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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鳩男爵(八) : 中國

作者:Brigade  於 2019-3-11 02:20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轉文|通用分類:文史雜談


文/陸幸生

對於中國政體的特色,也即建立在「三綱五常」男尊女卑基礎上的所謂的科舉制度與專制政治體制的緊密聯繫,所謂的禮教德治及其虛偽性,孟德斯鳩也作了一些很中肯的評論,他說:

「中國的立法者們所做的尚不止此。他們把宗教、法律、風俗、禮儀都混合在一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道德。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品德。這四者的箴規,就是所謂禮教。中國統治者就是因為嚴格遵守這種禮教而獲得了成功。中國人把整個青年時代用在學習這種禮教上,並把整個一生用在實踐這種禮教上。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宣傳;生活上的一切細微的行動都包羅在這些禮教之內,所以當人們找到使它們獲得嚴格遵守的方法的時候,中國便治理得很好了」。(第313頁上冊)「有兩種原因使這種禮教得以那麼容易地銘刻在中國人的心靈和精神里。第一是,中國文字的寫法極端複雜,學文字就必須讀書,而書里寫的就是禮教,結果中國人一生的極大部分時間,都把精神完全關注在這些禮教上了;第二是,禮教裡面沒有什麼精神性的東西,而只是一些通常實行的規則而已,所以比智力上的東西容易理解,容易打動人心」。(第313頁上冊)「那些不以禮而以刑治國的君主們,就是想要借刑罰去完成刑罰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即,樹立道德。一個公民,因為喪失了道德的觀念,以致違犯法律,刑罰可以把他從社會裡清除出去。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喪失了道德觀念的話,刑罰能把道德重新樹立起來么?刑罰可以防止一般邪惡的許多後果,但是,刑罰不能剷除邪惡本身。因此,當中國政體的原則被拋棄,道德淪喪了的時候,國家便將陷入無政府狀態,革命便將到來」。(第313314頁上冊)

對於基督教在中國所遇到的遭遇的原因,孟德斯鳩是這樣論述的,他說:

「要在中國建立基督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貞女誓言、婦女在教堂集會、她們和神職人員的必要的來往、她們參加聖餐、秘密懺悔、臨終的塗油式、一夫一妻--所有這一切都推翻這個國家的風俗和習慣,同時也觸犯它的宗教和法律」。(第314頁上冊)「基督教,由於建立慈善事業,由於公開的禮拜,由於大家參加公共的聖禮,所以似乎要求一切都要在一起;但是中國的禮教似乎是要求一切都要隔開」。(第314頁上冊)「我們已經看到,這種隔離一般是和專制主義的精神相關聯的;我們從以上的一切可以了解,君主政體以及一切寬和的政治同基督教是比較能夠合得來的,原因之一就是如此」。(第314315頁上冊)

對於中國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能夠牢固和持久所使用的統治術,孟德斯鳩所作的論述十分深刻,他說;

