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中國與阿爾巴尼亞是1949年11月23日正式建交的。建交后的頭10年裡，兩國關係發展正常。應阿爾巴尼亞政府的請求，中國政府從1954年開始向其提供一定數量的援助。
　　1960年6月，在由12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召開的會議上，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代表團散發了蘇共中央6月21日給中共中央的通知書，宣稱列寧主義若干原則已經過時，指責中共是教條主義，從而拉開了圍攻中共的序幕。會議期間，惟獨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團長、阿黨內第三把手希斯尼·卡博態度堅決，他力排眾議，發言表示不同意蘇共批評中共的做法。
　　正是因為卡博代表阿爾巴尼亞維護了中國，赫魯曉夫便對阿打擊報復：撕毀協議，撤走專家，停止一切援助，並於1961年12月同阿斷交。中阿兩黨在反修鬥爭中走到了一起。當時，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裡，阿爾巴尼亞是惟一支持中國共產黨的。隨著反修鬥爭的深入，中國和阿爾巴尼亞對一系列國際問題有著更多的共同點和相似點，雙邊關係不斷加強和發展，兩國領導人互訪頻繁，中國對阿的禮遇規格和輿論宣傳突出拔高。來訪的阿重要代表團都要安排毛澤東、劉少奇和周恩來接見。
　　1966年11月，阿爾巴尼亞勞動黨舉行第五次代表大會。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康生，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參加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11月2日，康生向大會宣讀了由毛澤東10月25日簽署並署名的致阿黨「五大」的賀電。
　　賀電說：「以恩維爾·霍查同志為首的光榮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在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重重包圍中，堅定地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紅旗。」「英雄的人民的阿爾巴尼亞，成為歐洲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的明燈。」
　　賀電說：「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南斯拉夫鐵托集團，一切形形色色的叛徒和工賊集團，比起你們來他們都不過是一黃土，而你們是矗入雲霄的高山。他們是跪倒在帝國主義面前的奴僕和爪牙，你們是敢於同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敢於同世界上一切暴敵戰鬥的大無畏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賀電還說：「在蘇聯，在南斯拉夫，在那些現代修正主義集團當權的國家，已經或者正在改變顏色，實行資本主義復辟，從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英雄的社會主義的阿爾巴尼亞，頂住了這股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逆流。你們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路線，採取了一系列革命化的措施，鞏固了無產階級專政。你們沿著社會主義的道路，獨立自主地建設自己的國家，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你們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提供了寶貴經驗。」
　　賀電滿懷激情地說：「『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中阿兩國遠隔千山萬水，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我們是你們真正的朋友和同志。你們也是我們真正的朋友和同志。我們和你們都不是那種口蜜腹劍的假朋友，不是那種兩面派。我們之間的革命的戰鬥的友誼，經歷過急風暴雨的考驗。」「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在我們一邊。國際無產階級在我們一邊。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在我們一邊。全世界90%以上的人民大眾在我們一邊。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我們不怕孤立，也絕不會孤立。我們是不可戰勝的。一小撮反華、反阿爾巴尼亞的可憐蟲，是註定要失敗的。」
