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腐敗經濟學

　　腐敗是政治上的賣淫。——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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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對傳統農業社會和計劃經濟社會來說，都不需要經濟學。經濟學是從政治學和倫理學中分離出來的一門新興的實用學科。科斯說，經濟學研究的是真實世界。經濟學「唯利是圖」，它號稱「對你周圍所有的人拋棄所有的友善」，假設人類的行為動機是單純的、簡單的和固執的，不會被友善的道德情操所影響。這就是普遍的經濟學初衷，完全與「蘇格拉底問題」相反——蘇格拉底說：「人應當怎樣活著？」

　　現代經濟學作為倫理學的分支，最終實現了無倫理和去道德化，這是經濟學始創時期的人們始料不及的。被尊為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曾經以《道德情操論》而名譽鵲起，並曾經長期擔任格拉斯哥大學道德哲學教授。經濟學與倫理學和政治學的徹底分離，使其成為財富工程學，財富以外的人類幸福均被視而不見的隔離。

　　人本是道德的產物，但在經濟學家眼中，每個人都是「經濟人」，人類的所有活動都是經濟活動，都可以被「成本」和「收益」所解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現代經濟學已經演變成為臭名昭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信仰GDP和財富數字的增長，而漠視人類真正的福祉。更嚴重的說，一個經濟學家為納粹服務也是不受置疑和譴責的。所以張維迎說經濟學是「理性選擇的科學」。

　　馬克思的《資本論》仍然保持了經濟學與政治學密切相關的歷史淵源，使政治經濟學達到發揚光大，政治經濟學因此成為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在計劃經濟時期的核心文化。這種政治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風牛馬而不相及，與其說它是經濟學，不如說它是政治學。馬克思站在廣大勞工階層的角度，以無產階級的利益為出發點，強烈譴責資本和資本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並堅信共產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30年前，處於崩潰邊緣的紅色中國擯棄了完全計劃經濟，開始了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改革。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逐步被現代經濟學所取代，上層建築主導了經濟基礎的發展步伐。從此，政治經濟學走向沒落，經濟學全面興起。

　　經過連續30年的市場化和去政治化洗禮之後，經濟學在中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當政治在中國變成經濟的時候，經濟學就成為顯學，而所謂的經濟學家就是這個國家的這個時代最顯赫的牧師和佈道者，他們的金口玉言如同聖旨一般，用來解釋市場這個上帝的教誨。這些炙手可熱的專家們甚至認為，中國已經形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好的經濟制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的經濟學只能是庸俗經濟學，中國許多經濟學家也算不得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拋棄了人類基本的價值判斷和道德底線，他們只是一些沒有良心的財迷和官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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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有一句話，「到過麥加的驢子也是驢子」。中國不乏像林毅夫這樣的御用文人。經濟學家樊綱以「不講道德的經濟學」名噪一時。作為中國御用經濟學家，擁有龐大家族產業的厲以寧就說：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只要把企業財產經營權改為「法人財產權」，國有企業的一切難題就迎刃而解了。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中國應該用就業促進就業，因為有一批人就業了，賺了錢他馬上會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賺錢的機會。

　　厲以寧還說：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中國窮人為什麼窮，因為他們都有仇富心理。我要為富人說話，不是為了討好富人。今天有些人罵富人，好像是給窮人出氣，其實他們是害了窮人。殺富濟不了貧，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將基尼係數農村城市分開計算，這樣中國貧富分化就不嚴重了。農民有望進入社會中產者階層。中國農民不要害怕當中產階級。

　　與「腐敗是潤滑劑」的官方經濟學專家針鋒相對，一批富有知識分子精神的經濟學家得到更多的社會關注。面對同樣的中國經濟，秦暉先生借用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尖銳地指出中國模式的秘密是血汗工廠的低人權優勢；茅於軾在《中國人的道德遠景》中，則更多地從公平正義的道德層面對中國經濟展開批判，而他的小額貸款實踐則開一時風氣之先，讓全社會更多地關注低收入人群的發展。郎咸平先生因郎顧之爭成名，成為批判國有資產流失的急先鋒。郎咸平曾經有一個打掃房子理論：我的房子需要打掃，就請了一個清潔工過來，他打掃完了，就說房間已經成為他的了。他將國有企業比作房子，將國有企業的管理者比作清潔工，屬於全體國民的國有資產就是這樣被流失、被管理者「合法」侵佔的。

　　還有很大一批經濟學家提出與官方思想不同和相反的學術觀點，他們更多的為底層民眾鼓與呼。陳志武強烈批評中國的「國進民退」和「官富民窮」。英年早逝的經濟學家楊小凱曾經說：中國所有的經濟問題說到底都是政治問題。即使今天高喊「發展是硬道理」，政治掛帥的桎梏並沒有絲毫放鬆的跡象。謝國忠和許小年不約而同地驚呼：在凱恩斯主義大旗下，中國經濟正步入權貴資本主義和權貴市場經濟的拉美化危途。被迫流落國外的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近年來在研究中國腐敗問題方面成果顯著，她直斥中國日益西西里化：政府行為黑社會化、公共權力私人化、政治暴力公開化與普遍化。

　　中國經濟改革的吹鼓手吳敬璉近年來極力呼籲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他指出，對於一個所謂「非人格化交換」佔主要地位的現代市場經濟來說，沒有合乎公認基本正義的法律和獨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執行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活動的參與人為了保障自己財產的安全，就只有去「結交官府」。於是，就出現了尋租的「新動力」。 由於尋租規模的擴大，腐敗活動日益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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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諾貝爾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說過一句話：世界上大多數人是貧窮的，所以如果我們懂得了窮人的經濟學，也就懂得許多真正重要的經濟學原理。當盧周來如同印度的阿馬蒂亞•森一樣，提出窮人經濟學的概念時，中國一批政績愛好者和GDP主義者相反地提出「市長經濟學」：市長就是一家市域公司的老總。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論證未來蘇聯經濟的組織方式時，把蘇維埃國家看作一個雇傭全體國民的超級公司。「計劃經濟」其實就是在一個超級國家公司里靠中央計劃指令配置資源的經濟體制。計劃經濟的理論講到底就是公司理論：當這個公司大到覆蓋整個國家的時候，公司內部的計劃、權威、命令和行政管理，就成為國民經濟運行的準則。

