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可親

你這樣回答嗎?

作者:Brigade  於 2019-4-30 02:52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轉文|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比裔美籍司禮義神父談「醜陋的中國人」
  張香華


  耶穌說了這話,旁邊站著一個差役,用手掌打他說:「你這樣回答大祭司么?」耶穌說:「我若說得不是,你可以指證那不是;我若說得是,你為什麼打我呢?」

  ──《約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二節
  和司神父相處,常給你驚奇的經驗。
  在館子里,面無表情的女侍把菜單扔到我們面前,司神父悄悄問我:「你知道她為什麼這種態度?」我還沒找出適當的答案,他卻幽默地說:「她不喜歡我。」
  街上,幾個年輕女孩走近,司神父望著T恤上印著外文的一位叫我看,我說我不懂法文。司神父為我翻譯,那幾個字的意思是:「來亂搞我!」他搖頭嘆氣:「她一定不知道這個意思。」
  司神父住在台北市萬大路附近,那一帶拜拜風氣很盛,大街小巷處處是廟宇,和私人開設的神壇。司神父告訴我:「昨晚這裡上演酬神戲,你知道他們演什麼?」我答:「布袋戲。」心想這回一定答對了。誰知司神父的答案是:「他們表演脫衣舞。」
  ──今年七十餘歲的司神父,是比利時裔的美國人,前後十餘年在中國內地以及台灣的生活體驗,使他對中國十分熟悉,加上他是中央研究院研究殷 墟文字的學者,他對中國語言、文字、民俗的研究,已有五十年之久。從一九三○年起,司神父開始習中文,曾經是趙元任、陳世驤兩位語言學家的學生;一九五五 年得柏克萊加州大學東方語言學博士,他精通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臘文、拉丁文,熟諳中文、西藏文、蒙古文、梵文、日文。一九三七年,他到中國內地北 方,一面傳教,一面做中國民俗研究、歌謠收集工作,並用英、法、德文等多種語言,發表過學術論著三十餘種。
  我告訴神父,我很吃驚,因為他老是提醒我這個中國人,身邊許多習而不察,或察而不覺的現象。我心想,為什麼不請他就「醜陋的中國人」這個主 題,說說他的看法。以他對中國人的了解之深,對中國人的感情之濃,加上他來自西方文明世界的精神,他豐富的學識和修養,一定會給我們帶來跨國性和跨民族性 的啟示。
  司神父說:「你不在乎我的話令你驚奇?」
  我說:「我正在期待你給我最大的驚奇。」
  司神父本名Paul L-M. Serruys,司禮義,是他的中國名字,從這個名字,看出他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可是,司神父答覆我的禮義之問,卻說:「禮,是很好的東西,是人類行為的 規範。但,中國人只講禮,不講理。於是禮的好處就變了質。因為禮應該接受理──正確的原因(the right reason)的指導。」
  「義難道不是正確的原因?」我說:「我們中國人一向有『禮義之邦』之稱。」
  「禮義之邦?」司神父沉吟一會,「我沒聽說過。『義』字的英譯,應該是Right或者還有一個意義相近的字Justice。可是我認為中國 人最缺乏的,就是社會是非觀念(Social Justice)。中國人講的義,是用來要求別人而設的,人人都覺得自己是例外,可以不必遵守。也就是說,中國人的『義』是雙重標準。」
  我問:「從什麼事情,使你對中國人產生這樣的印象?」
  「交通現象就是一張中國社會的圖畫,」司神父說,「中國人對作為一個國民,應該盡什麼義務,完全沒有觀念。交通規則在中國,只是訂來要求別 人遵守的,自己不但不遵守,一旦受到指責,立刻覺得沒面子。又譬如說,我今天這樣批評中國人,大多數中國人的反應,恐怕是生我的氣。平時,常常有人說我太 驕傲,或者來勸我,不能用西方文明世界的標準談論中國人。其實,我很不願意傷中國人的感情。」
  「不見得人人都會生你的氣,我就不會,」我說,「我也不怕感情受傷,我就是盼望聽聽你傷中國人的心,傷得有沒有道理。」