　　賀電指出：「當然，我們前進的道路不會是筆直的、平坦的。請同志們相信，不管世界上發生什麼事情，我們兩黨、兩國人民，一定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勝利在一起。」
　　康生在大會上宣讀後，霍查立即敞開手臂，同他熱烈擁抱、親吻，並拿起賀電，讓與會者觀看，會場里爆發出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毛澤東—恩維爾（霍查）」的口號聲不絕於耳。從此，「世界上兩隻雄獅，一隻在歐洲，一隻在亞洲。恩維爾—毛澤東，哥倆同根生」的歌聲響遍「山鷹之國」的四面八方。
　　中國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是世界上表示支持的惟一執政黨。當時，毛澤東每每接見阿爾巴尼亞代表團，都離不開「文革」話題，並由此變成了「最高指示」，在國內各單位下達「不過夜」，中央機關人員紛紛敲鑼打鼓，以示慶賀，而阿爾巴尼亞駐華使館的外交官也上街遊行，表示歡迎。人們當時對這種不正常的方式私下裡稱為「出口轉內銷」。

中國對阿援助基本情況

　　自布加勒斯特會議以後，對「歐洲偉大的社會主義明燈」，中國竭盡全力地進行經濟援助。上世紀50年代，中國對阿援助主要是以貸款形式向阿提供一些物資。1961年春，蘇聯中斷了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中國除了向阿爾巴尼亞提供了幾十萬噸糧食以外，還提供了2.5億元外匯人民幣的援款，承擔了19個成套項目，幫助阿實現了瀕於夭折的第三個五年計劃，解決了阿的燃眉之急。
　　1966年，阿黨政領導人對「文革」公開給予高度評價和大加讚揚，並頻繁地派高級代表團訪華，一再要求我增加援助。1968年春，蘇聯武裝佔領捷克斯洛伐克，阿黨堅決譴責並退出「華沙條約組織」。同時，阿也積極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為此，中國大力支援阿的「革命」和建設，從經濟到軍事，從物資到現匯，給予了全面的、大量的援助，並使這一援助達到頂峰。這一期間，阿政府經濟代表團兩次來華商簽了兩筆巨額貸款協定（協議金額共16.5億多元外匯人民幣，承擔成套項目49個），幫助阿進行了第四個五年計劃（1966—1970）和第五個五年計劃（1971—1975）的建設。
　　概括起來，自1954年至1978年，中國向阿共提供援款75筆，協議金額為100多億人民幣（其中一般物資佔28%強，軍事物資佔43%強，成套項目佔25%強，現匯佔2%強），阿成為我對外援助受援國人均數額最多的國家。中國援阿成套項目共計142個，其中已經建成的91個，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設的23個，已經考察和進行設計的17個。中國為阿爾巴尼亞興建了鋼鐵、化肥、制鹼、制酸、玻璃、銅加工、造紙、塑料、軍工等新的工業部門，增建了電力、煤炭、石油、機械、輕工、紡織、建材、通訊和廣播等部門的項目，大大提高了阿的工業化水平。應當強調指出的是，中國向阿爾巴尼亞提供的大量援助，正是在中國「三年困難時期」，以及後來在粉碎「四人幫」和遭受唐山地震，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中國盡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最新最好的設備、機械、拖拉機、車輛等提供給阿，僅糧食就達180萬噸。同時也應承認，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中國的經濟和技術還比較落後，有的援阿項目超過了中國的經濟和技術負擔能力，上馬顯得頗為吃力。為了完成阿的複雜項目，中國在無實踐經驗的情況下不得不先在國內進行大量試驗和試製工作，甚至動員了全國26個省市的100多個單位參加，並建立專門的實驗工廠。為此，中國還有兩人犧牲了生命。
　　阿在國際市場上賣不出去的一些劣質商品，如香煙、童裝、紡織品等都強行塞給我們包銷。人們可能還記得，一毛二一盒的「鑽石」牌香煙，就是阿爾巴尼亞的。價格雖然便宜，但人們並不喜歡，就連他們自己的最高領導人霍查，也不吸本國煙，而吸的是筒裝的「大中華」（霍查稱「天安門」香煙）。記得那是1974年的一天，中國使館突然分給使館和分社每人兩筒中華牌香煙，說是「贈品」。後來大家才知道，這些香煙是中國為霍查專門製造的，而且根據霍查的要求，香煙雖不帶過濾嘴，但對尼古丁做了專門的處理。1973年，霍查心臟病首次發作，醫生建議他戒煙，他才斷了43年的吸煙歷史，而由中國運去的最後一批香煙也就不要了，使館便分給了使館人員。