　　因交易成本學說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科斯指出超級國家公司的一個破綻：內部運行的組織成本過高，可能超過用公司形式而節約了的市場交易費用。如果那樣的話，超級公司在組織上就不合算，就要縮減公司規模、增加公司數目、擴大公司間的市場交易。

　　過去中國這家超級國家公司是政企合一、政經合一，如今中國從超級國家公司走出來，重新界定了權力，把行政權和經濟權下放。在缺乏合理分佈和有效約束的前提下，權力攪入市場交易，腐敗已經不是個別官員的道德問題，而已經是制度性問題。

　　亞當•斯密說：「在政府中掌權的人容易自以為是。他似乎認為他能夠像用手擺布一副棋盤中的各個棋子那樣，非常輕鬆地擺布偌大一個社會中的各個成員。他卻沒有考慮到棋盤上的棋子除了用手擺布會動以外，並不存在其他的運動規律。但是，在人類社會這個大棋盤上，每個棋子都有他自己的運動原理。如果這兩個原理一致，行動方向一致，人類社會這盤棋就可以順利地走下去，並且很可能是巧妙和成功的。如果這兩種原理彼此抵觸或不一致，這盤棋就會下得很艱苦。」

　　毋庸諱言，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各級政府已經成為特殊的利益集團。對這個利益集團而言，目前這種半市場半管制的狀態是最理想的，通過管制和審批「造租」，然後拿到市場上「尋租」，就是在市場上把審批權套現。如果推動政治改革，就會限制它「造租」的能力。權力轉化為經濟利益，這是印尼蘇哈托和菲律賓馬科斯的無恥道路。

　　事實證明，公司化國家必然形成「一種自上而下的統合機制(中央集權)和地方政府的相互競爭機制」。國家元首是這個公司的董事長、總理是社長(總經理)，副總理和國務委員是執行董事，而最高領導核心則是這個股份制集團公司的董事會。而地方轄區就是這個股份制集團公司的子公司以及孫公司。市的首長作為這個「孫公司」的經營者經營城市，經營好的話，有機會成為子公司的社長(省長)，而子公司經營者中的優秀分子則有望進入集團公司的董事會，成為更核心的人物。這種體制確實有利於強勢管理，甚至還有利於地方的發展。但是，同時也因為「強勢管理」而導致「企業內民主不充分」，「子、孫公司相互競爭，導致資源的浪費和這些『社長』們的權力過於集中滋生出腐敗」。徐賁撰文指出：「公司有錢，那是因為有了好的產品；政府有錢，那是因為收了過多的稅，提供了過少的社會福利和服務。國家不是公司，政府也不是老闆，所以國家或政府並不是越有錢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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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行政管理專家、著名的反腐敗研究專家保羅·哈里森說：「貪污腐敗是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內部的惡性腫瘤，它蠶食著人民與統治者之間互相信任的基礎，加重了發展中國家所具有的兩個關鍵性弱點：一個弱點是政治勢力與經濟勢力之間不光彩的聯姻，另一個是國家的軟弱性即無力實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規。」當西方經濟學回歸道德走向福利經濟學時，中國經濟學正去道德化，走向「市長經濟學」。諸侯經濟是張五常鼓吹的中國經濟奇迹中「做對的一件事」，腐敗成為一種「學費」和必需成本正為所有既得利益群體帶來精神安慰。中國經濟學家似乎總比政治學家和法學家更能容忍「腐敗」。從他們這些觀點來說，中國經濟學最為核心應當是腐敗經濟學。

　　改革伊始，國內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和法學精英就為官僚資本侵吞國有企業和全民財產創造了中國特色的腐敗經濟學，他們一改過去那種「饅頭不叫饅頭，叫碳水化合物」的深奧學術語言，專門為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創造了一系列極端通俗的經濟學理論，比如老鼠偷油理論，冰棍理論，爛蘋果理論，潤滑劑理論，靚女先嫁理論，醜女陪嫁理論等等。

　　最先沸沸揚揚鬧起來的是老鼠偷油理論，起因就是為當時貪污判刑的紅塔集團董事長褚時健鳴不平，在全國掀起了老鼠為什麼偷油吃的大討論，整個知識精英集團討論的最終結果就是，要想老鼠不偷油，就要事先餵飽它。用什麼來喂？就用國有資產喂；憑什麼用國有資產喂？因為國有資產如同冰棍，不喂老鼠就化了；與其白白化掉，不如讓老鼠吃掉。

　　中國許多經濟學家之所以堅持「腐敗有理」，是因為私下的權錢交易可以節約交易成本。建立市場經濟新體制的過程是權力由政府手中向市場轉移的過程，而要實現權力轉移，無非是兩種方法，一種是剝奪，另一種是贖買。進行強制剝奪成本太高，因此，通過腐敗的方式，一點一點將權力從政府的手中購買出來，最終交給市場，成本相對較小。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腐敗不但可以摧毀掉舊體制，而且可以建立起一個新體制」；「腐敗即使不是好，也是次好的」；「腐敗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有人用科斯定理解釋腐敗的合理性：腐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辦事效率，因此有利於經濟發展。所以腐敗是必不可少的潤滑劑，甚至是中國改革成功的秘訣。

　　這一系列讓人哭笑不得的腐敗經濟學理論，最終主導了國有企業改革方向，開始了所謂國企改革的最後攻堅戰：產權制度改革。

　　「是什麼促成了中國的經濟奇迹？」張五常在《中國的經濟制度》中用「水至清則無魚」這話來做現實主義的比喻：水池如果污染太嚴重，魚一定無法生存；在改變水質的過程中，理想主義的目標，是清除所有污水，把魚放到清水中，但這也只是理想主義而已，不具可行性；每個人都不希望看見污水，但改變水質最好也必然是漸進的過程。張五常認為「貪污只有在管制的情況下產生」，「我大膽建議，國家要送資產給高幹，或者說，以適當補償他們因改革而受到的損失，誘導他們棄官從商。這樣做在道德上也許說不過去，但就經濟效益而言，卻是大為可取的。合乎經濟原則的制度，是資產要有明確的權利界定，而權利屬誰是不重要的，這是科斯定律的核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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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五常的腐敗經濟學理論的核心是「以資產換特權，促進私有化。」或者說，是以產權賤賣換取效率。