  司神父舉一個例子:有一次,在一項學術會議討論過程中,司神父提出與某位中國學者不同的意見,對方從頭到尾都不理不睬。甚至從一開始,這位 學者聽到司神父有不同的意見,就非常不高興,立刻面露慍色,拒絕和他討論。第二天,司神父親自到這位學者的辦公室,準備再試試和他溝通。誰知道學者明明在 辦公室,卻教秘書小姐說:「不在。」司神父只好知難而退。
  「所以,」司神父說,「我覺得和中國人講理,比登天都難。有時候,你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他用逃避問題的態度來對待你,使你無計可 施。其實,根本的原因是,他不想講理,因為講理會使他失去面子。你想,連學術界都只講面子,不講理,造成權威和壟斷,又如何能要求一般的人民講理?」司神 父接著說:「當然,有時候,我和中國學者在一起討論問題,我提出不同的意見,也有學者會說:『我不同意你,不過,我現在說不出道理,等我回去想想,再來和 你討論。』然而,能用這種態度來討論問題的,實在沒有幾個。」
  我問:「你是不是認為中國人講禮,妨礙了講理?」
  「其實,講禮和講理,是可以同時進行的,」司神父強調,「但必須經過學習,同時要有起碼的彼此尊重,能力也要相稱,才能夠講理。至於『禮義之邦』大概是中國人後來附會的說法,應該稱『禮樂之邦』才對,因為中國歷史上說周公制禮作樂。」
  司神父對中國古籍了解之深,令我驚訝。
  「紀元前五世紀蘇格拉底時代,希臘人自稱是『理樂之邦』,」司神父用筆寫出中文「理」字,表明不同於「禮」字,「他們非常重視音樂,認為音 樂是理的完美表現,理如果脫離音樂,就像人生失去了美。希臘人的人生哲學,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kalos k'agathos,前面一個字kalos,是『美』,後面一個字agathos,是『善』,中間一個k'是kai的簡寫, 
是『和』的意思。希臘人認為,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達到kalos k'agathos,美與善合一。善,存在於理中,美,表現在音樂里,所以,希臘人自稱『理樂之邦』,和中國人自稱『禮義之邦』,是很有趣的東西文化對照。」
  我靜靜地聽著。
  「不過,」司神父說,「中國人講『禮』,卻只是虛禮———面子,『理』則受到壓抑,不能伸張。且音樂的藝術功能,在整個中國文化發展中,一 直受不到重視,連帶和文學結合的戲曲,也發展得很遲。直到十三世紀元朝,蒙古的統治者,還不懂向中國民間藝術伸出政治高壓的巨掌,中國戲曲才開始得到萌 芽。」
  中國人的禮,就是面子,司神父的話像一記春雷。
  「另外和音樂相關的詩歌,中國也和希臘詩歌,大不相同,」司神父說,「中國人沒有史詩(epic),沒有像荷馬那樣壯闊的史詩。中國人的 詩,常常只寫一己、一時、一地的感受。詩意(image)雖美,但只注重個人,不著重對大自然的觀察和描寫。即使寫,也只是用來烘托個人的感受,更不要說 對整個民族觀照的史詩。還有一點奇怪的是,蒙古人和漢人不同,蒙古人有史詩。」
  「這個原因是什麼?」我問。
  「我還不是很清楚地知道,只是發現這個現象。也許你可以告訴我,中國人為什麼輕視這些?」
  聽到司神父的問題,然而,我的思維卻仍環繞在他前面講的「中國人的禮,就是面子」那句話上久久不去。我回想起,不久前和司神父一起用餐的一 幕: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家裝潢十分高雅考究,取個洋名叫Royal,中譯作「老爺」的餐廳,三樓的明宮廳供應中國菜。我們去的那天,生意非常好,等 了一會兒,終於等到一張剛空出來的桌子。司神父和我坐定后,女侍把前面客人吃剩的菜肴撤去,就在染了一攤醬油污漬的白桌布上,加鋪一小塊橘紅方巾,立刻擺 上我們的碗筷。她的動作,嫻熟而自然。司神父等女侍走開后,指著露出醬油污漬的白桌布,說:
  「你看,這就是面子!加上一塊小紅巾,就有了『面子』,下面是什麼,骯不骯髒,就不需要計較了。」
  平時,常聽到有人說:
  「這是太不給面子了……」
  「不給面子,就是存心跟我過不去嘛!」
  「賞臉的話,請……」
  「這樣做,真是夠有面子……」
  這類話,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豈不比比皆是!在這一張張「面子」之下,我們中國人是不是忽略了「裡子」?我們的生活中,類似「老爺餐廳」高貴的金碧輝煌之下,掩蓋著多少醬油污漬,又有多少人注意到?