　　中國人節衣縮食、勒緊褲帶，萬里迢迢，很不容易運去的大量鋼材、機械設備、精密儀器等，阿方隨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風吹雨打。我們的專家看到這樣嚴重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淚。有些援阿專家（在援阿年代里，先後有近6000名工程技術人員遠離家鄉，赴阿爾巴尼亞工作）對當時對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裡說了一句「打腫臉充胖子」，卻遭到了批判。當我人員向阿方提醒不要隨便浪費時，阿國人竟毫不在乎地說：「沒關係，壞了，沒有了，中國再給嘛。」阿的胃口越來越大，什麼都想要，數額一次比一次加碼，幾億幾十億的要，填不滿的無底洞。阿以小欺大，強我所難，把向我索要援助看做是理所當然，認為援助是中國天經地義的責任。
　　在上世紀60年代初，為了緩解飢餓，中國擠出極其寶貴的外匯，從國外進口一些糧食。但只要阿爾巴尼亞說需要，中國就把進口的糧食送給他們。1962年，阿駐中國大使雷茲·馬利列到中國要求糧食援助，找到外貿部部長李強，無果；後來還是找到劉少奇解決了問題。恰巧當時，缺糧食的中國向加拿大進口了大批小麥，幾艘載滿小麥的中國輪船正在大西洋駛往中國，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國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麥。
　　
耿飈大使如是說

　　1969年5月16日，老資格的外交家耿飈赴阿任中國駐阿大使。他是中國共產黨九大後派出的第一位大使。
　　耿飈大使通過與阿領導人的接觸和實地調研發現不少「異常」情況，正如他在回憶錄中所述：「我從阿領導人的談話中發現，在他們對我國的讚揚中，也包含了一些不值得讚揚的事情，特別是『文革』中的『極左』思潮和做法。例如，對於造反派、紅衛兵嚴重違反我國外交政策的錯誤行為，也在讚揚之列。開始時我以為這是由於他們不了解中國情況的緣故，就把我國政府對這種錯誤行為的看法和處理情況，向他們作了介紹和說明。但是，後來我進一步察覺阿方領導人對有些國際問題的觀點同我們中央的觀點之間，並非如原來所認為的那樣一致，而是隱含著深刻的分歧。」
　　耿大使強調說，「特別令我感到憂慮的是我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問題。我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鎖、存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從1954年以來，我們給阿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90億元人民幣（協議金額100億），阿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達4000多元，這是個不小的數字。我們援阿的化肥廠，年產20萬噸，平均一公頃地達400公斤，遠遠超過我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而軍援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國防的需要。霍查曾經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謝胡還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李先念副總理訪阿時，曾問謝胡，你拿我們那麼多東西打算什麼時候還？他說，根本沒有考慮過還的問題。」

　　耿飈同時指出：「阿還存在一種向歐洲發達國家生活水平看齊的思想，如他們在向我們提出援建電視台時說，要做到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而當時在我國，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黑白電視機的擁有量都少得可憐，更不用說農村了。我們幫他們搞了紡織廠，但他們沒有棉花，我們還要用外匯從埃及買進棉花給他們。他們織成布，做了成衣，還硬要賣給我們。在援助物資的使用上，我看到：馬路邊的電線桿，都是用我國援助的優質鋼管做的。我們援助的化肥，被亂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憑日晒雨淋。類似的浪費現象不勝枚舉。這種情況，引起了我的思考。我想，對友好國家進行援助，這符合國際主義原則，但必須注意兩點：一是要按照我國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據對方實際需要和運用援助的能力。像現在這樣『有求必允』的援助法，加重了我國的經濟困難；對阿方來說，只能養成他們的懶惰和依賴心理，而無助於他們的經濟建設。」