　　「我曾對中央政府說，最好乾脆給這些人一大筆錢，把這些權力買下來，叫他們以後再不要利用這些權力了。」當然，張五常並不認為貪污腐敗對經濟發展是有益的，「如果一定要說一點貪污的好處，那就是用金錢補償特權份子或減少他們對改革的抗拒。」但他認為腐敗不可避免，而且中國的腐敗並不比其他亞洲國家更為嚴重。

　　中國傳統上將腐敗當作道德問題或者政治問題來對待，較少視為法律上的犯罪。西方法治國家一般將腐敗視為非法行為，這是對腐敗最一致的定義。美國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認為，腐敗是指國家官員為了謀取個人私利而違反公認準則的行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腐敗定義為，腐敗是濫用公共權力以謀取私人的利益。或者說，腐敗乃是通過關係而有意識地不遵從，以圖從該行為中為個人或相關的個體謀取利益。國際透明組織是一個專門研究腐敗危害的全球性學術機構，它對腐敗含義的解釋是，公共部門中官員的行為，不論是從事政治事務的官員，還是行政管理的公務員，他們通過錯誤地使用公眾委託給他們的權力，使他們自己或親近於他們的人不正當地和非法地富裕起來。

　　廣東茂名市委書記羅蔭國貪污16億接受調查時稱：「要說我是貪官，說明官場都是貪官。」 「憑什麼專整我？真讓我交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把茂名官場翻個底朝天。」「中國不就是腐敗分子提拔腐敗分子，腐敗分子反腐敗嗎？」 「像我這樣級別的，誰不能供出來百十個人？這太平常了！」

　　在透明國際編製的清廉指數中，中國在178個國家中排在第78位。香港政治經濟風險諮詢公司調查顯示，亞太16國中，印尼最為腐敗，腐敗滲透到各個層面，總統蘇西洛的反腐敗運動受阻，腐敗者利用腐敗來保護自己阻撓變革，反腐敗鬥爭反被腐敗侵襲。在2010年亞太最腐敗國家排名中，印尼得分9.07（滿分10分）。柬埔寨位列腐敗榜第二，其後依次是越南、菲律賓、泰國、印度、中國、馬來西亞、台灣、韓國、澳門、日本、美國、香港、澳大利亞。新加坡則被評為最廉潔的國家。

　　印度雖然是民主國家。但腐敗程度絲毫不遜色於中國。禁止貪污、監督官員的法令多如牛毛，但政府腐敗的本性難移，選舉把壞的政府淘汰，新選的依舊腐敗。2011年8月15日，印度慶祝獨立64周年之際，新湧現的「當代甘地」哈扎列（Anna Hazare）在新德里抗議貪污「無限期絕食」，和曼摩漢·星總理獨立節演說重申「反腐」決心形成尖銳諷刺。總理稱讚哈扎列說：「他已經變成我國人民對腐敗的唾棄以及關懷處理腐敗的結晶。」哈扎列說：「我著眼於窮人……他們不向政府官員行賄就無法及時辦事」。

　　經濟學家張維迎與張曙光無疑是國內腐敗經濟學的主力幹將。他們認為，既然掌握公共權力進行公益決策的人不肯輕易放棄和交出他們的權力，而改革又不能從其手中強奪，就只能通達腐敗與賄賂的錢權交易的方法進行購買。所以，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通過腐敗搞垮公有制來促進私有化。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樑，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

　　張維迎甚至提出了一個吐唾沫定律：公有制是一個大飯碗，需要有人往裡面吐唾沫；有人吐唾沫后，其他人認為這碗飯不能吃就走開了，一碗飯就屬吐唾沫的人私有。他認為，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餘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於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反腐敗力度在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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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有什麼樣的文化背景、價值觀和政治體制，人類自利的基本動機是完全一致的，每個人都要顧及自己的利益，包括自己的小家庭和小團體利益，並且使其利益最大化。腐敗行為將自利置於損害社會公平和他人利益之上，而這是人的天然慾望所帶來的貪婪導致的，或者說，這是一種普遍人性。要認識腐敗，就必須承認這種人類與生俱來的弱點。

　　阿克頓勛爵說過：「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權力如同資本一樣，在市場經濟中適用租佃理論。只要是權力，必然有尋租的企圖。美國經濟學家戈登·圖洛克在《特權和尋租的經濟學》一書中解釋他在華盛頓居住期間觀察到的一個悖論，與尋租帶來的巨大收益相比，尋租者付出的成本要低得多。

　　從經濟學的成本理論來說，當腐敗的收益大於成本時，腐敗就會出現和蔓延。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年度公報，貪污、賄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損失金額，2002年至2003年上升了9%，2003年至2004年上升了11.3%，2004年至2005年則猛增為34.3%。2005年與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達72%！權力的經濟價值的確正在大幅度提高，同樣程度的權力腐敗，可以牟取更多的非生產性尋租。中國官員腐敗被法辦的概率不高，以上的數據只是反映了查處案件的狀況，只是中國權力尋租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涉案金額中尚有很多無法獲知的數據，因此案件金額數肯定也是比實際金額低估的。

　　從經濟學上來說，腐敗是一種公地悲劇，它以犧牲多數人的利益來實惠一小部分人的行為。腐敗不僅侵佔公眾的基本權益，破壞正常秩序，妨礙經濟發展，而且鼓勵鑽營、鼓勵欺騙，從而破壞社會正常的道德秩序。據專家估計，中國每年被貪賄的黑錢大約佔GDP的5%,以2009年為例:2009中國GDP為33萬億,5%就是1.65萬億,恰好相當於那年全國賣地的收入,也相當於那年國家財政收入6.8萬億的四分之一、軍費開支4800億的3.4倍、教育經費1980億的8.3倍、醫療衛生費用1180億的14倍。

　　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腐敗的涵義僅僅局限於貪污、受賄和享受特權。但今天腐敗的形式以及日趨多樣和複雜，腐敗已經從官吏蔓延到社會的各個角落，記者、律師、醫生、教師、運動員和裁判等這些傳統上與腐敗幾乎沒有絲毫聯繫的職業，也已經成為腐敗的重災區。比如老師為了回扣強制學生購買教輔和文具，醫生為了回扣強制患者購買不必要的藥品和醫療服務，甚至軍隊車牌被倒賣給私人。

