣物一律沒收，還會遭到毒打，很多人餓死、病死、被打死在獄中。但依然有極少數人冒死渡過淮河逃到安徽臨泉、阜南一帶，當地政府也或多或少聽說了河對岸的慘狀，因此並沒有立刻將他們遣返。事件結束后這些人回到家鄉，早已物是人非。

而與此同時，地委書記路憲文卻聲稱：「不是沒有糧食，而是糧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為思想問題。」1959年11月間，當他從潢川縣驅車返回地委，沿途親眼見到路邊死屍、攔車要糧的群眾以及被父母遺棄的孩童時也依然無動於衷。他繼續要求地區公安部門，「限期消滅人員外流」；指示社隊的幹部民兵封鎖村莊；要求城鎮機關、工廠、企業單位一律不準收留農村來人；還要求各縣委做到「街頭、交通要道沒有一個流浪漢」等等。此後，信陽各縣委常委分片包干，分頭布置，縣城四門持槍把守，公路要道設崗，縣境邊沿流動巡邏，來往信件進行檢查，郵電局不準有發往北京和鄭州的信件，信陽縣監委副書記胡修玉兩次向中共中央寫匿名信反映餓死人的狀況，兩封信均被轉到信陽縣委，胡修玉為此遭到輪番批鬥，被定性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並被處以勞改[8]，在此期間共扣押信件12000封之多，其他被查出的寄信人都受到了殘酷批鬥。

儘管當局對消息進行了嚴密封鎖，卻依然有一些信息陸續傳到了北京。1959年初，商城縣越美公社觀廟團、汪橋團78個食堂有74個斷糧兩個多月，發生了餓死百餘人的事件。家住商城縣越美管理區觀廟團林灣連的軍人、共產黨員許學富回鄉探親，目睹家鄉慘狀，曾三次向信陽專署劉副專員當面反映情況，遭到劉副專員和其他領導人的嚴厲批評和威脅。3月5日和9日，許學富到縣郵政局兩次向周恩來發的加急電報卻被送到了縣委第一書記王漢卿的辦公室。王漢卿大怒，說許學富是「右派思想，右派言論」，並指示「立即扣留，查清後台，捉拿許學富」。后王漢卿懼怕「扣壓給周總理電報」的事鬧到「不可收拾」，3月28日，縣郵政局才將電報發出去[9]。國務院收到電報后，經周恩來指示，國務院副秘書長楊放之批示: 「請河南省人委查處回報」。3月28日，河南省人委回復說: 「省裡邊對全省的糧食情況是知道的」，「已經採取一系列的措施」，「商城糧食問題，省里不了解，將立即告商城縣查處」[10]。3 月31 日，河南省人委辦公廳將信陽地區的反饋情況第二次複電國務院秘書廳: 「商城糧食問題已經解決，從去冬以來，因年老病死過幾個人，沒有餓死的。由於思想問題解決得不徹底，所以有部分人還有意見。專區已派人到該地進行了解處理」。對於國務院的電話催促，省委、地委、縣委竭力隱瞞或淡化商城斷糧餓死人的嚴重情況，甚至認為向上級反映問題是因為思想問題解決得不徹底。4 月2日，即國務院調查人員到達信陽前夕，信陽地委才寫了《關於商城越美公社觀廟團因生活安排不好發生死人事件的通報》，承認許學富所說基本屬實，並檢查了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 一方面征了過頭糧，另一方面基層幹部害怕戴右傾帽子不敢反映缺糧實情[9]。

1960年2月，內務部派一位處長前往信陽視察災情。被停職的張樹藩復職並陪同到息縣和淮濱視察災情。所到之處哀鴻遍野，舉目凄涼，很多村莊無人煙。處長向張詢問，災情嚴重，是否有死人狀況，張回答有，而且應該不少。只是由於自己1959年9月後一直被批鬥，對全區狀況不了解，估計餓死在20到30萬人之間。這位處長感覺事態嚴重，立即進京彙報[11]。與此同時，衛生部也收到了河南固始縣委和省醫療隊聯合發送的關於固始縣病情和災情已經致死五萬多人的電報。