中阿關係出現裂痕

　　應當承認，阿爾巴尼亞在為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上，是出了大力的。對此，中國人民始終牢記在心。另外，中國還首先從阿爾巴尼亞引種了油橄欖，謝胡總理作為給周總理的禮物贈送的油橄欖樹苗迄今仍在中國茁壯成長，成為「中阿友誼」的象徵。然而，中阿即使在上世紀關係最好的時候，雙方也在一系列國際問題上存在分歧。霍查白天對我大談友好，夜裡寫日記時卻發泄不滿，甚至大罵中國。他於1962年初至1977年底期間的有關中國的「政治日記」以《中國紀事》為書名分兩冊出版，於1978年1月黨內發行、1979年9月公開發行，同時還翻譯成外文發行到國外。也不知道這些日記是他當時寫的，還是後來補寫的。因為有例在先，阿黨歷史及霍查的其他言論集再版后許多事實和內容就被顛倒或是面目全非了。比如：《霍查言論集（1963—1964）》（1977年地拉那出版）中發表的他在阿國慶節前的講話中的一段是這樣講的：
　　「修正主義在中國共產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其他兄弟黨所進行的堅定的、英勇的和原則性的鬥爭中遇到了頑強抵抗。」而在該選集1980年再版時改為這樣：「修正主義在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其他兄弟黨所進行的堅定的、英勇的原則性的鬥爭中遇到了頑強抵抗。」
　　又如，原來的說法是：「中國共產黨、我們黨、其他兄弟黨和所有馬列主義者都英勇地進行了反對修正主義分子的背叛政策的鬥爭。」而新的說法是：「我們黨、其他兄弟黨和所有馬列主義者英勇地進行了反對修正主義分子的背叛政策的鬥爭。」
　　霍查把「中國共產黨」統統刪掉了！
　　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毛澤東和黨中央果斷抓住機會，爭取扭轉中蘇關係惡化的趨勢。毛澤東提議並經黨中央討論決定，由周恩來率代表團祝賀十月革命47周年，以了解蘇聯新領導的真實動向，尋求團結對敵的新途徑。阿爾巴尼亞不同意中國的做法，他們決定：決不去莫斯科，同赫魯曉夫的繼承人勃列日涅夫決不和解！
　　1969年9月，越南國家主席胡志明逝世，阿爾巴尼亞應邀派代表團參加葬禮。霍查任命政治局委員馬爾科為團長。馬爾科抵達河內后即同率領中國代表團的李先念副總理聯繫。李先念告訴他，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將前來參加胡志明的葬禮。馬爾科當即問李先念：「如果您和柯西金打照面怎麼辦？」
　　「如果他向我伸手，我也向他伸手，因為我們兩國有外交關係……儘管我們兩黨之間存在意識形態分歧……我們已經邀請柯西金在從河內返回莫斯科時在北京停留，他已經接受了邀請。」李先念回答說，而馬爾科則神色茫然。他在琢磨：是不是要和柯西金握手？雖然他事先知道該怎麼回敬柯西金，但為了不出事，他還是用密電向霍查請示：如果遇上蘇聯總理怎麼辦？
　　霍查命令：不！
　　馬爾科還轉達了李先念的問題：恩維爾同志是否願意於10月份參加中國國慶20周年慶祝活動？
　　地拉那又發出一個大字：不！
　　這是霍查對邀請柯西金去北京的反應。
　　柯西金和李先念在河內是否見了面、握了手，不得而知，但肯定未與馬爾科握手。
　　柯西金在北京逗留期間發生了什麼？霍查命令阿爾巴尼亞所有媒體絕對不予報道，就好像沒有那麼回事。霍查卻掌握每一個細節。通過阿通社發給他的內參告訴他，周恩來總理用雙手握著柯西金的手。霍查感到十分不快。
　　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阿同我在國際共運、意識形態、全球戰略、向我索要援助等方面，產生嚴重分歧和碰撞越來越多。1971年7月到8月，霍查異乎尋常地在亞得里亞海濱的都拉斯避暑勝地呆了很長時間。他在準備定於當年11月召開的阿黨「六大」報告。回到地拉那后，他繼續寫報告，幾乎不公開露面。但是，3條機密消息從秋天起就擾亂了他需要的平靜。這些消息使他十分不安，尤其是這些消息都是通過阿爾巴尼亞信使從北京緊急送來的。
　　第一條消息：阿爾巴尼亞駐北京大使羅博被告知，中國共產黨由於國內原因，將不派代表團參加阿黨「六大」。