　　根據劣幣驅逐良幣理論，腐敗一旦產生，就會不可遏止的蔓延，最終無官不貪，無處不腐敗。可以說，腐敗大大提高了社會發展成本，但更糟糕的是，腐敗已經成為一種熟視無睹的全民行為。在中國，腐敗已經成為一種常態，社會對腐敗的容忍程度隨著腐敗的日益深化正水漲船高。雲南省麻栗坡縣委書記趙仕永因受賄索賄被判有期徒刑18年。他辯解道：那些不給錢就不辦事的人是「暴力腐敗」；像他這樣在為人辦好事的情況下收點錢，是溫和的，所以他說自己是一個溫和腐敗的縣委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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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上港英政府是依賴販賣鴉片起家，貪污腐敗成為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尤其殖民政府依賴警察管治，警察為非作歹、貪污腐敗到了半公開化的程度。為了強化港英政府的道德形象和正當性基礎，港督麥理浩在於1974年成立只對港督個人負責的廉政公署，肅貪倡廉，成效卓著。中國傳統上喜歡就事論事，一般都將腐敗歸咎於個人道德問題，比如古代的「內聖外王」和如今的「八榮八恥」理論。在關於腐敗成因、特徵及危害的研究方面，西方已經有制度理論、尋租理論、博弈理論、權力理論、現代化理論等成熟的理論體系。關於中國腐敗的根源，一般認為是由於政府代替市場所導致的尋租設租活動猖獗，政府公司化，官員商人化，官與商的界限日益模糊；另一方面，在體制上缺乏對過於集中的權力的有效監督，意識形態構成的價值體系已經崩潰，相關的法治秩序尚未建立。

　　美國人約瑟夫遜編撰的《斂財大亨》收錄了鐵路大亨亨廷頓的名言：「如果政客們敗事有餘，僅在賄賂下才行成事之職，那麼，我覺得，行賄就是我們的職責。」事實上，腐敗存在於各種體制下，墨西哥、義大利、法國、德國、韓國、日本的腐敗醜聞也不絕於耳。而台灣的陳水扁更是成為全世界的笑柄，昔日一國總統，如今身陷囹圄，其貪腐訴訟漫漫無期。去年，韓國前總統盧武鉉因貪腐醜聞而自殺。

　　從某種意義上，腐敗取決於一個社會和國家的公共治理能力的強弱，國家能力過強時，公民力量就會被強勢的官吏集團壓制，腐敗就會滋生；國家能力太弱，國家無力規範約束官吏集團，司法不彰，公民社會就會被腐敗污染。

　　中國的腐敗已經從個體型私人化的腐敗向制度化體制化的腐敗轉型，腐敗分子的生存空間日益廣闊，腐敗集團正走向組織化、網路化和系統化的生存發展之路。在經濟學理論中，腐敗是非理性的，它的存在本身對國家和經濟都是致命的。另一方面，腐敗如同病菌一樣處處存在，這讓它成為荒誕世界的理想伴侶，成為其操作系統，你甚至無需了解它的運行機理，但即使一個白痴也能掌握它，被腐敗的既得利益所引誘。

　　在震驚世界的中國足協貪腐醜聞中，中國足協集體蒙羞，號稱「金哨」「國哨」的陸俊剝落了往日的光環，成為中國最大的黑哨。裁判的腐敗直接導致足球比賽失去任何價值和意義。據說陸俊一直通過收受俱樂部的金錢財物賄賂，利用判罰尺度操縱比賽，進而影響比賽結果。陸俊收受賄賂讓球迷記憶最深刻的，是1998年大連萬達同廣州松日隊的比賽后，媒體報道出陸俊收受大連萬達20萬賄賂。當時陸俊將該媒體告上法庭並最終勝訴。而南勇在接受官方調查時，隨身攜帶著600萬元的銀行卡，據說他試圖通過賄賂擺脫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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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敗經濟學成立的前提是拋棄以往的道德理論，徹底引入經濟學理論，按市場化的經濟規律來分析腐敗的機理。也就是說，腐敗不應被視為一種道德問題，而應當將它看作一種經濟行為；腐敗的主體——人，應被視為經濟人，而非道德人。腐敗作為政治和法律行為並不特殊，它們與經濟行為具有相同的內在邏輯，因此誕生了公共選擇理論。

　　在道德範疇內，腐敗只能是一個不停循環的圓圈：權力——腐敗——權力。道德對腐敗的解釋是「自甘墮落」「覺悟不高」等等，道德對腐敗的救治措施是提高道德修養，否認人性的不完美。道德論者認為，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可以擁有權力，反過來，權力者必然比別人道德高尚。然後事實上，每個人都跟其他人一樣，既不更高尚，也不更無恥。這種認為一些人比另外一些道德更高的理論之所以荒謬，是因為它的「雙重標準」。雙重標準好比一個人戴兩隻手錶，這樣只能導致判斷迷失。

　　「雙重標準」在西方經濟學界之所以終結，是因為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塔洛克的公共選擇理論。公共選擇理論第一次將政府官員作為理性的「經濟人」看待——官吏與屠夫、釀酒師和麵包師一樣。「每個人只想追求自身的利益，但他受一直看不見的手引導，去儘力達到一個並非其本意要達到的目的。」斯密說：「我們對餐桌上佳肴的期待並不是來自屠夫、釀酒商和麵包師的仁慈，而是來自他們對自身利益的關心。我們不求他們博愛，只望他們自愛。因而我們也決不告訴他們我們需要什麼，而只說他們可以得到哪些好處。」

　　官吏與公民之間是一種存在交易的契約關係：公民以納稅的方式富裕官吏尊嚴而體面的生活保障，官吏則利用自身的資源為公民的公共利益服務。每一個官吏都在追求私利，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他工作，最終增進公共利益；如果官吏不盡職，那麼他就會失去他的工作和公民授予他的權力。

　　經濟學家弗里德曼評價說：公共選擇理論告訴我們，這個世界的聖徒追求自己的私利並不亞於魔鬼。這類似中國的古話「有錢能使鬼推磨」，官吏並不比我們更高尚。這一簡單的理論揭開了官吏身上所謂「崇高」的道德面具，「代表」、「模範」或「楷模」的神話頓時破滅。因此對於腐敗，只有制度性的競爭、獎勵和嚴懲，這才是唯一的符合經濟學的可行之道。