  神遊到這裡,才想起我無法回答司神父的問話,於是我問:
  「你是語言學家,從語言上,中國人的思考方式和西方人有什麼不同?」
  「中國人的語言,和其他國家的語言,並沒有不同,」司神父簡潔地說,「中國人常常喜歡自負地說,中國語言是獨一無二的,這個態度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的態度一樣,其實,這是膚淺、幼稚的說法。」
  「中國語言動詞沒有時態變化,」我說,「名詞沒有單數、多數之分,不是和西方語言不同嗎?」
  「那只是表達方式不同,並不是語言系統、思考邏輯上的不同。例如:中國人用『過』、『了』表示時態,用『兩個』、『三個』表示數量,並不是 說中國人沒有時態或數量觀念。中國人可以用語言,把思想表達得非常精確。問題關鍵在,中國人想不想表達得清楚?如果他不想表達清楚,他就可以表達得很模 糊。」
  「請進一步說明,好嗎?」我請求。
  「中國語言在文法上,可以省略主詞,英文卻絕對不能。因此,你如果存心想講不清楚,也可以用語言使別人誤會,」司神父說,「中國人在語言 上,並不特殊,我認為真正特殊的是中國的文學,那裡面有中國人特有的精神。可是,現在研究自己文學的中國人,偏偏拿中國的文學來和西方文學並論,用西方人 研究文學的方法來做『比較文學』,用這個方法研究中國文學,是行不通的。」
  「你的意思是說,語言只是傳達觀念的工具,觀念差異,言語就有差異,是嗎?」我問。
  司神父同意地點點頭。
  「你認為是什麼樣的觀念,影響中國人生活形態最大?」我接著問。
  司神父直截了當針對我所盼望聽到的主題,說:
  「我認為造成中國社會落後,有一個原因來自中國人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太大。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 者,食於人。』這句話支配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行為,使中國人的知識無法實驗,知識和技術無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上。而西方的學者往往是手拿釘鎚、斧頭的 人。在西風東漸之前,中國學者,是不拿工具,不在實驗室中做工的。西方的知識、技術,卻在實踐的過程中,獲得不斷的修正和突破。而中國人縱有聰明的思考 力,精於算術,很早能發明火藥、羅盤、弓箭,卻沒有辦法推動科技,發展機械文明。因為,在儒家思想影響之下,高級知識分子的領導階層,輕視用手做工。機器 的發明與運用,只限於末流的平民階段,大大地阻礙了知識的發展。」
  我承認這是中國士大夫階層的特徵。
  「身居領導地位的知識分子,高高在上,和大眾生活脫節,知識的斷層,使中國人思考與行為分家,嚴重地妨礙中國社會的進步。」
  司神父提起一位已故的中國考古學家李濟先生,他說:「其實,以上這個見解,是李先 
生說的,我只是同意他的意見而已。」
  李濟先生當年在河南安陽,親自參與挖掘古物出土,結果被人誤當做幹活的粗人的經驗,使他說了上面一段話。而司神父在山西大同一帶,做民俗、 歌謠、語言的研究工作時,由一位乞丐帶著他深入民間,到處尋訪。他曾經用一個制錢換一句俚言的方法,向圍繞在他四周的中國孩子,交換俚語。而當地的人,對他這種行徑,視作怪誕,甚至把他當做一個瘋子。所以,司神父覺得中國人的學問,完全被儒家士大夫的傳統觀念架空。