內務部領導聽取報告后，立即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報告，習隨即向中央監委書記董必武彙報。此時，衛生部將固始縣委和省醫療隊的電報也轉報中央監委，信陽事件由此初步揭開。4月，吳芝圃對路憲文說，信陽死了些人，你總結下經驗教訓，向中央寫個報告，檢討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顧慮。不要調查，死人問題調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讓縣委書記估計報一下就行了。7月，河南省委在雞公山召開信陽地委擴大會議，由路憲文做檢討，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被逮捕法辦，以向「中央交代」。

與此同時，董必武派李堅、李正海前往信陽調查，調查遭到河南省政府的層層阻撓。經初步調查後有據可查的餓死人數為七十多萬。調查組回到北京，向中央監委、中組部主要領導彙報。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四名幹部提交了一份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24日，李富春將其呈送與毛澤東。26日，毛批示道：「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12]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將情況報告周恩來，中央監委副書記王從吾則向周恩來呈送了信陽事件的書面報告。26日，在毛澤東召集的華北、中南、東北、西北四個大區的省、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會議上，河南省委負責人彙報信陽事件后，「大家十分震驚」[13]。周恩來隨後召集國務院緊急會議進行討論，決定成立中央工作組，王從吾任組長，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中組部副部長安子文為副組長，深入信陽進行進一步調查。

11月6日，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安子文匯報河南問題[14]。據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談及工作組了解的情況：全省三分之一的地區人畜大量死亡，生產力大破壞，黨群關係受到很大損害。信陽地區的光山、固始、潢川等縣遭到毀滅性破壞。光山槐店公社很多村子都沒有了，一個九十人小隊，只剩下三十多個人了[15]。

在引起中共中央注意后，1960年12月，信陽地委向中共中央的報告中稱：

據初步揭發，正陽縣原報去年冬今年春死1萬8千多人，現初步揭發已達8萬多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三萬來人，現增加到近10萬。過去認為較好的社隊，現在揭發出來的問題很嚴重。西平縣原只發現二郎廟公社問題嚴重，現全縣十三個公社，除城關公社問題較輕外，其餘十二個公社問題都很嚴重。遂平縣嵖岈山人民公社，過去只報死600餘人，現揭發死人近4千，佔總人口10%，有的隊人口死亡達30%左右。各種慘絕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縣、社幾乎都有，從初步揭發的材料看，不僅農村嚴重，而且城市、工廠、機關、學校、商店、醫院都很嚴重。光山縣12個中學，有8個中學校長有人命血債，城關高中和初中兩個學校，初步揭發被打死、逼死的教員學生達二十八人，不論淮南、淮北廣大群眾在經濟上都遭受了極大摧殘，生活異常困難，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貧如洗。」[16]

毛澤東在看完中央工作組調查報告后稱信陽事件是反革命分子當權的結果。他提出，信陽地區要進行民主革命的補課、徹底清除國民黨、地主階級的殘餘勢力[17]。毛在召集各級中央局負責人的會議上對信陽事件定性說：「信陽事件是階級敵人的猖狂報復，是掛著共產黨招牌的國民党進行階級報復，實行階級復辟，是敵人篡奪了領導權。」他進而推論全國到處都會有這樣的問題，只是程度不同。

1960年冬，河南省委改組了光山縣委，派出工作組糾正「五風」（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化和強迫命令風）錯誤。12月，信陽地委在發給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報告中有這樣的句子：「由於地主、富農在土改時『漏了網』，『大批地混進了革命陣營內部』，『實行反革命階級復辟』，『封建勢力大大作怪』，造成『群眾生活異常困難』……」。將餓死人的事件歸咎於10年前的土地改革運動中被消滅了的地主和富農。這期間，信陽的8位縣委書記被捕，除了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由死刑改判為「死緩」外，其餘幾人被判2-3年徒刑。[18]

信陽地委向省委報告的死亡人數為38萬，信陽地方志統計的死亡人數是48.3萬。時任中央調查組處長的李堅和李正海兩人向中央報告的數字是105萬。1961年1月13日信陽地區呈報中央最後一次統計數字顯示：全區總人口808.6526萬人，1959年11月至1960年10月，死亡人數107.0321萬人，佔到總人口13.2%[1]。2012年，來自南京大學的研究者將因飢荒而沒有出生的人口和因飢荒而外流的人口納入統計，並分析認為，信陽事件在該地區造成了約125萬的人口損失[19]。