　　因此，對官吏講道德如同對婊子談貞操，或者對牛彈琴。套用亞當•斯密的話：我們對官吏的期待並不是要求他們多麼高尚，而是來自他們的自私自利；我們不求他們愛別人，只望他們懂得愛自己。我們不用告訴他們我們需要什麼，只需告訴他將獲得什麼好處或者什麼懲罰。

　　在深圳著名的大芬村，張秉堅建立了一個中國貪官畫像館，取名「恥辱堂」。每張肖像畫都是以粉色為基調，也就是百元人民幣的顏色。張秉堅說，這個作品沒有終點，但他不知道這個作品將來會以喜劇還是悲劇結局。此前中國公民自發建立了一些曝光官吏群體腐敗案例的網站，但大多都遭到官方權力機構的查封和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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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常常被稱為西方經濟學，西方資本主義本身就是經濟學的偉大碩果。在西方經濟學家中，蘇珊•露絲•阿卡曼最早提出腐敗經濟學這一概念。她是把腐敗和受賄置入一個「委託—代理」的框架。在這個框架內，如果第三方想以賄賂手段（即非法支付）來影響代理人的行為，而且這筆錢未上繳委託人，不管委託人的目標和利益是否因此受到傷害，「腐敗」就發生了。 「我的注意力不局限於那些與委託人的目標有衝突的支付，也不局限於那些被正式宣布為非法的支付。相反，我指的是，所有未上報上司而由代理人收受的支付。不過，許多第三方的支付確是非法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稱它為『腐敗』。」

　　約瑟夫·奈認為腐敗遠遠超出了「非法」的範疇。他將腐敗定義為由於考慮個人的金錢或地位而偏離作為一個公共角色所具有的正式職責的行為，或者是違反那些旨在反對謀求私利的規則的行為。腐敗是對正式的職責和規則的偏離行為，這似乎也已包含了「非法」性質的含義。合法與非法似乎成為定義腐敗的關鍵，如果脫離既定的政治和法律環境，一筆支付是否「合法」並不重要，特別是當這支付確能改善「效率」時。但如果一筆不合法的支付真能帶來「效率」的改善，那最理性的方法將這筆支付合法化，以此消除腐敗，比如中國對土地和汽車車牌的公開拍賣。

　　除過他們之外，還有一些經濟學家把政府腐敗定義成政府官員為了個人利益出售政府財產。這個定義抓住了第三者與代理人（而不是委託人）之間「權錢交易」的特徵，而腐敗是以公權謀私利的行為，背後隱含著一個「秘密」交易條件，也就是把不公開的私下交易視為腐敗。從經濟學來說，非法與合法的區別實際上意味著成本的差別。當然對整個社會來說，非法活動的成本更高。政府是某些公共品（包括信息）的唯一提供者，人們在市場上「買」不到這些東西。這種機會不對稱常常導致官員腐敗。

　　中國經濟學界常常將腐敗納入權力尋租的理論框架內。但尋租經濟理論所指的「尋租者」其實並不是指受賄的官員，而是指這裡的第三方的行為，也就是行賄者。在西方，沒有支付行為的尋租活動是經常發生的，如大量的遊說活動。即使伴隨支付的尋租活動也未必向個人支付。例如，政治捐款就不是向政客個人支付錢款的尋租活動。因此腐敗與尋租並不存在必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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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腐敗最大的危害是增加整個社會的運行成本，這種成本不僅包括經濟方面的成本，也有巨大的道德成本。面對社會整體沉淪的困境，中國人對腐敗的曖昧態度值得玩味，一方面，人們無比痛恨腐敗，另一方面，人們要羨慕腐敗。或者說，人們只痛恨別人腐敗，而不恨自己腐敗。去年那個悲傷的春天，連續發生了10餘起殺童慘案，一位楊姓小朋友在作文中寫道：「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殺那些貪官，你怎能殺掉這麼多可愛的孩子……」與之相反，前年有記者採訪廣州一所小學開學，問小學生們長大后想幹什麼，一個6歲的小女孩回答說想做貪官。

　　這種面對腐敗所表現出來互相矛盾的中國文化和社會基礎使中國的經濟模式是腐敗經濟學的現實實踐。馬基雅維里認為，社會的腐敗往往是國家權力造就的:「那些國王是多麼腐敗，假如有兩三個繼位者步其後塵，他們的腐敗開始傳播給眾人，而民眾一旦變得腐敗，便無革故鼎新的可能。」專制統治把人民訓練成奴性十足、沒有自尊、見利忘義的腐敗順民，「習慣於受君主統治的人民，即使偶然獲得了自由，也難以維持」。中國腐敗文化可以遠溯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多神文化。

　　中國是信奉多神的國家。我國古代人們信奉的眾多神靈中，灶神在民間的地位是最高的。灶神，俗稱灶君、灶爺、灶王爺，是天帝派駐各家的監察大員，是一家之長，負責監督一家老小的善惡功過，定期上報天庭，因而人們必須「媚於灶」，「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論語•八 佾 》）如果不討好灶神，他就會向上天告你的惡狀。灶神告什麼狀，天帝就會給你定下什麼懲罰。每年到了臘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灶王爺要升天報告一年的情況時，人們還要為灶王爺擺上供品，供上好吃好喝的，這就是所謂的祭灶。祭灶時，麥芽糖和酒是必不可少的，酒是為了讓灶王爺喝得忘乎所以，暈頭轉向，而麥芽糖又甜又粘，把它糊在灶神嘴上，一來灶神嘴吃甜了，就不好再惡言惡語，只能「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二來麥芽糖粘住嘴巴，想說壞話也張不開口，只能說個含含糊糊。中國人把「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軟」這一套人世生活經驗，也毫不例外地用在了對灶神的供奉上。說白了，祭灶是一種古老的腐敗行賄儀式。