  「另外,阻礙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化國家的原因,是缺乏法治和民主的觀念,」司神父繼續他的話,「中國的法律,從很早開始,有唐律、宋律、明 律、清律,但,基本觀念只有一種,就是犯罪法,也就是人觸犯了法律,應接受什麼樣的刑罰。而羅馬法基本上有二:一是公民法,讓人民知道,天生下來自己有什 么權利。另一才是犯罪法,讓人民知道,觸犯了刑案,得受什麼處罰。這二者相輔相成,既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所以,人民對法律產生重視和遵守的心理。
  反觀中國,在西化之前,人民對自己的權利毫無概念,甚至連一己的性命,都認為是君王所賜,更遑論其他。傳統中國社會中,權勢假道德之名行使統治,領導階層稱為民之父母,人民只知道服從權威,完全沒有現代法治的觀念,這是基本上很大的錯誤。
  在這種單軌法律統治之下,中國人不知道法是可以保護自己的規則。所以,對法律只有產生畏懼、逃避,甚至枉法、違法,基本上是因為不知道尊重法律的緣故。」
  司神父下了一句斷語:「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孔子那個時代『以德化民』的政治理論,完全沒有立足餘地。」停了一會,司神父看我保持沉默,他繼 續說:「一個國家在上述那種單軌法律治理下,五千年之久,不是一代、兩代就能改變,因為人民一下子還不能去掉根深蒂固的思想。所以,也不能怪人民,這實在 是歷史文化累積的結果。譬如,今天的中國人仍然對民主毫無概念。」
  「我們已有選舉和立法機構。」我說。
  「民主是現代化國民的生活方式,人民必須知道怎麼樣做一個國民。受了苦要知道怎麼樣去奮鬥、爭取,不是只坐著等政府來改善。我最常聽到中國人民對不合理的事的抱怨是:『沒有辦法!』對空氣污染如此,對交通紊亂也如此,一切都『沒有辦法』!」
  司神父感慨地說:「歸根究底是,中國人民並不真的想改善!」
  「請你再說說,」我說,「中國人受了那麼多苦難,專制、腐敗、戰爭、貧窮、外侮、內亂,層出不窮,是不是這些阻礙了中國的進步?而且,世界上別的國家受難之後,很快能復興,為什麼中國不能?」
  司神父思如泉湧,情感澎湃,表現出他對中國觀察之深,對中國人寄望之殷。聽到我提出這個問題,他一口氣提出了下面幾個看法。
  他認為中國復興得慢,起碼有幾個原因———
  第一,中國人只有家的觀念,沒有國的觀念,中國人的美德、忠誠、愛心、保護力,都以家為目標,一切努力,到此為止。
  司神父說:「中國人的心目中,國家是一部收稅的機器,也是一部剝削人民的機器。因為,在上位的人不管人民是怎麼過活,他本身是這部機器的受益人;在下位的人民,是這部機器的被剝削者,他沒有辦法抗拒剝削,變成一種惡性循環(Vicious Circle)。」
  「你會不會太悲觀了一點?」我問:「你不覺得我們在進步?」
  「也許是有點悲觀,但大致上說來,我覺得中國進步得太慢。至少,中國人對國家的觀念,到目前仍是一成不變,」司神父心情沉重,說,「中國有 些在上層領導的人物,本身是個好人,可是,他們就是不懂別人是怎麼活的。這種上下層人物不能溝通,是很可悲的。又有些人,從貧窮出身,但,一旦當權之後, 不但不再設身處地,站在原來自己那個階層發言,甚至,故意不提自己的出身,反而認為窮人是懶惰、活該。」
  司神父引用自身一個例證,說明中國人很怕面對自己的弱點。他從書架上拿出一疊資料,翻出一篇台北一位名詩人楊君的詩,拿給我看。「我知道他,楊君是他寫詩的筆名,他姓王,曾經在台大……」我的話未完。