　　第二條消息：林彪從公眾生活中消失，中國壓根兒不再提他的名字，就好像他已不存在。羅博大使說，所有這些消息是從他的同行——其他國家駐華大使那裡聽到的。據他們說，林彪謀害毛澤東和企圖發動政變未能得逞后，乘軍用飛機逃跑，飛機起火，墜落在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無疑，他的飛行方向是蘇聯。
　　霍查很不高興，因為他沒有從中國政府那裡得到關於這一極其重要事件的消息。他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從中國領導那裡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這時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完蛋的真情。
　　第三條消息：在美國總統特使、國務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訪北京后，確定美國總統尼克松於1972年2月正式訪問中國！霍查氣炸了，他驚訝得無法沉默。
　　當人們在北京證實關於「毛澤東與尼克松會晤」的突如其來的消息后，霍查於8月上旬，以阿黨中央名義致中國共產黨中央毛澤東主席一封上萬言的長信，全面闡述了阿的立場，指責中國這麼大的事為什麼不事先同阿商量?霍查在當時屬於絕密的信件中說：「我們認為，你們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決定是不正確的、不受歡迎的，我們不贊成、不支持你們這一決定。我們堅信，其他國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產黨人不會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對中國的訪問。」因為中國的做法「在原則上和策略上都是錯誤的」。
　　從此，中阿之間政治分歧日益嚴重。起初，阿主要領導人對我方先進行內部指責，繼則公開影射，進而阿媒體發表不點名批判文章。阿方不僅把反對的矛頭指向中美關係的改善，說中國共產黨搞機會主義，而且公然批判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1977年7月7日阿黨報根據霍查「七大」報告的論調撰寫了長篇編輯部文章《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文章雖未點名，但目的很明顯，就是試圖公開挑起中阿論戰。它說三個世界理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革命的」，是國際共運中的「機會主義變種」，旨在熄滅階級鬥爭，否認當代基本矛盾；說「三個世界理論是宣揚和推行種族主義，要統治全世界，奴役全人類，是反革命和沙文主義的理論」；說不結盟國家的理論主張是「中庸」路線，是「調和矛盾的路線」，「不結盟國家的理論和三個世界的理論，是帝國主義的兩頭怪物」，說「中國要當第三世界的領袖，坐不結盟的第一把交椅」。
　　就在中阿關係處於低谷的時候，中國駐地拉那大使館新館發現了竊聽器。
　　1983年，我新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郗照明抵達地拉那。剛下飛機，前去迎接的阿外交部禮賓司長就迫不及待地對他說，阿方已為中方修建了新館，希望在3日內搬遷。我駐阿原使館址靠近阿黨中央和部長會議，阿方即使在兩國關係好時也一直對我起疑，擔心我對它搞什麼動作，老早就想把我館遷走。根據原來的計劃，新館址在拉納河北岸，與新華社分社、專家宿舍同在一個區域，以便於對中國人統一管理。新館實際上已經建成，在當時的外國使館中當屬最大、最好的，但兩國關係一壞就泡湯了，改做別用。
　　考慮到兩國關係冷淡，以及阿方要我儘快搬遷的情況，全館人員於1984年內自行搬遷。自阿禮賓司司長提出要我搬遷館舍之時起，我方就預感到阿方對新館舍可能做了一些手腳，便請求國內派安全保密檢查組來新館進行檢查。檢查組人員在使館牆體的深處，發現了用高標號水泥和鋼筋包裹著的竊聽器裝置，而這種有線竊聽裝置竟是「MADE  IN  CHINA」！安全保密組的人員輪流作業，順藤摸瓜，循著竊聽纜線挖下去，先後在機要室、研究室、商務處、會議室、大使官邸等處總共發現了35枚竊聽裝置，幾乎覆蓋了全館，等於使館全天候都處於被竊聽狀態。我駐外使領館中發現這麼多竊聽裝置，是罕見的。
　　
鄧小平叫停援阿

　　自那以後，阿爾巴尼亞不顧後果地日益惡化兩國關係，反華調子日高，兩國關係愈益緊張。國內有的同志認為，對阿寧可忍耐一些，不要太急，不要像蘇修那樣，造成我對阿報復的印象；這在政治上對我有利。時隔不久，復出后執掌黨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鄧小平同志在外交領域採取了第一個重大決策和斷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對阿爾巴尼亞停止援助，撤項目，甩包袱，果斷地擺脫中阿關係的畸形狀態。