　　不僅灶神，其實中國人對所有的神都是一樣的敬奉姿態，不管神如何不食人間煙火超凡脫俗，中國人認為「受人香火」就得「替人消災」。如果該下雨時不下雨，中國人先奉上豬頭賄賂龍王，因為人們認為有權力的傢伙都是應當腐敗的。但如果「給臉不要臉」，人們往往就砸了龍王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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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基雅維里曾說:「可以斷言，如果沒有腐敗，則騷亂與恥辱無傷大雅;只要有腐敗，則再好的法律也無濟於事，除非一個權力超常的人確保他們服從，使事物變得良善。」所謂「權力超常」就是專制權力。這就是中國的弔詭：專制導致腐敗，腐敗又導致專制。一般而言，權力的集中化是腐敗泛濫的溫床，權力的分散和競爭是消解腐敗的最好方法，所有的腐敗都來自於壟斷性的集權和極權。甚至神權的腐敗亦不例外。財產權是權力分散的必然手段，因此民主文化的濫觴無一不是財產權革命。財產權與權力的博弈過程中，權力強大時，腐敗就會滋生；財產權強大時，腐敗就會減弱。資本的集中同樣產生權力，股份化和反壟斷法阻止了資本的壟斷化趨勢。同樣，權力分解與財產權的神聖性阻止了極權和腐敗。這就是西方文化面對腐敗的理性應對。

　　亞當•斯密信奉自由經濟，他在經濟學的開山之作《國富論》中，堅決反對各種壟斷和權力濫用。他認為壟斷是對自然秩序的邪惡破壞，不公平的管制和政府干預只能危及人們的自由安全和公平，自由競爭只有在一個公平開放的構架之下才有可能生長和維持。他批判了現實中大量的反競爭限制，壟斷和特權所引發的腐敗嚴重損害了社會和國家的利益。在亞當•斯密眼中，道德、宗教和法律是市場的基石。他為後世的人們確立了一個標準——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一定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40年前，被稱為「經濟學家的良心」繆爾達爾完成了《世界貧困的挑戰——世界反貧困大綱》，在世界銀行資助下，他開始了一項宏大的發展援助計劃。多年以後，繆爾達爾向資助者道歉，因為發展援助資金悉數落入窮國的少數富人手中，窮人依然貧窮。他認為，社會進步的每一點成果都被官吏集團瓜分，政府落入富人和權貴手中，使原本不平等的社會結構更加剛性化。歷來主張取消美國對外援助撥款的保羅說過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對外援助就是將富國里窮人的錢拿去給窮國里的富人。」在辛巴威等幾個腐敗最嚴重的國家裡面，來自國際組織的款項幾乎是百分之百消失到了權力的黑幕後面。

　　作為地球上最無恥最悲慘的丐幫，北朝鮮是極權主義的極端標本，人們沒有任何財產權，權力之集中空前絕後。一方面饑寒交迫的民眾被阻止逃荒逃難，一方面以國家的名義四處乞討。正是這樣一個無比失敗和貧窮的國家，北韓最高領袖金正日在盧森堡歐洲銀行的秘密賬戶藏匿40億美元的應急基金。如果他被迫流亡海外，可用這筆錢繼續過他奢侈的生活。

　　在深圳進入而立之年的光輝歲月，深圳市長許宗衡和他的前任王炬一樣因貪腐落馬，這個「近年來國內最大的貪官」貪污20多億元，又一次刷新了世界紀錄。許宗衡是繼鄭少東、陳紹基及王華元之後，捲入黃光裕案的又一名副部級以上高官。許宗衡以「金錢開路」的投資方式，12年內從深圳市委組織部的一個處長平步青雲官至市長。曾有中央官員到深圳，許宗衡竟以30公斤現金相贈。許市長經常在官方媚體上信誓旦旦：要做「一個清廉的市長，不留敗筆，不留遺憾與罵名」，但私下他對好友說：「不能給他們白乾，一定要錢。深圳的情況從來沒有白辦的事，這是市場的規矩。」許宗衡堪稱中國最專業的腐敗經濟學家。

　　根據經濟學的邊際效用理論，腐敗大大降低社會總體的邊際效用，造成大多數人的貧困和少數人的揮霍。希望工程實施20年來，累計募集資金56.7億元，而許宗衡一介黑領就貪污公共資金20多億，這使發動全社會捐款的希望工程變得十分可笑。但希望工程的56.7億共資助346萬貧困學生，而許宗衡的20多億隻幫助一個流氓爬上權力寶座。前者與後者相比，其邊際效用不知要大多少萬倍。

　　2009年，美國媒體披露了一起「簡直無恥得不能容許的」貪污大案。在據說「如果不是美國最腐敗的州，也是最腐敗之一的州份」的新澤西州，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及國稅局在經過長達10年的卧底調查后，包括3名市長、2位州議員、若干猶太教士等共計44人因為貪污腐敗問題被捕，32歲的霍博肯市市長卡馬拉諾三世被控收受發展商2.5萬美元賄賂，錫考克斯市市長埃爾維爾被控收受1萬美元賄賂；里奇菲爾德市市長蘇亞雷斯因非法收受1萬美元現金遭起訴。貪污數額如此巨大，以至於美國聯邦調查局「防腐辦」的負責人埃德·卡赫（Ed Kahrer）說：「這次如果不是在全國來說最惡劣的一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

　　12

　　在極權主義和重商主義的鼓舞下，中國成為腐敗的重災區。每年僅僅三公消費（公款吃喝、公費旅遊、公車）就超過1萬億。中國社科院財貿研究所上周發布的《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09/2010》顯示，按全口徑計算的中國政府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2009年達到32.2%，這也就是說，我們創造的財富有近三分之一都被政府和官吏集團佔有。今年兩會報告說，2009年共有26,226名官吏因為貪污腐敗被判刑，其中8人為省部級。以腐敗案件3%的超低立案率，遭到法律懲罰的僅是微乎其微的冰山一角。在中國，從來都是黨紀大於國法，在黨紀面前，法律是不存在的。在早些時候，中國《檢察日報》一篇報導提供了幾個驚人的數字：66％的貪污腐敗官員和80％的濫用職權的官員僅僅受到行政內部處分，逃脫了刑事制裁；而從 2003年到2005年，共有33000多名服刑腐敗官員被保釋。

　　隨著加入全球經濟體系，中國的腐敗環境日益成為一種國際污染。雖然中國政府在懲罰跨國企業行賄罪方面不遺餘力，但面對內部日益腐爛的體制依然無所作為。在國際壓力下，2007年中國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9月正式成立國家預防腐敗局。去年年初，「反腐律師」王榮利先生先後發布了50萬言的《中國反腐敗報告》和《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