「中國的立法者們認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帝國的太平。在他們看來,服從是維持太平最適宜的方法。從這種思想出發,他們認為應該激勵人們孝敬父母;他們並且集中一切力量,使人恪遵孝道。他們制定了無數的禮節和儀式,使人對雙親在他們的生前和死後,都能克盡人子的孝道。要是在父母生前不知盡孝,就不可能在父母死後以應有的儀式來敬奉他們。敬奉亡親的儀式,和宗教的關係較為密切;侍奉在世的雙親的禮節,則與法律、風俗、禮儀的關係較為密切。不過,這些只是同一個法典的不同部分而已;這個法典的範圍是很寬廣的」。(第315頁上冊)「尊敬父親就必然和尊敬一切可以視同父親的人物,如老人、師傅、官吏、皇帝等聯繫著。對父親的這種尊敬,就要父親以愛還報其子女。由此推論,老人也要以愛還報青年人;官吏要以愛還報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愛還報其子民。所有這些都構成了禮教,而禮教構成了國家的一般精神」。(第315頁上冊)「這個帝國的構成,是以治家的思想為基礎的。如果你削減親權,甚至只是刪除對親權不是尊重的禮儀的話,那麼就等於削減人們對於視同父母的官吏的尊敬了,因此,官吏也就不能愛護老百姓了,而官吏本來是應該把老百姓看做像子女一樣的;這樣一來,君主和臣民之間所存在的愛的關係也將逐漸消失。只要削減掉這些習慣中的一種,你便動搖了國家。一個兒媳婦是否每天早晨為婆婆盡這個或那個義務,這事的本身是無關緊要的。但是如果我們想到,這些日常的習慣不斷地喚起一種必須銘刻在人們心中的感情,而且正是因為人人都具有這種感情才構成了這一帝國的統治精神,那末我們便將了解,這一個或那一個特殊的義務是有履行的必要的」。(第315316頁上冊)因此,「中國的立法者們有兩個目的。他們要老百姓服從安靜,又要老百姓勤勞刻苦。因為氣候和土壤的性質的關係,老百姓的生活是不穩定的;除了刻苦和勤勞之外,是不能保證生活的」。(第316頁上冊)「當人人服從、人人勞動的時候,國家的處境就是幸福的了。由於需要或者也由於氣候性質的關係,中國人貪利之心是不可想象的,但法律並沒想去加以限制。一切用暴行獲得的東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術數或狡詐取得的東西都是許可的。因此,讓我們不要把中國的道德和歐洲的道德相比較吧!在中國,每一個人都要注意什麼對自己有利;如果騙子經常關心著自己的利益的話,那麼,容易受騙的人也就應該注意自己的利益了。在拉棲代孟,偷竊是准許的;在中國,欺騙是准許的」。(第316頁上冊)

孟德斯鳩這種對於中國式權謀和狡詐的精妙解讀,被後來中國政治家解讀為「政治智慧」而這種實用主義的智慧在中國政治歷史和對外關係史上屢見不鮮,是公然對於現代法治規範下的契約精神及商業誠信的道德信條的無視,而陷入實用主義泥沼,以小智巧替代了大智慧,以小奸詐毀掉長遠的戰略利益,這就是商業誠信精神和法治規範的缺失,而替代於帝王的權術和政治上欺詐,軍事上的掠奪。這就是因為為什麼,商鞅、韓非等法家帝王術、陰謀論、愚民馭民權術長期在中國宮廷和官場流行的弊端所在。由此可見,孟德斯鳩對中國專制社會及其特點的論述可謂是具有經典性的切中要害。

在此,孟德斯鳩再次強調了氣候、地理環境對於國民性格形成和國家制度誕生所起到的決定作用,強調了東西方不同的氣候和地理環境所造成國民性格和政治體制的差異性。

在談到「亞洲的奴役」和「歐洲的自由」另一個自然原因時他指出(見《論法的精神》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78頁)

在亞洲,人們時常看到一些大帝國:這種帝國在歐洲是絕對不能存在的。這是因為我們所知道的亞洲有較大的平原、山嶽和海洋所劃分出來的區域要廣闊得多;而且它的位置偏南,水泉比較容易枯竭;山嶽積雪較少,河流不那麼寬闊,給人的障礙較小。

在亞洲權力就不能不老是專制了。因為奴役的統治不是極端嚴酷的話,便要迅速形成一種割據局面,這和地理的性質是不能相容的。

在歐洲,天然的區域劃分形成了許多不大不小的國家。在這些國家裡,法治和保國不是格格不相入的;不,法治是極有利於保國的;所以沒有法治國家就腐化墮落,而和一切鄰邦都不能相比。

這就是愛好自由的特性之所以形成;因為有這種特性,所以除了商業的規律與利益而外,每一個地方都極不易征服,極不易向外力屈服。反之一種奴隸思想統治著亞洲;而且從來沒有離開過亞洲,在那個地方一切歷史里,是連一段表現自由精神的記錄都不可能找到的的,那裡,除了極端奴役而外,我們將永遠看不見任何其他的東西。

在談到東方帝國首都建設時孟德斯鳩說:

從剛才所說,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就是:對一個大國的君主來說,正確地為他的帝國選擇首都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如果他把首都設在南方,就有失去北方的危險;如果他定都於北方他就會容易地保有南方。我談的不是特殊的情形。機器常常有許多磨擦,使理論上的效果發生變化或延遲;政治上也一樣。