  「這是一九七六年,他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時寫給我的詩:《獻給一位比利時漢學家》。因為,他當時需要一份教職,要我介紹他到華盛頓大學任 教,本來他對我很尊敬,也很感激。但,有一回,他在課堂上講授詩歌,他的學生對他的講法有疑問,轉來請教我,而我的講法和他有所抵觸,從此,他就不再理我 了。這次在我來台灣之前,曾寫信給這位先我回台任教的詩人楊君,他竟不回我的信,那麼,使我覺得他以前的獻詩是一種偽造的作品。」司神父一面說,一面摩挲 著楊君寫給他的詩,我接過來,看到詩句中說———
  你看到每棵樹都在長大繁榮枯萎
  而且互相支持著護衛著
  我感覺得到,這位曾經受過司神父推薦的中國詩人楊君,已經在司神父的心中枯萎了。
 
  司神父忽然振作地說:
  「我們再來談國家問題吧。」
  「第二,中國文明發展到清初,達到了極點,自以為四海之內,惟我獨尊,閉鎖的心態使中國對外來的一切,毫無心理準備去接受,老大與僵固,封鎖了中國人向外學習的能力。
  第三,中國人被船堅炮利的事實說服,發現必須向西方吸收科技時,中國在內政上矛盾與衝突百出,在派人到西方學習科技的主張上,也缺乏一套統一的政策。和日本相比較,日本可就有計劃得多。他們一旦認定這是生存之道,馬上選派最好的人才,到西方去深造。」
  「我親眼看到那時被派到比利時的中國留學生,」司神父說,「有些資質不好,通不過考試,被學校淘汰,卻從此居留下來,中國政府沒有想辦法更 換。日本則不然,日本在選派人才時,十分嚴格甄選,一旦在外成績不佳,馬上另派人來替換,而且,學成之後,一定要回國建設。中國的留學教育,就缺乏這樣一 套有效的辦法。」
  「第四,中國民族性不如以色列強悍,中國人一切聽天由命慣了,以色列人則還擊力(fight back)很強,遇到苦難,他們會掙扎,要對方付出代價。中國人是『算了,算了』。一句話,一筆勾銷。
  第五,中國人不知道法治為何物,德國人則向來惟法是從,對紀律之重視,舉世無匹。所以,希特勒只是因緣際會,在優秀的日耳曼人身上,建立自 己的功勛,並不是他本身有多大能耐,而是人民訓練有素。正因此,二次戰敗后的德國,很快就找到自己復興的軌道。中國人的『沒有辦法』,與德國人的『守 法』,正好相反。
  從以上五點來看,中國人之所以復興得慢,實在是有以致之。」
  司神父結束了縱橫的議論,久久無語。
  「你知道嗎?」在沉默了一陣之後,司神父說,「我是一九三七年到中國來的。在我來中國之前,很早就對中國好感與好奇。我十四歲時,第一次讀到利瑪竇到中國的故事,種下了我日後到中國的種子。另外有件事,使我對中國人困惑不解,更促成了我親自到中國來的動機。」
  司神父曾經讀到一篇報道《賽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在紐約》,應中國留學生邀宴的文章。賽珍珠在筵席間當場宣布,她準備把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翻譯成英文,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文學時,在紐約的 中國留學生頓時提出異議,這些留學生認為把中國下層社會的黑暗面,打家劫舍、殺人越貨、吃人肉等殘酷的暴行,介紹到外國去,無疑是一件丟中國人臉的事,他 們希望賽珍珠翻譯一本描寫中國人純潔無邪的書。司神父對這些留學生的意見,感到異常震驚,他說:
  「他們是高級知識分子,卻持這樣的看法,認為《水滸傳》是中國人的恥辱,難道不知道世界上無論什麼地方的人,都有情慾,都有人性的黑暗面? 有誰會因莎士比亞寫邪惡的人物、淫蕩的女子,就會輕視英國的文化?因此,這些中國留學生給我的印象是,他們自欺得厲害。這種『自欺』(Self- delusion),實在是中國人的好面子,喜歡矇騙一切真相的根本原因。」
  「中國人有沒有優點?」我想從另一個角度,看看這位外國人對中國人的評價。