　　與無官不貪的政府部門相比，自稱「共和國長子」的官企之腐敗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王榮利統計了30多位腐敗的官企老總，貪污受賄總額近10億，人均貪污受賄3千多萬元；另外還挪用公款近13億元。這些官企經理大多均為政府任命的處廳以上幹部，擁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頭銜。中石化總經理陳同海一次受賄就達1.6億餘元，並與盟友山東省委副書記杜世成共用情婦李微，日均揮霍公款達4萬元。近日，中國最暴利的官企中移動黨組書記兼副總裁——張春江因貪腐東窗事發，據傳系「獸獸門」引發。

　　之前，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黨組書記兼總經理康日新，僅從他家的別墅三樓上就搜出7000萬歐元現金，相當於7億多元人民幣。去年重慶市舉辦了宣傳該市打黑成果的展覽，當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是用收繳來的2000萬現金堆出來的一座「金山」，重慶市得抓35個黑老大，才趕得上一個中紀委委員的「手筆」。悲觀一點講，中國國民幾十年千辛萬苦所創造的國民財富，早已淪為了一場供權力角逐掠奪的饕餮盛宴，宴席主角和成員便是披著「公務員」外衣的龐大黑領群體。劉志軍案現已逮捕15名局級以上官員，共涉案金額達2000億。相當於年收入5萬共計400萬人一年的收入；可以建134萬所希望小學；可以夠800萬個貧困大學生生活一年；可以讓3570萬人交一年的失業保險；可以供養8500萬中小學生免費讀書一年。

　　中國的歷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腐敗的歷史，當一屆皇權統治腐敗到無法收拾的地步時，那麼中國就會推倒重來，人口減少一半以上，財富減少一半以上，罪惡減少一半以上，就這樣周期性的發作，周而復始，2000多年來毫無創意。

　　中國春秋時期的智者曹劌曾說：「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腐敗經濟學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短期性和即時性，「有權不用，過期作廢」，

　　對自身短期利益的追求使其往往損害他人或集體的長期利益。極力鼓吹「國家主義」經濟學的凱恩斯曾經挖苦道：如果從長遠的看，我們都會死掉。那位「朕即國家」的路易十四確實說過：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

　　1840年的鴉片戰爭說到底是一場反腐敗戰爭，所有的鴉片都通過中國官吏走私進入中國，走私的失控說白了是腐敗的失控。清廷將面對腐敗的憤怒遷怒於鴉片，繼而遷怒於生產鴉片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從而引發了一場近代革命。真可謂「反腐敗要亡黨，不反腐敗要亡國。」在拒絕反腐的清廷亡國之後，蔣介石的中華民國繼續這出悲劇，國家在腐敗中易主。

　　13

　　晚清的同治中興與被迫對外開放有關，腐敗的中國竟然擁有一個世界上最高效最廉潔的海關係統，這個年輕的中國海關提供了三分之一以上的財政收入，使搖搖欲墜的清政府一直苟延殘喘到20世紀。

　　中國海關是兩個初出茅廬的英國人創建的。1855年，清廷延請23歲的李泰國出任上海海關稅務司（中國海關前身）。李泰國在走私猖獗、人手匱乏的惡劣情況下，依靠勤奮的工作和堅定的信念不徇私情，打擊走私漏稅、貪污腐敗、弄虛作假等陋習，上海港成為一個世界有名的模範海關。李泰國之後，不到30歲的赫德出任新創建的中國海關委員會總稅務司。這個僱員來自數十個國家的國際性海關機構在赫德的領導下，成為當時最高效廉潔誠實的海關，每年給清政府上繳的貢獻超過清廷全部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赫德給海關的定義是：我們的目標是盡一切努力從各方面為中國服務。赫德雖然位高權重，但他決沒有以權謀私，提拔那些不稱職的熟人，「我只看重個人才能」。他給一個托關係找工作的熟人寫通道：「你在上海無法找到工作，你不會漢語，我不能把碼頭交給你管理。我給你的建議是別再來中國。」嘔心瀝血的赫德一直在中國海關任上工作到1911年去世，長達近50年。

　　在那個外有割地賠款，內有飢荒戰亂的艱難歲月，赫德領導下的中國海關為捉襟見肘內外交困的清廷提供了極其珍貴的經濟支持。大廈將傾獨木難支，可惜被腐敗無能、拒絕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把持清廷體制已經朽木難雕病入膏肓，滿懷希望的赫德只能留下「可憐的中國官員」的悲憫慨嘆。

　　甲午戰後,容閎認為中國問題在於:「不外夫中國行政機關之腐敗而已，尊自太后，賤及吏胥，自上至下，無一不以賄賂造成。賄賂之為物，予直欲目之為螺釘，一經鑽入，即無堅不破也。簡言之，吾人之在中國，只需有神通廣大之金錢，即無事不可達其目的。事事物物，無非拍賣品，孰以重價購者孰得之。」 1895年的紐約時報載文稱，「清國官場腐敗危及人類道德——大清國是一個既污穢又醜惡的國度，它的存在是一種時代錯誤。」事實上，腐敗是中國傳統的一部分，中國模式說白了屬於腐敗經濟學範疇，只有通過中國的腐敗理論才可以將一切奇迹詮釋清楚。這種經濟學理論與西方的現代經濟學理論一樣，應當拋棄倫理學和道德學的成分，而保留了政治統治的思想。

　　經濟學認為，任何人任何組織在任何情況下都會追求利益最大化。既得利益群體的所作所為證明了這一點。對中國來說，腐敗也是一種極其成功的御官之術，腐敗是一種成本，雖然高昂，但是必需。這是穩定的代價，而穩定是發展的基礎。