孟德斯鳩上述論述,對於東方專制社會對於法治、自由的缺失所造成的對民眾的奴役以及大國首都的選擇,也是十分符合中國實際的。而西方封建制度的逐步瓦解除了商業文明的興起,導致人身依附關係在平等貿易基礎上為契約精神所替代,同時太陽王路易十四一統帝國的建立,基本枚平大領主貴族的封建貴族政治,而形成專制王朝,也正是在這種大一統帝國中,揭露專制黑暗、反抗專制的呼聲,才在啟蒙運動思想家的論著中滋生出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口號。而成熟的封建大一統帝國的誕生中國卻比西方要早許多,從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以後兩漢到隋唐、宋元、明清大一統專制帝國隨王朝循環而在改朝換代中交替順延著,而且帝國統治不斷地精細化而至極端。其首都從咸陽到長安、北京等等幾乎都是建立在北方。除了王朝式微,管制能力下降,首都才南遷,比如南北朝到三國魏晉時期以及六朝到北洋軍閥分化到民國肇始時期始終未完成國家的統一。

作為啟蒙思想家精神遺產的繼承者馬克思,對於中國典型的「亞細亞」生產方式造成王朝的循環的更替有著極為經典的論述。義大利學者翁貝托•梅洛蒂教授在《馬克思和第三世界》(見商務印書館19811月版第59頁)中指出,馬克思關於東方專制主義亞細亞生產方式來源的思想:

來自於啟蒙運動思想家們,特別是來自於孟德斯鳩,他對馬克思和同時代的法學界文化人士都是聲名卓著的,馬克思最早期的著作中就時常引述他的話。雖然黑格爾無疑提供了最初的主要啟發。馬克思自己也知道並承認黑格爾本身的來源是法國和英國的的啟蒙運動。最後的影響來自於英國的經濟學家們,當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流亡在倫敦的時侯曾經以很大的熱情專心研究過他們的著作。

簡言之中國和歐洲社會之間的重要區別就是「在中國,沒有像英國那樣的世襲貴族制、封建國家、甚至任何對於財富的依附;最高權力習慣上就是由君主行使的。」(黑格爾)

馬克思當年受到摩爾根《古代社會》的影響,曾經提出歐洲社會的歷史演化:無階級的原始社會、以奴隸為基礎的古代社會、以農奴為基礎的封建社會、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最後是未來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五階段論。到前蘇聯時期經過斯大林御用學者的闡述卻成人類社會發展普遍適用的真理,這一理論當然會影響到後來的社會主義各國。

馬克思恰恰根據孟德斯鳩對於人類社會發展受到地理氣候自然環境的影響,因生產方式的不同社會發展是有區別的。因而馬克思對於亞洲社會提出了在奴隸社會轉變過程有著亞細亞社會的長期存在,也即奴隸制殘餘君主專制體制的長期存在,並在王朝循環中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反覆出現。馬克思曾經堅定地回答那些把他的理論教條化的人說:

「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帶給我過多的侮辱」

(馬克思:187711月《給<祖國紀事>雜誌社編輯部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頁)

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主要是由於為高山和海洋與世界隔絕的廣大平原地區受到水患的影響,而需要一個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集中全部的人力財力開展水利工程和建造阻隔外部入侵的長城維持帝國的穩定。如同第一個有史料記載的夏王朝的大禹治水和秦始皇修長城,這些都是龐大的社會工程,用現代的語言表述就是集大權辦大事而造成帝王的專制獨裁。

中央王國所處的地理位置和生態環境正是馬克思主義上的典型亞細亞社會的地理環境。誠然中國文明儘管有著相當強的生命力和擴張能力,但總是限制在那個遼闊的領土之內。歷史發展表明,早在公元前兩千年的殷商時代亞細亞的專制主義就在形成之中。在河南省北部的城市,即殷商王的京都,考古發現在村社之上有著一個更高的統治集團,定期接受朝貢,具有典型的亞細亞特點。但是直到後來的周朝之後(公元前1122221年),這一制度才獲得充分發展。原始的諸侯貴族分封統治轉化為財政官僚的統治,並發展出一種機能性的儒家大一統尊卑有序和法家專制君主獨裁相結合的意識形態,在這一意識形態之下,是完全建立在對民眾實行無條件統治基礎之上的,絕不是平均主義的那種社會秩序,就成了那種猶如自然法則那樣的幾乎天經地義的社會政治制度。秦始皇及其王朝(公元前221年至207年)通過一些重大改革而完成了中央集權過程,把貴族們重新置於控制之下,但是不久秦帝國就被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推翻,繼任的漢朝(公元前206年至200年)實行國家控制土地和奴隸,從而鞏固了制度。