  「當然有,」司神父首先舉出了「忠心」(loyalty),「和中國人相處,開始時他們很多疑,但一處久了之後,他們對人非常忠心。」
  「什麼叫『忠心』?」我問。
  「譬如,他們會竭盡所能來幫助你,為你服務,保護你。中國人當他們一旦和你成為真正的朋友時———雖然,那往往要經過很長的時間,他願意無條件為你做許多事,且不求回報。
  其次,中國人很富於外交能力。中國人天生就富口才,個個是外交家。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他們都有很強的說服力,他都有令人難以拒絕的本領,使你為了說一個『不』字,感到很不好意思。」
  「那算是優點嗎?」我問。
  「起碼,那是一種性格的特質(Quality),」司神父說,「中國人的忍耐力是驚人的,是巨大無比的。」看過中國農村貧苦生活的面目,體驗過中國人近代紛亂迭起的變遷,司神父說,「我沒有看過比中國更能吃苦的民族。」
  「另外一點,」司神父繼續說,「中國人對知識學問充滿了崇仰,學習被看做很重要的事。」
  「柏楊說,中國人喜歡上學,卻不喜歡讀書,」我提出質疑,「你以為如何?」
  「中國人的確喜歡上學,對學習甚至崇敬般感動,但,他們的動機我還不清楚。」
  在語言學和甲骨文中鑽研數十年,躋身於中國學術界最高階層──中央研究院的司神父說,「在中國,絕大多數時候,我都和中下階層的中國人相 處,偶然才和上流社會的中國人打交道。我發現上流人士中,有許多正派、高尚又仁慈的人,然而,有一項不變的事實是,這些上流人士對中國傳統社會體制中產生 的嚴重不公,毫無知覺──這種社會體制目前仍持續保持。雖然,他們有時慈悲為懷,但,身為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對這種不公應負責任,應採取變革,竟毫無概 念。從頭到尾,他們一貫的想法,就是不要任何改變。」
  我想起寫《資治通鑒》的司馬光,正是這樣一個典型。
  「保持既有,不求改變,正是儒家的精神,」司神父見我墜入沉思,繼續高昂地說,「中下階層的小市民當然在整個國家現代化的建設中,並不是完 全清白無辜,但,他們那種對苦難的承擔,和無休無止做苦力的精神,與生俱來的謙卑和殷勤,實在是令我心折,儘管他們語言粗魯,但,在我的面前,他們從不失 敏感和纖細。」
 
  從客觀立場來評估中國傳統文化的司神父,在他發表了那麼豐富的言論之後,我想聽聽他再談談儒家。
  「你對儒家是全盤否定?」我問。
  「應該這麼說,」司神父又補充說,「對儒家負面影響的看法,我曾經遭受過很強烈的反對。我必須承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許多不同的角度。 但,總括來說,後來的儒家學派,對中國社會是一點助益也沒有。雖然,在早期儒家著述中,『對暴政有革命權利』的思想,偶然也曾靈光一閃,但,卻後繼無人, 即使有,也不曾發生過影響力!」
  「我提出了中國人那麼多的缺點,我想我一定完了,大概有很多人會因此憤怒不已,」司神父重提他的憂慮,他認為一個外國人要批評中國人是一件 危險的事,因為忠言畢竟逆耳,「不過,我這些『醜話』,一點也沒有『醜化』中國人的意思。有些人是沒有辦法懂的,就好像我常常找不到東西時,我會開玩笑地 向旁邊的人說:『我真的需要一位太太來幫我的忙!』立刻就有人覺得我的話驚世駭俗,把我當做一個行為不檢的神父來看待,你說糟不糟!」
  「我聽得懂你的話,」我告訴司神父,我說,「我完全懂你的意思,因為,我也常常找不到東西,我比你更需要一位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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