　　60多年前，經濟學先知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強烈批判了計劃經濟和權力經濟對人類的危害，甚至預言了半世紀后蘇聯經濟體系的崩潰。而中國從來就不乏有真才實學有良知的經濟學家。2000多年前，司馬遷在《食貨志》中最早提出自由市場理論，反對鹽鐵官營模式。北大經濟學先驅馬寅初先生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敢於揭露國民黨的腐敗和發國難財，在1949年以後又因為發表人口問題的見解而橫遭批判，但歷史永遠會記住馬寅初。多少年後，我們才會發現，中國經濟學家中唯一的智者就是楊小凱。只有從政治意義上來看，才能看懂被稱為奇迹的中國模式。說白了，中國的經濟模式是一種腐敗模式，高昂的腐敗成本使經濟必須保持著高速增長，只有這樣才能避免倒退，才能避免社會矛盾爆發，才能避免政治崩潰。

　　14

　　中國與西方不同，西方擁有現代，而中國擁有歷史。中國不懂現代，正如西方不懂歷史。因此中國從無制度性的反腐敗，聰明的中國人都知道，每個人只要做官或者擁有了權力，他必然要腐敗，如果哪天某人因為腐敗失去權力——失去腐敗的機會了，那麼一定是因為政治鬥爭或官場內鬥失敗的結果。隨著官吏集團在全球範圍內的日益坐大，腐敗必然成為一種人類經濟的趨勢。

　　美國作家約翰·珀金斯在《帝國金錢遊戲》中所揭示出來的全球性腐敗黑幕並不遜色於中國，這個世界的黑暗程度比我們所看到的要嚴重得多。在現代社會，每個人實際上都是一條拴在樹上的狗，而那些握有公權力的官吏群體，往往不擇手段地延長繩子的長度，甚至割斷繩子。盧梭認為人類的不平等起源於私有制，如今，腐敗使這種不平等更加嚴重。在權力和金錢的奴役下，腐敗是一種無法擺脫的罪惡，但高貴的人類是不屈服的，會一直鄙視腐敗，腐敗只能在陰暗的地方生長，非法和非正義，這是腐敗經濟學最不幸的死穴。

　　南北戰爭之後美國進入所謂「鍍金時代」，社會空前富裕，但另一方面是腐敗現象如同傳染病」一樣突然迸發，全社會都深卷其中。金融界和政界關係密切，通過錢權交易雙方都獲得暴利；貪贓枉法是警界常事，警察定期向酒吧、歌舞廳要黑錢；種種犯罪分子往往是各有「門道」，可以少判、減刑甚至不受任何懲處。此時的腐敗已不是個別人、個別現象，而是一種整體性腐敗，是一種社會的病態。「一旦貪污腐敗以同樣一種形式在各地出現，那麼這種普遍的罪惡一定是有自身原因的非個人的結果，而不是某些壞人道德敗壞的偶然事件。」也就是說，主要是制度、體制上的原因。

　　在此關鍵時刻，美國新聞界掀起的「扒糞運動」（muckraking）有力地制止了腐敗的蔓延滋生，促進了美國社會的改良，使其躲開了一場重大危機。「扒糞者」之說出自總統羅斯福之口，他把專門揭醜的記者比作《天路歷程》中的「扒糞者」：手拿糞耙，目不旁視，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滿目都是地上的穢物。

　　「扒糞」運動揭示了腐敗並不來自「唯利是圖」的商人，而是來自失控的權力。這促使社會猛醒，人們開始與各種醜惡現象作鬥爭。各種立法如潮水般湧來，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純凈食品和藥物管理法、肉食檢查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在婦女選舉權、創製權、複決權、罷免權、選民直接投票的預選、減少任官人數、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勞工、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都作了重大改革。遏制了腐敗的滋生，迅速緩解了已呈劍拔弩張之勢的社會矛盾。

　　1978年，美國政府頒布了《政府官員行為道德法》，后修訂為《道德改革法》。設立由總統直接領導的廉政署主要職責是管理政府各級官員的財產申報事務和監督政府官員的道德行為。對故意提供虛假信息的人，司法部可提出刑事訴訟，判處最高25萬美元的罰款或5年監禁。

　　15

　　宇文泰是北周開國的奠基者，他學習曹操作北魏的丞相，挾天子令諸侯。宇文泰曾向可與諸葛亮齊名的蘇綽討教治國之道。

　　宇文泰問：「國何以立？」

　　蘇綽答：「具官。」

　　宇文泰問：「如何具官？」

　　蘇綽答：「用貪官，反貪官。」

　　宇文泰不解的問：「為什麼要用貪官？」

　　蘇綽答：「你要想叫別人為你賣命，就必須給人家好處。而你又沒有那麼多錢給他們，那就給他權，叫他用手中的權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處了嗎？」

　　宇文泰問：「貪官用我給的權得到了好處，又會給我帶來什麼好處？」

　　蘇綽答：「因為他能得到好處是因為你給的權，所以，他為了保住自己的好處就必須維護你的權。那麼，你的統治不就牢固了嗎。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沒有貪官維護你的政權，那麼你還怎麼鞏固統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著不解的問道：「既然用了貪官，為什麼還要反呢？」

　　蘇綽答：「這就是權術的精髓所在。要用貪官，就必須反貪官。只有這樣才能欺騙民眾，才能鞏固政權。」宇文泰聞聽此語大惑，興奮不已的說：「快說說其中的奧秘。」

　　蘇綽答：「這有兩個好處：其一、天下哪有不貪的官？官不怕貪，怕的是不聽你的話。以反貪官為名，消除不聽你話的貪官，保留聽你話的貪官。這樣既可以消除異己，鞏固你的權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對你的擁戴。其二、官吏只要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貪墨為借口滅了他。貪官怕你滅了他，就只有乖乖聽你的話。所以，『貪官 』是你用來駕御貪官的法寶。如果你不用貪官，你就失去了『反貪官』這個法寶，那麼你還怎麼駕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擁戴，他不聽話，你沒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會引來民情騷動。所以必須用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隊伍，使其成為清一色的擁護你的人。」

　　他又對宇文泰說：「還有呢？」

　　宇文泰瞪圓了眼問：「還有什麼？」

　　蘇綽答：「如果你用貪官而招惹民怨怎麼辦？」

　　宇文泰一驚，這卻沒有想到，便問：「 有何妙計可除此患？」

　　蘇綽答：「祭起反貪大旗，加大宣傳力度，證明你心繫黎民。讓民眾誤認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責任都推到這些他們的身上，千萬不要讓民眾認為你是任用貪官的元兇。你必須叫民眾認為，你是好的。社會出現這麼多問題，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執行你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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