信陽事件被揭露后，吳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檢討，承認信陽地區非正常死亡人數是100多萬，承認他「對河南人民犯了大罪」，不過吳芝圃沒有受到嚴重處分。1966年8月文革開始后，鄭州大學內出現了《千刀萬剮吳芝圃》的大字報，大字報中稱，「屠殺河南人民的劊子手吳芝圃，製造了『信陽事件』及信陽事件中最嚴重的『光山事件』」。之後，前往四川任職的吳芝圃被革命群眾一路押回河南批鬥，最終死於1967年。1979年，吳芝圃獲得了官方平反。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國政協禮堂，鄧小平親自為吳芝圃平反並主持追悼會。悼詞中宣布：「對於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誣衊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稱其「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的一生」。

時任信陽地區地委書記兼軍分區第一政委路憲文在管押期間，因「能坦白認罪，願意悔改」，被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豫法刑一字第15號刑事判決書按瀆職罪從輕處理，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刑期從1960年11月16日起至1963年11月15日止。路憲文1975年重新入黨，1979年任河南省百泉農業專科學校（現河南科技學院）校長，恢復副廳級高幹待遇，1993年病死，享受離休幹部待遇。文革后其曾經多次上告要求平反，被胡耀邦點名批評。

1961年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中稱，誇大了敵情，混淆了敵我矛盾，把該地區發生的糧食嚴重減產和大量餓、病、死人的現象，一概歸之於坏人當權和地主勢力的破壞，因而提出依靠貧下中農，進行整風整社，徹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復辟勢力的作法。中共中央批示並肯定該個報告，並要求「全國三類社隊整風整社都應照此執行」。這一批示助長了整風整社運動中「左」傾錯誤的發展[20]。

改革開放后，事件的調查和反思又重新被提起，但只在小範圍內公開。當事人的反思在進入1990年代后逐漸有定稿，但到了21世紀后逐漸為人所知。

直接當事人的三篇文稿在學術圈中有較大影響力：一是1993年春，張樹藩因身患直腸癌，抱病寫出的二萬字回憶《信陽事件：一個沉痛的歷史教訓》；二是張樹藩的前秘書余德鴻，於2001年9月17日定稿二萬多字的《痛憶「信陽事件」全程》；三是路憲文口述，女兒路霞整理，1993年8月11日定稿，2006年才在少數人中流傳的《「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

路憲文在回憶中認為，1960年代初中共中央將「信陽事件」只理解為發生於信陽的孤立案件並不正確，因當時餓死人的問題，是全國普遍存在的；「『信陽事件』中的大批幹部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也是錯誤的。」在他看來，「『信陽事件』是執行黨的左傾路線的結果，是59年廬山會議的直接惡果。」路憲文同時認為責任不應當只由基層官員來背，他認為，李先念是「提前強行徵購糧食」的始作俑者。正是由於「提前強行徵購糧食」，加劇了「信陽事件」餓死率，也是「信陽事件」的責任者之一。

對於毛澤東，路憲文也提出了他的質疑，他認為雖然事件發生后，河南省委給毛報去了5000人餓死的假數據，但作為毛不可能不知道大面積飢荒的事實，即便是5000人，也是「驚天動地的」，「但毛澤東當時到河南視察時卻毫不追問此事，而是大講一些雞毛蒜皮的共產風問題。不知何故？」另外，路憲文對於毛一方面定性「信陽事件是地主階級復辟，是反革命的階級報復」，另一方面在公安部「殺2萬人」的處理方案提交毛澤東后，毛卻認為「餓死人問題是高指標，高徵購造成的，死官僚主義」，駁回了處理方案，這種手法的前後不一，「令人疑惑」[21]。

2004年，信陽光山縣十里鎮高大店村吳圍孜自然村村民吳永寬自籌資金建成中國首個「信陽事件紀念碑」，並搜集整理了1959年全村罹難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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