　　我外交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精神，由余湛副部長主持，蘇歐司和外經部的有關同志起草關於停止對阿援助的報告和照會。1978年7月7日，即阿發表批判「三個世界」理論的編輯部文章《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正好一年，我公布了外交部照會。報告指出：一個時期以來，阿領導集團出於內外需要，對我由影射攻擊發展到公開反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仍繼續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報德，對我援阿工作不斷刁難，設置障礙，明明是阿方不負責任造成的過錯，反誣我「懷有損害阿經濟的蓄意圖謀」。阿採用各種手段，妄圖壓我多給東西，快給東西。由於阿在反華道路上越走越遠，雙方的合作基礎已被阿方破壞殆盡，迫使我再也無法履行協議。針對上述情況，我應抓緊時機，撤回專家，停止對阿成套項目、一般物資、軍事裝備和現匯的全部援助。報告經國務院批准后，外交部協同各援阿職能部門，對停援和撤回工程技術人員的實施辦法進行了周密安排。同時，對我撤援后阿的走向也做了估計，並制訂了應對方案。
　　作為對中國外交部1978年7月7日致阿爾巴尼亞大使館照會的答覆，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和阿部長會議於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即公開信）。該信標誌著中阿關係的公開破裂。在後來的歲月里，兩國關係就是霍查所說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關係了」。其時，霍查開足輿論工具的馬力，他本人甚至不顧帶病的身軀，親自披掛上陣，對我國當時的內政外交進行全面攻擊、全盤否定。對我國主要領導人指名道姓地批評和攻擊說「中國是最危險的敵人，比蘇聯更危險，因為中國打著反修的旗幟，而實際上是真正的修正主義」，「中國從未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也沒有建立社會主義」，「中國搞四個現代化是想當超級大國」。說鄧小平1978年訪日，「是為加強日本軍國主義者和中國修正主義者的聯繫服務的，鄧對中國人民的劊子手提出了友誼的保證」；鄧小平訪問東南亞「是為帝國主義在這一地區的帝國主義戰線服務的」。誣衊我同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發展關係是在巴爾幹和歐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指責我停止對阿援助是「反革命、反動行徑，是中國對阿的出賣」。

　　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區選民發表講話，竟公然把中國列為「主要敵人」。他在隨後出版的《中國紀事》一書中則全面反華，甚至號召推翻中國現領導，同時為「四人幫」鳴不平。「四人幫」倒台後的4個月里，阿爾巴尼亞一直對這一消息嚴加封鎖，隻字不提，而阿通社的《內參》卻做了充分及時的報道，轉載了新華社、《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的有關社論和文章，並在黨內下發了通報、進行了傳達。阿國朋友私下對我們說：「領導有指示，關於反映中國國內情況的外國電視節目可以看，但不許評論，更不能同中國人談論。」
　　霍查對中國的攻擊面之廣，就連我駐阿大使及其他人員都不放過，胡說什麼中國武官和新華社記者都是「中國間諜」，居然誣衊中國駐阿大使館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務部門派過來的，等等不一而足。至於許多對華友好的人士，那就更沒說了，統統「定性」為「中國間諜」，重則被投入監獄，輕則被解職後下放勞動。
　　對於霍查瘋狂反華，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指示說：「大人不見小人怪。」隨之，中國對阿採取了「四不」方針，即不過於重視、不予置理、不與之論戰、不主動惡化關係，贏得阿國百姓的同情。
　　（王洪起，新華社高級編輯，前駐地拉那分社兼駐斯科普里分社首席記者）
（責任編輯　楊繼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