母庸質疑,在中國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早期階段帶來了超過以往的的生活條件的巨大進步。人們從單單以土地佔有的為基礎的經濟中解放出來,進而把大自然置於人類控制之下,新的農業耕作方式的採用激發了各種不同領域的創造和發明,還有形形色色的宗教和哲學。但是在那個生氣勃勃的富有創造性的最初階段后,實行亞細亞生產方式結果卻阻礙了中國社會發展達二千年之久。這不是說那個時代在那裡沒有發生各種形式的變革,因為中國存在這動亂不定的王朝更迭、反叛、入侵、分裂和統一,乃至出現真正的社會衝突,但是這一切都是馬克思稱之為「浮在空中的」政治領域中發生的,對那個社會的實際權力基礎從未有多大的損害,也從未有推翻歐洲人所謂的官僚階級、大小官吏,並把他們從據有的權力地位、社會特權和對文化與意識形態的壟斷控制位置上趕走。如同使他們定型的生產方式一樣,從中國第一次統一到十九世紀的數千年歷史中,階級關係大體上仍保持不變。

因此,中國社會與其說是穩定的,不如說是靜止的,但是那些時間發生的「革命」既是那個制度有力量的方面,實際上又有強力的保守影響。萬變不離其宗。甚至十九世紀的太平天國起義,可以用馬克思這段話描述「在這次中國革命中奇異的只是它的體現者。除了改朝換代之外,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沒有任何口號。」

而打破這種超穩定缺乏創造能力的社會結構,不得不等待外部的野蠻活動,也就是英帝國的槍炮和火力強制打開中國封閉的大門,向世界開放,中國才能被動地融進世界體系,期間當然也有著迂迴起伏的跌宕起伏。馬克思在《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一文中指出:

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並且使這一切都服從於最先進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侯,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像那樣,只有用人頭做酒杯喝下甜美的酒漿。

馬克思譴責鴉片戰爭背後的貪婪無厭,但是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強調資本主義滲透打開中國大門的「進步」性:

與外界完全隔絕曾經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在英國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就必然要解體一樣。

這種外國工業品的輸入,對中國工業也發生了過去過去對於小亞細亞、波斯和印度的工業所發生的那種影響。中國的紡織業在外國的的這種競爭之下,受到很大痛苦,結果就使社會生活受到了極大破壞。

因此,鴉片就自相矛盾地逐步把中國從亞細亞長眠中催醒:

中國連綿不斷的起義已經延續了十年之久,現在已經匯合成一個強大的革命,不管引起這些起義的社會原因是什麼,也不管這些原因是通過宗教的、王朝的還是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推動了這次大爆炸的毫無疑問是英國的大炮,英國用大炮強迫中國輸入名叫鴉片的麻醉劑。

這就是西方列強通過軍事強力或者殖民手段摧毀亞細亞生產方式,輸入先進生產力改變落後生產方式被恩格斯稱為「文明進步的一項重要和幸運的事件」(恩格斯的話,刊載於《北極星報》)

鴉片戰爭打開了向資本主義世界通商的大門,而資本主義商業就像通常發生的那樣造成了其他種種結果,而是建立在擴大海外市場市場之上的血腥暴力,本身帶有強制的不平等性,但是就市場交易而言最終將導致平等的主體確立和保障公平公正交易的民主和科學法治精神的形成,及其政權內部三權分立相互制約的政權結構形式的輸出,而不僅僅是船堅利炮的先進工業體系和商業交易規則,還有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這些都是因循守舊的顢頇帝國君主和官僚們所一時無法理解的。

201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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